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按日期過濾項目: 週一, 02 十月 2006
週二, 03 十月 2006 02:20

台灣農村的變與不變

一輛輛的遊覽車駛入山林,帶來了人潮與觀光收入,
卻也帶來了垃圾、噪音、與粗俗的消費文化。
這樣的農村轉型,真是我們所要的嗎?

去年十月退休後,我在法鼓山做義工,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兼職,也繼續從事心愛的詩創作。今年二月,我到阿里山鄉的茶山國小,教小朋友寫童詩。這是我第二次到茶山村,對當地的發展與變動有很深的感觸。

來到茶山村

茶山村有三個族群:鄒族人佔百分之六十,漢人佔百分之三十,布農族則佔百分之十,三族相處得非常融洽。全村約有一百四十戶人家,四百多位村民,都是從外地遷來的,不是當地的原住民。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教會活動是村民的精神生活重心。這次到茶山村一個禮拜,我感覺回到小時候所住的農村情境。在這偏遠的原住民部落,村民以農耕為主,過著傳統的農村生活。村子裡聚落散布,每個聚落沒有幾戶人家,整個村子都是小朋友的遊戲場,東邊這家人認識西邊那家人,南邊這家人認識北邊那家人。
在茶山村,我每天為小朋友上一小時半的新詩課,下課後和他們一起打排球。雖然只有短短五天,小朋友的進步出乎我意料之外,第二天就寫出很好的作品,他們的詩展現了純真的童趣和豐富的想像力,一點也不輸給平地擁有多樣教學資源的兒童。請看以下三首詩:

蚊子就像超小型的護士一樣,帶著注射針,到處亂飛。[許庭皓]
紅原子筆每天都流著血,幫我們改考卷,真是要命。[方育翔]
月亮就像我們的媽媽,它穿著黑色裙子,衣服上還穿掛著一閃一閃的珠子,
真漂亮,它還會唱搖籃曲哄我們睡覺呢! [李妙微]

李妙微的月亮是平地小朋友寫不出來的:山上沒有光害,天空全是暗的,所以月亮媽媽穿著黑色的裙子,這時的星星在天空更顯得明亮,變成黑裙子上一閃一閃的珠子。平地的夜晚因為有光害,天空灰濛濛的,小朋友看不到黑裙子。

農業式微 狩獵禁絕

茶山村非常偏遠。這裡的朋友告訴我,公路未通以前,他們要走一整天才能到嘉義市,在那裡過夜、辦完事回來已是第二天半夜了。村子裡的傳統作物是小米、竹筍和梅子。小米是以前的主要作物,如今賣不出去,只能自己吃;竹筍和梅子過去有廠商收購加工外銷,最近幾年銷路不好,除了送到附近幾家餐廳,也運到一、二小時路程的地方賣,價格也比其他產地便宜。他們還生產一些茶葉,頂著阿里山茶的名號,價格還好。最近發展苦茶油,做得不錯,價格很好,一瓶大概可賣(台幣)八百元,但有些廠商從大陸進口苦茶油,只賣五百元,打擊當地苦茶油的銷路。由於無法靠農業收入養家,很多村民到平地打工,造成社區很多田園荒廢,至為可惜。
除了生產環境的改變,整個社經環境也改變了,和台灣其他農村一樣。過去,村民除農耕外還打獵,他們打獵是夠吃就好,不像現在非法獵人濫殺圖利,造成野生動物滅絕。當時他們出外身上隨時帶著獵刀,如今獵場被政府收回保護,沒獵可打。開村的老先生身上佩掛著一把摺疊式鋸子,茫然的眼神讓人看了心酸……

生態庭園處處可見

八年前政府(主要是農委會)推動農村再造,協助村民發展休閒農業,修築道路、蓋茅草涼亭、獎勵生態景觀,逐漸將茶山村建設成一個有特色的休閒農村。在前任村長李玉燕女士的堅持下,更帶動了庭園生態化。現在走在村子裡,隨處可見生態化的庭園,不像花木排列得整整齊齊的傳統花園,而像一座迷你的自然公園,這邊一簇花,那邊一圍樹,步道曲蜿,一眼見不到底,感覺非常自然,沒有工匠化的景觀。
李村長說,小時候院子都是菜圃,後來為了居家方便都鋪上水泥。八年前想打掉水泥地,還它一個小小的生態環境,但可真不容易。她自己以身作則做出一個生態花園,才慢慢有人跟進。現在連面臨小路的房子,就算只有一點空地,村民也會加以美化。這種社區轉型非常成功,在偏遠的原住民部落尤其難得,也引來很多遊客。
村子裡有十二家民宿,經營者都有生態景觀的概念,因此,我們看不到大型的民宿招牌,經詢問才知道哪家可住宿。村子裡也有政府輔導的「田媽媽班」(註1),田媽媽要考上丙級餐飲執照才能夠辦桌。她們平常種田做家事,只接受外面的預約供應餐點。她們的餐點也非常具有地方特色,使用的野菜食材得前一天上山採集(他們稱為打獵),很受旅客的稱讚。

劣質商業文化的入侵

觀光客進來了,錢進來了,村子裡的文化也起了變化。慢慢地,外面的生意人用速食的經營手法進入了這個村落,逐漸改變了村子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早上六點公雞開始啼,之後八點鐘,賣菜的小卡車從山下開到山上,用大喇叭播放流行音樂,赤剌剌的,村子裡每家都聽得到。KTV像癌症般,也在這寧靜的山村蔓延開來,這當然是應遊客的索求,真不知道不懂享受寧靜的人為何老遠來這裡喧嘩。為了迎接遊客,兩層樓的鋼架餐廳蓋起來了,巨大的招牌豎起來了,與山村景致完全不對稱,這些外來的劣質商業文化正在衝擊、吞齟著原本脆弱的部落文化。

「分享文化」無以傳承

我之所以那麼喜歡茶山村,主要是一句「我心喜悅」。這是前任村長李玉燕女士教我的。當我問她鄒族人的「謝謝」怎麼說,她說鄒族沒有「謝謝」這個詞,只有「我心喜悅」。她說:鄒族的傳承是分享的文化,例如打了山豬回來,不是自己家人獨享,而是與族人一起分享,分享的時候大家內心都非常喜悅,所以只有一句「我心喜悅」就夠了,不必說謝謝。這麼美的分享文化,現在仍在某些地方維持著。在鄒族人家的涼亭下,他們會掛串芭蕉請客,客人只要說聲「我心喜悅」,就可以享用芭蕉。
但是現在從山下到這裡來的遊客,是來消費,而不是來分享。遊覽車小姐會告訴他們:看到芭蕉可以盡量吃,那是不用錢的。於是遊客吃不夠還多拔幾根帶回去。最讓村人傷心的是,路旁他們種的一整排芭蕉,旅客竟一整串割下來放上車子帶回家。我的朋友說:我們的芭蕉是要分享的,但是遊客這樣做,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制止他。我心有所感,寫了這首詩:

掛起獵槍和獸囊,失去的獵場
刻在阿里山茶山村的村路旁
族人狩獵的原野
消失在時間的列車上
阿里山鄒族的勇士
成為無座位的乘客

六十年前我們的祖先來到珈雅瑪
承接一千六百年前滅族的TAKUPUYAN人的土地
十年前族人還常看到英俊漂亮的幽靈
幽靈只希望我們不要改變地貌
他們才認得路回家
現在看不到原始森林,村子裡蓋了鋼架的房子
我們看不到幽靈

茅草亭簷下一串串的芭蕉
從青掛到黃,不是賣的
掛著要與客人分享
台北來的遊客,幻想浪漫的夜生活
還將種在路旁的芭蕉用車載走

僅存的第一批移民,AMOTIBUSUNGU
肩上斜佩著一把短鋸子
茫然的眼神哼著古老的歌
遠望玉山神聖KUBA祭典所
種著雀榕神樹石槲蘭神花
敬奉小米酒,合唱著祭神歌
擔任口譯的李村長
不喜歡參加時間表格化的祭典
帶領著族人敲掉每家院子裡的水泥
還給蝴蝶和蝸牛一個個小生態
赤腳在草地上,用心靈的觸覺走向休閒農村
搖動泥土和空氣串成的竹節,喚醒遊客
分享的文化
讓族人的生活自然豐富

農村轉型的矛盾

村子裡大家都在討論,在外地帶來的衝擊下,如何把這個村子永續經營下去?在遊覽車業者主導的旅遊模式下,遊客來此進行快速消費,整車開進來、下車進餐廳、逛禮品店、上廁所、然後上遊覽車。遊客根本沒時間體會生態美化的社區,更不會欣賞分享的文化。
大家圍在火爐旁,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該如何讓遊客明白分享的意義?有人建議要教育遊覽車導遊,請他們向客人說清楚,雖然不用付錢,但要心存感謝,只能吃不能帶,要學點文化回家,也讓遊客吃得心安理得。也有人主張如今小朋友都說國語,快速學到外面的文化,慢慢會忘掉自己的文化,故維持特色文化來吸引旅客其實很難,因此他們主張把村子蓋漂亮一點,以自然工法將景觀弄好,把入山的道路拓寬,讓更多遊客進來。我在村子裡也觀察到,小朋友幾乎很少用母語交談。如果朝這方向發展,慢慢地部落寶貴的文化都喪失了,那旅客來看什麼?茶山村在阿里山半山腰,沒有好山好水,遊客來這裡做什麼?難道住在這裡看電視、喝酒、唱卡拉OK?
我不禁要問:這樣的農村轉型,得到的價值是什麼?往三級產業發展很好,但寧靜山區部落能永續存在嗎?台灣僅存的分享文化要任其絕跡嗎?以前政府強迫大家說國語,現在的市場價值卻引誘他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到底原住民文化價值是什麼?政府的價值觀又在哪裡?難道只是鼓勵更多的遊客去消費?還是虛心學習,把原住民的文化當作台灣寶貝的資產,愛護它、發展它?
失去獵場的原住民勇士雕塑站在路旁,仰望著天空,他們還得失去和親人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態嗎?我們在茅草亭子裡討論了很久,討論得頭都痛起來…

