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的,原來是孤獨──讀《我愛偷窺》

by on 週三, 01 八月 2012 評論

 

我愛偷窺:集體愛上偷窺與被偷窺的時代

(The Peep Diaries: How We're Learning to Love Watching Ourselves and Our Neighbors)

霍爾.尼茲維奇(Hal Niedzviecki)著

黃玉華譯

立緒出版社

2012年02月

 

你或許知道偷窺狂的英文叫peeping Tom,卻可能不知為何是湯姆。它起源於一則英國民間故事,話說戈黛娃伯爵夫人(Lady Godiva)為了讓丈夫減少對農民的稅賦,於是同意他的要求,裸身騎馬繞鎮一周。她要求鎮上居民緊閉門窗,迴避眼神,感懷在心的居民們也都遵旨照辦──除了裁縫師湯姆;結果忍不住偷瞄一眼的湯姆隨即猝死,某些版本則說他因此眼盲、遭鎮民殺害或被放逐,總之都沒什麼好下場。千年以來,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在書籍、繪畫與雕刻中被不斷重述,偷窺湯姆也約莫從十八世紀起成為道德寓言;「偷窺」不僅常與情色掛勾,長期以來也總是予人卑鄙猥瑣的負面聯想。

私密碎片,如風四處流轉

然而,今日的偷窺湯姆們有福了,只要在房間內輕點滑鼠,即可不限時段觀覽比戈黛娃夫人更加刺激、露骨的表演。而且更加欣慰卻也更怪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們非但不要求你轉頭迴避,反而還主動將性感撩人的照片、私密互動的自拍影片,放到網路上供人免費觀覽,甚至還鼓勵你留下評語或至少按個讚。

若將偷窺或揭露的定義放寬來看,不難發現窺視與自曝早已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文化現象。窺視文化不僅呈現於色情網站,也在「分手擂台」、「真實謊言」等真人實境節目上,亦顯示在部落格、網路聊天室、YouTube、Twitter 和Facebook裡。許多「普通人」透過網路、報章雜誌、電視等媒體,公開談論自己的困擾、奇癖與生活點滴;而更多其他的「普通人」也樂意觀看這些平凡無奇的經驗碎片。舉凡男友劈腿、愛貓結紮、小孩尿床、自己長痔瘡、天花板漏水,乃至隔壁老張一樹梨花壓海棠,我們都樂於昭告天下;我們不時登入臉書更新心情動態,所到之處不忘「打卡」,我們拍照、錄影、PO網,藉此展現自己的天真與熱情、困惑及憂傷。

有趣的是,這些芝麻綠豆般的生活瑣事,我們還真是愛看;透過窺視他人生活點滴所獲得的快感,有時更甚於政壇八卦或明星緋聞。我們不但過度分享原屬個人私領域的事務,唯恐他人不知自己的種種;我們也渴望知道他人的一切,因而爆料文化盛行、記者跟追成風,就在新聞日趨綜藝化的時候,綜藝界本身也淪為窺視的附庸。窺視文化具有傳染性,早已擴散到所有媒體、組織乃至整個社會。它的成因為何?以哪些樣態呈現?對於隱私、社群、法治、權利等觀念又會造成什麼影響?這些正是霍爾‧尼茲維奇這本《我愛偷窺》致力探討的課題。

自我揭露,緣於渴望被看見

為什麼有越來越多人們自動放棄個人的隱私權,公開揭露自己的醜態、挫折、被甩經歷、失敗的婚姻、破碎的家庭、五音不全的歌喉乃至於臃腫的身軀呢?「出名」或許是我們比較容易想到的動機,畢竟若能以祕密換取金錢與名氣,何樂而不為?然而,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自我揭露至少具有自我澄清、尋求認同、發展關係及形象營造等多種功能,在網路上公開私人生活細節的理由因而也就非僅一端。

尼茲維奇發現,大多數人自我揭露並非真想成為超級巨星,他們只是想滿足一種需求,一種現代社會似已無法提供的東西。當個人主義取代了群體生活,當官僚體系取代了鄰里社區,每一個人果真只剩下自己;我們總是一個人搭捷運、一個人在辦公室小隔間,一個人走路回家。而家是個人的城堡,我們在城堡內活得很舒服,或許是太舒服了,以致開始渴望逃離城堡,找回失落的東西——亦即對於我們是人,我們存在的單純認可。我們不在乎隱私,我們渴望參與、渴望與人連結,我們像孔雀般孤獨地開屏,期待被看見。

史達林說: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則是統計數字;其實不論死活,沒人願意被當成統計數字看待。然而,在這個疏離的原子化社會,瞭解我們的沒幾個,我們認識的也多是泛泛之交;於是我們只好上網,持續發送各種雞毛蒜皮的訊號,藉此標示個人的獨特性,並表達願與同好結盟的開放性。我們的生活有某種空虛,只能透過不斷自我揭露才能填補;我們展示自己,供人觀賞評論,擺弄各種姿態和語言,只為重申自我的存在。誠如作者所言:「我們想秀出的並非自己有多特別多優秀,而是我們有多普通平凡,多值得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基本上我們試著讓人看見:我們是人,值得因為單純做自己而被承認。」

