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鈺 (Liu Yan)

沐鈺 (Liu Yan)

原名劉燕,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基督教文學研究出版《艾略特》、《現代批評之始:艾略特詩學研究》、《〈尤利西斯〉:敘述中的時空形式》等專著,並從事散文、詩歌的創作。

週一, 16 五 2016 14:51

與綠色華林同行

撰文∣沐鈺

圖片提供沐鈺

小汽車在八月酷暑的燒烤下,一路顛簸在蜿蜒曲折、陡峭不平的山路上,我們被悶在裡面一個多小時了,驕陽似火,汗流滿身。

什麼時候才能到華林呀?女兒很不耐煩地瞪著我。

拐過這個大彎,路過一個石橋,就到了。我驚喜地說:快看,橋下低凹邊的那棟老屋,就是爺爺的家!

很快,汽車轉過一個陡坡,停在了家門口。白髮稀疏的大伯站在那裡已經等候多時了,他咧著嘴,笑容可掬,露出僅剩的兩顆門牙。爺——爺——,十歲的女兒在我的催促下,有點羞怯地喊了一聲。對她而言,這個爺爺實在太陌生了,雖然在她兩歲的時候見過一面。我的父親家裡有三兄弟,自小父母雙亡。排行老二的父親和叔叔老三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留下唯一高夀的大伯。對我來說,他就是我的父親,就是孩子最親的爺爺。

八年未見,八十五歲的大伯衰老了許多,尤其是兩年前伯母去世後。現在,他寧願一人獨居在這棟顯得破舊頹廢的老屋,每日種菜養雞,在寂寞孤單中度過餘生,也不願意搬到華林鎮和兒子一家住在一起。或許是老屋已經成為他生命的庇護所,他喜歡居住在山腳下這塊熟悉親切的土地上。

我告訴女兒,我小時候就常住在這棟依山傍水的磚瓦木房,後來讀書離開這裡,也經常會在寒暑假來探望特別疼愛我的伯父伯母。

又髒又破,地上都是雞屎狗屎,到處是蒼蠅,真臭啊。女兒有點恐懼地躲著屋裡亂竄的雞狗,一邊跳著走路,一邊驚叫道。我的女兒從喧鬧繁華的北京來到一個偏僻的小村,她實在無法理解這裡的環境,不過這麼難聞的奇怪氣味卻令我嗅到鄉土的氣息與兒時的溫馨,恍若從籠中飛出的小鳥,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溫馨與愜意。

一條清澈的小溪從門前流過,我和女兒拿了盆和網,赤腳下水撈魚。蔥鬱的水草邊,蓮藕蒲扇般的大葉上閃動晶瑩的水珠。一頭老黃牛在悠閒地啃草,兩頭小牛犢用驚恐的眼睛瞪著我們,似乎不滿意我們的打擾。蟬聲嘶啞著,橋洞下的陰涼驅逐盡盛夏的熱氣。雖然沒有撈到一條小魚,但女兒還是興奮不已,在水中的泥巴和軟沙中流連,遲遲不肯上岸。這一時刻,人到中年的我在她身上恍若看見兒時的自己——那個對自然充滿好奇心的純真無邪的小姑娘。

雖然大伯年事已高,眼花耳背,他卻以驚人的速度殺雞切菜,在煙薰繚繞的廚房弄出一桌菜,讓我們吃上一頓真正具意義的飯。大部分吃的東西都是他老人家勞動收穫而來。

午飯後,在大伯的引領下,我們一起來到我的出生地——距離此處兩里路江西高安華林鎮。

在北京工作多年,多年未回到這裡,一切變得令我瞠目結舌,與我長期的印象相距甚遠。20世紀50年代末——半個多世紀前,父親因言得罪,成了右派,獨自下放到當時閉塞落後的華林農場,進行勞動改造。不久,他的哥哥——我的這位伯父也在鎮子上的鋸木場找了一份工作,有了親人在身邊,我的父親有了牽掛。因為他想不通自己犯下的錯誤,多次想要自殺,是大伯時刻看守著他,勸導他,才得以度過難關。

如今,鋸木廠的原址變成了一堆廢墟——到處是淩亂不堪的木條瓦礫,許多熟悉的老屋全被拆除了。伯父說,這裡要改建為商品樓,賣給老百姓。果然,不遠處,聳立起一棟棟正在建設中的居民樓。但令我十分不解的是,街上人煙稀少,兩邊的商店冷冷清清,幾乎見不到幾個顧客,一幅蕭條冷落的景象。只有一些老人、婦女在街邊的大門口乘涼、閒談,孩子們在打鬧玩耍。看見陌生的我們踟躕走過,他們都以奇怪的眼神審視著,好像我們是天外來客。

年輕人都去城裡打工了,這裡就剩下老弱病殘。大伯的臉上流露出無限的感傷和無奈。我知道,他的一個孫子和一個孫女到上海打工多年,只有過年時才能回家一趟。不久前,他們竟然把不到一歲的孩子丟給年過半百的父母養育,可想見一家人的難處。隨著商業大潮的洶湧和市場經濟的擴張,農村強壯的勞動力都被吸引到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問題在於幼小的嬰兒一出生就離開了父母的懷抱,這種無情隔膜的生活方式不是在毀滅我們的家庭以及我們的後代嗎?他們的教育和未來將面臨著怎樣的困境?據大伯說華林中學的高中部已停辦多年,眾多初中生也棄學,早早地外出打工。往昔熙熙攘攘、熱熱鬧鬧的華林鎮已不復存在,像是被現代文明遺忘的一處廢棄地,悲哀地沉默著。

沿著小鎮空蕩蕩的唯一的主路,來我的出生地和曾經的居住地——華林衛生院。乖女,你知道嗎?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姥爺,被打成了右派,從縣城下放到這個山溝溝來勞改。後來,文革前夕,你姥姥也從縣城,被發配到這裡,當了一名赤腳醫生。我就是在這鎮上的衛生院出生的。那時文革剛剛開始。我指了指眼前一棟修繕過的三層樓房。

右派文革下放都是什麼意思啊?為什麼姥爺姥姥要從城裡搬到農村,你看,現在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呢!」女兒不解地問道。

因為你的姥爺說錯了一句話,被人高發,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你的姥姥出身地主,屬於黑五類。他們都是要被改造的問題人物。下放,就是把他們這一類有問題的人從城裡發配到農村,通過艱苦的體力勞動,接受貧苦人民群眾的思想改造。等你長大了,你就會明白的。我試圖用平靜的語言說清楚這一段慘痛的歷史——雖然年少的女兒現在還無法明白,但如果這段慘痛的歷史不被傳達不被記錄,豈不忘記得乾乾淨淨?如果我們父母所經歷的創傷不揭示不醫治,哪些變形的黑暗幽靈豈不依然壓迫著我們的夢魘,讓我們的身心不得安息?

我帶著女兒走進醫院裡面,尋找兒時的足跡。地基依舊,幾棟樓都重新修建,可再也找不到記憶中的蹤跡。小時候,我總覺得這裡非常空曠,許多的房間任憑孩子們跑來跑去。母親當年是衛生所的赤腳醫生,常年跋山涉水,步行幾十里路,到山溝中的各處村子去巡視,接生了許多嬰兒,解除了很多人的病痛,被農民們視為他們的救星福星。後來,她卻為此卻染上風濕性關節炎和心臟病。退休不久,腿部關節變形,已成為半殘人。父親的身體也因為年輕時過度勞累被拖垮,在中風癱瘓八年之後,不到七十就離開了人世。說起那一段艱辛勞碌的生活,那一代人的精神分裂與鬥爭暴虐,母親多次老淚縱橫,青春歲月轉眼變成了她額頭揮之不去的皺紋和白髮。

像我這麼小的時候,你們都做些什麼呀?看見我沉默許久,女兒好奇地問道。

我最喜歡和小夥伴在附近的蘆葦裡、溪流邊或者山坡上玩耍,我們躲貓貓,爬山涉水,攀登枝椏,掏鳥窩,還去拾穀穗,撿柴火。那時候,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去學校做義務勞動,用山上摘來的蘆葦做掃帚,還要為學校建房子挑土石,為農地施肥,撿麥穗。義務勞動特別累人,幾乎沒有學習的時間。天呀,這就是我無知無邪的少年時代嗎?

真羡慕你們,多自由自在啊,不像我們整天被悶在教室裡,天天做作業,小考大考的,老師也不讓出去玩。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清楚女兒的苦楚以及現在應試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可是我們那一代孩子的苦楚與耽誤又是誰的錯呢?我們不僅沒有什麼書讀,而且整天憶苦思甜,饑腸轆轆,隨時準備要投入對敵作戰的恐慌與緊張中。當各種政治風暴與敵我仇恨喧囂不止,父母在家裡為彼此的階級立場劃清界限的時候,年少無知、孤獨無助的我只好悄悄跑出家門,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奔跑在田野山中,遊蕩到黑夜降臨。所謂的回家成為迫不得已的事,因為我最害怕的是父母因為不同的階級立場爭吵不已,拳頭相擊。

多年之後,我才明白所謂文革十年浩劫的悲劇意味。我才恍然大悟,正是華林這個偏僻的窮鄉僻壤,以其深邃、寬廣的神奇之美保護了我,養育了我,使得我這顆風雨飄搖中的小草不至於被完全踐踏蹂躪。當不可理喻的暴力橫掃一切,幼小童真的世界被冷漠與仇恨所撕裂傷害的時候,正是華林以其不可思議的美輪美奐開啟著我愛美的眼睛,以其悠久不變的寧靜和豐厚溫暖著我求知的心靈。春天,遍山紅豔的杜鵑和奇花異卉,布穀鳥聲響徹空穀,碧綠茂盛的森林溪水潺潺;夏天,蟬聲綿延不絕,依山而建的梯田稻浪滾滾,螢火蟲在星空下飛來飛去;秋天,碩果累累,山中的毛栗、板栗、榛子餵飽了饑渴的腸胃,當金色的田野稻穀飄香,我們去地裡撿拾麥粒和花生、黃豆(交給學校或公社,偶爾偷偷地充饑),或者為掙得五分錢而挑沙擔石;白雪皚皚、寒氣襲人的冬天,我們圍著柴火取暖,聽老人講述遙遠的故事,依傍著大地靜謐的節奏沉沉睡去。那時候,在山中採摘收穫,在原野奔跑追逐,覺得在溪水裡捕魚蝦快樂美好,甚至是幸福的——沒有大人們永不休止的爭吵,沒有老師們聲色嚴厲的教訓,沒有喇叭裡嘰哩呱啦的政治口號,唯有四季的不同景色神奇地變幻著,流雲與藍天、朝霞與霧靄、星空與遼遠的夢…

媽媽,這裡的環境真美,山清水秀,夏天是這麼涼快,我都不想回北京了,要是我們在這山腳的溪水邊蓋一座房子,多享受啊!天真的女兒嚮往著大自然,嚮往著自由自在的嬉戲,就像兒時的我一樣。然而,現在中國的大多數孩子們卻被囚禁在教室裡,做著永遠也完不成的功課和無數試題,囚禁在城市車水馬龍的喧鬧與高樓大廈的水泥圍牆中,遠離了自然山水,遠離了綠色母親。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從一種不幸又墮入另一種不幸,我們的生活從一個悲劇走出來卻又陷入了另一處悲劇?為什麼我們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與生命的幸福?難道大自然不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不是我們最淵博的書本嗎?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詩:

每當我看見天上的彩虹,

心兒就激烈地跳動。

我年幼的時候就是這樣,

現在成人了依然是這樣,

但願年老時仍然是這樣,

要不,就讓我死亡!

兒童既然是成人的父親,

我就希望對自然的敬愛

把我的一生貫穿在一塊。

幸運的是,對自然的敬愛貫穿了我的童年時代,我希望它也貫穿我的一生(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就像當年華茲華斯遠離塵囂,徜徉在英格蘭西北部美麗的湖濱一樣。幾年前,我才瞭解到華林也有這樣一群先輩文人,他們在這塊風水寶地創立著熱愛自然和隱居山水的田園文化。

據說,秦代的有幸氏從山西雁門關遷徙到高安華林山西南麓,在三面環水處依山而建洪城村。唐中期曾任國子監祭酒的幸南容(746-819)於西元790年辭官回洪城村後,在洪村西面桂岩闢地百餘畝,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私家書院——桂岩書院,求學者絡繹不絕。這間書院延續千年,培養無數英才。但不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大修水庫的風潮下,這處華夏書院的發祥地、古老的耕讀家園竟然被深水無情地淹沒,靜臥在上游水庫的底下。如今只有山坡上的殘牆斷瓦和古藤老樹訴說著祖輩的悠久文脈和對自然的虔敬之情。

後來,我在宋代大詩人蘇軾的一首詩中見證了華林的神奇魅力與悠久古老的耕讀傳統:

曾過華林書院來,芙蓉洞口荔枝階。

藏書閣府瀠溪水,洗硯池邊滑達苔。

憑遠樓中朝對弈,挹清館內夜銜杯。

八方亭外五株桂,歲歲秋風一度開。

當我把這些陳年往事一一告訴女兒的時候,她似懂非懂地說:我也喜歡上綠色搖籃,以後我要再來華林玩。

省親返京後,女兒把華茲華斯和蘇軾的詩認真地抄下來,寫下了一篇動人的遊記,還把自己拍攝的華林美景貼在學校的布告欄中。

華林之行,讓我們深深地體悟到文化傳統的承傳來自我們與祖輩的一脈相傳,來自於萬物生生不息的永恆之美與創造力。

綠色華林——願我的一生與你同行!

文寫於2011年夏。2016424日下午三點,文章中提及的我的大伯去世,享年90歲。特以此文紀念親愛的大伯,願他安息故土,永享庇護。——作者

週四, 10 三月 2016 09:20

劉燕與中國當代藝術家楊佴旻的對談

訪談對象:楊佴旻(中國當代藝術家,以下簡稱楊作品∣《晨光

訪談人:劉燕(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以下簡稱劉

劉燕教授在2014-2016年間,從跨界、跨境與跨越三個視角,對楊佴旻博士進行訪談,涉及到藝術家的成長歷程、故鄉情懷、彩墨畫創作、跨界書寫、跨境遊歷、超越自我、對中國現代藝術的現代反思等方面。

劉:我依然記得我們在2014年相識的場景,當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跨文化研究院胡繼華教授邀請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為研究生做了一次有關中國當代藝術及個人的藝術創作方面的講座,深受年輕學子的歡迎。通過你展示的影像作品,我第一次接觸到色彩繽紛的新水墨畫作,為之吸引。我想主要原因是我自己從事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對西方油畫,尤其是現代繪畫較為熟悉,因此當我見到用中國水墨創作出具有西方油畫效果、光影色彩又有中國藝術意境的畫作時,感到十分驚詫,好像在中國水墨中也看到莫内、雷諾瓦、馬蒂斯、夏加爾等畫家筆下的絢麗色彩。《安德魯博士》、《安德魯夫人》(2001) 以及《以塞尚作品為藍本的靜物》(1993)、《梅瓶》(2015)等水墨畫竟然具有油畫的色彩、構圖和情趣,這給予觀者既熟悉又陌生之感。我認為在中國與西方的繪畫藝術之間找到了某種有趣而恰到好處的融合,可以談談是如何探索並創作出這種兼具中西審美意境的楊氏風格的彩墨畫嗎?如何理解你宣導的新水墨畫的現代性,它與傳統水墨有何根本不同?

楊:我認為,世界已經進入現代社會,色彩在現代生活中成為重要的元素。繪畫也不例外,我們的先輩在唐代之前,即以丹青命名繪畫,說明了的重要地位。只是到了宋以降才壓倒性地出現了水墨為之,讓繪畫語言落入黑白交錯的單一封閉體系中,這實際上侷限了繪畫的語言。如果不突破這種單一性,就難以讓中國丹青重獲再生。20-21世紀是一個不同文明、藝術傳統對話並相互交流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畫的現代發展進程雖然與日本相近,但革新方式卻不同。中國人在面對現代藝術思潮衝擊之時,總是難以產生一個共同對於新文化藝術現代化的價值觀,尤其是在對待傳統方面,中國畫的傳統往往混淆於當下,傳統與現代之間沒有明確的面相界限。我認為,只有現代化的中國畫藝術才可能引起世界矚目,在世界藝術中熠熠生輝。

對我而言,在走向水墨畫的現代化過程中,始終面對著三個方面的綜合傳統,一個是中國古典傳統,一個是西方現代傳統,還有一個是我個人的當下處境。一方面我堅持使用的是中國傳統的繪畫材料,宣紙、毛筆、墨、國畫顏料;另一方面我不拘泥於古代繪畫技法,力圖讓水墨畫還原於色彩,煥發出水墨畫色彩的本身特質。水墨畫一直以來就有色彩,只是原來人們不去用它。吸收現代繪畫的構成、情景與經驗;此外,我更需要表達的是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自己對於生命的當下體驗,對故土、同胞、家國、全人類,包括城市、地球環境在內的各個領域的關懷與思考。我尤其強調作為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家,我們超越國界和文化,超越自我,應該立足於現代視野,盡可能汲取各種思想資源,找到最佳組合,而不是固守傳統。永遠要記住的是,我們是現代人而非古人。

劉:也就是說,你傳統水墨畫進行了革新與突破,在繪畫風格上形成自成一體,即墨裡有色,色裡有墨,強調的是而非墨水,以彩色取代了筆墨,從而賦予中國畫以新的形態。你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當代美術界,有個被忽略的問題,是很多人對水墨畫的認知還停留在過去,他們認為水墨畫的材料是畫不出鮮豔色彩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美術批評家劉驍純認為從王維、蘇東坡、米芾以來的傳統畫家主要致力於攻筆,借鑒了書法用筆的許多東西,輕易不在上做實驗。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一些當代藝術家周京新、聶危谷、李津、劉慶和、谷達文等致力於水墨畫的攻水實驗,你也屬於其一。他認為你的貢獻在於解決墨和色之間關係,尤其是色彩的搭配與過度非常適宜:不強調書法用筆甚至拋棄書法用筆,不強調書畫同法而強調書畫異法,不拘泥中鋒用線,不理會一波三折、逆入平出、藏頭護尾等書法用筆規範,在強調筆墨力度時不拘泥線的力度。是否可以具體談談在你的水墨畫中,是如何處理之間的關係?

楊:正如劉驍純教授所言,20世紀以來,許多水墨畫的革新家如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吳冠中等,都在墨和色的平衡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林風眠先生就不受傳統的筆墨程式所束縛,將色彩融於水墨,在濃墨與重彩的交融中求得了和諧,雖然他開拓的這一條路還有待完善。吳冠中先生則喜歡淡雅的水墨畫,常以大面積的淡墨佈局,求取點的節奏、線的韻律、面的分佈,在不同的形式組合和建構中創造著意境之美,這種形式語言具有廣泛的溝通性與世界性。在當代中國,色彩豔麗的新水墨畫越來越多,新一代的中國畫家們正在以極大的人群與膽識推動著中國畫的現代化。我認為彩色水墨畫將成為水墨畫的主要形式,成為未來中國畫的主流。這與現代人的審美需求一致。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豐富多彩的現代化社會,怎麼可能一直固守在古人的黑白水墨畫世界裡呢?怎麼能重複古人做過的事情而不去創造呢?難道因為這種繪畫的名字是水墨嗎?成功的新水墨畫創作告訴我們,如果水墨畫家還不敢或者還不去嘗試彩色,那是他的個人選擇,而與水墨畫的材料無關;如果說存在問題,那不是水墨畫的材料有問題,而是畫畫的人有問題。我堅持認為21世紀的藝術獨特性必然以現代性為前提,而中外現代畫家的一個共同趨勢就是創作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意趣和視覺效果的藝術。

劉:中央美術學院的批評家邵大箴教授評價您的新型寫意水墨畫在革新傳統繪畫方面是做出了傑出貢獻會對我們全面繼承和發揚中國畫的傳統有啟發性的意義。南京大學美術院畫家聶危谷教授認為你探索的彩墨畫把徐悲鴻、林風眠、吳冠中開拓的這個重色彩的文脈接續起來,並向前推進了一步,他甚至稱讚你是彩墨畫的先覺者和拓路人。我很喜歡你畫中的強烈的對比色和補色,色與墨相互調和後的色調形成了既燦爛又柔和的效果,畫面力求簡潔單純,用墨敷色多用潤筆淡墨淡彩,但亦有重墨重彩畫龍點睛;大的體面多為無數複雜交錯的筆觸和相應的點線結構組合而成,積點線而染為體面,於有限中獲得無限。我猜想,如果我們的古人看到水墨竟然可以調出堪與油彩媲美的色調時,一定會感到驚訝不已。

楊:我毫不隱晦自己受到了西方現代繪畫的某種影響,專研過法國印象派和表現主義繪畫,也包括維亞爾的內景主義畫派和日本的浮世繪。但我認為一個真正的畫家,必須從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獲取滋養,中國水墨畫的材料毛筆、宣紙、墨就是我的傳統。我創作的水墨畫之所以加上一個,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往前推進一步,而非拘泥於古人的集體水墨規範。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條道路。我認為當代藝術家不應該盲目地崇拜傳統,固守已經成程式化的東西。帶著對現實的偏見而去重複那些遠離了時代和自己的生活的東西,藝術家的創作行為不是把古老的東西翻新。就水墨畫而言,如果僅是摹寫傳統所謂精華的東西,不做根本的創新,那麼這就是一種停滯,甚至倒退。傳統風格只是在過去的特定時間環境下形成的風格,是當下的過去式。眾所周知,並不是簡單否定傳統就能夠創造出新的藝術風格。如果是這樣,又怎麼解釋歷史和文化帶給我們的傳承呢?我們應用中華民族的傳統精髓,真實地表達現代中國的情景與經驗。

劉:我注意到,你喜歡用水墨丹青畫出茶杯、水果、花瓶、鮮花、蔬菜、座椅、小徑、樓房、海灘、女人、花園、廚房等系列靜物或普通人物肖像,選擇的角度十分日常化和生活化,筆調樸素而從容,令人想到法國畫家法安德列布拉吉利等人的風格和題材,而你善於以抽象的造型和明快的色彩描繪出詩意的情景,並賦予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靜物以活力和生命氣息。在《以塞尚作品為藍本的靜物》(1991)、《寂靜的天》(1997)雖然也採用了西方油畫的常用題材,但它們體現出的氣韻卻是東方的靜謐、唯美與樸素,在水墨的調色與線條的交錯方面體現出獨特的技巧,虛實相間,細膩而溫文爾雅,保持了中國畫的抽象寫意與抒情特色。此外,你的另一類繪畫則是帶有實驗性的內容和構圖,如《圓明園》(1987)中的廢墟呈現幾組幾何體,呈現在紅、綠、黑色的暗淡背上,突兀而令人遐思;《烏利雅斯泰夏日的一天》(1988)的構圖簡約,把黑白、虛實、恐怖與唯美融合一體;《德陪斯苔我》(1988)中空靈的殘月與飄忽的人影;《鐘聲》(1991)中的粗大圓木與淩亂的幾何構圖顯示出動靜皆宜的情景;《假日》(2002)則用大面積的黃色調營造出輕鬆、安逸的詩意氛圍。你是如何用水墨畫出油畫效果的色彩、光影或立體感,又把現代人的感情、思想和生命體驗融入到現代的水墨風格中?

楊:任何風格的形成,都是一套技法的成熟與完善,沒有誰可以用舊技法,創造新畫面。在藝術創作中,我一直堅持走自己的路,在藝術思想上願意以一種超越的態度對待中國、日本以及西方的不同風格的藝術。如果說80年代早期的繪畫我還停留在模仿學習階段,中規中矩,符合程式;那麼,從80年代後期開始,我力圖背離已有的技術,探索一種新的創作理念與技法,在不斷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我要畫出適合現代人審美趣味的畫作,並通過探索彩色水墨,找到一種新的技法來呈現我想要表現的畫面或境界,而非以畫點異地風情來吸引大眾的眼球其實塞尚畫的蘋果就是我們畫的蘋果,許多中國畫家也畫過圓明園等歷史遺跡,因此重點並不是題材物象的不同,而是我們的繪畫技術和思想的變化,迫使藝術家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探索新的表達語言與表達手段。我始終堅持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立足點,在對西方文化藝術進行深入研習後,以融貫中西的觀摩視角探究水墨畫的發展,以中國傳統繪畫的筆、色、墨、紙,描繪山川人物,世間萬物,從畫面感覺上呈現出東方特有的氛圍。我運用一種新的以線為基礎的造型,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墨色中用朱砂提亮、或先潑墨再破彩的墨與彩各自獨立、相互干擾的問題,使之獲得更大的包容性和新的生命力。

劉:比起你的靜物或人物畫作,我個人更喜歡你有關《太行山》的山水系列,因為這些描摹山水、故國風光的畫作呈現了中國特殊的地貌地形和歷史傳承,顯示出水墨在渲染山水之形態的特色,尤其是對色彩和氣韻的描摹出神入化。恰巧的是,最近我去了一趟太行山,為其野性、偉岸與雄壯所震撼。但顯然,不同於傳統的文人水墨畫(尤其是黑白二色),你筆下的太行山是絢爛色快的聚合與波浪般的線條起伏的交錯,帶有印象主義和表現主義的手法,同時深具中國山水畫的意蘊情趣和空靈,如《太行山》(2003)是深淺不一的紅色與灰藍色構成的山巒疊嶂;《七色太行》(2012)中起伏綿延的群山由不同的色快與形狀錯落而成,白色的光從色彩中流淌而出,似有中國傳統繪畫的空白之美;《春在太行(2014)中筆直多彩的森林與群山輝映,在縱深與水準、近與遠的空間的把握上,構成了一種有序的節奏;《太行秋色》(2014)是萬山紅葉掩映中的寧靜寺廟,充滿東方禪意之美。此外,《太行的早晨》(2012)、《太行深處》(2013)等展示了氣勢逶迤的北方山峰,而你竟然大膽地使用深藍色畫描摹太行山的森林,這好像把超現實主義帶入其中,而非寫實的現實主義。我感覺太行情結構成了你畫作的本土性與難解的故鄉情懷。你的組詩《太行靈山》是一首關於太行山的神話史詩,充滿著對故土的深情,其中寫道:所有的印記乳名裡的門戶植根我藏匿的棲息之所每一個毛孔和溪流連接著我的心臟連接著水車旁黃花藤蔓連接著西山頂上的蓄水池夢回太行山我獲取了靈動愛山人化土為山太行山的聳立是華北平原的密碼她的每一次召喚都是我力量的補給——抑或是致命咒語。那麼,太行山賜予了你什麼樣的靈動補給咒語?如何理解這片神秘而悠久的太行山地域風情和文化基因在你的創作、精神與靈魂上留下的刻痕?

楊:我出生地是河北省曲陽縣的一個小鎮。曲陽縣隸屬於保定市,東距保定60公里,南距石家莊70公里,北距北京200公里,地處華北平原西部,西依太行山脈。在古籍中,太行山被譽為天下之脊,如《列子》謂之大形,《淮南子》、《山海經》謂之五行山盤古山,《隋書地理志》謂之“母山、《太平寰宇記》謂之皇母山女媧山等。《括地志》提及太行數千里,始於懷而終於幽,為天下之脊。我很幸運成為太行山的兒子,故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一直滋養我的身心魂魄。我出生的小鎮有一個動人的名字靈山,這裡河流環繞,景色宜人。春夏秋冬,山色依次變化,滋養著我的眼耳或視覺聽覺。我跋涉在山水之間和大平原上,平原上的北嶽廟或山中的古代定窯讓我感受到這塊土地的厚重歷史。雖然後來我大多數時間在世界各地遊走,但兒時的記憶不離不棄。對我而言,太行山就是我的女神,五行的歷史賦予了我飛翔的七彩翅膀,賜予我永無窮盡靈感與精神的撫慰。正如我在《太行靈山》這首詩中的表達:太行山靈山我是一條飛翔的魚再遠也要回來——喝你溝壑裡流淌的甘泉;如果說我具有夸父追日的雄心壯志,那是因為有了太行山的甘泉,我在追逐太陽的過程中,才不會被熔化,或饑渴疲憊。可是令人心疼的是,由於現代化與城市化的衝擊,太行山的自然環境也日漸遭到破壞,不再保持昔日的純靜與豐美。每次回到故鄉,我都會遭遇到一種撕裂的疼痛。這也促使我越來越關注環境問題,用藝術形式促進人們思考現代化發展與生態保護的意識。

劉:你曾經提及,你的父親是一名工匠,由此你從小接觸到手工藝、繪畫和篆刻等,得到民間藝術薰陶,獲得了扎實的童子功,這對你後來的人生道路的影響如何體現的?你的母親和家人是否也讓你獲得了一種可以高飛的力量?

