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窺伺記憶到共享記憶

by on 週五, 01 十月 2010 評論

本屆紀錄片雙年展以「解放記憶」為主題,主辦者的說法是:「解放記憶不只是對自我經驗的釋放或鬆綁,不只是對印象碎片的解構或重組,更是一種對刻板思維的提問或顛覆。更重要的是,這代表著一種對於任何事物都有著意願重新理解或思考的能力或態度。」

 

由上可知,「記憶」在主辦者的眼中,被視為是「自我經驗」、「(個人)印象碎片」、「刻板思維」。這樣的看法對於多數人來說可能是對的。因為當我們在用「記憶」這個字詞時,我們很自然地會在腦裡搜尋過去的人事物(經驗)。這些人事物往往不以一個完整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碎片),而且它們往往會影響、干擾我們如何接收新的訊息和事物(刻板思維)。

舉例來說,當我們想起年輕時候曾經教導過我們國語課的老師,我們幾已忘記她曾經教授過的內容,但卻可能記得她打在我們手上的板子、對我們鼓勵過的一句話,或者是陪我們走到健保室去的場景。這些場景彼此不連續,甚至是無關、碎裂地散置在腦海之中,等待某段現實中和友人間的對話,才喚起了情節場面。然後,這位老師似乎不會老去一般,在我們畢業後的幾年內,我們依然相信,她還是會打別的學生手心,還是會對學生說同一句鼓勵的話,還是會陪著受傷的學生走去保健室。關於她的一切,靜靜地封存在腦海的角落。

但這個被封存的記憶,是真的嗎?是關於她唯一的可能性嗎?是無可否認的嗎?如果有一天,有人把她的生命拍了出來,我們卻完全無法比對自已記憶中的她和影片中的她時,我們會產生怎麼樣的震憾?我們會不會對著自已的記憶的真實性感到慌張無措?

請再試想,如果我們對現有的生活感到滿足,覺得這個世界是公平的,認為在我們多年的努力之後終於有了現在的成果而感到欣慰時,有一部紀錄片卻告訴我們,有一個人、一群人,他們很努力地生活,很認命地打拼,但一紙行政命令和一台怪手,就能輕易挖開他們藉以附著的根。彼時,我們會如何看待自已的境遇?我們會不會更珍惜已擁有的人事物?

紀錄片擁有這樣的力量,挑戰我們、逼迫我們自安穩的「記憶」床上跳起來。這便是這次雙年展主辦者希望傳達的訊息。這個看待「記憶」的方法,是從記憶擁有者的角度去看待記憶。在此概念底下,「記憶」被視為私有物。這個私有物眾皆不同,各有殊形,是以當我們放眼探看他人的「記憶」之時,這個世界是一個紛雜多元的大千世界。為避免自身的記憶干擾對他人的探看,我們就得先擱置自身記憶的絕對性,也就是「解放記憶」。


Didier_DocuMemories03無法私有化的記憶

但「記憶」真為私有之物?

被吸入我們身體裡的空氣究竟是我們的,還是地球的?如果這個問題值得困惑,那麼同樣也可以思考,被放到我們腦中的記憶,到底是我們的,還是誰的?當我們看了一部紀錄片之後,似乎就擁有了別人的記憶,那麼這記憶能算是我們的嗎?如果記憶可以透過紀錄片或其他媒介而輕鬆的轉移,那麼,它到底算不算不是私有的?如果不是私有的,那麼,記憶何需解放?

這一連串的問題看起來很饒舌,但請再試著這樣想:若把「記憶」放回它原初的地方,放回它尚未被私有化的境地裡,「記憶」是否還能存在?

很遺憾,不行。「我」和「我的記憶」不是可以分離的兩件事情。一旦「我」和「我的記憶」被迫分開,「我」和「我的記憶」都不能存在。「我」不可能在對自已沒有任何記憶的情形下,依然知道「我」的存在;沒有記憶的人,就無法有任何的自我意識。反過來說,「我的記憶」裡,一定有要個可茲辨認的主體對象稱為「我」,而不是他、或你,或其他對象。

因此,「記憶」理應不是一個可以被私有化的東西,而是當「我」出現時,「我的記憶」就會自動成立。所以與其把「記憶」視為與「我」相對存在的對象,不如把它視為一種依附著「我」而必然啟動的「功能」。


記憶不是經驗

既然「記憶」是主體自我辨識時所必然要啟動的「功能」,那麼,這個功能是不是只能讓主體識得自已呢?

