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錯誤

[sigplus] Critical error: Image gallery folder stories/focustale/hui is expected to be a path relative to the image base folder specified in the back-end.

週四, 03 七月 2014 00:00

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多種二元對立關系的集中體現 ——以福建土樓和蘇州古典園林為例


摘 要

在中國眾多的世界遺產中,存在著多種二元對立關系,各組二元對立關系整體上反映了中國世界遺產的各種特點和差異,突顯了中國世界遺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些二元關系涉及遺產的生命形態、代表的社會文化層、功能價值類型、遺產所有制、位置環境、區域分布方式等多個方面。各組二元對立關系反映在不同的遺產組合中,其中又有很多交叉關系,而福建土樓和蘇州古典園林兩處世界遺產使得多種二元對立關系集中體現。因此,本文可以聚焦在兩處世界遺產地,對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的二元對立關系進行集中分析。

關鍵詞:世界遺產,二元對立關系,福建土樓,蘇州古典園林

正文

在當前中國的世界遺產體系中,存在著各種二元對立關系。這些二元對立關系存在於遺產的屬性和保護狀態各方面。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都屬於建筑類世界遺產,而且同是民居類建筑,但是兩者也存在著各種差異,這些差異集中反映了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的多種二元對立關系。

一、 生命狀態:活態遺產和靜態遺產

福建土樓是福建山區客家居民的普通民居。其最早歷史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目前保存歷史最悠久的土樓是位於南靖縣境內的裕昌樓,始建於元代中期,距今已有700年,其余土樓大都建於清代和民國時期。經過幾百年的歷史興衰,隱藏在山區的土樓目前仍有居民居住,依然發揮著其作為民居的基本功能。因此,我們把福建土樓定義為活態遺產。活態遺產至少具有兩項特點:一是原始功能繼續存在﹔二是直接的使用者群體沒有變。原始功能仍未喪失,這類遺產當然以普通民居為主,同時宗教類遺產——寺廟觀庵也屬於活態遺產,因為它們履行宗教職能沒有變。活態的遺產除了本體的物質遺存部分,還有與之緊密相聯的非物質性的人為活動,也是其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屬於活態遺產的中國世界遺產還有麗江古城、平遙古城、開平碉樓、布達拉宮,等等。


而蘇州古典園林曾經也是蘇州地方的民居,但是這種民居並非普通的大眾民居,而是達官貴族、文人士大夫享受高品質生活的家園。目前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蘇州古典園林,歷史最悠久的是滄浪亭,始建於北宋年間。其余在元明清三代陸續建造,屢有興衰更迭。而中國歷史進入近代以來,經過長期的戰亂、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社會階層的顛覆與重組,原來的直接使用者與之相分離,因而其原始的居住功能不復存在。作為公有財產,不可以任何個人的意願隨意對其更改,其遺留下來的物質載體,已經是靜態的歷史遺跡。一旦被列為世界遺產,物質載體的形態被要求基本保持不變。而當前直接的使用者也非原先的所有者及其后代。相對於活態遺產——福建土樓,我們把蘇州古典園林定義為靜態遺產。屬於同類靜態遺產的也有很多,如明清故宮、頤和園、承德避暑山庄,等等。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文化遺產的活態和靜態是相對而言的。本文所舉的案例僅是以其較為顯著的一方面特征作為其定性的依據,以此才能展開討論。即如麗江古城,活態是顯著的特征,但是也存在著靜態的部分,如土司府已經成為歷史遺跡。而蘇州古典園林,盡管被列入遺產名錄的都處於靜態,但是尚存在個別案例仍在被居住使用,如殘粒園。《佛羅倫薩憲章》第三條:"作為古跡,歷史園林必須根據《威尼斯憲章》的精神予以保存。然而,既然它是一個活的古跡,其保存必須遵循特定的規則進行,此乃本憲章之議題。"在此,歷史園林也被定義為"活"的遺跡,但是這個"活"主要是針對園林的植物而言,是生物意義上的活,而非前文所說的人文意義上的"活"。


活態遺產的非物質性的價值載體——人為活動,隨著社會大環境的變遷而逐漸發生著改變。福建土樓原來具有的武裝防御功能在當前失去了意義。過去為防匪患,在土樓牆體的較高處開窗,具有採光、通風、瞭望以及射擊功能,且外部不易進入。當前,為適應新環境新要求,部分土樓已在較低處開窗。與福建土樓相似的開平碉樓也面臨著功能和價值的喪失。"歷史上,開平碉樓堅固的樓體、獨特的外觀以及貼合歷史實際的功能,曾與當地居民的生活緊緊相關,甚至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隨著時間流逝以及華僑們的離去,大部分碉樓已經人去樓空,外表不再光鮮、實用功能已經喪失的碉樓在當地居民生活中的地位逐漸弱化。"[1]


原來聚族而居的家庭生活組織方式也已經變得鬆散而不再重要。由於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大量青壯人口流向城市。目前在土樓居住的多為老幼留守人口。當然也有青壯年生活在土樓,而這些居民已經不是原來自然生活狀態下的居民,實際已經成為土樓旅游經濟的經營者,不過他們畢竟還是原住民。可是,農村人口總體上都在流向城市,當他們的后代徹底在城市生根,誰又充當居民和經營者,可能再也不是土樓的原住民,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必然會失去活性,進入博物館。同為活態遺產的麗江古城的原住民,則在市場經濟帶來的高額回報沖擊下,群體性地出租房屋,搬離古城。正如2005年舉辦的《麗江現象昆明座談會》上提出的"但現在古城中經商的人三分之二是外地人而非當地納西人。這種現象就值得注意了,其中有隱患,即文化的異化。"[2]


另外,物質生活的現代化水平逐漸提高,保持物質載體不變也會成為一種障礙,這一點與活態遺產的"活性"是天然矛盾的。即以飲食炊事而言,土樓居民平時不再使用土灶,而是使用電和煤氣做飯,隻在重大年節,全家團聚的時候,才會使用到原來的大土灶。


作為靜態遺產代表的蘇州古典園林,其在社會變革發生前的歷史時期,也是活態的。隻是社會變革的沖擊過於急劇,使其非物質的價值部分在短時間內消失,且消失之后又難以恢復,隻有遺產價值的物質載體部分得以保存,靜態地存在著。正如曾經象征著皇權的明清故宮、皇家園林,在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其上原來負載的精神價值部分也就不復存在,盡管我們看到它們的物質遺存仍是那麼輝煌顯赫。而且,一旦它們成為靜態的遺產,那就必然伴隨著這一種情況,即歷史上曾經支撐其物質存在的各種技術條件,漸漸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淡出社會。而靜態遺產難以避免自然和人為因素的損耗,失去支撐條件之后,保持物質載體的完好就面臨了困難。因此這種"靜"與社會的"活"也存在著必然的矛盾。

