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按標籤顯示項目: 教育
週六, 19 九月 2009 02:56

影評:只需要點滴良善──《幸福來訪時》

常常我在公車或捷運上,看到許多人主動讓位給別人。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面就會有一股敬佩感。對我來說,攤坐在交通工具的位置上,是一種小小幸福感的來源,我不太想放棄,因此我都會選角落的位置落座,那樣的位置是再怎麼讓座也難以輪到的位置。這是一種小小的自我安慰,對自己不體貼的想法和舉動所做的免疫措施。因此每次看到別人義無反顧地讓座,我心裡面總會覺得這個社會還有的一些美好,是這些人做到的。然而我很少做到。


真是協助?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蘭嶼,同行的朋友負有蒐集研究材料的任務,但大部分時間我們是在玩耍。那是一趟看來很恣意的行程,可是在整段旅途中,卻有一股抑鬱之感在我心裡面盤繞。事情從第二天的早餐開始。

那天早上醒來,離開民宿尋覓早餐店,看到民宿附近有一家賣漢堡、三明治的小店,我們坐了進去。店裡除漢堡、奶茶之外,還賣豬血湯。我們點了這東西合壁的菜單,但我卻想起昨晚吃的蘭嶼風味餐。看看眼前的食物,我開始感到疑惑:原先屬於當地的食物,被當作特殊的風味餐,外移進來的食物,卻彷彿成為日常,怎麼會這樣?

之後所有的行程,變成是我不斷在檢視「漢人的生活方式怎麼取代達悟族的生活方式」的過程,儘管許多人確實認為這是在協助當地人過更好的生活,面對這樣有點奇怪的狀況,我想不出能做什麼,也沒立場去做什麼――也許是我也懶得在「想」之外去做什麼。


誰是他者?TheVisitor2
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談到教育和閱讀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一向不把閱讀當一回事,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明明是橫在眼前的困境,卻一點也不知道緊急。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語文能力下降,站出來高呼搶救的名人,卻還是著眼在寫作文或國文考試這些事上。可是不會讀怎會寫,要搶救也救錯了目標。

在此同時,每年台灣新生兒的出生人數不斷下降,而新生兒中出生於外籍配偶家庭的比率,則逐漸增加。現在已經是每七個新生兒中,便有一位來自新移民家庭。可預見的未來,是每六個新生兒便有一位是這種情況,然後是每五位、每四位……。

談論閱讀率下降的問題時,不免接觸到新移民家庭在幼童語文能力掌握上的資源匱乏。我們明知道這其間有哪裡不對,卻又不得不將其當作「問題」。而且在討論這「問題」時,我們彷彿將新移民家庭當作排除於外的「他者」,去討論「他們」怎樣怎樣,「我們」該怎麼做怎麼解決。我心裡面有種不安,但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解決。

我們的社會便在這種小小的疑惑、小小的歧視、小小的善良、小小的美好、小小的逃避當中,進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久了,可能麻痺;久了,可能就漸漸看不見、聽不到,也無力去做什麼,甚至後來連想都不想了。

《幸福來訪時》這部迷人的電影,包含了非常多的議題。這些議題事關重大,當然也可能無足輕重,就像上述那些事情一樣,可大可小。但你完全忽略時,就像電影中的老教授華特一樣,表面上工作與生活忙碌充實、令人羨慕,但實際上就是全然麻木了。


(段落標)蛻變之作!
編導這部令人驚豔且深思的電影的人,是原本在滿多好萊塢電影演出配角的演員湯瑪斯‧麥卡錫。他在2003年推出首部編導作品《下一站,幸福》(The Station Agent),有滿不錯的口碑,在日舞影展勇奪三項大獎,也橫掃美國和國際各影展,並被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十大影片。可是我沒想到他的第二部自編自導作品,會有如此大的蛻變――它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傑作。

《幸福來訪時》的主角,是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教授華特,研究方向是全球化經濟。有一天系上要求他去紐約代同事發表論文,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父母留下來、位於紐約的那幢公寓。一回到這幢老公寓,他卻發現公寓裡面住了一對移民情侶。這對情侶分別從中東和非洲來,由於被黑心仲介欺騙,而住進華特的公寓裡。


劇照提供/雷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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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演:湯瑪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
片名:《幸福來訪時》(The Visitor
出品年 分:2007年
台灣上映時間:2009年9月(雷公電影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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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傑樓的個人部落格「斯人讀舒適」


週六, 05 九月 2009 00:00

謊言文化中的誠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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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隱藏的事都會被揭發;秘密的事也會被洩露。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話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聽到;你們在密室中的耳語也會在屋頂上給宣佈出來。」
~ 《聖經.路加福音十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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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30年前,我曾前往瑞士的蘇黎士,有天接待我的神父有事情,便讓我自己在市區四處參觀。我本來想撘公車到某處,卻發現一張公車票居然要一瑞士法郎。當時,一瑞士法郎等於台幣二十元,而在台灣搭乘公車不過要三元,二十元已經足夠我吃兩餐。因為在此之前,我都是和神父一起行動,公車票錢都由神父支付,我完全沒想到坐公車居然要花那麼多錢。

瑞士的公車並未配備查票員,司機也不會檢查乘客是否買票。上車購票,全憑良心。為此我十分掙扎,一方面覺得票價實在太過昂貴,不想買票。一方面我也在想:「我身為一個牧師,不買票交待得過去嗎?」就這樣,我在公車站前反覆思量,這中間早已不知過了幾班公車,等車的民眾甚至忍不住問我,是否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不知道,我的內心正陷入天人交戰。

就在我足足考慮了兩個鐘頭後,我做了決定:我不要買票。於是下一班公車到來時,我馬上跑了上去。沒想到才剛站好,就發現眼前標示寫著,未買票的人被抓到,要罰一百倍票價。我嚇了一跳,立刻匆匆下車。後來我跟神父提起這件事,神父告訴我:「還好你下車,你要是沒買票被抓到,隔天蘇黎士報紙頭版新聞就會是『台灣來的牧師坐車不付錢被抓』」