楊:故鄉的影響耳濡目染,刻骨銘心。尤其是我出生的這塊土地上傑出的古代藝術成就,令我驕傲,無形中也塑造了我的堅持不懈、一意孤行的個性。我的故鄉是五大官窯定瓷的出產地,自古就有石雕之鄉的美譽,到現在的雕刻從業人員達到了十萬之眾,北嶽廟就坐落在曲陽縣境內。近半個世紀以來這裡出土了大量的漢魏時代的白玉佛像,曲陽笑佛已經是考古界的一個特定詞彙,可見其文化藝術積澱之深厚。我的母親是一個賢慧、勤儉的普通女性,是我藝術和生活的依偎。我有兄和妹,他們一直照顧父母,我很感激他們,使得我可以無牽掛地遠飛,追逐自己的夢想。我父親是我年少時當地有名的工匠,因此,我小時候就開始跟著他學習捏泥巴和雕琢;觸摸水墨,研習書法,寫字塗鴉,喜歡玩民間的手藝。後來我拜工藝美術家張義增為師,在他的指導下反復臨摹《芥子園畫譜》等,不看畫本,就可以畫出這本畫譜山水卷的每頁內容,這讓我我熟悉了中國古代繪畫大師的作品,能夠熟練使用木材、紙張、毛筆和水墨。很幸運,我是在厚重的傳統文化的濡染中長大,獲得的藝術滋養受益終生。

劉:您大學畢業後不久,您遠走高飛,浪跡天涯,一直沒有停止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您在1993年東渡日本,你的足跡更是踏遍了歐美各國,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畫展中流連忘返,吸納博收。2011年,您又在南京藝術學院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您的論文《20世紀中日繪畫革新比較與批判》對中日藝術史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與學理上的比較。可否談談,是什麼原因促使你跨出國門,不斷游離在外?日本現代繪畫革新對中國畫的個性如何啟示你的藝術創作?您的跨境和跨文化體驗在那些方面堅定了你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身份認同?

楊:我之所以決心出境遊學或工作,只是為了獲得一種異國文化的體驗,一直來自他者的眼光和國際視野。我對日本產生興趣,是因為作為一衣帶水的兩個東方國家,我們之間的文化傳統聯繫十分密切。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化進程中,兩國面臨的文化背景、自我認同的迫切性、現代繪畫的挑戰等方面都有類似之處。在繪畫上,日本畫長期受到中國畫的影響。但近代以來,它大量吸收了西方現代繪畫的資源,逐漸擺脫中國的影響,找到了突破傳統的發展之路。20世紀中國畫革新走的卻是一條反復輪回之路(如復古類型的傳統中國畫),並未將一個統一的現代化的藝術形態作為追求目標,缺乏明確有力的思想指導,藝術家個人的創作往往受制於時代浪潮,無所適從;而日本畫走的是一條民族化新畫風的建構之路,具有清晰的自我本體特徵,在藝術形式上形成了高度統一的現代審美風格。正是形式上徹底的現代化才使得其固有的細膩感情和美學特徵得到充分的張揚。現代化的日本畫與新技法的出現息息相關,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擺脫的是傳統面相,但滲透藝術之中的卻是一種恒定不變的內在的高雅,一種從微小、精緻、柔弱、細膩中發現完美的氣象。中國畫家至今對技法認藝術畫廊的賞識並得以展出,獲得經濟上的支援,在一個環境優雅的工作室中安靜地從事繪畫創作,並有機會與日本當代藝術家密切交流,認真研究日本畫的現代革新帶來的成功經驗,收穫頗多。我覺得日本畫家在吸收現代西方繪畫的造型語言和感覺特徵方面特別積極而徹底,他們的現代畫作非常講求視覺效果,色彩趨向明快、強烈。長時間的國外遊歷和生活體驗,多方面的國際藝術交流的確讓我獲得一種另類的思維方式,賦予我更加開闊的世界視野。生活的閱歷和藝術交流,讓我學會超越東西方之間的藩籬,總是以一個地球人的心態,在創作中表達人性中共同的愛與美、與真、安寧與和平。

劉:您在思想和創作上是否受到了日本繪畫的啟發和薰染?例如講究繪畫技巧的細緻,重視畫面的裝飾效果,表達日常都市生活的場景,強調靜謐、空靈的禪意,體現了東方藝術家的一種特殊氣質。一般人總覺得藝術家應該是狂放不羈,或者鶴立雞群,與眾不同。但您給人的感覺卻不是這樣,您給人一種安靜淡泊、細膩唯美的氣質和優雅從容的言談舉止。但這似乎只是一個人的表像,您的個性並非完全如此。在讀過您的詩集《詩77首》(2013)後,我發現您的畫與您的詩幾乎是兩種背道而馳的風格,您的畫很安靜、和諧而靈動,充滿溫馨與柔美;而您的詩卻充滿野性和無意識的夢幻,語詞突兀,錯落不一,大部分意象晦澀難懂,您的詩好像是對您的繪畫和雕塑作品的某種詮釋或彌補,表達了生命體驗的另外一個維度。您的詩與畫是理解世界的二種不同方式,或是一個硬幣的二面?您如何理解詩歌語言與繪畫語言之間的不同張力?

楊:這裡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很多人以為我的新型水墨畫是我到了國外之後完成的,受到了日本現代畫的影響。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的新型水墨畫的肇始之作《白菊花》是1992年在保定畫室裡完成的,那時我還在國內,風格已經差不多定型了。當然,在日本的生活經歷擴大了我的視野,更主要的有了一個對照,讓我看清了自己,並堅定了要走彩色水墨畫的探索道路。我性格是屬於絕不混搭的一類,即畫是畫,詩是詩,二者之間的創作界限一清二楚,井水不犯河水。因此,我的詩與畫呈現出不同的志趣風格,體現了我個性的不同方面,繪畫中無法表達的東西,我就用其他藝術形式補充完善。詩歌是我思想和情感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我用一根線,把各種記憶的碎片串起來,這些碎片或混沌,或神奇,或不可思議。我的詩保留了較多的個人情感和記憶,互補了我的繪畫所不能表達的複雜情緒、生命體悟與特殊事件。我寫詩完全是一種突發的下意識的行為,完全沒有準備,開始詩歌創作的時間點是2010年中秋節那天的晚上,中秋節作為中國甚至古東方很多國家美好團圓的佳節,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那天我和劉偉東先生約好去戒台寺過中秋節,在月朗之夜的千年古樹下突然迸發了靈感,好像是自己頭上的犄角突然變成了天線,接受到某種從天而來的智慧,使自己的淤塞疏通了,於是,詩句汩汩而來。這種體驗很神秘,真的無法理喻。

一般人看見我的畫,感覺到了我比較唯美、明朗和快樂的一面;但我的詩歌,卻更為張狂、非理性和晦澀怪誕,無拘無束。我覺得詩歌的語言、意象可以捕捉色彩、線條無法表達的方面,也較為私密化,畢竟它不像畫面呈現的是視覺。有時,我的詩歌也是對我的畫的文化闡釋。例如《太行靈山》的詩與畫中的太行四季構成了一種互文性。沒有對大行山的深刻體悟和深情熱愛,是畫不出太行之魂,也寫不出太行之神。我的一個老朋友、詩人田莊曾經評價我說:這不是一種簡單的家園情結,而是從身體到靈魂的與其生長的水土相融的親緣,是石頭與大山的關係,是土豆與土的關係。這是一種很準確的描述。可以說,無論是我的畫還是詩,都植根於我的故土——太行山的那個靜謐美麗的靈山。

劉:您的多才多藝的確令人矚目。除了繪畫、詩歌,您對於其他的藝術形式也進行了嘗試,例如,您在2012年完成的一些雕塑作品《禁果》、《ET之手》。此外,您還從事裝置藝術與行為藝術。2001第二屆名古屋藝術朝的行為藝術《臉》,在中國揚州、日本東京和美國西雅圖等城市持續展現,聲勢浩大,有萬人參加,成為迄今為止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行為藝術,被雅昌藝術網收入為專題《世界上最受爭議的冷血藝術》。此外,您還擔任北京文藝網的總裁2012年開始設立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它已成為當今華語詩歌創作的重要獎項,推動了當代漢語詩歌的良性發展,通過評獎和詩集的出版,挖掘扶持民間、邊緣或草根詩人的創作,如郭金牛、烏鳥鳥等來自底層的打工詩人的詩作得以出版。這種關注社會、充滿責任感的情懷令人感動。尤其在中國,藝術與社會意識形態或政治的關係如此糾纏。您是如何處理藝術家與其國家或人民(他者)的關係?

楊:藝術家絕對不是孤立的存在,他()與自己生存的時代,與自己的同胞緊密相連。在一個價值混亂、判斷蕪雜的時代,藝術家也好,普通的民眾也好,無論是誰,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創作或參與,以情真意切的方式,印證寫作與人的精神質地,對抗時代的混亂與無序。我覺得藝術家的創作好比在實驗室裡勞作的農民,需要付出汗水和耐心才能播種收穫。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無論是繪畫、詩歌,裝置藝術、行為藝術,亦或公益行為,都是一絲不苟地用心去完成,能夠促進這個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有益於我的國家和人民,有利於人性的健康和社會的公正。一個一味追名逐利,喪失良知的所謂藝術家其實是偽藝術家。

20155您開始了一個以地球環保和人類命運為主題的十年藝術計畫——《自然環境世界藝術計畫》(‘Natural Combustion and Its Environment’ Art Project)目的是低碳讓生活回歸本色低碳發展綠色生活。通過自願報名,志願者給駕駛者免費發送您們製作的各種形態的貼膜。通過汽車來傳達環境保護的意識,並且覆蓋全世界的不同城市,讓公眾參與,這非常有創意,得到了一些來自全球範圍內不同城市的參與者的廣泛回應與支持。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推出這個雄心勃勃的環境保護活動?其最終效果如何?

楊:汽車作為最為普及的交通工具,不論在城市或者鄉村,在高山或者沙漠,在東半球還是西半球,它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是最常見又是流動最快的一種載體。我為什麼不用它做作品呢,這些年我一直在想讓汽車承載我的藝術,我要用汽車做作品。這些年北京自然環境的惡化,我身在其中,現實的存在加之我對二十年前山西恒山腳下煤層自燃的記憶,地球變暖,我的想法逐漸清晰起來,於是就有了《自然環境》無國界藝術計畫。這個計畫不是單純或無聊的說教,而是把時尚因素和污染環境緊密結合。楊小濱博士這樣評述它:作為具有後現代意味的當代藝術,楊佴旻的藝術行為挪用了古典的元素,但賦予了傳統以不同的,甚至多重的涵義。《自然環境》世界藝術計畫並非僅僅構建了一個確定的、非黑即白的道德化象徵形態,而是通過美麗與災難的互相穿插和轉化,叩問了難以把握而又令人揪心的人類命運。這種用藝術介入生活,保護環境的表達方式是為了引發全世界駕駛者和觀看者的關注,以賓士的方式提醒著我們應該共同呵護我們的地球

劉:你多次提到當下中國人熱衷於宣導的回歸傳統是一個偽命題,難道這不是一種趨勢?如同文藝復興的宣導者要打著回到希臘一樣的口號?藝術家應該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複雜關係?

楊:所謂的回歸傳統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人類不可能回到過去,人類只可以創造未來,現代人也沒有必要回到過去。我在日本居住工作多年,也去過歐美不少國家,我發現在處理傳統現代的關係時,他們與我們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他們會把傳統現代劃分得很清楚,傳統的就是過去,創造的就是當下。但是在中國有一種特別的現象,比如說孔子,有些人尊重他,視之為聖人,也有人認為他阻礙了中國文化的發展,罵他、詛咒他。這在日本、歐洲去痛駡一個一兩千前的人是難以想像的。這是把傳統與現代不劃分清楚的惡果。有時候我們呼喚傳統,恰恰是因為我們不尊重傳統,想要利用傳統。粉飾當下其實是對過去的某種褻瀆,一個連事實都不敢面對的社會你還能指望它什麼。我認為,傳統無所謂好壞,它是我們的過去,或者說即使傳統再輝煌那也不是我們創造的。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如何處理好當下、未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現在的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達到一種我們所期待的那種現代化的程度。我們在國際上有影響的藝術家多數還是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的批判色彩和異國情調。日本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因為地域性、歷史性和近現代的發展脈絡有很多相近之處,但日本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Yayoi Kusama)聞名世界,從其創作的表面形式你能看出傳統日本對她的影響到底有多少嗎?我認為沒有,她所呈現的是作為藝術家的個性而並非日本的國家性。

劉:你的彩墨畫在國內外已逐漸獲得藝術界的認可與影響力,你也成為2014胡潤藝術榜上榜藝術家。法國藝術批評家Christophe Comentale (柯孟德) 讚揚你是一位跨越了東西方文化的鴻溝的藝術魔術師普通的材料經過他的手,就會變成富有生命力的藝術作品;他更善於運用中國傳統的水墨畫材料:毛筆和國畫色,在保持筆墨寫意特性的基礎上大膽運用色彩,創作出色彩絢爛的寫意水墨畫。美國批評家高馬吉也評價你在傳統中國繪畫的技法和材料基礎上,融合西洋繪畫的構成及色彩因素。創造出了屬於他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他的探索不但在中國,也在世界繪畫領域發現了新的可能,較之傳統中國繪畫形式,他的作品是大不一樣了,從構圖、題材、造型、筆法、光線,到用墨、用彩。但其精神內涵是中國式的,他保持了水墨畫的獨特性。」在2014121-1214日在北京馬奈草地美術館舉辦了走向未來:楊佴旻水墨畫展」上,來自西班牙馬德里康普斯頓大學(Complutense University) 的藝術教授Asunción López在參觀了你的展覽後,特別激動,她對我說你的畫作既東又西,令人迷醉傾倒。與我有同感,她尤其喜歡你那副水墨勾勒的女性裸體水墨畫《週末》(2002),在純粹黑色的背景上閃爍著女性酮體曲線的驚人之美,她又好像浮在水面上,又好似從天而降的光明女神,引人神往。這是油畫很難體現出的一種東方意蘊:空即色,色即空,有一種超越世俗的禪境。我覺得這同時也是一種化境,是東方藝術家特有的才情呈現。對於那些西方觀賞者而言,他們顯然最欣賞你的水墨畫所煥發出來的東方式的現代審美風格。那麼,你是如何理解藝術上的東方與西方、現代性與本土性的關係呢?

楊:中國在這一百年內,把西方近五百年的藝術史都走了一遍;而近三十年更是把西方各種現代主義思潮都吸納了一遍。這就如同從天而降,讓人應接不暇,甚至有些混亂。當代藝術家都在進行著現代的探索,從技術層面、觀念層面上講,有些作品已經很成熟,呈現出了後現代的面貌,各種以水墨名義進行創作的不斷湧現,他們十分強調作品的水墨屬性,突出中國元素,我則覺得大可不必,藝術家的創作同屬於世界,沒有東、西之分。20世紀初以來,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著名藝術家就提出了要改革傳統水墨畫,這一觀點在今天已被廣泛認同。幾代藝術家在探索藝術的同時,反復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否使中國傳統藝術服務於當代,服務於西方乃至世界,西方藝術是否可以服務于中國傳統藝術。這種關注視野無疑是世界性的。到了現代,藝術的評判標準應該建立在世界的評判標準之上。現代性消滅的差異是落後,比如 30 年以前的中國、非洲、或者其它的一些現代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它的不一樣是在沒有達到現代化前提下的一種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是落後。藝術和文化不能失去個性。走自己的現代化實際是達到一種高級現代化之後,強調的是要有自己的個性特色。比如:水墨畫既要走向現代與世界達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就要有自己的特點。

我認為 21 世紀,我們要認清自己是誰,首先要認清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應該站在人的角度上,以人性作為我們創造的最終著眼點。此外,一味地區分中國藝術家、外國藝術家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藝術創作需要開放的思維,全人類的心態。我非常認同馮友蘭先生的見解,即東西方之分其實是古典與現代之分。這是一種非常偉大的思想,我覺得東西方膚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性是相通的,我們應該以此為基點來思考我們現代的文化。在21世紀,中國即是世界,世界即是中國。

劉:楊煉以一個詩人的敏感觸覺和觀察力,用獨創性和各種思想資源間的最佳組合關係總結你的藝術成就。你所說的在玩兒中的藝術是一種自由的遊戲?在未來的歲月裡,你將如何繼續堅持藝術創作上的逆向性,讓自己開拓的彩墨畫的獨特風格繼續大放光彩,甚至引領某種潮流?

楊:我記得我讀博士的時候,去聽過一個音樂講座。教授說起當時一個流行歌手,說他唱的什麼都不是,根本背離了唱歌的規則,我就想,興許他是在創造一種新的規範呢。我最早畫水墨畫時,從傳統入手,畫著畫著就畫出一種不同於傳統的水墨,這不是很有意思嗎?現代人幹嘛要墨守成規?藝術沒有標準,藝術家只管創作,不是重複別人,所謂規範即是定式,我對定式不感興趣。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走自己的路,我甚至對自我的重複都深感厭惡。到如今,想想自己,我的一生只希望做三件事:愛你,寫詩,做藝術。

藝術之路永無止境,我喜歡開拓,不斷挑戰自己的極限,我的創作過程就是一個從陌生到成熟的過程,創作藝術的時候我不喜歡胸有成竹,太熟悉的東西對我沒有吸引力。朋友們說我頭頂聳立的小犄角是接收外部空間資訊的天線。既然它是屬於我特有的天生的,因此我就不會停止接受各種各樣的信心、思想和智慧,開拓各種新的可能性。經過這麼多年的藝術創作與異國漂泊,我逐漸覺得自己身上的淤塞逐漸疏通,變得明朗通透。我越來越清醒自己所做的和想要做的事,即希望可以為中國藝術的現代化做力所能及的事,促使它走向世界,成為人類能共用的藝術。

劉:關於不斷挑戰、超越自我這一點,你在《理想是一隻飛翔的魚》(2011) 中寫道:理想是一隻飛翔的魚是天空中的雨水浸淫在雨水……氾濫到岸邊還是要飛去的魚,理想是不可言說的一條大海的魚。另一首詩《自由的滋味》是有關自由的主題:當一隻海豚真好,自由自在,可以閉著眼游泳。當一條飛翔的魚離開了氾濫的水,如何能夠飛得起來?是否這裡表達的是你對自由的一種渴望與奮不顧身,如同希臘神話中的伊卡洛斯或逐日的夸父?

楊:自由是一直我喜歡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對於我來說,自由意味著超越,超越自己生存的空間,超越古人,超越國家,超越自我的邊界。通過藝術的方式,我們在審美過程中,可以獲得某種可能的超現實的自由,或者改變現實社會中的不自由狀況。一隻飛翔的魚在現實中可能因缺水而渴死,但在繪畫中,在詩歌中,它卻突破了自然力量的束縛,不顧環境的羈絆,可以飛起來,可以閉眼游來遊去。這是莊子逍遙遊和禪宗的空。對我來說,藝術創作是一種快樂怪異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神秘體驗。如同北京戒台寺上空的那輪中秋明月,凝聚了人間的清正之氣。而在一個藝術為金錢腐蝕的世界,正義與美也會喪失。因此,我希望用我的藝術創作,無論是畫是詩、行為藝術還是公益行動,呼喚正義和清氣,呼喚愛與美。我期待我的藝術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階層,有助於促進人類的相互交流、理解與共榮。這是我的理想,我為理想而生。我在長詩《太行靈山》中這樣書寫我的人生信念:我負鶴而行:在唇齒間飲太行山的水——我追逐太陽

劉:我們期待著誇父的後代——太行山之子——您將在未來藝術的求索中不斷攀登高峰,遨遊天宇。

楊:我祈願自己能夠在藝術上飛得更高更遠,即便有一天疲憊倒下,我也只想化為畫筆下——太行山上那一片藍光閃爍的槐樹林。

注:本訪談的一些內容參考了《道長論短——楊佴旻作品評論說》(邵大箴等著,香港一畫出版社2012)《詩77首》(楊佴旻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等論著和文藝網、酷畫網等相關研究資料,並得到了訪談者本人的審核,特此致謝。

藝術家簡介:楊佴旻,出生中國河北省曲陽,新水墨代表畫家之一,文學博士,畢業南京藝術學院,著有畫集、詩集、美術專著等多種。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南京藝術學院校董、南京藝術學院新水墨研究所所長、美國聖賽德藝術中心客座研究員、河北大學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北京文藝網總裁等。

週一, 22 二月 2016 18:47

「第三立約」與宗教間的理解

第三立約」與宗教間的理解: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理念(1)

撰文∣【斯洛伐克】馬利安•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翻譯∣沐鈺

攝影∣Rastislav Sedaj (FREEIMAGES)

1933年我出生於斯洛伐克西部的一個小村,正值納粹開始統治德國。此前,我的家鄉曾分別隸屬於大莫拉維亞(Great Moravia)、上匈牙利(Upper Hungary)和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版圖之中。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貧困潦倒的農民,尤其在那個發生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年代。我們家僅存一本十分珍貴的《聖經》,這是一部附有德國木刻藝術家尤利烏斯施諾爾洛爾斯費爾德(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1794-1872)插圖的天主教簡縮版《聖經》。這位德國藝術家在其晚年(1853-1860)精心創作了240幅木刻作品,用以展示《舊約》和《新約》的傳說與故事,旨在向人們傳達關於道德與宗教的生活(2)

那時我不過是個七、八歲個孩子,根本不知道那只是個簡縮版《聖經》,但我並不因此抱怨洛爾斯費爾德或此版本的斯洛伐克語編譯者。閱讀該版《聖經》,同時欣賞書中那些美妙的插圖——它們繼承了梵蒂岡博物館長廊懸掛的拉菲爾和西斯廷教堂展示的米開朗其羅的藝術傳統,其實是一種享受。這成為我的教育啟蒙,我開始瞭解希伯來的歷史與文學,比我的同齡人要早得多。雖然我不太喜歡大利拉(Delilah)的背叛,但卻很迷戀表現參孫(Samson)英雄偉業的木刻畫。我特別喜歡雅各(Jacob)關於天梯的夢: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舊約創世紀》28:12(3)作為一個來自農家的孩子,我知道現實中梯子的真實模樣。但在《舊約》中,它或許是由光滑的大理石鋪成的階梯,伸向相貌甜美、金髮捲曲的天使所環繞的彩雲中的上帝。另一個我喜愛的故事是雅各在叫作毘努伊勒(Peniel,即神之面)的地方與神摔跤,神賜給了他一個新的名字以色列(Israel,即與神摔跤)。詹姆斯國王欽定本《聖經•創世紀32:28》寫道: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一個名為雅各格拉斯(Jacob Glass)的猶太老人及其兩個女兒在我們村住了十多年。他每天都要到我外祖父母家轉悠一下,那時我也總是坐在那裡。在冬天寒冷的日子裡,他會依偎在廚房的爐火旁給我讀童話故事。實際上,他不過是從一本德語書中為我即興翻譯一些故事。弗朗茲•卡夫卡也許會把這本書視為《魔怪書》(bubácka kniha )(4)。雖然這些故事讓我一方面感到恐懼害怕,但另一方面卻深深吸引著我。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雅各•格拉斯與他的兩個女兒被帶到附近的火車站,從那兒又被押送到另一個集中營,他們後來成為猶太大屠殺的犧牲者,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我的一個鄰居(如今是90多歲的老婦人)告訴我,格拉斯和他的一個女兒甚至沒有到達目的地,就因饑餓和這次突如其來的遠行被折磨而死。

我出生的村莊叫伊格拉姆(Igram),這名稱來自伊格裡克(igric),在古斯拉夫語中,“igric”指的是行吟詩人」(bard)民謠歌手」(Spielmann)。據今我們能查到的最古老文獻來看,大概從1224年起它被叫做伊格裡奇」(Igrech),拉丁文稱之為“villa ioculatorum castri Poson” (village of jesters of Bratislava Castle, 布拉提斯拉法城堡的小丑之村)(5)。全村居民和土地皆成為匈牙利國王及其公爵的財產,老百姓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領主面前跳舞、唱歌或吟誦史詩。我家收藏的這本《聖經》中有一幅木刻畫,描述了大衛王攜帶約櫃去往錫安的歡慶場面:

耶和了大城的候,

掃羅的女兒米甲從窗看,

王在耶和面前踴跳舞,

心裡就輕視他。(《撒母耳6:16》)

大衛在跳舞後回到家中,告訴妻子:

是在耶和面前,

耶和揀選我,

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立我作耶和民以色列的君,

所以我必在耶和面前跳舞。(《撒母耳6:21》)

這些話曾經讓年少的我激動不已。但置身於我們這個多元文化的時代,人類越來越走向更為深入而廣泛的文化間的互相理解,我開始堅信,除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及其後代與上帝之間訂立的第一舊約」,還有與上帝訂立的第二新約」,告誡我們不要只局限於自己所處的國家、少數民族、族群和宗教。全人類,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是同一個上帝的兒女,在猶太人、基督徒、穆斯林與所有其他信仰者或不信者之間沒有太多不同。儘管猶太教堅信上帝通過亞伯拉罕及其後裔所立乃永恆之約;儘管通過天主教血之聖杯」的彌撒,基督徒不斷聲稱它是一種新的永恆之約」的象徵與現實,但當今世界需要的卻是一種確保人類和平、社會進步、文化與宗教間相互理解的一種新的約定或協議。

我並不反對第一約和第二約,對二者滿懷敬意。但在過去的四、五千年中,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驚人變化,我認為對於具有不同知識、生活於不同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中的現代人而言,亞伯拉罕的上帝或基督的顯靈(Epiphany)一定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我們時代的上帝不同於希伯來人的父權式的上帝,迦南世紀的戰士式的上帝,以色列人被流放期間的道德的上帝,耶穌基督的充滿愛的上帝。我認為全人類的上帝必然不分種族、國家、膚色和貧富差別。

全人類的上帝是宗教與文化之間互相理解、彼此尊重的上帝。作為上帝的孩子,我們與他的關係好像是他的兒女。在上帝眼中,我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即便我們不能生活在彼此相愛之中,至少也應生活在相互尊重之中。

尤其是我們需要用很長的時間去解決存在於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如果沒有暴力,錫安(Zion)不會被大衛王所征服。但此後這塊土地上的歷史是一部充斥著戰爭、失落、流亡與分裂的苦難史。在過去的幾年間,這裡曾閃現過一點點希望的火花,但總被濫殺無辜者的烏雲所籠罩。在當代以色列日常生活中,極端好戰的原教旨主義所引發的惡果隨處可見。

19936月在由我組織的布拉提斯拉法附近的斯莫萊尼斯城堡(Smolenice Castle)召開中國文學與歐洲語境(Chinese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ontext)國際會議之前,希伯來大學的伊愛蓮(Irene Eber)寫信詢問我,可借此機會給我帶一件什麼樣的小禮物。我回答說,我將喜歡一件畫著大衛王在約櫃前跳舞的藝術品,它類似伊格拉姆的小丑在匈牙利國王和王后面前跳舞的情形。她為找不到這樣的一件禮物而感到十分抱歉,不過,她送給我一幅名為大衛的讚美詩(The Psalm of David)的名畫複製品(1966),該畫現藏於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館,因取材於Verve版《聖經》而聞名於世。雖然這並非我最渴望得到的禮物,但從藝術角度而言,夏卡爾(Marc Chagall)的這幅名畫或許更為珍貴。我之所以希望得到一幅對大衛王的舞蹈行為作出現代解釋的藝術品,是為了思考19世紀末(“fin de siècle”)及其此後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理解讚美詩中大衛王在百合花叢中是上帝最勇敢的僕人(Le’David yateh einayim, Hoo ro’eh ba shoshanim)(6),他在上帝、耶路撒冷與以色列的眾百姓前盡情舞蹈並獲得上帝的恩典祝福所帶來的資訊。

在我敘述的這個故事中伊愛蓮佔有一個特殊角色。在她為了小禮物來信詢問並帶給我查戈爾的大衛畫複製品之前,我們發現了彼此的共同興趣。在19891218日,她通過一個英國中間人轉交給我她的信件(因為在共產主義政權下,不允許從我國直接給耶路撒冷寄信)。那時,她正在寫撰寫有關施約瑟主教翻譯中文《舊約》的出色論文(7),我則思考著中國當代作家王蒙的一篇不太為人所知的小說《十字架上》。起先我是讀到顧彬(Wolfgang Kubin)翻譯的這部小說中的一些片斷。(8)後來我向顧彬索要這篇原作,並寫信同他一起討論了王蒙的這篇傑作。這個最可怕的謊言依然盤踞人們的心裡,我在寫給他的信中提到:王蒙的擬啟示錄(Apocalypse)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灰色馬(pale horseequus pallidus)這個詞如何用德語翻譯出來?王蒙小說中的這個牛王國(Ox Kingdom)甚至比約翰的想像還要恐怖。我相信,你也在探究其中的原因。(9)

19891117日後學生罷課、市民罷工期間,我閱讀和分析了王蒙的這篇小說。從10月底到11月初的這段日子裡,我站在布拉迪斯拉法的中心廣場,置身於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中,一而再三地思考它。眾所周知,這是我們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推翻極權主義的歷史時刻。但我們真的粉碎了牛王國嗎?1989年我在詢問這個問題,如今依然在思索。我不認為我們已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王蒙來說,牛王國意味著什麼呢?著名畫家杜拉(Albrecht Dürer)1498年的一副木刻畫中展示了聖約翰想像的著名四騎士,這幅傑作現藏於德國紐倫堡的國家博物館。在傳說約翰所著的《啟示錄》中,有一個與四騎士有關的栩栩如生的場面。最先的三個活物象徵或隱喻著無情殺戮、殘暴權勢和社會不公,最後一位騎士則象徵著死亡: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陰府也隨著他。(《啟示錄6:8)

第四頭牛的王國與此不同:其中荒誕的現實世界令我顫慄不已,最初我根本不想對此進行分析。在這個王國裡:

屠宰上不再用人宰牛而是牛宰人!