 

二、 遺產所有制:私有制遺產和公有制遺產

 

福建土樓作為活態遺產,其原住民仍然在此生活,其產權還是屬於私人所有,因此它是私有制遺產。前文所提及的麗江古城、平遙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等遺產中的大部分也屬於私有制。

 

私有制遺產由於原住民的存在,其管理經營模式中難以擺脫"居民自治"的成分。因此,這種管理經營模式是"政府管理"+"居民自治"二元並存管理模式。據筆者實地考察得知,原住民在此居住,執行最基本的日常管理,而且他們大多是土樓旅游產業的經營者、從業者。華安縣政府對開放的土樓實行統一管理經營,但是門票收入的10%分配給土樓居民,並且居民可以在樓內設攤售賣旅游商品。此外,管理人員及導游講解員均以原住民為主。二宜樓的一名講解員即是該樓最初的蔣姓樓主的后裔,她的祖父祖母目前仍在此居住。樓內居民擺攤的數量很大,幾乎每個獨立的門戶前都有攤位,對於這樣一種就業方式,顯然比務農輕鬆,因此居民們並不覺得生活受擾,反而非常好客。因為經營攤販、導游、管理人員都在自己家中工作,愛家護家是人所共有的一種正常意願,更何況現在又可以帶來了經濟利益,保護世界遺產和保護自身利益在此達成了一致,所以這是一種很自覺很有效的保護管理方法。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游客量的控制方面,如在華安二宜樓,同一個單元樓層同時容納人數不得超過30人。而在有些土樓,則需要游客額外付費才能登樓。這實際是住戶的私利行為,但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作用,這種方法比勸說教育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對於作為私有制遺產的土樓,不能完全拋開管理上的憂慮。因為,原則上原住民有權對作為私產的土樓採取放棄撤離、出租經營、改建、自主迎客等行為,這樣必然會導致遺產價值的受損,遺產管理的混亂。同樣作為私有制遺產的麗江古城,又呈現出比福建土樓嚴峻得多的保護問題。由於古城中繁榮的商業氛圍吸引了大量外地投資客,為古城居民提供了高額的房租回報,因此如2005年麗江現象昆明座談會上所說的"古城中經商的三分之二是外地人",據筆者近期調查,當前這個比例應該更高。這種情況不但改變了當地的社會文化結構,而且對遺產本體環境的保護帶來直接的危害。花費了高額房租的投資客,目的隻在於盈取最大收益,如"這些'外地人',沒有古城納西人的文化底蘊,沒有溶人到納西民族中去。他們缺乏環境保護意識,不能遵守納西民族良好的生態協定。對不准亂倒污水、亂扔污物的規定視若無睹,常把臟東西往河裡倒,給古城造成環境污染。"[3] 再如皖南古村落的情況,"由於古民居建筑大多都具有百年以上歷史,年久失修,內部設施難以滿足現代人的生活需求,加之一些村民對保護古民居認識不足,隨意拆建的人為破壞現象屢禁不止。如有些村民因忍受不了老房子的潮濕陰暗而拆舊建新,有些村民為了追求眼前利益,找各種理由在古民居的牆上破門打洞,經商開店,破壞了古民居的原貌。"[4]


另外,讓原住民理解遺產的概念,接受遺產保護的理念,也具有相當的難度。筆者在考察過程中發現,在湖坑鎮南溪村土樓群,很多土樓的正門被整修一新,貼以彩畫,風格很時髦,實際上破壞了土樓原來渾然一體的質朴風貌,看起來並不和諧。這一情況說明,當地農民並不理解遺產的價值意義,也不具備藝術審美能力,隻是單純地追求時髦。為了解決好"政府管理"+"居民自治"二元管理模式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在公與私的管理、協調方面所花的成本較大。


而蘇州古典園林作為靜態遺產,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居住者,也失去了原始居住功能,所以其產權通常不再屬於私人所有,而是公有制遺產。作為公有制遺產,實行的是政府管理的一元管理模式,有統一的管理機構,統一的管理制度和標准規范,各種政策的貫徹執行較為順暢,不存在公私協調銜接的成本。但是,市場經濟發展多年,在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並存發展的情況下,公有制固有的一些弊病暴露無遺,如管理體制的刻板,標准統一而僵化,遺產的維護修繕工程必須通過政府採購招投標途徑才能發包實施即是一例。另外,如個體積極性不強,從業的人員責任心缺乏,如在蘇州古典園林所見的眾多旅游團導游為迎合游客低級趣味而捏造低俗的解說詞,歪曲和貶低了蘇州古典園林遺產價值和藝術形象。而游客在蘇州古典園林的各種損害行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游客的"公有制"意識在作祟。在公有制的遺產地,這種游人破壞的現象較為常見,如在承德避暑山庄"游人的不文明行為,如採摘花草、果實,往樹上刻字、吊床、練飛刀等,對山庄內的植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二三十年以前,山區自然生長的翠雀、華北耬斗菜等美麗野花和大片的二月蘭盛開的景觀,如今已很難再見。"[5] 而如果在福建土樓等私有制遺產地,游客的任何破壞行為都會導致原住民的強烈抵制,因為這關乎原住民的私人利益,反過來使得游客意識到必須要有所顧忌。

 

三、 位置環境:城市遺產和鄉野遺產

 

蘇州古典園林歷來被譽為"城市山林",處於鬧市之中,是典型的城市遺產。位於城市之中的遺產,交通易達,對於發展旅游經濟而言當然是比較便利的。由於近年來中國各地城市化建設速度的加快,城市遺產受到城市化建設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尤為突出的問題。近年來,中國文物報等媒體屢有報導城市中歷史建筑、名人故居等遭到強拆。榜上有名的世界遺產,也難以完全逃避城市化建設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影響包括了由地面和地下建筑工程所引起的局部地質情況的惡化、重型機械的強震動對建筑遺產的損傷、高層建筑對遺產視線走廊的破壞,等等。如頤和園,本來是遠離城市的,但是北京城市不斷外擴,現在頤和園三面被高樓包圍,嚴重妨礙了園林的景觀天際線。而位於拉薩市區的布達拉宮,於2007年因緩沖區違章建設而遭受黃牌警告。另外,交通擁堵、城市排水系統不暢、城市路基抬高等常見的城市問題,都對城市遺產造成了影響。