不是。一個僅存在著「我」的記憶,永遠不可能知道「我」到底長什麼樣子。如果在「我」的記憶中,只是自已的臉不斷地在所有地方出現,那麼這個「我」便沒有被辨識的必要。一個僅能辨識自已的人,我們稱之為自戀,在中國歷史上則是以「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最為有名。這樣的人被視為病態的存在,他們無法超出自身經驗的限制。因此嚴格地來說,「記憶」最重要的功能,是要讓人在紛雜的記憶內容裡,分辨出「我」和「他者」的相對位置。此時的「記憶」,既無法被「私有」,也不可能只出現自已的臉;總是有更多更多的臉出現在「記憶」中,而且他人可能也在運用著同樣、類似的內容,才得以辨識出他們自已的位置。我們的記憶中總有他人,他人的記憶中也總有我們。

這也就是說,「記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讓記憶的擁有者,在知道自已是誰的同時,也知道他者是誰。同時,這個他者可以分為好多種層次,有些離自已較近,有些較遠。因著這個「區別你我他」的功能,「記憶」在人類的生活中,遠比範疇狹隘的「經驗」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Didier_DocuMemories02共有之島

《一個人之島嶼的理想生活》這部片子即以相當溫柔的方式,呈現人生記憶的不同層次。

如果我們只看故事,那這麼部片的內容只是透過一個老攝影師的口述,跟著他重回他被囚禁的綠島,重新回想當年被白色恐怖碾碎個人性的集中營。老人所經歷的一生,遠遠在我們能想像的範圍之外。導演陳榮顯及張永明並沒有用動畫或再演出來強化經驗的真實性,他們並不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反而讓所有的鏡頭,畫滿老人的皺紋、充滿老人的聲音。

但讓這部片跳脫單一記憶的地方在於,導演非常有意識地在綠島現址,加入現代年輕人的嬉遊蹤跡。這些畫面在故事的陳述時,不會被提到,但我認為它卻是這部片的靈魂。因為這些對老人的經驗來說,毫不重要的嬉遊男女,當他們無邪地跨入老人當年被囚之地時,這個老人的經驗不再個人化,而被空間化、歷史化。對於不認識老人,也沒去過綠島、更不瞭解綠島歷史的人而言,當地美麗的風景隱含著很多乾澀的情感皺摺,有待我們以更多的瞭解和發掘歷史更多的真相來撫平它。

觀片後,當我們再看見綠島時,它不會是曾被囚於此的老人的,不會是到此一遊的嬉遊男女的,而是相互共有的。


Didier_DocuMemories10《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也是一部有同樣功能的片子。本片描述台灣在反共抗俄的年代,召集了4000多名年輕男子,於1950年間成立「台灣軍士教導團」,於今衛武營之地接受軍事訓練。但因此一召集十分草率,根本還沒有投入當時的國共內戰,軍團就宣告解散。麻煩的是,這群人只接到了「歸休」命令,而不是退伍。沒有退伍,對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就是隨時準備再去當兵的意思,這讓他們很難找到工作,生活中有相當多不便。

導演郭亮吟也和《一》的兩位導演一樣,沒有耽溺在口述歷史的自發性感傷中,而是透過現代人所熟悉的綜藝節目式畫面和口白,打斷觀眾沈沒於他人記憶之中的危險,積極地建立觀者的自覺。不過這些手法只是減緩觀眾向劇中角色靠攏的小技巧,讓整部片真正醒過來的,是片末這群老兵們齊聚我們所熟悉的立法院門口,向相關單位陳情的畫面。這些畫面才將他們先前所口述的那些個人歷史,和觀眾產生經驗連結,才讓我們理解到:他們不是「那」群人,而是「我們」的人。


和他人產生關連

當我們穿著「阿宅反抗軍」的潮T走進捷運,一照面便是另一件「阿宅反抗軍」時,我們會會心一笑;當我們看著電視,在眾多五都議員參選人裡,第一次見到某個候選人是高中或大學同學時,我們會指著電視跟家人朋友說:「那是我同學!」;當我們在某個廣場跟數百個球迷一起看著陳金鋒擊出全壘打、痛擊松阪大輔的那一刻,我們會忘我地和不認識的人擊掌歡呼;當我們在芬蘭的街頭聽到台語對話,我們會興奮地張開耳朵,甚至拍他的肩膀問:「你是台灣來的?」

這些在我們生活中時常出現的畫面,都是「記憶」在作用的證據。我們在某些時候,會輕易地和陌生人分享某種價值,不是因為彼此擁有共同的「經驗」,而是「記憶」。「經驗」只能確認我們的位置,但「記憶」卻能得知「我」和「他」究竟是什麼關係。是以「記憶」乃是為了讓擁有不同經驗的人與人之間,也能產生關連,辨別彼此的差異度到底有多少。


