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香港.浮移之境 ─八十後與七年級留學生的望鄉筆談

by on 週二, 07 八月 2012 評論

台灣和香港的時代經驗,像一對離散兄弟,既親近又陌生。兩位遠赴英倫的異鄉學子,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相遇。他們照見彼此,談家鄉、論中國,會迸出什麼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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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學敏

出生於香港,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近來在思考怎樣重新述說香港的故事。


 

 

 

林柏儀

台灣基隆人,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青年的教育與勞動相關問題,致力於分析體制,並尋找超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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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移民是分不開的。

柏儀:

最近香港的電視台播放著一個廣告,有個小孩說:「瓦努阿圖(Vanuatu),我想住的地方。」因為這個移民顧問公司的廣告,很多香港人──包括我在內──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太平洋島國的名字。

看到這廣告,我就想:「有誰真的會移民到這些地方呢?」然後,我想起另一個公司「由代辦岡比亞(Gambia)居留權,到香港定居」的廣告。說普通話的一家四口,抱著女兒的爸爸說:「來香港定居,找XX吧!三個月辦妥,我們就是成功的例子。」然後女兒作個V字手勢,說了一句話。我聽了好多遍,才知道是在說:“I love Hong Kong!”

 

彷彿一切也明白了,這些廣告不是拍給本地人看,而是拍給想透過投資方式移民到香港的中國人看。瓦努阿圖也好,岡比亞也好,也可以是別的太平洋島國或非洲國家,都是移民到香港的踏腳石!當然,香港也可能是他們再移居別處的踏腳石。

 

看著這些廣告,一個曾經香港人很親密的詞語──「移民」──又浮現於腦海。記得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因為「九七大限」的問題,不少香港人都移民海外,所謂「走得的都走」。我大伯父一家移民到澳洲,而我家嘛,可能是沒有錢吧,就繼續留在香港。

 

英國對香港,就像對其他殖民地一樣,不承諾這個地方的人曾經是他們的國民,並一直拒絕讓香港人取得居英權。不知道是為了彌補這種走不到的遺憾,還是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或沒有信心,在我決定出埠留學時,家人就跟我說:「有機會就入籍他國,走得就走。」

 

「移民」從來沒有離開香港很遠。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和我們年紀差不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我記得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要填寫「籍貫」一欄;對於我這樣土生土長,卻不能把「香港」填上去的人,就只有填祖父的原居地。

 

於是,我成了一個在香港出生的「恩平人」、「四邑人」。這個「籍貫」困擾了我很多年,明明是個我根本沒有去過、甚至我老爸都沒有去過的地方,為甚麼我要叫「鄉下」(編按:在粵語中意指「籍貫」)呢?我的「鄉下」明明就是香港。

 

最初,我以為「籍貫」是為了把香港和中國連在一起。後來我又慢慢發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現在的中國城市都是超巨型城市,而我的「籍貫」早已被淹沒在這些巨型城市中。想想,「籍貫」其實是「在地」認同多於「國族」認同。我是一個恩平或四邑移民後代,這與香港是我的故鄉、我是香港人沒有衝突。事實上,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的移民──不只華人,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分不開的。

 

如果出埠升學以前,「移民」是我的前世;出埠升學,就使「移民」成了我的今生。做「香港研究」的學者,很常使用「流徙」(diaspora)這個關鍵詞。初時我以為這是因為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但自從出埠升學,才明白其實這正反映了這些學者自身的焦慮。

 

在亞洲仍然抱有歐美學術圈相對優先的思維下,「離開亞洲升學」成為某種前途上的「需要」;可我們都知道,畢業以後能否回家工作,其實取決於學術「市場」的供需。「移民」或某程度上的「流徙」,就成了我們的常態,分別只在於我們把自己想像成浪漫的expat(僑居者)還是困苦的migrant worker(移工)。

 

寫這封信時,英國又收緊了移民政策,不知道我們畢業時,會是怎樣呢?