相比照而言,福建土樓可以稱為"山中城寨",相對城市遺產,我們把之稱為"鄉野遺產"。鄉野遺產處於山區、農村、荒漠等遠離城市、人煙稀少、未經大規模開發的地方。因為交通不便利,較為封閉,受到城市化建設的沖擊破壞較少。所謂"禮失求諸野",總體而言鄉野遺產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其改變的速度較為緩慢。遺產的形態較易保持,價值的流失較為和緩。但是,作為鄉野遺產的福建土樓完全處於山區,其受到洪澇及地質性自然災害的可能性較大。如"每年縣城暴雨洪澇災害造成的損失平均都在數千萬元左右,特別是山區由暴雨產生的次生災害如誘發的崩塌、滑坡等現象頻繁發生,給旅游業造成重大損失。"[6] 眾所周知,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世界遺產地青城山——都江堰遭受了巨大損壞,二王廟等多處寺觀建筑倒塌。另外,由於其遠離城市,交通不便利,一旦發生災害,救災力量的調度就較為不易。


但是,總體而言鄉野遺產地對外交通不發達,商業基礎薄弱,游客量較少,旅游業帶來的損害程度較小。例如,同為私有制遺產的麗江古城是城市遺產,與作為鄉野遺產的福建土樓在商業模式和商業化程度方面有顯著區別。麗江古城商業化程度遠遠高於福建土樓,商業經營模式以外地人經營為主,而福建土樓以原住民經營為主。據有關研究報告"當前,福建土樓的旅游開發仍然是以觀光為主,單一的旅游產品造成游土樓的時間短。以永定土樓為例,一般游客都是住在龍岩市,去土樓游覽隻需半天的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很難創造出高的旅游經濟效益。雖然當地旅游部門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通過開發土樓山庄及家庭旅舍等辦法,想方設法延長游客逗留時間,但是留下了游客又怎麼打發夜晚時間呢?"[7] 福建土樓遠離城市,缺乏商業基礎,其單個遺產點分散且規模小,承載游客量也有限,很難形成旺盛的商業人氣,也就不能吸引大量外地投資客,因此隻能主要由原住民經營。就這點而言,鄉野遺產更有利於遺產保護。另外如開平碉樓,分散在縣級市開平市轄區內的15個鄉鎮,基礎設施薄弱,旅游接待設施落后。交通方面隻有一些鄉村公交線路通往碉樓所在鄉鎮,乘坐的安全和舒適難以保証。而這些鄉鎮提供的家庭旅館大多設施簡陋、衛生落后。因此,目前開放的碉樓還隻佔極少數。[8]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遺產和鄉野遺產的差別也並非絕對。有些鄉野遺產在持續的旅游業發展進程中也有可能被城市化,如皖南古村落雖然也是屬於鄉野遺產,但是其村庄規模較大,游客承載量較大,旅游業發展推動遺產地趨向於城鎮化,如"二是帶動了其它相關行業的興起,飯店、賓館、酒樓、旅游商店、古玩市場、歌舞廳等應運而生,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三是推動了交通、通訊、住宿、飲食、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條件的改善,優化了投資環境,增強了外地客商投資的吸引力。"[9]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申遺成功后的福建土樓所在各縣,都在花大力修橋鋪路,改善交通,將來也可能逐漸趨向於城市化,這對遺產的保護並非有利。

 

四、 行政地域分布:集中分布和跨區分布

 

蘇州古典園林是單一行政區域內集中分布的世界遺產,九座世界遺產園林中八座集中分布在蘇州古城區,僅有退思園一處分布在蘇州城南18公裡處的古鎮同裡。地理空間上的集中分布,對應的是管理機構的集中和管理體制的統一,有利於保護管理工作的步調一致,使政令下達和執行較為順暢。總體上有利於各遺產點按照統一標准和統一要求實施保護,有利於各遺產點保護水平均衡發展。另外,如頤和園、天壇、莫高窟、曲阜三孔、平遙古城、麗江古城等遺產地,都沒有跨行政區域分布,管理機構和管理體制都相對集中統一。


福建土樓分布在福建西部南部廣大山區腹地,榜上有名的世界遺產土樓主要分布在華安、永定、南靖等幾個不同的縣,如華安二宜樓、南陽樓、東陽樓,南靖田螺坑土樓群(步雲樓、振昌樓、和昌樓、瑞雲樓、文昌樓)、裕昌樓,以及永定縣振成樓、福裕樓、如升樓、奎聚樓,等等。作為跨區分布的世界遺產,福建土樓所在各個縣都有行政管理機構,行政體制是分散的。分散的行政管理體制必然不利於在各遺產點之間執行保護管理的統一標准和措施,各遺產點實施獨立自主的保護管理可能更加切合各地實際情況,但是也會導致保護管理水平不均衡,保護效果參差不齊。


中國幅員遼闊,跨行政區域分布的世界遺產有很多,福建土樓隻是跨市跨縣分布,很多遺產則跨省分布,如明清皇家陵寢分布在遼寧、河北、北京、湖北、江蘇等五省,明清故宮分布在遼寧、北京兩省,而長城則從東到西橫跨17個省市自治區。這些世界遺產,分布地域遼闊,客觀上不可能處於統一的行政管理機構的管轄之下,甚至有些部分根本是行政管理力量觸及不到的。如"萬裡長城以其可觀的長度聞名海內外, 而其長度也正是給文物保護帶來巨大困難的關鍵所在。不同的長城區段歸屬不同的地區和部門管理, 並被劃分為國家級、省級、縣級等不同等級的文物保護單位, 有些甚至還沒有被列為保護單位。大量鮮為人知的長城區段被當地居民肆意地開發利用。例如某些地區居民為招攬游人擅自在殘長城上搭梯、開路, 亂設路標、設卡收費, 而有的媒體還廣為宣傳, 使得前往未開放長城段探險的人數激增, 這造成了長城的惡性開發, 加速了其損壞的速度, 大大影響了長城作為文化遺產的真實性, 同時也破壞了旅游市場的秩序。"[10]


相對於福建土樓而言,開平碉樓的分布范圍無疑相當集中,在冊的1833座碉樓分散在一個縣級市屬的15個鄉鎮。雖然在市級層面上由開平市文物局負責保護管理,但是遺產實際所在的各個片區,沒有形成統一的管理體系和管理機構,遺產在基層行政區域層面上仍然呈跨區分布狀。因此"不同的行政地域單元和多元的利益主體不利於建立有效的保護管理機制。由於遺產片區分屬於不同的縣市或鄉鎮,而且各片區均涉及到政府、投資者和當地原住民之間多元復雜的利益關系,加上諸多古建屬於私人產權,因此分散型村落遺產地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以及有效的保護管理機制往往比其它遺產地要困難很多。"[11]