【人籟論辨月刊第17期,2005年6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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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農委會透過培訓等方式,輔導全國農村婦女經營副業的計劃,如田園特色料理、民宿、手工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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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3 十月 2006 01:51

城市新移民︰中國「農民工」

現代化與都市化,促使許多中國農村人口流入城市。
相應政策的闕如,使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夾縫中掙扎求存。
他們的處境攸關社會未來,更是政府與民間的共同責任。

城市化與流動人口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步入高潮,但對於城市化的理性認知,卻未能與建設速度同步,不少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在規劃發展時,僅僅注意到硬體建設,而忽視了人口及文化的轉變。城市化並不僅僅是城市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歸根究柢是「人」的發展,是「人」的城市化──意即城市人口的職業構成、生存狀況、城市文化特徵,以及城市精神等等。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農業大國來說,人的城市化——即從農民轉變為市民——過程是非常艱鉅和痛苦的。因為對個人和家庭來說,這不僅是職業的轉換、文化的轉換、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還要面臨來自制度排斥的壓力和文化的歧視。而對於國家來說,這種轉變不僅涉及規模龐大的數億人口,還涉及整個國家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國家發展重點的轉移、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政策的調整等等。
由於中國城市化來得太快,國家至今還沒做出「農民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同時建國以來,城鄉二元化體制對農村人口的制度性排斥和源自傳統的文化性歧視也未能得到糾正,因此在城市化進程的社會轉型時期中,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城市中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不流動的「流動人口」和既非農民、也不全是工人的「農民工」。

非農非工的「邊緣人」

二○○四年十一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宣布:中國城市中已有一‧四億流動人口。這意味著城市裡幾乎每五人中就有一人不是本市戶口。這些流動人口中,來自農村的人口占了絕大多數,他們被通稱為「農民工」,或簡稱「民工」。其實,這些流動人口中有相當多數是「不流動」的,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籍,哪怕他們已在城市生活、務工經商多年、甚至已在城市成家立業,卻仍然被視為「流動人口」。事實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早已不是農民,但也並不全是工人。他們中有企業工人、事業機構和公司職員、小業主和私營業主、做買賣的商人、自由職業者、流動打工者、從事家政、餐飲、美容理髮、修理、勞務、教育文化等各種服務行業的打工者,以及在各種機構公司裡的臨時工、保安…等。他們雖然有「農民」的戶籍,卻不從事農業生產,絕大多數也沒有農業勞動的技能和經驗,一旦回到農村,他們同樣面臨著「下崗再就業」的困境。雖然他們的職業、崗位不同、獲取報酬的途徑不同,但他們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基本「城市化」或「邊緣城市化」。僅僅是因為沒有城市戶籍,他們不能稱為「居民」,但也絕對不再是「農民」。

體制外的城市居民

由於缺乏「市民化」的制度安排,「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目前仍然處於國家社會管理體制的邊緣,億萬的「農民工」已經造成中國公民中的隔閡和分裂。一‧四億人口在城市裡生活和勞動,卻不被承認是「城市居民」;由於沒有城市戶籍,他們被排斥於體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之外,使得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他們很難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務,也未被納入城市管理體制內。從長遠角度來看,城市發展規劃中若沒有對人口城市化的安排,將預示他們今後的生存狀況很難隨著城市發展而得到改善。
缺乏對人口城市化的規劃,反映了「農民工」將面臨制度的排斥。按照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理論,社會排斥是指「個體有可能中斷全面參與社會的方式」。由於我國的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工因為離開農村而中斷原有(在農村時)的社會參與,而制度又沒有為他們進入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提供合法而正式的參與途徑,他們只能利用體制和政策的空缺尋找生存空間,因此他們的生存空間被學術界稱為「體制外社會」。雖然他們也在城市裡生活勞動,為城市發展提供不可替代的貢獻,卻在各方面受到制度的排斥。

政治參與的孤兒

在政治方面,他們沒有在居住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進入政府公務員序列的機會,因而在政治舞台上沒有代表他們利益的聲音。他們的訴求無法得到當地政府的回應,就連一些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也無法參與。以目前頗受關注的「民工子女學校」為例,雖然溫家寶總理也做出「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的指示,但是現有的教育體制卻剝奪了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一些城市近年也推出「接納外來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學」的政策,但決策過程卻完全沒有當事人的參與,甚至沒有調查或聽取當事人的訴求。經常有招收流動人口子女的「非法學校」被停辦和強制拆除的事件發生,但是「非法學校」為什麼能夠存在?為什麼有這麼多學生?為什麼屢拆屢建?有關部門很少聽取當事人的訴求。農民工和子女渴望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呼聲,很難從政府得到積極的回應,更無從得知來自政府部門的資訊。很多家長都是在學校被關閉或拆除以後,才知道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上「非法學校」。因為缺乏政治參與機制和途徑的制度安排,類似這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往往也無法真正解決實際的問題。

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排斥

經濟方面的制度排斥,表現在農民工及其家庭不能全面參與城市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例如在就業市場上,農民工無法獲得與市民平等的就業機會,多數人只能從事一些高勞力低報酬的勞動、缺少職業培訓和保護的服務工作、自謀生路的自由職業等。他們的工作往往不穩定,收入也不穩定,一旦發生勞資糾紛,也難以獲得法律保護。受到經濟收入的制約,農民工也遭到消費市場排斥,他們中的多數人只能住在城郊結合部的簡易房,購買廉價商品,維持低水平的消費。在購房、購車、借貸等消費活動中,也會受到歧視。
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制度排斥,最典型的還是農民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城市不能保證農民工都能享有《憲法》賦予每個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以及《義務教育法》賦予其子女接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權利,使農民工及其子女失去今後發展的平等機會。另外,農民工也無法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或救助如「低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養老、扶貧、濟困等等,他們在城市裡遭遇的一切困難,只能靠自己解決。
至於文化方面的排斥,則表現在農民工沒有參與社會文化活動與社區生活的機制和途徑,與城市社區成員的聯繫很少,很難參與文化的交流、分享城市文明,進而無法向城市主流社會所認可且占主導地位的行為、生活發展方向靠攏。

縫中求存的法外之民

城市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使他們成為邊緣人,即使憑著自己的努力勞動在城市裡落腳、謀生,發展多年且具一定資產,只要未擁有(通過購買或獲得)城市戶口,他們就無法改變身分,也無法獲得和城市居民同樣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另外,由於農村戶籍的緣故,他們還得多承擔稅費,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兩處納稅(農業稅、工商稅),三處交費(村、市場、住地)」。儘管他們為國家繳了稅,為社會提供了服務,為城市創造了就業崗位…但這些貢獻有相當部分沒有進入國家的統計範疇,因此他們的經濟活動基本屬於「非正規經濟」。他們的聲音很微弱,他們的貢獻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的處境也很難被關注。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是弱勢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種社會管理缺失,給了他們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空間,使他們憑藉自己的社會資本,利用轉型時期的體制和政策空隙,在社會排斥下仍然開拓出自己的生存空間。然而,也正因這個生存空間是社會管理缺失的產物,國家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乃至社會控制在此也同樣缺失,目前城市發展中的社會問題,如製假售假、不法交易、違法建築、非法經營等等多發源於此。特別在進城的農村人口聚居地區,由於缺乏管理和監督,居住於此的居民行為遠離主流控制,造成賭博、吸販毒、嫖娼賣淫、非法同居、不法經營、不按規定及時辦理暫住證、「超生」(違法生育第二胎)、亂倒垃圾、違章搭建、偷盜等等現象比比皆是。
按規定,生活在這些社區的人們應該接受社區與派出所的雙重管理,如:暫住登記、治安、糾紛等由派出所管理;清潔衛生,計劃生育、房屋出租等則由社區行政(街道或村、組)管理。但事實上,社區管理只是針對擁有本地戶籍的房屋出租者,而對沒有本地戶籍的租住者沒有管轄職責,自然無法直接聯繫。長期以來,城市未把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納入管理範圍,因此無法對他們進行統計調查,導致對這些已在城市生活、近兩億公民的實際情況,幾乎沒有任何官方的統計資料。

何日能成為「新市民」?

