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按日期過濾項目: 週二, 03 十月 2006
從《人籟》創刊號、週年紀念專書,到今年十月的羊圈報導,
讀友應不難發現:一個原本與外界隔絕的世界,因著一群人、一項行動計畫,
不僅讓當地人與外人得以心靈互動,且成為文化交流的矚目活動。

中法文化年的重要活動

初秋某日,成都的詩婢家美術館聚集了不少國內外人士,熱熱鬧鬧地為中法文化年的重頭戲「巴黎‧成都‧涼山——羊圈攝影繪畫作品展」揭開序幕。這項為期一週的展覽,展出內容主要是羊圈孩童的繪畫作品、村民的刺繡與木雕工藝品,以及參與羊圈小村發展的各國友人,反映四川涼山彝族生活的創作。

暑期課程帶來新意

從二○○一年羊圈小學創立至今,每年暑假皆有來自各地的學者、藝術家或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齊聚於羊圈小村,為孩童們開辦暑期課程,或教導當地婦女開發傳統工藝。
繪畫課是每年最受歡迎的暑期課程。從幼童到少年,甚至學校的老師,不論是水彩、素描、貼畫、粉彩、水墨、版畫…,每個人都躍躍欲試。來自成都的張煒、謝仁仲與周科老師,總是絞盡腦汁,為孩子們構想多元豐富的繪畫素材,開發他們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而孩子們則以鮮明的色彩、活潑的筆觸,將他們的日常生活:餵豬、放馬、割草、節慶等等,或是家鄉的山水景色,一一繪入作品中。對於被現代文明逐漸入侵的少數族裔而言,這些作品不僅將成為他們日後的美好回憶與紀錄,同時也為外人了解其生活風貌開啟了一扇特別的窗,這也是舉辦這項展覽的目的之一。
除了繪畫課,陶藝課程也相當受到孩童的喜愛。從採土、培土到捏陶,孩子們與這項他們生活中相當密切的素材,有了新一層的認識,而作品的完成也象徵著他們與其地土更親密的融合。另外,為婦女及孩童開設的拼布課程,則為當地的傳統工藝提供了延續與發展的新管道。

因羊圈小學計畫相互受益

此項展覽的主辦單位之一,法語聯盟成都法語培訓中心的主任塞熱‧勒克萊表示:「如果沒有羊圈小學,他們不會在作品中如此幸福地表現自己。」而參展的攝影家張煒則表示:儘管生活並非皆如人意,他們仍盡量對著鏡頭展露笑容。
是的,因著羊圈小學計畫,當地人與外來人在溝通交流中認識了解,在相互施與受中心靈得飽足。正如小學創辦人之一、《人籟》總編輯魏明德所言:「進入羊圈的世界,應用心靈的眼睛去看,和羊圈的人一樣,你將看到的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但正是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使人們彼此給予與接納那使世界臻於完美的愛。」

【人籟論辨月刊第22期,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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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04 十月 2006 00:39

打造沒有性別歧視的城市

我們的城市,何時才能讓人好好地「活著」?

在桑內特(R. Sennett)著名的《肉體與石頭》書中曾揭示,現代文明中的「城市」概念,既牽涉到能否妥當安置血肉生命的具形空間,又關乎社會集體生活的象徵空間。在民主社會裡,城市生活正是市民實現社會理想的空間形式,它承載著市民對公共生活的各式空間想像。女性主義者曾以女人城市經驗對男性所建立的現代城市進行批判,以「人面獅身」(Sphinx)的困境來比喻女人生活在土地分區管制下的理性城市中疲於奔命,因而導致「人身分離」的窘境。她們於是提出批判性想像:可有個城市可以讓女人好好活著?
這個提問,曾在八○年代初召喚了紐約第五街婦女的城市行動。一群女性集體佔領了舊市政大樓,宣示女人生活基本需求就是「市政」。舉凡人身安全、防暴庇護所、哺育中心、女同性戀社區等與貧窮問題一樣同為都市議題。幾乎同一歷史點上,左翼執政下的大倫敦議會也成立了「婦女任務小組」,在都會區全面設置社區庇護所,以協助弱勢婦女走出家暴陰影走向公領域。而經歷過社會民主制的加拿大多倫多市,更有專職婦女任務小組可主動提出年度白皮書和執行計畫,全面積極地改善都市性別環境。
後來,這個批判性想像更深入學院專業教育中,成為城市規劃和都市政策的核心課程。這也意味著,原由婦女所擔負的托育,養老,家事等再生產勞動,應該跟交通或工業發展一樣成為都市核心議題,並列為公共建設重要項目。同時,這個提問也深入都市與社區設計的專業訓練,讓專業者瞭解性別歧視的結構性環境其實都是被人設計出來的,因此也可以在設計手法中予以解除。
同理再問,可有對性別認同邊緣者友善開放的城市?七○年代,一群舊金山同志為抵抗警察非法入侵同志酒吧,而召喚了後來的同志參政和社區集結,他們後來選上了該市市長,並重建了現在的卡斯楚區。而大洛杉磯西好萊塢市不但選出同志市長,且成為市議會中的多數,因而掌握了公共空間的設計權,打造了以同志認同為主體,七彩多元的西城故事。
讓我們回到台北繼續發問。儘管市政府現有婦權會來監督市政,但缺乏專職而全面性的制度改革,執行成果有限。資助每年同玩節立意雖佳,但節慶不能代替制度性資源的重分配。地方政府需要釋放更多資源給性別邊緣團體,都市發展需要在性別層次上做更全面性的檢討與改變。
彷彿我們被迫要回到這類最基本的發問上來,才能夠在藍綠口水戰中恢復一點知覺,並在戰鼓頻催的地方選戰中有思考能力。全球化所帶動的區域城市轉型正為城市重新定位帶來新契機,讓我們可以從第三世界工業城市變身為以各式社區生活為主的全球城市:一個可以激情,可以隱居,可以免於暴力歧視,可以自由熱情擁吻,可以街頭倡議,可以容忍差異,既帶勁又有氧進步又開放的生活城市!