結語: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的這些二元對立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了兩個世界遺產地各自的個性特征。它們各自具有的個性特征在整個中國的世界遺產體系中,又具有一定共性。因此,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兩者特定組合,反映的各組二元對立關系在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是普遍存在的。這一組合不能涵蓋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所有的二元對立關系,如宗教性遺產和非宗教性遺產的對立關系。但是,兩者的組合還是集中體現了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多種二元對立關系。理解和認識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的各種二元對立關系,就是要整體性、概括性地理解和認識中國世界遺產的特征和差異,在全國層面上研制保護策略和建立管理體系時,是必須要考慮的。而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的組合,可以成為很好的研究案例。


 

[1] 張朝枝、游旺:《遺產申報與社區居民遺產價值認知:社會表象的視角——開平碉樓與村落案例研究》,《旅游學刊》2009年第7期,第44頁。
[2] 高進、高娜、楊陽等:《麗江現象昆明座談會》,《建筑與文化》2005年第4期,第34頁。
[3] 劉燕:《旅游業的發展對麗江古城社會文化的影響》,《雲南地理環境研究》2005年S1期,第31頁。
[4] [9]張瓊霓:《皖南古民居、古村落旅游開發研究》,《湖南商學院學報》2003年5期,第62頁。
[5] 高徹、孫偉華:《旅游對避暑山庄土壤和植被的影響》,《植物雜志》2000年2期,第7頁。
[6] 張惠蓮、羅小金:《永定縣旅游氣象災害分析及對策》,《安徽農學通報》2013年9期,第156頁。
[7] 黃寧、陳娟、戴文遠:《福建土樓旅游資源特征與開發策略》,《福建地理》2006年2期,第64頁。
[8] 參見易婷婷、王曉寧、許詩華:《世界遺產開平碉樓旅游開發存在問題及對策》,《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0 期,第63頁。
[10] 鄔東璠、楊銳:《長城保護與利用中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中國園林》2008年5期,第61頁。
[11] 陳耀華、楊柳、顏思琦:《分散型村落遺產的保護利用——以開平碉樓與村落為例》,《地理研究》2013年2期,第373頁。


週三, 29 八月 2012 18:02

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照片提供:香港學民思潮)

東亞地區的教科書爭議,經常跟中國扯上關係。多年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日戰爭的種種歷史書寫,引發中國政府嚴重抗議。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內地化持續加溫,港人則以本土化回應之。近年來中港兩地爭執的事例愈來愈多,最新一樁是,港府預訂在中小學實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必修課,背後的推力是擔心日漸流失民心的北京政府。根據一份最近民意調查,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6%。2011年,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向香港訪問團說:要做好80後青年工作,引導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新生力量」。很多香港人擔心,「國民教育」將成為「洗腦」的工具。而香港中聯辦的官員,也曾在微博上說:國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腦」。台灣的變化,發生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之後。馬政府的親北京姿態,伴隨著去本土化的政策傾向。修改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正在台灣延燒。馬政府指摘說,現有的歷史課綱有「皇民化」、「台獨化」的問題。

日台港三地的教科書爭議起源於不同的政治脈絡,但背後都有中國的巨大身影。東亞的教科書問題,其實與中國的崛起與擴張政策息息相關。

本文把焦點放在台灣的教科書修改爭議。台灣從1986年進入政治自由化的階段,1990年代推動民主制度,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獲選總統,台灣正式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這一段民主化的歷史,伴隨著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的退潮,以及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的高漲。台灣的歷史地理教科書在戒嚴時代充斥著擁護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神話,從歷史敘事、地圖編制中清晰可見。例如,統治中國的政黨叫做「共匪」、蒙古國仍然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史課程相對於中國史不成比例的稀薄、避談國家(國民黨)犯下的暴力罪行。1990年代之後,教科書的修改,是民主化的一項重要課題,社會從此有機會步向正常化的過程;教科書改正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點。

 

不正常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是雙重標準。日本殖民者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在其屬地徵召「慰安婦」,是一件必須被揭露、批判的劣行。國民黨與統派人士對此極力批判。然而,在戒嚴時代,國民黨也在金門馬祖設置「軍中特約茶室」,從台灣徵召「軍妓」送往前線服務中華民國官兵。但是,國民黨對於這個由軍隊管理的「軍中樂園」卻諱莫如深。

馬英九政府的主權觀,是冷戰威權時代不正常社會的遺緒。二戰後釣魚台的歸屬,牽涉到日台中三國。台灣曾經在1970年代初期爆發過保衛釣魚台主權的學生運動。馬英九即屬保釣世代。據說馬英九本人曾研究釣魚台的問題。近年來,釣魚台歸屬爭議再起,台灣又被捲入其中,而一部分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人士,要求政府強硬保護「釣魚台主權」,並將釣魚台問題列入教科書中。專攻台灣史的周婉窈教授指出:

在近代國家興起之前,沒有世界上每塊土地、每座島嶼都要屬於某個國家的假設。十九世紀八○年代以前,東亞海域有若干島嶼是無所屬,或是多重隸屬,但是近代國家不允許這種情況,今天東亞國家之間的爭執有部分來自於近代國家的這種假設,而且,伴隨著近代國家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是「寸土必爭」。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東亞近代國家陸續興起之前的海洋世界,有些島嶼從來就不屬於哪一國,例如釣魚台,既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在琉球成為日本的領土之前,釣魚台也並不屬於琉球國。海洋史的研究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歷史事實。

稍有海洋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帆船時代,釣魚台群島、黃尾嶼、赤尾嶼都是無人島,沒有港口,船隻無法停靠──除非撞島擱淺。根據葉高華等學者的研究,1971年以前中華民國軍方的地圖都沒包括釣魚台,更不要說地理課本了。保釣運動之後,釣魚台才在地圖上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周婉窈的文章指出,釣魚台並非任何國家的「固有領土」。根據最新研究,顯然是保釣運動創造了釣魚台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神話。教科書的編纂對於這一類議題本來就應該採取小心求證的謹慎態度。「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建立在『非歷史的主張』,也就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宣稱。例如,中國宣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那是遠離歷史的說法。」

但是,國民黨現在卻要扭轉教科書正常化的潮流,其動力是馬英九一向秉持的中華民族史觀。他在2008年的就職典禮上就曾經提過「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2010年教育部公佈新高中國文課綱,將全部是文言文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從「選修」改為「必選」。這一次,根據報導:

