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 23 三月 2011 00:00

葉錦添談當代中國藝術

藝術創作者葉錦添接受e人籟專訪,討論中國目前前衛藝術的現況,以及全球化與錢潮侵襲下,這股力量如何影響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核心價值。


週二, 07 十二月 2010 11:37

人籟七年選文:「國際」

第三波台灣奇蹟---永續發展

本文提要

《人籟》在2007年5月創辦了第一屆的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並設置生命永續獎,以鼓勵對台灣永續發展有所貢獻的人士。當時距離2008年的總統大選還有一段時間,《人籟》的編輯主委魏明德神父特別寫了這篇文章,討論台灣日後在國際上發展的可能與方向。

原刊期別

編選自本刊第38期〈台灣第三波――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2007年5月。頁14-23。

 


週一, 29 三月 2010 10:46

高等教育的全球挑戰

不同文化背景對「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一詞,往往賦予不同解釋。

一般而言,頒布學業證書或發給專業證照的教育機構,如普通大學、技術學院、社區大學、文理學院、科技大學,和其他如技職學校、專業學校和職業學院的教育機構,皆屬高等教育的範疇。


週二, 30 三月 2010 18:12

歧路莫彷徨——再思台湾高等教育

1949年,傅斯年引用哲学家斯宾诺沙(Bendict de Spinoza)的格言「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勉励台大学生时,台湾高等教育学校数目屈指可数(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1950年代台湾的大学院校不过四所)。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被视为社会菁英;高等教育机关,尤其是大学,则被赋予致力学术研究、担负社会道德表率及引领时代风潮的责任。当时社会对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期望,是既要成为西方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也要能成为传统华文化的「士人」。

时移世异,如今「一个招牌砸下来,就不知砸死多少『硕士生』」已经取代「一个招牌砸下来,就不知砸死多少『大学生』」成为民众的日常戏语。不论这句话有多少夸大的成分,都反映出高等教育早已由少数人才能享有的菁英教育,转型成普及教育;而当个位数指考成绩也能升上大学,人们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方式与受教者的质量遂逐渐失去信任。

事实上,现行的台湾高等教育,更让人感觉是高级职业训练所,目的在于培养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人力。讽刺的是,当高学历高失业率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企业界却频频抱怨缺乏人才,或大学生的素质不足以为企业所用。高等教育,连作为「职业训练所」的功能,都被质疑。


谁有资格受教育?

然而,高教机构的角色转型、社会对理想高等教育内容看法,以及对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期待有所转变,并不能草率的以一句「台湾高等教育堕落了」来解释。

从〈高等教育的全球挑战〉、〈出得校门,入得市场〉这两篇文章中,我们知道高等教育由菁英教育转型为普及教育,并逐渐商品化,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兴起下对高阶人才的渴求。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转趋大众化的趋势,也包括了对过往菁英主义式教育思想的反省。长久以来,教育一直被视为是促进阶级流动、使穷人得以翻身的重要手段。在〈高教价值知多少〉一文里,两位作者从不同面向思索学费政策与社会阶级流动的问题,虽然双方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学费应由谁支付的看法立场相异,但文章背后皆隐藏了以下的提问:什么样的人才有能力/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坐拥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优势的人,是否永远是享有最优教育质量的一群?


后段大学问题难解

而相关讨论也可让我们延伸思索倍受争议的「后段大学」问题。八○年代末期以来,政府开放设立大学的限制,截至目前为止,包括技职、军、警等特殊教育,全台共有172所学校提供高等教育的服务(资料来源/维基百科),是全球大学密度最高的地方,也连带稀释了有限的教育资源。

政府面对高教全球竞争的情势,为提升大学竞争能力的「五年五百亿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及其它相关举措,受益者多为长期接受补助、原已具备竞争优势,且学费较为便宜的公立大学,而这也是多数出身文化、经济优势家庭的学生就读的学校。

于是我们看到,原本即较缺乏资源的私立或后段大学,因为政府择优补助的政策,更难提升教学质量。此外,由于少子化的缘故,许多学校面临无学生可收的经营困境,只能近乎无鉴别地招收有意愿,却未必有程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学生素质低落,也连带影响教学者的热情。

此一情况造成一种普遍印象:相对来说,文化、社、经地位较差的学生被迫花较多的钱,接受水平较差的高等教育,这样的教育程度因不被认可(想想台湾企业征才时,对「毕业学校」的挑剔),并无助于改善其日后的生活,也浪费了教育资源。

面对高等教育质量不均的落差,虽然教育部已在去年研拟出《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转型及退场机制方案》,但方案内容仍被批评为对现状的改善缓不济急。而部分学校转型的效果,尚待评估。


HubertKilian_WanderNot01高等教育应是全人教育

然而,即使上述种种难题都解决了,台湾高教前途是否就能一片光明?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初始,重新思考何谓理想的高等教育。

如前所述,透过高等教育培育高阶人才以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几乎成为目前高等教育最受重视的功能;但理想的高等教育显然不该只是专业能力的训练,更应该培育学生懂得自我探索、独立思考,并给予一定人文精神的熏养。换言之,高等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而单凭专业科目的课程,并无法实现全人教育的理想,还需透过通识课程及其它途径辅助。

虽然1985年教育部公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后,通识教育已经成为台湾高教重要的一环,但直到今日,通识课程在多数学生眼中,依然只是营养学分。

在〈在大学,耕一亩理想梦土〉、〈让白色巨塔散发人性之光〉两篇文章中,两位作者提出达成全人教育的其它可能途径,如清华学院藉由住宿教育,让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辅大医学院则透过服务课程及各项艺术展演,增进人文修养。学习不再受限于端坐课堂修习学分,生活场域更是学生人格、价值、与视野的养成之所。


透过讨论见改革曙光

台湾高等教育确然正在歧路上。学费、后段大学、理想课程应如何设计、培养的人才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等,许多问题迫在眉睫,改革之路常充满争议。但唯有透过一次次的讨论,我们才能窥见改善的曙光。

而这也是《人籁》推出本次专辑的原因。我们并非要给予读者有关高教走向的完整解答,而是希望藉由不同方向的思考,引发更多的思辨与对话,更期盼台湾高教能在各种想法激荡下,不再彷徨迷失,大步迈向革新的康庄之路。


摄影/余白(Hubert Kilian

本文亦见于20104月号《人籁论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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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30 三月 2010 15:31

歧路莫徬徨——再思台灣高等教育

1949年,傅斯年引用哲學家斯賓諾沙(Bendict de Spinoza)的格言「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來勉勵台大學生時,台灣高等教育學校數目屈指可數(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1950年代台灣的大學院校不過四所)。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被視為社會菁英;高等教育機關,尤其是大學,則被賦予致力學術研究、擔負社會道德表率及引領時代風潮的責任。當時社會對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期望,是既要成為西方意義下的「知識分子」,也要能成為傳統華文化的「士人」。


週一, 29 三月 2010 11:34

高等教育的全球挑战

不同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一词,往往赋予不同解释。一般而言,颁布学业证书或发给专业证照的教育机构,如普通大学、技术学院、小区大学、文理学院、科技大学,和其它如技职学校、专业学校和职业学院的教育机构,皆属高等教育的范畴。

在多数已开发国家里,一生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相当高(超过50%)。因此,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其本身不只是重要产业,也培植受过训练与教育的人力,以供经济发展所需。然而高等教育的理想内容究竟为何?

全人教育的四大支柱

除了种类繁多的专业科目外,高等教育并非仅限于知识的传递,理想上还应该包括生活技能(life skills)的介绍和传播。在联合国公布的著名的《戴洛报告》(Delors Report)中,有关教育的部分《学习:内在的宝藏——「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报告书》(The Treasure Within: Report to UNESC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了出教育的四大重点,生活技能即可列属于其中:

学会追求知识(Learning to know)

发展思考能力,如解决问题、批判思考、决策和了解因果关系之能力。

学会发展自我(Learning to be)

培养个人能力,如管理压力和情绪之能力、自知之明与自信心。

学会与人相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训练社交能力,如沟通、协调、魄力、团队合作和同理心。

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

学习实用技能,如职业所需之技术训练。

现今个人需要具备上述技能,才能因应目前瞬息万变的社会。这表示持续学习非常重要,如此方能获得工作和生活所需的新技能。此外,我们还要知道如何处理浩如江海的信息,并将其转化成有用的知识,同时也得学习如何因应社会和生活里的变革。


BV_GlobalChallengesForHE2公民社会与民主精神之所系

高等教育还有另一个角色,那就是反省和提倡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既非国家亦非市场,而是一个连结公众和私人议题的领域。在这里,比起其它公众场域 如宗教社群、家庭、或以人种和语言作为区别标准的团体,高等教育提倡更广泛或更「公开」的价值观。高等教育应为社会性互动——例如公开辩论和理性讨论——建立具体规范,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并抵制因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或社会阶级所产生的歧视。最好的高教机构应是创造现代公民社会的模范与动力;这个理想尽管往往无法落实,却是衡量一国体制优劣之准绳。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若希望建立或维持多元负责的民主制度,强健的高等教育可以提供两项帮助:

首先是研究和诠释社会重要伦理与道德观念:这主要是社会科学的责任,但人文学科在此也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关于社会重要伦理与道德观念最谨慎的论证,皆奠基 于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

再者,高等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必需的民主素养。学生在高等教育中习得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典范与态度;这些人随后成为教师、律师、记者、政客和企业领袖,其一举一动都会将开放的公民精神传至社会的每个角落。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

在2000年9月举办的联合国千禧年高峰会上,世界领袖提出了《联合国千禧年宣言》(UN Millennium Declaration),矢言改善极度贫穷的状况,并设立一系列可望在2015年以前达成的目标,以承诺让自己的国家进入新的全球关系,其中当然也包括基本人权——亦即世界上每个人在健康、教育、居住与安全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在这八个指标里有一半和教育有关,如彻底根除极度饥饿和贫穷问题、在全球落实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女性更多权利、促进全球合作发展等等,这是因为教育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高等教育虽然也属于一般教育的范畴,但其本质较为不同,要达成的目标也更为特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在巴黎所公布的《21世纪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展望与行动》(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中,便在第一条条文里明确地界定了高等教育的愿景与任务:

教育、训练与承担研究的任务

我们坚信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与价值应予以保持、加强并扩充,尤其是在促进永续发展和社会整体改革上,意即:

1. 透过提供包括职业训练等的相关证照,教育出相当合格的毕业生负责的公,以期满足人类活动各方面的需求。

2. 提供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学习的机会,赋予受教者在教育系统内最多的选择与流动的弹性,还有个人发展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以便在全球视野中养成公民精神积极的社会参与,并在公理正义的脉络下培育内在能力、强化人权、永续发展、民主与和平的思想。

3. 透过研究活动促进、创造并传播知识,提供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相关的专门技能来服务社群,并推动与拓展科技、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于艺术的研究。

4. 在多元文化的脉络里,协助各界了解、诠释、保存、加强、推动与传播国内、地方、国际和历史性的文化

5. 以形塑民主公民精神基础的概念训练年轻人,并提供具批判性与公正性的观点,促使他们探讨策略性选择与增进人文视野,从而协助保护与强化社会价值观

6. 全面发展并改善各阶段的教育,包括透过对教师的训练

(以上内容为节录)


BV_GlobalChallengesForHE3全球趋势影响高教挑战

高等教育之理想与目标固如上述,然而今日世界各国面对的高等育问题尤受到全球化下各种形势的挑战,学者戴维斯(John Davies)即指出全球环境中影响高等教育机构最重要的趋势,便是将教育纳入全球资本主义。教育已受到《关税暨服务业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Services,GATS)的规范,让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况:教育机构不但成为营收丰厚的企业,也导致国际竞争加剧;在这样的竞争里,挟带雄厚资本的大学将压缩小型高教机构的生存空间。

另一项重要趋势为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和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永续发展的策略性要素。因此,知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项商品,只要某人或某机构拥有越多知识、就有越多价值,也可赚得越多营收。既然高等教育与其研究活动被视为创造知识的来源,因此高教对知识经济来说非常重要。

基于上述理由,社会对高等教育产生更高更繁复的要求,教育变成大众化的商品,更多人需要进入大学就读,教育单位的生产力和效率因而深受重视;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可靠性一样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换言之,21世纪大学面临的艰巨挑战就是在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率和质量的同时,维持过去社会对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信赖。

 

照片来源/Tulane University

本文为节录,完整内容请见2010年4月号《人籁论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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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31 一月 2009 06:02

讓世界看見!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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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16 八月 2008 01:36

與世界同一陣線──倡議台灣推動環境外交

撰文│魏明德 人籟論辨月刊總編輯


沒有國家能置身事外

二十一世紀,全球暖化問題引起各國高度關注,環保議題不僅成為世界主流,更重新界定了安全的概念:各國競奪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國際間的緊張與衝突。

此外,多數已開發國家都已將環境外交列為重點政策(註)。舉例來說,二○○七年四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提出一份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已經造成許多災害,如全球生態系統失衡、糧食減產、缺水問題等等。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奔走世界各地,以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來呼籲世人重視全球暖化問題;前英國外相貝克特(M. Beckett)宣布英國已將環境外交納入國家新政;日本政府自二○○七年五月發起「美好地球(Cool Earth 50)」倡議計畫。

二○○七年十二月在峇里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深受各國重視,會中的一百九十國代表通過一項新協定計畫「峇里島路線圖」(Bali Roadmap),根據此一「路線圖」,各國同意於二○○九年底前提出談判結果,以成為二○一二年後決定未來世人對抗氣候變遷問題的協議。台灣環保署及其他部會也參與了這場會議,除了追隨對抗全球暖化的國際規範趨勢,同時也讓國際社會聽見台灣所發出的聲音。

面對全球暖化、生態破壞與資源競逐,沒有任何國家能置身事外。世界各國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機制,以有效解決當今種種環境問題並緩解危機。


台灣的責任與機會

儘管台灣並不屬於任何氣候變遷國際組織的一員,但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台灣亦應善盡責任並作出貢獻。正因如此,台灣在二○○七年的APEC年會上提出「綠色APEC契機」,以呼應澳洲提倡的「潔淨發展與氣候變遷」主軸。此舉乃希望各經濟成員能依據其發展程度,在以下五項主要面向中找尋最佳的綠色契機:潔淨生產、綠色消費、綠色產業、自然保育、公害防治。

在環境外交方面,台灣從不推卸應善盡的全球責任,而台灣也確實能貢獻其特有的資源。此外,此舉也能為台灣開闢新的外交舞台,讓台灣能夠突破國際社會對國家權力的資格認定藩籬,且能鼓舞台灣人民、科學人員、企業團體和社會份子,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這項前所未有的使命共同貢獻心力。

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於本刊所舉辦的「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暨生命永續獎頒獎典禮」致詞時表示:「我們呼籲,面對世界環境急遽惡化的各項議題,確實需要一個能夠實踐全球環境治理的機構來整合跨國界力量,沒有漏洞地攜手解決問題,新的所謂『世界環境組織』,也就是WEO,應該儘快成立。台灣已經是WTO的會員,也正在積極爭取加入WHO,現在,台灣願意與各國有識之士一起倡議催生WEO,因為自由貿易、普世健康、永續環境以及民主人權是我們的信仰,也是台灣與世界互動的基礎。」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努力

在環境外交方面,台灣其實已小有成就。長期以來,台灣已順應全球化的腳步,發展出相對應的外交概念。二○○七年九月台灣主辦台非元首高峰會及進步合作夥伴論壇,就是依據「地球村時代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概念。會議與論壇的宗旨在於尋找互惠合作的共同利基,建構與非洲國家的進步夥伴關係,並進行互利互榮的合作計畫,共同為永續發展而努力。
此外,環境問題已促使我們與友邦進行各項合作發展計畫。舉例來說,台灣在友邦布吉納法索的巴格雷墾區創造了「綠色奇蹟」,昔日黃沙滾滾的荒漠如今已變成綠意盎然的沃土。「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不僅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也將成為我們繼續進行援外的最佳動力。此外,台灣也和其他友邦進行永續發展的相關合作計畫,如協助馬紹爾群島安裝太陽能設備、協助非洲友邦栽植「有機棉」,並在中南美洲發展生質能源計畫。在環保科技分享上,台灣值得驕傲的是協助瓜地馬拉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的計畫,而這項計畫也將在二○○八年底完成。

台灣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舉動,讓國際社會都看見台灣確實正朝永續發展的方向努力。因為對抗重大傳染病可說是環境外交最重要的目標,尤其在亞洲,已經有越來越多新的病症與流行病都屬於「環境疾病」。空氣與水源品質的急速惡化危害對當地居民的健康。二○○七年五月,立法院通過一項支持政府加入世衛組織的決議案,由此證明這項行動已成為全台灣人民的共識。為符合人民期待,以行動捍衛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健康權益,外交部也改變策略,直接向世衛組織申請入會。世衛組織雖以政治因素為由,拒絕接受台灣的申請,然而,台灣的友邦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為我們發聲,使國際社會了解此情況的嚴重性:拒絕台灣入會將等於全球疾病防治網的缺口。


開創第三波台灣奇蹟

在策略上,台灣首先必須開拓其視野、延伸其觸角,透過具創意、富彈性且多樣化的全新方式呈現出她的正面形象。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在不同時期創造了「經濟奇蹟」與「民主奇蹟」,成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典範。但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台灣在經濟上顯得不知如何對應,政治決策上前後無法銜接,加上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許多民眾開始對台灣失去了信心。

因此,此刻的台灣應該致力於開創第三波奇蹟──「永續奇蹟」。如果永續發展成為政治決策的首要考量,如果永續發展被社會視為優先,如果綠色企業成為主流的企業意識…換言之,如果台灣能對國際公共事務做出貢獻,台灣就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同時也幫助了自己。
藉由環境外交,台灣可以和其他國際成員建立起特殊的夥伴關係。台灣人民應試圖在環境議題上加強與他國的技術與人力合作。公民外交也應發揮其作用,成為密切維繫與他國人民及非政府組織的橋樑。換言之,台灣應傾其經濟、技術、文化和人力資源來進行環境外交,藉此讓全世界都認同台灣的特殊貢獻。


城市、科學家與企業界的角色

此外,城市所扮演的角色也極其重要,例如台北市、高雄市都已加入「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ICLEI)」,台中市則是「世界城市暨地方政府聯合會(UCLG)」的會員。這些機構都屬於京都議定書性質的平行組織,顯示地方政府參與對抗全球暖化的重要性,也表示各類環境外交機制正蓬勃發展中。另外,學校和社區也是發展先導行動重要的推動力量,以此為單位來進行國際交流以及人民外交將可獲得超乎預期的效果。

最後,企業家和科學家的貢獻十分具有關鍵性。台灣將可善加利用島內對節能科技、有機農業、自然保育以及生態旅遊等方面的相關經驗,為環境外交創造更多契機。由台灣企業界志願提供示範將會是最佳的起步。而且這種負責任的環境行動不應只在台灣推廣,更應該拓展至所有台灣工業外移的國家。


成為綠色資訊科技領導者

台灣不應自滿於資訊科技的龍頭地位,下一階段應以綠色資訊科技領導者為目標,並將相關知識傳播全球。

直到今日,資訊科技(IT)的發展與各國的永續意識的提升如同兩條平行線,同步成長卻缺乏交集。然而,近來已出現轉變:第一,隨處可見的電腦,無論是製作過程或是成品的能源消耗,早已被視為一種極度耗費的產品。第二,公眾輿論中對永續概念的討論都是透過資訊產業所創造及管理的平台在進行。於是資訊業界更應協助塑造此一全球意識,積極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第三,永續即是複雜事物的管理學。全球發展模式的轉換需要一套系統性進程,其中須考量經濟、社會系統、氣候變遷、公民價值、資源消耗等多面向複雜的資訊。