【人籟論辨月刊第22期,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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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04 十月 2006 00:29

中國‧台灣與國際社會

【楊麗貞 譯】

中國至今仍充滿矛盾…雖然她的成長腳步從未放慢,
但伴隨著快速發展而來的,卻是不穩定、緊張、及與日俱增的危機。
不論是國際社會或台灣,都不應操弄這些危機,因為世界需要一個繁榮開放的中國。

社會經濟與戰略危機

中國最明顯的危機與社會安定有關:醫療衛生系統的失敗(國家僅資助16%,遠低於大部分工業化國家的平均70%);城鄉差距不斷深化;就學率明顯不均,由於教育私營化之故,許多農民家庭付不起中學甚至小學的學費;示威抗議事件的暴增,它們大多和貪污腐敗、礦業工業災害,及政商關係良好的高幹所擁有工廠的污染事件有關。根據官方的資料,二○○四年全中國總計發生超過七萬起以上的社會運動,相較於幾年前,卻還不到一萬起…
經濟和財政上的危機同樣顯著:即在經濟過熱之下,全球需求的減緩,可能使投資過度,或失業率方面的危機更加劇烈。生態和衛生系統方面亦是弊端處處:全中國有三分之二的水道源頭遭到污染;能源危機日益升高;大規模傳染病(如禽流感)警訊頻傳、愛滋病的爆發…
再者,戰略上的緊張也不容輕忽:目前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仍然僵化難解;而對台灣的施壓越重,反而越助長台灣意識;北韓危機絲毫沒有解決;在與印度的關係方面,即使兩大國允諾相互合作,一種潛在的敵對競爭卻正在成形…
此外,中國出口的持續成長,以及人民幣遲遲未能升值,使得西方輿論越發懷疑中國政府有「表裡不一」之嫌:嘴裡喊著「和平崛起」,其實骨子裡企圖利用對於廉價勞工的剝削,來塑造一個掌控全球經濟的環境。
最後是政治上的險局,以上這些危機的任何一項一旦爆發,將會削弱目前的領導班子。在此同時,北京仍持續嚴厲地控制媒體,使得新聞界和網路社群的挫折感日益加深。然而政治上的變動,即使只是部分的,其本身都會帶來非常大的危險,因為伴隨而來的必然是民粹運動,絕非民主。即使中共解放軍自一九八○年以來都服從於這個政權,但軍隊仍然是一個主要因素。

中國被孤立了嗎?

根據民調顯示,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國家「沒有朋友」。是令人敬畏也好,使人羨慕也罷,就是不受尊重。中國人民這種孤立感,有可能進一步造成緊張的升高:中國或許會在與世隔絕和積極對外之間猶豫不決,甚或關起門來自求脫困。我認為,這一點無論如何都要加以避免。世人應該要懂得安撫中國人,並一再地告訴他們,世界需要中國。因為她的文化、傳統,她的活力和人文資源…更簡單地說,即是中國也需要世界。因為中國將會面臨的危機,與世人是一樣的:即環保、傳染病、貧窮、國際貿易法規…我們應該學習以夥伴關係共存,而不是競爭對立──而要達到這點,任何一方都需要有所改變。
如果中國想要克服內部和外部的緊張,她應該成為一個良善治理全球的積極夥伴。她應該站到第一線,率先採取措施以對抗氣候暖化(更何況她也是始作俑者之一)、預防流行病的發生、保障勞工權益、裁減軍備…等。
若中國能挺身而出,扮演積極和負責任的夥伴,致力於國際社會的團結及更理想的全球治理,那麼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世界之福。事實上,這些正是強權國家應盡的責任。坦白說,西方國家一直未能在這方面明智地善盡本份。但無疑地,和一個終於不再僵化的中國形成夥伴關係,可使我們學習更有效地共同治理手中這個脆弱的世界。

台灣方面呢?