馬主席提到,辦公桌上現正放著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看了覺得很荒謬… 目前他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有關內容違反《憲法》的一些台獨化、皇民化的內容,應該要刪除;台灣史、中國史應該要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旺報》2012.07.13)

數日後,國民黨發言人再次強調,「課綱編寫必須不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文字及精神,修訂時也應以憲法為標準」。(《聯合報》2012.07.16)

教科書課綱修改由總統直接下令執行,並祭出憲法大旗,乍看令人驚訝,但這牽涉到國民黨文化霸權的保衛戰,並且藉之再一次貶抑本土價值。過去幾年來,馬英九政府總是用這樣的公式,來辯護他的政策:(A)遵守憲法 +(B) 該政策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即採行 +(C)以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備受爭議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區」,馬英九採取的都是同一套修辭策略。「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區」,向「一中原則」靠攏。教科書修改則向「中國文化」與「中華道統」靠攏。兩者都在抵制本土化的潮流,或是民進黨立委所說的「去台灣化」。然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雖然讓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但台灣人身分認同卻愈加高漲;馬英九的聲望也滑落到歷史低點。在此民意背景下,馬英九的逆勢操作顯得極為突兀。是什麼樣的力量催化了這些「反動政策」?而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在台灣選民與反對黨的壓力下,又呈現了哪些擺盪?

 

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急速推動與北京簽署一系列包括ECFA的協議。近年來,台灣的公民團體(例如守護民主平台、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組織)一再要求政府將人權列入兩岸協議項目。2012年6-7月間,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取消。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台北會談主辦者的「破局說」,破的是誰的局?

長久以來,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做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台灣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更加「巧合」的是:推動教科書修改的團體除了夏潮等統左團體之外,還包括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要角還在最近被馬政府任命為「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這一系列台灣內外的事件,指向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

讓我們複習一下揭開國共合作序幕的2005年「胡連公報」:

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反獨,讓相互鬥爭仇恨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國共兩黨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從冷戰時代的反共、恐共,忽然跳躍到國共合作。為什麼有這樣的歷史斷裂?原因再明白不過了。

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適當而生根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然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透過蠶食本土的價值,進而毀壞民主的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人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觀察最近的事例,馬政府在兩岸後續協商談判上呈現擺盪。搖擺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在保障台灣人在中國的人權議題上不肯讓步(最近甚至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逮捕了造訪中國的台灣人),另一方面北京對馬政府的「宗主姿態」,也讓民選的總統馬英九倍感壓力。然而,馬政府執行「大中華文化復興」是意志堅定的,因為這攸關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享有的文化霸權地位。

如果只從短期的政權輪替看問題,教科書的反覆修改,乃是受到政治力的牽引:藍--> 綠 --> 藍。當人們陷在這個層次思考時,很容易被主流媒體的烏賊戰術所迷惑,藍綠各打五十大板,而卡在藍綠惡鬥的思維。其實教科書的問題本質不是藍綠政黨之爭,而是更深遠的問題。

 

類殖民的文化政策

拉長歷史的深度,放寬地緣政治的視野,教科書問題其實「本土民主+轉型正義」vs.「CCP+KMT大中華霸權」的拉鋸戰,在這個歷史性的戰場上,本土派本來就處於劣勢,何況現在又是國民黨執政。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年),任何傾向本土化、社會正常化的政策,經常被主流媒體塗抹成「民粹」、「鎖國」。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機構的大腦,始終烙印著大中華思想:訴諸草根民主就有被指責為「民粹」的危險;對中國政策保持謹慎以對的態度就是「鎖國」。

教科書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尚未徹底處理解除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作為一個「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 1945年,國民黨從日本手中取得台灣之後,進行了它自己規劃的「解殖」,把日人資產全數收編為黨國企業;大量原先使用日文的台灣知識階層失去了公職與工作,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下遭受污名化。知識分子突然成為「文盲」,重新學習「祖國」的語言、歷史、地理、文化經典。一整套黨國意識形態透過教育體制灌輸到各個階層,透過廣播、電視、與報紙的壟斷進行「系統性洗腦」。

民主化勢必會解除這些殖民式的文化政策,也會損及既得利益與既有思維(例如主張中學國文教科書應該放入大量古文文本者)。因此,國民黨在拿回政權之後,諸種去本土化的施政,性質上是「反動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政治學者赫敘曼(Albert Hirschman)在《反動的修辭》這部名著中指出:那些試圖推翻「進步」思想或政策的人,經常會動用反動論述的策略,他們會在口頭上贊同進步價值,然後再試圖翻案說,這種進步政策經常會導致一些非意圖的結果,而且通常是惡果。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有人緬懷起蔣經國,美化了他對台灣的「貢獻」。這種論述所動用的話語策略就是赫敘曼筆下典型的反動修辭:民主雖然是好的,但是民主導致了黑金派系和政府無能。對比之下,蔣經國時代就成為「效率」與「廉潔」的美好回憶。威權的遺緒,這樣一寸寸爬了回來。人們淡忘了:蔣經國為了控制台灣社會,培育地方派系,施予這些派系經營特定壟斷產業的特權,並鼓勵派系之間競爭而達成分而治之的效果。

 

愛國主義侵蝕文明發展

香港此刻面對實施「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背後仍是中國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霸權文化擴張等問題。1980年代初期中英開啟談判時,鄧小平的一句香港主權回歸之後「馬照跑、舞照跳」,已經揭露了香港將來命運的不祥之兆。中共將延續香港物質主義的生活邏輯,但是並不允諾任何解殖之後的草根民主化要求。諷刺的是,香港公民社會之所以茁壯,正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共的諸種作為導致了港人的反感與反抗。一部試圖強化控制社會的國家機器,引起了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成長。香港公民的反國民教育洗腦,其意義就是在抗拒財大氣粗的「祖國殖民主義」,在抵抗大中華文化霸權對地方社會文化的侵蝕破壞。

中國大陸社會本身,長期以來也深受惡質的愛國主義教育之苦。民族主義的重擔,已經把幾個世代以來的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一直以來,中南海的統治精英都以廣大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力擴張的說辭。這種愛國主義民粹的本源正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顯示:一旦國家宣傳機器不得不放鬆意識形態控制,愛國主義的情緒就會急速緩解,社會才有機會走向正常化、文明化的道路。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弊害,不止台灣人受害,今天的中國人受害尤烈。海峽和平論,應該是兩個社會的永久和平,而不是兩個不義政權之間的私相授受。

 

