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時代並不溫柔─《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by on 週二, 03 四月 2012 15495 點擊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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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マイ・バック・ページ - ある60年代の物語
川本三郎 著
賴明珠 譯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
2011年10月出版

 

「六○年代」幾乎可以說是行動主義者的烏托邦,特別對於我等未及趕上台灣八○、九○年代的反威權運動和學運的六年級後段班來說,歐美風起雲湧、拉開民權解放運動序曲的「六○年代」更是蒙上一層想像的美好面紗。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六○年代」幾乎相當於是人權、民權及解放運動的同義詞,正所謂反越戰、反威權、反文化與性解放的「六○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環保運動都在其時點燃,更別提當時充斥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氛圍,音樂與革命、搖滾和解放的「胡士托音樂節」,以及大麻、迷幻藥、嬉皮等反體制、反規訓的次文化,在在都讓「六○年代」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影響深遠的燦爛事件。

 

解放狂潮席捲全球

當然這波解放運動並不只發生在美國,巴黎「五月暴動」、捷克「布拉格之春」,或是韓國「光州事件」、日本的「安保事件」、「全共鬥事件」、「安田講堂事件」等等,都在這波「六○年代」解放運動的震央之內。相較之下,當時的中國正發生著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而台灣則處於閉鎖又高壓的戒嚴狀態,不但《自由中國》、《文星》相繼停刊,陳映真等「民主台灣同盟」的參與者更是在標誌性的1968年入獄。換言之,當歐美與日本以「學生力量」(Student Power)為核心展開新左翼運動之際,台灣不只左翼運動因為國共對峙與冷戰思維而遭致阻擊獵殺,就連反威權、爭民權等自由右派的聲音也都被蔣家政權欲去之而後快,台灣的學運及社會解放運動因此要到八○年代到九○年代才算真正爆發。

儘管「六○年代」或所謂的「一九六八」(註)狂潮席捲了歐、美、日、韓各地,引發了幾乎是全球性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但必須指出來的是,雖然運動發生的時代相近、彼此也牽連影響,可是各國的「一九六八」終究有各自的在地脈絡,並不能一概而論。

 

革命沿在地脈絡竄生

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即回顧了日本的「六○年代」。儘管根據他的觀察,「六○年代」的對抗文化將美國和日本的年輕人拉到了同一次元,可是,以同樣反帝國主義來說,「越平連」(越南和平促進市民連合)可以看作是國際串連反(越)戰運動之一環,但以反「美日安保條約」(美軍可在日本境內駐軍)為核心訴求的「安保事件」為例,在本質上卻比較是反殖民、反美帝的。又或者仿效美國「胡士托音樂節」的「中津川民謠營」(1971),雖然打著「和制胡士托」為宣傳特點,卻由於一昧模仿而以大失敗收場。更別提其他更具在地脈絡的抗議活動如「(成田機場)三里塚抗爭」是農民起義反對國家主導的強制開發;或日本新左翼運動中的極左派「聯合赤軍」由於激烈反美帝及想進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而發動的「淀號劫機事件」(劫機飛往「敵人(美國)的敵人」北韓)。

又或如由「全共鬥」發起的「東大安田講堂事件」,雖然和巴黎「五月暴動」一樣都是由學生發起,訴求也都在於大學改革,但是法國「五月暴動」的學潮最後與勞工運動結合,滾雪球般地擴大成全國總罷工、導致戴高樂下台;可日本「安田講堂事件」則始終沒有走出大學校園大門。這當然是因為各自的社會脈絡差異的緣故,但總之,「一九六八」雖是一股席捲全世界的解放狂潮,但各有各的脈絡。

 

為大學的沉淪而鬥

毋庸諱言,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是以近似隨筆、散文的形式在回顧、反思自己所經歷的「六○年代」,並由於當時的川本三郎還只是個剛畢業、二十多歲的菜鳥記者,兼且因為最後採訪了採取極端暴力手段的抗議分子而受牽連入獄、並在隨後辭掉記者的工作等等經歷,都令《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讀起來比較像是向內探索的自我批判文集。特別其中對於「旁觀、記錄社會運動」時記者職業倫理的反思,在如今讀來,更是有其一定的價值。可惜的是,由於太專注於內省,對於當時的外在環境何以會如此發展/變革的探討也就付之闕如了。但儘管如此,川本三郎在提及「東大鬥爭」(也就是安田講堂事件)時,有一個觀察倒是很值得現時的台灣社會省思。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起因於反對大學學費調漲及要求校園民主化,特別是爭取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川本三郎觀察到這個由理工系學生發起的運動,主因是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即將被企業社會、資本理論組合進去」,而「有了危機意識」,學生們意識到「大學根本不是個美好場所,這裡本身就跟權力和體制掛勾。」亦即,當時學生們不滿的是,日本的大學逐漸淪為政界和企業界的人才訓練所,不但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就連研究成果也被整合進資本主義體系。這在某個程度和美國六○年代的「言論自由運動」(FSM,Free Speech Movement)有點類似,當時美國的學生領袖薩維歐(Mario Savio)即在演說中強調,大學是一個讓人認真思考自己所生存的環境問題的地方,而不是為工業、企業或政府製造一批批「標準產品」的工廠。