前面這番論調,在台灣並不是很能夠被接受。事實上,台灣越來越分裂為兩種潮流,然而依照我的看法,兩方的反應都是短視的。那些試圖利用中國的成長,到大陸定居或投資的人,對中國的人文和政治發展關切太少。他們的此種選擇純粹是個人性的,而非集體性的。而那些推動政治自治的人似乎認為,所有對中國的壞消息,就是台灣的好消息。中國越「失意」,台灣就越「得意」。但由於這種主張無法說服國際輿論,因為咸認廣大中國的份量不斷加重。這使台灣越發孤立,台灣社會內部的分裂更是一日甚過一日。
我認為,對台灣有利的作法是,表達出希望中國能夠成為國際夥伴關係中重要和建設性的行為者;何況台灣在中國大陸也挹注了大量資金。但是,台灣也應該堅持中國必須成為一個更負責任的國際夥伴。未來,只要中國越感覺到無保留地被接受,她就越容易傾向「和平」,不只是口說而已,而是落實於行動。國際社會若能全然接受中國,這點將對台灣有很大的幫助。孤立中國只會使她變得更具侵略性。
這些年來,「中國第一」的口號在大陸上喊得震天價響。今天,包括台灣人、中國人和外國人,我們是否也可以一起喊出「世界第一」呢?

【人籟論辨月刊第22期,2005年12月】

邀請您再讀一篇魏明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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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籟編輯部 撰文】

二○○五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日,《人籟》與國際貨幣基金(IMF)前主席米榭‧康德緒(Michel Camdessus)於兩岸三地共同籌辦了一系列研討及焦點座談,成功創動了產、官、學界乃至社會大眾的關注與論辨。研討座談的主題包括:如何落實永續發展,健全國家/世界治理?華人世界對此有何貢獻?歐洲與華人世界的夥伴關係,是否有助於建立經濟成長之協調機制,並緩解其所帶來的環境問題?透明化、誠信及簡樸等經濟倫理,與「永續發展」有何關聯?
康德緒此番巡迴之行,獲致兩岸三地金融界、學界及文化界人士的熱烈迴響,各界媒體亦爭相大幅報導。在十月二十日於北京召開的記者會中,有二十家以上媒體到場。十月二十六日,康德緒更接受十六家以上之電子或平面媒體專訪,包括中央電視台、鳳凰電視、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財經雜誌、南方周末、中國經貿雜誌、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第一財經日報、國際金融報、中華工商時報、北京青年報、中國經營報等等。
在北京,康德緒亦與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晤,並出席北京大學舉辦的「全球水資源管理」研討會,以及清華大學「金融全球化及國際團結」研討會。另外,他亦參與了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國際經濟倫理和東方智慧研討會」,並發表專題演講。在此期間,他廣泛地與當地知識份子及政商界重要人士進行對話。在如此緊湊的行程中,素仰哲學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康德緒,也不忘特地前往周口店──德日進當年發現「北京猿人」之地一遊……
在香港及台北,康德緒主要與中央銀行、工商聯合會等金融界領袖會晤商談,出席中央研究院舉辦之水資源研討會,並發表專題演講。
十一月一日,亦是亞洲巡迴之行的壓軸,康德緒蒞臨台北耕莘文教院與《人籟》讀友面對面,並以「永續發展與世界治理」為題發表演講,由復華金控董事長顏慶章擔綱主持,並接受媒體及各界提問。
短短兩週之中,康德緒的言行風範,帶來諸多經世致用、且充滿人文省思的真知灼語。所有行程中,《人籟》總編輯魏明德皆陪伴康德緒伉儷,同時亦向媒體、學界及商界等人士介紹《人籟》的精神及使命。以下特摘錄各界媒體報導,以饗讀友:

經歷全球金融鉅變 深刻的時代印記

在他從容淡定的表情上,你很難讀出康德緒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十三年主席,經歷的那些讓國際金融市場容顏驚變的往事。
來過中國數次的康德緒,此次是受到《人籟》論辨月刊的邀請,至北京知名學府發表關於「國際金融市場與全球化」的演講。雖然他早已不是IMF主席,但是他與IMF所共同締造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歷次援助事件,使今天的國際金融市場上不可避免地還印刻著「康德緒時代」的影子。
在談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時,康德緒先生說,中國連續多年保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置信的。當然中國的金融系統也有一些問題(如呆帳),但政府也在逐漸地解決。IMF每年都會對成員國的金融體系做一些建議,其中他們對中國的建議曾包括:控制地區不平衡問題、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減少金融領域的巨額不良貸款,以及鼓勵人民銀行逐漸開放金融市場等建議。現在,中國政府正在積極進行金融改革,這些將會給中國的金融市場不斷帶來好消息。
《中新網》2005.10.26