可喜的是,資訊科技已成為一項利器,除了可用來了解永續挑戰中技術層面的問題,也可藉其「集體性」突顯出永續發展具系統性整體的特色。長遠來看,資訊科技若想成為永續產業,首要之務便是發展一種永續文化。當全球環境議題與資訊科技之間的關係相互糾結時,身為資訊產業重鎮的台灣也將因此成為目光焦點。總之,台灣若能在國內企業、尤其是資訊產中業發展一套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文化,此舉將能協助台灣取得環境外交的優勢。


政策法令應符合國際準則

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台灣在碳排放量及其他環境問題上實非模範國家。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佔世界排放總量的1%,遠超過我們的人口比例且人均排放量急速成長。台灣每年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高達近十二公噸,是亞洲國家中最高。某些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全台總量的高額比例。因此,即將頒布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勢必將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台灣必須也應該遵守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的國際準則,也可以運用市場機制來抑制排放量,比照在這方面被視為國際標準的歐盟排放交易系統,來制定一套排污交易制度。

同時,台灣應繼續在外交上努力,確保類似機制能獲得歐盟與其他國家的認可,台灣在綠色發展模式上付出的努力將帶來立即的外交成果。另外,歐洲碳交易機制將於二○○八年擴展至所有溫室氣體,主要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物。有鑑於此,台灣在機制設立之初就應該設定一套全面性的溫室氣體交易系統。此外,歐盟與各國可能從二○一二年起,將針對高碳排放量國家製造的產品課徵額外進口稅。故台灣若再不改善碳排放量,將對相關產業造成巨大的衝擊。


協助友邦共同邁向永續

在邦交合作方面,台灣在南太平洋的友邦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最令人憂心。這些島國大部分的土地皆位於海平面,因全球暖化上升的海平面最終將完全淹沒這些島嶼。國土日漸消退的島國包括了吐瓦魯、吉里巴斯和馬紹爾群島。許多國際組織都預測:在未來數十年,全球的生態難民人數將急遽增長,只要仍有力挽狂瀾的希望,台灣就應提供技術支援,並盡其所能呼籲國際立法並共同採取行動,儘可能地減緩氣候變遷對南太平洋島國的衝擊,來確保被迫遷離家園的島國人民之尊嚴與福祉。

在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區域,所有的社會與經濟動盪都和生態問題脫不了關係。在這些地區,台灣的友邦國擁有極為豐富的生態環境,可說是世界生物多樣性的寶庫。於是,物種的維護保育尤甚重要,不只為當地環境著想,更攸關全球自然生態平衡。其二,與友邦的合作項目中已整合了水資源與環境衛生計畫(包含農地灌溉),此方向應持續進行。第三、台灣協助中美洲國家發展在地產業之際,亦應留意這項發展對環境可能造成危害,因此在發展初期就要協助他們引介最新的綠色科技。換言之,台灣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方案必須與永續發展和生態保育概念相結合。


以小額信貸進行在地培力

對非洲友邦的援助亦是如此。相較於中國對非洲大陸具侵略性的政策,台灣對非洲友邦的援助政策將更具策略性價值。非洲人民與國際專家皆指出,中國在非洲的政策是一種非永續發展模式,剝削了非洲的自然資源與能源,且造成更多的財政負債。如此一來,台灣的政策更須著眼於生態的永續、社會與環境平衡、啟蒙教育並教導人民經濟獨立。有品質的援助計畫將為首要任務。森林管理、水土資源保育、永續農業以及工業的友善生態發展等都將是台灣的援助重點。也可同時進行區域性以及跨國性計畫(集中於河谷或其他未開發區域),與在區域發展中扮演要角的國家(如印度)合作,共同協助非洲國家發展。

所有的援助計畫中,進行在地培力計劃與教育推動將最為關鍵。我們建議,台灣應多運用小額信貸的方式來設計援助計畫,小額信貸的好處除了能幫助赤貧地區的人民自行創建發展計畫外,也能藉由貸款計劃審核標準讓小額信貸成為永續發展把關的一環。在輔導當地人民進行良好規劃並自立創業之後,推廣者便應立即投入教育創業者去思考該項規劃對週遭環境的衝擊。


為成立環境組織預作準備

為順利協調國家政策與環境外交,建議可成立「永續發展與環境外交特別小組」,隸屬於行政院長或副院長職權之下,並集合各相關部會代表與幾位外界專家。特別小組的任務是確保國家政策須朝永續發展的方向來制定,當全球進行有關氣候變遷或其他環境議題的論辯時,政策制定者將能立即納入考量。特別小組的職責也應包括「推動成立世界環境組織」以及「在台灣成立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兩大政策的研究與評估。

雖然世界環境組織(WEO)目前僅在概念形成階段,但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國家、專家及非政府組織呼籲成立。二○一二年後的環境機制協商,很可能便將包含設立世界環境組織或性質相似的機制。針對這項重點,台灣應事先做好萬全準備,同時確定世環組織入會條件與世貿組織相同,以因應未來類似WTO模式的環境組織創立時,把握時機成為創始會員國。或者,台灣可與有志一同的國家自行推動成立一環境組織,即便創立之初規模較小,卻很有可能在二○一二年全球協商成立世界機構時,由於此一環境組織的運作已臻成熟,而可進行合併甚至直接取代。換言之,台灣必須參與所有與二○一二年之後因應氣候變遷的國際協議之討論。為了全球社會,台灣必須成為這項協議的簽約國之一。


站在抗暖之戰的最前線

台灣只是擁有民主經驗和經濟成就是不夠的,現在,我們還要站在這場世界戰鬥的最前線。台灣本身為一海島,我們的環境外交政策也應特別關切島國生存議題,而對抗全球暖化更是重點目標。公民社會在這項挑戰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學校、社區、有責任感的企業家、非營利組織以及科學家,而這也使得民族國家的傳統疆界問題顯得不再重要。
藉由豐富的文化資源,台灣能夠推動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並成為永續發展的指標。藉由推動永續發展的創造力行動,台灣得以和世界重新對話,並將現行發展模式調整至最佳狀態。總之,運用台灣的人文、科技、文化和企業資源力量,定能幫助世人共同對抗此一極為艱鉅的環境挑戰。

***

註:過去二十多年間所召開的各項環境會議與簽署的國際協定,可視為一套不斷提升的國際環境管理系統。重要的協定與會議包括:一九八五年簽訂的「聯合國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一九八七年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以及其分支機構「21世紀議程與永續發展委員會」;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一九九二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小島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會議」;一九九四年人口與發展國際會議;一九九七年氣候變遷京都議定書;二○○二年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等。此外,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從此,各國便開始將環境外交界定為全球治理的重大要素。這場「地球高峰會」是當時最大規模、也是首次各國元首所共同召開的環境會議。自此之後,凡有關環境外交的動向必然成為全球媒體矚目的焦點。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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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30 四月 2008 00:00

非洲需要中國嗎?

中國為了走出自己的國際空間,選擇第三世界作為盟友。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於非洲盟邦的經援也不斷增加,
中國的飛速發展對非洲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非洲需要中國嗎?

提耶里‧維爾庫隆(Thierry Vircoulon)撰文 | 楊曉寧 翻譯

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在非洲的地位與日俱增,對世界政治格局起了關鍵性的影響,並引起西方國家高度注目。亞洲巨人在非洲的影響力發展如此迅猛,使有些人已經迫不及待地用「新殖民主義」(註1)來形容中國的非洲政策。中國的飛速發展對非洲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中國需要非洲」(註2),反過來非洲也需要中國嗎?
中國成為參與非洲政治的重要一員後,是否能夠為非洲大陸的根本問題提出解答?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可為非洲國家所效仿?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非洲的傳統夥伴國將帶來什麼影響?對於這些疑問,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本文則將著重分析「目前中國與非洲關係的新問題」。

爭取第三世界支持

一九五五年,蘇聯與美國成為東西兩大陣營主腦,為了保持中國外交上的彈性空間,中國在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企圖取得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一九九六年,江澤民主席則重新提出新的中非關係原則,後來胡錦濤主席又對這些原則措辭進行修改,包括: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信任和合作、無條件經濟援助、在國際論壇維護非洲的利益、促進有利於非洲發展的國際環境的形成等。企圖打破西方宗主國在非洲的經濟枷鎖與擺脫其政治束縛,走出中國外交關係的另一片天空。
中國還針對「華盛頓共識」的發展政策提出了批評,抨擊西方提供援助時提出的有關人權和良政等要求,對於非洲國家的主權是十分不尊重的作法。這樣的說法觸動二十世紀後期九○年代,非洲民主化以來極為敏感的政治神經。儘管無法掌握確切的資料,但根據實地觀察,中國駐非洲各國的大使館應該是非洲最龐大的外交機構,其工作人數仍在不斷增加。繼二○○六年七月溫家寶總理訪問非洲後,胡錦濤主席又於二○○七年初訪問八個非洲國家。此外,還任命了很多特別代表參與處理一些特殊的非洲問題,比如蘇丹問題,或參加非洲各國舉辦的經濟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建立於兩千年,為中國和非洲領導人定期的高級會晤時機。經過短短幾年,中非合作論壇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和八國首腦高峰會議(G8峰會)一樣的重要國際事件。非洲國家踴躍參加中非論壇,有四十三個國家元首出席了二○○六年的會議,共同制定了貿易發展目標和援助計畫(註3)。
此外,中國政府在針對台灣的外交鬥爭中取得了勝利,截至二○○八年一月,承認台灣的非洲國家只剩下四個:布吉納法索、甘比亞、史瓦濟蘭、聖多美普林西比。中國正成為非洲國家最重要的資金提供者之一。從二○○三年開始,中國在非洲發展銀行派駐了代表。而非洲發展銀行在每次選舉新主席的時候,都強烈地反對歐洲或美國的候選人。另外史無前例的事情是,二○○七年五月的非洲發展銀行的峰會居然在中國的上海舉行。

