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希望微光—小說家菲立普.克婁代專訪

by on 週四, 02 九月 2010 評論
以推理警探小說形式寫成的《波戴克報告》(Le rapport de Brodeck),很容易吸引讀者一探究竟。不過小說主角波戴克的人生,卻經歷了太多痛苦與悲慘,非但讓人閱讀時激起情緒波瀾,也令人難以承受。儘管「要讓故事發生,便得把角色放在極端的環境中」,然而本書作者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究竟為何讓全世界所有悲慘的事,都發生在波戴克身上呢?
 
 
我們都是波戴克
 

克婁代表示,這是因為「人類歷史上存在著上百萬個波戴克」。以20世紀為例,甚至在21世紀初,有許多國家遭受戰爭、饑荒、地震等天災人禍的蹂躪,就某種程度而言,波戴克可說是全人類的象徵,見證歷史的恐怖。「這歷史未必只是歐洲的歷史,而是整個世界的歷史,波戴克則是遭歷史紛擾波及的人。」克婁代如是說。

 

而且,身為作家,克婁代比較感興趣的,是以普通人作為小說主角――波戴克完全不是英雄,是如你我一般的平凡人。這個平凡男子的優點不特別多,也不比別人強,卻身不由己捲入歷史洪流中。(上圖攝影/陳文怡)

 

話雖如此,《波戴克報告》的結局卻相當奇妙。克婁代表示,小說結局是依故事中事件發生的先後邏輯演變而成,不可能會有別的結局。甚至可以說,這個結局也不是作者決定的。因為小說人物在一個環境裡,經歷了一些事件,他要怎麼做,有點像在迷宮裡,只能往他該走的方向走下去。

 

 

 

與經典呼應

 

儘管這本小說帶著悲劇色彩,儘管主角肩上背負著龐大重擔,對作者而言,這本書還是受到希望牽引。因為波戴克是個有信念的人,他經歷了許多可怕考驗,卻依然屹立不搖,這個部分有點類似愛情小說――畢竟讓波戴克得以屹立不搖的力量,來自於愛情,包括他對妻子艾梅莉亞的愛、對撫養他的老婦人的愛,還有他對孩子的愛。就是這三種形式的愛,讓波戴克得以活下去。

 

在結局中,波戴克雖然被迫帶著家人偷偷離開村子,但克婁代認為這是個懷有希望的結局,因為我們自然會想到:「波戴克會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克婁代承認,這個結局參考了荷馬(Homère)史詩《伊里亞德》(Iliade):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Énée)背著老父與幼子,離開焚毀中的特洛伊城,去別處建立一個城市,也就是後來的羅馬。而《波戴克報告》的結局有點呼應這則希臘神話,讓主角離開某地,好建立另一個世界。

 

我自己挺喜歡小說中客棧老闆許洛斯這個人物。不知克婁代是否也有特別喜歡的段落,或特別鍾愛的人物?

 

 

 

 

JiaYiJun_PhilippeClaudel1299%的信仰

 

出乎意料地,除了小說開頭「我的名字叫做波戴克。我跟那件事沒有關係。」這來自午夜夢迴的句子,克婁代最喜歡書中描寫自然風景的段落。因為那些森林、山地帶著浪漫色彩,很像18-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繪畫,尤其是畫家卡斯巴.大衛.佛烈德利赫(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還有就是書中描寫的恐懼,也就是波戴克覺得自己被圍捕、被追蹤的那種恐懼。

 

既然談起恐懼,那麼,令人好奇的是,不曉得克婁代是否有宗教信仰?(右圖攝影/Vassil

 

「我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克婁代回憶,雖然他與同代法國人一樣,小時候受過洗,也上過教堂,會去望彌撒,直到他十四、五歲的年紀;然而後來,他開始對宗教信仰產生疑問,會質疑上帝,也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過他還是對宗教保有神聖的感覺,心中也保有天主教重視的價值觀,如博愛、慈善與憐憫。可以說他具有99%的信仰,獨缺那1%的「相信上帝」。

 

也許克婁代相信有那麼一位神,卻不認為一定是哪一位。他也順此提到,自己所有小說幾乎都有神職人員的角色,也都會提出上帝存在的問題。他自認像某些17世紀的歐洲哲學作者,對上帝的整體性提出問題,在看到戰爭與屠殺後,就懷疑上帝的存在。「畢竟如果把什麼都說成是上帝的旨意,這也未免太方便了!」克婁代笑道。

 

 

 

還原「人」之本位

 

克婁代在小說寫作上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大概就是他在《灰色的靈魂》(Les Âmes grises)跟《林先生的小孫女》(La petite fille de Monsieur Linh)中刻意避開地名與歷史事件。在《波戴克報告》中,他更進一步糢糊了時空背景,甚至還創造了一種方言,為什麼他會選擇如此呈現故事?