儘管農民工進入城市只是為了謀生,然而國家的發展也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已經在城市生活的農村人口,事實上已經成為城市的新成員,按照國際慣例,他們是「城市移民」,城市的發展有必要把他們納入規劃。把人口城市化納入城市的發展規劃、由城市政府為新移民提供參與社會的途徑、從制度上消除對他們的排斥、保證他們能夠全面參與社會,進而保障他們的公民權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政府已開始著手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從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工資,到北京市取消限制外來人口的規定…諸多跡象顯示,農民工的問題已經開始列入政府的辦事日程。某些城市已經把定居城市的農民工稱為「新市民」(例如無錫的『新無錫人』),開始給予他們市民待遇。雖然這樣的城市還不多,但隨著政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我們相信,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將在近期內獲得突破性進展。城市裡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將逐步轉變成「新市民」,而「農民工」最終將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名詞。

【人籟論辨月刊第17期,2005年6月】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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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3 十月 2006 00:00

愛滋攻防戰

【郭穎怡 譯】

防治並重的政策及活躍的民間組織,是台灣迎擊愛滋的利器。
但是,過時的法律和歧視的烙印,仍是疫戰前線的致命絆腳石。

近年來肆虐各國的SARS、禽流感等傳染病一再地向國際社會證明,病毒的傳播是不分國界的;同時也提醒我們,台灣絕不是一座孤島!因此,不可因為台灣是島嶼國家就失去戒心。其實,早在二十多年前,「愛滋病」已向我們揭示了這項事實。
在台灣,愛滋病侵犯了人們的生活、夫妻關係、家庭和諧,甚至導致死亡。並且,統計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自九年前開始,愛滋病患者每年成長約20%;今年九月份,疾病管制局特別指出愛滋病患者至今已有九千六百多例(註1)。根據經驗,實際數字通常是統計數字的五至八倍,由此推估,愛滋病患者在台灣可能高達七萬名!
面對這項攸關人類安全的問題,其解答與SARS、禽流感並不相同。大約二十年前,台灣衛生當局和一些非政府組織開始試圖抑制愛滋病的擴散,以及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今日我們試問:台灣對抗愛滋病的現況為何?面對造成亞洲超過七百四十萬人被感染的惡疾,台灣有何優勢?未來尚須面對何等挑戰?

政府的因應對策

一九八五年,台灣衛生當局對愛滋病的蔓延迅速地做出了回應,成立了「行政院衛生署後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小組」,並推動第一個五年計畫。其後,為了讓愛滋病防治有正式的規範及法律基礎,政府並於一九九○年頒布「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一九九七年,推動第二項對抗愛滋病的五年計畫。到了二○○二年,開始推動第三個五年計畫,並成立跨部會的「愛滋病防治推動委員會」(註2)。
「雞尾酒療法」從一九九七年至今,皆是台灣治療愛滋病的唯一方法。台灣也是第—個由全民健康保險全額給付愛滋病醫療費用的國家。然而,對於降低國內愛滋病的感染率,這樣的政策仍然不夠。二○○四年的「第七屆台北國際愛滋病研討會」公開批評衛生署在防治方面沒有新的創舉,尤其是針對青少年族群。在疾病管制局所提出的報告中指出,絕大多數年輕人使用保險套只是為了避孕,並且使用率只有50%。如此的情形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台灣愛滋病的感染者當中有40%是介於十四與二十九歲之間。
該次會議之後,台灣政府擴大了愛滋病的防治範圍,愛滋病再也不是政策中的邊緣問題。政府提出的三項措施證明了防治的決心。首先,為了加強青少年愛滋防治,政府推出的策略包括:在國高中加強宣導性教育、設立青少年休閒中心、為青少年架設關於兩性問題的網站,以及提倡「安全的性」。其中與最後一項相關的是,在行政院愛滋病防治推動委員會所提出的「遠離愛滋ABC三部曲」(註3)中,保險套原本一直被放在防治愛滋的最後一道防線,但考量青少年感染愛滋病的現況,以及他們的生活型態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所以衛生署因應社會變遷而調整政策,轉而提倡保險套的功效。
第二項防治措施是針對懷孕婦女。今年世界愛滋病日的主題是「女性與愛滋病」,疾管局長郭旭崧在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表示,愛滋病毒篩檢將自次年一月一日起納入全民健保孕婦產前檢查項目,費用則由衛生署支付。雖然這項措施不是硬性規定,但卻是防治愛滋的一大步。

「減害計畫」引發爭議

最後一項防治措施是避免使用已感染的針頭。衛生署在二○○五年八月開始試辦一項針對靜脈毒癮患者的「減害計畫」(註4),包括提供乾淨的針頭及戒癮藥物「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當然也包括愛滋病毒篩檢以及轉介戒毒。此類措施在世界各國皆成功降低了毒癮者的感染率,但在台灣卻引發了一些爭議。其中,除了認為它會助長吸毒之風或開啟犯罪大門之類並無研究根據的反對聲浪之外,亦有一些較具建設性的批評,在在提醒我們,「減害計畫」應和「安全的性」雙管齊下,才能有效控制愛滋病的傳染。
此外,亦有人向衛生署提出質疑,「減害計畫」是否反而成為警政單位逮捕吸毒者的方便法門?就目前看來,法務部並未與衛生署簽署同意書,以確認提供毒癮者清潔的針具並不屬於非法行為。時常接觸毒癮者的非政府組織曾就此提出質疑:有多少非政府組織是公開的進行此項計畫?有多少毒癮者會嘗試取得乾淨針頭?畢竟,這兩者皆會受到司法判決的威脅。

政策模稜兩可 影響防治成效

若我們觀察最近的演變,不難發現二○○四年是衛生署防治政策的歷史轉捩點。從那之後,台灣便以「治療」和「防治」並進、較寬容的作法來對抗愛滋病。這樣的政策若能確實執行,的確可為防治工作帶來龐大的成效。然而可惜的是,政府政策的模稜兩可,阻礙了施行的效率。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當衛生署在效法他國「減害計畫」以對抗愛滋的同時,卻也提議修改「捐血者健康標準」的相關規範,其內容明定「男性間性行為者及性工作者永不得捐血」(註5)。其實,國外的研究報告早已證明,這樣的規定是很荒謬的。雖然這項修正案還在評估中,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從中看到保守的想法以及未參考國際經驗的作法,足以讓台灣民眾在尚未清楚愛滋病傳染途徑的狀況下,已經強烈感受到政府對某些特定群體的歧視。

非政府組織的耕耘及貢獻

在對抗愛滋的努力上,許多非政府組織總是默默耕耘、默默參與。自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促使民間組織活躍發展。就在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同時,愛滋病也悄悄的在台灣生根。因著這兩項因素,對抗愛滋病的非政府組織也在一九九二年開始逐一成形。雖然各團體的工作宗旨相異,但內容卻是互補的(註6)。
在台灣,此類民間團體大部分皆致力於防治工作,有時也同衛生署合作。防治的對象包含國高中、大學的青少年以及同性戀、性工作者、吸毒者和受刑人。此外,他們亦會不定期舉辦「愛滋被單」的展覽,藉此紀念去世的愛滋患者,亦努力使一般民眾更了解愛滋病。
非政府組織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給予感染者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在精神支持方面,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會前往愛滋病患的住家、醫院、監獄探視並關懷,這對於減少愛滋病造成的社會不安,是非常重要的貢獻。這也就是非政府組織為何決定要以此補足政府政策的不足之處,為的也是不希望患者在已罹患不治之症的狀況下,又被「朋友」、醫療人員、監獄人員遺棄排斥而遭受「二次傷害」。
在物質方面,某些非政府組織提供讓剛出院、尚需調養、感染末期、經濟狀況不佳或遠道而來接受治療者,一個長短期、單人或團體的住宿場所,不久前也開始收容父母皆感染愛滋的孩童(註7)。在此必須強調,那些地點皆是祕而不宣的,因為根據過往經驗,這些地點一旦被附近居民得知,非政府組織就必須面對強烈的抗議,而抗爭的理由多半基於害怕房價跌落、或者對當地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等等,且此種情況現在依舊不斷上演(註8)。

充滿歧視及不合時宜的法律

最後一項與上述問題有關,那就是「歧視」。在台灣社會,對愛滋病患者和高危險群體的歧視和全世界一樣,是讓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最感到挫敗的主因。為了對抗這如同災害般的歧視,雖然台灣當局已實施了一些政策,例如加強國中以上的性教育課程、努力宣導愛滋病相關知識、監督傳播媒體…等,但仍是尚嫌不足。
對此,非政府組織極力維護愛滋病患者的人權、對抗外界的歧視,並努力一個一個地協助在教育體系、軍方、企業、公家機關、監獄中因身分洩漏而遭受歧視傷害的愛滋病患者(註9)。這些努力有時顯而易見,有時卻是看不到的。維護這些病患的人權,其實有很大的障礙,特別是在法律上。例如疾管局在一九九○年訂定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中明定:「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此與一九四四年日治時代所訂定的「傳染病防治法」相互矛盾。「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部分條例採用隔離及誹謗之措施來防治傳染病,卻也了開啟歧視的大門。最實際的例子就是一些公司、機構以這項法案作為拒絕病患工作的藉口(註10),對於致力維護感染者人權的非政府組織來說,最大的敵人莫過於此。
此外,「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中的第十四條明定,「強迫驅逐非本國藉病患離境並嚴禁患者入境台灣」(註11),對此,政府雖在二○○四年十一月提出一套較為彈性的折衷辦法,那就是非本國籍患者可申請在台停留十四天,然而這項修正只是讓人覺得政府的想法太過於天真,對實質情況並沒有太大幫助。雖然,台灣並不是世界上唯一訂定如此法律的國家,在美國、挪威、泰國…等皆有版本不同但內容類似的規定,然而台灣不可因某些國外觀點的錯誤,而將這項法令視為理所當然。