田地裡不是牛拉犁

而是人拉犁

虎拉犁拉犁

而牛兄牛弟坐在地

喝人頭馬地!

這是我們當今現實世界的一部分,一個極其恐怖的場景。

在遊行示威者中,我或許是個例外,一邊在傾聽演講、口號、新老歌曲以及敲響共產主義世界秩序喪鐘的鑰匙的叮噹聲,另一邊在思索著愈來愈荒誕的四頭牛」王國的可怕景象。那時,雖然我們隨時面臨著不可預測的危險,但我們是多麼幸福啊!我想起了與此類似的耶利哥城的陷落:

於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吹角。

百姓聽見角聲,便大聲呼喊,

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

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約書亞記620》)

除了同意演講者宣講的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堡壘應崩潰坍塌之外,我們並未大聲疾呼,甚至也沒有像大衛王那樣盡情舞蹈。我們只是握手言歡,共同唱起了這首歌:我們許諾互相友愛,(…) 我們許諾決不放棄。」當然,在以色列的兒子們與那些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廣場上一心要廢除共產主義制度的人之間還是有所不同。據《約書亞記6:21》:

城中所有的人,

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

都用刀殺盡

僅有一個例外:妓女喇合(Rahab)因幫助雅各的後代贏得勝利,她和家人得以安全逃離耶利哥城。在捷克斯洛伐克,儘管有許多人在共產主義的枷鎖下喪命或忍受折磨,但這次革命卻沒有一扇窗子被打破,沒有一個人死傷。

王蒙預見了198964日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嗎?在《十字架上》中,他呼喚仁愛、謙卑、虔敬,尤其是寬恕,呼喚以賽亞和耶穌基督的重臨。《四福音書》是他小說敘述的重要泉源。我認為,這一定是對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倡的階級鬥爭的一種替換。王蒙以這樣的話結束他關於世界末日的想像性描述:相信這些事並從中得出謙遜的結論的人有福了!(10)

1990年,我在美國加州西部一個非常典型的城鎮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認識了羅賓遜(Lewis Stewart Robinson)教授,他送給我一本厚重的專著《雙刃劍:基督教與20世紀中國小說》(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1986年,香港)。我的眼睛為之一亮。這就像李博士(Dr. Peter Lee,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樣,他起初只是瀏覽這本書,後來卻開始研究。第二年,我在香港友人黃德偉教授的私人藏書看到梁工教授撰寫的兩部聖經入門書(11)和一篇題為《中國聖經文學研究(1980-1990)(12)的簡明目錄。黃教授讓我把梁工教授的書帶回去,並囑託我寫一篇關於《聖經》在中國大陸接受現狀的文章。經過長時間搜集資料與研究後,我發表了該主題的論文。(13)

1993年在斯莫萊尼斯城堡舉行的研討會上,我們討論了1996年在耶路撒冷召開一次主題為聖經在現代中國的會議。19962月陳永明(Chan Wing-ming)組織召開了一個名為宗教與中國小說的會議,這是在香港浸會大學此後舉辦的宗教與中國文學系列研討會中的第一次會議。此次研討會在基於佛教、道教和儒教的背景上,在一個較為寬泛的文化框架內討論了《聖經》與中國文學的關係。(14)19966月耶路撒冷的會議則首次開啟了這一主題的學術活動。在中國精神文明之父、儒家的偉大典範周公去世3100年後,中國、歐洲與美國的漢學家們聚集耶路撒冷,一起探討《聖經》對20世紀中國的深刻影響。也許在世界上很難找到像耶路撒冷這樣的古城,我們可以一邊討論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精神準則的激烈衝突,一邊探究中國本土深刻而廣博的宗教教導。而自20世紀初期以來,我們看到這兩者之間開始了頻繁而密切的交會。

大衛王或我祖先的舞蹈得以復興的時代尚未來臨,我們還需要從事諸多艱巨的工作,還必須跋涉漫長的道路,並學習如何在文化間或宗教間獲得互相的理解。全球化刺激了世界不同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傾向,在多民族構成的國家中,這種傾向往往容易與民族主義者的激情混雜在一起,進而引發各式各樣的動亂、暴力乃至戰爭,包括在以色列發生的恐怖襲擊。在20世紀60-70年代,基督教內不同宗派的合一運動傾向尤顯活躍,但其成果甚微。我認為不是原教旨主義者而是宗教合一的精神才能夠引導人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走向迦南之地——如果它會成為我們或者說我們子孫後代精神上的真正應許之地的話。我期待,有一天,包括最年幼者在內的每個人,都將在第三約」(Third Covenant)之前翩翩起舞。

人類理想之國的種子孕育在《聖經》之中。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聖經》中為其相反的信念找到某種依據。例如大衛在攻佔耶路撒冷,被膏立為以色列王后,《歷代志上11:4-9》中如此寫道:

和以色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

耶布斯人住在那裡。耶布斯人衛說

你決不能進這地方。然而大攻取安的保障,

就是大的城。大衛說先攻打耶布斯人,

必作首。洗雅的兒押先上去,

就作了元。(…)

見強盛,因之耶和與他同在。

毫不奇怪,萬軍之上帝只會讚揚戰士。《歷代志》的作者在描述耶路撒冷被攻佔後,當然會高舉大衛手下那些一馬當先的勇士,這與書寫參孫的作者一樣。但我堅信,我們時代的上帝不再是萬軍之主,對基督徒而言,祂就是愛(《約翰一書4:8》);而對所有其他人而言,上帝則意味著相互理解。(15)

讓我們盼望,對於地球上猶太徒、基督徒、穆斯林(按其產生時間次序排列)等所有的合法居民而言,我有關全人類一起翩翩起舞的想像,終有一天將成為現實。

註釋

1本文係筆者於1996623-28日在位於耶路撒冷Mount Scopus的希伯來大學Maiersdorf Faculty中心舉辦的《聖經》在現代中國:文學與智力的影響(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會議開幕式上所做的發言的簡寫版,旨在指出解決我們時代所面臨的最核心問題的途經之一,即基於《聖經》遺產之上而達成的不同宗教間的相互理解的精神。

2 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Beruf und die Mittel der bildenden Künste,” in : Die Bibel in Bildern (Dortmund 1983), p.5. 初版為1860年。我常使用斯洛伐克語版本 Pismo sväté v obrazoch (Trnava 1936).

3本文中的《聖經》引文均出自詹姆斯國王欽定本

4 Meng Weiyan, Kafka und China《卡夫卡與中國》,(München 1980), p. 61.

5 Súpis pamiatok na Slovensku,《斯洛伐克名勝古跡目錄》,卷一,(Bratislava 1967), p. 487.

6 這是在這幅畫的複製品背面,伊愛蓮寫的希伯來語。

7 伊愛蓮 (I. Eber), “Translating the Ancestors : S. I. J. Schereschewsky’s 1875 Chinese Version of Genesis”(《翻譯的先驅者:施約瑟及其1875創世紀中文譯本》), in :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VI (1993), pp. 219-233. 亦可參考其專著:《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 I. 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Leiden 1999. 本書中文版胡聰賢譯,臺灣新北:橄欖出版社,2013年。——譯者注

8參見minima sinica 1989, 1, pp. 136-139. 王蒙的小說首載《鐘山》,1988年第3(5 15 )pp. 45-58.

9 參見筆者寫於198910-11月間沒有標注具體日期的信件。

10王蒙《十字架上》,第56頁,參見筆者的論文《王蒙擬啟示錄中的諧擬和荒誕的笑:(Parody and Absurd Laughter in Wang Meng’s Apocalypse. Musings over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Biblical Vis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Helwig Schmidt-Glintzer(Hrsg.),Das andere China.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Bauer zum 65.Geburtstag, (Wiesbaden 1995),p. 461.這篇文章重印於本書中。

11梁工《聖經詩歌》(天津1989) 和《聖經文學導讀》(桂林1990)

12 梁工《中國聖經文學研究(1980-1990)》,載黃德偉主編《中外比較文學會刊》(Chinese/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lletin)(香港) 1990No.235-36頁。

13高利克聖經在中國的接受(19801992)一個比較文學學者的觀察》The Reception of the Bible in Mainland China (1980-1992),Observations of a Literary Comparatist. In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ew series),4, (1995) 1, pp. 24-26.

14筆者曾在會議發言的中譯文顧城的小說《英兒》與《聖經》收入於黃子平等主編的《中國小說與宗教》(香港1998)

15參見筆者的文章《鬥士與妖女茅盾視野中的三孫和大利拉》(Mythopoeic Warrior and Femme Fatale: Mao Dun’s Version of Samson and Delilah)Eber and others (eds.), pp. 301-320.

作者簡介

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 1933- )為斯洛伐克科學院研究員,著名漢學家,畢生致力於中西思想文化史、中西比較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基督教文學研究。主要著作(中譯本)有《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1917-1930)》、《中西文學關係的里程碑(1898-1979)》、《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漢學研究》、《茅盾與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等。

週五, 15 一月 2016 15:50

德日進之友與中國古人類遺跡的相遇

撰文沐鈺

畫作沐鈺內蒙古薩拉烏蘇

德日進、薩拉烏蘇、水洞溝……201410月之前,這幾個名詞全都在我有限的知識視野之外,陌生而遙不可及。但一年後的今天,2015 918日週五的這個黃昏,經過整整一天在草原上的汽車顛簸,我和朋友們終於在夕陽西下最美的一刻,來到薩拉烏蘇河谷——與從陝西榆林趕來的四十多名德迷」(包括八名韓國友人)會合,我們站在九十年前德日進考古的這塊神奇的土地上——薩拉烏蘇國家森林公園。

一、中國德迷:與德日進的結緣

第一次得知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這個奇特的中文名字,對我個人而言,這好像是命中註定的緣分。

20149月,我在延邊大學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協會第11屆年會上結識了法國漢學家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教授。一個月後,我收到了他的一個會議通知,北京語言大學召開一個德日進與人類未來的研討會。德日進是何許人也?我怎麼沒有聽說過?我在電腦百度搜尋相關資料,立即為他所吸引:德日進是一位對當代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科學家、哲學家與神學家,享有國際聲譽的法國地質學家和古人類學家,中國周口店北京猿人發現者之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奠基人)既是耶穌會的神父,又是北京猿人的命名者,還被譽為網際網路的先知」,在中國寫下了主要論著《神的氛圍》(Le milieu divin,1927)和《人的現象》(Le phénomène humain, 1942)。單就這幾個層面的理解就足以引發我的好奇心:德日進是如何解決科學與信仰的關係?中國對德日進的科學考究與寫作有什麼影響?人類的未來會在他的預言中嗎?帶著這些疑問,我參加20141019日在北京語言大學召開有關德日進的研討會,會議的主持人汪暉博士一開始讓我誤以為是清華大學的知名學者汪暉,見面之後才明白此汪暉非彼汪暉,這位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和工學雙博士的企業高管,是法國德日進之友的重要參與者和中國德日進之友的開拓者,其溫和、知性與機靈的學識與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著在座的聽眾。

在這次討論會上,我第一次聽到了不同的學者、考古學家、翻譯家和作家對於德日進的探討,大開眼界。汪暉博士講述了德日進不同尋常的生平、實踐、思想的形成特質與當代意義,並以切身經歷談及自己與德日進思想的震撼相遇。他留法讀書、工作期間幾乎讀完了所有關於德日進的書籍,包括大量未刊行的手稿與書信,每週五晚是自己在圖書館與德日進心靈約談的固定時間,德日進溝通現代科學與精神信仰的獨特方式為他個人的生命探索帶來了意義和亮光。因此,汪暉博士希望把德日進的亮光重新帶回到一個世紀前德日進曾經到達並駐足、寫作的第二故鄉——中國。

復旦大學哲學系李天教授介紹德日進與中國的關係,他在1992年美國舊金山一家舊書店邂逅德日進,開始追隨德日進漫游生物的起源,並瞭解人類的亙古、超人的進化,整個人類未來的末世Point Ω(Omega, 希臘字母的最後一個)。此後,他開始蒐集德日進的中西文著作和電子書,成為名副其實的德迷。北京語言大學法語系王海燕老師在法國留學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是有關德日進現象的研究2000年,她翻譯出版《德日進集——兩極之間的痛苦》(上海遠東出版社),為德日進思想返回中國貢獻良多。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法國漢學家梅謙立(Thierry Meynard)的報告為《從現代中國文化看德日進思想的意義》,他認為德日進的思想有助於我們現代人克服當前所面對的各種困境,個人可以通過創意的忠誠逐漸推動社會結構的變革。德日進在電腦還未出現的六十多年前,就以清晰的語言推導了一個普及而且從某些特定的中心出發覆蓋整個地球的神經系統,預告人類進化新階段的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電腦專業的劉峰博士專門談到了德日進與網際網路未來進化這個主題,通過電腦的內在系統構成與人類腦神經的對比,闡明了德日進思想的預言性。

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作家楊道爾吉用他渾厚深沉的聲音為我們講述自己與德日進在美麗薩拉烏蘇河谷的神秘交會。魏明德教授為大家放映他的團隊共同在法國德日進的故鄉奧弗涅與中國居住地所拍攝的記錄片《德日進與中國》(Teilhard and China),讓我們這些對德日進一無所知的中國人一目了然,瞭解德日進高深奇妙的思想和對中國考古學的偉大貢獻,其曲折豐富而不屈不饒的科學考究精神和對向前向上的真理之路的無限探索,震撼人心。在座的我們為廣袤、粗獷而特異的薩拉烏蘇河谷感到深深著迷。

在這天的日記中,我寫道:一天的會議,雖然辛苦,但卻收穫頗多。進一步瞭解德日進的開拓性,他的思想就更深深地吸引著我。他得到的靈感和奇特的思維令我豁然開朗,尤其是進化論(科學)與創造論(信仰)的結合,對人類的未來之解釋與願景,似乎打開我封閉的空間與時間,為我啟示了未來之道。(…)我深切地意識到,我也將投入到德日進的研究與推廣事業中。

為了承諾自己的心願,我和汪暉博士楊道爾吉一起籌畫並舉辦2015918-20科學與信仰——紀念德日進逝世六十周年中外考察活動。活動後我自告奮勇,通過網際網路的微信群,組建一個紀念德日進——薩拉烏蘇考察群」:通過邀請朋友、朋友的朋友加入,對德日進抱持探索興趣的入群者越來越多,達到一百多人,而其中絕大部分的人我並不認識。德日進從考古出發,認為宇宙不斷進化,從物質到生命,再到人類和精神,最後將達到精神智慧圈(Noosphere),走向全球統一,最終抵達歐米加點(Omega)。宇宙的意義滲入人類骨髓,最終將轉變人類,使得人類合成為一。生命就是萬物一體,彼此溝通。生命的完成就是超越個體的侷限,通過越來越密切的相互依靠,與宇宙融合。因此,在任何思考的領域中,無論是宗教還是科學,個人只有同其他人聯合,才能有希望達到自己的極點。如今,我們大家通過網際網路的連結方式,回應並見證了德日進的偉大預言:走在與他人共同彙聚的方向。經過兩個月的確認後,微信群中有近30(因為名額有限)參與薩拉烏蘇的考察活動。

2015918日暗夜的星光下,我們這些相識或陌生的朋友們從四面八方,彙聚在薩拉烏蘇飯店,彼此擁抱,興奮不已。等到大家入住飯店,吃過極為豐盛美味可口的蒙古式大餐後,差不多已經晚上十點。這次活動的慷慨接待者,內蒙古德迷楊道爾吉在暗沉沉的夜色中,把我們帶到了薩拉烏蘇國家濕地公園展覽館,他親自在每一個展廳給我們詳細講解薩拉烏蘇河谷的特殊地形地貌、豐富的史前文化生態環境。豐富多彩的圖片資料和照片影像展示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來到薩拉烏蘇進行的重要考古場景,其中包括桑志華、德日進在20世紀20年代最早開拓的人類史前考古遺跡。

在薩拉烏蘇河谷度過的這一夜,伴隨著無邊的寧靜與安謐。我們對這一片將要呈現在眼前的美麗風景充滿了期待,似乎隱約感受到把我們召喚到薩拉烏蘇的德日進的靈魂,彷彿見到德日進的靈魂在自己身邊自由穿行。

二、薩拉烏蘇:在世界祭壇上的彌撒

2015919,週六。一早起來,我們吃過早餐,聚集在薩拉烏蘇賓館會議廳,聽取兩位專家講授德日進與桑志華考古的過程和意義。一位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國際關係學院陳蜜博士,另一位原是北京語言大學的德日進研究員王海燕老師。陳蜜用PPT展示了《法國古生物學考察團的緣起》,詳細介紹20世紀初的史前研究成果,以及法國神父桑志華(1876-1952, Emile Licent)與德日進的相識緣分(經由德日進老師步勒的介紹),還有他們在中國北方得以進行考古的各種幫助(來自法國的資金支持,如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公共教育部、科學院,以及天主教大學借助天主教在華的力量,如聖母聖心會、聖方濟各會、耶穌會、遣使會、中國神父等)。他們兩次合作考古,成果頗豐,一次是在內蒙古薩拉烏蘇,另一次是在紮賚諾爾和錫林格勒。德日進寫下十幾篇文章,一部專著為《中國舊石器時代》。這讓我們在座的參與者對20世紀初期法國考古活動的歷史背景有了深入的瞭解。我想,這較好地闡釋了德日進的某種人生理念,在科學事業的旅程上,只有獲得各種組織與朋友的相助,才可能達成目標。雖然德日進一度受到保守的天主教會的排斥,生前不能夠公開發表自己的論著,也不可以在巴黎天主教大學裡講授進化論,但他卻一輩子忠誠於天主教會,從未離開天主教會,當然他在某種程度上他透過法國教會和中國教會以及各方朋友的幫助,獲得了進行考古活動的必要支持,這就是德日進式的創意的忠誠——既服從建制化的組織,又堅持自己的個性探索。他提出具有遠見的思想,進而改進組織結構中僵化的部分。例如,在德日進去世後,他的論著終於正式出版,開始影響到許多天主教會的神學家,最終影響了梵蒂岡第二大公會議,連教皇John Paul二世也在不同場合頻繁地引用德日進的話。

會議結束後,我們一起乘坐大巴士前往薩拉烏蘇國家森林公園,一路是遼闊的黃土地,遍佈高地不一的土坡,間或是溪水陸地,生長著一種的矮墩墩的中間分叉的樹,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子母樹,像頭髮般垂下長長的枝葉。我們來到當年德日進考古的主要景點之一大灣溝,這裡聳立著一座座類似桌台(祭壇)巨大的平頂丘,這是一種非常壯觀而神奇特別的地貌。19236月中旬,德日進和桑志華一起從天津出發,一個月後,他們騎驢到達了350公里之外的內蒙古鄂爾多斯薩拉烏蘇河谷,發掘了一大批古生物化石、人類打磨石器和一顆八歲兒童的智齒(大部分收藏在北疆博物館,即現今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大概就是在這裡日日夜夜進行考古,見到天高地闊的沙漠和無邊浩渺的草原,過著連續十多日的野外帳篷生活,以及鐵鍬下裸露出的幾萬前的原初生命遺存,壯麗的自然景象、宇宙與個體生命的深切合一觸動了德日進的敏感心靈,讓他寫下了最具抒情色彩的神秘主義傑作《世界祭臺上的彌撒》(«La Messe sur le Monde »)。沒有餅和酒,作為神父的德日進無法每天做彌撒,於是身處的高原沙丘成為他的祭台,全宇宙的物質成為他向上帝敬獻的祭品。

如今,在近乎90年的光陰之後,我們這群人也來到了德日進走過的沙丘、河谷,一個清澈見底的湖泊出現在沙丘的包圍中,對岸的湖邊聳立一塊石碑,據推測是德日進和桑志華當年發現孩童乳牙之地。我們佇立於清澈的湖畔,在明亮的倒影中,看見了自己的影子與野草藍天白雲的影子交疊著。負責人招呼大家圍成一個圈,各自佇立在湖邊,幾位代表者分別用法語、韓語和漢語交錯朗讀德日進的禱告文《世界祭臺上的彌撒》,不同的語言雖然發音各異,不完全聽得懂,但每句話、每個詞所包含的虔誠與謙卑,表達的是對創造萬物的上帝的感恩與獻祭——用人類的勞動果實,甚至用人類的苦難,用一切感恩的心:上主,又一次地,雖然這一次不是在埃納的森林,而是在亞洲的大草原上,我既沒有餅,也沒有祭台,我要讓自己超越這些象徵,達到物自身的純粹尊榮裡,我:你的司鐸,要把這個地球作為我的祭台,在其上向你獻上世界的勞動與苦難。

本來我們這次的活動計畫是要與法國60餘人的德日進考察團會合,但由於相關政府部門的阻擾,我們只能夠在河谷中錯過(可見人類之間的相互交往依然步履艱難),當然我們也無法參與並體驗他們為德日進所做的紀念活動。

隨後我們到達另一個地方風景處,裸露著不同時期岩層疊加、時間分明的極有代表性的地理剖面。周圍散落著廢棄的窯洞,即便是在這麼荒涼的地方,也點綴著人類的居所與耕作的痕跡。中午,大家在一個小屋中用過簡餐(羊肉特別美味)。下午時分,我們在進入一個被開闢為(烏審村)公園的河谷中自由活動,大家三五一群,隨意欣賞周圍獨特的風景,照相或聊天。我和其他幾個朋友(王曉燕、李峰、陳芸、邱雲、趙麗君、Naomi)一路走到溝盡頭,坐了下來,我們靜靜地觀望眼前的一條清澈小溪,小溪中的蘆葦和各種形狀怪異的灌木,為生命的靜美和豐腴而驚顫。在回程的小徑上,我們這對人馬與汪暉博士身邊的一群人(裴亞莉、張意、陳靜、肖劍、冉麗華)會合聊天,分享暢談。此後,我們又分道揚鑣,往前行進。我們走到了一個把窯洞改造為賓館的高家院子,這個地方的窯洞安裝了電視機、冰箱等現代化的設備,古老的窯炕與現代的機械融為一體,給人別樣的體驗,多麼希望可以在這裡住上一宿。我和Naomi一起繼續往前,跨過建立在山坡上的陡峭的窯洞,到達另一邊,這裡竟然是一片開闊平坦的林地,樹木直立,夕陽的餘暉穿行之間,投射在原始的淤泥地上,如此安靜神秘,好像我們的心跳動也能聽見。

五點半,我們乘車到達另一處廢棄的窯洞,各自留影。大家徐徐漫步,一路到處都是奇特迷人的黃土地貌,一條激流橫在眼前。由於激流衝垮了木橋,前面過去的人有點兒搖搖晃晃。張意來自四川大學,她是我的師妹,我看到她在走過獨木橋,一瞬間雙腳滑進河水,身上的背包也落入水中,我們不禁驚叫起來。幸虧對岸的朋友迅速救助,將她拉起,但她腳上的新皮鞋卻濕透了。目睹此意外事故,大家美其名為一次難忘的洗禮

此後幾位男同胞從周圍撿拾幾塊堅硬的木頭,加固了這個木橋,手拉著手,我們這些膽小甚微的女同胞才得以邁過去。在楊道爾吉的帶領下,大家漫步到了一處高聳的山坡,這裡氣勢恢宏,視野高遠,堆積著綿延歲月風化的厚重黃沙,散落著各種形狀鈣化的石頭殘跡。這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亙古如斯的寧靜被我們這群德迷的歡呼聲打破了,我們站在平頂高處合影拍照,有朋友拿出汪暉博士翻譯的德日進譯著《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論人類動物群》(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讓他在山頂簽名合影。雨潼帶來了精心準備好的手帕,讓大家留下最珍貴的簽名。來自太原的記者楊敏、吳炯揮舞著寫有魅力薩拉烏蘇,文化傳承聖地二行字的紅色小旗,它成為我們不斷攀登的標誌。藝術家武宏和批評家劉春勇,從陌生而成為兄弟般的兩位老師,悉心找到形狀特異的小石頭,讓我們讚歎大自然無以倫比的神工。

默默靜禱,眺望無邊綿延的山丘,觀日落黃昏,星辰乍現。此刻,我們一同感受了大地跳動的脈搏,死一般靜寂中蘊育的生生不息。我們之間彼此的友誼因為德日進的精神與靈魂,而得以凝集昇華。

                三、水洞溝:穿越時空隧道的旅行

2015920日,日:這是我們紀念活動的第三天。吃過早飯,我們驅車前往離寧夏銀川60公里外的水洞溝遺址,它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現地」——這自然與桑志華和德日進當年的考古成果密切相關,如今升級為國家5A級的旅遊風景區。我們入內參觀水洞溝遺址博物館」,裡面展示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三萬年前水洞溝人的古代遺跡,其中有不少1923年德日進和桑志華在此地考古挖掘的化石複製品,如石頭工具、牙齒、頭蓋骨、裝飾物等。在現代高科技的聲光電影的模擬技術中,我們重新體驗了一場史前的地震災難」:狂風暴雨閃電最終迫使依水而居的水洞溝人不得不遷徙他鄉。許多朋友要趕飛機,他們不得不匆匆流覽,遺憾地提前離開。幸運的是,我和陳芸、王曉燕一起三人結伴而行,路上遇見了我們的老大哥劉作忠——一名來自荊州的退休文人,他熱情地為我們拍攝照片。我們在張二小店」與德日進真正相遇」了——這個由黃土、熱炕、農具構成的北方農家,真實地復原了當年德日進與桑志華一起入住的場景,以文字介紹他們與店主人結下的深情厚誼。庭院放置了二人的紀念塑像,我們好像見到了久違的老朋友,觸摸著德日進的黑色大理石塑像,依偎合影。

三人同行,繼續往水洞溝的腹地行進,這裡是鬼斧神工的丹霞地貌,由沙丘環繞的平湖、清流、蘆葦、野鴨、古長城、烽火臺、城堡、峽谷、紅柳灘等構成,一路上高高突兀的黃土陡坡形似駱駝、大象等,故取名為魔天崖、臥駝嶺、斷雲谷、魔鬼城。我們坐了駱駝、機動船和驢車,趕驢的老人家撕開嗓門,唱起來了嘶啞寥廓的秦腔。我們來到了明代古長城,一起入內參觀地下不同構造的藏兵洞」。在導遊的帶領下,我們穿梭在迷宮般曲折幽閉的地道和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兵器,身臨其境,想像著五百年前這裡是戰火紛飛的邊疆。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一人回」,遙想當年,多少將帥士兵在這裡守護著長城,或許與另一邊隨時可能入侵的草原民族廝殺,驚險的戰爭也是人類不同文明對抗與衝突的一種進化方式吧?等待我們的終點是一個長城博物館。有意思的是,旅途結束的時候,我們乘坐的是改裝後的拖拉機。行進在高峽平湖、大漠邊關的道路上,路邊飄揚著印象三萬年,體驗五百年」的彩旗,從史前時代一下跨到了機械時代,我們的確經歷了一次穿越時空隧道的神奇之旅。

