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藝、換帖、交朋友

by on 週五, 01 十月 2010 評論

現代人已不太提筆寫信了。不過,在四百年前,在那個沒有臉書噗浪E-mail的年代,利瑪竇剛來到中國之時,寫信、贈墨是文人交際最「夯」的手段。

 

利氏能在明末融入當時的中國官場文化,除了一片赤誠,和他對中國傳統經典的學習熱情外,躬逢書法盛世的他,對中國語言及書法下過不少功夫,更讓他迅速建立起在中國文化圈裡的名聲。

 

 

利氏學習中國語文,是因為傳道的需要。在與西方友人的書信中,他不斷提及對中國語言、書法及印刷術的觀察。在到了中國三年後,他對於語言的掌握已達到說聽讀寫都嫻熟的地步,從而開啟了他中西交流的另一個階段。

 

語言天才

 

1593年,他在書信中提到:「……《四書》,是一本良好的倫理集成。今天視察員神父要我把《四書》譯為拉丁文,此外再編一本新的《要理問答》。這應當用中文撰寫。我們原有一本,但成績不理想。此外翻譯《四書》必須加寫短短的註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託天主的幫忙,我已譯妥三本,第四本正在迻譯中。」翻譯是對語言掌握理解的最高階,翻譯儒家經典《四書》亦不簡單,此時利氏的中文造詣當不容質疑。

 

對於這位外來的傳教士,當時的文人百姓都非常好奇,甚至提出善意的挑戰。而利氏也適時在一些公開場合展現他優異的語文能力,藉此進入知識份子的生活圈中。他曾提到在南昌的一次得意經驗:「有一件事使我倍增聲譽,就是我能很快背誦中國字。我與他們打賭,表示我認識很多中國字……為此,在文人中,我的聲譽四揚各處,使我無法承受。」利瑪竇在此後的書信中,多次提到「記憶術」在知識份子圈中所引起的迴響,甚至有很多人想拜他為師。

 

有了語言造詣當底子,利氏自然有機會親閱各家書法。而在明末之際最常見的書法格式,包括了摺扇、尺牘與冊頁。這三種格式的書法各具不同的實用性、美感及難度,以下將以這三個部分,說明利氏對這幾種書法格式作品的文化觀察。

 

 

 

WuGuoHao_RicciCalligraphy04摺扇:奢華做公關

 

在扇子上書寫的風氣由來甚早,古人多稱「便面」。王羲之在蕺山為賣六角扇婦人作字,乃為眾人所熟知的故事。宋元文人亦喜書扇,以圓形團扇為主,南宋諸帝及皇室有相當數量的團扇書法傳世。明代成化年間起,才開始以摺扇為主流,但為了收藏與欣賞的考量,大部分的摺扇被除去扇骨,重新裝裱成「扇面」的平面形。

 

扇面作為書法創作的媒材載體,其書寫的難處在於章法的應用。扇面除了中間那一行是直的外,愈向左右兩邊延伸,其斜度愈大;再者,接近外緣的地方納字較多,近圓心處納字較少,這使得書寫者要考慮斷句──他不能讓某些字偏安一隅,也不能讓某些字過度膨脹。是以扇面章法安排的難度要高於手卷與條幅。而且,扇面的摺痕所產生的起伏非常難以駕馭,加上扇面紙張多半較為光潔不吸墨,難有飛白、漲墨的表現效果,這些原因都讓扇面的書寫難度極高,非一般俗手可為。

 

摺扇的材質也是值得注意的。據載,當時高超的扇骨製造名手,其製品往往引起搶購熱潮,價值如金,儼然是一種上層社會的奢侈品。若有書壇名家作字於其上,其值之高當可想見。而吳門所產之泥金扇面質量俱佳,對當時書家的創作格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利氏交遊圈中,包括雪浪洪恩、顧起元(1565-1628)等人所做扇面皆為金面。這不但是明人喜好,也說明了摺扇的奢侈性。

 

在利氏所處晚明時空裡,除了摺扇奢侈性使其適於應酬交際外,得贈者並不需要另行裱褙又易於攜帶。這些實用性,讓持有者可以拿名家書扇炫耀於人前,自書者亦可表明自己的書法與文學造詣,這些都加強了摺扇的炫耀成份。

 

利氏來到中國,與當時文人交往密切,據稱他亦擅長書寫扇面,「恆以其國書為人書便面,精熟自喜,若擅長者。程君房氏刻於《墨苑》,蓋以罕見賞歟。其徒李瑪諾、羅儒望,皆以其書行。」

 

這段是說利氏寫於扇面上的並非中國書法,而是用拉丁文拼寫漢字音。這種手法,相當受到當時知識份子的喜愛,所以利氏後繼的傳教士亦多人擅於此道。

 

 

圖片說明:雪浪洪恩/金面書扇(上)、顧起元/金面書扇(下)

 

 

 

WuGuoHao_RicciCalligraphy06尺牘:換帖私交際

 