台灣優勢在於民主化與民間團體的力量

民間團體有時也會組成聯盟,以維護感染者的人權並進行抗爭。例如在二○○四年一月,許多團體聯合批評健保IC卡因可讀取病歷資料而洩漏個人隱私,會加深大眾對感染者的歧視。另外在今年八月,有三十個民間團體聯合批評媒體侵犯個人人權,以及用否定的詞彙和態度來報導愛滋病感染者、同性戀、外籍新娘、弱勢族群和原住民(註12)。
防治、支持和維護患者人權,皆是台灣非政府組織對抗愛滋病的三項主要任務。而民間團體和政府的互補,是台灣對抗愛滋病的優點。最後強調,這項成果亦要歸功於台灣的民主化,因為從八○年代末期,台灣非政府組織的成立和愛滋病進入台灣,民間團體為了爭取愛滋病患者工作權、獲得治療和照顧、就學和居住權利的同時,因其具有的行動力和被社會傾聽的力量,也對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有所助益。

掌握利器 迎擊愛滋

首先,在對抗歧視方面,衛生署有著和非政府組織一樣的重責大任,所以政府必須停止「多頭馬車」政策,尤其是在「捐血者健康標準」的這項法案上。
第二項挑戰是「不合時宜的法律」。首先便是一九九○年「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和一九四四年「傳染病防治法」的對立。此外,更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不夠積極,尤其是衛生署、教育部、法務部、警政署…等單位。雖然在「勿歧視」和「安全性行為」的政策上,教育部皆支持衛生署,但另一方面,警方卻常在突擊檢查時利用「保險套」作為裁定從事性交易的證據。另一項突顯政府部門合作缺失的政策,就是衛生署所提出的「減害計畫」。在法務部的認定上,此項計劃是不合法的。並且,警方似乎會在實施「減害計畫」的地點周圍進行臨檢,為的就是緝捕吸毒者。衛生署雖意識到實施上的窘境,卻不畏困難的堅決繼續實施「減害計畫」,並將在二○○五年底,由愛滋病相關團體在桃園設立一個據點,讓靜脈毒癮者免費取得乾淨的針頭(註13)。如果我們參考世界各國類似的案例,不難發現這些政策的施行皆需要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相互合作,而這也是我們必須思考的新方向。
最後一項挑戰是關於非政府組織。若我們從高空鳥瞰不難發現,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呈現南北分布不均的情況。若以衛生署公布的十一個民間團體來看,其中有八個在台北、兩個在台中、一個在高雄。然而,愛滋病患在台中和高雄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非政府組織在中南部就如同沙漠中的綠洲,少得可憐。並且,已在台北成立的非政府組織,礙於資金和人力的有限,已無餘力在中南部成立新的組織。這情況對於防治愛滋病來說,是一項嚴重的致命傷。
總言之,台灣擁有兩項對抗愛滋的利器,就是政府已經意識到預防和治療必須齊頭並進,以及非政府組織有效的參與性和建設性。惟有藉著這些優勢,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才能贏得這場對抗愛滋的戰役!

【人籟論辨月刊第22期,2005年12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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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資料,2005年10月30日http://www.cdc.gov.tw/WebSite_En/index1024.htm.
2.包括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3.所謂「遠離愛滋ABC三部曲」為:拒絕性誘惑(Abstinence)、忠實性伴侶(Be faithful)、 戴上保險套(use a Condom)。
4.「毒癮愛滋蔓延衛署減害」,聯合報,2005年8月13日,A9版。
5.「男同志永不得捐血引發抗議」,聯合睌報,2005年9月19日,9版;「人權團體批衛署歧視」,民生報,2005年9月20日,A11版。
6.如中華台灣誼光愛滋防治協會、台灣愛滋病學會、學生聲援防治愛滋病、希望工作坊、天主教露德之家、愛滋病感染者權益促進會、中華民國懷愛協會、台灣愛之希望協會、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台北市愛慈教育基金會、台灣關愛之家協會等等。
7.「愛滋寶寶滿月,媽媽搶劫上報」,聯合睌報,2004年9月29日,6版。
8.「愛滋天使再興社區遊行」,聯合報,2005年7月10日,C1版。
9.林宜慧,〈淺談台灣愛滋感染者爭取基本人權的困難〉,發表於第七屆台北國際愛滋病研討會,台北,2004年7月18-19日。
10.「學校拒收愛滋患」,民生報,2004年4月9日,A15版。
11.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1990年12月17日,可參考http://www.cdc.gov.tw/index1024.htm
12.「婦女、兒少、同志團體宣布將組聯盟」,聯合睌報,2005年8月8日,11版。
13.負責此中心的是國立陽明大學愛滋病防治及研究中心的主任陳宜民,亦是「希望工作坊」的成員。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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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3 十月 2006 00:00

世界需要中國

當今世界,各種危險與危機成了所有國家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比如氣候變暖、流行病、貧窮、恐怖主義,對新科技的控制和脆弱的金融體系等。全球化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並創造了更多的機遇,但同時也造就了諸多整體性的弱點。對於上述的難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自找到答案。只有探索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並制定共同的戰略、創建地區性的合作組織,在各種利益問題上互作讓步……這才是我們面對未來的唯一出路。
 
世界上民族的多樣性,使我們擁有了多元性的文化資源,只有這樣的文化多元性才能幫助我們創造出一種平等而和諧的持續發展模式。人類不同的智慧傳統啓迪了我們的文化、哲學、藝術和宗教,形成了我們日常體驗的資庫,也能使我們的經濟生活更具倫理性:以合理的方式分配財富、表現出慷慨和創造性、讓那些經濟增長不平衡的受害者有發言權。做到這一點,只需要我們分享各自的文化資源,互相取長補短,將人類各種智慧傳統有機的融合起來。
 
因此,為了創造一個共同的未來,世界需要中國。一方面因爲中國擁有極為豐富多彩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因為今天的中國充滿活力並富有創造精神。當然,中國也需要世界,世界使中國的文化更具多元性。許多人類目前面臨的挑戰,都是一個國家無法單獨解决的。面對這些共同的挑戰,現在難道不就是中國更加堅决地參與其中的好時機嗎?難道中國不能爲此找到一個更加振奮人心的新計劃嗎?換句話說,中國現在的目標應該是建立普遍性的發展模式。近年來,我們常常聽到China first這樣一個口號。現在我們是否可以一起說:world first呢?
 
我接觸到的中國人常常給我一個印象,就是他們擔心中國在世界上被孤立,擔心中國沒有很多真誠的朋友。的確,世界常常表現出自私和懷疑,但是我們應該做出正確的反應,同時表現出更多的信心和開放精神。如果中國以外的世界看到中國率先實行的一些舉措,比如减少大氣污染、與流行病作鬥爭、鼓勵最貧窮的國家的發展,和對新能源進行投資,那麽他們將會明白,中國對國際社會來說是多麽不可或缺的夥伴。
 
中國如果想解决自身的某些問題,也必須成為世界治理的積極分子。中國置身於國際事務之中,以積極的行動,展現出對世界的團結和持續發展負責任的態度,符合中國和世界的利益——這是大國當代應負的責任。說實話,過去西方並沒有承擔起這方面的責任,遠遠沒有!但是,別人的錯誤不應該成為今天我們自私的藉口。建立一種信任而有耐心的夥伴關係,將教會我們如何更好地共同治理我們賴以生存的脆弱世界。


週一, 02 十月 2006 23:27

慈心慧質話彝族姑娘

【王愷寧專訪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際副司長巴莫阿依】

促進女性地位 全賴民改教育

在過去,彝族社會只有所謂的女性「德古」(調解糾紛的人)才能進入公共領域,其他諸如打戰、議事、決策等,則是男性的世界。
然而隨著民主改革,以及男女平等觀念的提倡,婦女遂得以進入公共領域,社會地位亦因此方得以伸張。
此外,彝族女性獲得教育的平等機會,亦是其社會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現今社會乃以考試取決勝負,女性因而更有機會脫穎而出。同時並且激勵婦女,據此大量進入國家機關從事公職或教師、乃至深入企業等各不同領域中,充分展現能力。
另外就是機會。我與妹妹算是機遇不錯的人,例如大學推薦甄選時,雖說我們均須有個人的準備,但若未事先獲得學校推薦,我們根本無法在所有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而我個人,有幸在每個人生階段都還順利。因此,從學士畢業到宣傳部工作,然後再一路從碩士、博士到出國留學,之後卻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國家機關裡發展。
坦白說,我根本就沒有想過會有今天的機遇與成就。這些或許是女性主義潮流的影響,但我認為政府的大力提倡,才是關鍵。
意即,政府的政策給予我們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個人亦懂得抓住此一機會,再加上自我的努力,才可能會有日後美好的果實。

彝族女性社會地位優於漢族

當然,彝族婦女地位仍然普遍存有城鄉差距的問題。其中,最突顯的即在於婚姻決定權方面:以涼山為例,農村社會的婦女,仍舊是停留在父母包辦的情況。
彝族的傳統屬於父系社會,兩性地位與漢族結構差別不大,都是男尊女卑的觀念。每個家庭都是由男性主導,特別是交易等經濟大事,即由男性決定。
婦女在許多方面,都不具名分與地位。例如進入夫家後,她不能擁有個人財產,卻必須承擔家務、奉養翁姑、教養子女、從事農活…
相較於傳統漢族社會,婦女總被認定是既已潑出去的水、終其一生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彝族婦女在某一程度上,其所受到的保護,還是比較優於漢族女性。
婚姻在彝族社會的精神,乃是家庭的傳承與延伸。他們咸認:婚姻不單只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族的事。
因此,若是彝族婦女出嫁之後受到夫家欺負,她的娘家兄弟必定出面討公道,例如將他們的家放把火燒了、甚或把雞鴨等家畜帶走…等等諸如的做法。由此可見,漢族婦女與彝族相較,確實有著天壤的待遇。畢竟,彝族母舅在某一程度上,確有其絕對的地位與影響力。
再者,地位的高低亦與其經濟能力息息相關。城市中的婦女經濟可以獨立,社會地位自然高一些;而在農村,則仍然承襲傳統的觀念,加上經濟水平較低、毫無自主能力、生活圈狹小,婦女只能被家庭制約,地位自然差一些。不過最近已有些彝族婦女,放下過去的傳統觀念,將田間工作所得拿去販賣,手頭既然有些私蓄,當然也就擁有一些自主權力。
至於彝族女性在漢族社會中是否得到尊重?我想,一個工作勤奮的人,必然會受到尊重。身處漢族社會中,當然會被視為「少數民族」,也多少會有些許歧視的眼光,但是當對方發現你各方面的能力與他相當,甚至比他還強,自然會尊重你。