抓緊經濟影響力

中國擁有一套具體的作法,以實現在非洲發展和產生影響力的戰略目標,包括金融機構的設立,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已成為全世界第三大出口信貸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在非洲亦相當活躍,還在約翰尼斯堡開設了分行。這些金融機構採取積極主動的經營策略,以非常優惠的利率提供貸款,支援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已超過二十六個非洲國家受益。二○○六年,中國還設立了一個總額五十億美元的專項基金,用於鼓勵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
此外,中國已經有多家大型國有企業進駐非洲,除了三大國有石油企業(註4),還有在十七個國有企業獲得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國政府還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派出約一萬五千名醫生;同時提供非洲大學生約兩千份獎學金。
雖說中國的合作採取的是一種對受惠國非常有利的操作模式,但對於國際政治而言卻是「不負責任」的方式,比如向非洲國家提供一些教育和衛生方面的「交鑰匙」工程設施。而中國積極進取地在非洲發展經濟已經是世人不爭的事實;作為一部巨大的進口和出口機器,不僅需要大量的原物料,龐大的資金和剩餘勞動力也迫切需要非洲市場,「新非洲爭奪行動」儼然成形。不僅是因為「世界工廠」對進出口的需求,非洲市場相對比較容易進入(註5),以及發現新的非洲礦藏,與非洲某些國家之間長期緊密聯繫,都是中國經濟在非洲迅速發展的成因。
一九九三年,中國結束石油自給自足局面,旋即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根據中國政府的估算,二○一○年大約55%的石油、57%的鐵礦石、70%的銅和80%的鋁必須依賴進口。木材進口量也從一九九六年的七百二十萬立方激增到二○○五年的三千四十萬立方。除了鋁以外,中國各種自然資源的進口量,僅十年時間就超過了整個歐盟。

中國成為非洲的建設者

「中國共識」意味著用一種新的方式思考發展問題,這對很多非洲人民極具吸引力,因為西方的發展和人道主義援助在這些國家的失敗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二○○三年,在阿迪斯阿貝巴召開的中非論壇上,中國和非洲各國就非洲的發展制定了明確和詳盡的行動計畫(註6)。
但中非貿易的結構很不平衡,只有少數國家從中受益,比如安哥拉和南非兩國就占了中國進口總量的52.6%,而中國佔據了布吉納法索、蘇丹和剛果(布)出口總量的30%。中國的進口商品主要包括石油、礦石、棉花和木材(註7)。如果中國和非洲某些地區性經濟組織如南部非洲共同發展體(SACU)和東南非洲共同市場(COMESA)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中非貿易額還會不斷增加。
中國儼然成為非洲最重要的建設者,為了保障自然資源供給無虞,中國已經在非洲進行了很多「戰略性投資」,其中對交通設施包括道路、機場尤其鐵路的投資與自然資源的開發直接相關。比如全長一千三百公里的連接剛果盧本巴希和安哥拉洛比托的鐵路,為加丹加(Katanga)的礦石打通了運往大西洋的道路。還有中國於二十世紀七○年代建造的坦贊鐵路即「自由之路」,可以從尚比亞的銅帶省(Copperbelt)直通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Dar-es-Salaam),就是說直通印度洋,中國目前正在對這條鐵路線進行技術改造。
中國還在其他幾個非洲國家投資修建鐵路,比如連接加蓬港口奧文多(Owendo)和北部產礦城市貝林加(Belinga)的鐵路線,為人們從加蓬海岸進入內陸腹地提供了便利;在奈及利亞,中國公司正在修建兩條連接海港和內部富藏礦石的城市。在蘇丹,中國正在建設一項成套工程,包括輸油管道、運輸設施和煉油廠,以連接產油的腹地和紅海。這是一些戰略性的投資計畫,目的是建立一條石油供給線,而中國可以控制這條線上的每一個階段,無論是開採、運輸、倉儲、港口甚至海運都能得到保障。這種策略的成果顯著,中國進口能源至少有28%都來自非洲。

世界工廠阻礙非洲發展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強國,中國是很多非洲國家便宜的製成品的供應者。但另一方面,「世界工廠」阻礙了非洲國家的工業化發展,甚至對非洲當地的生產能力構成了威脅,比如南非為了保護當地紡織業,於二○○六年對中國紡織品的進口實施了配額制。
中國對能源和礦石巨大需求增加了非洲生產國的出口,而且中國竟然重新開採了一些被歐美投資者放棄的礦井或油田(註8)。中國的需求加深了非洲經濟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甚至造成了有些國家只從事自然資源的開採。但經驗告訴我們,非洲國家的經濟如果只依靠資源,將對該國製造業的發展形成障礙,導致就業機會減少,而且會造成生產原材料的非洲國家貨幣升值,這種經濟現象通常被稱為「荷蘭症候群」。此外,因管理不善,因為採掘所獲得的鉅額收入,很多則被盜賊統治者們據為己有。
另外,作為某些自然資源的主要進口者,中國擁有了國際市場價格的決定權,這進一步造成非洲某些產品的生產對中國的依賴,比如西非地區的棉花生產。到目前為止,中國和剛果的經濟關係完全是貿易關係,非洲國家可以從這種關係中即刻獲得重大的利益,但非洲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進一步被確定為自然資源供給者。

封閉式貿易與反華情緒

如果減去石油和礦石的出口,非洲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將是九十億美元的逆差,只有十四個主要生產石油和礦石的國家能對中國實現順差,其他三十多個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完全是結構性的逆差(註9)。因此中國宣揚的通過貿易發展非洲的政策,並不能實現和所有非洲國家的「雙贏」。
此外,中國的企業通常以「閉路」的方式運行,比如在金夏沙(Kinshasa),這裡的黎巴嫩商人通常都能講當地語言林加拉語,而且他們的企業通常都雇傭為數眾多的當地人,中國商人則完全相反。中國商人組織自己的商會和協會,這種「閉路」式的貿易為非洲帶來了大量的中國移民,他們通常在非洲熱鬧的街區開商店,例如小型工業或小商店(註10),這和當地的商人形成了直接的競爭(註11),亦是非洲反華情緒的主要根源。
在納米比亞,一項旨在防止中國人在建築領域的違規行為的法案已經在議會討論;在南非,在強大的南非總工會的壓力下,姆貝基總統公開發表講話,提醒南非人在和中國人做生意時要保持警惕。還是在南部非洲,因為發生了謙比希(Chambishi)礦難(註12),當地的反華情緒至今仍然非常強烈。
文化的不信任體現在經濟生活中,中國在非洲經濟發展的社會根基仍然很脆弱。於是,非洲人對中國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普通老百姓看到了一種經濟的威脅,一種「新殖民主義」;而社會精英,主要是政治而非經濟的精英人士們,則認為「中國是一個戰略性合作夥伴」。

機會主義的貸款政策

中共提出的方案旨在用一種平等的「雙贏的貿易關係」替代新自由化發展策略,從而發展沒有「政治小算盤」的合作(註13),改革現有的國際經濟調節體系,如以歐美為主體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等,並與非洲國家分享中國的發展經驗。
為了改善非洲國家政治狀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經合組織和歐盟委員會等大型出資機構,通常會要求非洲借款國遵守道德、社會安全和環境保護等相關條件。但中國借款時完全不理會西方作法,甚至支持某些專政、獨裁的政府。此舉讓中國成為「替代」西方國家的出資者。
這種非常隨意的機會主義貸款政策使中國被視為不負責任的貸款國,造就了非洲新的一輪借債潮,這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發展銀行等國際機構深感不安,美國財政部甚至指責中國是「流氓貸款國」。
例如二○○四年安哥拉為了國家重建,正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密地磋商,該組織要求安哥拉政府必須保證財務透明才會答應給與新的貸款。就在雙方談判進入緊要關頭的時候,中國宣佈貸款二十億美元給安哥拉政府。安哥拉為了回報與中國簽訂一系列石油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工程合同(註14)。
而且不少國家還利用此一方式作為反抗的手段,辛巴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受到西方經濟制裁,但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政府卻提出「向東看」政策,目的是用亞洲的投資替代西方的援助。

促進穩定抑或衝突?

中國對非洲穩定做出的最顯著的貢獻,在於中國不斷增加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力度,在總共一千八百名中國「藍盔」(軍事工程大隊)之中,有四分之三奔赴了非洲,主要在賴比瑞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蘇丹。中國為非洲的穩定作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但中國同時也遭到質疑,因為中國正在試圖開發一些不穩定而且劣治的「灰色」地區。
實際上,中國正在成為非洲大陸武器的重要供給者,比如流氓國家蘇丹、極不穩定的崩潰了的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盜賊統治的國家加蓬和典型的獨裁統治國家辛巴威。在軍火貿易中,由於非洲購買者財力有限,中國還接受易貨交易。比如中國向辛巴威穆加貝政府提供了武器和用於鎮壓的設備如無線信號干擾器等,作為交換;辛巴威向中國提供煙草、礦石和象牙;中國還向赤貧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提供武器,以獲得礦產採掘權。另外,中國是現在唯一和蘇丹繼續進行軍火貿易的國家,要知道蘇丹已經被國際社會視為不受歡迎的國家。
此外,在解決一些非洲衝突的過程中,中國並不總是扮演著建設性的角色。兩千年,中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對利比理亞的木材出口實行禁運的決議,當時利比理亞50%木材出口都銷往中國。尤其是最近幾年以來,中國一直是辛巴威和蘇丹政權的最大支持者。
二○○五年,辛巴威政府在首都哈拉雷(Harare)進行了針對反對派的名為「恢復秩序行動」的驅趕行動,造成了成千上萬人無家可歸,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對該行動進行制裁的決議,中國曾對此決議發出了進行否決的威脅。另外,直到最近,中國還一直是蘇丹喀土穆政府在聯合國最重要的外交擋箭牌,要知道蘇丹65%的石油都賣給了中國。
中國的外交力量想方設法軟化安理會針對蘇丹的決議,直到二○○六年,中國接受了安南計畫,並說服蘇丹接受聯合國向達爾富爾派遣維和部隊。但是通過這兩個棘手的事件,還不能說中國已經在國際壓力下改變了立場,也許中國僅僅是為了修飾自己的外交形象,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二○○七年三月,中國宣佈撤銷蘇丹的貿易優惠待遇,並中止了對辛巴威除人道援助以外的援助,這些舉措的真實意圖還有待研究(註15)。
與西方在非洲的干預一樣,中國在非洲的介入也是一場賭博。誰也不能保證中國最終成功地為非洲建造好所需的基礎設施,並保障這些設施能夠正常運轉。誰也不能保證中國企業在那些長期以來戰爭強度較低的地區實現盈利,即使這些企業竭盡所能。最近在奈及利亞、尼日和烏干達,中國企業的雇員成了綁架的受害者。
不管中國對非洲大陸的起了多大的穩定作用,必須承認的是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是失衡的,中國在非洲有著符合自己利益的戰略觀,而反過來非洲卻沒有。

