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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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1 五 2012

書評:哈拉「皮拉哈」─ 說什麼話,就怎麼生活

《別睡,這裡有蛇:一個語言學家在亞馬遜叢林》
(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Life and Language in the Amazonian Jungle)
2011年8月
丹尼爾.艾弗列特(Daniel Everett)著
黃珮玲譯
大家出版

這是個牧師慘敗、人類學家大勝的故事,且這兩人還同一個呢!不爽目前的工作嗎?你會發現這書中慰藉豐厚,因為它有382頁之多。

週二, 03 四月 2012

書評:時代並不溫柔─《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マイ・バック・ページ - ある60年代の物語
川本三郎 著
賴明珠 譯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
2011年10月出版

 

「六○年代」幾乎可以說是行動主義者的烏托邦,特別對於我等未及趕上台灣八○、九○年代的反威權運動和學運的六年級後段班來說,歐美風起雲湧、拉開民權解放運動序曲的「六○年代」更是蒙上一層想像的美好面紗。

週四, 01 三月 2012

書評─末日前,魂兮歸來:《末日酒店》

當讀者想起黃碧雲,必然想起她暴烈溫柔的文字。

黃碧雲出身記者,於香港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八○年代開始寫作,作品題材多而廣,遍及各種社會現象。從早期《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的女性自覺萌發,經《烈女圖》女性與殖民主義糾纏辨證的歷史書寫,到《沉默。暗啞。微小。》被全球化資本主義和中國政經介入夾擊的後九七香港社會境況,黃碧雲以新聞與法律專業訓練出的敏銳眼光,選取社會新聞作為小說雛形,如雕刻家般加以琢磨成篇,手法殘酷精準而不失溫柔,建立獨樹一幟的風格。

 

週四, 29 十二月 2011

歸鄉路遙,既歌且行─鍾文音的島嶼三部曲


攝影|莊媛晰

《百年物語1:艷歌行》‧2006年11月

《短歌行》‧2010年3月

《傷歌行》‧2011年7月

鍾文音著

大田出版社

週一, 12 十二月 2011

書評 ─ 記憶變頻:張愛玲的自傳書寫

撰文︱廖梅璇 攝影|莊媛晰

 

《雷峰塔》

張愛玲著,趙丕慧

皇冠出版社

2010年09月出版

《易經》

THE BOOK OF CHANGE

張愛玲著,趙丕慧

皇冠出版社

2010年09月出版

《小團圓》

張愛玲著

皇冠出版社

2009年02月出版

 

 

 

 

當閉上眼睛,試著回想生命歷程,會發現記憶並非循著時光長河上溯,而是如黑暗中視網膜的光點,不斷閃爍漂移,觸發連結另一個記憶後,又憑空消失,生生滅滅……。

關於記憶的書寫,總是偏離西方寫實主義小說的線性敘事傳統。以張愛玲為例,她於四○年代的早期創作,以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為主,雜揉寫實主義敘事的精準技巧、華美修辭和敏銳的個人觀察視角,成為戰時文壇的獨特風景。

錘鍊過往現新義

張愛玲自1952年離開中國後,輾轉流離海外,寫作風格也發生極大的變化。五、六○年代之交,她以英文書寫過往的回憶,著成《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兩本自傳體的長篇小說(《雷峰塔》實為《易經》一部分,因篇幅太長而獨立成書);七○年代又將之轉譯改寫為中文,命名為《小團圓》。其中《小團圓》於2009年出版,隔年英文版《雷峰塔》、《易經》和翻譯的中文版再與讀者見面。曲折的成書過程,恰與張愛玲追憶似水年華的迂迴纏繞相互呼應。

這三部自傳體小說,皆有片段取自張愛玲早年作品。學者王德威認為,這些曾敘述過的事件,再現時皆呈現不同變化,每次的變化即代表張愛玲對回憶的重新詮釋。在張愛玲反覆修改的寫作過程中,事件隨著生命體驗與創作態度的改變,不斷變形、延伸,最後衍生出新的意義。閱讀《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三書,可看出張愛玲在不同年齡階段,對個人和家國觀念的迭變,且透露出她獨特的人生哲學。