1997亞洲金融危機 IMF曾遭強烈批評

對此,康德緒表示,以印尼為例,協議中的措施是與印尼政府長期艱苦討論的結果。我現在仍然肯定這些措施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同壟斷、腐敗和裙帶關係作鬥爭,因為這使印尼窒息。之後又發生了很多事情,印尼政府反悔了,而學生們開始在街頭抗議。學生們的標語是「打倒裙帶關係!」,而這正是我們當時所建議的。現在,這些建議都逐漸在印尼得到落實。儘管仍存在許多問題,如今印尼已站在更為堅實的土地上。

沒有任何國家能獨力解決問題

康德緒表示:「我們必須謙卑地認識到,不管一個國家多麼強大,它都不能獨力解決問題,必須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共同面對。牌桌上的每位選手都必須問自己:我能為這個共同問題的解決做些什麼?美國亦應承認,它必須提高儲蓄率,必須改進預算平衡,包括擴大稅收基礎;中國也應當如其所承諾的,逐漸重估人民幣幣值;歐洲必須實行更強有力的增長政策,並進行金融結構調整,包括勞動力市場在內。

樂見華人出任 IMF 主席職務

康德緒表示:「我認為,由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人來領導IMF和世界銀行是完全合理的。我會很高興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但我不會說這個人必須是中國人、馬來人或印度人。這個人必須是適合這個工作的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相信它會發生。」 
《第一財經日報》2005.10.26

IMF記取教訓 評判自身功過

當年雖成績斐然,但是康德緒總是飽受爭議。對於受援國,IMF的救助資金總是伴隨著痛苦的政府預算削減、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或保持高利率以吸引外資等要求。對此,康德緒曾經受到很大壓力。為了記取教訓,IMF研究自己處理問題和危機的所有行為,並且經常公開結果。在IMF網站上就可以看到各界對IMF的諸多批評。比如對1997-1998年泰銖貶值救助失敗,IMF承認它對泰國緊縮性政策的過分要求,加劇了泰國經濟的衰退。
在評判自己的IMF職業生涯時,康德緒認為IMF有效地控制了全球通貨膨脹,並為金融風暴後的亞洲重建了經濟秩序。他的理想,是使全球所有的窮人改變命運。為此,他今天依然為各項事務而奔波,且樂此不疲。

拯救「披索」 成績斐然

在任職IMF期間,最使康德緒抹上夢幻色彩的事件無疑是拯救「披索」的行動。一九九九年比索大幅貶值,造成墨西哥市場的整體崩潰,當時銀行家們預言,此將在發展中國家引起一連串連鎖反應,最終可能將出現世界性的金融破產。在緊急情況下,IMF獨立行動為墨西哥籌款一百億美元。加上世界銀行、世界清算銀行的貸款,五百億美元使比索貶值最終脫離失控軌道。

致力金融改革 避免全球化危機

康德緒表示,經濟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其實能帶來有利的影響。不過,我們必須避免它所帶來的危險性,如安隆案(Enron)帶來的衝擊。面對貨幣市場的全球化,應竭力讓私人巨額資金的進出都能受到國際法的環境約束。
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應該盡量使IMF在大經濟圈中發揮其監督能力,提供所謂的「弱點指南」,並嘗試提早警示,早一步預知危機的到來。在對抗危機的種種措施中,IMF亦會採用一種「額外準備金」的機制,也就是當有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提供大量的短期資金來渡過難關。但這只是必要手段。
《北京青年報》2005.10.26

中國須緩解貧富差距 經濟成長不貪快

康德緒認為,如果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五年後將會令社會難以承受。因此,必須解決社會貧富分化以及環境破壞等問題,經濟成長亦要放慢腳步。而中國面臨的這些問題也是全球共同面對的難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人類發展也面臨著很多風險,因此更需要各國之間的相互支援與合作。
對於今年七月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康德緒表示,中國會實現自己的承諾,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繼續做出調整。美國在向中國施加壓力的同時,亦應先檢討自己的責任,在減少預算赤字、提高儲蓄率、提高增長等問題上更加努力。
《中華工商時報》2005.10.27

針對中國金融改革提出具體建言

對於中國金融改革,我認為非常必要。從我擔任IMF主席的時候,就一直在關注和促成中國金融改革。中國金融市場面臨的最基本矛盾是:市場的自由化和金融體系的國家控制。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採取漸進的方式,慢慢來。
我認為,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是非常好的事情。首先,開放金融市場能夠幫助中國提高金融技術,使運作更有效率;其次,開放金融市場能夠幫助中國更好地參與國際貿易。不過,中國央行還是要保持宏觀調控,比如在反洗錢的問題上。

關於銀行業引進外資入股

對中國來說,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好事。一方面,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會帶來競爭,競爭會促使銀行的效率提高,中國企業和個人會得到更好的服務。但另一方面,那些準備不充足的中國銀行會面臨更大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有助於提高中國銀行業的競爭力。