母親堅毅的引領 造就彝族首位女博士

不論是女性,抑或是男性,每一個人在其成長的過程中,母親通常扮演著極為決定性的關鍵,我的母親亦如是。
儘管母親只有初中的教育程度,但她很了解教育的重要,她並且深知:縱使少數民族有政府的幫助、社會的捐助,若是沒有充分且平等的教育機會,恐怕還是難以改變根本的命運。
回顧四歲時,我被父母送到姑母住的小鄉村。但是當時幼小的我,心底最想去的地方其實是西昌。
因為在彝族的宗教驅鬼儀式中,總認為只要把鬼趕到熱鬧的地方,他就不會想要再回來。而西昌正是個吃的、玩的都很多的熱鬧城市;因此,族人便都是把鬼趕到西昌去的!
直到念小學後,母親發現我的錯別字特別多,心想若是讓我繼續待在那兒,恐怕會耽誤了我的前程,於是便隨即將我從姑母住的小鄉村接回家,我因此終於有機會來到涼山的首府--昭覺--讀書。
剛進昭覺小學,我是成績最差的學生。當時又碰上母親要回內蒙娘家,老師提醒我:「成績那麼差,別回去了,你現在還趕不上別人呢!」我說:「我回來再努力,肯定會趕上同學的!」結果考初中的時候,我是全年級的第四名。
讀高一的時候,我便已通過大學推薦甄選,但高中畢業時,並無心繼續升學。況且,那又是彝族孩子首批被送進大學裡的,因此當時並不覺得讀大學有什麼必要。反倒是一心只想著:只要學跳舞唱歌,便可以早一點就業。
於是當宣傳來招生之際,我特別選了唱歌跳舞的科目,然而母親不允,不讓我自作主張。母親當時心特狠的,我天天在她的床邊哭求,即連父親都動了心,還出面幫我向母親說情;但她仍是堅持要我念大學。
胞妹的情況也是如此。她初中畢業的時候選擇當護士,並不想讀高中,因為她認為自己笨。母親卻說:「妳笨鳥先飛,還是去考高中吧!」
如今再回首當年,能夠到西昌就已經是個極大的夢想。沒想到現在,我不單只是去過西昌,並且還去了成都、北京…甚至足跡已然遍訪過海外,二、三十個國家以上。
身為少數民族的我,因著母親堅毅的引領,讓我獲得充分的教育,即是改變我個人一生命運,重要的轉捩關鍵。

專研彝族文化 再創歷史新猷

我是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高中畢業後,隨即進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就讀。民族大學是個多元的學校,擁有來自各地不同民族的學生,也因此啟迪默化我後來的學術方向。
猶記得大學畢業後,我便又回到涼山,旋即進入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兩年。身為第一批大學生,又是少數民族女性;按理說,在仕途上應該具有非常廣闊的前景。而我的父親當時刻正擔任西昌市的市委書記,更可順理地成為我的靠山。
然而父親當時深感:彝族人士在民改之後,擔任地方幹部的較多,但從事自身民族研究工作或高等教育者,卻寥寥無幾。
回溯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並不重視少數民族。直到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少數民族文化才又獲得尊重,黨的民族政策也才落實。
因此,父親建議我繼續攻讀研究所,專事研究彝族文化。他說:「沒有幾個搞彝族研究,能像妳這樣搞的,妳還是好好的做研究吧!」
我遂聽從父親的建議,積極考進彝文文獻研究所,成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彝文文獻領域的研究生;同時也是涼山彝族第一位研究專業。
遺憾的是,唯今專研此一領域的博士,僅有我一人;因為我的指導教授業已故去,因此也就無法再招收新學生了!
我研究的是彝文文獻,胞妹則是研究彝文文學。我們在村裡搞田野調查時,經常是溼著身子回到家,母親見了不忍,流著淚說:「別人家的女兒都是學經濟,然後出國深造,你們卻是天天往村子裡跑。實在不理解妳們父親,為何把女兒拴著做這些苦差事兒。」
後來在一次彝學研討會中,母親不斷聽到與會學者嘖嘖稱讚:他們好父母倆,很有遠見地鼓勵女兒從事彝族文化研究,並且做出好成績…至此她終於才理解,女兒走的方向是對的。
事實上,我們研究彝族文化,同樣大步走出國門,不僅到哈佛繼續深造,還到各國辦展覽、開研討會…而國外學者來到中國研究彝學,我們更是扮演中間的橋樑。
我認為一個人,唯有深入了解其自身文化、族群歷史…他才會有能力為其現今所處定位,也才能充分掌握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女性慈慧特質 社會發展元素

平心而論,長久以來我雖多與男性同學或共事,乃至相互競比。但在我的意識中,卻從沒有性別差異的問題。直至一九九五年參與世界婦女大會時,所謂的「女性意識」才真正從我的腦中蹦出來。
此外在職場上,正因為我是女性,所以更應該努力、更要做得不比別人差,故此從不覺得受到性別歧視。這種感受,也或許是基於個人的工作環境、機遇與自身條件吧!
況且,我身兼母親的角色,自然在工作中流露慈心與認真,對別人更能體貼、關愛,更執著奉獻與回饋的精神。
例如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只要是我負責輔導的學生,我便會執意:一定非得讓他擁有通過考試的實力。因此經常為了陪讀,乃至逢年過節我都是從家裡搬著鍋子,到教室裡煮食給學生們裹腹。
因為做母親的人,往往想表現給孩子好榜樣、好形象。即便是自己稍有不好的念頭,亦都會及時的壓抑下來,尤其是指導學生的時候,這種心理特別強烈。
常有人會問:如果有一天必須在婚姻與工作間,只能擇其一,我將會如何做抉擇?
基本上,我不認為自己會面臨這樣難堪的問題。但是,假設果真讓我遇上了,我想婚姻還是比較重要吧!
因為在家庭裡,我仍然可以回頭做學術研究。設若把婚姻、家庭丟棄了,那麼人生路上我可以選擇的,將會很窄小…
不諱言,大多數人的矛盾總是把家庭、婚姻,甚至把最關愛的人,放在最後頭。
殊不知,實際上他們才是整體國家社會發展,最基本的元素。

【人籟論辨月刊第31期,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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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2 十月 2006 22:53

海島台灣.永續發展

台灣只有回歸海島的定位,
才能把永續發展的概念真正「永續化」。

「永續發展」的概念是由環境領域而來,原因則是全球的變遷和人類應有的回應。而全球變遷不只是氣候變遷,而是人們終於體會到,整個人類已面臨一個極大選擇:過去人們對地球、資源帶來的是不可彌補的破壞,而成長、進步的概念也已不再適用。人們終於看到地球有其極限。我認為「永續發展」這個概念是人類重要的發現之一,其重要性應不亞於電腦的發明,但這個發現則是心智的發現,而非器物的發明,且是人類反省之後得來的。

從成長、福祉到永續發展

二次大戰後的五十年,以聯合國做為主力機構,對全球/世界/人類發展所提出的重要概念,經歷過幾次大轉折:首先,「復原」指的是戰後各國在政治、社會、經濟上的「復原」。到了六○年代,復原已告一段落,世界各國的願景是成長。然而經濟成長所帶來大量消費及經濟結構之轉變,並無法為人們帶來公平,更無法為社會帶來更多的快樂及福祉。故「成長」概念到了七○年代就被發展(development)概念所取代。
「發展」的重要內涵是它不排斥經濟成長,但要加上社會轉型。轉型是有價值意涵在內的,意即是要轉型成為較佳的境地。聯合國曾將七○年代定為「發展的十年」。同時人們也理解到國家的政策及社會的努力,其終極目標不是經濟上「量」的擴大,而是要落實到提升人的福祉與福利,且這福祉是跨階級、族群、性別、年齡的。
八○年代則講「生活品質」。即是在成長、發展和福祉之上,再加上「快樂」。而測量生活品質,不再只求外加的投入(input),而是講求產出(output),也就是測量人們對家庭、職業、交友、環境、治安、政治等面相良窳的感受。
八○年代後期出現的「永續發展」概念是對二次大戰後成長及發展觀念的批判。過去人們並沒有把環境放入全盤思考內,所以永續發展的概念是由環境出發的;社會學家則是要把永續發展拉入社會科學的領域。但是,人類其實只有一次的機會去發現環境問題對人類的重要性,但是卻可能有數代的機會去發現社會和階級不公平的影響。也就是說,永續發展是以環境及資源為基礎,而不是以政治或社會為中心。以下是永續發展概念的內涵、指標及願景:

從「同代」到「跨代」

過去我們講成長、發展,都沒有考慮到下一代。在布德藍報告(Brundtland Report)《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第一次標出永續發展具有跨代的定義:「為了我們這一代的發展及生活品質…不可以為了滿足這一代,而犧牲下一代。」在台灣,我們所做的種種開發行為,是否犧牲了下一代的生活品質所依賴的生態體系?若是,我們必須改變。

從「無極限」到「承載能力」

由無極限的心態轉移到有極限的體認,也是永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內涵。承認極限,即是認識到生態體系有其「承載能力」,亦即生態體系可以負荷多少人口?承擔多大的污染和環境壓力?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眼睛不要比肚子大」,我們的生態體系可以承擔什麼,我們就適可而止。

台灣的海島生態本質

要追求永續發展,第一件事就是把「環境」帶進國家發展的策略性思考,而最根本的就是確實體認到台灣的生態本質,那就是認同台灣是一個海島。幾百年來,我們的原住民很清楚台灣是個海島;閩、客族人在三百年前移民來台,也非常瞭解台灣是海島,因為他們要渡過「黑水溝」。然而五十年前國民黨來台,在政策上一直沒有將台灣當成一個有別於大陸的島來治理。

致力海岸線生態保護

照說海岸是「共有地」,既非國有也非私有。然而解嚴後,海岸線由共有地搖身一變為國有,再下放為私有地。經濟部工業局規劃西海沿岸的工業區及大型開發計畫,由最北的觀音工業區,經台中港、台中火力發電廠等,一路南下直到高雄都會區,我們看到的不是工業發展的藍圖,而是黑色的海岸。我們的海岸是生態敏感區,就應該用維護生態的方法去維護它,不應該任意加以開發。

發揚漁村及海洋文化

全台漁村有二百三十個以上,平均每六公里海岸線就有一個漁村,照理說每個漁村可以發展成為有海岸生活特色的地方。但是不少漁村卻受限於地形或漁港開發不良,漁船竟然出不了海;或是有海洋,但海洋資源卻已被破壞,導致漁民再不能依賴海洋維生。我們應回歸海島特色,建立新的海島生態認同,以及多樣開放的海島文化和海島社會。
最後,我希望永續發展做為一個流行語言應適可而止,它應回歸到它的嚴肅本色──有待務實推動和落實的一個新目標。我們相信只有回歸海島的定位,才能把永續發展的概念真正「永續化」。台灣要有可永續的發展,只有走向海島的永續發展之路。

【人籟論辨月刊第20期,2005年10月】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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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迪安 譯】

經濟問題,必須透過政治途徑來解決。
而經濟發展要能行之久遠,就必須加強區域合作,並提升全球治理能力。

康德緒(Michel Camdessus)在前文《人籟》獨家專訪中的陳述內容,對亞洲各國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一九九七年亞洲爆發的金融危機,最終能夠化解,不得不歸功於當時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的康德緒先生。該組織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但他堅信經濟發展必須行之有方,治理機制必須強化。康德緒在訪談當中所提到的幾個重要問題,我想從國際情勢和經濟的角度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

何謂「治理」?

近年來,「治理」之道漸受重視,原因其來有自。基本上,「治理」指的是透過制度的運作,以達成真正的公平和自由。在八○、九○年代,人們關注的是「市場自由化」。當時,國際金融機構在分析貧窮國家的發展困境時,大都認為問題出在政府的管制,因為層層法規使經濟發展受阻,導致貧窮問題加劇。他們因而認為,若要追求經濟成長,就要尊重市場機制,解除法令管制。
但人們很快便發現,市場力量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有盡責的政府作為後盾。舉凡社會治安、司法獨立、政治廉潔、全民醫療與教育等,都是政府的基本職責,自由市場無法越俎代庖。因此,治理的首要條件,就是政府能把該做的事情做好。也就是說,政府功能和市場機制同等重要。
並且,「治理」的意涵如今已經更為擴大──決策的「透明度」和「誠信」日益重要。當大型企業因財務弊端以致倒閉,政府或企業對會計資料隱而不報、甚至上下其手,就表示治理出了問題。同時,治理也與「民主」有關:基層民眾有權參與公共事務,並獲得正確完整的資訊;黑箱作業的決策過程,會讓國家體制無法正常運作。由此可見,經濟發展不僅與「市場機制」有關,也與「決策體制」有關。

「世界治理」概念的萌生

於是,人們發現「治理」不單是企業或政府體制的問題,世界治理(world governance)的概念於焉萌生。首先,國際社會透過跨國機構來處理某些國際事務,例如聯合國。與政府機構相同的是,這些跨國機構必須講誠信、重廉潔,也必須容許各國表達不同的意見,特別是透過非政府組織(NGOs)來發聲。更重要的是,有諸多跨國性的重要議題,都不能只靠個別國家來處理,像是大規模的傳染病疫情、對抗貧窮、石油及水資源的管理、廢氣排放等環境問題,都必須由各國聯手應付。因此,必須透過「世界治理」的體制,以及一系列相應制度的設計與運作,才能確保人類共同的未來。

「永續發展」不容忽視

近來,石油價格高漲,以及美國紐奧良市因天災而遭逢的空前危機,都向我們揭示了「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要追求可長可久的發展,就必須同時顧及環境保護、經濟成長以及全人類的福祉──我們必須為未來的世代著想。這是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民間團體和每位地球公民的共同挑戰。
至於「永續發展」的意涵,其最廣泛被運用的定義是:「經濟發展不能只顧滿足現時的需求,而連累未來的世代,使其無力滿足自身的需求」。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人們漸漸明白目前的發展是在透支未來,終究會走不下去。只要看看生物的多樣性日益萎縮、雨林橫遭破壞、魚類受到濫捕,以及環境和氣候如何受到消費型態的影響,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如果人們的生活方式不變,地球的負擔越來越大,水、土地和空氣等資源和環境的壓力逐步升高,終究會撐不下去的。
顯而易見地,面對資源分享、治理之道、決策機制等問題,我們不能「頭痛醫痛、腳痛醫腳」。當前要務是如何發展出一套決策過程,以實際行動開創可長可久的發展模式。這就要談到「區域聯盟」了。

區域聯盟:永續發展的政治途徑

康德緒極力支持歐洲聯盟的運作,而且希望其決策和制度的設計能更趨近聯邦體制。區域聯盟的設立,確是達成良好治理,使世界經濟永續發展的良方。這應該是他對歐洲整合如此投入的原因之一。
同樣的道理,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區域組織的強化,對追求世界和平、正義,減少環境破壞來說,亦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首先,區域聯盟提供一個政策協商的平台,讓決策過程透明化。例如,當歐洲聯盟為工業產品設立環保標準時,每個會員國都必須表達自身的想法和立場。透過協商來擬訂政策,可以讓各國了解彼此的意圖,以民主方式討論政策的利弊得失。此外,這也有助於促進多元文化和相互包容的精神,因為每個人都得顧及他人(國)的立場和不同的政治文化。
其次,區域聯盟可讓政策更具延續性。以社會安全和環境保護來說,區域聯盟最後通過的,往往是最高標準。像是石油消耗的問題,如果亞洲國家能以區域聯盟的模式來擬訂能源政策,而不是各自為政,那要取消使用者的能源補貼,就不會那麼棘手了。
再者,區域聯盟能讓會員國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此,既能降低衝突的機會,也能為世界治理找到可行的模式。這是世界邁向和平之道,也正是有效治理、永續發展的關鍵!

以行動扭轉局勢,開創未來

總而言之,人類的種種危機迫在眉睫,而建立永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區域聯盟的建立與運作,以及透過制度規劃來提升世界治理成效,此三大任務不僅至關重要,而且牽一髮而動全身。世界經濟能否永續發展,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其關鍵在於如何制定決策,世界各國和利益團體如何進行協商,以及我們人類能否不分你我,共同創造未來。
當然,若以目前的發展模式持續行之,世界經濟終究會走入死胡同。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要消極地看著衝突日深、環境生態不斷受創、經濟持續面臨危機?或是要積極地尋覓新的出路,為國際社會開創新局?個人的分辨與創新固然有助於改善現況,但集結眾人之力,並以實際行動扭轉局勢,方是長久之計……

【人籟論辨月刊第20期,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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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2 十月 2006 21:55

建設新世界:人籟專訪康德緒

【人籟編輯部專訪國際貨幣基金前主席米榭‧康德緒】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前主席米榭‧康德緒(Michel Camdessus)接受人籟獨家專訪。這位金融專家洞悉全球經濟,同時也是位行動派人士、人道主義者。從他的言談中,我們幾乎已預見未來十年世界各國合作或紛爭的重要關鍵。

一九八七年至二○○○年間,米榭‧康德緒(Michel Camdessus)擔任「國際貨幣基金」主席。在此之前,他是法國中央銀行(Bank of France)總裁,且至今仍為榮譽總裁。在國際金融方面,康德緒先生向來德高望重,是一位「人文全球化」的倡導者,他的意見備受各國政府的倚重與採納。
在歐洲各國政府之間,康德緒先生一直扮演金融專家的角色,並擔任「非洲委員會」(Commission for Africa)委員,該委員會由英國首相布萊爾主持,今年三月甫提交一份關於非洲大陸遠景的報告。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下簡稱IMF)主席任期當中,您的決策方向為何?