後在我在維也納台灣同鄉會的聚會中,與旅奧的台灣朋友說起這個故事,沒想到幾乎所有人都笑了起來,他們告訴我:「牧師,我們也是來了大約半年,才學會買票。」原來,奧地利坐車買票的方式也與瑞士相同,多數台灣人初到此地時,都坐覇王車,直到半年後「才感到羞恥」。
回想起這件事,我覺得這種不誠實的文化和我們的教育、生活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從小教你騙到大
在台灣,我們稱工作為「騙吃(台語)」,如果有人稱讚對方:「你這份工作不錯喔!」時常會聽到對方回答:「沒啦,不過就是騙吃騙吃」。此外,我們常聽到父母一談起教養孩子的方法,便說:「囝仔嘛,就是要給他騙一下!」如果孩子哭了,也很少有父母願意瞭解孩子哭鬧的真正原因,反而時常會恐嚇欺騙孩子:「再哭,警察就來囉!」甚至更誇張地還會說:「虎來了,別哭!」可是台灣哪來的虎呢?這不僅是恐嚇孩子,用得還是虛假的謊言。

而孩童上學後,課本中同樣充斥我們的國土不僅及於中國還擴大到外蒙古等不實內容。加上不論是家庭教育或是學校教育,整個台灣社會都是以功利為導向,注重成績和競爭,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點誠實教育。於是多數的孩童在被欺騙的不安中成長,而後逐漸將欺騙、說謊視為理所當然。欺騙在文化中生根,人們就很難聽到實話,人與人之間也會缺乏互信。

難以欺瞞上帝
西方文化卻不同,自從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國教化後,基督教信仰和歐洲文化及生活已密不可分。雖然這並不表示西方社會就不存在欺騙。但大體上他們比較重視誠實的價值。這是因為在基督教教誨中,誠實是相當重要的德目。

由於基督徒相信上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所以認為人的心思與所作所為都無法隱瞞上帝。記得有次我受瑞士白冷差會邀請前去訪問,那時正值寒冷的雪季,某晚我和神父前往觀賞歌劇,歌劇結束後神父開車載我回修院休息。我急著上洗手間,因此不斷催促神父開快一點,可是即使經過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神父也必定停車再繼續前進。我實在受不了了,忍不住抱怨:「根本沒警察也沒有人,為什麼不直接開過去?」神父聽完後居然生氣了,他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來,轉頭問我:「盧牧師,你是否相信上帝?」我當然回答是,他接著說:「那你怎麼說沒有人在看?上帝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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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9 六月 2009 20:54

「免費」不是關鍵

推廣博物館,關鍵不在「入場票價」,而是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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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26 五 2009 07:55

身體是智慧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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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重智育輕體育的教育體制,剝奪了孩子運動的機會與樂趣。然而,缺乏身體智慧的土壤,教育的種籽如何生根、萌芽,進而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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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讓孩子探索自己和世界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遊戲」是很重要的。因為透過遊戲,孩子以自己的身體去探索世界、探索自我、探索他人。孩子們也常喜歡一起發明遊戲,從建立方法、訂立規則、解決問題,到學習面對勝負結果,都在無形之中培養了孩子各種生活的能力。

但在華人社會,遊戲常被視為無用,因此有所謂「勤有益,嬉無功」的說法。當孩子進入學校,生活中有很長的時間都在學校度過。但學校的體育課時數有限,且在升學主義壓迫下,學生在假日也常因課業而犧牲運動。

增加身體語彙,培養身體智慧

以學校運動教育來說,當然競技、體能都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應是讓孩子體驗、感知自己的身體,也有人將之形容為「聆聽自己身體的聲音」。

孩子若常有機會做不同的身體動作,他的「身體智慧」就會增長。它是一種沉默的智慧,一種身、心、靈的整合體驗。當一個人遭遇環境的改變或外在的刺激,身體智慧越高的人,適應力越強,越有能力面對挑戰。身體語彙的儲存,越小開始越好。這跟學語言相同,因為身體動作也是一種語言。

與西方國家的學生相比,台灣學生很會考試,但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比較弱。追求課業的成績,卻忽略身體的智慧,反而限制未來的發展,這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要靠實踐,實踐就是操作。不僅是體育,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不要安逸,發揮創意

現代人喜歡使用各種昂貴的運動器材,只消透過簡單的動作就能滿足活動的需求。但是,有些運動器材對於增進身體智慧並無太大幫助。而學校裡用的跳高架、跳箱……幾乎都是全國統一的標準器材。我們的中小學校園,也幾乎都有四百公尺的標準操場,但真的有必要嗎?

例如在歐洲,常可看到體育館裡吊著幾根繩子。孩子們抓著盪來盪去、可以攀爬,也可以像泰山一樣在空中轉換位置,玩起來非常有趣。繩子是很便宜又容易取得的東西,但反而是最簡單的器材,更能讓小孩自己去創想、使用。

無論是體育課也好,日常生活也好,不要讓自己的身體和頭腦太安逸!太依賴標準化的器材,反而限制了我們的創意,讓我們的頭腦和身體都變懶惰了!所以雖然「創意教學」推廣了很多年,我卻很少看到有老師自己創發教具。

因此我認為,若談到運動教育的改革,除了主事者要有決心之外,情境與心態的改變是最要緊的。要改革,就要從這裡開始。

口述/許義雄 整理/李禮君 
攝影/柯蕾俐(Aurelie KERNALEG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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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30 四月 2009 00:00

書評:炫目之後-《Q&A》

現代天方夜譚
印度外交官維卡斯‧史瓦盧普的第一部創作《Q&A》,乍看之下是一部傖俗華麗、色彩繽紛的通俗小說,文字淺顯直白,不談哲理不吊書袋,沒有艱深的技法,但卻是一部出入現實巧妙轉化成文字的高明作品。小說以印度實境節目「誰將贏得十億元」(Who Will Win A Billion?)為軸,主角過關斬將挑戰的十二道問答題如同枝脈,每道題目都牽引出一則結構完整的短篇故事,而故事內容,則正巧映射主角離奇坎坷際遇中的某段記憶。

