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與真理的傳道者:猶太裔主教施約瑟 精選

by on 週二, 15 十二月 2015 評論

撰文沐鈺

畫作笨篤

作為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大學老師,每次我給學生講授聖經文學時,閱讀的一般是和合本《聖經》,而對於此前的白話聖經譯本,知之甚少,直到去年我要寫一篇有關《雅歌》中譯本的比較論文時,才驀然發現了這位一直在我研究視野之外的聖經翻譯者:施約瑟(1831-1906)其冗長而奇怪的外語名字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實際上,我是從兩位漢學家那裡瞭解到施約瑟這位卓越非凡的偉人,一位是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馬里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另一位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系教授伊愛蓮(Irene Eber)。他們都是八旬以上的老學者,彼此相識,長期熱衷於探討《聖經》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知識份子的深入影響。尤其,伊愛蓮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學界第一本有關施約瑟的論著,題目是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 I. J. Schereschewksy, 1831-1906 (Leiden; Boston: Brill, 1999),譯本由台灣胡聰賢翻譯為《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2013年由橄欖出版社(新北市)出版。

通過搜尋與施約瑟有關的資料,我開始叩問19-20世紀中葉那一段被時代風雨湮沒侵蝕卻精彩紛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譯經王子施約瑟及其猶太身份

施約瑟被美國聖公會的同仁海克斯(John Hykes)譽為譯經王子(Prince of Bibletranslators)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稱之為世界最偉大的聖經翻譯者之一格雷伍斯(Frederick R. Graves)讚賞他是世界英雄之一(one of the world’s heroes)還有人把他與為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相提並論。

首先是施約瑟的猶太身份引人注目其多重複雜的文化身份、傑出的語言天賦與艱難奮進的一生聽起來簡直就是一個傳奇。施約瑟於1831年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立陶宛小鎮陶羅根(Tauroggen),從小接觸到希伯來語和俄語。但他幼時父母雙亡,由同父異母的兄弟撫養,家人希望他成為一名拉比(Rabbi)(1)。於是,16歲時施約瑟開始離家漂泊,就讀於烏克蘭的日托米爾拉比學校(Rabbinical School of Zhitomir)當時解放猶太人、接受西方文化的猶太啟蒙運動(Haskala)風靡歐洲,到此地傳播福音的倫敦基督教猶太人傳道會(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把《聖經》翻譯成意第緒語,吸引了一些像施約瑟這樣思想活躍的年輕猶太人。1852年,施約瑟前往德國的布雷斯勞大學(Breslau University今弗羅茨瓦夫)攻讀東方語言課程,在此結識了倫敦傳道會成員、猶太基督徒紐曼博士(Dr. H. C. Neumann1778-1865)得以瞭解當時德國的現代聖經批評學,並對基督教產生了好感。在移民大潮的影響下,18546月施約瑟乘船達到美國紐約,認識了猶太裔傳教士里拉德博士(M. G. R. Lederer),不久他在一個逾越節的晚上接受洗禮,皈依了基督教。此後,施約瑟繼續神學訓練先後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州阿勒格尼市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 City, Pennsylvania)兩年後轉往紐約聖公會總神學院(the 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此時施約瑟在美國聖公會中國差會首任主教文惠廉(Rt. Rev. William Jones Boone)的感召下決意前往中國傳教並許願要把《聖經》翻譯成中文18597月被文主教按立為執事(deacon)(2)。不久,他以美國聖公會海外傳教士的身份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開始學習漢語。

施約瑟於185912月抵達美國聖公會總部所在地上海,不斷盡心學習官話(現在的普通話)、文言文(文理式中文)、上海方言和中國古典文學,並在中國內地進行了二次遠遊,逐漸熟悉地理民情。對於多樣化的漢語與各地方言,施約瑟深有感觸:與其說我要學會中文,不如說我要掌握多種中國語文。因為一個渴望能夠熟習中文的人,必須研習至少兩、三種獨特的中國語文:第一種是他所居之的地的人所說的方言;第二種是全中國的官員,以及很多省份的人都使用的官話;第三種是中國知識份子們所使用的文言文。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人對語言的挑剔的程度比其他民族更苛刻,他們對只會講幾句破句子就想傳道的外國人,不屑一顧(3)