雷峰塔,倒了

其一的《雷峰塔》,是張愛玲從記憶肇始到被父親囚禁在家,之後出逃投奔母親的童年至青少女階段。張愛玲化身為主角沈琵琶,以孩童的眼光觀察周遭世界。

張愛玲出身自顯赫的家族,祖母為李鴻章長女,但到了張愛玲父輩,舊時榮光已然褪色。新時代來臨撼動了維繫舊時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如小說裡老媽子口中杭州的雷峰塔,傾倒後放出精怪,引起天下大亂。小說中的雷峰塔成為中國傳統倫理遭受西方現代化巨浪衝擊,傾頹毀壞的象徵。

而面對物質和精神雙重危機時,琵琶的父親與諸多親戚退守家中,以清靜明志為藉口,不事生產,耽溺抽鴉片、蓄妾等舊時代陋習。在此同時,琵琶的母親與姑姑卻在新思潮影響下,結伴出國留學。母親與姑姑自國外攜回的西方文明產物和進步思想,讓琵琶見識到新舊世界的強烈對比。父母離婚後,琵琶往來於父親與姑姑各自的家,對兩者的斷裂與糾葛感受益趨複雜。最後她選擇脫離父親家封閉守舊的生活,奔向新世界追尋自我。

日常片段見掙扎

《雷峰塔》英文的原文顧及英美讀者囿於文化障礙,因此有過多對中國文化的解釋,文句本身也稍嫌贅冗。

但以整體布局而言,張愛玲在處理新舊兩種勢力對琵琶的影響時,並未流於意識形態的發揮,而是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記錄手法,平實呈現在傳統與現代夾擊下人物的矛盾性格:琵琶的父親為了省錢,不讓兒子上學,只延請塾師教授古書,卻又喜愛雜誌汽車等西方產品;繼母少女時曾追求自由戀愛而自殺未遂,後來卻抽上鴉片,並成為囚禁琵琶的幫凶;西化的姑姑表面上不在乎世俗眼光,但為了戀人,終落入傳統男女關係犧牲自我的困境。所有人在新舊文化的傾軋下,各自摸索出應對的策略,而琵琶也從幼年的混沌自足,逐漸養成以懷疑和不確定的眼光,看待這個新舊雜陳割裂的時代。

《雷峰塔》雖然著眼於舊文化腐朽墮落的一面,卻不將情節簡化為新舊之間的對壘。張愛玲像一個拾穗者,逐一撿拾她所遭遇或聽聞的零碎片段,將矛盾與衝突回歸至對世界的認識。這種對現世的懷疑與思索,在《易經》中繼續發酵。

親情走向盡頭

接續《雷峰塔》,《易經》一開頭,琵琶投奔到母親與姑姑的家,準備出國留學,使她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疏遠的母親——楊露。

露水的意象暗示這位看似堅強自信的新女性,走出傳統家庭束縛後的搖擺不定。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洗禮,為了追求愛情自由,張愛玲母親與憑媒妁之言結褵的丈夫離婚,長期周遊列國,周旋於各國情人間,爾後受制於經濟,不得不暫時與女兒同住。張愛玲以細緻而近乎殘酷的筆觸,刻畫母親如何把對青春和金錢的焦慮,轉化為對女兒苛刻的期望與責難,一點一點磨損了女兒的孺慕之情。

在《易經》裡,母親百般挑剔刁難琵琶,在賭桌上輕易輸光了琵琶珍而重之的獎學金,讓琵琶對母親徹底幻滅,發出這樣的喟嘆:「撐持了數千年。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每一代都對父母懷著一份宗教似的熱情,卻低估了自身的缺點對下一代的影響。」無論是依據傳統儒家半強迫式的孝道,或新時代資本主義投資與回饋的邏輯,連繫上下兩代的紐帶已然斷裂,琵琶與楊露的母女關係終於也像父女關係變異毀壞。

順勢隨命運流動

倫理關係劇變的背景,是襲捲整個世界的戰爭。歐戰爆發使琵琶必須放棄留學英國,改入香港大學;三年後又遇日軍入侵香港,被迫暫停學業。在這段時間,個人命運較之前更為飄搖難測,也更顯現出時代的巨大影響。《易經》的英文原名為The Book of Change,change有變動、變化之意。將自傳取名為「變易之書」,可見「變」是張愛玲對自己和這時代所下的註腳。