Didier_DocuMemories07用紀錄片撞出記憶

陳婉真的作品《是你嗎》,拍攝了好幾位對自已的身體有所不滿的女性,其中的主角對自已的齒顎不正耿耿於懷,一心希望能去整牙。於是,導演拿起攝影機,跟著主角一起經歷了一段猶豫不止的心理歷程。

從聽她不斷絮語「要不要去整牙」,到下定決心後和家人吵架,然後進醫院開刀,這些鏡頭把觀眾虛擬成主角看不見的密友,聽見她的心聲、介入她的生活。但一旦整了牙、戴上牙套後,從前所有嚴重的紛擾和衝突的記憶都成了花絮般漂散開來,音樂取代了口白,主角不再處於神經緊張的狀態。

不過導演的野心並不只限於幫這一特定主角拍私密日記。我認為導演真正想達到的目的,是「女性」如何為了一個符合自已理想的外表做出犧牲或自我調適。導演不是為了替主角的經歷留下紀錄而拍攝此片,更是要誘使其他也對自已身體有所不滿的女性,逼迫她們再度去品嚐曾經伴隨著她們在鏡前無數時光的「接受、或改變身體」的心理過程。紀錄片的功能,在此是透過暴露出一個人的經驗,以撞擊其他人產出更多的記憶;在不同的經驗之間,找到共同點。

從這個觀點來看,「記憶」仍不是一個需要被「解放」的事物;相反地,它是一種「連結」,讓「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記憶之間,產生更強的牽引關係,目的是為了更清楚「我/他」的相對位置及相互關係,接著再採取適當的行為及情緒反應。人類的所有情緒,都和記憶有關;人不可能深愛或憎恨著某個人,卻對其毫無記憶。


連結之索

既然「記憶」不是私有物,也毋需解放,那麼以「記憶」做為敘事藝術核心的「紀錄片」,是否能像「記憶」一樣,將我們──即使彼此互不相識──連結在一起呢?

可以。而且我認為這是紀錄片之所以在眾多的藝術形式中,顯得特別重要的緣故。多數紀錄片裡的畫面,我們都沒有親眼看過,但我們都一看就知道,那是台灣。多數紀錄片裡的故事,我們都沒有聽過,但我們一聽,也知道那的確是發生在台灣的故事。在紀錄片作者主觀創造的真實之中,他/她用鏡頭和故事,引領觀眾超越經驗的樊籬,帶觀眾走進多情又熟悉的在地記憶。

隨著社會群體的擴大,致使關乎他者的「記憶」,變得愈來愈破碎、單一,鄰家女孩、隔壁大嬸這類「寶島一村」式的記憶單位,早就無法使用。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則使得保持個體記憶的獨特性變得愈來愈困難。我們和別人一樣上班下班上學下學;我們和七成的人一樣,穿著標榜「自我個性」的牛仔褲;我們和別人看著一樣的電視節目、追逐一樣的名牌和名車;我們和別人一樣想年年出國達成環遊世界的夢想。如果什麼都和別人差不多,「我」的存在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紀錄片就是要喚醒這個既破碎、又單調的「我」的記憶。但它不是藉由挖掘「我」來重建記憶,而是把「他」的故事說給「我」聽,逼使「我」去重新界定自已獨特的意義,重建被平凡化的記憶。《我家門前有大河》和《牽阮的手》所能做到的就是這點。


Didier_DocuMemories05「我好幸福哦」

《我家門前有大河》所紀錄的,是一個十多年前從台東來到台北找工作的原住民家族。他們因為沒有地方住,而在三鶯橋下搭建了屋棚為家。不過,由於縣政府不斷地來拆除,迫使這個家族的人必須在拆/建之間,玩起西西佛斯滾大石的遊戲。後來這個家庭的第三代也出生了,新屋也蓋好了,但怪手依然在幾哩之外等候,隨時有可能進來打壞一切。

《牽阮的手》描寫的對象,則是人稱「田媽媽」的一個老阿嬤。片中拍攝了她晚年如何陪伴她的伴侶田醫師,以及過去六十年間他們在一起經歷的共同歲月。田醫師和田媽媽,兩人共同經歷過台灣戰後五十年的種種風雨,卻依然相依相守,他們交換情感和相互陪伴的模式,對習慣於當代社會的我們,會覺得不可思議。

《我》和《牽》所說的故事都離我們所在的時空很近,所以我們不會認為,那事和我毫無關連;但兩部片子的內容,卻也都令我們感到吃驚。我們看見《我》片中那家族有安居之需要,正如我們也需要;我們知道田媽媽和田醫師之間的堅貞情感後得到感動,正如我們也渴望能守住一段堅貞的情感。