 

克婁代表示他最感興趣的,是讓讀者處在一種不穩定狀態,好讓讀者略微失去方向感。換言之,他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初,以為「啊!我知道,這件事發生在德國(還是哪裡)」,然而接下來的另一個細節,又讓讀者發現好像不是這麼回事。於是他創造某種風景,又捏造某些地點、某種方言,刻意模糊地理、時間,好讓讀者在閱讀時失去方向。

 

這麼做的理由,是克婁代覺得,若撤去讀者立足的地面,好像更能讓讀者思考書中的內容。如果告訴讀者確切的時間地點,讀者可能會想:「這件事是在那裡發生的,它已經過去了,不會再發生!」但他希望讓讀者看到「我們其實是在某種可能性當中;這件事情過去雖已經發生過,但很不幸地,也許還會再發生在任何地方」。

 

 

 

JiaYiJun_PhilippeClaudel11記憶與遺忘的辨證

 

不同民族與其過去記憶的關係各有所別。當我與克婁代談到這個問題,他表示確實每個民族對記憶的態度有所不同。有些政權刻意不讓人民擁有記憶,甚至改寫歷史,只提供單一觀點, 操縱人民記憶的走向。然而「什麼才是歷史的真相」,始終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歷史總是由戰勝者書寫。所以有時候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讓記憶平息下來,才能不帶激情地面對記憶。(左圖攝影/Félix Potuit

 

那麼在遺忘與記憶之間,該如何取得平衡呢?這就是大家要努力嘗試的,不管是個人還是整個民族都一樣。「人不能一直活在痛苦的記憶裡,如戰爭的記憶、屠殺的記憶。人如果持續困在受創的回憶裡,便無法前進,也無法原諒,無法和解。」克婁代說。

 

他以法國為例指出,造成歐洲上千萬人死亡的二戰於1945年結束後,許多戰勝國的政治人都物想譴責德國、孤立德國。還好大部分做決定的人夠明智,如法國的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和其他政治家,他們認為要緊的是向德國人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重建家園,去除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藩籬,好徹底消弭隔閡。

 

 

 

 

 

帶著記憶往前行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提到『德法友好關係』與歐洲聯盟的建立――從一開始的六國,到後來的十二國,以至於今日超過二十個國家。」克婁代緩緩說道:「這樣的作為雖是基於政治意願,但這意願不是為了遺忘或消滅記憶。因此他們也同時致力於保存痛苦的記憶,好對世人展現這段歷史,讓所有人――尤其是年輕學子們,知道當年的德國是什麼樣子。」

 

「不過他們也試著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找出平衡點。」克婁代接著談到:「一方面讓大家記得可怕的事,好讓這類駭人之事不再重演;一方面卻也要讓大家忘記部分痛苦,才能繼續活下去。」這點也是《波戴克報告》的核心。小說中有一位政治人物,也就是村長,他贊成要抹去記憶,向前看就好;而波戴克則相反,他的記憶力好像巨型電腦,什麼也不會忘記。這讓波戴克很痛苦,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然而有時候,人們寫作,不就是為了要記得嗎?

 

「寫作確實是離不開記憶。」克婁代表示,因為不管哪一種小說,都建立在一段過去之上,即使是科幻小說,也必須建立於先前存在的事件。所以說,當我們寫作或閱讀小說時,都一定要讀了前面的情節,才能理解結局。閱讀本身因此是一種當下的動作,卻也是一種記憶的回復――回復著作者的記憶,與書中人物的記憶。

 

 

 

 

小說,文學,法國,Philippe Claudel電影書籍迥異

 

除了寫小說,克婁代還當起導演拍電影。閱讀《波戴克報告》時,我們彷彿在字裡行間看到畫面;而他的首部電影《我一直深愛著你》(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對話卻不多,反倒有許多沉默。

 

克婁代表示,在《我一直深愛著你》裡的許多沉默,是因為故事主人翁是個選擇沉默的女子。她選擇閉嘴,選擇被判入獄,選擇了什麼也不加以解釋,選擇了再也不與別人溝通,可以說她選擇了另一座象徵性的監獄,也就是沉默的監獄。不過在他執導的下一部片子裡,對話會比較多。(右圖劇照提供/傳影互動)

 

對克婁代來說,拍電影跟寫小說是非常不同的表達方式,能觸及的群眾也很不一樣。當然電影能觸及更廣大的觀眾。與閱讀小說相較之下,當一個人走進電影院或播放DVD,只要坐在椅子上看著銀幕就行了,不用費太大的力氣,花的時間相對也比較短,兩個小時就足夠。