走過了這些峽谷絕壁,城堡廢墟,我們對於水洞溝的史前遺址、邊塞文化和歷史沿革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置身其間,瞬間感覺到個體在宇宙、自然、人類的浩瀚時空中的微小生命存在,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的哲學追思亦觸動內心。不知道,當年德日進駐足此地、埋首挖掘古人類遺跡的時候,是否也曾在漫步在蜿蜒偉岸的長城腳下,萌發思古懷鄉之幽情?悠久的中華文明和廣袤的神州大地對他意味著什麼?他的宇宙意識與全球一體化的思想形成與中國這個巨大的異者」之間的隱密關係何在?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德日進跋山涉水,進行科學考古和哲學寫作二十餘年(1923-1946),這無疑得益於某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機緣。在梵蒂岡羅馬教會強迫德日進離開法國天主教大學的講臺,在中國進行考古期間,中國成為這個獻身於科學和信仰的流亡者之家」據說德日進長期居住在北平王府井一帶協和醫學院附近,與李四光、楊鐘健、裴文中、賈蘭坡等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和文人學者密切接觸,結下深厚的友誼。在二戰結束,離開中國後不久,德日進在文章《遠東的精神貢獻》(1947)中以驚人的預言寫道:東西方相互靠近的問題已經被討論得那麼多,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據我看,結合是或早或晚要到來的,如果這種結合開始了,那麼它將按一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更像數條河流一起沖向被其中一條打開的缺口,穿過一道共同的屏障。(…)我們將通過不同心理素質、不同性格的相遇而獲得充實和豐富。」而對於中國,德日進始終滿懷感恩:對我而言,中國成為收養我的國家,高度認可我的國家(…)中國巨大形象的國度,延伸、滋養我的思想,直到星球意識的向度。就科學的層次而言,我在這裡找到工作與探索的初始地。來到中國,我才能完成北京猿人的考古研究。因此我有各種理由愛上這個國家。」即便是在1951年迫不得已遷居到美國紐約後,德日進還千方百計寫信給中國的老朋友,希望有機會再次回到中國。而在1998年,90高齡的中國古人類學家、北京人」之父賈蘭坡院士還念念不忘,親筆為《德日進集》題詞:德日進神父是我最敬愛的老師之一。」

時代並沒有辜負德日進,其超前的思想逐漸為世人所接受,也為時代所印證。在教會中,德日進被譽為新時代的伽利略我們時代的湯瑪斯•阿奎那。在聯合國大廳,懸掛德日進的名言: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成立地球。」

一年前,在我與德日進激動相遇的那天,我寫給魏明德先生的信中感謝道:偉大深邃的思想需要我們去傳播、影響、生根發芽,讓更多的人耳濡目染,分享創造,進而改變我們所處的世界與現實,向著一個幸福、和諧、神聖的目的前行。這也是德日進本人所抱有的信念與期待(向前與向上的路),賜予我們的力量、靈感、愛與勇氣吧。如今,在遊歷過德日進當年考古的薩拉烏蘇河谷與水洞溝後,像許多同行的朋友一樣,我再次切身地感受到了德日進的智慧、愛與偉大願景。而我們每個人,如同德日進所期待的,正是促進人類越來越合為一體的鏈條上必不可少的一環,或許這正是我們在自然界中應當承擔的神聖責任。

週二, 15 十二月 2015 19:53

光與真理的傳道者:猶太裔主教施約瑟

撰文沐鈺

畫作笨篤

作為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大學老師,每次我給學生講授聖經文學時,閱讀的一般是和合本《聖經》,而對於此前的白話聖經譯本,知之甚少,直到去年我要寫一篇有關《雅歌》中譯本的比較論文時,才驀然發現了這位一直在我研究視野之外的聖經翻譯者:施約瑟(1831-1906)其冗長而奇怪的外語名字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實際上,我是從兩位漢學家那裡瞭解到施約瑟這位卓越非凡的偉人,一位是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馬里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另一位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系教授伊愛蓮(Irene Eber)。他們都是八旬以上的老學者,彼此相識,長期熱衷於探討《聖經》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知識份子的深入影響。尤其,伊愛蓮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學界第一本有關施約瑟的論著,題目是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 I. J. Schereschewksy, 1831-1906 (Leiden; Boston: Brill, 1999),譯本由台灣胡聰賢翻譯為《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2013年由橄欖出版社(新北市)出版。

通過搜尋與施約瑟有關的資料,我開始叩問19-20世紀中葉那一段被時代風雨湮沒侵蝕卻精彩紛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譯經王子施約瑟及其猶太身份

施約瑟被美國聖公會的同仁海克斯(John Hykes)譽為譯經王子(Prince of Bibletranslators)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稱之為世界最偉大的聖經翻譯者之一格雷伍斯(Frederick R. Graves)讚賞他是世界英雄之一(one of the world’s heroes)還有人把他與為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相提並論。

首先是施約瑟的猶太身份引人注目其多重複雜的文化身份、傑出的語言天賦與艱難奮進的一生聽起來簡直就是一個傳奇。施約瑟於1831年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立陶宛小鎮陶羅根(Tauroggen),從小接觸到希伯來語和俄語。但他幼時父母雙亡,由同父異母的兄弟撫養,家人希望他成為一名拉比(Rabbi)(1)。於是,16歲時施約瑟開始離家漂泊,就讀於烏克蘭的日托米爾拉比學校(Rabbinical School of Zhitomir)當時解放猶太人、接受西方文化的猶太啟蒙運動(Haskala)風靡歐洲,到此地傳播福音的倫敦基督教猶太人傳道會(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把《聖經》翻譯成意第緒語,吸引了一些像施約瑟這樣思想活躍的年輕猶太人。1852年,施約瑟前往德國的布雷斯勞大學(Breslau University今弗羅茨瓦夫)攻讀東方語言課程,在此結識了倫敦傳道會成員、猶太基督徒紐曼博士(Dr. H. C. Neumann1778-1865)得以瞭解當時德國的現代聖經批評學,並對基督教產生了好感。在移民大潮的影響下,18546月施約瑟乘船達到美國紐約,認識了猶太裔傳教士里拉德博士(M. G. R. Lederer),不久他在一個逾越節的晚上接受洗禮,皈依了基督教。此後,施約瑟繼續神學訓練先後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州阿勒格尼市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 City, Pennsylvania)兩年後轉往紐約聖公會總神學院(the 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此時施約瑟在美國聖公會中國差會首任主教文惠廉(Rt. Rev. William Jones Boone)的感召下決意前往中國傳教並許願要把《聖經》翻譯成中文18597月被文主教按立為執事(deacon)(2)。不久,他以美國聖公會海外傳教士的身份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開始學習漢語。

施約瑟於185912月抵達美國聖公會總部所在地上海,不斷盡心學習官話(現在的普通話)、文言文(文理式中文)、上海方言和中國古典文學,並在中國內地進行了二次遠遊,逐漸熟悉地理民情。對於多樣化的漢語與各地方言,施約瑟深有感觸:與其說我要學會中文,不如說我要掌握多種中國語文。因為一個渴望能夠熟習中文的人,必須研習至少兩、三種獨特的中國語文:第一種是他所居之的地的人所說的方言;第二種是全中國的官員,以及很多省份的人都使用的官話;第三種是中國知識份子們所使用的文言文。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人對語言的挑剔的程度比其他民族更苛刻,他們對只會講幾句破句子就想傳道的外國人,不屑一顧(3)

在瞭解到施約瑟非同尋常的經歷後,我認識到了作為傳教士和聖經譯者,施約瑟所具備的猶太文化身份、特殊個人稟賦、深厚的信仰根基和堅定執著的性格決定了他事業與眾不同:屬於猶太教改信基督徒的猶太裔美國人(在俄國統治下的立陶宛、波蘭、德國、美國、中國、英國、法國、瑞士、日本等多國居留,有助於他以平等、同情的態度對待異國文化和不同人群);屬於美國聖公會(曾擔任美華聖公會華東教區主教);具有罕見的語言天賦(會讀希伯來語、意第緒語、俄語、德語、波蘭語、希臘語、英語、法語、中文、蒙古語等20種文字,會講13種語言),他受到了猶太教基督教文化、德國啟蒙文化、英美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薰染,視野開闊,治學嚴謹,博大精深;形成了尊重異國文化的開放精神。所有這一切使得施約瑟成為一名出類拔萃的《聖經譯者和偉大的傳道人,不過,這個過程卻是如此漫長而艱辛,充滿著無比的恩典和榮耀。

從官話到淺文理:中文聖經的翻譯者

1860年,施約瑟按立為會長後的第二年,被文惠廉主教派往大清帝國的中心北京,在剛成立不久的美國公使館擔任翻譯,並負責開拓聖公會在華北地區的教務事業。在此後的12(1862-1874)中,他任職於五位基督教傳教士組成的北京譯經委員會(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除了他以外,其餘四位分別是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他斷斷續續參與譯經工作)和白漢理(Henry Blodget, 1825-1903),英國人包約翰(John S. Burdon, 1826-1907)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他們於1862-1863年間陸續聚集北京,籌畫推動《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的翻譯事工,並於1866年完成出版。此後,鑒於施約瑟精通希伯來語和具有猶太文化背景,他被北京譯經委員會指派獨自承擔把希伯來語《舊約》翻譯成北京官話的艱巨任務。在1864年寫給美國國外佈道團委員會(American Foreign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ission)的信中,施約瑟提倡把《聖經》翻譯為滿洲方言(即北京官話),因為它適用於四分之三的國土,實際上是全中國的官員、商人和文人之間的通用語。(4)

當時通行中國的聖經譯本是用文言文翻譯的深文理譯本(High Wenli Version)如最早的馬什曼(J. Marshman)譯本(1822)、馬禮遜(R. Morrison)《神天聖書》(1823)、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1852)裨治文(E. C. Bridgman)《新舊約全書》(1864)、高德(J. Coddard)《聖經新舊遺詔全書》(1868)另外有些僅供東南局部地區使用的方言譯本(廣東話、廈門話、客家話吳語)但還沒有一本是用北方方言(官話)的譯本。不過,隨著中西雙方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不斷接觸和時局的發展,這種情況逐漸得以改變:早期中文聖經主要是文理譯本,對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然而,中國教會信徒日益增多,由於教育水準大多不高的關係,在閱讀文理譯本時感到困難,以致對官話譯本的需求漸增。(5)施約瑟認識到官話就是正式語言的意思,它不但是通俗文學所使用的語言,也是自宋代以來,一些哲學及形而上學著作所使用的語言。」(6)他對於獨自承擔把希伯來語《舊約》譯成北京官話的神聖任務,充滿信心:其他翻譯者告訴我,將舊約聖經翻譯成人口最多的帝國口語,是特別委託給我的責任。一直到這項工作做完為止,我應該將它看作是我在這個國家的使命。」(7) 187412月,在上海美華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資助下,施約瑟歷時十多年完成的第一個北京官話《施約瑟舊約譯本》由日本京都美華書院印製出版;1878年,該譯本和1872年修訂本《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合併成《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作為英美兩國傳教士和聖經公會共同合作的碩果。這個聖經中譯本語言清晰明細,簡潔有力,雖淺白卻不流於俗氣,雖莊重敬虔卻不舞文弄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為1919年《和合本聖經》之前通行最廣、最受中國信徒歡迎的官話譯本,並為此後的聖經中譯本提供了出色的範本,誠如丁韙良所言:具有無法被取代的地位,是譯者一生的冠冕之作(8)

1874施約瑟翻譯的《創世紀》開篇為例:起初的時候,天主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水面黑暗。天主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天主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看光是好的,天主就將光暗分開了。天主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有早,就是頭一日。又如《雅歌》:這是所羅門所作的歌中的雅歌、願他與我接吻、因你的愛情勝於酒霖。你的膏、香味甚美、你的名如傾出的香膏、因此、眾女子都愛慕你。我們讀到的是如此精湛流暢的白話譯文,要知道這比1919年的和合本聖經早了45年。

1877年,施約瑟被任命為美國在華聖公會的第三任主教(Bishop)1881年在武漢視察之時,積勞成疾的他不幸中風,導致身體癱瘓。1882-1895年間,施約瑟在英國劍橋、瑞士日內瓦、美國等各地養病,雖飽受病痛折磨,卻依然在輪椅中堅持用二個手指頭翻譯,不僅繼續修訂北京官話《新舊約聖經》,還將其翻譯成淺文理(Easy Wenli Version)。對於傳教士而言,19世紀末期,可以說是文言文聖經從深文理向淺文理過渡的中間階段。以前只有深文理聖經譯本的出現,是意料之中的事。對中國人而言,淺顯的白話只用於日常生活的口語中,而不運用於文字表達中。對傳統文化和文字頗為自負的文人來說,他們更不會接受用這種淺顯語言寫成的書。(9)英國傳教士楊格非(John Griffith)描繪了一種被稱為淺文理的語言形式,它既像官話一樣容易明白,廣泛通用,同時又容易被知識份子接受。在1890年上海舉行的中國傳教士代表大會後,施約瑟卻拒絕了該譯經委員會的邀請,獨自開始淺文理聖經的翻譯工作,並以殘疾之身完成了《和合本聖經》翻譯團隊花費18年才完成的事業,1902出版了淺文理《舊新約全書》(又稱《施約瑟淺文理二指版聖經》),這堪稱世界聖經翻譯史上的一個奇蹟1910年由施約瑟修訂的《淺文理串珠聖經》(Reference Bible)出版,但他本人卻無緣見到,施約瑟於19061014日在日本東京去世,葬在東京最大的公墓青山墓園。在去世的前幾年,施約瑟不無感歎地自敘道:我坐在這把椅子上二十多年了。一開始很艱難。但上帝知道這樣的安排最好。他讓我從事最適合我的工作。(10)

在寫給施約瑟的悼文中,美國聖公會史蒂芬牧師(W. B. Stevens)稱讚道: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所達至的最偉大的成就,當拿來與施約瑟主教所作的相比時,都會變得渺小,()因為他使聖經用中文來向人說話,把福音傳遍了半個地球。(11)當我們瞭解到施約瑟的後半生竟是以殘疾之身完成了一項令人難以想像的偉業時,除了驚歎外,或許只有深深的感恩了。

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創始者

施約瑟的另一個驚人之舉是創建了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大學——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1879年,施約瑟本著要創辦一所可以使學生兼具中、西文化的知識與基督信仰,以主導未來中國的發展的教育理念,將上海聖公會下屬的兩所學校培雅書院(The Baird Hall for Boys)和度恩書院(Duane Halls)合併為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後來於1905年註冊為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首創校訓一為光與真理(Light and Truth),二為德以輔才,學以致用,兼具了中西文化與教育的最高信念與理想。雖然這所大學一開始重視的是神學方面的課程,如聖經、祈禱書、教義神學與系統神學和中文,但隨著上海作為通商口岸,越來越國際化和商業化,急需英語方面的人才,1881年起,學院增加了許多用英語教學的課程,尤其是科學方面的教學內容,逐漸向世界一流大學看齊,建立起神學院、文理學院、土木建築學院、醫學院(後又加了農學院)等。到了20世紀初,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人數迅猛增長,成為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後轉為雙語授課)的國際性一流大學,被譽為東方哈佛中國外交人才養成所,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在體育方面上遙遙領先,培養了林語堂、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施肇基、宋子文、嚴家淦、榮毅仁、劉鴻生、俞大維、貝聿銘、周有光等一大批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傑出人物,他們活躍在政治、外交、農業、醫學、軍事、文學、建築和高等教育等各個公眾生活領域,成為帶領社會變革的。一直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聖約翰大學的課程、教育理念與水準皆可與美國任何一所大學媲美。

1952年,作為在華辦學時間最長的一所教會學校,歷時73年的聖約翰大學在大陸被解散,其新聞系併入復旦大學,土木建築系併入同濟大學,經濟系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政治系併入華東政法學院(現華東政法大學),理科各系、教育系、中文系併入華東師範大學;醫學院則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後改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併入上海交通大學)原校址成為現在的華東政法大學,一代名校從此四分五裂,幾乎消失殆盡。不過,光與真理的星星之火並未完全黯淡。196710月由聖約翰大學、聖瑪麗女校(St. Mary’s Hall)校友出資購地,並在灣聖公會王長齡主教竭誠解決各種困難之後,聖約翰大學在台灣復校為新埔工專,創校之際,美國渥克蘭聖公會救主堂特地贈送一本世界上碩果僅存的《施約瑟舊新約聖經》(1913年版)祝賀,如今這本聖經成為該校的鎮校之寶。20058新埔工專不斷興盛發展,最終升格為聖約翰科技大學,以繼續施主教遺志,重整聖約翰雄風為辦學目標,並用高清晰的掃描方式再版了1913年版的《施約瑟舊新約聖經》,作為校慶紀念日的紀念。今年的7,在台灣友人的熱心幫助下,我終於購買到這本紙質精美的施約瑟版聖經,撫摸著黑皮紅邊、繁體字豎版的厚重《聖經》,查看扉頁上施約瑟的畫像和漢字手跡,我恍若回到一個世紀之前施主教生活的那個中外文化開始頻繁接觸、交流與合作的年代,更加懷想他竭盡一生,為中文聖經翻譯、高等教育、福音傳播、中猶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而我們如何才能銘記住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呢?

2015111日,這個細雨霏霏的週末下午,我和兩位女性朋友相約參觀當年聖約翰大學遺址——如今的華東政法大學。我們穿過蘇州河上的橋,踏進中西合璧、紅磚飛簷的美麗校園,依舊可以感受到當年古香古色、輝煌燦爛的校園氛圍,雅致的老屋、蒼老的古樹和青翠的草地依次呈現,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甘醇厚重、美輪美奐的甜美氣息。我從以色列學者伊愛蓮撰寫的《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中得知,1879年,施約瑟頗具眼光,以比較便宜的價格在這處當時還很偏僻的郊區購買了30英畝,作為傳道部和學校的駐地:1879年初,即開始新建工程,學院初期有四棟磚頭建築:兩棟較大的二層樓房,有鋪瓦的屋頂,兩側是二棟較小的建築。後來又加了幾棟建築。(12)後來成為施約瑟接班人的小文惠廉主教對此稱讚道:學院採中式建築法,但融合了現代的通風和採光概念。學生們有足夠的運動場所。()整個環境充滿了理性和實用性。()施主教對中國事務的長期經驗與充實知識,讓他採用了最適合教會與中國學生需要的規劃。我相信這所學院在中國的歷史上將會留下它的蹤跡。」(13)這些精緻典雅的建築、挺拔偉岸的老樹、滔滔流淌的蘇州河經受了風霜雪雨,見證了聖約翰大學的昔日蹤跡依然無形地滋養著在此間穿行的莘莘學子。

我們駐足於校園中最漂亮、核心的標誌性建築——1894美籍校長蔔舫濟(Francis L. H. Pott,擔任該校50餘年的校長)為紀念施約瑟而建的懷施堂——1951改名為韜奮樓這是一處由環形長廊建築、鐘樓、中心建築和庭院構成的四合院式中西合璧的學院建築群,拱門入口的高凸處有一個鐘樓(由美國麻塞諸塞州運來,鐘錶至今使用,在整點時刻會自動報鳴),庭院中間現在放置了一座基石高高的鄒韜奮坐像,正面的建築物頂部鑲嵌了一顆醒目的紅五星,顯然這都是後來添加上去的。事實上,鄒韜奮在聖約翰大學只有讀了年,即1919-1921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新聞專業,獲得文學學位。在這之前他是在另一所大學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學習了兩年機電工程專業,但他不喜歡工科轉而學文。由此可見,當時的聖約翰大學持有非常開放的辦學理念,只要通過本校考試,學生可以從外校轉學,選擇自己喜愛的專業插班讀書。我想,現在中國高校還從未達到聖約翰大學所具有的這般靈活而自由的辦學策略,允許學生自願轉學或轉系。

我們登上韜奮樓的二樓,環顧四周,立即為這一組的風格典雅美觀、設計奇妙的建築所傾慕,中間的一座主建築鑲嵌庭院中,兩邊空地長滿了高大的綠色植物,體現了實與虛、疏與密、廊與樓相互呼應的中式建築美學觀。聖約翰大學一致秉持在尊重中國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傳播基督教文化的精髓,讓兩種文化水乳交融,呈現出一種新的時代精神與信仰追求,這當然與施約瑟的高瞻遠矚分不開。他堅持認為,在中國傳教的目的是建立中國基督教(Chinese Christianity),傳教士不應破壞中國的民族特性(ethnic characteristics),不應外國特性(foreign traits)生硬地嫁接到中國文化中,應原封不動地保留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時,不必西洋化,故其中文聖經的翻譯、大學的建築風格和教育理念都體現了這一目標的達成。我們看見在韜奮樓正面前的小花園中聳立著一個紀念牌坊——1929年為紀念聖約翰大學50週年而建,我覺得這個牌坊本身就是中國建築風格的醒目標誌(後來才知原牌樓在1955年被拆毀,1992年由校友捐助在原地基上按原貌復建),其前後兩面皆刻有校名和校訓,四根柱上刻有對聯,既有孔子的《論語》:思而不學則惘,學而不思則殆。也有幾幅意蘊深長的對聯:環繞平分三面水,樹人已半百年功明體達用是為國華天挺之才資造就新命舊邦廣開學舍海通而後此權興合中西一爐五十載締造經營蔚成學府在東南為巨擘千萬人滌磨淬厲同揚國光,如此大度雍容、氣勢磅礴的雋永之詞令人感歎遐思,今昔對比,歷史的回轉讓我們感受到作為教育者的使命與責任。

我們繼續穿行在這些紅磚的其他建築之間,路過思顏堂(為紀念為該校做出巨大貢獻的顏永京牧師而建)、思夢堂(紀念一位救助落水孩子而犧牲的美國教師孟嘉德而建)等樓,來到了一座近百年歷史的著名體育館,接待者是作為志願者的大一新生,她們熱情地讓我們進去參觀,這裡有羽毛球場、籃球場、舞蹈室等開闊的運動空間(據說以前設有中國第一所高校的游泳館)。我知道,在當時的教會大學中,聖約翰大學的體育課程獨樹一幟,遙遙領先,體現了培養身心健康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在體育館的出口走廊我們看見了右手邊一個正在粉刷一新的小房間,據學生說,這裡準備建一個微型的校史館。我們發現裡面放置了一個長方形褐色石碑,大概是清代一個姓王的人送給學校的校訓刻字,不過這塊殘斷的碑石只剩下了二個字真理,缺失了另一半光與二字。當我詢問在場學生是否知道施約瑟這個名字時,她們都搖頭說不知道。在華東政法大學讀書的大學生們置身其間,卻不知道自己所在校園的歷史悠久厚重,不瞭解真實發生的過去與生活學習的空間之間的隱密關係,這的確是一件值得我們深思不解的事。我記得不久前讀過的一本由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撰寫的有關燕園(北京大學)的記憶之書《鳴鶴園》,她在結尾處寫道:歷史的美不僅存在於有限的語言文字中,更存在於無窮的想像力中。歷史之美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含蓄性與殘缺性。」(14)因此,支離破碎的——有時是被壓制沉默的——歷史仍然是向想像敞開的大門。

而我們只有安靜地等待,等待被遺忘被遮蔽的歷史會被想像的大門敞開——被重新書寫,就像這些默默聳立在校園四周的紅磚老屋、懷施堂和紀念牌坊,或像百年體育館的角落裡正在修繕一新的校史館,這一截僅存真理二字的殘垣斷壁,在探尋者深情難忘的一瞥中,它們將魂牽夢縈地訴說著施約瑟——這位把一生奉獻給中國的猶太裔主教的神奇業跡。

註釋

拉比有學問的學者或智者,專指接受過正規的猶太教育,系統學習了猶太經典,擔任猶太人社團或猶太教教會的精神領袖,或在猶太經學院傳授猶太教教義的學者。

按立為執事按照一定的儀式,授予在基督教教會中的管理(執事)職位。

3 參見http://www.answers.com/topic/samuel-isaac-joseph-schereschewsky

James Muller, Apostle of China: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931-1906, Morehouse Pub. Co.,1937, P.66.

5 蔡錦圖《中國聖經翻譯的歷史回顧和研究》,載梁工主編《聖經文學研究》第5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202頁。

施約瑟致Denision函,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胡聰賢新北市橄欖出版社2013,第161頁。

7 施約瑟致Denison函,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第161頁。

8 丁韙良, ‘Notes on Schereschewsky’s Bible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34, no.3 (1903), P.148-49.

9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4, P.50.

10 參見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s/schereschewsky-samuel-isaac-joseph.php, by Paul Claspar.

11  A Feast for Samuel Schereschewsky, Dan Graves, MSL; Church History Timeline.

12 施約瑟致Denison函,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第187頁。

13 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第191頁。

14 [] 舒衡哲:《鳴鶴園》,張宏傑譯,北京大學,2009年,第229頁。

週二, 19 五 2015 16:00

拉薩:朝聖之旅

撰文沐鈺

攝影│馮瑩瑩西藏寺廟

一、瞻望拉薩(1)

沒去拉薩之前,我告訴友人說:「我要到拉薩去觀光旅遊,看一看。當飛機抵達拉薩的貢嘎機場,我的雙腳輕盈如浮地踏在這片與想像中完全不同的土地時,我才知道我的初衷是多麼幼稚可笑。

鐵青色的遠山連綿無盡,高聳入雲大團大團的白雲優遊於藍得純淨的遼闊天際,如此純潔與如此純藍的色彩相互輝映,在瀑布般的陽光直射下透明地交錯著,變幻著。我情不自禁地掂起腳,仰著脖子,屏氣直直地凝望著,並以自己為圓心旋轉了一周。等到這個姿勢完成之後,我才驚奇地發現,拉薩是不可以直視觀看的,必須仰視瞻望。這種瞻望不僅僅只是視覺上的一種姿態,更是一種精神儀式。正是在無限遼闊的瞻望中,才會引發瞻望者心靈中的某種敬畏之情,這是對自然或一切無法理喻的神秘之物的仰視所致的虔誠。

布達拉宮(2)以其龐大恢弘的高聳形象進入視野,更證明了我對拉薩的第一個感覺。我必須抬頭瞻望,左右仰視,才能一覽無遺地看清楚這座建築於山巔的宏偉宮殿的全貌。它不像北京的故宮,處於平展方正的平地上,人們只能從一個門直穿過另一個門,循序漸進,卻無法在一瞬間看清其整體的空間輪廓。

一種是故宮式的平視觀賞與直線步行,另一種則是布達拉宮式的仰視瞻望與崎嶇攀登,我們要以兩種完全不同的觀察方式和行進姿勢進入其中。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前者純然是世俗的宮殿,力圖匍匐人間大地後者則是古代政教合一的王宮,意欲遁入神秘天堂,它們分別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取向。

於是在拉薩,我們這些習慣於平面直視的平原人,不得不變換一種眼光和姿態面對我們陌生的高原。原來天空與山巒可以高遠得無邊無際,原來宮殿與寺廟可以無限高貴無比莊嚴原來我們個人在自然與精神的神聖殿堂前是如此渺小,如若塵埃一般。

拉薩,以拒絕平原的空間姿態佇立在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以高聳入雲的龐大巍峨形象閃耀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嶺之間。哪怕是建於平地的大昭寺和小昭寺,也是凌空欲飛,更不必說依山而築的哲蚌寺和沙拉寺。這些堅挺威嚴的宮殿與寺廟召喚著來自各地的虔誠朝拜者,他們翻山越嶺,一路風塵僕僕,左手拿著磨得烏亮發光的念珠,右手握著鑲嵌銀飾的轉經筒,亦步亦趨,奔赴聖地。他們穿梭於一座座廟宇與神龕之間,或以虔誠的敬畏目光舉頭瞻望,凝神貫注,口中念念有詞或選擇某個地方,以一個固定不變的姿態仰頭俯身,匍匐於地,不厭其煩地磕拜著,把心中無限所愛奉獻在祭壇上。

在拉薩的每一日每一刻,使我逐漸頓悟到西藏絕不是人們漫無邊際想像中的浪漫之鄉,也不是不可思議的有著奇異宗教風俗的神秘之地。西藏人擁有自己清晰而真實的信仰純潔樸實透明虔誠堅強自信和對生命的摯愛與超脫。他們站在這一片世界上最高、離太陽最近的巔峰,感受著最純潔的光照與溫暖他們勇敢而無畏地生存在最艱苦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把所有的艱難險阻都轉化為對這片陽光之地的熱愛與崇敬之中,對冥冥之神的虔誠信仰之中。

眺望中的拉薩,巍巍佇立著。當我閉上雙眸,那高聳連綿的山巒,昂然挺拔的布達拉宮,金碧輝煌的寺廟,手持轉經筒的摯誠朝拜者一起交相輝映,照亮了我乏力而沉寂黯淡的歲月。在我遠離西藏的回望中,巔峰上的拉薩之城再一次流溢著光彩奪目的喜悅、安詳與夢幻。