社會應回歸正常化

香港政府擬定「國民教育」、台灣國民黨政府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修改教科書課綱,背後可見中華文化霸權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義議題,有其各自的政治脈絡,也都有著共同的歷史地緣背景,亦即,中國崛起帶給東亞地區的衝擊。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陸續展開跨海峽公共領域的溝通,拋除「國家之眼」,改以社會的角度看待問題。回到社會正常化的路途,讓社會與社會之間能夠互相讀懂對方,對民族主義霸權加諸社會的破壞,提出深刻的理解與批判。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原文刊載於2012.07.26《陽光時務》http://www.isunaffairs.com/?p=9740

 

Button_RED

cover96small

九月─以詩釀歌

Button_RED_2

facebook-iconplurk48Twitter

 

 


週二, 27 十二月 2011 18:12

Yi Migrant Workers in Chengdu

Though the numbers change according to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 estimated 150-200 million Chinese rural workers are living and working in cities. They often face discrimination in hous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employment due to their temporary status, though several cities are working towards improving their conditions. Employers often take advantage of internal migrants’ vulnerable status by withholding billions of Yuan in unpaid wages. Also, school and healthcare fees have a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whose incomes are on average lower than other urban residents. For migrant families, various additional fees make attendance at state schools unfeasible. Furthermore, most migrants in China’s cities live without health insurance, rarely visit a doctor, and only go to the hospital in the most extreme cases of illness or injury.

The above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it comes to “ethnic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Altogether, 56 "nationalities" a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 China, the Han and 55 “national minorities". The Yi nationality is one of these national minorities. The various subgroups belonging to entity a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provinces of Sichuan, Yunnan and Guizhou, totaling more than seven million people (five million in Yunnan, two millions in Sichuan). In Sichuan, most Yi people live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Autonomous Prefecture covers over sixty thousand square kilometers. It comprises seventeen counties and about five hundred major villages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four million, more than 2 million of the inhabitants being Yi. The relative prosperity of its capital, Xichang city, does not hide the fact that the Liangshan Prefecture is the third poorest among the 30 autonomous prefectures in China. The altitude ranges on the whole from 2000 to 3000 meters, with the highest peak at 5,959 meters.

One can find migrant workers from Liangshan in most of the major cities of China. Many group together in Sichuan’s capital. There are no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Yi 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Chengdu, mainly because of the very high volatility of this population (many migrants only stay a few days or a few weeks), and of the low visibility of the Yi community (Yi migrants don’t wear ethnic clothes and look very similar to other migrants). The proximity with Liangshan makes Chengdu one of the natural destinations for inexperienced migrants who want to benefit from the presence of Yi fellows in the city, and older migrants who favor the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home regularly to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y.

In contrast with the Tibetan community, Yi people in Chengdu seem very scattered. There are almost no Yi shops, only 1 or 2 Yi bars, almost no place where Yi people particularly enjoy gathering (except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he surroundings area of the two railway stations are known for attracting a number of poor Yi migrants who don’t know were to go and how to get started in Chengdu. The very poor east part of the city used to have some quasi-slums inhabited by drug-addic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of them were Yi. But it seems that most Yi people in Chengdu are spread out in the city, or in suburb factories, and have relationship with small groups of friends from their native area. They are not strictly enclosed in Yi networks; on the contrary most of them also socialize with local Han people and migrant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These photographs focus on a group of workers coming from the small township of Baiwu, the most distant part of Liangshan, in the Yanyuan district of Sichuan Province. Their ancestors’ lives consisted in farming and grazing sheep, a lifestyle that kept them working from sunrise to sunset every day. Later, through the acquaintances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y went to Chengdu and began to hire themselves out as workers.

As many have not even graduated from primary school and are without any special skills, most of them can only do hard physical labor, such as construction workers or furniture movers. Some also work in restaurants or as security guards. The work is strenuous, the labor very intense and income is low (around 700-800 Yuan per month or even lower, food and rent not included).

The Yi workers range in age from 20 to 40 years old, so they are carrying the twin burdens of supporting their elders and caring for their children, who sometimes number three or four (minorities are exempt from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y still have to send money back home (around 500 Yuan per month)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manding expectations and desires of their families back in their hometowns.

To save money, several workers rent a single room together so each one only pays 50 to 60 Yuan per mont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barely adequate and the hygiene extremely poor. They buy their own food and cook extremely simple meals themselves. When someone from the same province celebrates his birthday, everyone goes together to a small restaurant to share a meal. This is their most extravagant luxury in this big city. Sometimes they allow themselves the pleasure of going to watch a movie.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are constricted, with little room for intimacy, but they help each other whenever one of them gets sick or has problems.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ers who are currently working in Chengd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because they consider it to be better than farming in their hometown or grazing sheep. It could be better, it could be worse: the workers are generally of a placid spirit. They frankly say that although the city of Chengdu is pleasurable, bustling and lively, they are only passing by. In the end, they will return to their land where their roots are.

Working as hired men gives them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nother style of life, and shows them their own deficiencies and shortcomings. All the workers also assert that they will do their best to allow the future generations a greater chance to study. Although each worker has his own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concerning the future, the general wish is just to earn a little more money and go back hom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own lives and those of their families.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are often the first victims of overall economic difficulties. If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cities is to be a meaningful one, it is urgent to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at will later on help them build a sustainable future once they are back on their land.


週二, 27 十二月 2011 00:00

The Festival of the Birth of the Prophet in Pi county, Sichuan

[sigplus] Critical error: Image gallery folder stories/focustale/hui is expected to be a path relative to the image base folder specified in the back-end.

 

 
The Festival of the Birth of the Prophet is one of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Islamic festivals, it commemorates 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the founder of Islam, Muhammad. On the 5th November 2006, the Festival of the Birth of the Prophet was held at the Pitong township mosque in Pi County, Sichuan. Before the festival, after the mosque's imam, Ma Rugang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mosque, Ma Junru, have carried out prepatory arrangements for the festival, Muslims come to donate grains, oil, meat and money, and arrange for a groups of peopl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grinding the flour, buying certain items, frying flour-and-salt sesame oil cakes, cooking the meat and other dishes, the other odd jobs that the festival entails are all carried out by Muslim volunteers.
 

The Hui people see the different tasks surrounding the festival as good works, therefore, they often strive to outdo each other. Everyone takes part to decorate the gate, the main hall and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mosque with lanterns and streamers, and banners, the banners commemorate the calligraphy of Muhammad with Arabic writing, 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slogans celebrating the festival. The festival normally lasts for two days, on the first day people come to the mosque in the evening to recite scriptures in praise of the Prophet, after the worship ceremony a symposium is held, the second day is a more formal commemoration. At the appointed time, the Muslims bathe and change their clothes, dressing up and congregating at the mosque to recite scripture, praise the Prophet and worship. The imam pronounces the main events in the life of Muhammad, his achievements and his moral character, as well as exciting historical tales about the hardships undergone in missionary work, of wisdom and bravery, of skill at debating and of war, instructing the Hui people not to forget the teachings of the Prophet, and to be good Muslims.