人肉搜索,多為自鳴正義

偷窺文化不僅關乎自我認同與社群歸屬,並且早已巧妙地和官僚系統、資本主義與法治力量相結合;近來流行的「人肉搜索」,即是此類結合的一種表現形式。從虐待動物、阻擋救護車到始亂終棄的負心漢,我們一再看到網路鄉民們以自發的力量為大家揪出「兇手」,將其身家背景資料悉數公開,伴隨著模糊不清的影像畫面一起出現。這種網友業餘式的糾舉行為,有時或有助於檢警蒐證調查;然而更多時候,它只是一種自鳴正義的集體情緒宣洩,形同「獵巫」,它鼓勵我們遽下論斷,激昂地表達情緒,而且越極端越好,公民行動主義最終往往演變成暴民正義。

法院給人定罪前,總有一套程序須遵循,包括權利告知、證據調查、賦予辯解機會等等;然而就「人肉搜索」而言,我們不僅是「審檢一體」,而且往往看到黑影就開槍。網路窺視更像是觀賞電影,而非參與法庭活動;它是敘事、印象與情緒的疊合,而非深思熟慮後的判斷。古道熱腸的鄉民們,以為有照片有畫面就是罪證確鑿,但照片和影像本身不會說話,卻很容易被誤讀與過度詮釋:「它呈現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相的表面;不是事實,而是事實的氛圍;不知道,但感覺像知道」。更可怕的是,未經過濾檢證的謠言與八卦,一但被人放上網路,它就永遠留存;這對受辱的當事人形同宣判無期徒刑,沒有緩刑,也沒有假釋。

透明世界,原是自己所造

先前曾有法官濫用職權查詢愛慕對象的戶政資料,遭政風單位發覺而被移付懲戒的醜聞,但你以為在Google上搜尋前女友就神不知鬼不覺嗎?搜尋引擎內搜尋條目的所有權歸屬,迄仍爭議不休,但包括Google和Yahoo等公司,都將數百億筆的搜尋條目視為他們的財產,儲存、分析並藉此牟利。在窺視年代,你搜尋過的條目,造訪過的網站、放入購物車內的商品,上次訂的電影票,你的想法、品味、欲望,在資本主義市場中都可以標價販售,而且保證買家絕不限於廣告主。

喬治‧歐威爾在小說《1984》中,以「老大哥在看著你」來象徵極權統治下無所不在的監控;然而在手機攝影即時上傳的年代,該擔憂的或許不是老大哥是否還在盯著你瞧,而是人手一機的兄弟姊妹們老是忍不住想按快門,而且完全無法閉上嘴巴。窺視年代裡,各種監視設備廣受歡迎;公司的資管人員監視我們的電子郵件,我們則監視家中外籍看護的作息。此外,爭取設置更多的社區監視錄影器,每每成為里長選舉時的重要政見或政績;過去我們認為犯罪必有值得深究的原因,現在卻單純地相信犯罪是由於監視不足的緣故。為了安全,我們願意放棄多少?所有人監視所有人的透明社會,當真是你我嚮往的美麗新世界?

窺視文化,未必只見陰暗

尼茲維奇儘管以不置可否的開放態度作結,但綜觀全書,他對窺視文化的擔憂似乎多過肯定,語及網路分享的積極面更是惜墨如金,不知是否與他擁有700位臉書朋友,結果卻自己一個人喝悶酒有關?事實上,窺視文化幫助害羞內向者在網路上摸索人際互動的可能性,讓志同道合者找到彼此並迅速結盟;而經由分享所形成的「禮物經濟」、「數位民主」與「認知剩餘」(cognitive surplus)的匯聚,也都有助於草根力量的集結,強化各國政府與大型企業的公民監督。這方面的傾斜,大衛‧柯克派崔克(David Kirkpatrick)的《臉書效應》與克雷‧薛基(Clay Shirky)的《鄉民都來了》、《下班時間扭轉未來》,皆不失為平衡閱讀的好選擇。

《我愛偷窺》不是第一本探討窺視文化的書,論及此風盛行的社會、政經、科技與法律因素,以及它與言論自由、隱私權等自由民主社會重要價值的辯證關係,恐怕也不如克雷‧卡佛特(Clay Calvert)那本《偷窺狂的國家》來得全面而完整。不過,作者將懺悔錄、人物訪談、行為實驗、參與式觀察及文化評論巧妙穿織、共冶一爐,確實大大增益本書的可讀性;對窺視文化下個體幽微心理的掌握,尤屬殊勝,竊以為有臉書帳號的人都不容錯過。

 

 

Chrisdy Tung (董凱勝)

星座同於達文西,血型同於小甜甜布蘭妮,出生年份同於希斯‧萊傑,宗教信仰同於安伯托‧艾可,但繪畫、唱歌、演戲、創作的才能遠遠不及,無奈之餘只好學法律。律師高考及格,現任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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