二、德央扎倉的喇嘛

我行走在拉薩的哲蚌寺。大大小小的寺廟錯落有致地屹立在更培烏茲山腰。我獨自穿行於這些古老斑駁的建築之間,它們距今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明永樂十四年由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門徒絳央曲傑修建而成)。從這些黃泥粘和著的古舊石頭中散發出一股特殊的氣味,它們由幾百年來的酥油與香火混合而成,也許還縈繞著某些成年往事的氣息,久久地蕩漾在空氣中,成為寺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低頭躑躅在一座寺廟與另一座寺廟之間狹長的甬道中,我突然聽見一陣特別嘹亮的朗朗誦經聲,抑揚頓挫,音韻美妙之極,還伴有清脆的銅鈴叮噹聲。我迎著聲音四處張望,奇異的誦經聲彷佛發自這些不朽的凸凹不平的石壁間我往前探尋,在拐角上,恰逢一位身著深紅色袈裟的喇嘛直面而來,原來是他在念念有詞,忘乎所以地抖動著手中的銅鈴。突見一位背著旅行袋的姑娘好奇地站在石路中注視著,他似乎有些尷尬害羞,不知所措地微笑著,用裸露的右臂搖晃著銅鈴,一串清音在我們擦肩而過的甬道中迴響。看到他天真燦爛的笑容,我也笑起來,我指著身上的相機,又指了指他。他很快心神領會地往後退回幾步。我迅速拿起相機,鏡頭中,一位年輕的喇嘛頭頂銅鈴向我走來,紅色袈裟如同一團眩目的火焰。

我向他致謝,他搖搖頭。正當他走進一扇寺門時,卻突然轉過身來,用結結巴巴的漢語說道:「給我寄。我問道:「你的地址呢?」他怔了一下,便指了指寺門內。於是我點點頭,徑直跨進頂部鑲嵌彩色圖案的舊木門,跟著他穿過一道長長的幽暗走廊,古舊氣味愈加濃郁醇厚,我感到自己恍惚穿越著一處歷史的隧道, 幽深無際。在走廊的盡頭,年輕喇嘛揭起一塊飾有吉祥圖案的簾子,我隨他低頭鑽進一個非常矮小的門。這是兩間很狹小的房間,類似小閣樓。外屋竟放著一個煤氣灶,一張既可當椅子又可睡覺的窄床。屋裡除了狹窄的睡鋪外,還有一排金黃色的櫃子,上層供奉著宗喀巴及其兩個著名弟子的佛像,左旁放置了一些藏經,櫃檯頂部搭著長長的白色哈達(3)旁邊的一個棕色矮櫃上則有一個可樂塑膠杯,竟然插著一束豔麗奪目的鮮花靠一扇小窗的牆上,塗著一幅五顏六色的釋迦牟尼像。

年輕的喇嘛讓我在窄小的睡塌上坐下,面前的茶几上放著一疊長條經文和一堆藏文書。我好奇地翻開經文,一頁一頁,是散開的,寫滿奇異的藏文。對我而言,它們如同神秘的天書,蘊涵著佛主留給人世的真諦。

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在這樣一個奇妙的空間。我知道,喇嘛不是平常的俗人,他們過著不同尋常的生活,履行著神聖的使命。有位西藏宗教領袖曾說過:「所有的西藏人都對喇嘛懷有始終不渝的崇敬。喇嘛時時刻刻在幫助每個人行善,避免惡行,獲取智慧、力量和信仰,以迎死亡。」「只有通過喇嘛,世俗人們才能認清這條中間道路,活著和死後喇嘛都是他們的嚮導。現在,我就坐在西藏佛教最大寺院哲蚌寺德央扎倉(扎倉,藏語意即學院)中的某個房間裡,面對著我日常生活中從未遇見的一位喇嘛。他面容極其親切和善,滿臉洋溢著陽光一樣燦爛的笑容,略微有些羞怯慌張。想必他從未邀請過一位陌生女子到過他的房間,何況彼此言語不易溝通。

我們微笑著,無言以對,爾後只能用幾個簡單的漢詞和一系列動作手勢來表達各自的意思。從他的比劃中,我知道他十二歲就離家當喇嘛,他的弟弟也和他一樣,現在兩人一起住在這裡。我好奇地問:「為什麼要做喇嘛?」他顯露出無比歡樂的笑容,過了一會兒,才說出一個幸福的詞:「好。我試圖理解,他的意思是說這是他人生最好的一種選擇。對他來說,或許這是命中註定的一種緣分、前世的造化。在西藏,人們把成為喇嘛當作最高尚最美好的命運選擇,這或許是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渴望成為喇嘛的緣故吧。

他拿出蘋果,不斷地往我的杯子裡加開水,似乎又想起什麼來,詢問到:「酥油茶,喝不?」我高興地點點頭。他似乎領略到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快樂地走到屋外,打開了煤氣灶燒開水,還插通電動攪拌機,輕輕地把一塊黃色的酥油放進去與開水一起攪拌,屋內響起一陣嗚嗚呀呀的聲音。很快地,一壺香噴噴的酥油茶就做出來了。我驚奇地望著藍色火苗、電動攪拌機和被薰得黑黝黝發亮的牆壁。在這間古老的屋子裡,很久很久以前,不知是多少代喇嘛曾經居住過,他們或許又轉世為現在的這位喇嘛吧。那麼,我們在此相遇,哪怕只是很短暫的一刻,也是幾百年修行的良緣了。

這是我第一次喝西藏的酥油茶,那種乳酪香非常醇厚,寺廟到處滲透著這種芬芳。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暖與詳和,默默地坐在一位喇嘛前,靜靜地吮吸著這味道特別的奶液。我不時張望著神龕上宗喀巴及其弟子的佛像,他們都戴著尖尖的黃色帽子,雙手做著某種特別的姿勢。在這位具有不可思議的信仰力量的宗教領袖佛像面前,我被震懾住了,無邊的靜穆充溢著小小的空間。

天色已晚,好像整個寺廟都空曠起來,我不得不決定離開。喇嘛要寫下了他的地址讓我寄照片,可他不會漢語,我就讓他在一個信封上寫下彎彎曲曲的藏文。當我起身背上行囊時,年輕喇嘛迅速從茶几上抽出幾張經文,其中一張附有釋迦牟尼的紅色彩像,他挺認真地說:「放在頂上面。我想這是他給我的珍貴禮物,要我把它們放在我每天仰目可視的地方。

我要走了,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對我們而言,語言已是多餘的東西。最後,我還是脫口而出一句剛剛學會的話:「唵呢叭咪哞。喇嘛驚奇地笑了,好像我領會了西藏人宗教精神中的真髓。然後,他用更地道的藏語重複了好幾遍,直到我可以像他那樣流暢不斷地誦出來,發出美妙的音韻。

握別之際,他在我的手心上用筆寫下2000幾個數字,並說:「我們是朋友了,再來。我會心地點著頭,揮手道別。再次回首,我看見喇嘛的紅色背影消失在高高的石牆內。

只是一瞬間,也許已是永恆。我知道,無論我是否有機會在2000年或者未來的某一天回到哲蚌寺,無論我們是否還將在古寺甬道中相逢一笑,這一次的偶遇或許是前生轉世中的千年機緣。

三、朝聖者的靈魂

第一次看見長長的一排排轉經筒,是在布達拉宮山腳下。我見到絡繹不絕的朝拜者們蜂擁而來,他們熟練地用右手輕輕撥動轉經筒下面連綴的木柄,一系列金黃色的經筒飛快地旋轉著,發出吱吱的聲音,閃爍著金燦燦的光芒,極為美妙。每一個銅鑄的轉經筒上都篆刻著藏文的六字真言。據說朝拜者每轉動一次轉經筒,就等於念一次經文。也有許多藏人右手握著小小的轉經筒,左手捻著佛珠,一邊繞著山腳走路一邊口喃經文,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是專程來到朝聖之地拉薩。一般而言,布達拉宮是他們的第一站。

一個清晨,我在小昭寺隨著轉經的人流,圍著小昭寺四周連成一圈的轉經筒順時針走著。這裡的經筒建築在長廊之中,曲曲彎彎,光線十分幽暗從支撐的陳舊木架和鏽跡斑斑的經筒中可以看出它們很古老,或許與小昭寺的歷史一樣久遠(小昭寺是文成公主進藏後,藏王松贊干布為她敬奉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所建。)有時,朝拜者舉著一盞點亮的酥油燈,那搖曳的燈光閃閃爍爍地從幽暗的長廊飄來,映著一張張古銅色滄桑的臉。這些面孔讓我想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畫和人物油畫,虔誠的宗教表情與艱辛歲月的磨礪刻鑄在黝黑的膚色與皺紋上哪怕是年輕的朝拜者也有著同樣的神色,只是他們的腳步更匆促矯健。我追隨著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朝聖者,卻跟不上他們的節奏,顯得如此生疏與窘迫。他們有著他們的信念與步伐,此時此刻,他們所思所想的是一些與生死與靈魂相關的重大事情。儘管一眼看得出他們大多數人並非來自富裕整潔的環境,但他們面部表情卻特別安詳平靜。我知道在我所生活的大都市,人們一大早起來最先關注的是他們工作與養家糊口,他們首先要為生計奔波忙碌而無暇考慮靈魂與精神的問題。我緊隨著一位矮胖的老太太繞著廟宇轉過三圈,正當我準備轉身離去的時候,她突然回過頭,朝我伸出手來,我詫異地趕快握住了她的手,聽見她溫柔地道了聲:「你好!」這個聲音讓我感到無比欣然驚喜,好像是從天而降的祝福。望著她陌生而善良的微笑,我興奮地向她揮手告別:「扎西的勒。

在哲蚌寺的某一個破舊寂靜的寺廟走廊盡頭,我突然看見一位年長的老太太,大概六十多歲,她上身與腰帶都是綠色,黑色長袍,編著一根長長的灰白黑相間的辮子。她獨自一人靜靜地立在地上磕頭,地下鋪著一件灰白長條毛毯,毛毯中間擱著一個海綿墊子,前方放著一串念珠,兩旁分別有手掌大小的紙版。每一次,她的動作是雙手合掌,從頭部開始至胸而下,最後全身匍匐向地,用手搓著紙版滑向佛珠所在位置。每當她俯身朝地磕拜一次,她就移動一顆珠子。如此一個叩拜姿態,她一次又一次不斷重複,毫無倦怠。我知道,佛珠是108顆,她得叩拜108次呀。望著她恬靜慈祥的美麗笑容,我拍下了一張觸動我靈魂的照片,她虔敬而永恆地匍匐在偉大的覺悟者目前。

大昭寺是松贊干布為他來自尼泊爾的妻子赤尊公主所建。據說文成公主在選取大昭寺的建寺地址時,曾經把手上的戒指向空中一揮,戒指落在一個湖泊中間,它就成為拉薩的宗教中心。於是,用山羊馱土填湖的工程浩浩蕩蕩地開始,這就是拉薩城名的由來——即藏文的山羊音譯,泥土之意。大昭寺也由此成為藏傳佛教的心臟,所有的西藏人在生前都要來朝拜最少一次,這是他們一生的夢想,哪怕是千里迢迢,死在朝聖的旅途上。

在八廓街的正面,無數虔誠的教徒們站立自己的一角,跪拜中磕頭不已。大昭寺的轉經筒非常長,環繞在寺廟內部,其中有兩節顯露在建築的天井下。大昭寺歷史悠久,具有唐代的建築風格,也糅合了尼泊爾和印度的建築藝術特色,因此成為朝聖者最多的寺廟。形形色色的人群絡繹不絕,有人坐在巨大的木柱下,銅盤上搓搽著一顆顆珠子有人用酥油奶糕捏著佛像或祭祀貢品有人用手帶著木拖鞋,劈啪劈啪地繞著轉經筒伏地磕首有人圍著長明燈,一點一點地傾倒酥油有人走進寺內,向無數精美的佛像一一朝拜有人(多為遊客)則好奇地觀看別人,或被別人所觀看。如同一個龐雜的熱鬧市場,只不過這兒沒有出售的商品,沒有討價還價的交易,所有的東西都是作為貢品用來祭祀,所有的金錢都奉獻給寺廟,所有的人都會有意或無意地為他們的精神和靈魂做一次洗禮,為他們的今生或來生做一次禱告。

四、唐古喇山之頂

翻越唐古喇山,是一次漫長而艱苦的跋涉。一整天整夜,我們的汽車在空曠無際的群山崇嶺中顛簸,如同一隻渺小的甲蟲。出發是黃昏之際,很快地天就暗淡下來,沉入黑幕。在黑夜中,我們可以看見高原上的星星,透明得令人心寒月光的餘輝朦朧照耀著,清冷孤寂。如果不是感到四周有人,罕有人可以忍受這樣無邊的寂靜與空闊,甚至是死一般的沉沒淒涼。

醒來的時候,已是清晨。我問汽車司機,說是中午才可能到達唐古喇山口。當然,我們已經置身於唐古喇山脈之中。望見飛爍而過的連綿群山,是那首高亢嘹亮的歌不斷地響徹在聽者的耳邊:「我看見一座座山,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連呀那嗦那就是青藏高原。遠處偶爾冒出白色的冰峰,我們許多人都驚呼起來,只有汽車司機面無表情,幾個本地人大聲地吼了一句:「還早著呢,有什麼奇怪的?」 轉身又睡他們的覺去了。我們卻不願錯失每一處風景一群羊突然出現在山坡上,悠閒地吃著青草,一片彩色的經幡從視野中顯現又消失,或是一個小小的湖泊閃爍著熒熒的光亮。

為了預防高原反應,我趕緊掏出紅景天口服液以防萬一。在快到山口的時候,我們感覺到汽車的喘氣聲。每個人都在屏息呼吸,試圖好好地感覺一下自己到達海拔5231米的體驗。這真是一次特別的經歷,因為自己能夠站在唐古喇山口。司機讓我們有幾分鐘領略非常時刻的非常之地。許多人忙著照相,我避開人群,走到一處空曠之地眺望遠山、冰峰、湖泊與草原,突然想起了一位西藏宗教家曾說過的幾句話

在這長著樹和灌木叢荒涼而貧瘠的土地上,有著一種永恆的美和一種粗獷的柔和……不管怎樣,一個人能在這冰峰雪嶺中站上一分鐘獨自沉思,哪怕是經歷世界上所有的艱辛也是值得的。

站在唐古喇山之巔,我獨自沉思了足足三分鐘。

註釋

1本文寫於19988月暑假遊歷西藏之時,當時作者還是攻讀博士的研究生。

2布達拉宮位於西藏拉薩西北馬爾布裡山上,相傳為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後,晚年事佛所建。今為達賴喇嘛所居處。

3 哈達西藏、蒙古人用以敬佛或饋贈,表示恭敬和祝賀之物,為藏語 kha btags的音譯。為絲或絹製成的長條型絲布,有白、黃、藍等色,傳統上多為白色,代表吉祥。

週三, 08 四月 2015 20:27

從文本到現實:穿越喬伊斯的都柏林世界

北京外國文學教授沐鈺女士透過發現泰戈爾:西方與東方的相遇一文中泰戈爾及其詩作在東西方跨文化的理解,在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所舉辦2014泰戈爾在我心中徵文中獲得評委特別推薦獎。這一次沐鈺女士追尋愛爾蘭文學大師喬伊斯的腳步,帶領我們探訪喬伊斯畢生用文字鑄造的都柏林世界。

撰文沐鈺

攝影沐鈺【喬伊斯和莫莉的扮演者】

在這個灰濛濛的清冷的冬日正午,經過二天的飛機顛簸和晝夜輾轉之後,從遙遠的北京,我終於來到了心儀已久的都柏林。一位定居在此地多年的中國朋友親自來機場接我,驅車把我送往都柏林市區。一出機場,在絲絲雨點飄灑的陰沉的天空下,隨處可見綠意盈盈的草坪、樹木和掩映其中的尖頂小樓。雲霧逐漸散去,天空瞬間明朗、亮麗起來,好似無限溫暖的祝福驅散了我滿身的疲憊與困倦。

這就是非常典型的愛爾蘭氣候,陰晴不定,忽冷忽熱,所以你最好穿上防雨服。朋友以自己是都柏林人的身份諄諄囑託著。我記得不久前他剛出生並獲得愛爾蘭籍的女兒小名叫利菲Liffey),就是以那條環繞都柏林城的著名河流來命名。一陣飄飄灑灑、陰晴難測的飛雨成為我對都柏林的最初印象。我從隨身攜帶的背包中翻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海因裡希伯爾(Heinrich Böll)的《愛爾蘭日記》,正好看見這樣的文字:雨在這裡是絕對的、壯觀的和令人驚異的。不過,把這裡的雨稱為糟糕的天氣就像把炎炎烈日叫做好天氣一樣,是很不妥當的。人們可以把這裡的雨說成糟糕的天氣,但它不是。它就是通常的天氣,天氣本身就是這樣糟。它強烈地喚起人們的記憶,它的基本元素是水,是降落著的水。而水是堅硬的。在這本被譽為20世紀最富同情心的散文傑作中,伯爾以敏銳的觀察和深入骨髓的體驗描述道:在這個島上居住著歐洲一個唯一的民族,它從未派出過佔領軍,自身卻受到好幾次掠奪——受到過丹麥人、諾曼第人、英國人的掠奪;它只派出國牧師、僧侶和傳教士,他們繞著罕見的彎路穿越愛爾蘭,把底比斯苦行僧的精神帶回歐洲;早在數千年前,它遠在中心地帶之外,作為地球的一個偏角深深戳進大西洋裡,當時歐洲火熱的心臟就位於此地……」現在,我真實地感受到了都柏林這顆火熱的心臟的脈動。

目不轉睛,眺望遠處綿延無邊的綠色叢林,我見到了據說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公園——鳳凰公園,一座高聳天空的灰色的紀念碑成為愛爾蘭民族不屈不饒的象徵。沿著利菲河兩岸,是煙囪林立的吉尼斯酒廠舊址、國家博物館、法院、教堂、政府大樓、餐廳、酒吧……在跨越河岸的一座座造型奇特、精美的橋下,流動著如同吉尼斯啤酒一般黑色、混沌的水。這就是喬伊斯(James Joyce)筆下那條穿越整個都柏林城市的母親河嗎?雖然它不像我想像中的那麼寬闊坦蕩,但兩岸應接不暇的古老建築、獨特韻味的歐洲風情、似曾相識的房屋街道卻深深誘惑著我——一個來自地球的另一邊、遙遠中國的喬伊斯學者。

一、都柏林:我的尤利西斯之旅

如果不是喬伊斯的驚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我也許不會對這個位於英聯邦西部孤零零的小國——愛爾蘭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在1995年選擇碩士論文的時候,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選擇了據說是現代主義小說中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尤利西斯》,從此像奧德賽一樣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文學漂流,出版了一部有關《尤利西斯》的研究專著,並申請到中國愛爾蘭互換獎學金專案,獲得了赴都柏林大學(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Dublin,簡稱UCD)訪學八個月的良機。

UCD是喬伊斯曾經就讀的母校,如今是愛爾蘭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國立大學。新校區位於都柏林南郊一片非常開闊、環境優雅的地方,大學圖書館命名為喬伊斯圖書館(James Joyce Library),收藏了世界各地喬學研究的重要出版物。喬伊斯研究中心(James Joyce Research Centre)設在英語、戲劇與電影系,該中心的負責人是系主任Anne Fogarty教授,她是國際著名的喬學專家和多次喬伊斯國際學術會議的主辦者,也是國際喬伊斯基金(the International James Joyce Foundation)的主席,發表過《詹姆斯喬伊斯與文化記憶:<尤利西斯>中的歷史》(James Joyce and Cultural Memory: Reading History in Ulysses)等。當我在她的辦公室第一次與她面談時,她熱情地送給我由她和Luca Crispi博士一起在2008年創辦的雜誌《都柏林喬伊斯研究》(Dublin James Joyce Journal)。後來,我有機會親臨Anne Fogarty教授的課堂,聽她用濃厚的科克口音帶領學生們一起細讀《尤利西斯》,並跟隨她參加了在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的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召開的第五屆喬伊斯研究博士生論壇,目睹歐洲各大學的年輕博士們如何以孜孜不倦的熱誠跋涉喬伊斯研究的學術之旅,就像當年的我一樣,一旦闖入這個充滿無窮樂趣的喬學迷宮,就樂不思蜀,再也不願捨棄。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後,喬伊斯的文學作品就如同一塊磁鐵,把許許多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喬迷們引向了神奇、曲折而獨特的愛爾蘭之心——都柏林。與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或格魯特斯坦因(Gertrude Stein)式的實驗主義、卡夫卡式的表現主義等竭力淡化、虛化小說的物理時空迥異,遠離故土的喬伊斯卻恪守精確和寫實的現實主義風格,用不可思議的想像鑄造了一個文學地理上的都柏林,在《尤利西斯》中創造了一個全世界共同紀念的布盧姆日——1904616。正如一些批評家斷言的,如果有一天都柏林突然從地球上消逝了,那麼人們根據《尤利西斯》就可以重建一個喬伊斯時代的都柏林。

為了深入地觀察這個令喬伊斯一輩子魂牽夢縈、不可窮盡的城市,我特地在市中心的唐人街租住下來。我的住所離喬伊斯中心(James Joyce Centre)、作家博物館(Dublin Writer’s Museum)、愛爾蘭作家中心(Irish Writers Centre)、休恩美術館(Hugh lane Gallery)和蓋特劇院(Gate Theatre)、阿比劇院(Abby Theatre)等著名的文化機構只有十分鐘,周邊有古老漂亮的教堂、喬治時代風格的老建築、現代化的大商場,購物街、電影院、美術館、劇院和中國餐廳等一應俱全。位於市中心主道的歐康奈爾大街就是以獻身於愛爾蘭獨立事業的民族英雄丹尼爾歐康奈爾(Daniel O’Connell)命名;除了他的巨型雕像外,沿路還佇立著愛爾蘭議會制度領袖帕內爾(Stewart Parnell)、社會活動家馬修神父(Father Mathew)詹姆斯拉金(JamesLarkin)、民族主義者威廉史密斯奧布萊恩(William Smith O'Brien)等著名人物的雕像。1921年復活節起義的舊址——一幢喬治風格的大廈如今成為人們絡繹不絕的郵政總局,裡面的博物館陳列著莊嚴的《愛爾蘭獨立宣言》。高聳雲端的細長尖塔(Dublin Spire)也稱千禧年紀念碑,是都柏林的一個現代化路標,與朋友約見的醒目標誌,晚上只要看見尖塔的燈光,行人就不會迷路。其東面交叉路口站立著一尊著名的喬伊斯青銅雕像,真人一般摸樣,他手持拐杖,頭戴禮帽,身穿敞開翻卷的西服,帶著高度近視的眼鏡,一副冷眼看世俗世界芸芸眾生的神情,內心卻翻滾著多少難忘的詩句和奔騰的言語。這就是我無比傾心的天才作家喬伊斯嗎?正是他,把我引向了熙熙攘攘的都柏林世界和古老神秘的愛爾蘭大地。

每天路過喬伊斯青銅像邊,我就像他筆下的布盧姆一樣,從清晨到夜晚,行走在迷宮般的都柏林世界,穿越無數曲徑通幽的餐廳、酒吧、商場、教堂、公園、大樓、博物館、書店、劇院。古老教堂傳出的彌撒曲、阿比劇院的精彩演出、聖三一大學的驚世國寶《凱爾特聖經》、聖殿酒吧區懷舊的老街、風格獨異的都柏林城堡、肅穆的市政廳、海關大樓的圓頂都把我引向一個未知的世界、一段湮沒的歷史;在風景如畫的公園,與一位陌生的都柏林人交談,聽著口音濃重、語速飛快愛爾蘭英語;在小橋流水的大運河邊餵食靜靜遊曳的天鵝白鴿;徜徉在國家圖書館的葉芝葉慈(W. B. Yeats)展覽中心,留戀於眾多的博物館、美術館與藝術館;在都柏林灣Sandyford尋找詩人斯蒂芬(Stephen)居住的圓形炮臺;馳騁在哥爾韋(Galway)、史萊戈(Sligo)、科克(Cork)和利默里克(Limerick)感受如詩如畫的愛爾蘭鄉土;從英國威爾斯的Holywood乘坐尤利西斯號乘風破浪,如同奧德賽一樣漂流在藍色的愛爾蘭海域……

走吧走吧摟抱的手臂和那聲音的迷人的符咒:大路的白色手臂,它們已經許諾要緊緊地摟抱,反襯著月影的高大船舶的黑手臂,它們攜帶了很多遠方國度的消息。這是詩人斯蒂芬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發出的召喚,也是青年喬伊斯遠走高飛、辭別故土、去往異國的豪邁宣言。現在,對我而言,這個大西洋中的遠方國度不再遙遠,它就呈現在我的視野中,伸展在我的足下,它代表著一種迥異於東方世界的另外一種生活經驗、語言符號和文化空間,黑黝黝的利菲河、聖派翠克大教堂、賈斯特貝蒂圖書館、聖三一大學、醉人的吉尼斯啤酒和老詹姆斯威士卡、奇特晦澀的蓋爾語、街邊溜達的行吟詩人……喬伊斯畢生用文字鑄造的都柏林正在等待著我——一個來自東方異域漂泊者去發現,去重構。

二、喬伊斯的朗讀中心:斯威尼藥店

對於那些熱愛喬伊斯的人來說,有必要光顧喬伊斯中心喬伊斯博物館,參觀喬伊斯的生平展,流覽世界各地的喬著版本,尋覓喬伊斯、布盧姆或斯蒂芬的住處,或者聆聽來自世界各地的喬學專家們開辦的學術講座,參與各種文化紀念活動。此外,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去處,那就是位於聖三一大學和國家美術館附近的斯威尼藥店(Sweeny Pharmacy)。這幢風格雅致、古香古色的老建築曾是《尤利西斯》中布盧姆購買香皂的藥房,如今被民間的喬伊斯愛好者開闢為一個舊書店,並由一些志願者負責管理日常事務,接待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喬伊斯讀者,每天都安排了喬伊斯四部小說的朗讀活動。

當我踏入這個世界各地的喬迷聚集之地時,立刻為滿頭白髮、熱情洋溢的管理員默菲先生(P.G.Murphy,他讓我稱他P.G.)所感動。他是一個非常友善、很有親和力的人,每天身穿一件醫生一樣的白大褂,脖子上系有一個紅色領結,經常把紅框眼鏡架在頭頂,一副神氣十足的愛爾蘭紳士的摸樣。我第一次來此,恰逢耶誕節前夕,大家輪流朗誦《都柏林人》中的最後一個短篇小說《死者》。我的感覺很奇妙,更容易體悟到小說中有關愛爾蘭人歡慶耶誕節的細節描寫,冰天雪地的寒冷感覺,結尾處主人公加布裡埃爾傾聽著來自愛爾蘭西部哥爾韋的妻子敘說著對已逝情人的無限懷念,看似幸福無暇的生活被潛在的嫉妒、鬱悶、裂痕所粉碎。在凜冽的黑夜中,男主人公凝視著窗外的漫天大雪,對愛情、生死、記憶和自我的命運突然產生了頓悟(epiphany),這個深受歐洲文化影響的愛爾蘭人決定去故國的西部旅行,找尋失落已久的愛爾蘭靈魂。當我坐在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人中體驗現實中的愛爾蘭時,我也頓悟到,都柏林成為我通往北京、通往自我和中國靈魂的迂迴之路。

第二次來書店時,P.G.先生見到我後十分興奮,似乎我們已是老朋友了,他興致勃勃地向在座的朗讀者介紹我是來自中國北京的喬伊斯學者,也是他的中文老師(其實我只教過他幾句口語,可是他時不時地向眾人炫耀你好吃飯了嗎等中國話)。我向在座的喬迷們展示了王逢振的中譯本《都柏林人》。大家想聽聽我的中文朗誦,於是我選擇了《伊芙琳》的開始和結尾。雖然各位聽我的中文發音比起聽《芬尼根的守靈》要困難得多,不過他們都非常耐心,最後還報以熱烈的掌聲,驚歎書本上如同天書的漢字。在《尤利西斯》中,東方成為困頓、癱瘓、麻木的都柏林人的夢想之地,意味著絢麗的色彩、令人激動的別樣生活,自由、愛情與希望的樂園。布盧姆對阿拉伯、印度、中國和日本等遙遠的東方異域充滿著浪漫美妙的想像,他喜歡安詳而靜穆的佛陀,對來自中國的茶葉、絲綢、服飾、哲學、建築、飲食抱有非同尋常的興趣,也為大英帝國等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用鴉片麻痺中國人充滿了強烈的憤怒與抗議。布盧姆在臥室擺設了一本旅人著的《中國紀行》,莫莉則在半醒半睡的內心獨白中想像著地球另一邊梳著長辮子的中國人,覺得睡著了的布盧姆越來越像一尊佛。如今,中國與愛爾蘭相遇了,彼此情同手足——因為兩個民族都經歷過類似的苦難歷史、不屈不饒的忍耐性格和對藝術的天生熱愛——也因為王爾德(OscarWilde)、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葉芝葉慈、喬伊斯、貝克特(Samuel Beckett)、希尼(Seamus Heaney)等偉大作家架設的文學之橋。