這個由同一人口述不同故事的手法,不免被拿來與《天方夜譚》相比。的確,出身印度貧民窟的《Q&A》主角倒敘的一生遭遇,就如同《天方夜譚》裡阿拉伯王妃編造的一個個故事,敘事綿密、題材巧妙、人物鮮明、寓意深遠。雪赫拉莎德運用懸疑的文學技巧,挑起國王(及讀者)的好奇。「她看見東方既白,黎明到來,就會小心翼翼地閉上嘴巴。」這段重複出現的短句,是《天方夜譚》的骨架,也是雪赫拉莎德逃過殺身之禍的武器;在《Q&A》中,這個骨架則是「按下播放鍵」的動作──透過節目錄影帶,播放出關乎故事梗概的一道道問答題。

然而,《Q&A》的讀者要一直到小說尾聲將近,才會慢慢明白貧民窟男孩挑戰益智問答節目的原由。而同樣也要到讀完整部小說,我們才能看清楚史瓦盧普埋得很深的伏筆所在,體會到他想傳達的宏遠深意。


QandA2織就浮世百景
小說主角命名為「羅摩‧穆罕默德‧湯瑪士」,這個名字本身就串連了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象徵,巧妙地將印度當地宗教的複雜與衝突熔接在一起。穆罕默德的經歷不僅只為表現小說人物必然有的命運多舛流離顛沛,也不止為了能夠解答那些天南地北千奇百怪的問題,正相反,作為縱觀全局的讀者(儘管是事後之明),我們可以看出書中那一道道題目,是史瓦盧普先布局預設主人翁的身世和際遇之後才產生的;而主人翁之所以必須出生入死經歷這麼多滄桑困頓,則是作者有意藉著他的腳步,帶我們見識印度社會的深層面貌。

穆罕默德終生流離失所,但他每一段駐居時刻的親身經歷或聽聞事蹟,恰正揭露了印度這片廣袤土地上政治文化的陳年痼疾──種族及宗教的衝突、階級及貧富間的巨大差距、官僚體系的顢頇腐敗,以及為了超脫痛苦和不幸而形成的冷漠疏離。

益智節目百科式的問題與來自貧民窟未曾接受正式教育的參賽者,也挑戰了「知識」的理性及神聖意義。主角宛如拼貼而成的人生,就像一張百納被,遠看是繁華璀燦的富麗風景,近觀則是一片片支離碎裂的社會切片。然而不管遠觀近看,整體而言,它提供了一幅浮世百景,包藏了歡笑悲愴柔情暴戾各種氣味和記憶,容許我們從更多元的角度,認識印度這個古老國度的現代樣貌。


劇照提供/山水國際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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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電 影《貧民百萬富翁》原著)
維卡斯‧史瓦盧普(Vikas Swarup)著,盧相如譯
皇冠文化公司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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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5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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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週二, 28 四月 2009 00:50

農再條例再思考-沒有農民,何來農村?

本文亦見於2009年5月號《人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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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立法院一讀通過行政院提案的「農村再生條例草案」,未來將設置兩千億農村再生基金,協助地方政府進行農村改造等相關事宜。這項堪稱規模宏大的擘劃,究竟將使農村再生亦或是滅農的前奏,引發各界不同評價。長期關注台灣農業並親身投入美濃新農村運動的張正揚,對農再條例提出他的建議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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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聞「農村再生條例」,我的心中充滿了期待。兩千億的經費,可以解決農村許多問題。但是當我看到條例內文,發現它著重於硬體建設和土地開發,不見農民面孔,沒有農業思維,我的憂慮遠遠大於喜悅。


土地休耕,文化失落
多年前,我帶領一位記者前來美濃採訪。時值盛夏酷暑,放眼望去盡是雜草叢生的休耕地,且因噴灑了除草劑,大地呈現一片黃褐色的蕭瑟景觀。這幅景象極大程度地違反了美濃予人的富麗想像,當下將記者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農地不種作物,那農人如何維生?美濃尚且如此,其他更邊緣的農村呢?」

我在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工作。但在台灣社區大學創立十年、數量已將近一百所的此刻,即使從最寬鬆的標準來算,台灣的農村型社大仍然不到十所。此外,若細細聽聞農村兩代之間的對話,即使是使用母語,年輕輩的詞彙也漸趨貧乏。語言的失落,適足以反應其所承載的文化、傳統的失落。農村中數百年所累積起來的文化,正面臨著不知如何傳繼的困境。


真實農村的雙重面向
但是,即使前景如此堪慮,我們的農村以及生活於其中的人,卻不僅沒有消失,而且頑強地存活至今。農村的老農是一部活生生的智慧大百科,也是眾多專家眼中的瑰寶;農村中那種與自然和諧共生、與大地同步作息的特質,吸引了許多年輕人在此譜寫生命的樂章;小農之家簡樸的生活態度,以最低的生活需求善用有限的資源,在地球資源漸趨枯竭的當下,為人類文明的出路保留了文化的基因。

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台灣農村:一方面正在枯萎和崩解,不知道還有沒有翻身再生的機會;一方面頑強自立,擁有獨一無二的在地價值,足堪未來文明指引。然而,「農村再生條例」能否細緻到將此種看似兩極、實則是真實農村的雙重面向納入其中,從而設計出能真正解決農村燃眉之急,同時鼓勵農村既有積極性的法案?


開放參與,以農為本
我們必須斤斤計較法案內容,因為未來無論哪一黨執政,至少未來十年內,很難再有其他的經費投入農村。若將這筆基金均分給農村家戶,小農之家必定將此經費妥善運用,用在問題最迫切之處。同樣的,政府在討論如何使用這兩千億時,難道不應該對農村問題進行全盤考察,再以適當的比例投入各個問題項目?

那麼,農村的需求何在?這是一個任何人都難以完整回答的問題,因為各地農村原本就存在可觀的歧異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迴避它。透過若干程序可以讓我們獲得這些資訊,例如以一年的時間,於各農村舉辦廣徵農村問題的說明會。必須強調的是,說明會必須具有實質的開放性,讓民間意見得以納入,也就是官方一再宣稱的「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的單向宣導。

而在龐雜的農村問題中,我們如何理出頭緒?二○○七年四月,日本《九州的鄉下》(九州のムラ)雜誌編輯長養父信夫來台訪問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算式。他問大家:

「1(一級產業)□ 2(加工產業)□ 3(行銷服務)= 6級產業」

在這個算式中,方框中應該是「+」或「」?正當眾人猶豫時,他為大家解答:「是,因為若沒有一級產業作為基礎,所有的可能性都不會存在!」正如他所說,農業的問題,是農村的首要!