人民幣匯率浮動之風險控管

人民幣匯率浮動,對出口來講是一種風險,但最根本的是,中國企業要提高競爭力。在我看來,開放銀行業和實行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對中國來說,不會增加風險,反而能夠更好地控制風險,增加靈活性。
人民幣如果一下子升值,對經濟來說,有很大風險。國家要面臨兩方面的壓力,一種是外向壓力,即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另一種是內部壓力,也就是通貨膨脹。只有通過一步步地改革,使自己的貨幣政策更有彈性,才能解決這些壓力。

運用外匯儲備 務實金融改革

中國政府應該降低過高的外匯儲備。美元儲備過高,一旦美元貶值,就會面臨很大的客觀價值降低,對投資產生不利影響。
外匯儲備過高,不是中國自己造成的,也不是中國一國就能解決的問題。各國都要合作,比如美國應該減少赤字,提高儲蓄;歐盟應該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應該進行體制改革。中國只有通過建立戰略夥伴的方式,擴大同各國的合作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促進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夥伴關係,才能更好地利用這些外匯儲備。

如何應對「熱錢」攻擊

為了更好地避免這種情況,可以作兩方面的準備。一是注意保持國家經濟上的平衡。「熱錢炒作」表面上是金融問題,實際是經濟問題。如果經濟上某個環節出現問題,投機者就會趁機而入。央行要早做準備,在發現經濟不平衡時,儘早解決。如果等到「熱錢」攻擊金融體系時再做調整,效果就不好了。二是將人民幣匯率保持在適當的水平。如果匯率水平與市場實際情況不符,也容易引發投機者貨幣炒作。三是要加強國際間合作。各國國家都面臨「熱錢」攻擊的問題,因而在解決這一問題時,要講求合作。各國之間需要建立對話機制,共同應對。
IMF是全球的金融權力機構,它也會幫助其他國家避免因投資者炒作引發金融危機,例如,在發現某個國家經濟或匯率政策出現問題時,IMF會及時提出建議,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關於企業股票在海外上市

在海外上市可以幫助這些企業得到國外更多的資金,從而使競爭力進一步提高。另外,這些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也有好處,也會對中國股市帶來好的影響。
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時可注意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公司在財務報告和經營管理上要注意透明度;第二、國家參與公司經營的行為應盡量減少;第三、在挑選上市地點時,要選擇在法律制度穩定的國家上市,並瞭解在當地上市的具體規章制度。
新華社2005.10.26

台灣民主誠可貴 是他國參考指標

前國際貨幣基金主席康德緒在十一月一日以「全球治理與永續發展」為題在台發表演講。他指出,「擁有民主體制」是台灣最可貴之處,台灣在全球的地位十分特殊,從經濟與金融角度分析,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是大陸與其他國家參考的重要指標。
在演講中,康德緒並與復華金控董事長顏慶章進行對談。顏慶章表示,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到中國打壓,很難與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中國目前深化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希望美國與歐盟給予台灣必要的支持。

遏止全球經濟危機的三大途徑

康德緒在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目前存在許多潛在危機,全球經濟發展極度不平均的結果,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以及伴隨而來的恐怖主義與非法移民問題,全球金融市場也面臨美國貿易赤字問題。
面對全球危機,康德緒認為,可以透過以下三種途徑解決,一是提升全球治理,二是推動永續發展,三是進行全球性結盟。

強權私相授受 IMF盡失合法性

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是二次大戰後的產物,隨著國際情勢演變,爭議性越來越高。康德緒坦承,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際貨幣基金已經失去其合法性,目前IMF等機構理事主席的任命,也是強權間私相授受。
康德緒認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世界組織,需要擴大新興國家的參與,讓貧窮國家有發聲的機會,他希望未來能夠看到全球機構透過民主方式選出領導人。

大陸亟待加強資訊的透明及開放

康德緒指出,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經濟以每年8%速度成長,令全世界欽羨,國家治理也有長足進步,但經濟發展的結果導致沿海與內陸的貧富差距擴大。孤立對中國是行不通的,需要各國的投資,在資訊透明化與開放政策,也還有加強的空間。
康德緒強調,單邊主義與孤立主義無法解決問題,唯有透過相互合作,才能克服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危機與挑戰;世界各國在尋求結盟合作時,必須注意到各國的多樣性,就像必須有兩個人才能跳探戈一樣;解決全球失衡的經濟發展,不能片面要求一個國家改變,雙方唯有站在互利的角度,透過對話取得共識,才能尋求解決之道。
康德緒說,全球各國的多樣性,的確會導致對話過程缺乏共識,但世界各國不能因為溝通的困難度增加,就放棄溝通的努力,應以創造力與勇氣,為彼此找到互利基礎。
《中國時報》2005.11.2

