2010年十月，第七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在台中舉行。在這寂寞，但珍貴的記錄片藝術活動中，eRenlai無役不與，除了參與雙年展的工作外，也提供了短片、紀錄片和採訪影片。雙年展的聲望，使它得以邀請來自北美、歐洲和亞洲最好的紀錄片製作人員，包括製片、導演、編輯和攝影師，但它當然也沒有忘記台灣自己的記錄片市場，包括邀請許多工作坊進駐、舉辦演講以及頒發台灣獎(the Taiwan Award)

片名︰一個女人與五本大象
導演︰Vadim Jendreyko
發行︰法國 Nour Films

堪稱現今德譯俄語文學第一把好手的Swetlana Geier，1923年誕生於烏克蘭首府基輔（Kiew），原名Swetlana Iwanowa。

「奇拉．塔西米克的電影都和記憶的創建與銷毀有關，他的作品以一種批判卻同時具有創意的方式，思考著在國家的歷史中，什麼是必須保留給後代，重要而有價值的記憶和事件。」

多元文化呈現和多元記憶保存是海蒂．哈妮曼（Heddy Honigmann）多部紀錄片背後，共同的拍攝動機。透過豐富的視覺元素和曲折的敘事步調，哈妮曼的紀錄片為觀眾展示了隱藏在我們週遭的美麗人性。

該如何辦呢？從未看過「藝霞歌舞劇團」的薛常慧在企畫此紀錄片時，日想夜想的其實是想親眼看看當年藝霞的表演實況。這個念頭揣在心裡始終放不下，終於薛常慧提出了企畫案，「我們來重建當年的表演實況吧！」這個重建記憶的構想立刻引起『霞女』的熱烈回響。

曾經蔚為風潮的「藝霞歌舞劇團」，解散廿多年後，就因為拍攝紀錄片重出江湖，「一碗外省麵（陽春麵）兩元半，藝霞一張門票欲要兩百五十元。」共同追憶當年盛況。霞女們卯上全力，在高雄市勞工育樂中心進行舞作重建表演，實況展現當年華麗的歌舞場景。她們自身因此興奮不已，樂於分享回憶以及重建記憶的喜悅。

薛常慧說：「利用紀錄片重建記憶是一種弔詭！」

筆者問：「所以薛導是以劇情片的方式來拍攝紀錄片的舞作重建表演？」

薛常慧說：「『紀錄片是真實的』這是一句緊箍咒，我在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就讀時，課堂上最常討論的爭議就是紀錄片的真實性。當時有位學姊就拍了一部『五位死者的證言』的紀錄片，以對抗緊箍咒。紀錄片必須真實？其實影像只要經過剪接，即『非真實』。譬如被喻為第一部具有真實紀錄意義的紀錄片《北方的南努克》，也是『重建真實』。」

「我是在就讀台大人類學系時，開始喜歡紀錄片。紀錄片對我來說，是復古也是考古！這次藝霞的紀錄片也是因為無法考古，無古可考，所以得重建舞作。

只不過這次的體驗，讓我學到，重現歷史記憶是超高難度的工作！」

編按：《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是Robert J. Flaherty在1922年製作監督的紀錄片。此片記錄北極圈愛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Robert J. Flaherty以他的朋友南努克一家為中心，呈現愛斯基摩人在極地上的生活面貌，例如與白人的毛皮交易、冰天雪地中捕魚、獵海象等等。雖然這部影片曾經使用「演員」，由於含攝紀錄者與被記錄者互動經驗的「真實」樣貌，成為民族誌紀錄片的典範作品。

照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本文亦見於2010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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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怎麼樣……嗯……怎麼可能，那小柔你把那張函傳回來給我，我置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他就不要乎伊轉出去，對……所以，沒關係，我來跟勞委會argue，你把公文傳回來給我，然後，上面有勞委會的連絡人嗎？……文號上面有沒有勞委會發文的連絡人？……沒有註明連絡人是誰啊？……沒關係你先傳回來給我，讓我來處理，你說她現在已被仲介接走，找到工作，可是需要三方合意，找到原雇主答應。可是原雇主要求她，得先撤銷對原雇主的告訴，原雇主才願意答應讓她轉出去，OK，好，那你把新仲介的電話一起抄給我，好，bye bye。」