這兩部片同時喚醒的是生命最基本的渴求。擁有這些渴求的我們,其實並不需要《我》和《牽》來告訴我們。不過「他們好辛苦、好可憐哦」、「他們好相愛哦」這類看完片後的感嘆,其實對應的是「相比之下我好幸福」、「我也想要這樣的愛情」等自我意識。也就是說,從紀錄片中,觀眾重新被召喚出被生活所淹沒的「我」的存在感。


Didier_DocuMemories16倫理動員

先對觀眾進行相互關係的建立與連結,然後再藉著這層關係進行情感召喚,是台灣近年紀錄片拍攝過程中常見的手法,我且稱之為「倫理動員」。最常使用倫理動員的,除了上述幾例,還有親子關係、弱勢關懷等紀錄片,亦是如此。另一種近年常見的類型,則是與環保題材有關的片子。

《遮蔽的天空》這部片描述在2000年後,一群鹿港在地的公民,為了反對台電到鹿港來設置彰化火力電廠,所發起的一連串社會行動。這部片子的內容結構非常簡單,把當地公民的聲音、台電的公關策略、及台灣中部西海岸所面臨的嚴重環境問題,都說得很清楚,讓觀眾可以清楚地看見事件的發展過程。但導演非常有意識地,在片子的最後加進三段訪談,不是透過理性分析,而是試圖運用上述所分析的倫理動員。

「我自已很悲觀的時候會想,等到若干年後這個全球的海平面因為暖化效應而上升的時候,大家就已經同歸於盡了,不用太計較了。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誓死捍衛的事情,全部都泡在海裡,包括那時候已經蓋好的彰火,也泡在海裡,那大家還要計較什麼?就看著兩截煙囪冒在海平面上就好了。……以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個人,是不是現在最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防止自己成為一個環境難民。」

「污染是不分藍綠的,污染是不分貧富的。」

這兩段話把所有的觀眾拉到一條船上,或者說,是意圖透過危機感來「契合」(bond)彼此的關係,讓人覺得雖然那不是我所能夠經驗到的,但卻是我未來將碰到的狀況。同時,這樣的「契合」還是跨越時間的:

「我覺得歷史會重複,但是不能被遺忘。希望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努力,不管彰火未來會建或是不會建,總是我們留下這一段努力的過程,希望留給下一代的人去思考說,過去我們在為經濟發展,我們這些正面反面、支持反對,兩股力道在鬥爭在抗衡的時候,最後留給你們下一代的環境是怎麼樣?你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現在所走過的歷程,來檢驗為什麼當初在決定要蓋或不要蓋的時候,有些人蓋是因為他認為是發展;那等到你們在十年二十年以後,再來看今天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再由你們來判斷當初的堅持,誰是對的?誰是錯的?透過這樣的歷史,來告訴你們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連未來廿年那群根本還沒有出現的臉孔,也被導演刻意給「契合」起來,這證明了紀錄片「倫理動員」極欲超越個體記憶限制的企圖相當明顯。


記住自已 記住我們

下次當你看著紀錄片而情緒激動時,不用再以為,這只是片子刻意達成的效果。你之所以落淚,不是因為劇中人承受太多苦難,而是你發覺自已很幸福;你之所以感動,不是因為你看到劇中人生命意志有多強韌,而是你羞於承認自已有多軟弱;你之所以大笑,不是因為劇中人很逗趣,而是你不想讓自已的生活繼續無趣下去;你之所以覺得某片很好看,不是因為導演講了什麼大道理,而是因為你發現需要為自已貧乏的生活內容增色一點,或是為這個社會多做一點什麼。

一部好的紀錄片,能把觀看它的人──即使是陌生人──緊緊地綁在一起,對同一件人事物產生接近一致的看法。因此,觀看紀錄片的過程,其實不是讓我們從自已的記憶中逃離,讓我們離開自已,而是藉由分享他者的記憶,來確認自已的存在,進而也重新構成了彼此緊密相依的關係。

為了求得人與人之間更緊密的關係,重建關於自己及他者的連繫,「記憶」便不再只是個人需求而已,還是一種社會責任。個體若遺失記憶,便等於拋卻他在社會中的位置。觀看紀錄片讓我們分享記憶,而分享記憶的真正目的不只讓我們記得「我」是誰,還能記得「我們」是誰。

一旦記得「我」和「我們」是誰,就很難再睜眼看著這社會向我們所不期待的方向走去,在這個時候,紀錄片便成了動員我們積極參與這個世界的媒介。它會像路標一樣,讓陌生的彼此,能走在同一條路、同一個方向上,而且緊緊相依。


攝影/D. Sharon Pruitt(最上)  其他照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本文亦見於2010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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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Lin (林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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