戰爭動搖了平時固著的階級與秩序,顯露出剝除現代文明後人性的另一面。宣揚慈善的基督徒關起門獨善其身,教授和學生貪婪地囤積盜賣物資,男女學生為禮節所拘束的性禁忌打破了……琵琶親睹戰爭時期文明的土崩瓦解,體悟生存於當下順勢應變的法則,靠著智謀成功買到船票,回到上海──她心中唯一的歸屬。

張愛玲回到上海後的際遇是讀者熟知的。在時代「惘惘的威脅」下,她於極短的時間創作出質量驚人作品,大放異彩。若將《易經》返回上海洋溢著希望的結尾,放在文本外的歷史脈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張的名作《傾城之戀》──香港的陷落反轉了女主角流蘇原有的劣勢,歷史的劇烈轉折成就了個人的微渺命運。回到上海後,張愛玲於戰爭倉促雜沓的節奏中發聲,在慷慨激昂的大歷史敘事下,另闢私我的書寫途徑,不能不歸功於她對時勢長期觀察後發展出的應「變」之道。

時移事變小團圓

英文版《易經》最終未能在美國出版。七○年代中葉,此時年過半百的張愛玲用中文寫成自傳《小團圓》,再一次化身為女主角九莉,回顧滿目瘡痍的青春。

《小團圓》的敘事時序相當奇特,一開始是九莉在港大(化名維大)大考前遭遇港戰爆發的清晨,由此引入九莉同學和母親姑姑等眾生相,到返回上海、寫作成名、經歷戀愛與情傷,其中並穿插了童年回憶、祖父母家族史,母親和姑姑的生命史,寫盡三十載青春。在《小團圓》的敘事框架中,事件不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由生活中零散情境的對比勾連成一段段線索,千里伏線,層層演進。雖然描述的事件多半雷同,由於創作理念和技巧的改變,《小團圓》較《雷峰塔》和《易經》更具張力。

如果說《易經》裡的少女琵琶是在窺見變動的契機後積極把握;《小團圓》裡的九莉則是在飽經風霜後,領悟長期更迭終將成為一種恆常。體認到這歷史的弔詭,張愛玲在重新整理記憶時,發掘出家族繁雜結構的新面貌:這些她所熟知的家族人物、親戚故舊,不僅是她藉以認識外在世界的渠道,也是造就她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這一點在《小團圓》關於愛情的主題上尤其明顯。

非一般愛情故事

張愛玲在和好友宋淇通信中討論《小團圓》時提到:「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愛情的主題從小說伊始就存在。九莉的母親與姑姑追求愛情的過程負傷累累,面對占有傳統性別優勢的男性,女性投入愛情的代價異常高昂,一不小心即可能在情感的拉鋸中被剝奪自我。然而愛情滋養生命的魔力,使她們明知可能受傷,還是不得不愛。觀察其他女性婚姻與愛情的際遇,包括孀居中抑鬱而終的祖母、終身奉獻卻從未被愛過的表大媽、成功獵取新男人與新的經濟支援的項八小姐……,九莉等於在尚未戀愛之前,就已經一再演練愛情的善變樣貌。

對一直渴望被愛的九莉而言,邵之雍(一般咸認為胡蘭成)是唯一直接對她表示欣賞與愛意的人。儘管之雍任職於汪偽政府,聲名狼藉,男女關係複雜,九莉仍不顧一切投身愛情。

但戀情發展下去,之雍逐漸暴露出風度作態下極端自私的個性,兩人的愛情扭曲為精神和肉體上施虐與受虐的依存。九莉終於明白她和之雍的關係不是她所嚮往的「跟誰都不一樣」的愛情,反倒淪為傳統戲曲中落魄男子等待發達後,迎娶分潤過感情的女子,諸美和樂「大團圓」的老套劇情。書名《小團圓》便有張愛玲自嘲重蹈前人覆轍,落入兩性關係陳腐窠臼之意。愛情的幻滅,對應命運的重覆,成為巨大的反諷。

償還與完成

小說最後,九莉以償還金錢的方式,結束與母親、之雍的關係。此處償還作為一種割裂,不只是切割與兩人的關係,也意味著九莉捨棄了血緣、國族(因與邵之雍交往,九莉被親友視為漢奸)的羈絆,象徵她在中國三十年歲月的終止。曾在九莉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如父親、弟弟、舅舅,各自結局底定,給《小團圓》書名增添了另一層深切意味,張愛玲離開中國前對這些人物的最後一瞥,定格了她往後創作的永恆泉源。

