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 11 九月 2015 15:00

「上海‧神聖」攝影展

上海神聖」攝影展:

上海宗教的現場導覽

展覽地點上海瑞象館

展期:2015830日至1018

撰文沈秀臻

攝影Liz Hingley 尹黎董家渡天主堂足部按摩工作坊

上海神聖(Shanghai Sacred)攝影藝術展呈現的不是對上海宗教的驚鴻一瞥,而是經過兩位學者長時間研讀學術資料,與宗教團體溝通,並與被攝影者討論過後,呈現給世人的攝影藝術展,展於專攻影像研究的上海瑞象館。魏明德教授為學術顧問,尹黎(Liz Hingley)負責藝術攝影。

展覽分四面牆展出,牆與牆面對著面,以四個角度呈現上海宗教向度,分別有地標水路私域以及複體。四面牆各有其主題,四個主題不存在閱讀的順序,四個主題合而為一展現出上海宗教活力與多樣化宗教面貌的總體。

水路浦東高處充滿梵文誦經班的誦經聲,佛教徒在長寧傳遞放生的善念,猶太社群的逾越家宴在萬麗酒店兩支蠟燭莊嚴地等待燃燒,滬西清真寺外的古爾邦節中上百名回教男信徒在路上全面覆蓋白色棉布後將祈禱,董家渡天主堂教徒從事足部按摩維生,想必天主教徒在聖母瑪利亞旁遙想往日運河傳遞的使命:這些在水路旁的一景一物,道出人類召喚的力量,呼求神的眷顧。

複體:浦東猶太人的社區中心成人與小孩在陽光下自在地相望,基督宗教青年合唱團員活潑地排成一列,松江地區西林禪寺修繕工程肅穆靜默,天主教帶領團體的天主教夫妻在鏡頭前對答,白雲觀道士在書籍前準備新年典禮等等道出宗教空間的凝聚力量,也就是宗教所影響的向善空間,讓人們自覺是團體的一員,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不管是廟宇或是宗教中心皆提供人們對宗教情感的寄望、對神聖的渴望、人際關係的連結、與人為善的正念,這是高於單項的精神需求。

私域:虹橋家庭謁師的家精緻典雅,它是錫克教徒禮拜的場所;蔣家在自家長桌上擺滿祭祀祖先的豐盛菜餚,雖然已不見牌位。如此的私領域留住祈求的時光,散發私人空間中禮儀的聖光。

地標:天主教山佘山修院教堂彷彿空蕩,清真寺內回教女性領袖對鏡頭的凝望儼然滄桑,佛教寺廟在高樓的聳立下顯得滿溢,這些影像引我們回顧宗教本身發展中凋零的過去,亦即被歷史掩蓋的過往。

不管是想像的領域公共的領域私人的領域,或是歷史的領域,兩位研究者透過影像展覽並不提出批判,而是幫助我們尋找理解上海宗教發展的面貌。感謝兩位研究員近兩年的付出,讓觀者猶如親臨一場上海宗教的現場導覽。


週三, 03 十月 2012 18:02

沉沒與禁閉之島

太平洋上羅列著許多島,原本遺世,也期待一直隱沒。但漢族的腳步,卻夾著現代化與開發的動人修辭,悄悄來到。從蘭嶼到雅浦,在這些深陷的足跡裡,究竟映照出了什麼?

 

神隱島嶼

Rumung,如夢。中文地圖上不存在的名字。

島民不喜歡外人,因此Rumung也暱稱為禁閉之島——禁止外人進入的意思。


週三, 03 十月 2012 16:51

斐濟的芋頭人生

種芋頭以致富足,烹芋頭以待上賓。

在台灣,這也許是難以想像的事;在斐濟,卻是如呼吸般理所當然。

乍看毫不起眼的小小芋仔,串起了家庭、村落甚至整個社會的層層關係,

斐濟人的芋頭人生,燒燙燙上演中。

 

「我們的收入來源有兩種:長期的,是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短期的,則是芋頭,如此而已。」我在斐濟做研究時,最常聽到村落的農人這麼跟我說。

 