我更喜歡參加每週五晚上的讀書活動,往往這個時間來的讀者眾多,有機會結識新朋友。一天晚上,小小的書屋擁擠了二十幾位的朗誦者,其中有來自巴西、義大利和西班牙的遊客。這次大家輪流朗誦的是《尤利西斯》第二部第四、五章,布盧姆清晨吃飯後走出家門,開始了一天的奧德賽漂流。當有人讀到第五章出現斯威尼藥店的名字和藥劑師時,大家哈哈大笑,熱烈頓腳。因為我們所在之地就是布盧姆在1904616日上午10點多鐘光臨的地方,他在此處買了一塊香皂。中譯文如下:

他戴上帽子。幾點鐘啦十點一刻。

時間還從容。不如去配化妝水。

那是在哪兒來著

啊,對,上一次去的是林肯廣場的斯威尼藥房

開藥鋪的是輕易不會搬家的。

(…)

哦,先生。藥劑師說

那是兩先令九便士。您帶瓶子來了嗎?」

    沒帶。布盧姆先生說

請給調配好。今天晚些時候我來取吧。

我還要一塊這種肥皂。多少錢一塊?」

 四便士,先生。

    布盧姆先生把一塊肥皂舉到鼻孔那兒。

蠟狀,散發著檸檬的清香。

    我就要這塊,他說統共是三先令一便士。

是的,先生。藥劑師說

等您回頭來的時候一道付吧,先生。

好的。布盧姆先生說。

    他從藥房裡溜達出來,把卷起的報紙夾在腋下,

左手握著那塊用紙包著、摸上去涼絲絲的肥皂。

 

(蕭乾、文潔若譯《尤利西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第181頁。括號【】內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

如今位於林肯廣場的斯威尼藥房保持著百年前的原貌,書架頂端依然擺滿了裝著各種草藥和糖果的瓶瓶罐罐、乳缽與乳缽槌,到處散落著陳年的老照片、明信片和報紙和工藝品;邊角發黃的舊書像一位老人訴說著似水流年的都柏林往事。除了各種版本的喬伊斯著作,最顯眼的禮品是用淡黃色的薄紙包裹著的檸檬清香的蠟狀香皂。在《尤利西斯》中,這塊香皂成為了布盧姆的附身符,跟隨他作了一次尤利西斯似的歷險,在第十五章的不夜城的幻遊中,化作一個精靈般的小歌手唱到:布盧姆和我,是般配的一對。他拭亮地球,我擦光天空。(《尤利西斯》第801)在這個污穢混濁的塵世中,布盧姆的肥皂成為洗滌罪惡和仇恨的潔淨物,它象徵著主人公超越現實、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貴品德。光顧藥店的遊客也像當年的布盧姆一樣買一塊帶回家,恍若之間自己也變身為百年前的都柏林人,體會著一個普通人對日常生活的癡愛和陶醉:舒舒服服地洗個澡吧。一大浴缸清水,沁涼的陶瓷,徐緩地流著。這是我的身體。他預見到自己那赤裸蒼白的身子仰臥在溫暖的澡水之胎內,手腳盡情地舒展開來,塗滿溶化了的滑溜溜的香皂,被水溫和地沖洗著。(《尤利西斯》第186)

記得法國比較文學家于連(F. Jullien)有一句經典之語:在遙遠國度進行的意義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們回溯到我們自己的思想。每日不斷地迂迴與進入都柏林逐漸變成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靈悟之旅。雖然從城北到城南,我要步行半小時多小時才能來到這個小小的書屋,但它卻成為我與布盧姆每週約見的地方,一條潛入愛爾蘭中國心臟的秘密通道。

三、舞臺上的尤利西斯:《直布羅陀》

2012年是《尤利西斯》出版九十華誕,也就是說這部經典之作差不多是一位世紀老人了。百年後的都柏林與《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有何異同?時過境遷,如今的都柏林人如何闡釋當年那位客死異國他鄉的流亡天才,並向全世界展示一個全新的愛爾蘭呢?記得有個導演曾經把《尤利西斯》搬上銀幕,但觀眾寥寥無幾,能夠真正讀懂喬伊斯的讀者實在太少了。不過,現實中的都柏林人卻以不可思議的耐心和熱情專研古怪的喬伊斯,把晦澀難懂的《尤利西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當然,精明幽默的愛爾蘭人也忘不了把引以為傲的喬伊斯(以及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王爾德、蕭伯納、斯托克(Bram Stoker)、葉芝葉慈、貝克特等)作為文化招牌,千方百計地開發著多姿多彩的文學旅遊業,吸引來自全世界的文學朝聖者。如,一年一度在都柏林舉行的布盧姆日;在葉芝葉慈的故鄉Sligo舉行國際葉芝葉慈暑期班;在聖三一大學常年開設貝克特寫作研討班;還有數不清的文藝研討會、詩歌節、戲劇節、文學競賽、文化旅遊週……

每當我穿行在都柏林的街道時,不時會發現地上鑲嵌著一塊銅板,上面燒錄著布盧姆行走的模樣,並註明他路過的這棟建築出現在小說中的那一章。也時常在某棟樓前,抬眼看見喬伊斯、王爾德、蕭伯納或某個不太熟知的作家或名人的故居。喬伊斯及其虛構的布盧姆儼然已成為了都柏林城的地標之一,隨處可見以之為主題的雕像、圖書、音樂與戲劇表演、繪畫與攝影展覽、塗鴉藝術,在公園、酒吧、餐廳和景區,到處可尋與愛爾蘭文學家們相關的照片、雕像、書籍、精美的紀念品,亦或動人的詩行。

嚴肅的藝術家們承續了喬伊斯對待藝術的純正態度與無比熱愛,並以煥然一新的想像力闡釋、改寫著喬伊斯的文本。愛爾蘭著名導演和演員Patrick Fitzgerald2010年把《尤利西斯》中布盧姆夫婦的故事搬上了舞臺,改編為《直布羅陀》(Gibraltar),劇名源自於布盧姆和莫莉早年在西班牙相識並相愛的城市。2012年元旦伊始,在聖殿酒吧區的新劇場(The New Theatre)連續兩周上演了這部新劇。我在最後一天的晚上六點趕到了劇場,卻被告知已沒有票了。我沒料到這麼難懂的實驗劇竟如此受歡迎。售票員讓我等到八點開演之際,才把一張觀眾的退票專門留給了我,我興奮不已,因為這是最後一場演出!這個小劇場只能容納一百多位觀眾。舞臺背景幾乎全為黑色,佈景簡單,右角面擺設了一張大床,鋪著軟軟的枕頭和被子,床頭的牆上掛著一副女性的裸體畫。臥室中間凸凹處擺設了一個小型男性裸體雕刻,在黑色背景的襯托下非常醒目。左邊有一張桌子作為可以移動的道具。這是布盧姆與莫莉的家。整個演出實際上只有男女兩位演員。Patrick Fitzgerald扮演布盧姆,他並沒有化妝,而是以實際年齡登臺,一個白髮鬢鬢的瘦老頭的形象並不吻合《尤利西斯》中年僅38歲的布盧姆。而扮演莫莉的女演員Cara Seymour是一位年輕漂亮、豐滿的女子,身穿白色寬大的睡衣,美麗性感,姿色宜人。兩個人如何演一齣戲呢?畢竟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出現在舞臺上。有趣的是,在遇到其他角色時,兩位演員則隨機應變,換頂帽子或披件外套,運用不同的腔調和表情,充當臨時角色,如酒吧和餐廳的服務員、葬禮上的牧師、書攤的零售商、海灘的少女格蒂、妓院的妓女。在一個場景中,女演員扮演布盧姆,男演員則改為攻擊布盧姆的市民

開幕之際,布盧姆起床,回答莫莉提出的問題、給她拿信、做早飯,逗弄貓咪,吃飯、讀女兒的明信片、思念早逝的兒子等一些生活細節,舞臺上都一一展示。有關他上廁所一邊大便一邊讀報紙的場景,在《尤利西斯》出版之際被視為淫穢或不雅之處,這個細節卻在舞臺真實地呈現布盧姆脫了褲子坐在馬桶上,一會兒念報紙上的新聞,一會兒做出各種身體和生理上的反映,甚至沖馬桶的聲音也出現了。

如何在舞臺上展示莫莉躺在床上綿延不絕、一瀉千里的意識流呢?這可是《尤利西斯》最經典之處。我看到,舞臺上的布盧姆在深夜回家,和妻子交談了一會兒,回答她的問題後就睡著了。扮演莫莉的女演員半倚在床頭,一直自言自語達半個多小時,她一口氣滔滔不絕地敘說著和丈夫的相識、相愛、家庭生活、感情危機、日常瑣事和浪漫夢想,其高超的表演技藝實在令人驚歎!期間她還下床找出便盆拉尿,又恰逢來例假,毫無顧忌地道出了許多有關女性生理的切身感受,引發許多台下觀眾的陣陣竊笑。大概沒有哪位作家像喬伊斯那樣赤裸裸地描寫人類從精神到肉體生活的全部細節。這也是為什麼《尤利西斯》剛出版之際,因書中出現了不少有傷風化、不忍卒讀的生理和色情描寫而被英美等國列為禁書,甚至被告上法庭。我身邊的這位觀眾——一個老婦人大概是沒有讀過《尤利西斯》吧,搖搖頭喃喃道:喬伊斯為什麼把這些東西也寫進小說呢?太奇怪了。

把《尤利西斯》搬上舞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Patrick FitzgeraldCara Seymour兩位演員竟然惟妙惟肖地把20世紀文學史上的這兩位經典形象展現出來,複雜的心理世界、如流水般的女性獨白、愛爾蘭人獨特的幽默和俚語、詩意的音樂、現實中的類比聲、赤裸裸的日常細節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舞臺上。戲劇版《直布羅陀》贏得了觀眾們的熱烈掌聲。令人開心、滑稽幽默的是,男演員竟然穿著短褲,女演員則穿著睡衣,兩人手握手,連續三次出來謝幕。出場後,我遇見了身穿便衣的導演和演員Patrick Fitzgerald,向他介紹我是來自中國的喬伊斯愛好者和研究者,希望合影留念。他欣然同意,看到我個子比較矮小,他竟然跪腿下蹲,一個充滿溫情的都柏林人,令我感動不已。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與喬伊斯筆下的布盧姆合影,多麼幸運啊!

四、愛爾蘭的文學節:布盧姆日

都柏林的布盧姆日610日開始到616日結束,整整持續了一週,其間圍繞喬伊斯的各種文學藝術、學術和旅遊活動引人入勝,讓我目不暇接。我參加了由聖三一大學和都柏林大學聯合舉辦的第23喬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喬伊斯、都柏林及環境(Joyce, Dublin & Environs)。來自美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瑞士、日本等世界各地的近百名喬伊斯學者聚集在喬伊斯的故鄉,就小說文本的解讀方式、喬伊斯與現代藝術(攝影、電影、音樂、戲劇、繪畫)、各種思潮(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國家身份、環境倫理等)、科技(汽車、電器)、通俗文化(城市、酒吧、餐廳、卡通、新聞報紙、網路傳播)、出版發行(版權、改編修訂、翻譯及接受、圖書館與資料索引)等豐富的話題進行了討論期間,都柏林的藝術家表演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中的著名片段。當代愛爾蘭著名作家Anne EnrightColm ToibinPatrick MaCabe也親臨現場,朗誦自己的作品,與學者們對談。這次會議持續了6天,其論述範圍之廣泛,研究方法之新奇,足見喬學工業(Joyce’s Industry)之興盛發達。這的確應驗了喬伊斯本人的誇耀:我在書裡設置了許許多多的疑團和迷魂陣,教授們要弄清楚我究竟是什麼意思,夠他們討論幾個世紀的,這是取得不朽地位的唯一方法。可是還不到一個世紀,人們就已認識到喬伊斯的藝術創新對20世紀的持久而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從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意識流小說、貝克特的荒誕派戲劇到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後現代寫作,從榮格的心理學、拉康拉岡的精神分析到後現代主義。聲稱沒有喬伊斯,就沒有解構的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德希達坦言:在我的心中,喬伊斯成了一種人的代表,他進行的是一種雄心萬丈的嘗試,就是用一本單獨的著作,一本不可代替的著作,一個孤立的事件——我指的是《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包容他所理解的整個世界,不只是包括一種文化,而是包括多種語言、文學和宗教。

在位於North Great George街的喬伊斯中心,慕名而來的喬迷們絡繹不絕;許多遊客在專業的文學導遊的帶領下,沿著布盧姆當年走過的路線親自穿越都柏林的大街小巷,瞭解每一棟建築後面的悠久歷史與情感記憶,並駐足聽引領者繪聲繪色地朗誦《尤利西斯》中的精彩片段。在綠意盎然的斯蒂芬公園(St Stephen’s Green)的草地上,從下午3點到6點,拉開了連續4個小時的布盧姆日慶典,除了演奏以喬伊斯作品為音樂主題的鋼琴和吉他曲,還有富有特色的喬伊斯作品誦讀、舞臺表演與歌曲演唱。都柏林現任市長Andrew Montague身穿寬大的蘭綠相間的傳統市長服,配上顯示高貴身份的綬帶,登臺吟誦,顯示其卓越不凡的文學修養和對文學節的積極推動。著名的喬學專家John Shevlin則身著黑色西服和禮帽,戴著一副厚厚的金絲眼鏡,手拿一根拐杖,簡直就是喬伊斯的轉世,引來許多人與之合影。在Mont Clare Hotel的酒吧廳,我經歷了一個及其難忘的布盧姆之夜(Bloomnight),從晚上7點持續到深夜,業餘演員和喬迷們各顯其能,化妝表演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人,朗誦喬伊斯的作品片段,用蓋爾語演唱愛爾蘭民歌。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演員柔情蜜意地傾吐著莫莉在黑夜中的內心獨白:“and then I asked him with my eyes to ask again yes and then he asked me would I yes to say yes my mountain flower and first I put my arms around him yes and drew him down to me so he could feel my breasts all perfume yes and his heart was going like mad 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 (於是他問我願意嗎  對啦  說聲好吧  我的山花  於是  我先伸出胳膊  摟住他  對啦  並且把他往下拽  讓他緊貼著我  這樣他就能感觸到我那對香氣襲人的乳房啦  對啦  他那顆心啊  如醉如狂  於是我說  好吧  我願意  好吧。」)(《尤利西斯》第1281)聽眾們陶醉在溫情無限、跌宕起伏的是的(Yes)中,感受著大地母親化身的莫莉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對愛的許諾。

我身邊坐著一位打扮得異常時髦、招人眼目的中年女士,她不時地在一張潔白的餐巾紙上塗塗畫畫。等到她跑到前臺激情昂揚地朗誦自己的詩時,我才知道今年的布魯姆日是她五十歲的生日。在大家的祝福聲中,她動情地喊道:生日快樂,Bloomsday!喬伊斯,我永遠愛你!如此看來,來自世界各地的喬迷們對喬伊斯的無限癡迷,大概令作家本人也會驚詫不已吧?!

畢業於聖三一大學的驚世駭俗的作家王爾德在其《謊言的衰朽》中提出了不是藝術模仿現實,而是現實模仿藝術的名言,從而引發了一場19世紀後期影響深遠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革命。王爾德的藝術理想在喬伊斯推動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證。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喬伊斯的文本以其卓越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塑造著其後的世界(1998年美國蘭登書屋下屬的現代文庫編輯委員會評選出20世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尤利西斯》排名第一,《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排名第三。1999年,英國水石書店評選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10部小說,《尤利西斯》又是名列榜首)。這種影響不僅限於喬伊斯的家鄉都柏林(喬伊斯和布盧姆的形象無所不在),也不僅限於歐美(喬迷們絡繹不絕地來到愛爾蘭),而是傳播全球(各種各樣的喬伊斯學者、研究機構和讀書俱樂部)。一個世紀以來,喬伊斯以其獨樹一幟的藝術改變了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的方向,開拓了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和對生活的洞察。1904年的布盧姆不再遊走在虛構的文本中,儼然已成為我們當中名副其實的一員,他走過的街道、房屋、用過的東西、發表的言說,成為每個來到都柏林的文學朝聖者追隨的景觀和想像的場所;他的憂傷、痛苦和內心的七情六欲、對愛和家的尋覓與探索,作為一個普通人所具有的高貴的英雄主義氣概,依然在現代人心中呈現。正如《喬伊斯傳》(James Joyce, 1982)的作者艾爾曼(Richard Ellmann)總結的話:狹隘、古怪、靠不住,而在同時卻又無所不包、不屈不撓、氣勢雄厚,這就是喬伊斯式的崇高。

在時光的流轉中,我似乎也變為一位都柏林人,像喬伊斯本人一樣沉溺在愛爾蘭人的言談、幽默、憂鬱、感傷、譏諷、痛楚和渴望中。愛爾蘭漫長苦難的歷史、古老滄桑的文化傳統以及熱情開放、樂觀寬容的人民時常讓我感到心有靈犀。尋求理解我們與他者(甚至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他者)的關係能夠成為認識自我的新途徑。這是我在都柏林重逢的愛爾蘭學者Jerusha McCormack教授在她主編的《愛爾蘭人與中國》(China And The Irish,中譯本201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提到的觀點,她認為愛爾蘭與中國相互學習的領域十分廣泛,儘管兩國在人口數量、領土面積、歷史經歷、文化傳統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都可以相互起到一面鏡子的作用,從新鮮、甚至是難解的視角,反思本國文化。透過愛爾蘭之鏡,我越加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獨特身份以及東西方相互理解、交流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當我把都柏林之行的許多感悟與遠在北京的朋友分享時,詩人童蔚鴻雁飛信,寫下了一首詩《當你在都柏林》,願以此作為我在愛爾蘭度過的二百多個日日夜夜的美好見證。

當你在都柏林   詩作童蔚

你喜愛都柏林的雨夜,像繁星一樣冰冷,

火焰,身影,石頭都是神奇的事物。

 

詹姆斯喬伊斯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銜著煙斗,雨滴在窗戶上疾速標下注釋、標點。

 

他好像悄悄告訴你什麼,

他在書中灌注的聲音比其自我更為複雜。

 

幸好,你發現喬伊斯的故事,

只在你胸膛飄浮蕩漾,而這冬日的霧氣

像柔然的圍巾環繞你的臉頰,

你也欣賞燈塔,博物館和教堂。

 

 

一切都會在故事中相逢。

愛爾蘭的風像透明的玻璃有時傾斜著,

夜晚的旋梯在打字機的節拍中

疾速攀升;古老的傢俱,都是夢遊人。

 

每到天亮時,你返回到喬伊斯的椅子前,

你不說,有點想家。

 

週五, 20 二月 2015 17:05

我眼中的詩人希尼

 

攝影沐鈺     希尼與希金斯

(左為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右為愛爾蘭總統)

 

我既非拘留犯,也不是密探;

一個內心的逃亡者,頭髮長長

若有所思,一個山村農夫。

 

逃避了大屠殺,

借樹幹和樹皮

做防護色,感受著

吹過的每一陣海風。

 

——希尼《暴露》         

      

清晨,打開郵件,收到愛爾蘭詩歌新聞(Poetry Ireland News)發來的文檔,頭條提及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2013830日因病去世。在我得知這個消息的前二天,他就已經走了。很奇怪,我竟然是從愛爾蘭那邊獲得這個遲到的消息。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位銀髮斑斑、溫文爾雅、從容不迫的老人竟然匆匆離我們而去,這位我曾有緣照面的都柏林當代最偉大的詩人再也不可能出現在熱愛他的公眾面前。

2011年聖誕前夕,我抵達愛爾蘭都柏林,開始為期八個月的都柏林大學喬伊絲研究中心的訪學。去往愛爾蘭之前,我研究的課題是現代主義小說家喬伊絲(James Joyce, 1882-1941),也涉及到葉芝(W.B.Yeats, 1965-1939)和貝克特(S. Becket, 1906-1989),但僅限於20世紀前期的愛爾蘭現代文學,對愛爾蘭當代文學所知甚少,希尼的大名僅僅與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聯繫在一起(如授獎詞稱讚他的詩歌具有抒情之美和倫理之深,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跡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昇華)。抵達文藝氣息濃厚的都柏林後,我才開始切身地接觸到愛爾蘭當代文學和當代作家。多次有機會與希尼不期而遇,而幾乎每一次的插肩而過,對面交談或遙遙相望,希尼都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和非同尋常的感人姿態。

 

                       一、詩歌或自由——純粹的動詞

 

第一次見到希尼,是在2012年的222日的傍晚,這天恰好是喬伊絲誕辰130周年和《尤利西斯》出版90周年紀念日。我去參加都柏林三一學院(TCD)舉辦的一個詩歌講座。講座者是愛爾蘭詩歌學會第五任主席、著名詩人哈裡克裡夫頓(Harry Clifton),主題是有關愛爾蘭詩歌與歐洲詩歌的深厚淵源關係。講座結束後,我的一個愛爾蘭朋友菲力浦悄悄告訴我,坐在第一排的那位滿頭銀鬢的老人就是Seamus Heaney。我驚喜地問:我可以去跟他打個招呼嗎?」「去吧。他看見中國學者,一定會很高興的。在愛爾蘭朋友的鼓勵下,我和來自都柏林城市大學的好友張琦老師一起走到這位笑臉可掬、赫赫有名的詩人面前,我向他介紹自己來自中國北京,是喬伊絲的研究學者。希尼聽後微笑著頻頻點頭,向我伸出了友好而溫暖的手。接著我告訴他,他的一些詩歌已經翻譯成中文,和葉芝一樣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並期待他可以到中國去訪問。希尼一直坦誠地傾聽著,並高興地回答:“I hope so.” (我希望去)。這時有不少聽眾開始湧向他、圍著他,似乎演講人克裡夫頓變得無足輕重。對於每一個打招呼或提出簽名、合影要求的人,希尼都是彬彬有禮,盡可能滿足,沒有一點高高在上的架子。當我也提出希望和他留影時,希尼爽快地答應。可惜當時我沒有準備相機,只好用張琦的手機匆匆拍了幾張,照片有點兒模糊,背景很暗。雖是幾分鐘的交談,希尼卻給我留下了友善謙和、幽默迷人的印象,與熱情好客的普通愛爾蘭人沒有什麼兩樣。

 

第二次遇見希尼,又與喬伊絲有關。每年的616日是愛爾蘭的文學節——布盧姆日(取自喬伊絲《尤利西斯》的敘述時間),也是作家們最忙碌的一天。愛爾蘭作家中心(Irish Writers Centre)組織111位自願報名的愛爾蘭作家朗誦會,從615日上午10點開始了持續28小時的文學朗誦,通宵達旦,直到16日下午2點結束,此活動打破德國作家保持的作家朗誦吉尼斯的紀錄。得知希尼夫婦將于201216日上午10點出現在朗誦臺上,我特地隨身帶上了一本新版《被開墾的土地:1966-1996希尼詩集》(Opened GroundPoems 1966-1996),這本書是一位愛爾蘭朋友送給我在都柏林度過的生日禮物。當我趕到作家中心的時候,已是座無虛席。看到有個空位,我悄悄地坐了上去。等我抬起頭,驀然發現身邊坐著的白髮老者竟是希尼本人,正在臺上朗誦的那位氣質優雅的女士是其夫人瑪麗(Marie,她也是一位作家)。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坐在本屬於她的座位上。趁此良機,我把《希尼詩集》和自己的名片遞悄悄給了希尼本人,希望他能為我簽名。他會意一笑,掏出鋼筆,在扉頁上寫下了略微顫抖的幾個字:“To Liu Yan, Seamus Heaney, 2012”。聽完了瑪麗的朗誦,我趕緊站起來讓座給她。為了不影響他人,我移到希尼剛空出的椅子上,依舊感覺到他留在椅子上的余溫和氣息。接下來,希尼的詩歌朗誦持續了十分鐘,他的聲音緩慢、洪亮而厚重,很有穿透力和節奏感,用詞奇特,想像豐富。其中一首詩是我喜愛的《牡蠣》(Oysters) 

 

 

And was angry that my trust could not repose

In the clear light, like poetry or freedom

Leaning in from sea. I ate the day

Deliberately, that its tang

Might quicken me all into verb, pure verb. y, that its tang

 

我憤怒因為我的心靈不能在

晴朗的陽光中平靜,就像詩歌或自由

從大海斜向而來。我不加考慮地

吃掉我的日子,它那強烈的味道

能使我充滿活力,完全進入動詞,純粹的動詞。

 

按照我的理解,希尼的寫作方式就是廢寢忘食地吃掉我的日子,接受經歷令人痛苦而尷尬的現實,忍受一切不可忍受的困境,並以詩歌的方式為自由和正義而鬥。在純粹的鑽石般的語詞的探索中,找尋通往和平與希望之所在。

 

在紀念喬伊絲的布盧姆日,我聽到了愛爾蘭的孩子們如夜鶯一般深情委婉地歌唱了一整夜。在希尼和其他作家的身上,我見證了葉芝與喬伊絲靈魂的復活與再生,並懂得了詩歌其實是一門值得傾聽(listening)和朗誦(reading)的藝術。正如希尼本人在諾貝爾授獎之際發表的演講《歸功於詩》(Crediting Poetry)中所提及的:另一種恰當性是抒情詩所特有的。這和我們聽覺內部的殿堂(temple inside our hearing)這句詩節所召喚的存在相關。()與語言的裂變和聚變所釋放的能量有關,與由節奏、語調、韻腳、詩節等產生的急舒起伏有關。一如它與詩歌的主體或詩人的誠實密不可分。正是這種音調()使詩人的耳朵保持緊張,去傾聽所有其他傳達的不可名狀的聲音背後的完全具有充分說服力的聲音。希尼對純正的詩歌語言和詩人誠實性的追求,使得他追隨了葉芝詩歌的愛爾蘭傳統,使得詩具有值得傾聽和朗誦的美感和道德感化力。希尼的詩歌朗誦讓許許多多像我一樣熱愛文學閱讀的讀者更切身地認識到了在一個喧嘩的時代詩歌所具有的意義:詩是在將要發生的和我們希望發生的之間的夾縫中,抓住我們一時的注意力,它的功能不是讓我們對現實心神慌亂,而是讓我們凝神觀照,看清現實與夢想的區別,讓我們在詩所表現的生活中參照現實,有所領悟。

 

二、拼讀出宇宙的美善

 

兩天後,即618日傍晚,為了目睹從挪威領取199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緬甸政治家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我特地趕到為她舉行的歡迎音樂會的動力劇場(Bord Gais Energy Theatre)。當勇敢、美麗而消瘦的翁山蘇姬出現在劇場的時候,觀眾們驚奇地發現陪伴在她身邊的那位熟悉的身影就是詩人希尼。在著名的樂隊U2為翁山蘇姬演奏無比熱情洋溢的搖滾樂後,翁山蘇姬激動地接受了愛爾蘭人授予她的良心大使(Ambassador of Conscience)美譽時,希尼則為他親自朗誦一首自己創作的詩歌《良心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Conscience),在這個想像中的人人平等、政治清明、自然和諧的良心共和國中,那裡的霧雖然駭人,但閃電拼讀出宇宙的美善;那裡的公民無需護照和翻譯者,對生命的悲憫、對傳統的肯定是他們共通的生存原則和溝通的語言:鹽是他們珍貴的礦石。海貝殼於誕生和葬禮時依附耳邊。一切墨水和顏料的元素是海水。他們神聖的象徵是傳統造型的船。在這個難忘之夜,兩位熱愛和平、為自由而呐喊的諾貝爾獎得主同時出現在舞臺上,肩並肩站在一起,一個用非暴力的忍耐與犧牲,另一個用深沉雋永的詩句對抗專制、暴力與血腥,為苦難無助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和信心。他們站立的形象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誌,以其追求自由、真理和仁愛的偉大精神照亮了人們前行的隧道,就像黑暗中的燈。

 