On this day Muslims also have to "taw/ba" (توبة rendered in Chinese as 討白 tǎobái), which means to repent. The Hui people believe: "Men are not sages or saints, how are they not to sin? To know thy sin and to correct it, that is the greatest of acts." (Chunqiu Zuozhuan: Xuangong Ernian). "Taw ba" consists of making up for their former misdeeds, asking God's forgiveness, promising not to continue in sin, and commiting oneself to this new course in life through good works. After the ritual, they dine together. Dozens of table laden with dishes are spread, everybody makes merry, in a feast together. As to those who had contributed to the meal by donating in the spirit of Niyyah (نیّة rendered 乜貼 niètiē in Chinese: the intention one evokes in his heart to do an act for the sake of Allah) but are unable to come themselves have to rely on friends, relatives and neighbours to bring a flour-and-salt cake for them to try1.

What makes the feast of the Prophet so special is that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to praise the Prophet, the people donate things for a common goal and that the people eat together, which shows how united the Hui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celebrate the festival imbued with the spirit of friendship. The Hui people of Pi County invite Muslims from the surroundings of Chengdu and even Aba Prefecture to celebrate the feast of the Prophet with them. As well as its ritual significance, this day is an opportunity for Muslim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imams discuss theological issues and preaching method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Hui people wish one another well, and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things, in an atmosphere of great joy.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off their own backs, set up a Muslim student society at Sichuan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unteered to serve as stewards for the festival.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Conor Stuart, photos by Liang Zhun

{gallery}stories/focustale/hui{/gallery}

 


1. Interestingly Chinese sources ascribe the origin of this flour and salt cake as what Abu Ayyub al-Ansari prepared for Muhammad when his house was chosen to host the Prophet on his arrival in Medina, and was even purportedly named by the Prophet as 油香 yóuxiāng , although this cake does not appear in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s of the life of the Prophet. Fo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origin of this cake see here.

 

 

 


週日, 27 三月 2011 16:08

撕破「文明」這塊遮羞布之後

「台灣需要陳光標嗎?」在鎂光燈強行曝光下的善行究竟掀開或撕破了什麼樣的問題?筆者從台灣社會經濟面向來探討此一事件及其對台灣所帶來的衝擊。



週五, 25 二月 2011 12:01

一個國家,兩種公民?

陸籍配偶在台灣社會屢遭歧視,多半被認為是民族主義惹的禍。然而透過對香港陸配問題的觀察,或許更能讓我們瞭解歧視背後的真正原因。



週四, 20 一月 2011 17:23

羊圈啟示錄

2000年,《人籟》編輯主委魏明德遠赴四川涼山的羊圈村,開始幫助當地居民建立小學和水利系統。十年後,《人籟》發行人杜樂仁再度拜訪此地,而這次旅行究竟帶給他何種啟發?



週五, 03 十二月 2010 00:00

謝幕之後

上海世博已近落幕。自開幕以來,經過六個月的時間,七千萬名遊客來來去去,但盛況過後,到底留下些什麼?

 


週五, 29 十月 2010 00:00

上海世博萬里長——排隊百姓的人間喜劇

打開地上的酒紅色行李箱,細細想著親友們提醒我的字句:「走路還好,逛逛看看隨時可以休息,排隊卡在那裡動彈不得,真的很累」。

 


週五, 28 五 2010 04:26

含道映物天地心——李金遠繪畫讀後

從顧愷之到趙孟頫到董其昌,用了近1300年的時間,中國繪畫「後設語言體系」終於建立。畫家從元代開始,圖繪無不加入「筆墨歷史感」,創造自家風貌。


週日, 05 四月 2009 00:00

台巴子看上海--自行車篇

我希望儘早進入上海人的生活頻率。

根據幾次外地居住的經驗,我很清楚,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早一些融入當地的習慣、語言,這樣的過程中不免會有些抗拒,但是這一段可長可短的適應期卻也是旅居外地期間最有趣、收穫最多並令人驚喜不斷(也有可能是驚嚇)的部分,日後回憶起來特別感受深刻。

於是,我寫下了篇篇“掙扎”過程,畢竟我也不是第一位來上海的臺灣人,故或許稱不上新鮮,也不算嘔心瀝血之作,但真人體驗,好奇觀察,多少也帶有某種程度的趣味與意義……


上海阿姨給了我這個台巴子一份禮物----一輛二手自行車。阿姨送我的同時不斷提到這部破自行車很舊很髒,「看了很不舒服」她說。
為了彌補這點,她利用週末時間幫我刷了擋泥板,最後強烈建議我在坐墊包上塑膠袋比較美觀。(筆者按:套上塑膠袋是否更加美觀在此不予評論,但筆者觀察到在這裡塑膠袋的用途超多,除可用來套自行車坐墊,也常有人套在頭上擋雨。)然而,我收到這份禮物的快樂程度恐怕是阿姨想像不到的。
到自行車店買了個可能比車子本身更有價值的鎖,開始了我的自行車上海之旅。
前往辦公室的路上,我與所有上海人一樣騎著自行車(特別是擁有與大部分人破爛程度相當的自行車), 驕傲之情不禁浮現臉上;在共同吸入了廢氣,一起在機動車大軍中衝鋒陷陣的同時,我感覺像是在同一個軍隊中與隊友們並肩作戰,膽戰心驚,卻也頭一回讓我深深覺得正在融入上海,不禁給了迎面而來的“戰友們”會心一笑…
從南京西路到威海路這段,我追隨者不知名戰友的步伐,穿越重重汽車公車牆,沒有紅燈,不需斑馬線,從最繁華的南京西路直接穿進了一處名為「靜安別墅」的弄堂中。所謂「弄堂」,就是上海人的里弄,是由連排的石庫門(註)建築所構成的。多少年來,大多數上海人就是在這些狹窄的弄堂裡度過了日久天長的生活,也創造了許多風情獨具的弄堂文化。建于1929年的靜安別墅是屬於上海的新式里弄,是上海弄堂住宅所演變出的形式之一,跟老式的石庫門住宅形式相比,新式里弄封閉的天井變成了開敞或半開敞的綠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了西方建築式樣而較少採用中國傳統建築式樣,各種建築設備也較為齊全。
就在自行車騎進弄堂的這一瞬間,我感覺進入了完全不同的時空,像是走進了上海人的歷史,耳邊似乎也傳來了夜上海的旋律;這裡的建築紅磚木窗,沒有一家人緊閉著門戶,也不知是否感覺太過強烈,總覺得弄堂裡的人穿著打扮也不一樣,大多數人甚至是穿著睡衣(成套的),悠閒地走來走去,就好像從家裡的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那樣自然與輕鬆;這裡自成天地,有人在家門口放個小桌賣水果蔬菜,也有收購舊傢俱的,街坊鄰居聚集閒聊……幾分鐘後,眼花繚亂的我騎到了弄堂盡頭,甚囂塵上的汽機車喇叭聲又倏地把我帶回到現代戰場……
道地的上海阿姨不會想到,她心目中這份有點抱歉的禮物,卻是讓我這個台巴子緩緩騎進上海風情的最佳工具。自行車通過條條時光隧道,讓我腦海中出現了上海的風光,繁華,衰退以及轉變,多少外地人來到這大城市奮鬥,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的特色風俗,上海,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一般,成為各種文化的大熔爐,而我也將成為其中之一。
(註)1987年後上海租界內開始出現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牆承重的方式建造起來的新式住宅,它基本保持了中國傳統住宅建築對外較為封閉的特徵,雖身居鬧市,但關起門來卻可以自成一統。於是這“門”也就變得愈加重要起來。它總是有一圈石頭的門框,門扇為烏漆實心厚木,上有銅環一副。這種式樣的建築被上海人稱為“石庫門”。