一個能夠照顧妻小的真男人,一定要有叢立於田地間的芋頭,以及在樹蔭下一節一節錯綜生長的卡瓦胡椒。尤其是芋頭,在南洋的天空下,一片片葉子迎接著陽光,讓色調稍嫌單調的熱帶島嶼丘陵點上一團不一樣的綠意。


週四, 01 三月 2012 15:42

無奈戰士‧悲傷戰事 ─太平洋戰爭中的楚克人(上)

 

撰文|Lin Poyer  翻譯|Serena Chao

二戰倖存世代正在急速凋零,大洋之上小國寡民的戰爭記憶,就要來不及被世人聽取。楚克,一群世居西南太平洋一處美麗環礁的南島人,要娓娓道出那些年漫天烽火中的無奈與悲傷……


週二, 30 一月 2007 02:06

孫大川的山海心靈

【編輯部 整理】

文化是不斷死亡與再生的過程。
因為沒有再生的能量,所以我們恐懼死亡。
今日,我們必須賦予它重新創造的活力。

我的童年
──回顧兒時,心中總有一份安全感,一份認同。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原住民常是自卑的,或在童年難免有遭到歧視的負面經驗。但是,像我同樣出生於戰後一九五○年代、在台東卑南平原長大的原住民孩子,並沒有太深的自卑。至於我母親那一代的原住民,也不會因為身為卑南族或是所謂的「山地人」而感到自卑。
這是因為:當時的漢人之中,儘管有不少人進入高級學校就讀,但文盲的比例仍然相當高;但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撤退之前,大部分的卑南族人都諳日語,因為在我們族人所居住的平地地區,日本人所推行的日語教育相當普及。而山地原住民如泰雅、布農等族,也有許多年紀大的族人能閱讀日語。
另一個原因是,從日治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漢人因經商失敗等原因,從西部遷徙至台東。當時他們沒有土地,也沒有錢,我們上一輩的族人經常慷慨地提供他們水源、電源,使他們得以漸漸發展,例如現今居於賓朗(Pinaski)部落的漢人,他們的上一代許多都曾接受過我們族人的幫助。
因此,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在童年時期對自身的文化多能認同。這段早年的經驗,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不論我後來的生命歷練如何,當我回顧過往童年,心中總有一分安全感,也有一分認同。

語言斷層
──日人撤退後,原住民熟識的語言被硬生生切斷…


大約六十年前,如果原住民能夠繼續使用日文,或許會有不少原住民子弟前往日本留學,然後回台擔任教授。但當一九四五年日人撤退之後,所有日治時期的文獻都被埋葬,這使得原住民花了五十年時間去熟悉的語言突然被迫中斷,更使得原住民對語言的掌握,以及文化的創造力,也都被硬生生地切斷,漸漸成為「失語的民族」。
例如我的舅舅們,當年有畢業於台灣師範學校的,也有幾人擔任學校的校長,他們的日文都非常好。猶記得民國四十六年,我大姐將到師大唸書時,我舅舅還寫了一首日文詩歡送她。但是一九四五年後,我舅舅那一代的原住民卻常因為不會說國語而受辱,例如他當年擔任賓朗國小校長,在朝會講話時還是用日語,很是尷尬…
我常想,上一代的原住民如果沒有碰到這些問題,所謂的「原住民文學」一定會提早出現,甚至大放光采…

原漢差距
──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也正是原住民土地流失最快速的時期。


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年間,是原住民逐漸落入邊緣處境的時期。那時,台灣開始出現許多加工出口區,需要大量的勞工,許多原住民紛紛來到西部謀生,部落人口嚴重外流,只剩下老人,祭典也無法舉行。此一時期,原漢之間的貧富差距也開始變大。從那時起,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逐漸消失,上台北念書時感覺更為強烈。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卻也是我們部落土地流失最快速的時期,其中以南王部落最為嚴重,本來卑南平原都是他們的土地。另外例如馬蘭,原是台東阿美族的重鎮,二十年當中土地全失,如今只得遷往知本海邊的公路附近居住。
隨著原漢貧富差距擴大,一般人對原住民的扭曲及誤解也就更深,例如,許多漢人都認為原住民是酗酒的民族。我的父執輩雖然愛喝酒,但這並非他所願,而是因為部落的文化、倫理、社會結構已經瓦解,造成內部安定力不足,使得族人的生活沒有方向感。所以,酗酒並不是原住民文化本質的一部分,而是在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所帶來的社會適應問題或心理問題。