或許我該寫一本專書來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我想在此提出兩個重點,那是從我第一天到IMF以後,心中就一直抱持的兩項目標:
‧IMF不僅以穩定貨幣與金融為目標,更要以「高品質」的成長,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永續發展」為主要的努力方向。
‧經濟成長的首要目標,是改善全世界及各國窮人的宿命。
評估IMF的影響力並不是靠我下斷語,不過我認為IMF降低了「全球通貨膨脹」 (社會階層中打擊貧窮者最劇的因素),發揮的效力不可小覷。對於舊式的蘇維埃國家,我們動用各種資源,盡其所能地協助它們轉型為市場經濟;亞洲在一九九七到二○○○年間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後,我們也協助重建其經濟秩序。不過話說回來,在這兩項案例中,若能得到鄰近國家(尤其是工業大國)更一致的態度以及更多的支持,相信整個推動過程還能更有效率。
至於面對全球經濟的急速變遷,我們也推動一些方案,勾勒現今新的「國際金融結構」,雖然全球經濟危機使得這些方案窒礙難行,卻很難得能在高度透明化的操作下得到些許成就,其餘仍有待今後的努力。

國際金融貨幣市場未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如何因應?

經濟的全球化及「金融化」其實能帶來有利的影響,尤其可以正面地加速發展。不過,我們必須先避免這個現象所帶來的危險性。安隆案(Enron)和世界通訊(World Com)等事件產生的衝擊影響甚鉅,而拉丁美洲及亞洲國家經過十五年的金融危機後,也面臨了失業、貧窮化…等各層面的不穩定狀況。因此,面對貨幣市場的全球化,應竭力讓私人巨額資金的進出都能受到國際法的環境約束,也因此對人道發展做出貢獻:各國中央機構進行改革,應採行必要的規定與方法,態度上也要改變。
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側重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盡量使IMF在大經濟圈中發揮其監督能力,提供所謂的「弱點指南」,並嘗試提早警示,早一步預知危機的到來。在對抗危機的種種措施中,我們也會採用一種「額外準備金」的機制,也就是當有嚴重經濟危機時,提供大量的短期資金來度過難關。但這只是必要手段,並不夠充足,也不盡完備。

針對國家或國際間的金融調節機制,是否皆能讓大家遵守既有的道德準則,抑或我們迫切需要新的因應措施?

九○年代的經濟危機,的確帶來了一連串的失序:
‧金融資訊不足,缺乏對透明化規章的尊重,嚴重地打擊信心,動搖市場的穩定,降低監督的效率;
‧銀行、金融機構與體系的無能;
‧從七○年代以來便形成的國際金融市場,遲遲都未能推行一套必要的紀律,任憑一個世紀以來,工業國家的境內市場處於混亂的局面;
‧面對種種有利於資金的轉變、經濟權力的分配,以及重建國內與世界市場均衡的措施,某些國家及國會的反應不夠迅速。
若想建立一套穩定、開放的世界金融體系,當然就必須先改進這些重大缺失。目前也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不過要讓整個體系步上軌道,「透明化」是不二法門。我們努力制定出適用於全世界的良好規範及規章,不僅僅在貨幣、銀行及金融領域,也包括預防及控制金融實務的流弊,例如洗錢,另外也與會計、帳戶、組織、交易所章程、破產宣布權、企業管理等項目相關。我們衷心希望這些規範能廣為流傳,引導著所有金融界重要的相關單位。
除此之外,若想得到更令人信服的進步,也必須在私人金融機構方面有效地提升責任感,並訂定出一套調節方式及規章。而私人與公家機構的合作無間,則更能使一切快速上軌道。因為「一套完美的體系,必須是眾多私人機構本身便具有找尋其共同利益的功能」。
最後關於您所提到的,問題的重要癥結,我在此提出兩點:
首先在各國方面,乃是金融化所導致的財產權過度集中。與其急於尋求全球性的解決對策,不如先在各國境內將問題釐清,而解答無非是去想像有關「財產權」責任運作,以及政府在面臨權力與所得分配極端不平等情況時,應該如何扮演協調者的角色。
第二則是全球性的調節角色。公布良好的規範與準則,可以加強國家間的互信、共識及意願,提升各國的責任感。近年來發生的幾起醜聞撼動了私有經濟,我認為應該以此為鑑,並開啟另一條道路,即是採納一種全球適用的制裁準則及條款。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在控制投機性質的資金問題上,像是在避稅港(tax havens,亦稱避稅天堂)、離岸中心(offshore centers)(註1)以及所謂的「非合作」區域所進行的交易,得到真正的解決。但話說回來,採納強制性的規定卻又讓這些世界性組織牽扯到有關民主化的問題:這又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困難。

中國大陸的實力與日俱增,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國際貨幣與金融市場?

國際市場已充分感受到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而且與日俱增。這影響力並不需要任何信號作為說明,市場只要從一些重要的事實中便可得知。中國大陸的進口數量高到足以決定原料市場及價格,像鋼鐵、石油及其他產品;出口數量亦極高,對於美國的外貿赤字、匯兌政策亦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大陸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其持續發展,其重要性也將倍增。如此一來,中國大陸將逐漸擔負起世界性的責任。
中國大陸對世界的重責應該受到承認,而G8高峰會的談判桌亦應該多邀請中國大陸參加,以期能共同解決有關世界經濟平衡的重大議題。類似這般的會面意義特殊,我認為未來應該把參與權開放給中國大陸。

在建設中的新國際社會,中國大陸將扮演何種角色?

當然我希望中國大陸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我相信從現在起,國際社會所面臨到的重大問題,如果沒有中國大陸具有建設性的貢獻,將無法有效地找到解決方案。
首先在金融經濟方面,是維持進出口收支平衡。一些大國或嚴重落後的貧窮國家,則應為千禧年所訂下的目標持續努力。我們都知道,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仍生活在貧窮當中,但是中國大陸在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對於比中國大陸貧窮的國家,正好給予借鏡,協助它們面對自身的問題。話說回來,我很驚訝地發現,其實在非洲各地常常都能見到中國大陸的身影,它的出現可以加速當地的發展。
當然,中國大陸需要與世界各國一起努力的,也包括政治與和平的推動。中國大陸需要建立和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他國家則能藉此看見推動和平所帶來的希望,而隨著中國大陸日漸增強而獲利的國家,彼此也可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我個人可以證實,中國代表在一些機構如IMF或世界銀行的運作中扮演了正面角色。不久前我才知道中國大陸亦對聯合國的改革做出了一項重要貢獻。
我再次強調,當前的世界確實需要聽到中國大陸的聲音,並重視中國大陸的聲音。

對於這樣的局面,您是否擔憂?

不,相反的,我認為中國大陸擁有許多重大利益,需要外界知悉,並加以維護。真正的危機,在於中國大陸被外界孤立而無法發揮其實力。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和其他國家共同參與事務,所以更應該發揮其調解的影響力,來紓解國際緊張的局勢。中國大陸可以分享在各方面的經驗,並協助那些在經濟上快速成長的國家來應變此類似狀況。反之,中國大陸也可以在多邊對談中找出解決自身困境的方法。
我唯一擔憂的是,由於對自身力量的體認不足,中國採取較為膽怯的進程,如狹隘的保護主義及國家主義,就像其他大國所常犯下的錯誤示範。我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勇於採取多邊對談的進程,協助並維護國際間的和諧。

近年來您一直在呼籲一種「合乎人道」的全球化,其意涵為何?

雖然全球化常被頌揚為人類的新希望,但事實上全球化也有可能邪惡地變成粗暴的資本主義化身。全球化的概念不應誇張地抬舉,當然也不能加以污衊。全球化的好與壞其實取決於人類如何運用。如果我們能將之建立在重視人性尊嚴、責任心、人類的團結、社會大眾共同參與民主管理等基礎上,我相信這便是合乎人道的做法。
這些價值,也會讓我們重新看待現今體制的不足,我們必須著手建立新的國際機構,以解決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世界上的貧窮現象、自然環境面臨的威脅等等。這些價值觀也告訴我們,經濟活動不限於交易,同時也可以是無償與奉獻。
但是,如此的論述千萬不可簡化為極端自由主義模式。根據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的看法,這樣的論述不承認「既定的亂象」,也不認為政府可以支配一切。它將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個人的責任感上,特別是行事的自由。如果我們參照這些準則,就會與後自由主義「完全市場」模式,以及前世紀末上演卻垮台收場的「完全政府」模式兩者區別開來。

「非洲委員會」於今年三月公布其發展報告,英國首相布萊爾邀您入會。非洲黑色大陸似乎常被世人所遺忘,是全球化下的「受災區」…

我確實參與了非洲委員會的工作。如果將這份報告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非洲正在改變,我們也要跟著改變」。種種改變包括了總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方面的進步及衝突的減少,雖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受到太多人注意,但只要是關心非洲動態的人,都知道這些改變是出色的。
對於經濟先進國家,這應該是一個推波助瀾,加速其發展的大好機會,非洲僅靠自身力量將無法達成目標。這股重要的推動力,完全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如果錯失此一改善貧窮現象的良機,實在是不負責任的。
我們要與非洲人民一同並肩努力,雙方都要做得更好、更多。非洲本身要繼續加強管理,預防、解決造成嚴重破壞的衝突,以改善總體經濟的經營。而全球先進國家為回應非洲國家的努力,則應給予技術上的協助,支援非洲機構的穩固,支持非洲國家為維護和平所做的努力。另外,也要持續加強在人道上的發展,提供一切需要,以達成千禧年訂定的所有目標。其中包括在未來幾年中加倍協助非洲國家的發展,為達成目標所必須實施的債務減免,另外特別是投資地方基層建設,並對非洲外銷品開放市場。種種建議事項業已提出,真正互助的夥伴精神將會再續新的建議。若真能以此方向來協助發展非洲,這對全人類來說,不僅僅是挑戰,也是一項最充滿熱忱的任務!