在瞭解到施約瑟非同尋常的經歷後,我認識到了作為傳教士和聖經譯者,施約瑟所具備的猶太文化身份、特殊個人稟賦、深厚的信仰根基和堅定執著的性格決定了他事業與眾不同:屬於猶太教改信基督徒的猶太裔美國人(在俄國統治下的立陶宛、波蘭、德國、美國、中國、英國、法國、瑞士、日本等多國居留,有助於他以平等、同情的態度對待異國文化和不同人群);屬於美國聖公會(曾擔任美華聖公會華東教區主教);具有罕見的語言天賦(會讀希伯來語、意第緒語、俄語、德語、波蘭語、希臘語、英語、法語、中文、蒙古語等20種文字,會講13種語言),他受到了猶太教基督教文化、德國啟蒙文化、英美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薰染,視野開闊,治學嚴謹,博大精深;形成了尊重異國文化的開放精神。所有這一切使得施約瑟成為一名出類拔萃的《聖經譯者和偉大的傳道人,不過,這個過程卻是如此漫長而艱辛,充滿著無比的恩典和榮耀。

從官話到淺文理:中文聖經的翻譯者

1860年,施約瑟按立為會長後的第二年,被文惠廉主教派往大清帝國的中心北京,在剛成立不久的美國公使館擔任翻譯,並負責開拓聖公會在華北地區的教務事業。在此後的12(1862-1874)中,他任職於五位基督教傳教士組成的北京譯經委員會(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除了他以外,其餘四位分別是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他斷斷續續參與譯經工作)和白漢理(Henry Blodget, 1825-1903),英國人包約翰(John S. Burdon, 1826-1907)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他們於1862-1863年間陸續聚集北京,籌畫推動《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的翻譯事工,並於1866年完成出版。此後,鑒於施約瑟精通希伯來語和具有猶太文化背景,他被北京譯經委員會指派獨自承擔把希伯來語《舊約》翻譯成北京官話的艱巨任務。在1864年寫給美國國外佈道團委員會(American Foreign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ission)的信中,施約瑟提倡把《聖經》翻譯為滿洲方言(即北京官話),因為它適用於四分之三的國土,實際上是全中國的官員、商人和文人之間的通用語。(4)

當時通行中國的聖經譯本是用文言文翻譯的深文理譯本(High Wenli Version)如最早的馬什曼(J. Marshman)譯本(1822)、馬禮遜(R. Morrison)《神天聖書》(1823)、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1852)裨治文(E. C. Bridgman)《新舊約全書》(1864)、高德(J. Coddard)《聖經新舊遺詔全書》(1868)另外有些僅供東南局部地區使用的方言譯本(廣東話、廈門話、客家話吳語)但還沒有一本是用北方方言(官話)的譯本。不過,隨著中西雙方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不斷接觸和時局的發展,這種情況逐漸得以改變:早期中文聖經主要是文理譯本,對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然而,中國教會信徒日益增多,由於教育水準大多不高的關係,在閱讀文理譯本時感到困難,以致對官話譯本的需求漸增。(5)施約瑟認識到官話就是正式語言的意思,它不但是通俗文學所使用的語言,也是自宋代以來,一些哲學及形而上學著作所使用的語言。」(6)他對於獨自承擔把希伯來語《舊約》譯成北京官話的神聖任務,充滿信心:其他翻譯者告訴我,將舊約聖經翻譯成人口最多的帝國口語,是特別委託給我的責任。一直到這項工作做完為止,我應該將它看作是我在這個國家的使命。」(7) 187412月,在上海美華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資助下,施約瑟歷時十多年完成的第一個北京官話《施約瑟舊約譯本》由日本京都美華書院印製出版;1878年,該譯本和1872年修訂本《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合併成《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作為英美兩國傳教士和聖經公會共同合作的碩果。這個聖經中譯本語言清晰明細,簡潔有力,雖淺白卻不流於俗氣,雖莊重敬虔卻不舞文弄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為1919年《和合本聖經》之前通行最廣、最受中國信徒歡迎的官話譯本,並為此後的聖經中譯本提供了出色的範本,誠如丁韙良所言:具有無法被取代的地位,是譯者一生的冠冕之作(8)

1874施約瑟翻譯的《創世紀》開篇為例:起初的時候,天主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水面黑暗。天主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天主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看光是好的,天主就將光暗分開了。天主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有早,就是頭一日。又如《雅歌》:這是所羅門所作的歌中的雅歌、願他與我接吻、因你的愛情勝於酒霖。你的膏、香味甚美、你的名如傾出的香膏、因此、眾女子都愛慕你。我們讀到的是如此精湛流暢的白話譯文,要知道這比1919年的和合本聖經早了45年。