希尼出生在生於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德里郡(Londonderry)毛斯邦縣(Mossbawn)一個虔信天主教的農民家庭,是9個孩子的長子。憑藉天賦、機遇和勤奮,他在貝爾法斯特的女王大學英語系完成大學,成為一名卓越的詩人(他令我想起夏洛蒂勃朗特三姐妹的父親派翠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 1777—1861,他也出身在北愛的農村,家境貧寒,靠自學考上劍橋大學神學院,成為一名牧師)希尼畢業後,曾在中學和大學任教。20世紀70年代北愛騷動期間,希尼痛苦地目睹了因民族、宗教衝突而引發的惡性暴力與血腥事件。當他的好友在子彈中喪生,當許多無辜的生命成為炮灰,希尼沒有詛咒雙方或直接參與行動,而是用詩歌進行懷念和歷史的反思1972年希尼從貝爾法斯特移居愛爾蘭都柏林後,更是向世人強調他獨特的愛爾蘭身份和民族立場。希尼在詩歌的沃土上勤勉開掘,出版了《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死亡》(1966)、《通向黑暗之門》(1970)、《北方》(1975)、《野外作業》(1979)、《苦路島》(1984)、《山楂燈》(1987)、《幻視》(1991)、《酒精水準儀》(1997)、《電光》(2001)、《人類之鏈》(2002)、《區域和圓圈》(2005)10多部詩集,《先人之間》(1980)、《舌頭的管轄》(1988)、《寫作的位置》(1989)、《詩歌的糾正》(1995)、《守護》(2002)等批判文集,以及戲劇《在特洛伊的治療》(1990)

 

希尼深知詩人的責任是用筆作為鏟、鍬、鐝頭、毛刷、槍等工具,是在善與美被恣意蹂躪踐踏的年代保護靈魂的自由和作為人的尊嚴。在那首著名的詩《挖掘》中,希尼回憶了祖父、父親作為祖祖輩輩的農民在大地種植紅薯土豆,開墾泥炭地、沼澤地的艱辛勞動:

 

The cold smell of potato mould, the squelch and slap

Of soggy peat, the curt cuts of an edge

Through living roots awaken in my head

But I've no spade to follow men like them

 

白薯地的冷氣,潮濕泥炭地的

咯吱聲,咕咕聲,鐵鏟切進活薯根的短促聲響

在我頭腦中回盪

但我沒有勞動的鐵鏟像他們那樣做粗活

 

詩人轉而書寫道:在我的食指和大拇指間,一支粗壯的筆躺著,舒適自在像一支槍。(Between my finger and my thumbThe squat pen restsI'll dig with it)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詩歌的功效等於零——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哪怕僅有小小的亮度,也有片刻止住了混亂。希尼告訴世人,詩歌的力量在於說服我們意識中最薄弱,相信其具有正確性(rightness),儘管其周圍遍佈錯誤的證據,詩歌的存在提醒我們是價值(values)的追逐者和採集者。我們真正的孤獨和痛苦是可信用的,至少,它們也是我們真真實實的人類的一筆保證金。顯然,希尼手中的筆是農民種地的鏟、鍬、鐝頭,是考古學家手中的放大鏡、毛刷和修復工具,更是剖析時代、社會、民族、國家、暴力、孤獨與痛苦等不公正、不平等、不幸現象的手術刀,是詩人作為一個手藝人雕刻詩歌的必不可少的銳利器械與保護盾。

 

                        三、不要害怕一顆偉大的心

 

在即將結束都柏林訪學的時候,我再一次見到了希尼。714日我去參加三一學院舉行的題為當科學遇見詩歌(Science meets Poetry)學術會議。剛到會場,會議正好開始,我只好坐到第一排,抬頭猛然看見希尼夫婦就坐在同一排,和我隔了幾個空位。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中國訪問學者,幾個月內在公共場合竟然多次遇見希尼。這充分證明了像希尼這樣富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心的詩人不只是躲在象牙塔裡,在語言與思想的糾纏中獨自冥思、清靜無為,他還通過公共知識份子和愛爾蘭精神領袖的形象參與社會,用強有力的詩歌聲音引領著愛爾蘭的文化方向,以謙和、樸素的美德和高貴、典雅的形象改變著人們對詩歌的漠視、對文學的鄙夷。雖然2004年希尼患上了腦溢血,但康復不久後他竟然不顧多病的身體和越來越不饒人的年歲,到處奔波忙碌,頻繁地出現在都柏林的各種場合,積極參與愛爾蘭的文化與學術活動,慷慨支持幫助那些年輕的作家和姍姍學步的文學愛好者。在這次研討會上,希尼親自上臺朗誦了二首詩,他充滿磁性而略帶蒼老的聲音在古老的環形大廳發出迴響,令人沉醉遐思;他的一頭銀髮和滿臉的皺紋總是給人寧靜睿智、若有所思之感;他謙卑、端莊、溫雅的紳士風度引起眾多讀者的環繞與追慕。在會議茶歇期間,希尼和他形影不離的夫人非常隨和地與參會者們一起喝咖啡,親切交談,合影留念。在同行的愛爾蘭好友派特莎的告知下,我才知道那位個頭不高、半頭白髮、身著西服的長者就是愛爾蘭的現任總統邁克爾希金斯(Michael D. Higgins),我更是驚訝這位詩人總統竟然在只有一個司機兼保安的衛士陪同下,自由自在地參與日常的學術會議,這在其他國家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當希金斯總統與老朋友希尼站在一起侃侃而談的時候,兩位詩人一高一矮,銀絲呼應,詩意盎然,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我越來越理解了為什麼人口僅有四百多萬的愛爾蘭竟然擁有那麼多的藝術家(四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是蕭伯納、葉芝、貝克特、希尼;此外,史威夫特、王爾德、喬伊絲也是世界公認的一流作家),因為文學藝術就是這個民族與生俱來的呼吸與血脈。

 

這就是充滿藝術天才、文學靈感和民族個性的愛爾蘭,總統、市長、諾貝爾獎詩人,有名或無名的作家、文學愛好者不時地現身公共場合,在詩歌節、文學節、寫作中心和大學發表演講、朗誦作品,他們以旺盛的熱情和想像辛勤地創造不朽的文字,用美麗燦爛的文字表達自己獨特的身份和對自由與美的熱愛。這個頑強執著地追求獨立的毫不妥協的聲音貫穿了幾個世紀的歷史,一直穿越在葉芝、喬伊絲和希尼的時代。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年輕的喬伊絲曾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宣稱,要在心靈的車間中鑄造出我的民族的還未曾創造出來的良心。當年自我流放並客死異國他鄉(瑞士蘇黎世)的喬伊絲,做夢也想不到如今的愛爾蘭作家們不僅秉持著前輩的夢想,還一步一步地把這種夢想化為現實,化為愛爾蘭靈魂中富有生命力與創造力的一部分。

 

愛爾蘭的良心一直脈動在希尼的帶有泥土芬芳和大海潮汐的字裡行間,他的詩歌透明、純淨而富有穿透力,以一種帶有質地的磁性語言把神話傳說與日常見聞娓娓道來,以其無限的人性、謙讓、仁愛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躍動在全世界讀者的心中。希尼的好友、詩人保羅穆爾頓(Paul Muldoon)讚歎希尼擁有一顆生機勃勃、慷慨無私、寬厚仁慈的偉大的心(big-hearted),他讓我們每一個人相連在一起。希金斯總統則不得不悲傷地向全世界告知愛爾蘭失去它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並安慰我們說:希尼的存在是溫暖的存在,充滿幽默、關心和謙恭。同樣,希尼的驟然去世引發了中國學界尤其是詩人和詩評家們對他的熱切關注,各種悼念、追憶文字紛紛出現,有關對希尼詩歌以及愛爾蘭文學的解讀與評價、翻譯與研究亦隨之而至。當代詩人王家新在接受媒體時提及,作為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詩歌最有影響力的幾位詩人之一,希尼一直就在我們中間他的詩從個人經驗入手,進而追溯鄉土、家族乃至民族的神話和歷史,或是在對平凡事物的關注中開掘出一種個人的詩泉。希尼獨特的寫作姿態對朦朧詩第三代詩歌運動之後的一些中國詩人在創作轉變和調整方面具有激勵和引導作用,也構成了中國詩人在一種新的語境下自我辨認與自我確證的在場者之一。主持了中國內地第一本《希尼詩文選》(吳德安等譯,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詩評家唐曉渡在追憶希尼的文章中提及:希尼從不高高在上,也從不試圖把自己無論有多麼正確的看法強加給詩歌。他的語氣親切平和。他抓住細節刻劃和揭示。他捕捉日常詩意的筆觸越是具體、精確,越是透露出他對人類生存的深切關注和同情,就越能體現詩歌之於生活世界無可替代的倫理價值。

 

臨終前,希尼引用拉丁語“Noli timere”(Don't be afraid不要害怕)安慰妻子和親人。這句話出自《聖經馬太福音28:10》,是耶穌復活之際遇見驚慌失措的瑪利亞等婦人時安慰她們的話。我想希尼試圖傳達的資訊是,我們不要害怕,要勇敢。當我們面對死亡、黑暗,面臨一切不可預測的危機與苦難之時,信仰將帶給我們真正的安慰與皈依。當希尼安靜地躺在北愛故鄉的聖心教堂(Sacred Heart Church),在天堂的那一處,他是否依舊像夜鶯一樣在歌唱?此時此刻,多麼希望我寫給他的中文詩伴他一路走好。

 

《空椅子——Seamus Heaney  沐鈺

不朽的喬伊絲把我引向了你

Bloomsday布盧姆花開放在

六月的黎明,不期而遇的驚奇

稀疏的銀髮閃耀在我的耳際

當你站立在愛爾蘭作家中心

朗誦詩夜鶯的歌聲穿透天宇

坐在空椅子上我被你的溫暖繞縈

連接北京與都柏林的愛爾蘭之魂

那一天你光臨古老的三一學院

在科學的殿堂吟誦著詩歌的妙音

夜幕降臨你和翁山蘇姬肩並肩

用純潔的文字鍛造良心的金盾

空椅子——當他們把冠冕授予

另一個被囚禁中的共和國詩人

你們用筆尖,掘入黑色的沼澤地

為了照見自己,為了讓黑暗發出回音

 

 

 

週二, 16 十二月 2014 20:25

追尋勃朗特三姐妹的足跡

 

圖片勃朗特故居外的荒野。攝影沐鈺

生死之間:霍華斯教堂與墓地

 

一個陽光燦爛、溫暖寧靜的夏日黃昏,從愛爾蘭的都柏林來到了英格蘭的約克郡(Yorkshire),坐上了布萊德福(Bradford)開往霍華斯(Haworth)的短途汽車,來到了心儀已久的目的地勃朗特姐妹的故鄉,尋訪19世紀英國三位天才女作家(註釋)的足跡。

 

獨自茫然地站在有點兒陡峭、彎曲的三叉路口,不知道哪一條才是通往勃朗特姐妹故居的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牽著一條白狗正在溜達,一望而知我是遊客,他熱情地走過來打招呼:你是來這裡旅遊的吧?我趕緊告訴他預定好的旅館的名字。他微笑著說:你就住在勃朗特家對面呢。」「太好了,我真幸運!說實在的,我是臨時才預定到這個小旅館,事先根本不知道它離我的目的地近在咫尺。是走這條上坡的路嗎?我詢問道,隱約記得去往勃朗特故居的路非常陡,要爬一個長長的坡。你還是請跟我來吧。這位當地人非常友善、好客,一邊主動幫我拉旅行箱,一邊以熟悉的口吻介紹周邊的環境,大概他知道像我這樣慕名而來如此偏遠小鎮的外國人是很需要幫助的,而我希望在短短的三天內就可以盡興地體驗這裡的一切。

我們一起走在這條名為「霍華斯主街」(Haworth Main Street)的石頭鋪就的狹長老街——兩邊是一百多年前的褐色石屋,咖啡店、餐廳、小旅館、工藝品店參差不齊地毗鄰相接,窗臺上懸掛著一束束燦爛開放的花草,古香古色,玲瓏精緻,回望遠處是一片開闊的田野鄉村,綠樹蔥蘢、草坪綿延。我恍若回到了19世紀初的英格蘭,想像著勃朗特家的孩子們經常在這條路上溜達玩耍,跑上跑下,追逐著他們卓爾不凡的夢想。

 

我住宿在一對兄弟開的兩層樓的家庭小旅館,是勃朗特時代的老屋,樓梯兩邊和房間裡都懸掛著與霍華斯鎮和勃朗特家有關的老照片和畫像。我所在的二樓房間窗戶對面就是勃朗特教堂(Bronte Church)——在周邊搭起的腳手架間閃爍著一個藍底襯托金色指標的圓形鐘,用拉丁字母標示著時間——下午五點鐘。從外表看,這個教堂像多數英格蘭的鄉村教堂一樣,由灰色的石頭壘成,樸素、莊重,沒有任何奇異之處,可它卻是勃朗特孩子們的生活中心和精神家園。

 

由於教堂內部正在修繕,禁止入內參觀,我只好先去教堂左側的墓園尋尋覓覓。正值夕陽西下,一陣陣烏鴉的噪叫和穿梭,給冷清幽靜的墓地籠罩了一層恐怖的陰影,我卻平靜如水,也許是冥冥之中早已熟悉了這種幽靜的環境,除了相隔的一層塵土和一段光陰,生者與死者並無差別。佈滿青苔的墓碑東倒西歪、高低錯落,靜穆地直立著,似乎有幾個世紀了。的確,從大部分的碑上看,安眠在此處的逝者大多為勃朗特姐妹們生活前後的18-19世紀。在墓園頂部,我發現了勃朗特家一位忠心女僕Tebby的墓。據說這位女僕經常給孩子們講述大量有關愛爾蘭神話和英國北部鄉村傳說。她使我想起了《簡愛》(Jane Eyre)中的女僕白茜和《呼嘯山莊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中的女管家丁耐莉,她們都是善於講故事的高手,是小說故事的重要敘述者與見證者之一。

 

死亡的陰影一直纏繞著勃朗特家族,為這個文學之家增添了幾分神秘感。1820年,被任命為霍華斯鎮的副牧師派翠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 1777-1861)攜帶妻子瑪麗亞布倫威爾(Maria Branwell,1783-1821)和六個幼小的孩子(五女一男)舉家遷到約克郡的霍華斯鎮,遺憾的是一年後瑪麗患癌症撒手而去。多虧了她的妹妹——夏洛蒂的姨媽、一輩子未婚的伊莉莎白布倫威爾(Elizabeth Branwell, 1776-1842)甘願來到這偏僻的小鎮照顧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其中最大的八歲,最小的才一歲多。可是,夏洛蒂(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的兩個姐姐瑪麗亞(Maria Brontë, 1814-1825)與伊莉莎白(Elizabeth Brontë, 1814-1825)在條件惡劣的寄宿學校感染了肺結核,回家不久後就死了。夏洛蒂的弟弟布倫威爾(Patrick Branwell Brontë, 1817-1848)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熱愛繪畫,但染上了酗酒的毛病,18489月因慢性支氣管炎與過量飲酒造成的衰竭而去世。(我看到教堂拐角邊有一家他當年喜歡喝酒的酒吧,至今吸引著絡繹不絕的遊客們)據說,艾米莉(Emily Brontë, 1818-1848)在哥哥的葬禮上感染了肺結核,拒絕治療,三個月後去世,年僅30歲;更為不幸的是安妮(Anne Brontë, 1820-1849)也患上了同樣的病,於18495月去世。死亡接二連三,最後只剩下夏洛蒂與父親一起生活,父女倆相依為命。1854638歲的夏洛蒂深思熟慮後,終於嫁給了父親共事的副牧師亞瑟貝爾尼可拉斯(Arthur Bell Nicholls, 1818-1906)。幸福平靜的生活還不到一年,有了身孕的夏洛蒂不幸染病,在18553月離開了人世。

 

命運如此薄情,勃朗特家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活過40歲,而勃朗特牧師卻活到了84歲的高齡。我無法想像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是如何經受心愛的親人們一個個離他而去。也許在他這樣看穿了生死的基督徒眼裡,死亡只不過是另外一個家,親人們早晚要在天堂之家重聚。正如圍繞著教堂和勃朗特家的住宅就是墓地和荒野,生者與死者之間離得如此近。在教堂的後面,我看到了一個後人豎起來的石碑,特此說明這是勃朗特家族的墓,除了安妮,勃朗特家的人都沉睡於此。墓園週邊是望不到邊際的茫茫荒野,遠方小山坡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樹曲曲折折頑強地挺立著,顯示出一種不可屈服的意志。房前是傲然聳立的灰石教堂,房後則是無邊荒涼的沼澤地,我想,勃朗特家的孩子們從小生活在濃郁的宗教氛圍和粗獷無邊的荒野之中,在虔誠信仰與空曠自然、垂直向上的路與平面延展的路交叉的十字架之間,桀驁不馴的靈魂遊蕩著、抗爭著、祈禱著。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激情與想像、大自然的無限與神秘賦予了勃朗特姐妹超乎尋常的勇氣與毅力,去面對艱苦困頓的環境、無可逃避的痛苦與疾病、死亡的纏繞和幽魂的哭泣。在三姐妹的小說和詩歌中,無論是描寫愛情還是自然風光,總是充溢著令人驚歎的激情、超自然的幻象和隱秘心靈的竊竊傾訴。

人去樓空,唯有自然永恆。天空突然飄起了絲絲小雨,一陣陣風颼颼地吹來,孤寂而寒冷。我似乎聽到荒野的幽靈依舊在訴說著不屈不饒的聲音:請別擾亂我的心,給我自由!

 

                     二、文學傳奇:勃朗特故居博物館

 

第二天早晨,天氣灰濛濛,我早早地來到教堂後面勃朗特家的住宅,這是一座建於1778年喬治王朝的兩層樓石屋,現在成為霍華斯勃朗特故居博物館(Bronte Parsonage Museum)。入口是一個小小的鐵門,上面張貼著一張勃朗特協會籌備的2012年第三屆勃朗特女性寫作節(Bronte Festival Of Women’s Writing)的佈告,其宗旨是慶賀、展示女性的寫作成果,開辦寫作坊,為那些脫穎而出或成績斐然的女性作家們提供討論和閱讀的平臺。我一下子被廣告上的畫所吸引:一個紅色的鐵籠,裡面是一隻掙扎欲飛的小鳥,象徵著女性寫作的艱難處境以及永不妥協的抗爭。我透過木條緊固的鳥籠,不時觀察著一隻頗念新奇的鳥,籠子裡是一個活躍、不安、不屈不撓的囚徒,一旦獲得自由,它一定會高飛雲端。這是羅切斯特對簡的觀察,也準確地道出了夏洛蒂姐妹們對自由的渴望。對於尋找自我個性的女性而言,寫作就是走向自由的必要途經。在收到年僅21歲的夏洛蒂的詩作和求助信後,當年的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曾一屑不顧地勸誡說:放棄你可貴而徒勞的追求吧——文學,不是婦女的事業,而且也不應該是婦女的事業。儘管夏洛蒂試圖克制自己的創作欲望,做一個專心針線、管理家務的傳統女子,但騷塞的信反而激怒了她。她和兩個妹妹一起拿起筆,在自古以來女性沉默的世界中發出了曠世之音,以其不朽的文字和驚人的想像證明了女性寫作的非同尋常與可能開拓的領地。勃朗特姐妹們奠定的文學遺產召喚著伊莉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Gaskell,著有《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瓊裡斯(Jean Rhys,著有另一部改寫版《簡愛》——《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美國自白派詩人,其墓在霍華斯附近)、桃莉絲萊辛(Doris Lessing20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一代代的女作家,勃朗特故居吸引著全世界無數女性慕名而來,成為「如此眾多的傳說、忠誠和文學的中心」,如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所言:「在那個牧師的住所和那片沼澤地,物質的貧困和精神的昂揚,永遠地在那兒盤桓著。」

 

我發現自己是第一個購票進入博物館的遊客。在入口大廳(Entrance Hall)陳列著兩塊為《呼嘯山莊咆哮山莊》中的男女主人公凱薩琳和希刺克厲夫刻制的石碑,小說中的人物竟然成為現實中的真實存在,可見讀者們對《呼嘯山莊咆哮山莊》之喜愛。這幢灰色的磚瓦住宅有兩層,共九個房間。樓下第一間是勃朗特牧師的書房(Mr Bronte’s Study),牆上掛著他的一副肖像;餐廳角邊有一架立式小鋼琴。勃朗特牧師經常獨自在這裡用餐,處理各種宗教事務,代表本區的人為新聞報紙撰寫各種見證和報導,創辦主日學校,改善環境(如飲水設備)。不僅如此,他還以微薄的工資,為孩子們的教育傾其所有,訂閱多份報紙雜誌,購買了不少書籍。據說當年他總愛「坐在一把沒有靠墊的簡陋的椅子上,在火爐前筆直得像一個士兵」。在後半生,勃朗特牧師的眼睛幾乎失去了視力,直到做了一次手術後才稍微恢復。在陳列的物品中,有一個他經常用於閱讀的放大鏡。

 

餐廳(Dining Room)是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寫作的地方,她們在這裡分別寫下了《簡愛》、《呼嘯山莊咆哮山莊艾格妮絲格雷(Agnes Grey)等小說的大部分章節。當女僕們做完家務休息後,姐妹們依然聚集在飯桌邊閱讀作品或朗誦、討論彼此的創作。在這樣一個充滿溫馨、彼此關係密切的家庭氛圍中,勃朗特家的孩子們獲得了一般英國中產階級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想像的空間和無拘無束的創作激情。在艾米莉和安妮去世後,女僕聽見「夏洛蒂不停地獨個走來走去,心如刀割」。飯桌邊擺放著安妮用過的一把搖椅和寫作版。房間陳列著艾米莉臨終前躺臥過的沙發;沙發邊有一尊布倫威爾的石膏像;牆上懸掛的斗篷邊是一副夏洛蒂的畫像。

 

廚房(Kitchen)是孩子們最喜歡的地方,在寒冷肆掠的冬天,他們圍繞在女僕Tabitha Aykroyd Martha Brown身邊,聽她們講述那些消失已久的古老傳說,感受家庭成員之間的忠誠與溫暖。《呼嘯山莊咆哮山莊》中的女僕就是一個愛講故事的敘述者,通過她,主人公的生死戀情和兩個家族的恩恩怨怨被娓娓道來。這間廚房很小,擺設著一些傢俱和陶瓷用品,艾米莉經常在桌子上一邊烤麵包,一邊閱讀德國文學或寫詩。接下來的一間房子開始是儲藏室,後來增加了窗戶、壁爐和通向客廳的門,改為勃朗特丈夫尼可拉斯的書房(Mr Nicholls’ Study)。牆邊有一扇1879年從霍華斯教堂拆下的舊門和各種物件。一樓的伯尼爾房間(The Bonnell Room)是以美國收藏家Henny Houston Bonnell的名字命名,陳列著他捐贈給勃朗特協會的眾多文物。此外,參觀者在購物區可以買到有關她們的明信片、畫冊、書籍、影碟、紀念品等。

 

二樓共有五個房間。一間是女僕們的房間(The Servant’s Room)。接著是夏洛蒂的房間(Charlotte’s Room),曾經是勃朗特太太的臥室;她去世時後作為姨媽教授女孩子們女工的地方;夏洛蒂結婚後,成為她和丈夫的房間。這裡陳列著她當年用過的舊物:手飾盒、帽子、小扇子、木頭套鞋等。室內玻璃櫃內擺放著她穿過的一件白底小黃花的長裙,素淨雅致。夏洛蒂一生幽居在偏僻的霍華斯,但並非與外界隔閡。她得到姨媽的資助,兩次到比利時學習法語(其中第一次與艾米莉同行),兩次為書稿出版的事去過倫敦。在布魯塞爾,她愛上了一位才華橫溢的法語老師、虔誠的天主教徒赫格(Constantine Heger),這段無法得到的愛和激情促使她把個人經驗轉化為創作的靈感。其《簡愛》、《雪麗》(Shirley)、《教師》(The Professor)、《維萊蒂》(Villette)四部小說幾乎都混雜著羅曼蒂克和歌德式的因素——夢想、幻覺、戲劇性的相遇與愛的激情。《簡愛》中女主人公簡身材矮小,相貌平凡,但憑藉自己的才華和獨特的個性,贏得了貴族羅切斯特的愛情,歷經一系列的考驗和苦難後,有情人終成眷屬。當代女性主義批評家指責《簡愛》的結尾過於天真浪漫,沒有逃脫灰姑娘嫁給白馬王子、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俗套。也許我們不應以現在的眼光來苛求那個時代的女性,勃朗特三姐妹勇敢地拿起筆,無所畏懼地闖入了一直為男人所霸佔的話語圈,引發了一場激烈的、令人震驚的文學革命。

隔壁房間就是艾米莉的臥室(Emily’s Room),以前曾是兒童學習與遊戲的地方,後來艾米莉在這裡完成了《呼嘯山莊咆哮山莊》,並度過了最後的短暫歲月。可以想像,勃朗特家的孩子們在這個房間裡一起讀書玩耍,拓展各自想像的空間,編寫了他們手掌般大下的冒險故事。夏洛蒂與布倫威爾創作了有關安格利亞(Angria)的故事,而艾米莉與安妮創作了有關貢代爾(Gondal)的文章及詩篇。雖然霍華斯遠離塵囂,但勃朗特的家庭成員們卻通過創作屬於自己的歌謠、故事、神話和傳說,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不被外界侵擾的文學共同體,重構了喪失母愛的牢固家庭,依賴血緣之愛支撐著一個獨立自主的島嶼,它絕不為外界的艱難困苦、風雨飄搖所摧毀。

接下來是勃朗特先生的臥室(Mr Bronte’s Bedroom),勃朗特先生在太太去世後搬到這裡與兒子同睡,為了更好地看護酗酒的布倫威爾。臥室隔壁是布倫威爾的畫室(Branwell’s Studio),這個勃朗特家唯一的男孩醉心於繪畫,留下了不少人物肖像。從房間的窗戶向外,可以望見一望無際的沼澤地。

展覽廳(Exhibition Room)是在1878年增加的房子,如今是天才:勃朗特家的故事的展廳,陳列著許多圖書、繪畫、文具、針線等日常用品、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及有關她們的研究著作。我看見白色的牆上抄寫著簡愛的名言:你以為我貧窮、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沒有靈魂,沒有心嗎?你想錯了。這個女性的宣告之聲在21世紀這個追逐流行時尚、喧嘩浮躁的時代,依然如此的尖銳而令人警醒。

 

博物館的後面,是一個維多利亞風格的小花園,長滿了灌木和各種花草,在高處聳立著雕刻家Jocelyn Horner (1902-1973)設計的青銅雕像——夏洛蒂的兩邊依偎著艾米莉和安妮,三姐妹臨風傲立,神態各異。在博物館前面,是一個較為開闊、整齊美麗的花園,右邊的花草叢中安置著當代藝術家Rebecca Chesney的裝置品希望的呼喚(Hope’s Whisper),由清泉流動的鋼管噴頭、漏斗和轉動的風車構成,代表了夏洛蒂創作中的、艾米莉創作中的和安妮創作中的太陽三要素,象徵著勃朗特三姐妹與大自然的密切關係以及女作家所具有的柔美、堅強與流動的內在氣質。

 

                      三、荒野沼澤上的自由精靈

 

第三天上午,拿著一份詳細的線路圖,我獨自走向了勃朗特故居外邊那片遼闊、空曠的荒野(moorland)。勃朗特家的孩子們所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與這一片恆常變幻、孤獨荒涼的自然景觀密切相關。每次讀《簡愛》,我都會為開頭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描寫所吸引:哪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不錯,我們早上已經在片葉無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個鐘頭;但是,自從吃午飯起,冬日的凜冽寒風就送來了那樣陰沉的雲和那樣透骨的雨,這就不可能再在戶外活動了。可以想見,在無雨的日子,即便是冷峭的冬天,勃朗特家的孩子們經常手挽手地在無邊無際的荒野中遊蕩,在狂風肆掠的灌木叢中盡情地玩耍,這一片寂靜而孤獨的荒野命中註定成為是她們無法逃避的命運圖景,也是她們賴以生存、親近、體驗和書寫的奇妙世界。

 

夏天的霍華斯由深淺不一的綠色草地、參差不齊的灌木所環繞顯示著一種原始、質樸而野性的美。一條長長的峽谷把這片野地劃為兩半,從我行走的這邊可以望見對岸被切割成一塊塊似錦的草坪和零零點點的白色綿羊,粉紅色的鈴蘭花和石南叢在柔風中搖曳,遠方是一望無際、起起伏伏的綿延山丘,單純、原始、裸露的景色閃爍著內在的倔強和孤寂。一路上,我孑然行走在彎彎曲曲的坡道,幾乎見不到幾個人影,除了偶爾遇見牽狗溜達的當地人或者零零散散的遊客。經過霍華斯公墓後,我下坡走到一個叫“Lower Laithe”的水庫,湖面清澈而冷峭,有一個伸向水中的小橋和觀望台。路過一個人煙稀少的名為“Stanbury”的小村,偶爾看見一二個孩子以驚奇的眼光盯著我這個外來的遊客,似乎我是從天而降的幽靈。

 