 

學敏

201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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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感情上真正念茲在茲。

哈囉,學敏:

你提到香港的「流徙」狀況,我感覺和台灣有些相似,又有些差別。

 

台灣也是移民社會,但人口移出移入的比例和速度,應該比香港低一些。雖然一樣對未來有強烈不確定感,但一般人的思維是:也沒有辦法,只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所以,「舉家移民」是相當罕見的。一面混雜著不安、無奈和面對國際/中國的無力或憤恨;另一面對這片土地有素樸、可愛的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如今比以前更常感受得到。

 

我到英國念書之後,這個感覺更加強烈。除了食物、物價、生活環境的差異,會使我想念台灣;更大的不同在於:倫敦發生的政經變動固然重要(甚至一定程度上有引領全球的效果),但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情感上真正念茲在茲。

 

看到英國的布朗(Gordon Brown)、卡麥隆(David Cameron)亂搞,會覺得糟糕,卻不會太生氣;但看到台灣國、民兩黨的政客在胡言亂語,出檯惡質的政策,則會忍不住想反駁,非要有點回應。因此,儘管留學三年來,我經常看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卻從來沒寫過一篇投書給英國媒體;反而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回台灣。

 

有趣的是,似乎作為留學生,這種情感不能太公開地吐露。直到現在,在台灣,出國念書仍被認為是件「見世面」、「開眼界」、甚至「光耀門楣」的向上提升活動。如果出了國還整天關心台灣,會被看作要嘛沒認真在念書,要嘛就是還沒真的「融入當地」。人家也會想問:「這麼關心台灣,那幹嘛要出國?」

 

但,我發現很多來自歐洲大陸或南美洲的留學生,還是相當關心他們家鄉的大小事;甚至有網絡連結,一齊投入家鄉的社會改革。為何我們不行?相形之下,某種急切「脫亞入歐」的台灣期望,是否反映了我們心中既有的土洋差序格局:都來到歐美了,就該忘掉亞洲?

 

曾聽長我十多歲的歸國學人說著:「我們留學時都互相在比,誰研究的對象能越遠離台灣,就越厲害。」換言之,台灣有本土認同,但卻是很崇洋的。它讓你得時時小心,展現自身的優雅(把國際觀點帶回來?);卻不大想知道,原來國外也是問題重重,我們都活在一個大有問題的社會中。

 

或許,崇的不只是「洋」,更是「先進」;另一面,則是對「落後」的鄙棄。台灣常深怕自身成為「第二個菲律賓」。生活上,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視如敝屣,深怕「我們」和「落後者」混雜了起來。這不只是「排外」,更是對落後的恐懼;但我們不討論為何恐懼落後,也不討論「先進」究竟對誰有利。

 

另一個既鄙棄、仇恨,卻又憂心不已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既是中共政權,也是他們的人民。台灣政治的光譜,如今已非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對立,也非統獨的對立,而是「支持與中國合作」和「反對中國」的對立。兩者的共同點是視中國(人)為落後、威權、無文化、野蠻、搞共產的他者,但也震懾於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實力。差別僅在於:一方期望藉此獲利,另一方則擔憂被併吞。

 

我喜愛這片土地的人與事,但經常為右傾的政壇和不激進的社運而嘆息。還不確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能說:要奮力而活,才能精神清醒地繼續走下去。我感覺香港似乎還比較有希望一些,特別是如果能不只追求選舉民主的話。

 

柏儀

2012/05/17

 

能讓人生活下去的地方,往往令人既愛又恨。

柏儀:

 

讀到你說台灣留學生的「脫亞入歐」、追逐「先進」的欲望,真有無限感慨。或許,來自香港或中國的留學生也有這種傾向,而這種傾向可以表現在很日常的地方。就像在網上看到,那些把我們學校所在地方形容為「no-go area」(去不得)的人,有幾多真的曾踏足過這一區?或者,只因為這裡不是他們想像中「先進」的倫敦?

 

人在異鄉,但又因為生活於此,而使異鄉成為自身「在地」的一部分,所經歷的往往令人既愛又恨,就像既愛又恨自己的家鄉一樣。我覺得,一個能讓人生活下去的地方,往往是令人既愛又恨的。對一個地方,如果只有「愛」,那肯定是你生活在那裡的時候不夠,充其量也只是比別人多待了幾天的旅客;如果只有「恨」,在你還能選擇的時候,就根本不會再待下去。

 

有了這種經驗,每當聽到人們說「倫敦就怎樣怎樣」或「新加坡就怎樣怎樣」,並暗示著「香港應該怎樣怎樣」(或「台灣應該怎樣怎樣」),我很快就會聽出,說這句話的人並沒有在倫敦或新加坡生活過。「倫敦」、「新加坡」──是的,通常都是「第一世界」的地方──只是空洞的符號,可以填上任何想說的東西。

 