由下而上,才能「再生」
農村因為有農業和農民,才能被稱為農村。核心問題是,農民能否在各種生活需求都得到基本滿足的情況下(例如生計和教育),願意繼續在農村生活?農再條例立法與執行的同時,是不是能夠將農村視為主體,讓農村自己提出問題,而非被動地接受資源,只能將資源用於有限的硬體項目?另一方面,農再條例是否有助於維護和延續農村的豐富資產和價值,讓農村得以繼續保有其獨特的在地性?

兩千多年前凱撒曾說,「這世上充滿了結果為惡,但立意良善的善意。」在龐大預算的投注下,長年凋蔽的農村似乎終於有了再生的機會。然而,作為一個完全執政的執政黨,主政者能否具有讓「農村再生條例」為政績扳回一城的智慧與格局?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進一步了解農再條例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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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27 二月 2009 19:35

飛躍的台北縣--語文教育

台北縣除了幅員與人口傲視群倫,更在語文教育上做了許多創新和改變,為的是讓下一代的語文能力更強、更有發展性、更有競爭力。但語文並不僅僅是孩子面對未來競爭的工具,更是孩子在成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路途上極為重要的基底。語言並非哲學家維根斯坦的梯子,用過便當拋棄;語言形塑每個人的思考、心智與心胸,重要性一如舊約創世紀的描述:耶和華說了,事就這樣成了;終人一生,不可須臾離。

撰文│陳佩欽、林小笙

韻文讀本帶給教師新思維挑戰
語文教育的第一個目的,在於培養基礎的溝通、理解與思考能力。近年來不乏有人指出,台灣國語文教育有個長久而沉重的大問題,就是把語文教育當成文學教育,過重文章形式、修辭類別與成語運用,反而輕忽國語文教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能──協助學生建立邏輯思考和表達的能力。這種觀察確實精闢,也一語道破台灣學生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老問題,更進一步說,其實正是前幾年關於文言文授課時數爭議的核心。
台北縣新推出的韻文讀本並非針對這個社會論辯議題做出的直接回應,卻剛好提供了各界一個很有趣的參考點。韻文讀本開啟了一個難得一見的對話窗口,讓我們看到不同文體間的對話(如古代韻文與新詩),和不同世代藝術表現的對話(如余光中的詩和周杰倫的歌詞),是文學教育的一環,既可協助學生建立文學性語感,也是一種美學的陶冶。雖然不直接處理邏輯思考和表達的訓練,但韻文讀本當中一反台灣語文教科書的編輯常態,刪除了相當多註釋性的內容,以創造一種思考空間的留白。
此外,在韻文讀本正式上路之前,台北縣的國小教師也都參與了相關研習,了解韻文讀本既非另一本教科 書,也不是要學習背誦的教材,而是要讓教師在課堂上以之為素材,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去體會文中意境,並勇於表達自己閱讀的感受。這樣的教學方式,相當程度上支持著激勵學生主動思考的教育宗旨,也顯示出文學教育和邏輯教育不必相互排斥,提起一端不必然壓抑另一端。而如何在語文教育中兼顧兩者,仍視教師本身是否對語文教育的各種目的有清楚的認識,又是否有能力活用教材而定。或許韻文讀本的推出,第一個「受教」的會是教師而非學生。

由外文教育思考人格養成
近年來,台灣家長對外語有一種莫名的憧憬、不切實的想像,以「擅於外語」為身份地位的表彰,或以「學習外語」來論人生起跑點的輸贏,或將英語能力與國際觀輕率地劃上等號。實則在坊間林立的語言補習班營利的意圖和媒體包裝的底層,濃厚的升學主義和功利取向所交織出來的英語教育心態,反而扭曲了學習外語的真正價值。其實,外國語文的教育除了教導學生另一種語言,更開啟了通往另一文化的大門。更有進者,學生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認識到不同文化在思維與表達上的差異,於是能夠更進一步藉由認識他人而反思自我形象,並正視多元價值間的差異。某程度而言,外語教育甚至具有深化本國文化教育的效果。換句話說,語文教育顯然不只是語文教育,而是整體人格養成教育當中的一環。
北縣推動的「英速魔法學院」便是對這種態度的回應。英速魔法學院提供孩子浸潤式學習情境,學生們學的除了英語這個工具,還有文化見識和問路、購物、就醫等種種生活體驗,甚至特別選擇外籍教師來授課,以求去除學生對「見外國人、說外國話」的恐懼感。英速魔法學院不求學生英語突飛猛進,而是希望建立學生面對外語的自然態度,在台灣長久以來特重效果的教育環境中,堪稱是向健全人格教育的理念所勇敢跨出的一步。

期待論辯成為教改基礎
綜上所述,我們還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課題:在盲目追求英語教育的社會潮流下,在將英語教學向低年級延伸的政策趨勢裡,不乏家長和學校過度偏重英語教育,反使孩子對現實環境產生排斥和隔閡感的例子。當高強度的英語教育和國語文教育同時出現,家長是否能夠脫出功利思考的迷霧,正視孩子究竟是在捕捉不同文化擦撞逬現的火花?抑或是被拋向失根的漩渦?
未來在以上這些方面的討論,可望促使台灣基礎教育界將「教育」視為一個環環相扣的有機體來思考。台灣教改十數年,依然出路不明,或許有一部分正是因為這些關於基本理念的辯論和溝通,未曾真正深入到家長、各地方政府、學校及第一線授課的教師,於是也就無法在學校教育裡落實扎根。當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改革沒有速效可言,但若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界的觀念始終不明朗,政府、學校與家長、學生之間便沒有溝通的基礎,自然也不會有教改收效的一天。台北縣新語文教育政策的長遠意義在於這裡,其他地方政府在釐清或改革教育政策時,可向北縣借鏡參考之處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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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7 三月 2008 21:59

如何成功執政?