路越來越陡峭狹窄,散步者只能徒步進入沼澤地。這裡的風景變得越來越灰暗,遍佈燒焦似的黑色無葉荊棘,疏疏落落低矮的灌木叢中幾隻羊在低頭吃草,有時發出哀哀的鳴叫。遠遠望見荒涼的山頂上有處殘垣斷壁,我走了大概三英里,才到達這個目的地“Top Withins Farm” ——一座廢棄的農家莊園,一堵斷垣上刻著勃朗特協會在1964年標明的文字:此乃是《呼嘯山莊咆哮山莊》中恩蕭家的原型。站在廢墟頂部,眺望著杳無人煙的野地,呼吸著咆哮而過的颼颼寒風,我遙想很久以前勃朗特家的孩子們也經常站立這裡,心中充滿著奇異的感動和對命運的感恩。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現牛羊,這一片遼遠的荒野多麼類似中國的西北大草原。在斷牆邊,奇怪地生長著兩顆相互依偎的大樹,枝葉相觸的樹在狂風中瑟瑟作響,好像是凱薩琳在對希斯克裡夫訴說著不朽的誓言: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毀滅的燃燒的激情,死亡也不能。令研究者和讀者們一直好奇的是,《呼嘯山莊咆哮山莊》的老主人恩蕭竟然從利物浦街上撿回了一個骯髒的、穿得破破爛爛的黑髮的孩子黑得簡直像是從魔鬼那兒來的。這個瘦骨嶙峋、身份不明的外來者就是後來那個像瘋子一樣的復仇者希斯克利夫。自稱是愛爾蘭工人階級出身的批評家特裡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他很可能是一個愛爾蘭人。這並非無稽之談。18458月,布倫威爾去了一趟利物浦,那時正值愛爾蘭大饑荒開始蔓延之際,街上充塞著餓殍和長著動物般的黑色毛髮的孤兒。我想勃朗特一家不可能對父親老家正在發生的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一無所知,艾米莉很可能是從哥哥的見聞中獲得了塑造希斯克利夫原型的靈感。

回去的路更是崎嶇不平,令人驚悸。我小心翼翼地跋涉過一段非常滑而危險的泥濘小路,穿過一個狹窄的籬笆門,終於來到了以勃朗特姐妹命名的瀑布、橋和椅子邊。各種奇形怪狀的岩石從樹木叢中裸露出來,恍若鬼怪出洞。據說當年三姐妹經常到這裡散步、讀書、討論,獲得寫作上的創意。荒涼不堪岩石嶙峋的邊界之內,仿佛是囚禁地,是放逐的極限。《簡愛》中對荒野的描寫殘酷而真實。是的,在這一片看似被上帝放逐的囚禁地,勃朗特姐妹們卻獲得了無窮無盡的幻想,精神的世界戰勝了自然的禁錮和物質的貧困,無限的溫情和熾烈的愛從內心汩汩而流,如同嶙峋山谷這條清澈的小溪,穿越了古往今來,見證了一個文學傳奇的誕生。

 

                    四、勃朗特姐妹的愛爾蘭之根

為什麼在一個家庭裡同時誕生了三個天才的女作家?為什麼三姐妹的寫作具有如此強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合時宜的叛逆?為什麼與英國女作家們,如:簡奧斯/珍奧斯汀(Jane Austen)伊莉莎白蓋斯凱爾與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相比,她們顯得如此不合時宜或不可思議?(如:直到20世紀人們才越來越認識到艾米莉的價值,甚至把她與莎士比亞並舉)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評論家和讀者從不同的角度試圖破解勃朗特家的文學之謎。我也帶著自己的疑惑,穿行在霍華斯的建築、教堂、墓地、故居、酒吧、街道、荒野、蒸汽小火車之間,試圖從地理、環境、文化與文本中,尋找更多深層次的解釋。

在勃朗特故居博物館,陳列著後來的研究者們千方百計地收集到的勃朗特家的物品——手稿、書籍、衣服、傢俱和資料。有一個特別的細節引起了我的關注——勃朗特家與愛爾蘭的密切淵源。如果不是在愛爾蘭訪學,從都柏林來到霍華斯,也許我根本就不會關注到這一點。勃朗特姐妹身上與眾不同的野性、狂暴和叛逆和對獨立、自由、平等的渴求在某種程度上是迥異於英國本土的愛爾蘭精神氣質的體現。派翠克勃朗特於1777317日出生在北愛爾蘭道寧郡(County Down)埃木得爾鎮(Emdale)鎮,父母是屬於新教聖公會的務農者。其父休(Hugh Brunty)來自愛爾蘭的南部,從小被叔叔收養,後因家人反對自個的愛情而與愛麗絲(Alice McClory)私奔到愛爾蘭北部(據說《呼嘯山莊咆哮山莊》的一些情節以此為原型)County Down是位於北愛東南部盛產傳說和神話故事的美麗海濱,是5世紀為愛爾蘭帶來基督福音的聖徒派翠克(Patrick)的傳教之地,其中有一條著名的峽谷Bann Valley穿越,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流傳著許多有關這位聖徒的故事。很巧合的是,派翠克勃朗特的名字不僅來源於Patrick,而且還是在聖派翠克節這天出生。他是一個貧困的務農家庭中十個孩子中的老大,聰明好學,自學成才,曾經做過學徒和老師,後來憑藉自己的鍥而不捨考上了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攻讀神學;作為第一代移居在英國的愛爾蘭人,派翠克當然會有意或無意地抹去自己身上的愛爾蘭特徵,主動認同英國主流文化,例如他試圖掩蓋來自北愛爾蘭鄉村的濃厚口音,把自己的姓“Brunty”(或“Bruntee”)改為法語發音的“Brontë”

 

為了遠大前程,勃朗特先生把自己的愛爾蘭之根移植到了英格蘭的霍華斯鎮。雖然離開了故土,但他一生都與愛爾蘭的老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其桀驁不馴、富於憐憫的精神氣質也遺傳到了孩子們的血液中。這位熱心誠懇的牧師才智豐富,喜愛閱讀,發表了一些詩歌和小說,並親自教孩子們一些有趣的愛爾蘭語言和神話和傳奇(夏洛蒂在13歲創作了《愛爾蘭冒險》The Adventures in Ireland和《愛爾蘭人傳奇Tales of the Islanders),這種言傳身教對孩子們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影響。他帶有愛爾蘭口音的英語甚至影響到孩子們的英語發音。據說,夏洛蒂的同學和好友對她一口的愛爾蘭式的英語印象深刻。如今,派翠克勃朗特的出生地Bann Valley也因其三個傑出的女兒,改名為勃朗特區(The Bronte Country)

三姐妹中唯有夏洛蒂活得較長,但卻在38歲才結婚,這位一直聲稱不願因為婚姻而失去自由的才女為何不顧父親的反對,放棄了其他一些男士的求婚,最終嫁給了一位來自愛爾蘭的神職人員?她婚後幸福嗎?這也引發了我的好奇心。夏洛蒂的丈夫尼可拉斯出生在北愛爾蘭安特里姆郡(County Antrim)的一個小鎮Killead,就讀於古老的都柏林三一學院,畢業後於18456月來到霍華斯,成為勃朗特牧師的助理。一開始,夏洛蒂牧師並不同意小有名氣的女兒嫁給一個愛爾蘭來的窮牧師。但是這對戀人偷偷約會,最終說服了他,在1854年結為連理,而固執的父親並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不久,夏洛蒂跟隨丈夫回到愛爾蘭度蜜月,一起到了KillarneyGlengariffTarbertTraleeCork等旅遊勝地。在信中提到我非常高興我所看到的一切,更為驚奇的是我發現這裡像英國人那樣整潔,家裡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而我曾被告知愛爾蘭人很懶散邋遢。」「我必須說我喜歡這些新親戚。我的丈夫在自己的國家裡仿佛又得到了重生,變得充滿活力。我不知一次聽到他對生活的讚美。老僕人和家人都說我是個幸運兒,嫁給了這個國家最有紳士風度的男人……上帝讓我做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精心照顧和關心來回報這個真誠、值得尊敬的男人。兩人度過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歲月。不幸的是,1855年已經懷有身孕的夏洛蒂感染疾病,度過了八個月的婚姻生活就去世了。而尼可拉斯繼續和夏洛蒂的父親在一起居住和工作,直到1861年岳父去世。此後他又回到愛爾蘭中部Offaly CountyBanagher定居(如今這裡有條名為夏洛蒂的小路),不久他娶了堂妹瑪麗(Mary Anna)為妻,直到190688歲高齡去世。21世紀初直到現在,收藏家們不斷地從瑪麗及其後人手中購買了不少屬於勃朗特家的重要物品,其中有布倫威爾畫的三姐妹的著名油畫,重新放置在博物館中。

 

勃朗特姐妹們生活的年代,恰逢愛爾蘭與英國關係最緊張、最恐怖的時期。1840年在愛爾蘭發生的土豆瘟疫一直持續到1847年,餓死了近250萬人(此時,勃朗特牧師的父母兄弟們都住在北愛爾蘭)18468月,夏洛蒂陪父親到曼徹斯特做眼睛手術,城裡擠滿了從愛爾蘭落荒而逃的饑民們。她在這裡完成了《簡愛》,小說中經常提到爛土豆、饑餓、疾病和死亡,以一種微妙的潛在方式隱射了大饑荒時代愛爾蘭人的艱難處境。《簡愛》和《呼嘯山莊咆哮山莊》在1847年發表之際,溫文爾雅的文壇被一種混亂和狂暴之聲激怒了,有人斥之為踐踏了受到我們祖先尊奉並引以為榮的傳統習俗,具有顛覆固有的社會、文化、政治秩序的意圖。簡和希斯克裡夫這兩位孤兒出身的外來者的形象如此相似——他們身上的混亂和狂暴完全不同於那些溫柔乖巧的英格蘭小姐和彬彬有禮的紳士們。我注意到《簡愛》中第一次出現愛爾蘭,是羅切斯特對簡說:我已經從我未來的岳母那兒聽說,有一個在我看來挺合適的位置,是在愛爾蘭的康諾特(Connaught)的苦果山莊(Bitternutt Lodge),教狄奧尼修斯奧高爾太太(Mrs Dionysius O’Gall)的五個女兒;我想你會喜歡愛爾蘭的,聽說那兒的人都很熱心。“gall”苦果山莊“Bitter”意思相近,有怨恨、苦物之意;康諾特是愛爾蘭西海岸一個荒涼偏僻的省份。這暗示了愛爾蘭是一個苦不堪言、類似流放之地。羅切斯特心懷叵測地要把簡安排到愛爾蘭最貧瘠荒涼、最苦不堪言的遙遠之地,這激發了簡的強烈反抗。站在羅切斯特所代表的富裕強大、傲慢無禮的英國人面前,才貌平庸、矮小卑微但自尊極強的簡恰似貧困弱小、孤苦伶仃的愛爾蘭,她發出的振聾發聵的愛情宣言也可視為1922年愛爾蘭人的獨立宣言:我不是按照常規習俗,也不是通過肉體凡胎同你說話,而是你我的靈魂在對話,就仿佛我們穿過墳墓,站在上帝腳下,彼此平等——本來就如此。簡的刺耳言語毫不示弱地宣告了幾個世紀以備受英國殖民壓迫的愛爾蘭人一直在不屈不饒地爭取的政治權利。

有趣的是,簡與羅切斯特的最終克服重重困難建立起來的婚姻關係,從夏洛蒂的愛爾蘭立場暗喻了處於經濟和文化弱勢地位的愛爾蘭與富庶、強大的英國的聯姻——通過簡在精神和經濟兩個方面的自由、獨立與羅切斯特的殘廢、挫折與謙卑。在小說中,簡不願意去遙遠荒涼的愛爾蘭,與心愛的人隔海相望;但在現實中,夏洛蒂卻毫不猶豫地嫁給了一位土生土長的愛爾蘭牧師,並隨之探望了他美麗的家鄉。也許對她而言,父親和丈夫身上的愛爾蘭性是她永遠無法擺脫的血緣、地理、文化、記憶上的巨大遺產,也是她身體、情感和精神上的最終皈依。

 

在都柏林訪學期間,我詢問了一位地道的愛爾蘭人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因使得愛爾蘭人具有特殊的藝術氣質,出現這麼多影響世界的非凡作家?他回答了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詞:“Crazy”(瘋狂)。這個抵達愛爾蘭靈魂的詞令我想起《簡愛》中的瘋女人伯莎和《呼嘯山莊咆哮山莊》中的凱薩琳。某種瘋狂騷亂的藝術天賦的確構成了愛爾蘭人極其突出的個性,這或許與愛爾蘭人自古以來反抗對外來侵略者、不達自由決不甘休的沉重歷史有關。我們在不少具有愛爾蘭血統的作家身上可以發現某種驚世駭俗、無拘無束、幽默滑稽的藝術天賦,從諷刺大師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幽默大師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從熱衷於通靈術的葉芝葉慈(W. B. Yeats)到瘋狂的天才大師喬伊斯(James Joyce)、貝克特(Samuel Beckett),更不必提狂放不羈的王爾德(OscarWilde)。勃朗特姐妹的文學傳奇亦可放置到英國——愛爾蘭的文學傳統中加以理解,她們寫作中所飽含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令人震驚的反叛精神和對自由與尊嚴的熱切渴求,無不表現出她們不容於英格蘭的他性——愛爾蘭性。透過勃朗特三姐妹的寫作,我們或多或少可以體驗到愛爾蘭與英格蘭——這兩個民族之間複雜幽深的衝突與不斷交融的歷程。越來越多的當代研究者們也把目光投向了勃朗特家的愛爾蘭之根。最近,有一位美國的戲劇家William Luce甚至把《勃朗特:夏洛蒂畫像》(Brontë: A Portrait of Charlotte)搬上百老匯,扮演夏洛蒂的愛爾蘭女演員Maxine Linehan說:我願意把勃朗特夏洛蒂稱為我們中的一個,因為她本來就是。並聲稱她一位真正的愛爾蘭女性(She was a true Irish woman)

勃朗特故居的對岸是一片低窪的原野,有一條名為“Keighley & Worth Valley”的峽谷穿過,掩映在碧樹叢中是一條在19世紀的工業時代開通的小鐵路,把霍華斯鎮與倫敦、曼徹斯特等外部世界連接起來。1844年在姨媽的資助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登上蒸汽小火車,跨越大海,留學比利時,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這次旅行的第三天,我也登上了一百多年前姐妹倆坐過的老式蒸汽小火車。離別之際,回望霍華斯的教堂、墓地、故居和荒野,我想起了簡愛的話:真正的世界是廣闊的,有一個充滿希望和恐懼、感動和興奮的天地,正在等著有勇氣進去、冒著危險尋求人生真諦的人們。

 

註釋

勃朗特三姐妹指的是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

 

 

 

 

週一, 10 十一月 2014 00:00

發現泰戈爾:西方與東方的相遇

泰戈爾成為一個佇立在東方與西方、古老與現代的時代交匯點上的象徵人物。對於東方人而言,泰戈爾是幾千年文明古國凝聚的人類智慧與靈感的源泉,是我們開放心靈的精神導師。來自北京的外國文學教授沐鈺女士和她就讀初一的女兒黃思齊共同為e人籟的讀者描繪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感召力:沐鈺探悉泰戈爾及其詩作在東西方跨文化的理解,黃思齊在另一篇文章分享泰戈爾的詩句何以成為她的精神食糧。

 

撰文│沐鈺

Tagore泰——戈——爾——一個韻律美妙、節奏優雅的名字喚起遙遠而親切、如夢如幻的回味久久縈繞在我記憶的深處。30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初中生的時候第一次讀到《飛鳥集》、《園丁集》時就被那些清新雋永、深邃甜美的小詩深深打動了我把「生如夏華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之類的詩句虔誠地抄寫在心愛的筆記本上這些如珍珠般的晶瑩語詞成了我逃避暗淡乏味、機械沉悶生活的附身符。

在那個電視電影媒體尚欠發達的時代對泰戈爾的愛慕深蘊少女心中好像一個難以啟齒、不可捉摸的秘密。睿智、瀟灑、偉岸飽滿的額、深邃的眸、挺拔的鼻加上滿腮鬍鬚長袍飄逸一位仙風道骨的美男子不是西方人的陌生奇特卻似中國古代聖賢。泰戈爾的高貴形象成了無數東方少女的夢中偶像他近在鄰邦雖神秘飄渺卻非遙不可及。通過文字我們一點點觸摸、接近在芬芳的低吟、靜謐的想中顫動、回響竊竊私語

你已經使我永生這樣做是你的歡樂。

這脆薄的杯兒你不斷地把它倒空又不斷地以新生命來充滿。

這小小的葦笛你攜帶著它逾山越谷從笛管裡吹出永新的音樂。

在你雙手的不朽的安撫下我的小小的心

消融在無邊快樂之中發出不可言說的詞調。

你的無窮的賜予只傾入我小小的手裡。

時代過去了你還在傾注

而我的手裡還有餘量待充滿。冰心譯《吉檀迦利》

從一開始更為持久地吸引我的並非各種教科書積極肯定或推崇的《飛鳥集》、《園丁集》、《新月集》等而是玄妙莫測、不可言喻的《吉檀迦利》(Gitanjali)。最近讀到一則有關冰心的採訪訪問者好奇地問她最喜歡泰戈爾的那本詩集她的回答印證了我們共同的趣味「《吉檀迦利》。」在那樣一個拒斥宗教神秘體驗的唯物主義時代泰戈爾具有強烈宗教美感的詩句好似一道光照亮了我靈魂的幽深之處那種充滿無限謙卑、神聖之愛的永恆樂音讓我渺小的生命超凡脫俗、脫胎換骨你的生命把愛的燈點上吧」

 

彷佛是命中注定為東方發聲的泰戈爾在冥冥中牽引著我。一個偶然的時刻我拿到了名曰《東方叢刊》的雜誌是廣西師大學中文系梁潮主編的一個學術刊物讀到旨在「弘揚東方文化與東方美學」的發刊詞我激動不已毅然寫信求職很快獲得熱情回應。就這樣為神奇的「東方」二字所召喚的我研究生畢業以後義無反顧地來到了桂林——一個風景宜人的小城開始了獻身於「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宙文章」的探索之旅。

主編下達了一個全新的科研任務我們一起參編《外國文學史》中東方文學概論部分的寫作我要以一個新的視角梳理、透視中西方的泰戈爾接受史。作為學者的我開始了第一個研究課題是誰發現了泰戈爾如果泰戈爾沒有獲得西方人賜予的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現象」還可能風靡全球嗎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泰戈爾的意義何在

 1913113當瑞典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破天荒地把諾貝爾文學桂冠授予一位默默無聞的印度詩人時,這一驚人之舉不僅在西方也在東方引起了某種不同尋常的反響。加拿大《環球報》以嘲諷的語氣說「諾貝爾獎金第一次授予一個不是我們稱之為 『人』的人。誠然,對我們而言,要欣然接受一個名叫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人獲得一項世界性文學獎金的看法尚需時日這個名字讀起來那麼倔屈聱牙以致使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時彷佛覺得它不是真的。」泰戈爾本人也發出疑慮亞洲人有資格獲得此獎嗎

為了解釋泰戈爾僅憑《吉檀迦利》一本小詩集就征服了西方有識之士的傳奇故事我查找了許多資料搬出接受美學、文化誤讀、東方學等各種文學理論作為思考這一文學現象的切入點。比較文學學者樂黛雲先生認為「人在理解他種文化時首先自然按照自己習慣的思維模式來對之加以選擇、切割,然後是解讀。這就產生了難以避免的文化之間的誤讀。」我注意到讀者的「待視野」是「真正的過濾器所有經過篩選而形成的對異域文化的有意或無意的背離都是對文本的一種誤讀。如此看來西方學者對泰戈爾的發現首先要歸功於英國人倫敦皇家美術學院院長、畫家W.羅森斯坦、愛爾蘭詩人葉芝和美國詩人龐德等。19125月泰戈爾把信手翻譯的幾首英文詩寄給了羅森斯坦羅森斯坦把這些詩轉給葉芝葉芝又轉給龐德這幾位對東方文化藝術倍感興趣的現代詩人們為泰戈爾詩歌中洋溢的東方美所震撼。同年11月倫敦印度學會出版了葉芝親自作序的英文版《吉檀迦利》。19133此書的英文普及本由喬治.麥克米倫公司出版直至年底為止9個月內,這本薄薄的詩集竟重印了13次之多。與此同時,英國文藝皇家協會會員、諾貝爾文學獎推薦人斯塔爾摩爾立刻向瑞典文學院推選泰戈爾為當年度的候選人。瑞典詩人海登斯坦親自寫了一份詳細的推薦書,文學院的院士們掀起了一股閱讀《吉檀迦利》的熱潮。當時儘管有20多個國家,包括哈代、法朗士在內的27名作家角逐諾貝爾文學獎,但泰戈爾最終以十二比一的絕對優勢贏得了這項殊榮。

一個偉大的作家、一部偉大的作品離不開偉大的發現者。顯然在西方發現泰戈爾的過程中葉芝是最為關鍵的核心人物。在為《吉檀迦利》所作的序中葉芝激動地寫道這些抒情詩「以其思想展示了一個我生平夢想已久的世界。一個高度文化的藝術作品然而又顯得極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植物彷佛燈心草一般。」龐德直言不諱「蘊藏在這些詩歌之後的是某種奇異寧靜的精神。我們突然發現了我們的新希臘。」海登斯坦也同樣提到「在它們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顯示的熾熱的純潔性中,心靈的清澈、風格的優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種完整的、深刻的、罕見的精神美。」通過《吉檀迦利》所展示的世界葉芝等詩人看到了生平所夢想的東方海市蜃樓坐在河心搖晃著的小舟中吹著橫笛的陌生人、頭頂瓦罐在夕陽的餘暉下汲水的窈窕少女、熏風吹來芒果沁人心脾的馨香、潔白盛開的蓮花、狂風肆虐的春天、香煙縈繞的廟、神光離合中的朝聖者……

2012年夏季我有機會來到葉芝的故鄉、位於愛爾蘭西北部的斯萊戈(Sligo)向這位繼泰戈爾十年之後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大師致敬。我盤桓於凱爾特神話與傳說縈繞的城堡、廢墟與湖濱馳騁在雨霧乍現、神秘莫測的山巒游曳於霧靄朦朧、綠島蔥郁的茵納斯弗利島Innisfree聽著領航員兼導遊用濃厚愛爾蘭口音的英語緩緩地吟誦著《茵納斯弗利島》1893「我就要動身走了為我聽到/那水聲日日夜夜輕拍著湖濱/不管我站在車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靈深處聽見這聲音。」那間我頓悟到葉芝對泰戈爾的發現正是兩顆跨越東西方的偉大靈魂之間的相遇他們是心有靈犀的一對孿生兄弟宙之心的神秘歌者。

 

中國人對泰戈爾的愛戴、崇拜之癡情與忠誠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比擬。陳獨秀在1915年《青年雜誌》上最早介紹「達葛爾印度當代之詩人。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者也。」胡學愚在1916年《東方雜誌》上發表了《印度名人台峨氏在日本之演說》。中國人對泰戈爾的高度關注是在1924年泰戈爾訪華前後那時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李金發、趙景深、施蟄存、劉大白、崔世英、徐志摩、許地山、焦菊隱、冰心、梁宗岱等詩人、學者都爭先恐後地譯介泰戈爾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飛鳥集》、《新月集》和《泰戈爾詩選》等單行本掀起了一陣龍捲風般的「泰戈爾熱」泰戈爾也身不由己地捲入到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熱潮中。

我注意到與葉芝、龐德喜歡泰戈爾詩歌中的寧靜、樸素、原始、感官與神秘之美不同的是對正處於黑暗迷茫、徬徨無助困境中渴求光明和自由的中國年輕心靈而言,泰戈爾詩歌所彌散的「愛的福音」、「靈的樂園」和「生的勇氣」無疑具有奇妙的淨化力和感召力。在19231227日寫在給泰戈爾的一封邀請信中徐志摩懇切地期待著「我們相信你的出現會給這一個黑暗、懷疑和煩躁動亂的世代帶來安慰、冷靜和喜樂也會進一步加強我們對偉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與希望。這種信心和希望是已經通過你的助力而注入了我們的心懷。」泰戈爾詩的主譯者鄭振鐸則聲明「我們所歡迎的乃是給愛與光與安慰與幸福於我們的人乃是我們的親愛的兄弟我們的知識上與靈魂上的同路的旅伴。」泰戈爾既像一個東方聖人帶來了真理和福音,又像一個親愛的兄弟賜予年輕人以信心、希望和勇氣。看到老照片中身著長衫的徐志摩和林徽因站立在虔敬站立在泰戈爾的兩邊呵護著他們心目中的東方聖人我想到了大唐盛世那位年輕執著的玄奘獨自行走在去往天竺國的崇山峻嶺——中國對印度智慧的發現與探尋之路。

 有趣的是最早的泰戈爾中譯本是1922年出版的《飛鳥集》鄭振鐸譯),引發了中國詩壇上一種表現隨感式的 「詩」或「小詩」盛極一時其中最優秀的代表是冰心她回憶自己最初的創作動機就是「因看作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春水》、《繁星》是年輕的女詩人向東方大師呈獻的青春禮物。

 比起朦朧玄奧、宗教味濃郁的《吉檀迦利》簡明扼要、清新明朗的《飛鳥集》、《園丁集》更易於為中國人理解和模仿。到了20世紀50-60年代即便是在泰戈爾被公認為適合中國讀者接受的特殊時代我們對他的誤讀依然無所不在。《吉檀迦利》被貼上了「現實主義」 、「愛國主義」的萬能標簽即便是印度文學的著名研究者季羨林也如此貶低它「有一些詩充滿了神秘的宗教情緒或者空洞無物除了給人一點朦朦朧朧的美感外一無所有。」

不過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閱讀視野的多樣化當代讀者對泰戈爾經典的解讀日趨豐富、深入和多元泰戈爾文本中的深奧、悖論、神秘意義得以顯現。正如詩人本人自省的「在我身上似乎有兩種相互矛盾、相互交戰的力量。一個總在召喚我完全休憩一動不動一個卻根本不讓我安寧。歐洲人積極入世的精神不停地衝擊著我沉靜的印度稟性。」我想恰恰是這些非同尋常的兩極張力成就了他的本土性與普世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使得泰戈爾成為一個佇立在東方與西方、古老與現代的時代交匯點上的象徵人物他的作品既不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拙劣的模仿或變體也不是印度因循守舊傳統的翻版而是古老的《奧義書》迦梨陀娑、毗濕奴派的抒情風格民間習俗的鄉土活力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完美融和。在當今這個精神萎靡、思想混亂的世界上他通過想像的無窮創造力傳播著一種既深刻又單純的思想「我之存在就是作為生命的永恆的驚奇。」  

                                 

有關「東西方文化誤讀中的泰戈爾」的研究深刻地影響了我未來的學術道路與教育理念成為我精神追索的一個座標。近一個世紀以來泰戈爾有如同雄偉威嚴、潔白閃爍的喜馬拉雅山聳立在東西方相遇的至高點——這個世界的屋脊顯示了我們每個人的渺小狹隘、無知虛妄。對於西方人來說泰戈爾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傾聽到從沉默的、古老的東方發出的全新聲音它在宣告著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東方的心靈和文明決不是陳列在西方博物館裡的標本,也不是值得炫耀的殖民主義成果或僅供浪漫想像的神秘東方。對於東方人而言他是幾千年文明古國凝聚的人類智慧與靈感的源泉是充滿勃勃生機、精神煥發、有著無限潛力的生命形象是我們得以突破封閉偏狹自我、開放心靈的精神導師。我越來越認識到泰戈爾之所以值得我們重新認識不斷閱讀,是因為在這樣一個世界各國越來越結成一體的全球化時代他曾經、正在、並將繼續提醒我們東方與西方相互理解、彼此分享才是達成人類和平與仁愛之路。

我更認同台灣詩人鐘鼎文的評價「泰戈爾是一個獨立的存在不屬於東方或西方但卻涵蓋著東方與西方最崇高的精神領域。甚且更是一個超越的存在不屬於任何時代而屬於永恆。」泰戈爾曾經說「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期待著泰戈爾能夠聽見一個從孩提時代到年近五旬的傾慕者的告白「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讀到泰戈爾的詩便像回到靈魂的故鄉一樣!」

今天不朽的泰戈爾攜帶著他的美妙蘆笛在綠葉叢中在奔騰的急流上在群星沉默的時刻在悲哀與歡樂激起光影閃爍的漣漪中向我們緩緩走來

讓我所有的詩歌聚集起不同的調子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為一股洪流

傾入靜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鄉的鶴鳥日夜飛向它們的山巢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讓我全部的生命

啟程回到它永久的家鄉。冰心譯《吉檀迦利》


圖片|"Rabindranath Tagore portrait (10)" by Unknown - http://www.oldindianphotos.in/2009/01/rabindranath-tagore-portraits.html.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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