您曾積極為全球的水資源問題而努力…

在京都所舉行的世界水資源會議的準備期間,我被要求組織一個工作團隊,主要在研究如何尋求必要的資金,以達成千禧年有關水資源投資的兩項重要目標。這兩項目標為:在二○一五年前,務必將全球得不到飲用水,及設備衛生不佳的人口減少一半(後者人口數高達二十四億人)。
情況相當嚴重,工作團隊亦再三強調水源的取得將是實現千禧年整體目標之首。若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貧窮的情況亦將持續,全世界接受初等教育人數將減少,像有些小女孩應該去學校唸書,但她們卻因為必須跟著媽媽到處找水而不得不放棄就學;喝了不潔的水所得的病幾乎無藥可治,因此而喪生的人數也遠遠超過因戰爭和愛滋病死亡的總人數──這將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不過我們也試著證明,若能延長相關的訓練,到西元二○二五年,可能一改局面,實現人類最大的夢想:不僅使缺水人口減少一半,而且還能將衛生的水源供應給全人類。

國際社會間應推動何種政策,以解決水資源問題?

團隊提出八十種以上可行的方案,然而卻對現今全世界水資源的管理產生了重大改變。
第一個轉變,就是懂得讓當事者發言,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取水條件差的家庭。如果不訪查他們的意見,或是不承認他們在落實投資的過程負有重大責任,問題便無法解決。
另外,資金不應只集中在政府層級,應藉由一些金融機構的審慎編制,輸往偏遠地區的居民。如此一來,透過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國際團結力量就可以進入最貧窮的地區,給予金錢與技術上的支援,讓他們有實現夢想的可能。
在城區部份,還有在開發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中急速發展的大集合城市中,公共單位及私人團體都各自扮演其重要的角色。針對有些地區運水者收取過高的利潤,私人機構確實有能力為當地居民爭取到較便宜的水價。而為了確保公共單位與私人機構的合作能夠延續,政府當局此時便可發揮效能,特別是透過適當的司法機構,確保公家單位及私人公司雙方都能盡到應盡的義務。

我們知道您是位天主教徒。您對信仰的表達受到哪些思想家的啟迪?如何化解所謂的「內心思慮」和「信徒身分」間的衝突?

就像我這一代的天主教徒,我深受人格主義、哲學家穆尼埃著作的影響。從他的思想,再受到我的恩師──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çois Perroux,1903-1987)的傳授,延伸到經濟學的領域,另外還受法國神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著作的啟迪。當然,天主教革新教義──梵蒂岡二世教諭也影響我至深。
身為經濟學家,每當我面對全世界種種社會、經濟局勢時,天主教教義總是我取之不竭的靈感來源。當然,我們不能照本宣科地從教條中找尋解決方案,不過卻是讓良心自由的微光以及行動的靈感泉源。這樣的教義我覺得在今日仍合時宜,而且還尚須許多努力,才能在世界上留下印記。我並不認為需要去調解內心思慮和信徒身分之間的衝突:不管過去或現在,兩者都是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的。

教會應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

我真心希望天主教會能與這世界上其他宗教團體攜手同行,一起為全人類的尊嚴和濟危扶弱的目標永不懈怠地奮鬥。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便明言:「人類應該以博愛精神面對一切。」這句話所傳達的訊息非常重要,但不幸地卻常為人所遺忘。培養具有博愛精神的人,正是天主教會所要傳達的訊息。在這樣的觀念下,大大地賦予了管理公眾生活與商業生活中的公共倫理之重要性,也就是「人性尊嚴」、「正義」及「和平」這三項公共倫理。天主教會若能謙恭地聆聽其創始者──耶穌基督的教誨,並殷切關心信徒們的苦痛與希望,自然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人籟論辨月刊第20期,2005年10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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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亦稱「境外中心」或「境外金融中心」,意指給外國投資者在本地成立的境外公司提供特殊優惠(如低稅賦或免稅)的國家或地區,從而使跨國公司可以得到更大經營自由,而自身則可吸收外國資本,以振興經濟。大多位於資源較匱乏的島國,如巴貝多(Barbados)、巴哈馬(Bahama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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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2 十月 2006 19:45

花钱、存钱或给钱?

「给钱」使我们体会自由,学习「无偿」。

常看日本电视台的人都知道,「黄金传说」中有一个「节省大战」的单元,参加比赛的人要比赛谁花钱花得最少,例如每个人只用一万元日币过一个月,而且要努力节省,辛辛苦苦地买最便宜的菜,牺牲所有的育乐…节省也成了一门艺术!
要花钱或存钱?不害怕花钱的人常常表现出勇气、乐观与快乐,但是他们也可能变成消费主义文化的奴仆。他们花钱的习惯也可能透露某种心灵不安,或者告诉大家他们无法好好地为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做准备。相反的,节省的人似乎格局比较小或者不够大方。但是,小心花钱的人会考虑未来的挑战和需要。他们的家人会抱怨,但后来很可能会感谢他们的远见。
金钱就是一种工具,很重要的一种工具。我们对工具要保留自由:应该是我们控制工具,而不是让工具控制我们。换句话说,有时要大方花钱:送礼物给我们所爱的人,将我们的感性表现出来,同时缔造家庭和谐;或是落实旅游计划,完成学习摄影或欣赏好音乐的梦想。有时,要懂得不花钱,不要答应孩子任性的要求或是大人不切实际的幻梦…要提醒自己,提醒家人,金钱并不是无限的,而且平凡的生活比起豪华享受更适合人性和道德。
金钱这种工具,也帮助我们沟通:使用金钱的方式透露我们的爱情观、兴趣、热情的投入和生活规划。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传达出正面的讯息,也可以传达出负面的意涵。金钱的使用,也可以显露我们的傲慢、小气、欲望或愚蠢。你如何用钱,代表你如何做人…
用钱的方式中,还有「给钱」这一种。给钱?听起来,这并不是用钱最红的方式…「给钱」好像是传统时代的宗教性手段,用来减轻自己的良心不安或得到「功德」。但是,我相信社会应该恢复捐献的重要地位。
「给钱」就是我们表达自由最好的方式。第一、会给钱的人,显示他从金钱中得到自由:自己的价值、目标远远比自己的钱更为重要。第二、会给钱的人,表达他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自由,因为他所选择的捐献对象不一定与大众所关心的问题相同。第三、会给钱的人表现他对他人的自由,因为他并不期待他人回报。「几时你设午宴或晚宴,不要请你的朋友、兄弟、亲戚及富有的邻人,怕他们也要回请而还报你。但你几时设宴,要请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如此,你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路加福音》十四章12-14节)
「给钱」使我们学习「无偿」。这就是用钱的最吊诡方式!

【人籁论辨月刊第20期,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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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2 十月 2006 19:42

花錢、存錢或給錢?

「給錢」使我們體會自由,學習「無償」。

常看日本電視台的人都知道,「黃金傳說」中有一個「節省大戰」的單元,參加比賽的人要比賽誰花錢花得最少,例如每個人只用一萬元日幣過一個月,而且要努力節省,辛辛苦苦地買最便宜的菜,犧牲所有的育樂…節省也成了一門藝術!
要花錢或存錢?不害怕花錢的人常常表現出勇氣、樂觀與快樂,但是他們也可能變成消費主義文化的奴僕。他們花錢的習慣也可能透露某種心靈不安,或者告訴大家他們無法好好地為自己和家庭的未來做準備。相反的,節省的人似乎格局比較小或者不夠大方。但是,小心花錢的人會考慮未來的挑戰和需要。他們的家人會抱怨,但後來很可能會感謝他們的遠見。
金錢就是一種工具,很重要的一種工具。我們對工具要保留自由:應該是我們控制工具,而不是讓工具控制我們。換句話說,有時要大方花錢:送禮物給我們所愛的人,將我們的感性表現出來,同時締造家庭和諧;或是落實旅遊計劃,完成學習攝影或欣賞好音樂的夢想。有時,要懂得不花錢,不要答應孩子任性的要求或是大人不切實際的幻夢…要提醒自己,提醒家人,金錢並不是無限的,而且平凡的生活比起豪華享受更適合人性和道德。
金錢這種工具,也幫助我們溝通:使用金錢的方式透露我們的愛情觀、興趣、熱情的投入和生活規劃。當我們在溝通的時候,我們可以傳達出正面的訊息,也可以傳達出負面的意涵。金錢的使用,也可以顯露我們的傲慢、小氣、慾望或愚蠢。你如何用錢,代表你如何做人…
用錢的方式中,還有「給錢」這一種。給錢?聽起來,這並不是用錢最紅的方式…「給錢」好像是傳統時代的宗教性手段,用來減輕自己的良心不安或得到「功德」。但是,我相信社會應該恢復捐獻的重要地位。
「給錢」就是我們表達自由最好的方式。第一、會給錢的人,顯示他從金錢中得到自由:自己的價值、目標遠遠比自己的錢更為重要。第二、會給錢的人,表達他在國家和社會中的自由,因為他所選擇的捐獻對象不一定與大眾所關心的問題相同。第三、會給錢的人表現他對他人的自由,因為他並不期待他人回報。「幾時你設午宴或晚宴,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戚及富有的鄰人,怕他們也要回請而還報你。但你幾時設宴,要請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人。如此,你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可報答你的。」(《路加福音》十四章12-14節)
「給錢」使我們學習「無償」。這就是用錢的最弔詭方式!

【人籟論辨月刊第20期,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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