陳素香導演正要回答記者提問，又被電話打斷。

「秀蓮現在不在……你要不要留電話給我……我沒法度回答，不然你晚一點再打電話來，因為她現在應該是在勞工局開會，開協調會吧。對啊，我們待處理的案子很多，那麼請給我你的電話好嗎？你是仲介公司嗎？喔，你是雇主那裡喔……如果你不願給我你的電話，那你就再打電話吧……」

陳素香導演掛上電話。

「為什麼需要三方合意呢？……啊！我們剛剛講到《T婆工廠》紀錄片的集體記憶……對不起，你可以繼續發問……」

「剛剛提到『集體記憶』，陳導的看法是？」

「我們的社會根本就是對『移工』集體失憶，台灣號稱先進國家、文明國家、人權國家，卻把移工當奴隸對待。所有台灣人對移工視而不見，台灣人根本就是選擇集體失憶……」

陳素香說：「我拍攝紀錄片就是為了要控訴，揭發真相，讓觀眾知道台灣對移工的壓迫及殘酷。」

陳素香並不是專業的紀錄片工作者，她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理事長，在接受申訴案件時，同時肩負扛攝影機的責任，在記錄抗爭活動的過程中，竟發現小小的工廠就含藏了七對的T婆。雖然這七對T婆移工的愛情故事是影片的主要情節，陳素香說：「決定拍成紀錄片時就決定用愛情故事來當抗爭的軟化劑，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其實最想說的是，在台灣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情形下，移工根本就是奴工。」

照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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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照緹說：「我邀了幾個朋友看試片，燈亮之後，我發現每個人都是臉色蒼白，驚愕不已。一個朋友終於擠出話來：『我的廚房剛熬了一鍋牛肉，不知道回家以後是不是還能吃得下去！』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太殘酷了，讓觀眾看見如此真實殘酷的一面。」

紀錄片工作者也有自己的倫理價值判斷，賀照緹在剪接最終的殘酷畫面時，一直處於慎重考慮的心情。她也想過「必須要安撫觀眾」，使用動畫來隔絕真實，讓觀眾聽見宛如安魂曲般的配樂。而且，這部紀錄片總是出現長鏡頭，刻意與人物保持距離，企圖呈現作者的客觀性，這般冷靜的調性是作者理性思維的結果。

賀照緹表示：「我拍片的動機主要是希望改變，希望人間有所改變。我和某些始終堅持自己觀點的作者不同，我十分重視觀眾的感受，因為沒有觀眾，作品就不存在。我也會盡全力保護被攝者，這是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必要倫理。」

九月十五日，賀照緹在自己的部落格貼了文：「《我愛高跟鞋》快要在公視播出了，播出前接到通知，部分畫面過於血腥，要求噴霧處理。」

當紀錄片工作者的倫理判斷與公視的倫理判斷發生歧義時，紀錄片工作者往往成為獻禮的活祭品。

賀照緹笑著說：「我被公視倫理了！一開始我會感到憤怒，現在不會了。因為公視是普級電視台，為了顧及兒童可能受到殘酷畫面的不良影響，為了尊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我選擇讓步。」

紀錄片工作者必須擁有一顆開闊的心，賀照緹如是說。

照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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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時的記憶總令人津津樂道，而你（妳）是否曾思索過：返航以後才是旅行的開始？旅行時其實無暇記憶，只有在回程時，記憶開始沉澱、沉澱、去蕪存菁……只有在回顧時，浮光掠影的記憶乍隱乍現，益加彰顯人情世事的真實與感動，這正是《乘著光影旅行》導演姜秀瓊對旅行記憶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