以書寫作為療癒

生前張愛玲曾出版《對照記──看老相簿》,以短文配合舊照片,作為晚年小傳。回過頭再閱讀《雷峰塔》、《易經》、《小團圓》,我們可以看出虛構與真實之間若即若離的繾綣。在歷經近半生的動盪後,張愛玲選擇隱居美國,孜孜矻矻於書寫,寫作成為過往時光唯一的延續,無論能否出版,唯有繼續生存,繼續書寫,才能治癒生命的創傷。正如她在《易經》所言:「陰陽不歇的衝突中,老子顯然相信陰是女性,多數時候弱能勝強……。」背離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主流的國族主義,張愛玲發揮陰性柔韌綿長的力量,以記憶連繫斷裂的時間與空間,不斷向內探索自傳書寫的可能性,逐步逼近她畢生思索的哲學核心。

王德威認為,張愛玲在〈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寫下「張愛玲五詳紅樓夢,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似乎有意以《海上花》不被讀者接受的坎坷命運,比擬自身逆反潮流的孤寂。然而,當年為出版社所棄的《雷峰塔》、《易經》、《小團圓》,經過三、四十年的潛伏,終於返魂來尋找讀者。在充盈著末日恐慌的二十一世紀初,千里迢迢,來得正好。

 

參考書目

David Der-wei Wang, “The Fall of the Pagoda : Introduction”, The Fall of the Pagod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Der-wei Wang, “The Book of Change: Introduction”, The Book of Chang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作者簡介

廖梅璇

嘉義人,在台北求學覓食十餘年,善於在失眠的夜傾聽秒針,現為文字工作者。部落格「酸了就要倒吊」 http://blog.roodo.com/zoya

 

週四, 01 十二月 2011

書評 ─ 犯罪背後的景深:《罪行》

《罪行》

Verbrechen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著,薛文瑜

先覺出版社

2011年06月出版

 

一位刑事辯護律師述說被告的故事,並不足以為奇;但若非出自法庭辯護或維護被告利益,只是單純且深入地揭露與舖陳犯罪的原點,那麼故事本身的穿透力,反而激發我們對於「罪行」有更多的想像與省思。


罪犯?或是犯了罪的人?

長久以來,犯罪者往往以兩種樣貌被呈現,一是「極端化」,另一種則是「類型化」。前者「極端化」,在許多犯罪小說、影集或報導中,總是刻意強調與渲染犯罪者內在的邪惡與變態,將他們形塑為不同於我們的「異群」,並且具有可以區辨的本質──如同隱匿在光對影的那面。異化與區隔犯罪者或許讓一般人感到安心,相信「他們」不會出現在你、我所熟悉的周遭(除非是被害人主動或不慎接觸,或被挑選為犯罪目標),自己更不會是犯罪的那個人。另一種則由犯罪者外在行為所該當的構成要件,歸類出各種犯罪類型,例如殺人犯、性侵害犯、竊盜犯及詐欺犯等等。一般人對同樣類型犯罪者往往有相同本質的想像,面對一位殺人犯時,心中會浮現出衝動、冷血或殘暴等想像,很少亦很難進一步思考,這個人是在什麼脈絡下做出這樣的事情。而對相同類型的犯罪者,法律亦通常給予相似的判斷與評價,其差異僅在於動機(通常是情、仇、財)與惡性重大程度有所不同。

不可諱言地,將犯罪者行為類別化,可提供刑事司法系統一個較為客觀普遍的操作準則;若過度強調犯罪者的個人脈絡與內在想法,將會嚴重妨礙實現公平正義的效能。因此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往往就被掩蔽在「罪犯」的標籤之後,成為刑事司法系統處理的客體。


「他們」與我們並無二致

《罪行》一書則由不同於上述兩種樣貌的角度,重新詮釋犯罪者。作者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是長年致力在刑事辯護的律師,經手過各式各樣的刑事審判案件。迥異於一般法律人的冷靜與客觀,他對所接觸的當事人關心並感到興趣,並選擇回到人的觀點,寫出其親身接觸的十一個犯罪故事,每一個單元都是一個獨特的故事──即使那可能是犯罪者與作者主觀認為的真實,並非客觀的事實,但是透過作者與故事主角所認知的真實,帶出了犯罪背後的景深,看到活生生的人性,讓我們對罪行有不同的理解與思考。