2008台灣總統大選由馬英九勝選。
大選過後,中央、地方、立院幾乎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
國民黨切莫遺忘人民自由,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新聞自由…
魏明德 撰文

馬英九的勝利並不出人意外。然而,新總統拿到勝利之後將做些什麼,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不管台灣居民投誰一票,都希望往後好運站在執政者這邊,因為這塊土地上的人需要願景、動能、團結。接下來的四年如果失敗,不將只是一個團隊、一個黨的挫敗,而是整個台灣的失敗。成功執政有其要求與條件,最好是能夠條列出來,再說新總統將政見付諸行動分秒必爭。輿論的評斷取決於執政者的第一次行動,而成功執政的起始需要四個條件。
成功執政的第一個條件在於踏進一個新年代的決心,絕不能念舊或復舊。每個人似乎都在追討這八年的政治缺失,但執政者也必須懂得接收過去的結果,重新出發。即將建立的政府團隊不應該找過去年代的風雲人物,不應該找黨中大老,而應該任用有才能的年輕人,讓新氣候與新主意開創新台灣。
第二個條件隨著第一個條件而來:如果政府團隊清新而年輕,那將是一個懂得和解的團隊。新政府應該掃除所有使人民分裂的障礙,尊重這幾個月不同而多元的意見表達。當個尊重者、聆聽者、聚合者,而且這不應該被當成空話或是口號。接下來的政治作為應以此為先,文化與教育層面的發展(凝聚人民認同)應以此為重,決策的制定與施行應以此為準。
我們接著談第三個條件,那就是新團隊必須重視市民、地方政府以及民間團體的參與。如今一黨獨大,中央、立法院與大部分地方政府被掌控在同一政黨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項隱憂。對於這項隱憂,新政府必須在討論與協調的過程多付出心力,再統合大多數人的意見。新的政治風格若要形成,端賴新政府是否能夠活絡地方民主並鼓勵市民參與。舉例而言,台灣是資訊科技的天堂,而資訊科技提供的服務必須能夠用來幫助民主革新。
堅持市民參與使我們看到成功執政的最後一個條件,落實新的生態與社會模式勢在必行。新政府不能只想著經濟成長率,最迫切的事在於質的提升與人性的成長。從這點看來,競選期間兩位候選人的言論尚不夠令人信服。我們衷心期望執政者能帶領台灣成為一個模範國家,實現社會和諧與環境和諧。如此一來,在國際社會上台灣將會被重視、被尊重、被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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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30 一月 2008 21:56

台灣需要悔改

盧俊義 聲音

盧俊義認為我們的教育中有極大的偏誤。從幼稚園開始,我們教孩子競爭與仇恨。培養悔改認錯的能力,必須靠宗教教育。把宗教信仰和教育結合在一起,台灣才有希望。很多人以為宗教教育是在教人認識各種宗教,其實不是。宗教教育有兩個主題,一是誠實,一是憐憫,這是任何宗教的基本要件。

盧俊義的話語教我們學習悔改和寬恕、誠實和憐憫。

全文請見【人籟論辨月刊第46期,2008年2月】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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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9 十一月 2007 23:45

期待亞洲的超國家機構

【黎安娜 主述】

【柯蕾莉 採訪 撰文】【陳敬旻 翻譯】

身為年輕女性,我有很多夢想,也想要改變世界。但出身於亞洲的貧窮國家,生活並不容易。我非常幸運可以接受教育,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那些在富裕的亞洲國家遭受虐待的同胞。

妳在印尼出生,卻在華人家庭長大。妳認為自己是印尼人還是華人?

我在蘇門答臘出生,所以我是印尼人。不過,我的家庭環境給了我第二個身分:我的父母是從中國大陸的福建省移民而來的,在家裡,我們講閩南語,即所謂的台語。此外,我們也慶祝中國節慶,在中秋節做月餅…。
我認為,文化是由日常習慣及風俗建立而成,包括食物、語言、傳統…。就這方面而言,東南亞文化與中國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來到台灣之後,更強化了我這個想法。我有兩個亞洲身分,這讓我覺得自己「很亞洲」。

妳為什麼來到台灣?目前從事什麼工作?

我爸爸要我到中國尋根。可是我想要離開印尼,到已開發國家去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大部分的東南亞移民都選擇前往南韓、新加坡、日本,還有台灣。他們拋開一切,在這些國家的工廠上班,或是嫁給自己從未謀面的男人。身為印尼人,我也無力拒絕移民所帶來的經濟幫助。
我在台灣已經住了兩年。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比其他多數的移民有更多機會得到更好的工作,賺更多錢。我目前在一家台灣公司上班,為印尼移民做翻譯工作。雖然我的工作大部分是處理ARC(居留證)、工作合約等事項,但我也有機會向印尼勞工的雇主提出他們的要求或抱怨。他們多半都不會說中文,又遭到虐待。每當看見自己的同胞被輕視、遭受不公平的對待,我經常感到憤怒。
出身於貧窮國家,我們知道什麼是努力工作,也知道如何在艱難的情況下求生存。但是,只因為我們來自較貧窮的國家,人們就認定我們沒有能力。事實上,我們應該對自己身為印尼人感到驕傲。如果我們都是亞洲人,為什麼會有人抱持這種態度呢?我認為,只要富國的人民仍然覺得自己有權利剝削窮國的人民,「亞洲共同體」就不可能實現。

妳認為「亞洲聯盟」若能成立,對印尼會有幫助嗎?

印尼是東南亞國協(ASEAN)的會員國之一。東南亞國協與印尼的合作方案,對我們國家經濟提供了寶貴的協助。然而,印尼人需要學習何謂共同體,也需要思考未來。許多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和泰國)都在快速發展,但印尼卻落後了。一九九八年的國家危機之後,許多印尼人都認為外國人到印尼就是要剝削資源。因為大多數的印尼人沒有接受教育的管道,所以他們的心態難免反映出他們缺乏「合作能使國家獲益」的認知。
我覺得印尼政府與人民之間嚴重地缺乏溝通,而延緩了國家發展。多數印尼人不信任政府的決定,卻又同時期望政府能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
此外,印尼的領土是由一連串的小島組成,這種地理特性在亞洲很常見,但對國家的統一是強大的阻礙。
然而,我相信對印尼的發展而言,亞洲共同體是必須的。我認為亞洲的超國家機構有助於使各國政府制定更穩固的政策,並且能降低貪污腐敗和犯罪率。就這方面而言,我相信亞洲共同體能幫助印尼有更好的未來。如果局勢更穩定,我會很高興回到印尼工作。

在亞洲的各項發展中,妳最重視什麼?