1877年,施約瑟被任命為美國在華聖公會的第三任主教(Bishop)1881年在武漢視察之時,積勞成疾的他不幸中風,導致身體癱瘓。1882-1895年間,施約瑟在英國劍橋、瑞士日內瓦、美國等各地養病,雖飽受病痛折磨,卻依然在輪椅中堅持用二個手指頭翻譯,不僅繼續修訂北京官話《新舊約聖經》,還將其翻譯成淺文理(Easy Wenli Version)。對於傳教士而言,19世紀末期,可以說是文言文聖經從深文理向淺文理過渡的中間階段。以前只有深文理聖經譯本的出現,是意料之中的事。對中國人而言,淺顯的白話只用於日常生活的口語中,而不運用於文字表達中。對傳統文化和文字頗為自負的文人來說,他們更不會接受用這種淺顯語言寫成的書。(9)英國傳教士楊格非(John Griffith)描繪了一種被稱為淺文理的語言形式,它既像官話一樣容易明白,廣泛通用,同時又容易被知識份子接受。在1890年上海舉行的中國傳教士代表大會後,施約瑟卻拒絕了該譯經委員會的邀請,獨自開始淺文理聖經的翻譯工作,並以殘疾之身完成了《和合本聖經》翻譯團隊花費18年才完成的事業,1902出版了淺文理《舊新約全書》(又稱《施約瑟淺文理二指版聖經》),這堪稱世界聖經翻譯史上的一個奇蹟1910年由施約瑟修訂的《淺文理串珠聖經》(Reference Bible)出版,但他本人卻無緣見到,施約瑟於19061014日在日本東京去世,葬在東京最大的公墓青山墓園。在去世的前幾年,施約瑟不無感歎地自敘道:我坐在這把椅子上二十多年了。一開始很艱難。但上帝知道這樣的安排最好。他讓我從事最適合我的工作。(10)

在寫給施約瑟的悼文中,美國聖公會史蒂芬牧師(W. B. Stevens)稱讚道: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所達至的最偉大的成就,當拿來與施約瑟主教所作的相比時,都會變得渺小,()因為他使聖經用中文來向人說話,把福音傳遍了半個地球。(11)當我們瞭解到施約瑟的後半生竟是以殘疾之身完成了一項令人難以想像的偉業時,除了驚歎外,或許只有深深的感恩了。

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創始者

施約瑟的另一個驚人之舉是創建了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大學——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1879年,施約瑟本著要創辦一所可以使學生兼具中、西文化的知識與基督信仰,以主導未來中國的發展的教育理念,將上海聖公會下屬的兩所學校培雅書院(The Baird Hall for Boys)和度恩書院(Duane Halls)合併為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後來於1905年註冊為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首創校訓一為光與真理(Light and Truth),二為德以輔才,學以致用,兼具了中西文化與教育的最高信念與理想。雖然這所大學一開始重視的是神學方面的課程,如聖經、祈禱書、教義神學與系統神學和中文,但隨著上海作為通商口岸,越來越國際化和商業化,急需英語方面的人才,1881年起,學院增加了許多用英語教學的課程,尤其是科學方面的教學內容,逐漸向世界一流大學看齊,建立起神學院、文理學院、土木建築學院、醫學院(後又加了農學院)等。到了20世紀初,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人數迅猛增長,成為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後轉為雙語授課)的國際性一流大學,被譽為東方哈佛中國外交人才養成所,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在體育方面上遙遙領先,培養了林語堂、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施肇基、宋子文、嚴家淦、榮毅仁、劉鴻生、俞大維、貝聿銘、周有光等一大批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傑出人物,他們活躍在政治、外交、農業、醫學、軍事、文學、建築和高等教育等各個公眾生活領域,成為帶領社會變革的。一直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聖約翰大學的課程、教育理念與水準皆可與美國任何一所大學媲美。