結局尚未揭曉…

中國對非洲未來的經濟和政治局勢下了很大賭注,但這在非洲是非常不確定的。不過,上述每個對中國的指責其實都可以找到事實作為反證。中國並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貸款者:二○○一至二○○四年間,中國免除了三十一個非洲國家總計十三點八億美元的債務。二○○六年九月,中國免除了茅利塔尼亞六千一百萬美元債務。在二○○七年的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國又做出了進一步免除非洲國家債務的承諾。
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並不僅僅是在非洲尋求短期的利益,對非洲大陸的社會問題也頗為關心,胡錦濤主席訪問納米比亞期間,會見了當地的中國工商界人士,並敦促他們遵守當地的法律,與支持當地社會發展。其次,中國在非洲的發展,對於西方國家在非洲的能源利益並不構成威脅。中國政府也非常關注非洲大陸的穩定,承諾控制對非洲小型武器出口。而且,中國正逐漸加入負責任的援助國行列。二○○七年五月,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世界銀行簽訂了協定,將在加納、莫三比克和烏干達等國的能源和道路設施建設領域開展合作。
有關中非關係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這個問題還在不斷發展過程中,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獲益要大於非洲。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非洲的反對、抵制北京奧運會的威脅、外交介入等),中國很清楚需要與時俱進並作出一些讓步。有些讓步只是為了起到粉飾作用,比如遵守尚比亞和納米比亞的勞動法;有些讓步則是實實在在的,比如在蘇丹問題上。
此外,中非關係還遠沒有到親密無間的地步。中國在制定非洲政策時,必須考量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比如中美關係和中歐關係。中國作為國際舞台上重要的國家,必須在多種地緣政治的利益中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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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二十世紀五○和六○年代,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非常親密,受到學者和媒體的廣泛關注,有些人甚至認為中非之間的聯合將有可能打破世界的平衡。參見Edouard Mendiaux, L’Afrique chinoise, Ed. Sineco, Bruxelles, 1965.
註2 這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的發言。
註3 向非洲派遣一百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在非洲建立十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設立基金,鼓勵和支援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至二○○九年,將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在○六年的基礎上增加一倍;向非洲國家提供三十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二十億美元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免除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三年內為非洲國家提供各類培訓一萬五千人次;今後三年內為非洲國家援助一百所農村學校。將向非洲國家提供中國政府獎學金的名額增加一倍;為非洲國家援助三十所醫院,並設立三十個抗瘧中心;派遣三百名青年志願者赴非洲。
註4 中國三大石油公司:SINOPEC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CNOOC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PC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註5 著名的中國收購Unocal公司案最終被美國國會否決,中國五礦集團公司收購加拿大Noranda公司也因受到阻撓沒有成功,說明中國很難進入能源和礦產市場,因為這兩個市場並不完全是開放的。此外,拉丁美洲和中亞已經根深蒂固的「石油民族主義」還沒有在非洲出現。
註6 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計畫中確定的優先發展的領域包括農業(以「加強非洲糧食安全」、「增加非洲向中國及其他市場出口」)、基礎設施建設、貿易(主要通過降低關稅來實現)、旅遊合作、(通過簡化行政手續來方便)中國企業直接投資、自然資源及能源開發、減債和發展援助。見二○○三年十二月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計畫www.iss.co.za/AF/chinaafrica03.htm。
註7 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中國每年從非洲進口木材的總值從一‧八六億增加到了五‧一三億。
註8 例如一九八八年,尚比亞的謙比希礦井由於產率太低被關閉,後來一家中國公司在此重新開始採掘。在加蓬,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些被Total和Agip拋棄的油井重新開始開採,而貝林加礦區在中國五礦到達之前,沒有任何公司感興趣。
註9 他們投資在當地生產一些簡單的日常生活消費品,比如小五金、鍋、瓶子等。
註10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中國人在礦產領域的投資涵蓋了上端和下端,他們不僅投資於正規的礦石採掘,還插足於手工礦石採掘。在剛果民主共和國,99%的手工採掘都是非正規的。中國人不滿足只充當最終的購買者,他們繞過中間商,直接前往一些中等城市進行採購。
註11 二○○五年,五十一名礦工在這次礦難中喪生,這使人們意識到中國公司開發的礦井中缺乏安全設施,於是爆發了席捲全國的反華行動,使尚比亞政府陷入尷尬的境地。尚比亞的反華情緒如此之高,以至於二○○七年胡錦濤訪問期間,其前往盧薩卡大學的計畫因安全原因不得不被取消。
註12 溫家寶總理二○○六年在開普敦的演講中這樣說:「我們不會向非洲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我們向非洲兄弟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
註13 中國向安哥拉政府提供資金,目的是進入安哥拉石油市場,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此獲得了 代號3/80的石油產區的開採權,法國Total石油公司因此失去了這一產區的開採權,安哥拉政府在Total合同到期後決定不再與其續約。
註14 中國的石油企業繼續在蘇丹投資,中國駐辛巴威哈拉雷的大使宣佈,二○○八年的貿易目標是使兩國的進出口總額達到五千億美元。
註15 二○○六年,中國公司的石油產量為每天二六‧七萬桶,而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每天在非洲的開採量高達七十八萬桶。與西方石油公司和中國石油公司之間的競爭相比,美國石油公司和歐洲石油之間的競爭要激烈得多。參見:Erica S. Down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vol. 3, no.3, p3-2, 2007.



週一, 28 五 2007 11:14

無形資產、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

各位女士先生

首先,我要向在場的諸位鄭重表示,對於今天能出席這場盛會個人感到十分榮幸。身為法國參議院對台訊息與交流小組的成員, 我非常高興能夠參與臺灣人民和歐洲國家間的對話, 特別是針對這項國際社會感興趣並足以決定其未來的重大議題。

研討會將問題重心放在文化資源與永續發展的連結上,更恰好直接切入無論在現今民意或是國際組織中日漸關切的問題癥結所在。我們都知道,某些超出國家政府能力範圍所及的議題,更需要大家同心一致堅決採取今天所將探討的發展模式來著手解決。至於「永續發展」,則無非是對未來世代的存續條件以及所有自然資源保存的擔憂,希望盡可能使人類得以在其歷史進程中以更合理、更快樂與安詳地生存。

以往,有關永續發展的討論一向都將重點放在解決技術層面上。雖然不可諱言,珍惜自然資源的方式,除了持續尋找可替代新能源之外,有時的確必須先改造建築物使之減少能源浪費或是更節約用水的技術問題來著手。但光憑如此是絕對不夠的。或許我們也應該回頭去珍惜世世代代所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源, 因為它帶給後代的價值觀、思考來源及充滿創造力和靈敏的才能,使得我們在迎接新的挑戰時更能處變不驚。我們更應該讓這些保留下來的價值、感受和認知與其他文化資源相遇-這在全球化具智慧的理解及帶領下,也將比以往更容易達成目標,使得傳統文化更加豐富及多彩多姿。

我身為海外法國人代表,經年在海外生活,常與各領域特別是知識界有許多接觸機會,這些人非常懂得與外界進行交流,他們不執拗於自身的成就與理念,因為在學習到別人長處的同時也帶給了對方不同的想法。像這樣知識界間的互通有無,創造了和平也增加對彼此的瞭解,應該也可為我們今天意欲締造出的永續發展共用模式提供不少靈感來源。


文化多樣性與無形資產

今天的臺灣,雖然在國際舞臺上的立場略顯特殊,但一直都不遺餘力地支援國際組織在建立共識及行動路線上所作的努力,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為了讓全人類都能更圓滿地管理其資產,並為創造出「全球共同利益」的計畫合作-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將團結一致且不以競爭的心態來運用各項資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二○○一年通過的「文化多樣性公約」便與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主題相當吻合。我知道這份公約在臺灣引起了不小的迴響,因為臺灣正好是一個資源多樣的小島,而貴國人民都知道如何發揚這些不同起源並盡可能在你們略顯複雜的歷史背景中提煉出最佳成分。但我在這裏仍要重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三年十月十七日也通過了另一項公約(以一百二十票對零票、八票棄權通過),這是一項「有關保護無形文化資產」的公約,以此來更進一步加強對於文化保護方面的具體規範。 這項草案在第30個會員國-羅馬尼亞於二○○六年一月批准後三個月、也就是四月二十日正式生效。我認為這項條文內容對於我們今天所要達成任務的界定與推動上更具有實質性的幫助。