兩岸關係猶如「跳探戈」

康德緒強調,兩岸三地在未來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單邊、孤立主義是沒有辦法生存的,各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生存下去。
康德緒比喻「兩人才能跳探戈」,各國要發揮想像力及勇氣,才能突破困難進行合作。但他也指出,台灣處境特殊,「等待中國一起跳探戈已經很久了」,但兩岸友好關係何時到來,「只有上帝知道」。主持人復華金控董事長顏慶章也回應表示,我方是很願意跳舞的,但「沒有音樂如何跳舞」?顏慶章說,這要請美國、歐盟等強權大國幫兩岸「放點音樂」吧。
康德緒認為,台灣雖然處境特殊,但也逐漸在國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台灣在政治及社會的民主典範,也已向中國展現,台商在投資上也扮演更吃重的角色,但兩岸的友好關係究竟何時到來,他也無法預測。
《聯合報》2005.11.2

顏慶章:期盼美歐「放音樂」

康德緒表示,中華民族是很實際的民族,常透過各種世界組織拓展市場;孤立主義現在是行不通的,中國也需世界各國投資,各國彼此都應建立合作關係;台灣和中國的關係相當特殊,他個人期盼將來兩岸能建立和平的合作夥伴關係。
康德緒將兩岸關係比喻成跳探戈,他說兩岸都想合作,好比都想「跳探戈」,但只缺音樂。顏慶章則說,期盼美國、歐盟能為兩岸「放音樂」,加速兩岸關係進展。
不過,在開放現場觀眾提問時,也有觀眾表示,若把兩岸關係比喻成跳探戈,該放什麼音樂應由自己決定。
中央社2005.11.1

國際金融機構合法性猶待加強

康德緒指出,目前全球面臨不少重大問題,例如國家間的貧富差距、非法移民、恐怖主義活動、能源耗損、傳染病及環保議題,都可能嚴重威脅到已經失衡的世界秩序。此時,各國領導人必須尋求更好的國家治理,講求透明度與公開性,在持續鼓勵公眾參與之餘,進一步擴大國際合作,特別是要建立起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間順暢的溝通管道,畢竟不管是G7或G8,就財富角度而言,其代表的只有全球一半的意見。
康德緒也提到,國際金融機構的合法性必須被加強。不管IMF、世界銀行或是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的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都是源自於一九四四年「布列敦森林協定」(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精神,希望藉由國際經貿合作,解決貿易障礙並縮小國際間貧富差距。
《經濟日報》2005.11.2

【人籟論辨月刊第22期,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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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3 十月 2006 18:47

日本新民族主義

【何思慎 陳舜仁 作】

日本是不是「亞洲的英國」?日本新民族主義不肯正視歷史真相,是否讓軍國主義從戰敗的廢墟中再度甦醒?遭受日本二次大戰侵略荼毒的亞洲國家又該如何因應?本文以歷史觀點解析日本的外交現況。

戰後的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靠美國在安全上的支持與人民的勤奮,在短短幾十年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並以雄厚的經濟實力擠身G7,成為七大工業國中的唯一非白人國家。日本藉著其傲人的經濟力重新躍上國際舞台,並積極摸索著成為政治大國之道。此種發展趨勢,引發國際間關於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甦的爭議與討論,尤其是在二次大戰中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之中、韓等國。為何將屆一甲子的戰爭記憶,仍舊是許多亞洲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何中、韓等亞洲鄰國憂心日本強化其在國際間的政治、軍事角色?

戰後日本國際角色的轉變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由盟軍最高統帥部(GHQ)進行佔領,對其施以「去軍國主義」的改造,首要之務即制頒「和平憲法」,明白宣示日本將永遠放棄以戰爭及武力解決爭端,並將日本的安全置於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架構下,因而日本的外交政策皆以維繫「美日同盟」為依歸。由於美國對日本提供安全上的保障,使其能全心投入經濟發展,冷戰期間,自民黨政府即以「經濟安全保障」為最高施政指導原則。
但隨著國際情勢丕變,日本在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角色亦出現變化,美國期待日本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性角色。而日本主觀上也想突破戰後「和平憲法」在防衛上的限制,積極參與聯合國架構下的國際維和行動,在國際政治上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尋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地位,邁向所謂的「正常國家」。在美伊戰爭中相挺美國,即是日本積極邁向「正常國家」的具體行動。然而,對此卻有分析指出,小泉純一郎首相已揭開日本重歸右翼軍國主義的序幕,而其繼任者也必將承繼此路線。事實是否如此?