1952年,作為在華辦學時間最長的一所教會學校,歷時73年的聖約翰大學在大陸被解散,其新聞系併入復旦大學,土木建築系併入同濟大學,經濟系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政治系併入華東政法學院(現華東政法大學),理科各系、教育系、中文系併入華東師範大學;醫學院則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後改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併入上海交通大學)原校址成為現在的華東政法大學,一代名校從此四分五裂,幾乎消失殆盡。不過,光與真理的星星之火並未完全黯淡。196710月由聖約翰大學、聖瑪麗女校(St. Mary’s Hall)校友出資購地,並在灣聖公會王長齡主教竭誠解決各種困難之後,聖約翰大學在台灣復校為新埔工專,創校之際,美國渥克蘭聖公會救主堂特地贈送一本世界上碩果僅存的《施約瑟舊新約聖經》(1913年版)祝賀,如今這本聖經成為該校的鎮校之寶。20058新埔工專不斷興盛發展,最終升格為聖約翰科技大學,以繼續施主教遺志,重整聖約翰雄風為辦學目標,並用高清晰的掃描方式再版了1913年版的《施約瑟舊新約聖經》,作為校慶紀念日的紀念。今年的7,在台灣友人的熱心幫助下,我終於購買到這本紙質精美的施約瑟版聖經,撫摸著黑皮紅邊、繁體字豎版的厚重《聖經》,查看扉頁上施約瑟的畫像和漢字手跡,我恍若回到一個世紀之前施主教生活的那個中外文化開始頻繁接觸、交流與合作的年代,更加懷想他竭盡一生,為中文聖經翻譯、高等教育、福音傳播、中猶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而我們如何才能銘記住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呢?

2015111日,這個細雨霏霏的週末下午,我和兩位女性朋友相約參觀當年聖約翰大學遺址——如今的華東政法大學。我們穿過蘇州河上的橋,踏進中西合璧、紅磚飛簷的美麗校園,依舊可以感受到當年古香古色、輝煌燦爛的校園氛圍,雅致的老屋、蒼老的古樹和青翠的草地依次呈現,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甘醇厚重、美輪美奐的甜美氣息。我從以色列學者伊愛蓮撰寫的《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中得知,1879年,施約瑟頗具眼光,以比較便宜的價格在這處當時還很偏僻的郊區購買了30英畝,作為傳道部和學校的駐地:1879年初,即開始新建工程,學院初期有四棟磚頭建築:兩棟較大的二層樓房,有鋪瓦的屋頂,兩側是二棟較小的建築。後來又加了幾棟建築。(12)後來成為施約瑟接班人的小文惠廉主教對此稱讚道:學院採中式建築法,但融合了現代的通風和採光概念。學生們有足夠的運動場所。()整個環境充滿了理性和實用性。()施主教對中國事務的長期經驗與充實知識,讓他採用了最適合教會與中國學生需要的規劃。我相信這所學院在中國的歷史上將會留下它的蹤跡。」(13)這些精緻典雅的建築、挺拔偉岸的老樹、滔滔流淌的蘇州河經受了風霜雪雨,見證了聖約翰大學的昔日蹤跡依然無形地滋養著在此間穿行的莘莘學子。

我們駐足於校園中最漂亮、核心的標誌性建築——1894美籍校長蔔舫濟(Francis L. H. Pott,擔任該校50餘年的校長)為紀念施約瑟而建的懷施堂——1951改名為韜奮樓這是一處由環形長廊建築、鐘樓、中心建築和庭院構成的四合院式中西合璧的學院建築群,拱門入口的高凸處有一個鐘樓(由美國麻塞諸塞州運來,鐘錶至今使用,在整點時刻會自動報鳴),庭院中間現在放置了一座基石高高的鄒韜奮坐像,正面的建築物頂部鑲嵌了一顆醒目的紅五星,顯然這都是後來添加上去的。事實上,鄒韜奮在聖約翰大學只有讀了年,即1919-1921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新聞專業,獲得文學學位。在這之前他是在另一所大學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學習了兩年機電工程專業,但他不喜歡工科轉而學文。由此可見,當時的聖約翰大學持有非常開放的辦學理念,只要通過本校考試,學生可以從外校轉學,選擇自己喜愛的專業插班讀書。我想,現在中國高校還從未達到聖約翰大學所具有的這般靈活而自由的辦學策略,允許學生自願轉學或轉系。

我們登上韜奮樓的二樓,環顧四周,立即為這一組的風格典雅美觀、設計奇妙的建築所傾慕,中間的一座主建築鑲嵌庭院中,兩邊空地長滿了高大的綠色植物,體現了實與虛、疏與密、廊與樓相互呼應的中式建築美學觀。聖約翰大學一致秉持在尊重中國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傳播基督教文化的精髓,讓兩種文化水乳交融,呈現出一種新的時代精神與信仰追求,這當然與施約瑟的高瞻遠矚分不開。他堅持認為,在中國傳教的目的是建立中國基督教(Chinese Christianity),傳教士不應破壞中國的民族特性(ethnic characteristics),不應外國特性(foreign traits)生硬地嫁接到中國文化中,應原封不動地保留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時,不必西洋化,故其中文聖經的翻譯、大學的建築風格和教育理念都體現了這一目標的達成。我們看見在韜奮樓正面前的小花園中聳立著一個紀念牌坊——1929年為紀念聖約翰大學50週年而建,我覺得這個牌坊本身就是中國建築風格的醒目標誌(後來才知原牌樓在1955年被拆毀,1992年由校友捐助在原地基上按原貌復建),其前後兩面皆刻有校名和校訓,四根柱上刻有對聯,既有孔子的《論語》:思而不學則惘,學而不思則殆。也有幾幅意蘊深長的對聯:環繞平分三面水,樹人已半百年功明體達用是為國華天挺之才資造就新命舊邦廣開學舍海通而後此權興合中西一爐五十載締造經營蔚成學府在東南為巨擘千萬人滌磨淬厲同揚國光,如此大度雍容、氣勢磅礴的雋永之詞令人感歎遐思,今昔對比,歷史的回轉讓我們感受到作為教育者的使命與責任。