其實從一九七二年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已訂定出一份在一百三十七個會員國中具傑出普世價值的世界遺產名單,截至二○○六年為止,名單中共計八百一十二項世界遺產,其中有六百二十八項文化遺產、一百六十項自然遺產以及二十四項兼具兩者特性之複合遺產。然而,世界上仍存在著某些寶貴文化,而這些文化並非都能以建築紀念物來作為精神代表,但其卓越表現卻值得尊重並加以保護。於是二○○三年所通過的公約延伸了一九七二年公約的精神,增加了對無形文化資產的保護工作,其定義為 : 「社群及團體包含其習俗、總體呈現、知識、技能工具、文物都視為其文化資產的一部分。」

雖然列出文化和自然資產的世界遺產名單受到肯定,但在某方面仍呈現出受限性:在被列入的八百一十二項世界遺產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文化遺產集中在十個國家,主要都分佈在西方國家,至於有四十四個大部分的“南方”國家(十四個非洲國家、十個亞洲國家和十個大洋洲國家)則完全沒有任何文化遺產登錄其中。

這樣的情況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注意到他們希望對保護整體文化資產的目標,而並非僅限於建築物及自然資產。事實上,有不少文化藉由其他各式各樣的形式,也就是所謂的“無形”方式來呈現。這樣的表現形態與有實質形體文化資產一樣應受到所有人的重視;相較之下,這類文化活動顯得脆弱且不易傳承,目前更在影響全人類活動全球化時代的衝擊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事實上,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對保存人類重要口傳與無形文化資產已有20年之久,也陸續有了下列成果 :
- 推廣保存傳統及民間文化 ;
- 建立現存人文寶藏網絡 ;
- 採集傳統音樂並指導保存所使用的傳統樂器 ;
- 將世界瀕臨滅絕危機的語言集結成冊;
- 在非洲舉行各國政府間語言政策研討會。
在相關行動逐步推行下, UNESCO在一九九七年通過了「人類重要口傳與無形文化資產公告計畫」。

從此,無形文化資產便被定義為「一個社群或個人包含其知識、技能工具、文物及地方等常規和總體呈現,甚至所使用之工具、物品、工藝品以及文化場所都視為其文化資產的一部分」。根據這項定義, 無形文化資產包括口傳或口述傳統(其中也包括構成無形文化資產的語言項目)、表演藝術、 社會習俗、祭典、及節慶活動、有關自然宇宙的知識與習俗, 當然也包括傳統手工藝技能, 這些都是極為脆弱並面臨消失危機的文化表現形式。

公約預期各國能制定每個國家內部待保護的資產清單,在非強制性的基礎上,也提出一系列作法,希望相關團體積極參與推薦屬於他們自己希望發揚並保存的無形文化資產。舉個例來說, 馬拉喀什(Marrakesh)的德吉瑪廣場列入名單中, 便是對直至今日仍舊熱絡的賣賣傳統感到重視。此外, 柬埔寨的皇家芭蕾在赤柬奪取政權後曾遭剔除, 但後來在許多過去舞者見證了曾在這段恐怖政權統治之前表演過皇家芭蕾,於是此項目又重新被列入。

自二○○一年以來所認定的19項「人類重要無形遺產」遍佈全球各地, 顯示出這些文化同屬於全人類資產之特性: 其中4項來自歐洲、7項來自亞洲、4項來自拉丁美洲、4項來自非洲。包括阿爾巴尼亞的複調音樂、印度的吠陀經口誦傳統、日本歌舞伎、韓國的江陵端午祭等項目。二○○三年到二○○五年間, 又增加了柬埔寨的皮影戲、馬拉威的危布紮康復舞蹈以及烏干達樹皮衣製作等三個項目。


無形資產與永續發展

這些傳統的認定以及發揚人類無形資產的多樣性, 是否與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有關?事實上,有諸多議題像氣候暖化、空氣和水的汙染、流行病、和平與安全等等……或許一開始很難去理解,但是這些經濟與環境模式上的失序其實也與文化資產的貧乏有關。當我們對問題的處理方式一成不變時,最後終將導致過度消耗、鄉村人口外流等結果,也可能會失去以往對自然界法則與平衡的密切認識。我們知道在歐洲人登陸之前的印地安人亞馬遜原住民,他們運用有關微生物的特有方式來使耕土自然再生並確保土地的永恆。相較今天在世界上由於大量伐林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失序現象,這裡的印地安人卻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進行植被,也間接促使了地球氣候的穩定。所以,便是這樣的多樣性無形文化資產,促使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關係更加和諧。

無形資產的保護是否將與保守主義劃上等號或只能視為留戀過去的表現?事實絕非如此!我們都知道,文化是活生生的且不停地變換,尤其是那些經常與其他文化傳統保持接觸的文化。事實上,正是這種永不休止的文化創造力才顯得格外地珍貴。它所代表的精神恰如同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地迎接各種新的試煉。然而,要創新仍得要保存記憶。若記憶的選擇太過有限,我們缺乏對過去所創造出的記憶,結果也將會失去對未來創新的能力。此時,多樣性資產將是唯一可讓我們從容面對今日各類型挑戰與危機的重大助力。

文化的優點在於,對於我們所遭遇到的無論是簡單或複雜的狀況,透過經驗和知識寶庫,即使無法完全對照應用,但卻能協助我們去應對,每次將針對難題重新去詮釋與創新。奇特的是,文化資源如此多樣,卻又能夠讓所有人去應對共同遭遇的狀況,同時兼具集結與分割特色於一身。也就是說,文化本身即具有多重本質。所以,與其他文化表現交流的文化才能真正顯現其存在的價值;單一文化充其量只能稱之為專政。

文化資源賦予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價值與意義,正因為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生活。法國文化部長Jacques Duhamel便曾說過 :「文化存在著一種功效,它可以將單調的工作日子轉換成真正的生活」。所有創作者也總是試圖讓感受浮現出來-而這通常不僅僅是個人存在的感受,也是造就與歷經這些時期與社會所產生出來的感受。我們不總是藉由某個特定時期或地方的藝術創作來深刻體會到那段時期的生活與背景?

世界上的文化資源互相交流、互相傳播,但相較於以往,有時也更容易消失,故從此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文化層面也賦予了更為特殊的重要性。藉由文化,我們可以瞭解其他人並由衷地尊敬他們。文化也協助人們退一步從更遠的距離來評斷今天所有的一切。翻開過去偉大的文明史,如近東的歷史進程,也曾歷經過不少困境和磨難,所以今天這些試圖統治地球的文明雖然強大,但未來會是如何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建構和平的文化
我前面所談到的其實已說明了一切。我們體認到無形文化資產的多樣性,同時將之融入全球性的反省及國際社會的內涵中,這樣的作法即試圖在證明真正的文化便是和平的文化。更確切地說,和平的文化應該在一個特定文化內部得到鼓勵、醞釀與發展。所有人都需要典範或崇拜的人物,因為在建立起某種新關係的同時,總是能在想像不到的時刻顯現出無比的勇氣和偉大。人們需要清楚自身的歷史,以便瞭解祖先們所承受過的痛苦並由此重新再站起來的動力。人們需要在家庭及學校中建立起開放和信任的關係,從中汲取對話及重新出發的經驗,以便將來運用在更大範圍的挑戰上。
我們與其他團體或個人之所以能建立起新關係,一般都是透過傳播媒體對其他民族及宗教社團的報導,或從小說、 電影及漫畫中所吸收到的內容,甚至是在學校和家庭中歷經種種衝突的體驗。任何重新出發及調和的舉動都記載在我們的記憶裡,故所有過去的爭端也都歷歷在目。一個社會中鮮活的記憶便形成了文化;而這樣的文化將轉化成為這個社會的未來。如果再以對話、交流以及相互信任等價值去孕育它,那麼,無論這個社會遭逢任何衝突,都將能自我化解並為其人民創造出最富信任、開通及具創造力的關係。到了最終,只有懂得重新出發及調和的文化才有可能自我改革與重生。和平的文化不排斥異己、也容許不同的意見存在,意即是,雖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協調,但更重要的目的其實在於整個過程中確實體認到差異的存在,雖有分歧卻能持續帶領著大家向前邁進。所以,和平的文化也是創造力的文化。這並不表示在社會或國際中存有一種十全十美的模式, 而是世界各地所存在種種活生生的範例將提供所有人在遭逢問題時能有足夠能量來應對並提出新的解決方法。

我要向在座各位再一次重申,個人深信這場跨文化的創舉及永恆的調和行動將是現今國際社會當務之急。這是一種和平價值的推廣, 特別是我們也提出一些具體作為, 而非僅局限於抽象的道德領域, 所有行動都是爲建立一個更加團結且積極的世界社會所不可缺乏之價值。就像臺灣的歷史與文化總是能自然而然地引向避免爭端、和平建構並深具創造性的道路,這就是ㄧ項台灣與歐洲及其他地區國家對話時的最大優勢。因爲在今天,和平之路所迫切需要的已不僅僅是國家或區域安全問題。其中當然也包括 :藉由修正生産和消費模式及以世界公共利益爲考量,大家齊心協力共同處理人類全體即將面臨重大挑戰的種種方式。和平的文化也將勢必可引領臺灣意識成爲「永續發展與全球治理的文化 」,其中富涵著台灣傳統原有的多樣性及與其他文化頻繁交流而成的結果。最後,我衷心希望今天的這場論壇,在分享彼此資源以及共同擔憂的同時能發揮它最大的貢獻,也期許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裏,多樣性將會成爲全球社會整體創造來源的最佳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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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8 五 2007 11:08