以筆為刄
──汲取漢文化的養分,以面對漢文化的挑戰。


我從初中時期開始,即有意識地努力了解中國文化,這可說是我所採行的「策略」。因為,基於我對自身民族處境的體會,使我一方面認為這許多扭曲的現象乃是基於外人對原住民的誤解;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我們有責任重新瞭解真相。
從小學、初中開始,我的功課一向很好,比起一般的漢人都好,尤其是寫文章方面。我在小學時所寫的作文,連老師看了都感動不已,還曾經邊念邊掉淚。初中時代,五四時期大師們的作品,我已經都讀過,並且深受感動。高中時,我就讀恆毅中學(沈清松、傅佩榮都是比我高幾屆的學長),當時的我,在漢文化與漢語運用方面已經非常有自信,所以並不覺得受到歧視,反而我常認為同學們對漢學的認識比我「差很多」。
一直到大學時代,我都維持大量閱讀的習慣。另外我更發現,當我用部落的經驗去理解《詩經》、《左傳》、《論語》的內容時,往往會比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家的解釋還要來得「可愛」,而且更容易理解。
有人曾揶揄我,說我用中文寫文章,顯然是「漢化太深」。事實上,漢族反而才是真正最需要界定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當中,所有不知自己身為何族的人,都可以說自己是漢族。所以,「漢」其實是被逐漸形塑出來的概念,漢語亦復如此。例如在漢代及魏晉南北朝,開始有印度語的進入;到了唐朝,又有大量的西域文字加入漢語;在清朝小說如《紅樓夢》中,更可見到不少滿洲話;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用語,則幾乎都是借自日語,例如「哲學」一詞。語言本身就是活的,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不斷累積與變化。當今的原住民文學雖是用漢文書寫,但由於使用了一些新的語彙,甚至加上了一些新的元素,也創造出不同的「漢語」。
有了這樣的認知之後,當別人說我「漢化太深」,我就不以為意了。相反地,我變得較有勇氣去面對漢文化對我們的挑戰,有較大的自由與主流社會「周旋」,而不致被一般的漢人意識型態所捆綁。

負笈求學
──在歐洲的那段期間,是我後半生方向的轉捩點。


負笈比利時求學時期,我經歷了一段劇烈的改變,那是我釐清自己後半生方向的一個轉折點,也促使我決定回到捍衛原住民文化的崗位上。當時,我認識了一些來自中東、非洲、中國及香港的朋友,他們使我發現: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資訊,其實有很多是錯誤的。同時,也使我開始對強權威脅下的少數族群處境更加關注。
例如,非洲有許多部落民族,他們原本並不是一個國家,歐洲國家進入非洲之後,卻將他們硬生生地劃分成一個個的國家。等歐洲勢力走了以後,有些國家的狀況尚能控制,無法控制的國家就發生互相殘殺的慘劇。我當時思考了很多,覺得應該找出一個實踐的方法。於是,當我在三十六歲回到台灣之後,就開始持續地寫文章。而且除了一般政論之外,幾乎沒有離開過原住民的主題。我的企圖是,想要帶動一群原住民進入書寫的世界。就如同我先前所提及的,上一代的原住民花了五十年的時間熟悉日語,正要開始書寫之際,卻被硬生生地切斷。而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從小接受的是漢語教育,應該已經累積了足夠的漢語書寫能力。透過書寫,我們可以表達自己,也可藉此檢討我們與漢民族社會之間的關係。