書中許多情節是離奇、令人難解的,但當我們透過犯罪背後的故事,卻又有了一個可理解的脈絡,讓讀著能夠感同身受,甚至慢慢發現我們與犯罪者之間,竟沒有較為特別的差異。就如馮.席拉赫在接受專訪時所言:「很少人在早上起床時會說我今天要犯罪,人人都可能變成犯罪者,無論是出自於激情、自私、忿恨或者懷疑,……仔細看看他們,就會從他們身上看到我們自己,因為這些人和我們並無兩樣。」其實,光與影本就同存在我們身上,並非相對立。


犯罪過程如同故事

許多人在犯罪之前,完全不曾想過自己會成為犯罪者;而許多犯罪者在犯罪前所經歷的情境與想法,也曾經出現在你我身上。回到這種人性的基礎上,讓我們由關注他們為什麼犯案的同時,轉而也關注究竟是什麼讓我們得以不犯罪,因而更能貼近與瞭解一個人的犯罪原因與脈絡。

在閱讀這些故事時,我腦海不斷浮現出這十多年來聽到的犯罪人生命故事。當初其實是想透過研究犯罪者心理與人格特徵,協助警方偵查犯罪;在因緣際會下,我披上了治療者與研究者身分,走進監獄裡,並選擇「故事述說」(Narrative)作為治療與探究途徑。隨著聆聽一個又一個犯罪者的故事,我逐漸發現「犯罪是在犯罪人的生命脈絡中,形成某種動機,所寫下的一個故事」。許多犯罪者在犯罪前的生命脈絡,累積相當的痛苦與創傷,並在某個情境下,選擇錯誤方式作為其出口。當我們貼近他的生命脈絡,才能真正瞭解其所犯的罪;而只有我們願意真誠地瞭解而非評價其罪行,他們才會開顯出真實的內在世界,讓我們有了理解的入口。


「罪」不等於「惡」

在《罪行》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律當中的罪與惡,關係看似交集卻又平行。〈費納醫師〉述說一名醫師數十年來飽受妻子精神凌虐,於是用了一把上過油且毫無鏽斑的斧頭,砍殺曾經許諾要照顧一生的太太,讓自己從誓言的禁錮中解脫。〈大提琴〉敘述一位前途無量的女音樂家,當她知道無法承受弟弟不斷截肢與記憶退化的痛苦時,決定親手在浴缸內將弟弟溺斃。〈衣索比亞人〉則描寫一個人在不同社會中擁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一個是有鬥毆前科的銀行搶劫犯,一個是帶給部落財富與公平的仲裁者;當他為過去犯罪付出代價後,渴望回到自己心愛的人身邊,卻在走投無路下再次選擇搶劫銀行。這些故事突顯出難以抉擇的人性難題,動搖著我們認為審判者能透過判決將善與惡明確畫分為二的相信。

正因為在犯罪行為中,善與惡並不是那麼容易切割清楚,因此被判處有罪者並不表示其就是惡人,但也不能因其動機或人格良善,就抹滅其犯罪的事實;法律上的罪,與這個人的惡,並不完全一致。這也是為什麼法律賦予執法者在斟酌科刑輕重時,除了其犯行輕重外,亦應間接考量犯罪者的動機、手段、人品、生活狀況等個人狀態。然而,考量犯罪者人格以作為量刑的參考,雖能平衡罪與惡之間的落差,貼近真實的生活現狀,但也帶給現代司法系統相當複雜的難題。


從人性省思對與錯

通常人們對罪刑的關注,是針對某些認為被輕判的案件,例如日前的恐龍法官輕判性侵幼童案件。而法院衡酌犯罪者作為量刑參考時,亦多流於形式上的說理。德國刑法與我國相同,皆以人的行為作為評價與處罰對象。意思是,只要一個人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若無阻卻違法事由(註),同時具備罪責事由,皆會被評價為犯罪。

馮.席拉赫不斷進到犯罪者生命脈絡思考這些問題:「他所做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做的事?異地而處,我們會有其他選擇嗎?」試圖得到一個較為適切的答案。若非出自對人的關心與興趣,絕難有此思維。在〈刺蝟〉、〈正當防衛〉、〈棚田先生的茶碗〉、〈夏令〉等故事,馮.席拉赫即舉重若輕地描述犯罪者如何由刑事司法系統脫身。