戰後美日同盟

從日本的地理位置來看,日本是個海島國家,沒有任何陸地接壤之鄰國,使其自絕於亞洲大陸之外。從歷史上來看,周圍海洋的天然屏障,也使日本幾乎未受到任何外患入侵,故有人認為日本的外交經驗不足,甚至所謂的「島國劣根性」也影響了日本的外交風格,導致缺乏自信,常受到外在因素的操弄與影響。不僅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因素,局限日本外交格局,戰後囿於「美日同盟」的外交現實亦為因素之一。
戰後,在「美日同盟」架構下,日本缺乏以獨立自主的態度參與國際事務,造成了日本外交意識的虛幻膨脹。換言之,日本常常不是以單獨的「日本」為身分從事外交,而是以「日本加上美國」的意識行事。由於戰後日本對於美國的絕對依附性,在美國考慮冷戰東西對立意識形態上,強化了日本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故戰後的「道德性重建日本」被忽略,取而代之的「工具性重建日本」則是以對抗冷戰中的敵人為目的。再者,日本民族性中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取向,使得日本缺乏自我覺醒的能力,所以日本與東亞鄰國間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迴避與混淆,美國實在難辭其咎。美國芝加哥大學諾瑪.菲爾德(Norma Field)曾針對日本在戰後對戰爭歷史缺乏反省提出解釋認為:「美國利益與重建的日本領導階層的新利益契合,加強戰敗反省的豁免。記憶日本曾在廣島、長崎原爆之前進行侵略戰爭,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

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歷史心結

自明治維新展開擴張政策後,日本皇軍橫掃整個東亞地區,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台灣、菲律賓至中南半島,亦或受日本殖民統治,亦或遭到日本旋風式的襲擊,而日軍所到之處,非但燒殺擄掠,甚至進行人體生物試驗、強徵慰安婦上戰場等不人道的作為,帶給受害國家人民極大的痛苦,造成永遠無法抹平的傷痛。
但是,與戰後的德國相較,日本顯然幸運許多。正當戰後的德國遭受到國土被分割為東、西德,且面對鉅額戰爭賠償時,這些事情從未加諸在日本身上。日本本土雖遭盟軍轟炸,卻未發生「本土決戰」,日本國民的精神象徵與神道信仰中的「現人神」天皇並未受到戰犯審判或處罰,日本領土於戰後未遭盟國分割,戰爭中受傷害最深的中華民國放棄戰爭賠償,甚至在美國的冷戰全球戰略佈局中,位居戰略要衝之日本成為圍堵中、蘇共政權的美國重要盟邦,乃至於韓戰與越戰的特殊事態讓戰後的日本經濟有急速重建的機會。這一連串幸運的機會,看在那些戰時被戰火摧殘殆盡,在窮苦潦倒的環境中重建家園的東亞鄰國眼裡,心中不平之感油然而生。尤其,最讓這些國家忿恨難平的是,日本從未對其在二次大戰中的種種侵略行為,正式的表達謝罪之意。

對戰爭歷史責任反省:日、德兩國的對照

相信許多人求學時讀到日本侵華歷史時,一定對於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和課堂播放的日本侵華歷史紀錄片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整部中國近代史,幾乎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史。
因此,歷史問題即成為中國與日本關係發展上,難以消除的芥蒂。從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起「歷史教科書事件」發生以來,即常因某些日本政界人士的行為或發言,導致二次大戰的東亞受害國家同聲抗議譴責,例如,一九八五年發生日本中曾根首相正式參拜日本靖國神社;一九八六年發生第二次「歷史教科書」事件;文部大臣發言不當導致中國抗議;一九八八年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否定侵略戰爭談話;一九八九年竹下登首相指稱,「太平洋戰爭」是否為侵略戰爭,有待後世歷史評斷等。為何類似事件不斷發生,追根究底與日本政府對於這段歷史的態度,以及在近代史教育上的偏差有關。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在歷史教育中,極力淡化二次大戰史實的學習,日本高中近代史教科書整體而言內容貧弱,其篇幅平均三十五頁,僅達法國的二十分之一、德國的十分之一而已,甚至還不時發生篡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因此,二次大戰的受害國認為,一般日本民眾對於歷史的瞭解程度是不夠周全且不深入的。同時,日本民眾在處理中、日、韓間所發生歷史認識問題的摩擦時,對受害國民眾的憤怒情緒為何而起也無法完全理解,甚至感到不以為然。
反之,德國在戰後不僅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承擔責任,誠懇向受害國和受害者道歉,甚至先後兩位總統,對猶太受難者墓碑下跪賠罪。其次,在歷史教育上,忠實地向年輕世代講述戰爭歷史,並勇於承認納粹黨在大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培養下一代正確的歷史觀。除了官方的戰爭賠償外,更向各大企業財團集資設立民間基金對受害者提供賠償。透過不斷的教育的方式告誡她的人民,絕不可再犯下相同的歷史錯誤,因為忽略歷史真相與對於歷史責任的反省,將導致國家再次步上滅亡之路。德國對於兩次大戰真誠反省的態度,甚至超過歐洲鄰國的要求,也因此贏得彼等的信任與和解,迅速的回歸並被接納為歐洲的一員。其實,德國對於戰爭歷史的態度,並未對德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任何不利的影響,反而,由於與鄰國間歷史性的和解,讓她與過去的「世仇」法國密切合作,催生歐盟,也因而大幅提高德國的國際地位與聲望。
歷史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記憶,而國家與民族的存在是依據這些資料來辨識自己的身分,所以不管發生過多大的苦難、罪行或屈辱,皆不容篡改,否則即如同否定自身的存在。因此,在教科書上企圖掩飾其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罪行,意味者把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存在的記錄抹去,這是一種傷害本質的反人道行為。如果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能像德國般的誠實與虛心,或許日本與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東亞國家間,也能如德國與歐洲鄰國般地實現歷史的和解。在致力於區域安全保障合作的過程中推動歷史的和解,透過這兩者良性循環,加強區域各國間的信賴關係,始能真正解除亞洲國家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疑慮。