山服經驗
──只要邀請,我就參與,我想知道大學生如何看待原住民。


我於民國七十七年春天回到台灣,秋天就到東吳大學教哲學,也在同年接下了東吳大學山服團的指導工作。每逢寒暑假,我帶著學生到卓溪、卓青、崙山及太平,連續帶了五年。當時大部分的大學都有山服隊,只要他們邀請,我都會參與,因為我很想了解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原住民的。這些山服隊的大學生充滿了熱情,但也曾經面臨是否應該解散的論辯,當時台大原住民學生的討論最為激烈,他們認為部落的主體性不應該被山服隊所干擾。
當時,我自己正在蒐集原住民口傳文學,因此對山服隊還有另一個期望。例如每年他們到部落服務時,可以為部落留下攝影或採訪錄音的記錄,而不只是為自己拍照留念。如此,經過十多年的累積,就可以保留許多部落變遷的影像、聲音記錄。我認為,「把歷史留給部落」是很重要的,因為歷史變得太快。這樣的方式,其實也有助於原住民社區意識、部落意識的凝結。不過我的教導似乎不太成功,最近幾年,我請耕莘山學團整理他們的照片,卻發現成果相當有限,因為他們所拍攝的多半還是自己。

黃昏警語
──它是一項事實,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手段。


早在大約民國七十年我接受的一次採訪中,就已經提到黃昏一詞,談台灣原住民的「黃昏經驗」。一方面,我認為這是一項事實;另一方面則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用意,想以強烈的語氣來引起大家的危機感。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我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
為了建立一個原住民文化(學)的平台,我在民國八十二年創辦了《山海文化》雜誌。當時,《山海文化》成為原住民文學的重要凝聚點,例如夏曼‧藍波安、瓦歷斯‧諾幹、撒可努這些原住民作家,以及一些原住民藝術家,經常在我們的雜誌社聚集。到了第十期之後,原住民的作者越來越多。近五年來,我們也持續舉辦原住民文學獎,最近還發行了給青少年閱讀的《Ho Hai Yan,台灣原Young》雜誌,如今已進入第八期。
事實上,日本一直很關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十餘年來,他們幾乎每年來台訪問,而且認識每一位原住民作家,但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卻不知在何處,從來沒有與我們有任何接觸。在這段期間裡,日本翻譯了五卷原住民文學,目前還有一個三年計畫,我與他們一起進行規劃的工作。這已成為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新現象,我在其中也投入不少心力。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盡可能把日治時期到現今的原住民文獻、文化資產記錄保存下來。目前,我參與一個四年計畫,是要將原住民的祭儀文學逐字逐句翻譯,用羅馬拼音或國際音標寫出,並加以漢語對照,成為口傳文學的一部分;同時我也在進行《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的編纂工作。

法政體制
──從中央到地方,它是原住民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機制。


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正式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我擔任副主委一職,開始進行原住民法政體制建構的工作,即是從法律、行政、制度上,從中央到地方層級,建立一個原住民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機制。到了民國八十九年,此一機制已經確立。
在法律方面,第一個與原住民相關的法律是原民會的組織條例,在它之後,陸續有許多原住民相關的法律建立,包括「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等等。因此,在近幾十年來,原住民事務在法政方面的進展,是很值得注意的。

學術發展
──從人類學的範疇,成為跨領域的學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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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民學術方面,也有可觀的進展。因為過去的原住民研究大多局限在人類學領域,但自從民國七○、八○年代以來,在文學、法律、政治、教育、社會、心理,甚至醫療方面,都陸續有人加入研究的行列,使原住民研究有了跨領域的面向,而藉由學術研究而累積的原住民面貌,也較具有整體性的意義。各大學也紛紛成立了台灣文學系所,這些對原住民學術研究成果的累積都有所助益。
我向來認為,原住民的發展不能與學術脫節。民國八十九年,國立東華大學正式成立台灣第一所「民族學院」,設有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民族發展研究所、民族藝術研究所、民族文化學系及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有三個研究所,兩個學系。我目前本身主持民族語言傳播學系,以及民族發展研究所。在師資方面,目前已有二十多位老師,其領域涵蓋很廣,包括心理學、宗教學、語言學、傳播學、文學、法政、空間、地理、文化研究等等。相信在學術環境漸漸穩定之後,這個學術社群會有更頻繁、更好的互動。
在族語傳承方面,我們一直希望語傳系能研發一套給成人、外國人、大學生學習族語的學程與教材,因為我認為,語傳系負有這一項傳承族語的責任。雖然校方並不支持,但我一直很堅持。而且,學術研究不應該是關在學院裡,如何和部落及民間團體合作,甚至讓研究生承擔一部分部落復振的任務,都是很重要的。但這幾年,在尋求校方支持以及和原民會的合作方面,卻走得相當辛苦。