我雖然希望(未來的)亞洲共同體能幫助印尼發展,但不只是在經濟方面。金錢糟蹋了現代社會的人們,這類狀況屢見不鮮。
在東北亞的已開發國家,儘管家庭價值仍舊非常重要,但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個體化」。在台北街頭,我時常看到老人撿拾紙箱,為了拿去販賣,賺得的錢幾乎無法溫飽。我希望在印尼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永遠不會失去自己對家庭的責任感。
我有一個夢想:我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使亞洲人明白:老一輩的人們,大大地反映了我們今日的樣貌。在開發中社會,我們不該忘記感謝他們的努力。照顧他們、將他們納入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當中,是我們最起碼應該做到的。未來,我希望能在亞洲國家成立安養中心,歡迎他們來此安度晚年。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為亞洲共同體帶來一個更有「人情味」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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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8 五 2007 11:11

台灣與歐洲:過去的互動與未來的追尋

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以及對世界的認知,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學校教育。在台灣,我們從小就知道人類有四大古文明,分別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後來又認識希臘、羅馬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接下來就是歐洲的興起。首先是文藝復興的風潮,帶動藝術、文學、科學等方面的躍升;密集的創造活動先在義大利萌芽,很快就傳遍歐洲各地,逐漸導致空前的全面革新;歐洲自此步上康莊大道,以強盛的力量稱霸世界數百年。從這個時期開始,歐洲人入主整個亞洲,挾著排山倒海的威勢,改變了亞洲人集體的命運,所造成的影響既深且遠。
我們對歐洲的認知雖然基本上是由事實出發,但其中難免摻雜想像的成分。對我而言,而且我相信這個印象也是一般人普遍接受的,那就是歐洲人在科技方面,無庸置疑的以優越性作為基礎,在武力、權勢、財富各方面都凌駕各國。歐洲人運用科技發展出強大的武力,曾經以「殖民」的方式,佔領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區,也迫使其他國家遵循他們的指揮,接受他們的政治霸權和文化影響,甚至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台灣和歐洲的首度接觸,正是在人類文明史上堪稱一大里程碑的大航海時期。1544年,自歐洲往東航向中國東南沿海的葡萄牙船隊,在經過台灣海峽時來到台灣,望著連綿翠綠的崇山峻嶺大喊著:「Ilha Formosa!」不久之後,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靠岸登陸,在台灣建立政權,後來,英國和法國軍隊也來到台灣。而伴隨武力和貿易勢力來到的,是歐洲的傳教士和探險家、博物學家,西方的建築、宗教開始出現在台灣,也使得台灣的風土民情開始被歐洲人所認識。
台灣雖然不像亞洲其他地區歷經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長久統治,卻未能倖免的被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日本結束幕府時代所展開的明治維新,不僅向歐洲學習如何船堅砲利,也積極擷取民主制度、議會政治、甚至包括都市整建、藝術文化等各方面的新知識、新價值觀。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期間,不僅使台灣徹底改觀,在台灣人身上也留下非常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透過日本人的媒介,我們在很多層面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就像日本人接受西洋文化一樣。我父親是畫家,他於1928年考進東京美術學校,受到印象派繪畫很大的啟發,他非常喜愛西洋畫,尤其是法國的繪畫藝術。由於自小耳濡目染,我也開始了解歐洲另一個重要的面向,也就是藝術創作,以及狹義所稱的文化。
歐洲文化吸引人去崇拜、學習,影響巨大。我們對歐洲的文學名著大都耳熟能詳,這些名著也幾乎都有中文譯本;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也都有中文畫冊出版(雖然印刷的品質良莠不齊);我自己也深愛歐洲的古典音樂,並全心深入鑽研。我們在各方面都想追隨歐洲的流行風尚,我們覺得它是華麗、名貴、現代的極致表現。這種主流文化主宰著我們的品味,經常讓我們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
無論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台灣和歐洲曾經有過長達三、四百年的淵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國的實際治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確立下來,同時因為法國於196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隨後歐洲各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骨牌效應,讓台灣隨著國民黨政府轉身迎向美國,同時在絕對的「親美」政策下,逐漸對歐洲產生隔閡,美國文化開始大舉進入台灣,在困難的國際孤立處境下,台灣青年學子絕大多數選擇到美國留學,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到歐洲去深造。
台灣原本是人類大航海時代東亞重要的據點,自身與外來文化的交互激盪下,有著豐富且多元的發展底蘊,這原是創造「台灣新文明」的一大契機,然而國際現實和國民黨專制統治,不僅影響了台灣和歐洲的第二波對話,更因為獨尊中原道統、壓抑在地母語和文化,使得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竟不知自己家鄉的事物,對世界和台灣這塊土地的認知,可謂窄化到了極點。
因為受到父親影響,我在十六歲時就選擇到歐洲學音樂,考進法國巴黎音樂院,在我的偶像德布西、白遼士等偉大音樂家曾經駐足學習的地方,完成童年以來對音樂的夢想,但是這種對所謂的音樂的想像,竟然在第一次上課時,被老師很狠的戳破。
班上同學絕大部分是法國人,老師問我對自己國家的音樂有沒有足夠的認識,還要我唱幾首代表歌曲,記得當時我就楞在那裡,腦中除了台灣人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這首歌謠,其他則一片空白。那真是一記當頭棒喝,也逐漸讓我明白,學習別人的東西再怎麼出色,還是贏不了別人;對於祖國台灣,我也因為無法像別的同學那樣瞭解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羞恥。這段深刻的經驗,促使我1975年後回到台灣,展開了一段尋根台灣文化的歷程。
接下來,又在許多年之後,因為職務關係,以及年輕時候的歐洲經驗與印象的連結,在文化藝術以外,能夠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歐洲。昔日眾人腦海中輝煌燦爛的歐洲,以及後來因為美國崛起而比較黯淡模糊的歐洲,在歐盟積極整合運作下,再度於世界舞台展現再造文明的企圖心,而這一點,台灣注意到了。
2007年3月25日,歐盟成立屆滿五十週年。五十多年來,歐洲從共同市場發展為異中求同的聯盟組織,想要實現歐洲人民共同的願望:自由、和平、永無戰爭,同時也在政治、經濟、國防、環保各方面,逐步成為一個發展共同體。鞏固了所謂的「剛性議題」合作關係後,最近二十多年,它又慢慢涉入教育、文化的「柔性力量」領域,到了1992年,馬斯垂克(Maastricht)公約充分賦予歐盟許多新的權力,其中包括「文化領域」,並且為「文化」量身制訂法條(128條),讓各國在文化藝術的合作,成為有法源依據、以及被認同和遵循的共同目標。
於是我們看到在形塑「歐洲品牌」下的歐盟文化合作,首先是確立年度「文化首都」的方案。歐洲理事會自1985年起,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每年推選一或二個具有文化觀光特色的城市,舉辦演藝展覽等文化活動,後來由歐盟支持接辦,配合整體觀光宣導,讓這些城市藉著文化藝術重現生機,多采多姿的各種藝文活動,也成為年度旅遊的最佳賣點。
其次,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公約」中,重新紀錄歐盟第128法條,並修改為151條,其中強調歐盟應該支持所有基於尊重和倡導歐洲文化的多元活動,這也是一項法律上的義務,從此,「文化」成為歐盟的重要議題。根據這個151法條,系列引導性的文化計畫次第展開,包括1996-1999年鼓舞藝術文化創作與合作的「萬花筒計畫(Kaleidoscope)」、1997-1999年支持書籍出版與閱讀翻譯的「亞里安(Ariane)」計畫,以及1997-1999年推動世界人類遺產及歐洲獨特性相關政策的「拉菲爾(Raphael)」計畫等。這所有的活動在千禧年時達到目標的頂峰,那就是為了為期七年、預算達到2.3億歐元的「文化2000」大計劃,它提供贊助經費給所有的藝文合作專案,以提倡多元文化分享、建構大歐洲共同文化圈。