對中國古代文人來講,詩和尺牘是最普及的兩種文體。詩以表達情意,即便是附庸風雅之輩亦樂意為之,而尺牘則是報

 

信傳達的基本工具,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市井小民都必須藉由尺牘來傳遞消息。中國尺牘寫作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宋代的蘇東坡、黃庭堅更將尺牘的文學藝術價值推展到極致。但晚明尺牘小品的發展,卻是文學藝術史上的一個新高峰,不管在文學或是書法藝術性上,都是個名家林立、妙品迭出的時代。

 

知名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研究晚明書信傳遞現象時,認為明末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書信往來的內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將他們的書信出版,作為交流新思想觀點的手段;二是商業性郵政服務的出現。

 

書信能夠出版,和晚明帖學大興、刻帖之風盛行有關,這也使得臨摹法帖成為學習書法的重要媒介。加以科舉取士強調書寫的功力,因此一般文人即使不是書法名家,也有相當高的書法水平。尺牘這種最普遍的書法形式,可視為書法創作的基本功夫。

 

晚明尺牘大都以行書書寫,兼顧美觀與易識的特性。書寫尺牘但求達意,不以傳世為目的,其書寫心態亦不似寫碑版、掛軸、扇面等正式作品一般拘謹慎重。書寫形式不做刻意安排,寫來隨性適意,方寸之間蘊含了獨特的個性魅力,是最具實用性,最能表現己意的書法形式。

 

利氏以外國人的視角,多次提到尺牘文化的觀察與解釋,尤重當時官場交儀中的寫信風氣。他說當時的人很喜歡寫信,「有時候是甚至住在同一城市而且很近的朋友,也是書信往返,而不見面談。」利氏認為,中國文人「一直把絕大的注意力放在書面語的發展上」、「他們的辯才也只見於寫作而不是口語。」晚明文人重視書寫的風氣,讓利氏深刻感受到,「書法這種藝術,在中國比在歐洲更為人重視。」

 


WuGuoHao_RicciCalligraphy05冊頁:交誼好紀念

 

冊頁與手卷是書畫中非常傳統的形式。晚明時期常見有多人合作贈與一人的的情形,以表眾人對其思慕景仰之意。徐光啟的〈題琴鶴高風圖冊〉,正是多人書法合作的形式,藉以題贈某致仕官員。另外,葉向高(1559-1627)所書《處士王公傳》長冊,內容介紹新城王氏的沿革,也是非常難得的第一手史料。

 

利瑪竇在《交友論》中曾說:「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也。」他熟悉中國古代經典,也知道朋友乃五倫之一。《交友論》是利瑪竇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應江西建安王之請,譯輯西方交友格言而成。利瑪竇回憶他與建安王、樂安王的交誼,說道:「南昌的兩位王爺待我非常客氣,請我到王府吃飯,人人都以為這是莫大的光榮。……樂安王在他的客廳中接見我,我穿禮服去,他則頭戴王冠,身穿王袍。後送我幾塊綢緞,派人送我到寓所,又送一冊訪問簿,上繪我們兩人交談的情形;內以嚴肅的口吻,以勁秀的書法記載我們的談話和我的許多事,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器重我,我為了回報他,也撰寫了一個冊子,內有一些用中文寫出的歐洲倫理格言。」

 

上述文件說明了利氏能以書法作品作為社交場域的一種紀念餽贈,也解釋了他何以能快速擠進中國上層階級。

 

 

 

小結

 

關於利氏與書法活動的相關文獻,目前可見者極少且零散。筆者嘗試從他的個案作分析,以闡述一位西方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書法,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文化脈絡底下實際存在。可惜的是,利氏親筆繪畫雖有幸流傳在世,但至今卻無法見其親筆漢字書法,僅能單從文獻記載上去想像。

 

做為一位歷史人物,書法並非其功業之重心;做為整個晚明時代的藝術觀照,利氏所見周邊人物的書法,在風格與影響上亦非一時之最精者。然而作為客觀的歷史事實與特殊現象,他從一個外國人的文化與生活視角做觀察,其觀點則能獨到敏銳地指出中西之別的眉角。透過欣賞這些親身與利氏來往士人的書跡,或能讓人想見利氏當時所感知的中國書法情境與文化意涵。

 

(按:本文編改自澳門藝術博物館「利瑪竇逝世400周年文物特展」專輯導論)

 

 

 

圖片說明:焦竑/尺牘(上) 、 徐光啟/題琴鶴高風圖冊(下)

 

圖片提供何創時書法基金會

 

 

 

本文亦見於2010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No75_small

想知道更多精采內容,請購買本期雜誌!

 

您可以選擇紙本版PDF版

 

海外讀者如欲選購,請在此查詢(紙本版PDF版訂閱全年份

 

banner

 

吳國豪

現任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主任研究員兼董事、華梵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曾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中國書畫訪問學者。

捐款

捐款e人籟,為您提供更多高品質的免費內容

金額: 

事件日曆

« 二月 2020 »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目前有 3704 個訪客 以及 沒有會員 在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