橫在邁向政治大國路上的巨石

二○○○年十月,阿米塔吉(Richard Lee Armitage)在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提出所謂的「阿米塔吉報告」(Armitage Report),闡述後來美國小布希政府的對日外交政策。報告指出,美國期待日本自過去的「專守防衛」走上「集體防衛」,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協助美國,建立如美英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的美、日關係。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中,美國更是明白要求日本積極參與,借用阿米塔吉的形容,即日本將不再只是出錢買票進場的觀眾,而是下場比賽的選手。因應美國的期待,日本首相小泉排除朝野的反對意見,在二○○三年十二月九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上,依據《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通過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概要的基本計畫。二○○四年二月三日,日本自衛隊本隊繼先遺隊之後,啟程赴伊拉克,實現日本自衛隊首度在仍屬戰鬥地區執行任務。
雖然日本派兵伊拉克,顯示日本戰後以來所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鬆動,並往「集體防衛」的方向挪移,但基本上這項改變仍是在「美日同盟」的安全架構下進行。從美國要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初,日本即扮演積極支持的角色。除了派兵之外,小泉內閣還決定二○○四年度向伊拉克提供十五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在二○○五至二○○七年再提供三十五億美元的貸款。迄今世界上表示要向伊提供經濟援助的國家與國際組織僅有美國、日本、歐盟、英國、韓國、西班牙和世界銀行等。其中,日本許諾將要提供的援助金額僅次於美國,是英國的5.35倍,是歐盟十五國的21.15倍。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第二大對伊援助國。此表示日本有意扮演「亞洲之英國」的角色,在安全與外交政策上,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堅實盟友。
對於日本調整防衛政策的步伐,美國學者尤金·馬修斯(Eugene A. Matthews)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三年十一~十二月號發表題為「日本的新民族主義」(Japan’s New Nationalism)之文章,提醒我們注意,「民族主義在日本將極可能繼續強化。日本憲法第九條亦將被束之高閣,日本將藉美伊戰爭和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佔領來規避對其自衛隊的限制」。而亦有人相信日本正利用參與國際反恐戰爭,著手進行新一波的再武裝。
雖然冷戰後日本逐漸興起的新民族主義,在國內外現實環境的制約下,不至於發展成「軍國主義」,我們應審慎並務實地回應日本在美日同盟關係下,在區域乃至於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扮演更具建設性的軍事角色。但倘若日本對歷史是健忘的,未能反省,則貿然地讓其擁有獨立、強大的武力,對日本、東亞甚至全球而言,仍是具危險性的。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確立「脫亞入歐」、「開疆拓土,布國威於四方」的發展方向,最後並形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此種思想類似納粹德國「生存圈」(lebensraum),其理論是以法西斯主義為原理,不滿當時英、美、法各國所支配的世界,主張再瓜分全球。日本應當學習戰後德國對納粹黨人及政權引為差恥而深惡痛絕的態度。德國人主動揭發所有納粹暴行的紀錄、工具,並公開展示。在展示場中,德國人並以大型標語提醒世人:「當人們忘記這種罪惡行為的時候,這種罪行就可能再度出現」。
因此,當日本積極思索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之際,如何取得東亞鄰國的信任,避免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日本應該作出以下努力:
--重新省思對於「大東亞戰爭」之態度,並誠心與東亞鄰國化解歷史認識上的歧異。
--積極與亞洲各國溝通,以其經濟實力為後盾,協助亞洲其他國家發展,盡其身為亞洲一員之義務,莫以「經濟殖民」的方式與亞洲鄰國往來,以建立互信機制。
--以共同價值體系為為基礎,促進彼此間的文化理解,形成亞洲一體感。東亞擁有儒家文化、漢字文化、佛教文化等東方文明所共有的價值觀和文化符碼,藉此形塑亞洲人的共同身份認同,形成亞洲一體感。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台灣大學日文系兼任副教授。

陳舜仁 中華歐亞基金會資訊部副主任,輔仁大學兼任講師。

【人籟論辨月刊第5期,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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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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