而在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建構上,最受重視也是企圖心最強的,就是所謂的「布隆尼亞宣言」。它首先在1998年,由法、德、英、義四國教育部長簽署巴黎大學宣言,決定推動「學歷文憑一致化」;接著1999年,29國教育部門的首長於義大利發表布隆尼亞宣言,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共識;然後2000年,歐盟各國元首有鑑於全球化和知識社會帶來的挑戰,於高峰會中共同宣示將於2010年完成布隆尼亞宣言中的構想;2001年,歐盟教育界的領袖於西班牙商討推動策略,隨後由教育部長在捷克集會,決議各項討論,包括進行高等教育的體制統合、文憑學歷相互承認,以及特別強調「歐洲品牌」(European label)和歐洲面向(European dimension),希望在課程內涵及校園文化方面,既能保留並發揚各國的教育學習強項,又能彰顯整體歐洲的文化特色。
到了今年2007年3月,歐盟最新的「文化計畫:2007-2013」已經正式啟動,它以「跨越疆界、連接文化」為口號,同時撥付4億歐元的預算積極運作,讓歐洲主義下的歐洲公民團結一致,建構彼此間的文化認同,又能共享多元的發展果實。
歐盟在文化上的推動和作為,以及2006年6月揭幕的法國布利碼頭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帶給我和許多台灣民眾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尊重並發揚多元文化的價值」。文化其實並無優劣之分,我以前常說,面對文化事務和相關建設,要用「加法」、「乘法」來思考,唯有這樣,文化的土讓才不會貧瘠,文化的花朵才能百花齊放、各展嬌妍。
台灣在1987年結束世界上最長的38年戒嚴統治時,承接了始自70年代鄉土認同運動和80年代民主人權運動所醞釀的能量,台灣社會及文化發展掀起大騷動,似乎想把過去長久積壓的種種一切盡情的釋放出來,這固然造成不少矛盾和衝突,但我始終深信,只要方向對了,核心價值掌握住了,台灣終究會得到正面力量的引領。
對台灣文化發展而言,2000年是一個重要分水嶺。民主進步黨獲得人民託付,終結國民黨五十年統治,也因此使得多元文化的價值被凸顯,一般所稱的四大族群,開始有了較公平的對待。對照於歐洲最近十多年來尋求多元分享和整合認同的歷程,我看見台灣也有類似的變化和行動,不禁覺得激動起來。
許多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從各方面去挖掘、整理、重建過去所失落的珍貴的東西,政府也在母語教育、國民教育、族群發展、文化振興等各方面,去填補以前執政黨所造成的遺憾。以我於2000年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為例,服務四年期間,總共輔導了將近200個社區,協助設立了大約200個分佈在各縣市的地方文化館,出版了包括歷史、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史料和人物的書籍達600種,以及興建台灣國家文學館、傳統藝術中心、台灣歷史博物館等,讓台灣珍貴的文物及檔案不再四處流浪,可以用國家的力量予以保存、維護、研究、以及發揚。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是,能夠有機會從過去談「台灣」是絕對禁忌、走到今天「台灣學」成為台灣的顯學、以及國際研究議題的時代。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台灣首先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學術界的台灣史料研究者展開一連串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台灣研究」的基礎,之後,國小教育加入母語教學和鄉土教材,到了今天,高等教育機構裡約有17所與台灣研究相關的系所。而我自己則在1995年編寫出版了《台灣音樂一百年1895-1995》,又在2004年卸下繁重的文建會主委工作後,逐年發展「鑽石台灣」的論述。
台灣的土地僅僅佔全球陸地面積的0.023 %,物種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卻佔全世界的十分之ㄧ。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造就了台灣多樣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不僅植物相涵蓋各種氣候帶,棲地和物種的多樣性,也成為世界之冠。另外,在這塊土地上,台灣擁有與南島民族同源的原住民族群,發展出屬於台灣特有的山海文化,晚近數百年來,源於歷史的偶然因素,則發展出中國漢族為主的平原文化、歐美西洋文化、日本東洋文化交融的必然現象。這些讓台灣就像一顆鑽石,小而美、小而晶亮,不容忽視。
2006年5月底,目前我所任職的國家文化總會參與主辦了一場名為「世界都在哈台灣」的歷史國際研討會,三百多年前與台灣互為領主國和殖民地關係的荷蘭,這時成了座上嘉賓,和其他國際學者共同分享他們的「台灣研究」。
另外,我還有一位法國友人,她是相當熱愛台灣的人類學學者,二十年前在指導教授提示下來到台灣,展開經年累月對於台灣南部地區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行為的田野研究。她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台灣宗教習俗和儀典,讓我汗顏之餘,決心要好好瞭解自己生長的地方,於是,由國家文化總會策劃出版的「新活水雜誌」,在2007年1月和3月,分別推出「台灣十大民俗祭典」、「台灣原住民十大祭典」,讓我從過去由精緻文化的面向,進入更細微且精彩的庶民文化層面,去更進一步深入瞭解與欣賞台灣的文化之美。
這些年來於公於私的努力,使我因為過去政治禁錮的關係而無法在教室及生活中必修的「台灣學分」,有了彌補遺憾的良機,也讓我對於台灣得天獨厚的多樣性地理生態和多元的歷史文化所累積的瑰寶,更加珍惜。
我在一開始就表示,歐洲對於人類文明的躍升,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從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致於影響近代史發展的民主思潮,歐洲一直是改寫歷史的先鋒,如今在歐盟大力推波助瀾下,藉由尊重多元文化價值、並創造新文明的宏大視野與行動力,企圖再一次展開建構歐洲價值的新紀元。
然而在此同時,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歐洲對亞洲乃至於台灣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夠。年輕時在法國求學時,許多同輩的歐洲同學告訴我,他們讀中學的時候,從來沒有上過有關亞洲歷史、思想、宗教、藝術、古文明的課程,他們如果想知道,必須自己設法獲取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知道全世界的人口有一半以上住在亞洲,歐洲的學校教材裡對亞洲的忽視,表示當年的教育當局忽略了對其他文明和文化間的對話。另外,2004年10月,我隨著台灣外交部的國政宣達團前往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拜會政府及國會議員,發現許多人對台灣的印象很模糊,非常不了解台灣,但我也發現,如果用文化藝術的話題進行溝通或分享,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同時也很快讓他們對台灣產生印象和興趣。
就在歐洲以教育和文化凝聚歐洲公民共識、建立大歐洲認同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雖然是世界最大洋與世界最大陸地之間的小小島國,則同樣也在歷經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後,展開異中求同、整合認同的國族建構大工程,同樣也企圖以豐富瑰麗的文化藝術對內形塑人民共同的發展遠景,對外向世界展顏,這點,值得向來強調自由民主和文化優先的歐洲給予更大、更多的關注。
2008年台灣又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想藉此機會誠懇表達心中深切的盼望,就是台灣未來的發展必須以文化作為核心價值,連同教育紮根的重要工程,一起創造台灣新遠景。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由早年跟隨美國的腳步,轉而建立自己發展的主體性,同時更應該重視並參考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歐盟的做法,尤其要仔細檢視他們一個大計劃、大工程背後的哲學層次和思維的深度,以及整體實踐的邏輯和步驟,並且體認到其中的永恆價值。
當然,我同樣深切盼望,作為全球華人社會中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建構這兩大核心價值上已經建立典範的台灣,能與歐洲有更積極的對話和更實質的互動往來,並且在世界的文化圖譜中相互締造更亮眼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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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11 十二月 2006 22:25