臺灣經驗:以文化多樣性作為發展的資產

從生物多樣性公約到文化多樣性公約
1992年6月,全世界一百餘國的政治領袖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聯合國環境與開發大會,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該公約主要目標在於促使世界各國保護生物多樣性,達到資源的永續利用,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並且公平合理地分享由自然資源所衍生的利益。至2002年12月,共有187個國家簽署,成為該公約成員。
2005年10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the UNESCO)第33屆大會通過「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簡稱為「文化多樣性公約」)。該公約之主要目標強調文化多樣性的可貴和重要性,並透過溝通以及合作,創造一個所有文化都能表達本身所具有之多樣性與創造性的環境,並使全人類都能因此受惠。
這兩項公約雖在時間上差距了13年,但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多樣性」的可貴與價值:前者強調維護生物物種多樣性的價值,後者則肯定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也同樣可貴。因為就如同生物多樣性是一個關係所有生命在地球上續存的根本問題,文化多樣性也是一個關係到人類文明續存的根本問題。
人類學的知識啟示我們:每個文化都是特定的時空環境與特定人群交互影響下的產物。不同文化或有發展先後之差別,卻無優劣高下的區分,它們都應獲得同等的尊重和共同的保護。尊重多樣性,就是尊重文化的異質性。同時,也和生物物種一樣,只有維持不同文化的特殊性與異質性,才能使文化的創造力不致因單一化而衰竭,人類文明才能獲得持續發展與進步的活力與動力。
「文化多樣性公約」的通過,代表上述文化多樣性的原則已不只是學術界的觀點,而是國際社會共同認定的共識,不只是應遵守的倫理道德標準,並具有國際法律的地位。我認為,在這個強調文化多樣性的世界潮流中,臺灣應比其他國家,有著更深的體認與認同。因為臺灣在歷史中,多元的族群帶來不同的語言及生活風貌,不停地重新塑造臺灣文化的豐富面貌。相異文化的相遇激盪出精采的多樣及融合。
臺灣多元文化的形成
臺灣島位於西太平洋,屬西太平洋數千島嶼之一,地處亞熱帶,島上山高流急,環境獨特,居民來源紛雜,從遠古時代開始便一直吸引著尋求新生活的各類移民,也形成了本島各地原住民獨特而多元的文化。
數萬年前,早期居民或從海路或從陸橋逐漸抵達定居,成為臺灣的原住民族。十六世紀以來,西洋人與來自大明國之華人隨季風飄入,求取自然良港,啟漢人移民來台之端。及至十七世紀世界性的航海時代,東西方勢力在此交會,歐亞各國人紛紛來此貿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更短期佔領部分地區。十八世紀後西部平原沃野,漸成米糖之鄉。漳泉客移民落地生根,歷經鄭氏統治、清帝國長期統領,漢民族與平埔族共同生活。但山區原住民族仍獨立於版圖之外,自主自立。十九世紀,在近代世界衝擊下,全島統轄於日本,臺灣文化又面臨新一波的衝擊。
二十世紀,因世界冷戰局勢,中華民國退守臺灣又帶來另一波避東亞大陸戰禍的新移民,臺灣居民乃逐步自組政府,一躍為國際社會之一員。二十世紀末,臺灣經濟的繁榮又帶進東南亞外籍勞工及配偶。多元的族群引進不同的語言及生活風貌,不停地重新塑造臺灣文化的豐富面貌。相異文化的相遇,激盪出精采的多樣及融合,但也時常帶來矛盾與衝突,造成認同上的困惑。
回顧歷史,臺灣的多元文化起源於頻繁的人群移動。各地人群因而漸次來台定居,也帶入各種原鄉生活風貌,營生產業,依循風土而發展各自的地域文化。在荷蘭、鄭氏、清朝、日本、民國等政治統屬下,各地域之文化,乃經由複雜的歷程而逐漸交織、豐富,乃至相互啟發、創造,遂有今日獨特的臺灣社會之誕生。臺灣今日豐富而多元的文化面貌是各種不同語言文化的人群世代移入臺灣的結果。
臺灣如何保護多元文化
臺灣今日的多元文化固然是歷史上不同人群持續接觸下的結果。但是,也不可否認在過去的歷史上,不同文化的接觸也帶來許多矛盾和對立。尤其是對於人口居於劣勢的原住民族,自十六世紀以來,更飽受陸續來臺的各種人群的偏見和歧視。因此,鼓勵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與互動,促進不同文化間價值與觀念的相互瞭解,與尊重少數族群的發言權,就成為臺灣現階段實現多元文化社會的要務。
其次,在政策實現「多元文化」,首要工作之一應是在政府之決策中增設「文化的代表」,使不同族裔的代表能夠參與,甚至主導相關政策的決定。臺灣在1996年12月10日正式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1年6月14日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就是在政策實現「多元文化」的第一步。同時,以客語發音的客家電視台,原住民語的原住民電視台也在2000年後陸續開播。以各地方特色為主題的地方文化館與原住民文化園區、地方博物館等在1990年代以後也大量增加。母語教學與多元文化教學內容目前也成為學校正規課程的一部分,公私立大學中的族群研究與多元文化的研究機構與教學單位在近年來也紛紛設立。這些事實都說明了臺灣在保護多元文化上的成就與努力。
最後,唯一可以維持文化多樣性,給少數種族以自由競爭的空間,而又不使之過分凸現個性從而陷入衝突的制度安排,就是自由憲政制度。這種制度能使國家內部的不同文化群體的價值、生活方式都獲取公正的發育成長空間。
多元文化是臺灣的發展資產
文化多樣性之意義在於使所有人民都能接觸多元文化。但在達到該目的之前,必須先使人民都能欣賞自有文化,並且使其跨越國際籓籬,成為一種文化資產,而不再只是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因此,文化如同保健與教育,需要公眾支持才能生存。
要如何讓文化成為一種資產,不只有賴人民的支持與認同,同時也需要保持其內在的創意與活力不致枯竭。從資產的角度來看,文化也是一門好的生意,其中充滿無限商機與未來。根據加拿大的統計,該國文化產業創造逾220億美元的收入,並創造超過67萬個工作機會;而澳大利亞的文化藝術產業則佔該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每年創造3,600萬美元營收。而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表現,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年發表的「文化創意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報告,2000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之民間企業家數約為4萬8,000家,總營業額為5,200億元新臺幣,附加價值約有3,000億元左右,創造出總就業人數逾32萬人,由此可知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確實大有可為。
臺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例子中,已有許多事業擁有不錯表現。如以琉璃藝品聞名的「琉園」與「琉璃工房」、精品瓷器品牌「法藍瓷」等,這些帶有文化與創意色彩的工藝產業已經走出臺灣,跨足國際市場並享譽盛名,每年業績超過上億台幣營收。而在臺灣站穩國內市場的幾米成人繪本、宜蘭白米社區的傳統木屐、水里蛇窯觀光、優人神鼓劇團等,都是在視覺藝術出版、社區總體營造、地區特色觀光、表演藝術產業中表現獨樹一格的例子,總讓消費者處處充滿新的驚奇,打下響亮的知名度。
文化創意產業已被列為知識密集產業的一部分,但是文化創意產業之所以可能,則有賴一個能夠充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唯有依靠源源不斷的多元文化泉源與人的投入,才能不斷激發出新的想像與發明,讓生產出來的產品與服務貼近文化生活市場,創造出擁有持久競爭優勢的市場利基,並發展出獨具臺灣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
臺灣如何回應文化多樣性公約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多樣性公約》的誕生是對經濟全球化下的文化霸權的一種反省。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經濟強國的文化產品,伴隨強勢資本在全球的流動和擴張,衝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其勢之猛,使世界上許多國家猝不及防。它造成的後果是文化產品的標準化和單一化,致使一些國家的“文化基因”流失。如同物種基因單一化造成物種的退化,文化單一化將使人類的創造力衰竭,使文化的發展道路變得狹窄。《文化多樣性公約》正是在此背景下獲得通過的,它確認文化產品不同於一般產品,具有經濟及文化的雙重屬性。公約生效後,各國自主制定和保護文化表達方式多樣性政策有了保障,在多邊國際組織框架內推動文化多樣性的交流與合作有了保障,它尤其為支援弱勢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UNESCO適時地承擔制定這一公約的重任。2001年“9•11”事件曾被不少輿論認為是“文明衝突”的現實案例。“9•11”事件之後不到兩個月,UNESCO在2001年11月第31屆大會就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宣言》,之後很快啟動了《文化多樣性公約》的起草工作,並在2005年10月20日第33屆大會通過該公約。。藉由這項行動,UNESCO絕大多數國家表明自己的立場:只有不同文化間的對話才是和平的保證。
臺灣雖非UNESCO成員,但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我們願意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以《文化多樣性公約》作自我要求,保護和發展臺灣的多元文化,並向世界其他文化開放。為因應《文化多樣性公約》的制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稱文建會)密切注意公約草案之發展動態,檢視各提案間之差異,就該公約與WTO等相關國際條約之關係,及該公約對我國之可能影響進行分析研究,期盼我國在國際協定規範下確保文化自主,追求文化政策目標。此外,為增進我國民眾對《文化多樣性公約》的認識與重視,文建會先後於2005年及2006年間,多次與法國在台協會合辦論壇,邀請法國影音視聽專家、法國文化多樣性聯盟及韓國文化多樣性聯盟代表,分享渠等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努力與成果,並與我國文化藝術專業人士進行對話。又有鑑於《文化多樣性公約》協商談判過程中,產生關於調和貿易與文化多樣性關聯的辯論,基於本項議題的重要性,文建會與歐洲台北辦事處、法國在台協會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預定於本(2007)年6月底合辦「國際貿易體系下的文化多樣性:政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邀請歐美及亞洲相關學者、貿易與文化政策制定者及文化產業界,共同探討《文化多樣性公約》的適用及其如何容納在WTO架構,期盼藉由本項研討會的舉辦,有助於貿易自由化與文化保護之間的整體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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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30 一月 2007 11:22

原住民的文化傳承:曾建次與高萬金的對談

【李禮君 整理】

一位是卑南族的首位原住民主教;一位是泰雅族裔的神學院院長。
他們同為原住民的基督宗教領袖,為部落文化傳承而耕耘不輟。
在族語復振、部落自治、原民政策及教會角色等重要議題上,他們的對話引人深思…

原住民族語能否復振?如何進行?