週二, 24 三月 2009 05:43

在大國神話的年代--

幸好還有一個劃地自限的小地方

大國崛起之外,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並不太久以前的場景。
20世紀最後十年,高達3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中國,一股樂觀預估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國熱逐漸成形,人們似乎相信,在西方已呈現疲態的當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即將在亞洲得到延續。關於這整起事件的想像高潮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大國崛起」中定調,這系列耗資鉅大的12集紀錄片論述自葡萄牙、西班牙以降的大國興衰史,順理成章的,中國就是下一個現代盟主的接班人。
2006年11月,央視在電視台夜間黃金時段播出這部影集,中國以傲人之姿正式向各方暗示自己即將接續美國的地位成為現代史上第十大世界超級強國,影片播出之後的確也引起各國對於該片熱烈討論。但就在與此同時,蘇打綠樂團啼聲初試的歌聲在台灣全島爆紅開來,歌詞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其實:
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人們心腸的曲折。(註1)
我們應當這樣觀察,較早經歷現代資本市場洗禮的台灣社會已經隱約凝聚一股另類的「小勢力」。當對岸的大國神話醞釀之時,標誌著台灣現代領域公共性的「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已經信心十足地以小為志業:
(字體與本文不同)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為了更瞭解彼此,所以希望有一個新聞平台,交換大家在各自的小地方發生的重要事情,因此我們在2004年底成立了「小地方新聞網」。(註2)
「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簡單不過的句子,將新聞之眼拉到了更遠的地方,生活在每個小地方的你我更是值得被關注的主體:古法醃製的阿嬤蘿蔔、農曆年大肆張揚的么三六賭攤、辭去教職薪水縮減十倍的有機農業推廣者……,還有數不完的小事件、小人物。這種以小博大的創站宗旨,誠懇慈悲地重新界定現代人的生存感。在這個宗旨下,這時期的「小地方新聞網」主要由「上下游文化工場」擔任主要的編輯工作,旗美社大協助彙集並整理稿件,由生活在島嶼各地的寫手們擔任觀察員,每個月定期提供稿件在網站上交換分享。
2004年開站以來,小地方的文章寫山寫海、寫城市寫鄉村、寫舊居戶寫新移民、寫自然生態寫人文環境……
寫著島嶼上人們心腸的曲折。

什麼才是真實的?

我們不會忘記台灣電子媒體無時無刻標榜著第一手、及時、現場的SNG車帶來的噩夢。作為小眾傳媒,小地方沒有高科技機器製造出來的live新聞,但有時候,我們觀看一個事件需要更多現象之外的東西。也許不是戲劇性的英雄悲劇以及和樂大團圓,卻是起源於很久以前、正在發生,以及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未來應該怎麼辦的事實。
原住民議題一直是小地方網站關注的領域,不論是親自採訪或是轉載文章,這部分基本稱得上耕耘有成,從溪州部落拆遷抗爭、山海文學獎文化傳承到原住民部落大學建立部落主體事件,小地方補充了原住民從部落流浪至都市邊緣的生存史、跨界漢語創作的文學內部難題、回歸部落文化的多重考驗掙扎。
但有時候,很多事情是在更早以前就發生了,能幫助我們懷想傳統的還有祖靈的歌聲,2007年,小地方網站詳細報導了陸森寶紀念音樂會與原住民民歌發展的淵源。在招待天皇之弟的音樂會上,這個偉大的卑南族音樂靈魂曾被公開介紹:「他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漢人,是真正的臺灣人!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強,他的名字叫 baliwakes (巴利瓦克斯)!」
當我們今天在主流媒體上看著胡德夫搭配著流行樂團在海邊舉辦露天搖滾演唱會,我們似乎忘記了在很久以前,陸森寶就這樣傳唱著台灣的海洋。
同樣身處於這個「國家」的我們,是不是也該了解或感同身受這些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每天賴以生存的土地與家園,為什麼被剝奪走了呢?(註3)

台灣社會對於「小」的承認與追求,其實是可以有多層次的價值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小」的追求,就是人們轉換視角「以管窺天」,把野心放小,具體的在可親可愛的範圍內刻劃生活,細膩的一筆又一筆,生命於是因為乘載更豐富的歷史記憶而趨向真實有意義。從這個角度,小作為一種可親可愛的真實,其實也就是最適合台灣優勢的精緻生活。
在資源不豐、主流價值強勢的挑戰、工具理性無限擴大的年代,幸好還有一個畫地自限的小地方。
註1:蘇打綠〈小情歌〉專輯歌詞,2006。
註2:小地方新聞網改版宣言,2008年。
註3:小地方〈都原,都市邊緣〉一文引文,2007。
小地方 全文下載





本文亦見於2009年4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2009_04想閱讀本期更多精采文章,請購買本期雜誌!

您可以選擇紙本版PDF版

海外讀者如欲選購,請在此查詢(訂閱全份



第 1 頁,共 2 頁

捐款

捐款e人籟,為您提供更多高品質的免費內容

金額: 

事件日曆

« 一月 2013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目前有 3438 個訪客 以及 沒有會員 在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