不一樣的結婚紀念日

今年的六月十二日是汪洋與小帆的結婚十一週年紀念日。那天中午我們正在煩惱要去那兒吃飯的時候,忽然樓下有人按鈴,原來是送蛋糕的。我們告訴他可能送錯了,我們沒有訂蛋糕,尤其是訂這種名貴的藝術蛋糕。送蛋糕的人把地址和收件人逐一唸出,當聽到「汪洋」的名字時,我們立刻就明白這是某位在監中與我們通信的朋友所贈。汪洋和小帆正是我們擔任通信員的化名。我們在驚訝中收下了蛋糕,也看到「阿誠」的祝賀詞和簽名,心中感動不已。

阿誠是去年年底出監的,我們已經半年沒有聯絡,但是他仍然記得在我們結婚紀念日的時候送來蛋糕,可見他是何等重視我們的情誼。去年與他通信的時候,可能在信中有向他提到我們結婚十週年的事,所以他就記得這個日子。還有,我們一直是用真實地址與阿誠通信,所以他也知道我們的住址。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阿誠是之前一位監友阿泰介紹而直接與我們通信,並沒有經過希望工作小組的轉介。阿泰則是因為我們曾去探監,而從探監資料上知道我們的真實姓名和住址,甚至身分證字號(因為探監時必需核對身分證,這是獄方的規定)。不管是阿泰或阿誠,我們都絕對相信他們,因為從他們的信與文字中所流露出來的,是一種患難中誠摯的真情。我們沒有見過阿誠,去年八月我們去宜蘭看他的時候,剛好遇到星期六,按規定不能會見訪客。

ocean_02阿誠是個很聰明的年輕人,大概不到三十歲。他寫信的字跡非常工整,而且在監中通過電腦技術的鑑定。他說他在國中以後就沒有再讀書了,因為學校的種種對他而言是痛苦的回憶。也許他是教育體制下的犧牲者,不是他不想上進,而是環境使然。阿誠家在萬華,黑道很快吸收了他,還有他的弟弟。阿誠告訴我們,他是因為擁有火力強大的烏茲衝鋒槍而入獄。在與阿誠通信的兩年中,我們對他沒有很多的勸誡,也沒有很多的追問,只是用一種分享的態度陪他度過在監的孤單歲月。

臨出獄前,阿誠寫了一首詩給我們:
「事事不求我無慾,冷暖自知任風雨,
花紅百日有落時,難行之路又何懼。」
望著桌上愛心形狀的精美蛋糕,還有上面一大一小的兩支蠟燭,我們全家為這位未曾謀面的阿誠弟兄祈禱,希望他一路走去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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