高:族語流失是全球趨勢 政策仍有待加強

原住民語言的消失,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曾有語言學家推估,短短五十年間,大概有兩、三千種語言會消失。這是全球化的問題,台灣原住民自然也不例外。隨著與外界接觸日益頻繁,原住民的文化也不可能永遠不受到挑戰。但是,不可諱言的,過去執政黨五十多年的漢化政策,使得原住民語言出現嚴重斷層,這是使族語加速流失的一大因素。記得童年時期,在學校講方言是要被罰跑操場的。被罰的人一邊跑,還得一邊說:「我不講方言」,整個教育體系也都是漢化教育。
如今,政府好不容易開始推動母語復振,但諸多措施仍是有待加強。例如,族語老師每小時的鐘點費只有兩百多元,單是交通費都不夠,要他們如何生活?每週只有一、兩個小時的課程,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效益。
我認為,母語復振應該由家庭著手,教會也是重要的力量。另外,學校的母語推動業務,應該要由專職人員來負責,才能有持續性的效果。

曾:族語流失勢難擋 教會行動最積極

今日,五十歲以下的原住民,幾乎都無法說流利的母語。長久以來,由於學校教的都是國語,原住民的孩子,只要一進入國小,母語的學習就被凍結了。部落裡的老人家雖然會講母語,但年輕人和老人家相處的時間也很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母語怎麼可能不消失?除非原住民所有部落皆全力推動母語,甚至在家裡也強制說母語…但這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是自然而然地使用最普遍的語言來溝通。這是最大的難題,也是無奈的事實。
在台灣原住民各族當中,阿美語消失的速度大概會是最慢的。因為阿美族約有十四萬人口,是人數最多的一族。而且,他們即使是生活在都會區,不論在公共場所或家裡,還是常常使用阿美語交談,我很佩服他們。在過去,我們如果想在公共場合講母語,還要先小心翼翼地環顧左右,因為怕被別人取笑。但現在,比別人多學會一種語言是很令人驕傲的,能夠說三、四種語言的人,更是了不起。不過,現在社會的歧視雖然已不存在,但族語卻失去了傳承的條件和環境。
在族語復振方面,教會一向相當地積極。例如,由於教會的長期努力,卑南族原住民大部分都能夠透過羅馬拼音來閱讀族語。雖然,政府現在也透過政策來鼓勵母語復振,學校也設有族語課程,但是一週只有一、兩堂課,而且都是選修,並不具有實際的效果。而教會則是一直都在進行母語傳承的扎根工作,例如在部落中的天主教會,每個月總會安排數次「族語彌撒」;許多投身部落牧靈的神職人員,多年致力於族語辭典編纂、口傳文學保存等工作,為部落留下了可貴的傳統資產;有些正在推動母語的部落,其師資也大多是教會工作者。若說教會比學校更為積極復振母語,似乎並不為過。

部落自治,是美好願景還是空中樓閣?

高:應聆聽部落聲音 勿視原住民為政治籌碼

這是政府和人民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誠然,許多法律上的改革,底層民眾不容易感覺得到,因為和他的生活似乎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他們最關心的,就是生存下去、好好地教育孩子。但是在民主國家,原住民的法律位階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會影響整體政策的走向。所以,這方面我倒是並不擔心。我真正擔憂的,是在基本的法律之下,具體的實施內容為何?
再者,法令制定的過程中,主要是由學者專家、公職人員、法律專家為主。其實很多原住民並不了解何謂「自治」,但它卻是影響原住民未來生活藍圖的基本法律。因此,我最擔心的是政府和這些菁英關起門來,自己在設想原住民未來想要的生活。政府應該要真正走進部落,聆聽部落的聲音,包括自治區、產業發展、觀光、憲法專章…等議題,都應該拿到部落好好地談。在這方面,原住民知識分子要負很大責任。
在法令制定方面,我自己也參與其中,我們民間版的自治條例已經擬好了。但這仍是不夠的。不能讓政策的討論,只把持在政府和專家學者的手上。如果只是政府和專家關起門來做決策,那不是和舊政府一樣嗎?新政府已經第二任了,應該要做得更好,要真正去聆聽原住民的聲音,而不是一直把原住民當成政治籌碼。

曾:選舉語言大於實質 如何實施才是正題

當年,阿扁在競選總統時,曾經對原住民許下承諾,例如「新夥伴關係」、「準國與國關係」…等等,但這些話好像只是「願景」,未來如何實施才是真正重要的課題。另外,對原住民來說,「部落自治」、「憲法地位」都是比較抽象的名詞,除了知識分子之外,一般的原住民不太了解,也不太容易參與討論。因此,我認為這些美好的「願景」,仍是選舉語言的成分居多。希望原住民的民意代表、朝野諸公,能在這方面多加努力。
談到自治,在歐美各國已有許多原住民自治區,他們是如何進行的?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這些都要真的去觀摩、去研究。當然,不同的國家、民族、其時空背景、地理及人文條件都不盡相同,但其中必定有可參考借鏡之處。這些都需要我們更加努力。否則,即使原住民能夠邁向自治,但若我們不知如何管理,這條路走到一半,也是可能會跌倒的。

對原住民政策的期許與建言?

高:政府應輔導支持 讓原民成為山林守護者

過去,因為原鄉沒有工作機會,原住民只好到都市謀生。現在,由於政府的鼓勵及補助,有些年輕的原住民願意回到原鄉,憑藉著部落裡的好山好水,自己經營一些事業。如此的意義當然非常好。但其中有一個問題:大部分的原住民其實並不諳於行政文書,以致於懂得申請的人,得到的資源越來越多;而不諳文書、又沒有「背景」的人,往往得不到好處。因此,政府應該有全面性的輔導和支持。
例如,原住民其實是最佳的山林守護者。政府應該制定相關政策,讓原住民成為巡山員、巡河員,擔負保護山川、杜絕非法濫墾、防範森林火災…等任務,不僅可以提供原住民更多在地就業機會,更可保護全民免於缺水、土石流等災害。這些都可以進行,而且對大家都有好處。政府應該要主動的予以全面輔導,而非只有在「重點鄉鎮」實施,也不應該坐在辦公室裡等待人家來申請,否則,就會變成只有少數人才能受惠的不公平狀況。

曾:重視部落人才培育 支持教會事工

近年來,政府推出許多政策,希望能夠拉近城鄉差距,讓部落發展自己的特色和風貌。無論是在硬體建設、文化特色、產業發展等方面,可說都有了一些進展。但我認為,外來的力量畢竟只能提供一些資源或推力,部落裡如果沒有自己的人才、自己的領導者,就會產生資源浪費、分配不均、成效無法持續…等狀況。因此,我認為部落人才的培育是最重要的。除了開設課程之外,也必須有適當的經費補助,讓原住民可以較無後顧之憂地學習,否則在生活的壓力之下,他們參與的意願不會很高。
另外,政府也應該對教會的部落事工,予以關懷和支援。許多天主教的神職人員,數十年來和原住民共同生活,對部落有很大的貢獻。可是,教會團體若想要申請些許補助,來為部落進行更多服務,政府卻吝於支持。政府應該要了解,五十年來,若不是教會的長期陪伴與服務,及對原住民心靈上、文化上的關懷,政府不知還要投入多少資源來做這些工作。例如,目前在許多部落裡,每當鄉公所、市公所要辦活動,常是乏人問津;但如果是教會要辦活動,只要神父講一句話,所有的人都來了。這表示,教會是真正在部落中扎根,持續地關懷原住民的團體。對於教會人士在部落的事工,政府實在應該多一些關懷和協助。

原住民的「黃昏」之後,是黑夜抑或曙光?

高:黃昏警語 催生原民運動

二十多年前,孫大川所提出的「原住民是黃昏的民族」,如同先知警語,喚起了許多原住民的憂患意識,提醒大家必須起而捍衛自己族群的地位。過去,許多有一半原住民血統的「半原住民」,從來不承認他自己是原住民;但到了現在,就連只有三分之一血統的人,都認同自己是原住民。這表示原住民的地位已經有所提升,使得一些原住民願意重新回歸自己的身分。若沒有當時的呼籲和抗爭,不會有今天的成果。
長久以來,台灣原住民過著與世無爭、與大地和諧共存的生活。但後來,來自日本、中國的政權侵入了原住民生存的土地,使得原住民漸漸失去了姓名、語言,也失去了民族的尊嚴和自信。過去的舊政府,甚至不承認我們是台灣原住民,而說原住民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企圖用漢化政策來同化、壓抑原住民。在白色恐怖年代,泰雅族知識分子樂信‧瓦旦(林瑞昌)曾說:「如果我們不能管理自己的土地,而讓政府搶走,原住民將成為頹廢的民族。」長老教會也有這樣的呼籲:「今日你不承認自己是原住民,明天就是你的末日。」這和孫大川所提出的「黃昏」警語,其用意是相同的。

曾:警鐘之鳴 喚醒文化復振

對於當年孫大川所提出的「黃昏」一語,我相當認同。因為在當時,許多原住民青年為了家庭,不得不到都市去討生活,在那樣的狀況下,他們自然無暇顧及語言和文化傳承的問題。長久下來,他們的子女也已經習慣都市生活,更不會關心自己的語言文化是否會消失。要是大家再不正視此一問題,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勢必步入黃昏。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年來,有些原住民青年已經開始覺醒,他們開始「尋根」,要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復振起來。在他們身上,我們似乎看見了一絲曙光。我常常思考著:如果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只知一味地追隨主流社會的價值,對自己文化的寶藏棄若敝屣,那就是我最擔憂的。因此,對於他們的覺醒與努力,整個社會應該都要鼓勵、支持,使他們能夠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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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神學院長高萬金】

高萬金,泰雅族人,族名布興‧大立,目前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院長,多年投入台灣原住民運動,曾於新竹尖石地區牧職多年,著有《原住民的台灣認同》、《寧死不屈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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