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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02 三月 2012 17:11

白袍不合身,那就脫掉它! ─浪跡秘魯的叛逆醫生李尚儒

自我維新的力量,往往源自對現實的反叛。活在社會期待的角色扮演中,反叛的代價有了輕重之別。況且,大破之後,更得大立,即便懷抱名利可拋的豪氣,改變的究竟是怎樣的自己?

採訪.整理|林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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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儒 簡介


七年級前段班的醫科畢業生。待過業,混過幾家醫院,荒唐過後毅然出走,目前在地球另一端找到暫時歇腳之處。除了革自己的命,也正在改變一群秘魯小朋友的人生。

(攝影/林佳禾)

醫者夢,因暸解而清醒

我來自宜蘭南方澳的一個傳統大家庭。爸爸是獨子,而我是長孫,又是平輩中最會念書的小孩,所以「好好讀書,將來當醫生」這種聲音,從小就不斷在我耳邊迴盪。高中時我確實夢要當神經外科醫師,不過,那時念的雖然是數理資優班,我的功課並非頂尖,橫豎看來不像考得上醫學系。沒想到,聯考成績比預期好,錄取了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在醫學系的前五年,跟醫院幾乎沒有接觸。相較之下,社團對我的影響比較大。當時我參加基層文化服務隊,寒暑假都要到偏遠地區的學校辦營隊,非常累,但學到了醫學系沒有教的團隊合作、統籌規畫,也很有成就感。因為社團經驗,加上我想回北部,所以大六見習和大七實習,我選擇到比較「操」的林口長庚醫院,做為開始認識醫院實際作業的起點。

見習還只是當觀光客,只要「看」,然後寫報告;實習等於開始「當學徒」,得做很多雜事。我喜歡長庚體系重實務操作的取向,也自認實習階段做過的事情、學會的東西比其他醫院的實習生來得多。但是,這一年我卻也過得非常痛苦。

因為,我開始體驗到醫學院的知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實際的醫院工作有更多的應對進退和人際相處。除此之外,高壓的工作環境下,衍生出一些共同的價值觀、運作知識的潛規則,以及對金錢的態度,都讓我感到不安,覺得沒辦法把自己放到「醫生」這個位置上去。


轉個彎,竟是如此不易

畢業後我撐了整整一年,不肯進醫院工作。我爸媽一開始很擔心,但家族親友之間很快找到說法,認為「讓他休息一下也好,反正應該只是一年……」這段期間,我認真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麼,最後決定往醫療衛生相關的非營利組織(NGO)去投石問路。

沒想到,斷斷續續應徵了一些工作,卻沒有人要我。一方面是我沒有社工專業,不符合許多組織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家普遍有共同的疑問:「為什麼醫學系的學生會跑來這裡?」一位面試者甚至直接告訴我:「醫生沒有必要『屈就』這樣的工作。」

眼看生計就要出問題,剛好林口長庚神經外科的朋友問我有沒有意願回去,無奈之下,我只好去參加甄選,然後也順利錄取。一年之後竟然繞回原點,雖然成為高中時夢想的神經外科醫師,但心情卻是不情願的。當時我媽曾經說了一句:「你終於決定回去過『正常』的生活……」為此,我跟她翻臉,狠狠大吵了一架。

巨塔裡,那隻迷失的孤鳥

回到醫院,幾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並不是醫療工作的分量讓我無法承受,而是心情上跟這個環境非常疏離。住院醫師要扛的責任,的確遠比實習醫師沉重,但我的工作表現其實還不錯:技術對我來說不是問題;醫病溝通我也做得來;甚至我與護士的配合也很好。

但是,跟醫師同事和上司的相處,卻是我很大的罩門:我完全無法與醫師交際。醫院對我來說只是工作的地方,而沒有歸屬感。按理說我也可以當一隻孤鳥,但是在那個環境裡,跟其他人無法建立私交,不做多數人會做的休閒,只顯得自己是個怪胎。

更讓我恐懼的是,醫生的工作壓力和豐厚報酬,會讓人不把錢當錢看。回想起來,那一年我做了很多瘋狂的事:買一件近兩萬元的外套,毫不手軟;從台大直接搭計程車上林口,只因為爽;和家人吵架後,立刻訂機票出國,不願回家過年。在長庚工作一年,離開時我的存款竟然是零。疲勞改變了我的消費態度和價值觀,讓我變成自己害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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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挨著採砂場的貧困社區一隅,Flora Tristan School寄望用英語豐富孩子們的人生。

狠下心,往未知裡闖去

於是我開始思考:如果工作量減輕,有空間找別的方式釋放壓力,情況會不會變好?隔年我就轉到台北萬芳醫院的麻醉科。結果,即使到了公立醫院,又是相對不操的科別,但除了比較不累,疏離的狀態還是沒有太大改變。

在醫院裡,我找不到自己五年後、十年後想變成的樣子。身為醫者,不少主治醫師對後輩、同事、病人都很好,可是他們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典範。我心裡的聲音不斷告訴自己:「那不是我,『醫生』不是我。」