更奇的是,有時不分左派右派,都要依賴這種「對遠方的想像」。舉個例說,近期在香港一系列和香港人口與移民政策有關的事鬧得正起哄:外籍家庭傭工能否申請香港公民權?「雙非」孕婦與小孩怎麼討論?不分左右,「外國例子」很容易被帶進來,以「示範」本地應該或不應該怎樣做。

 

當然,在香港的情況下,「中國」這個元素更加添了討論的不穩定。中國無可避免地牽涉在香港的人口和移民政策裡面──畢竟,香港的邊界是模糊的:它擁有任何人的移民與出入境審批權,唯獨無法管理來自中國的人。因此,面對排外情緒日益高漲,若隨意挪用歐美左翼的抵抗策略,主張「居住與遷徒自由」,只會被右派覺得是「不切實際」。

 

我認為,必須要處理亞洲和歐美的歷史差異。就移民政策來說,我覺得亞洲每個地方的移民限制可以比歐美嚴格──但不代表我贊同這些地方正在推行的移民政策。歐美長期殖民他國的經驗,事實上是它們能成為「先進」國家的原因:沒有殖民地的資源和港口,它們根本沒有可能發展成「先進」的模樣。因此,它們對來自世界各地曾被其剝削的諸國諸市人民,根本沒有說「不」的權利。

 

反之,現在亞洲很多地方面對人口流動的經驗參照,不能忘記了殖民歷史。如果無法好好梳理殖民歷史,我想我們都難以認真去想:未來,究竟可以怎樣?

 

共勉之。

 

學敏

2012/06/05

 

我們太容易有「他者」供自己仇恨,但模糊了問題根源。

哈囉,學敏:

 

你說了好幾個複雜的層次,都很有意思。記取殖民經驗,的確重要。台灣和香港似乎有個相似之處:人民對於殖民母國(台灣之於日本,香港之於英國)頗有相對高的肯認。或許這是一個人們對後來政權(國民黨與共產黨)採取批判的策略,但卻因此疏忽了反思殖民時期的問題。

 

殖民母國沒有說「不」的權利,說得真妙。我想起了你跟我說過:「英國官僚只想著怎麼限制移民、怎麼排外,還一副理所當然、講道理的姿態;為什麼不說清楚,大英博物館裡從第三世界搜刮來的東西,是不是該還回去?」說到底,它們不倚靠著講道理,它們靠著自身在國際上的優勢位置──這才是「硬道理」。

 

我在大學時代參加學運社團時,聽學長說要「反帝國主義」,心中曾暗想:「有這麼誇張嗎?」後來,才漸漸能理解跨國不平等關係下第三世界的處境。台灣也不例外,直到最近,美國政府仍能強逼台灣政府開放大有爭議的「美國牛」,從屬關係昭然若揭;但要和大家說明這就是「帝國主義」,竟然還是相當困難,更多人反而覺得:中國才是個壓迫台灣的帝國!

 

講坦白,我對中國政府始終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在難有好感。雖然,統獨問題是難解的認同之事;但面對著巨大的中國政府「促統」,台灣多數的老百姓是不舒服的。就我的觀察,這種排斥以前較多是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狀況的批評(部分也參雜著對「落後」的鄙視);到最近又混和了對中國的恐懼,種下了「排中」的種子。

 

不過,當我看到有學弟在臉書上寫著「要把陸生(來台灣留學的中國學生)當作敵國來的學生」、「不能讓他們和外籍生或台灣學生享有相同待遇」,實在相當憂心。

 

一方面,理性上我以為要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分開對待,才是合理的,就如同我們可以仇恨美國政府攻打他國,但不需要排斥美國人;另一方面,儘管情緒上不容易這樣區分,但如果不這麼做,到底同為受資本主義體制壓迫者的跨國認同,如何可能呢?

 

我們太容易有「他者」供自己仇恨,但模糊了真正問題的根源。只是,認識真正問題的路,究竟是什麼?念大學以來,我背負了一些習來的「正確」理念;但要如何實現、使之進入他人的生活認知,我還在摸索。或許,你也是?

 

先祝你我都學業順利!我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加油。

 

柏儀

2012/06/08

 

撰文|岑學敏、林柏儀

岑學敏、林柏儀

岑學敏
出生於香港,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近來在思考怎樣重新述說香港的故事。

林柏儀
台灣基隆人,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青年的教育與勞動相關問題,致力於分析體制,並尋找超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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