 

閱讀小說則需要較長時間。比如像讀《波戴克報告》,可能就得花上十五、二十個小時,也許還要更久。除了要有這樣的時間,還得花精力和腦力進入書中的世界,所以讀小說比看電影需要更多的努力。

 

 

 

 

 

只有枕邊書,沒有枕邊DVD

 

「然而在此同時,比起觀眾與電影的關係,讀者與書的關係也比較深沉。」克婁代說明:「法文以『枕邊書』形容我們很喜歡的書,也就是放在床邊茶几上不時拿起翻閱的書。而當我們談到電影,不會講『枕邊電影』,只會講最喜歡的電影,至今也沒聽過有人把最喜歡的DVD放在枕邊。」

 

當克婁代親自改編小說《灰色的靈魂》為電影劇本時,由於製作成本考量,不能完全照小說描寫的方式呈現故事。於是與導演討論後,他決定裁剪原著,只保留主要人物,並選出書中重要段落呈現小說真正精神,將這部很長的小說改編成較精簡的電影。身為原著作者的他,認為電影版確實保留了小說的精神。

 

至於改編自己的小說對克婁代來說,會不會為難?「一點也不難!」他說。就像改編別人的小說一樣,他不會因為是自己寫的小說,就難以下手改編。不過他隨即也表示,某些小說不應該改編成電影。比如前些時候,有人問他要不要將《波戴克報告》改編成電影,他就不認為這是好點子,因為他看不出這麼做能帶來什麼,而且將這部小說改編為電影,在製作上還得花更多錢。《林先生的小孫女》也曾有製作人詢問改編成電影劇本的可能,但也沒有成。

 

 

 
 

小說,文學,法國,Philippe Claudel從生活絮語到劇本對白

 

多才多藝的克婁代也創作舞台劇。那麼「舞台劇本創作」與「改編小說為電影劇本」有何差別?

 

「舞台劇本可以說是一大串對白。」克婁代表示,寫舞台劇本時,我們將所有故事、情境的存在,都建立在角色陳述的對白上,一切都需以對白表現。因此創作舞台劇本,比較像是在撰寫對白。(左圖攝影/陳文怡)

 

「有趣的一點是,我們為舞台劇本寫下的字句,最後會由演員唸白、詮釋、演出,所以,這些對白會突然變得完全不一樣。我們大可在小說裡寫很優美、讀起來也很通順的對白,不過要是拿同樣的對白讓演員在舞台上演出,卻很可能完全行不通。因為那是假造的、編寫出來的對白。」克婁代認真地解釋。

 

以他的經驗,不管是舞台劇本或電影劇本,演員開始排練時,都還會再次改寫。這正是因為此時大家會發現有些地方行不通,得作些許、甚至大量的修正。

 

克婁代還提醒,如果仔細看舞台劇或電影對白,會發現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會像裡頭的演員那樣說話。反之,若在大銀幕上觀看日常生活的尋常對話,也會非常無聊,因為盡是些「是啊是啊」、「好啊好啊」之類的話,看一會兒就會很厭煩。

 

「所以,舞台劇或電影對白企圖要給人『生活化』的錯覺。但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從來不會像那樣說話。」克婁代笑著說。

 

 

 

書寫孩子,向未來許諾

 

談過這許多關於創作的問題後,最後我們談到《波戴克報告》中的意象:波戴克生命中的三個女人,是否象徵了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克婁代回答:「沒錯,這是繪畫常用的意象,以老人、成年人與孩子為主題,來表現生命的三個階段。」而克婁代受繪畫的影響頗深,便以文字來呈現這樣的意象。

 

少婦、老婦與小女孩,代表了波戴克一生的三種形式,也是人類生命的三種形式。克婁代特別提到自己在觀看孩子時,總是很高興,因為他覺得可以寄望孩子們建立更美好的世界,他們有點像是人類對未來許下的承諾。

 

我想,應該就是書中的普雪這個孩子,讓更黑暗的《波戴克報告》,卻較之《灰色的靈魂》更為動人。同樣的,也是這個孩子讓克婁代在書寫人類歷史的沉重陰影之際,依然對人性光明保有希望。

 

 

 

 

本文亦見於2010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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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yun Gu (賈翊君)

畢業於文化大學法文系。年輕時曾從事影劇工作,於是懷著衝動去法國學電影。回國後為了生存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卻陰錯陽差的接觸起劇場。目前為自由譯者,偶爾接案子做劇場翻譯,很難說哪天會不會去賣雞排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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