走到這一步,我打死也不想繼續下去了!所以在萬芳待到半年左右,我就開始尋找到國外NGO工作的機會。我沒有設限非醫療工作不做,也不覺得要有薪水;只是想去台灣人完全不熟悉、沒有前例可循的環境。所以打定主意,只要對方認為我可以,做什麼都好;將來有經驗和條件之後,再來思考自己的定位。

幾經輾轉,終於談定到秘魯南部大城阿雷基帕(Arequipa)一個社區組織的兒童英語學校,當一年的長期志工。而為了要順利成行,我在萬芳醫院的合約期滿之後,還先到另一家私立醫院當了三個月的短期住院醫師,才存夠在秘魯生活一年的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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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代的服務經驗,幫助李尚儒更快融入社區學校的經營工作。

資源少,忙碌卻感充實

我所服務的組織,主要是在市郊一個貧困社區為學童開設免費的課後英語學校。學校裡除了少數的長期志工,大多依賴通常只待幾個星期、來此做公益旅行體驗的各國年輕人。經過了前幾個月,上手之後,我就成為學校大小事務的負責人,說穿了是校長兼撞鐘。每天從早上進學校就停不下來,一天工作加上通勤時間經常超過十二小時,並不比當醫生輕鬆,但我卻覺得很充實。

秘魯是一個社會資源缺稀的國家,大部分在地NGO規模都很小,能做的事情也少,所以我們能夠合作、諮詢的對象不多;此外,媒體很少探討社會議題,公部門連基礎資料都很殘破,更談不上協助。

在這種情況下,做事情只能從有限的經驗中發想、摸索。我們只能確保任何計畫都不是一群外來的人關起門來做決定,而是不斷跟本地人做討論;盡可能暸解在地的情況,而不是跑到一個地方就說:「我們來做這個吧!」

改寫命運,從少數人開始

這一年來,我和其他幾位長期志工為學校確立了許多規模和制度,設法讓學校變得名副其實,而不只是有四、五個房間的遊樂場。此外,我們也開始反省學校成立的初衷。

創立組織的人,原本希望英語能力能成為社區下一代脫貧的工具。然而秘魯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低落,即使順利念完中學,也不足以找到好工作,上大學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反覆與社區確認需求、溝通想法並徵詢意願之後,我們提出了一項獎學金計畫。

從今年開始,我們每年預計支持至少一名學業表現優良、父母也有配合意願的小朋友進入談妥的私立中學就讀,直到畢業。藉此,我們希望至少有一些人能得到更好的就業條件,改善家庭經濟並回饋社區。這個計畫並非全然沒有問題,但相較於沒能力推動的結構性社會改革,它至少是短期內我們能帶來的最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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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一股衝勁,李尚儒帶著三位小朋友飛到祕魯首都利瑪(Lima)向台商簡報,爭取獎學金贊助。

對家人,只能抱歉回不去

我在台灣的朋友,大部分都在醫院工作。對於我正在做的事,他們其實很漠然,畢竟距離自身經驗太遙遠,聽聽也就算了。每當聽到那種公式化的反應,稱讚我「好了不起!好有勇氣!」我總心想:「你們有勇氣過我沒辦法過的生活,也是一種選擇,我覺得更了不起。」

相反地,我的抉擇對家人的衝擊當然大得多。我爸媽一開始半信半疑,卻也不以為意,總覺得我只是說說,不可能放著醫生不幹。直到我真的要出發了,他們才完全慌了手腳,但因為我的堅持,也只能無奈接受。雖然,我爸還是想著:「你就去個一年,然後回來好好把住院醫師當完……」我只能反覆用不同方式跟他們溝通:「兒子不可能再變回『你們想像中的醫生』。」

更大的阻力,來自高齡逾九十歲的爺爺奶奶。前陣子我回台灣過年,他們一直叨唸,想方設法要阻止我再過去。這當然令人掙扎,但我的人生妥協過幾次,從來沒有好結果;我不想再經歷一次,只能咬著牙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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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白袍,李尚儒在異文化的洗禮下,重新找尋自己的方向。

腦內革命,未完待續

獎學金計畫源自我的發想,因此我至少會在秘魯待到計畫順利開始執行。短期之內,我不會回台灣,哪裡可以籌到生活費就去哪;將來計畫到歐美攻讀國際發展或公共衛生,希望拿到另一個學位之後,能找到更多發揮的空間。

現在的我,就算真有什麼自我維新或創造的能力,也是來自和社區這些孩子的互動。我常常跟他們說:「Piensa más. Piensa bien.(想多一點;想好一點。)」這些小朋友不像我在成長時期總是有父母陪伴,得要在十歲的年紀就開始設想人生。正面思考,並且努力改變,對他們,對我,都是重要的功課。

這是一場殘酷的「腦內革命」,假使我現在停止前進,那些死去的腦細胞終將無人悼念,在安地斯高原上化作沒人看見的灰。更何況,我不想停止。背負著不斷循環的自我詰問,以及他人的正面建議和負面質疑,繼續書寫人生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英雄式的「我要改變世界」,一開始就不存在。驅動我的只不過是對現實的叛逆和義無反顧。但骨頭反過來放都放到秘魯去了,人生耍帥也不能當飯吃,走到這麼遠只是因為:就算是餓肚皮也想寫上一本獨一無二的人生書。過去一年,充其量只能算是前言吧!