我們繼續穿行在這些紅磚的其他建築之間,路過思顏堂(為紀念為該校做出巨大貢獻的顏永京牧師而建)、思夢堂(紀念一位救助落水孩子而犧牲的美國教師孟嘉德而建)等樓,來到了一座近百年歷史的著名體育館,接待者是作為志願者的大一新生,她們熱情地讓我們進去參觀,這裡有羽毛球場、籃球場、舞蹈室等開闊的運動空間(據說以前設有中國第一所高校的游泳館)。我知道,在當時的教會大學中,聖約翰大學的體育課程獨樹一幟,遙遙領先,體現了培養身心健康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在體育館的出口走廊我們看見了右手邊一個正在粉刷一新的小房間,據學生說,這裡準備建一個微型的校史館。我們發現裡面放置了一個長方形褐色石碑,大概是清代一個姓王的人送給學校的校訓刻字,不過這塊殘斷的碑石只剩下了二個字真理,缺失了另一半光與二字。當我詢問在場學生是否知道施約瑟這個名字時,她們都搖頭說不知道。在華東政法大學讀書的大學生們置身其間,卻不知道自己所在校園的歷史悠久厚重,不瞭解真實發生的過去與生活學習的空間之間的隱密關係,這的確是一件值得我們深思不解的事。我記得不久前讀過的一本由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撰寫的有關燕園(北京大學)的記憶之書《鳴鶴園》,她在結尾處寫道:歷史的美不僅存在於有限的語言文字中,更存在於無窮的想像力中。歷史之美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含蓄性與殘缺性。」(14)因此,支離破碎的——有時是被壓制沉默的——歷史仍然是向想像敞開的大門。

而我們只有安靜地等待,等待被遺忘被遮蔽的歷史會被想像的大門敞開——被重新書寫,就像這些默默聳立在校園四周的紅磚老屋、懷施堂和紀念牌坊,或像百年體育館的角落裡正在修繕一新的校史館,這一截僅存真理二字的殘垣斷壁,在探尋者深情難忘的一瞥中,它們將魂牽夢縈地訴說著施約瑟——這位把一生奉獻給中國的猶太裔主教的神奇業跡。

註釋

拉比有學問的學者或智者,專指接受過正規的猶太教育,系統學習了猶太經典,擔任猶太人社團或猶太教教會的精神領袖,或在猶太經學院傳授猶太教教義的學者。

按立為執事按照一定的儀式,授予在基督教教會中的管理(執事)職位。

3 參見http://www.answers.com/topic/samuel-isaac-joseph-schereschewsky

James Muller, Apostle of China: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931-1906, Morehouse Pub. Co.,1937, P.66.

5 蔡錦圖《中國聖經翻譯的歷史回顧和研究》,載梁工主編《聖經文學研究》第5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202頁。

施約瑟致Denision函,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胡聰賢新北市橄欖出版社2013,第161頁。

7 施約瑟致Denison函,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第161頁。

8 丁韙良, ‘Notes on Schereschewsky’s Bible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34, no.3 (1903), P.148-49.

9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4, P.50.

10 參見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s/schereschewsky-samuel-isaac-joseph.php, by Paul Claspar.

11  A Feast for Samuel Schereschewsky, Dan Graves, MSL; Church History Timeline.

12 施約瑟致Denison函,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第187頁。

13 轉引伊愛蓮,《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第191頁。

14 [] 舒衡哲:《鳴鶴園》,張宏傑譯,北京大學,2009年,第229頁。

沐鈺 (Liu Yan)

原名劉燕,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基督教文學研究出版《艾略特》、《現代批評之始:艾略特詩學研究》、《〈尤利西斯〉:敘述中的時空形式》等專著,並從事散文、詩歌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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