有缺陷的司法

〈夏令〉中的主角差點被誤判為殺人犯,挑戰了我們對司法「公平正義」的信任。一個享有身分地位的企業家,以每次五百歐元的代價和女大學生偷情。當女大學生全裸陳屍在其偷情的飯店床上,企業家為掩飾偷情的事實,向警方否認與死者認識的事實,讓自己陷入重重疑雲。警方發現兩人案發前密切的通聯記錄,現場死者的頭髮與胸部都殘留企業家的精液,現場也沒有留下其他人足跡;飯店車庫監視器時間顯示,企業家在清潔婦報案的幾分鐘前驅車離開。當所有證據皆指向他涉案,企業家辯解已無力回天,最後因他的律師發現監視器未由冬令調回夏令,讓他得以證明清白,但真正的犯罪者卻也因無其他有力證據,而逍遙法外。

司法系統是透過犯罪遺留的結果與痕跡,拼湊、貼近及認定犯罪事實,當執法人員未充分蒐集證據、專業不足、未保持客觀立場等原因,或者犯罪所遺留的痕跡並不足以呈現真實,而無法發現並確定犯罪者;甚至出自巧合或其他因素,傳遞出錯誤訊息,皆有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


法律難以重建真實

犯罪並不是被法律所建構出來,而是原本就存在於人類社會的現象。法律只是將其中某些現象框架出來,試圖給予正確的評價與處置。然而,法律雖然作為試圖解決社會現象的手段,卻也無法擺脫它仍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對於判斷善惡或是發現真實,法律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限制。

如果從這個角度,或許我們要將透過刑事司法系統,實現最終公平正義的期待擱置一旁,而回到人性的角度(透過具體故事會是很好的媒介),探究司法程序的實踐現象與限制,然後抱持一種謙虛的心態,在具體案件中盡力地貼近事實與尋找公平,或許能為目前強調抽象法則與邏輯思維的刑事司法系統,注入更多不同觀點與思考方向。

至於馮.席拉赫在書中終究沒有直接探討「正義」是什麼?這個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糾纏不清的大哉問,就留待每個人去省思與判斷吧!

 

註釋

阻卻違法事由的意思法律賦予一個人就算是做出構成要件的行為,仍然不會構成犯罪的理由。《罪行》中的〈正當防衛〉所探討的便是:當一個人面對緊急、危險的情況下,基於人類的自衛本能,使用自己的力量從事必要防衛,以排除現正進行中的違法侵害或攻擊,是受到允許的。

週四, 30 六月 2011

書評:中年少女的鎮魂歌,《我是許涼涼》

我是許涼涼,今年三十八歲。我想我剛剛被甩了,不過我懷疑我可能還沒接受這件事。

 

 

週二, 07 六月 2011

書評:遊戲‧寓言‧娃娃屋

《我的喬治亞》
西西著
洪範書店
2008年9月

在當代華文作家中,西西是一個難以歸類的有趣範例。雖然她定居香港,作品卻幾乎都在台灣出版。她筆下描繪的雖是香港百態,卻沒有香港作家特有的世故情味,反而流露出純真明朗的氣息。

 

週日, 27 三月 2011

書評:關於殺戮的艱難

張娟芬《殺戮的艱難》一書正好出版於2010年春天至今台灣死刑與反死刑的風暴中。

 

在2010年三月前,台灣有44個定讞的死刑犯,但已有四年未執行死刑。

 

然後,法務部長王清峰發表〈理性與寬恕〉一文,表達應立即停止廢除死刑的立場,引起社會風暴,兩天後被迫辭職。三月下旬至四月間,台灣廢除死刑聯盟為四十四名死刑犯提出釋憲聲請,認為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中若干條文有違憲之虞。

 

然而在四月三十日,法務部槍決了四名死刑犯。

 

 

 

週五, 25 二月 2011

書評:愛情社會學

相信有不少人認為,「自由戀愛—結婚」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但它的出現與大量普及,乃至於成為廣被接受的文化價值,並作為男女婚配基礎的主要交往形式,是晚至十九世紀才發生的。在此之前,人類歷史上雖然也有一些浪漫愛情故事的紀錄,但故事的結尾幾乎都是相愛的兩人被迫分開,嫁給媒妁之言的對象;更重要的是,當時「愛情」並非社會關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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