 

圖片提供:

1.     首圖  攝影/Koh Guhoko

2-3(組圖)照片提供/李尚儒

4.     照片提供/李尚儒

5.     照片提供/李尚儒

6.     照片提供/李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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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青年 創造 台灣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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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25 七月 2009 09:56

台灣印象對照記──放輕鬆,作菜可以更隨性

受訪者
Fernando‧秘魯‧男
業務專員
2005年來台

訪談內容

我在秘魯時,因為工作的關係,認識了一位台灣朋友,聽他說過一些台灣的事情,所以覺得台灣的生活很不錯。後來,我決定到海外讀書,剛好我父親看到台灣駐秘魯代表處正招募外國學生來台念MBA,便問我:「Fernando,這機會看來不錯,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來說,亞洲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地方,我也覺得台灣是通往中國或其他亞洲地區的跳板,可以在這裡尋求更多事業上的機會。當時我另外申請到法國及西班牙學校的入學許可,不過都沒有拿到全額獎學金,雖然台灣也沒給我獎學金,不過和法國、西班牙比較,這裡的生活費便宜許多。考慮到經濟、未來發展性,加上朋友之前給我的印象,我便決定來台灣求學。


為了先了解台灣,我翻閱了一些資料,知道了高雄、台南、台北101。我的日裔朋友知道我的決定後警告我:「小心喔,Fernando,台灣跟很多亞洲人一樣,很規矩、很用功,你確定去那裡念書沒問題嗎?」可是我喜歡接受挑戰,加上我高中時成績非常好,總是第一名,打敗了另一位老是與我競爭成績的華裔同學,所以我一點也不害怕。真要說有什麼顧慮的話,大概就是有點擔心不適應「很規矩」這件事。後來,果然因為對「規矩」的認知不同,讓我在離校工作後跟老闆有一些不愉快,也因而感受到文化差異帶來的衝突。

在公司,我負責拓展美洲方面的業務,為配合當地的時差,我會將上班時間往後順延兩個鐘頭。然而老闆認為我應該和其他員工一樣時間上班,並自動加班應付我工作上實際的需求,我認為這種作法並不合理而且缺乏彈性。

我覺得台灣人在很在意工作要有一定的規矩,凡事都一步一步照規矩來,害怕不依步驟就會出錯。在某一個時刻上班,就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如果一套舊有的方法或步驟可行,縱使得到的利益不大,台灣人也不太願意嘗試可能帶來更高效益的新方法,因為擔心不同的作法可能失敗並帶來損失。不過現在我和老闆已經取得共識,他知道我並不會因為比較晚上班而影響工作,就不再管我上班的時間。不過台灣人守規矩、缺乏彈性這件事,還反映在各種生活細節上。

例如當我做飯時,往往比較隨性,我的台灣女友常常念我:「Fernando,你怎麼可以沒有先洗這個菜?」「Fernando,你怎麼沒有把菜切好?」怎麼沒這樣、怎麼沒那樣。不只是她,我也聽過其他朋友抱怨女友嫌他們做菜方式不對,只要沒按照特定步驟做菜就很緊張。

可是做菜為什麼要有一定的方法?嘗試變化不同的方式,說不定能試出更好的口味。但是我的女友擔心,只要其中一個步驟沒照預設的規矩來,菜就可能變難吃,變得不像她原先期待的味道,她不希望冒味道可能變糟的風險。其實就算菜的口味不如預期,又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喝酒的習慣上,也可以看出台灣人對脫離秩序的顧慮,關於這方面,我覺得台灣人比日本人或韓國人更保守。在秘魯,我們很習慣飯後來杯小酒,有時是啤酒,有時是其他的酒。我認識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多半也愛喝啤酒,不過台灣人飯後比較習慣喝茶,往往會拒絕喝酒。我猜這是因為台灣人害怕酒後失態,總是擔心不小心喝醉後,會出現丟臉的行為;又或者擔心會影響到第二天的工作,妨礙原先的計劃,所以沒辦法放鬆享受。

又例如吃午飯,我常覺得我的同事吃飯非常趕,常常在十五鐘內解決掉一餐,然後急急忙忙回去工作。在秘魯時,即使在上班,我們也會花一到兩個鐘頭吃午餐,讓自己放鬆一下。但是我的同事,好像總是擔心事情做不完,怕他們無法完成預訂的計畫。

以上這些事情,都讓我感到台灣人很認真、很規矩,但也很怕冒險或承擔創新的責任。



本文亦見於2009年7.8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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