 

產官學形塑人力罐頭

對比現在台灣極力鼓吹「產官學」「合作」,或台大校長「期勉」畢業生任勞任怨、不要計較薪水,或其他「頂尖大學」校長每逢畢業季就急著為學生與企業界媒合,對於大學淪為「人力培訓所」毫無所覺、遑論反省,更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與社會參與毫不在意,是可謂台灣高等教育的悲哀;更遑論目前的大學評鑑制度將學者/知識分子都「異化」成「論文生產器」,或大開「產學合作」的大門,使得學術研究淪為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女僕,凡此都可見政府是如何利用胡蘿蔔和棍棒收編原應具有社會批判並啟蒙年輕學子的專家知識分子。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堪稱「六○年代」反抗文化的精神食糧《單面向的人》即指出,單面向的人只看得見、而且執著於現存的世界、既存的體制、價值與規範,因而無法從「應然」的面向去讓批判性的、否定性的思考發揮作用,故而也不能去設想現狀之外的可能性;而今台灣高等教育的菁英正是以製造「標準化罐頭」的方式在訓練學生投入資本主義的名利場,並由最高學府的校長勉勵畢業生最好能成為「任資方剝削」的「好勞工」,甚少考慮過大學教育應該是一種人文的啟蒙、一種指出更好社會的可能性的思想種子。

 

保釣運動銜接反抗潮流

回到「六○年代」的台灣。如我前文所述,當時由於白色恐怖以及國共對峙的關係,台灣瀰漫著一片肅殺的低氣壓,特別又在「民主台灣同盟」一案之後,《劇場》、《文學季刊》等較具批判精神的人文雜誌也一一停刊,六○年代的反叛旗手陳映真、李敖相繼入獄,凡此都直接、間接地導致當時較有啟蒙意識的年輕學子或沉默失語、或轉而留學海外。也因此,每每談及那烏托邦式的、全球起義的「六○年代」時,台灣固然很有點被時代拋棄的孤絕感。可嚴格說來,當時在海外發生的「保釣運動」卻是台灣與「一九六八」狂潮的接縫點;唯其「保釣運動」在後期卻變成了「愛國保土」的「統運」。

其中「華盛頓遊行」(1971.04)或可看為轉捩點,在之後「釣運」分為三派運動路線:「左派」人士將保釣寄望於中共政權,「右派」捍衛國民黨政權,第三派對國民黨政權失望的保釣人士則轉而關懷台灣民主運動,並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當然,「保釣運動」也在台灣校園有所響應,當其時參與的學生一度也要求校園民主、並多少也批判當時的體制,可這種社會實踐的要求隨後卻被國民黨政府收編為「慈幼社」、「愛愛社」等社會慈善參與。

 

時間長河永有逆流者

最後,不免要稍稍提到自2011年起在全世界遍地開花的「占領運動」,如大家所知,「占領華爾街」很常被拿來與「一九六八」相提並論,特別其中無組織、無政府的領導傾向和遍地烽火,及隨後「占領」概念擴散到各個民權團體耕耘的議題上時,更顯出其中似乎繼承了「一九六八」的遺產。然則,以後見之明來看,固然「占領運動」與「一九六八」同樣都不是傳統的社會運動、其所提出的訴求也都相當廣泛,但「占領運動」終究是發生在「身分政治」已略有所成,並且社會主義經歷過破產、資本主義全球化更已深入各個領域且盤根錯節的21世紀,它的敵人因此也「太大」而不似「一九六八」這麼具體。隨著「占領運動」的目前暫告一段落,我們很難判斷它是否已到終局、將會以被歐巴馬陣營收編整合而成其連任競選的政治資本告終,又或者只是中場休息、有待下一次燦爛的起義,這在目前顯然只能交由時間檢證。

 

 


 

註釋

「一九六八」並不專指1968那個年份,而是泛指發生在狂飆的「六○年代」的民權解放運動,只是以「一九六八」作為一種象徵;當然,所謂「六○年代」也不真的只指涉那十年而已,前前後後將近二十年間相繼發生的事件有時也都被模糊地含括在內。

 


 

延伸閱讀

小嵐九八郎,《柄谷行人談政治》。台北:心靈工坊,2011。(內附有「日本『一九六八』大事記」年表)

 

攝影|莊媛晰

 

以上精彩內容,請見2012年四月號,第92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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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於 週三, 25 六月 2014 17:34
Fran T. Y. Wu

《破報》書評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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