面對死亡
──你的卑南,已經和我的不一樣了…


記得我母親九十歲生日時,我們幫她拍了一張照片。照片裡,一群八十多歲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吟唱著一種很古老的卑南調子,一邊吟唱一邊填詞,大家唱著、笑著。我用卑南話向我母親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大概沒有辦法再用你們這樣的方式表達友誼了!母親回答:對啊,你們怎能了解?你們的時代已經變了,別以為你一直在從事卑南族的研究,你的卑南族與我的卑南族不一樣。
的確,文化一直不斷地在死亡、再生、死亡、再生…。過去,我們害怕原住民文化會失落,因為沒有再生的能量,沒有創造的活力。如今,我們必須給它重新創造的活力,但那畢竟是新的東西,和原來的已經不同。
這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的文化有些已經死去。我母親那一代的卑南族,有許多地方已經死去,從母親那一輩的身上,我有幸得見它的一點點餘暉。
當然,若從我先前所提到的,原住民事務在各方面的進展來看,「黃昏感」似乎不應若以往強烈,原住民似乎走出了一小步,找到了一些創作的新可能性、新立足點。但從我主觀感覺來看,原住民的文化畢竟已經改變了。看看今天的原住民小孩,我從不覺得他們是原住民。這當然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我們有責任竭盡所能,為他們保留、展現一些文化變遷的軌跡。至於他們會不會珍惜?會不會運用?運用到怎樣的程度?說實話,我不知道。
對我而言,黃昏後的黑夜更具美感。

新的隱憂
──無法體會自己必將死亡,所以把自己變成「木乃伊」。


所以,我們是否走過「黃昏」?從主觀感情而言,我有一個非常美的黃昏經驗,而且也能接受原住民進入黑夜的事實。就像看到我母親那一代的人,帶著他們美好的記憶離開。但是,黃昏是否真的已經過去了呢?
客觀地來說,似乎有一種「新的黃昏」在形成。過去的黃昏是外在的壓力,現在的黃昏則是從族群內部來,更加可怕。例如,自從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釋出很多的「利多」,但其中有多少是選舉語言?原住民同胞似乎並不關注。當初「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時,大家大肆慶祝,但是,這項基本法其實並不是民族自治,只是把鄉公所的位階提升到縣的層級,仍然受到地方制度以及財稅劃分的限制。這種虛假的民族處境是最可怕的。另外,我在原民會任職時,堅持進行一項六年計畫,預計編出一套九族(當初只有九族)語言的簡易字典,但是我一離開,計畫就中止了。後來,反而開始進行所謂的族語認證。雖然,母語保存的確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提倡的方法錯誤,帶來的反而是災難。
另外,執政黨不斷地向原住民釋出美麗的承諾。去年總統大選時,我擔任候選人第二次電視辯論的提問人,當時我曾向陳總統提問:你的「國中之國」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若是真的,你如何說服自己的族群?因為這個問題並非總統一人可以決定,必須立法機關通過,更必須整個台灣社會都能夠接受才行。陳總統的答覆,主要是就他所能做的法律形式方面的構想著墨;但以他任內的諸多改革法案無法獲致朝野共識來看,這樣的保證等於沒有答覆我們真正的問題。
這種「新的黃昏」是無解的,或許只能期望下一代。除了需要我們持續努力,台灣本身也要徹底改變。我還是會不斷地寫文章提醒大眾,但這個社會是非理性的。我深深覺得,一個人如果無法體會到自己必然會死亡,就會產生現今的做法:把原住民族變成「木乃伊」,用打針、養胖等各種方式,製造出一個華麗的假象。最糟糕的是,我們的年輕世代竟然相信這個假象!
甚且,這已經不能單從原住民的現象來看,它是台灣整體的病。對於台灣的這種惡質文化,漢族社會應是最重要的反省力量。我認為,台灣需要有一段時間,在內部進行根本的「決戰」,把所有壞的事物徹底揭開,用最醜陋的方式來看所有問題。若不如此,永遠都有虛假的空間在運作,台灣無法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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