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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7 十二月 2010 11:05

簡單大方做自己:e人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改頭換面」後的e人籟,堅持原本簡單大方的風格,要成為充滿自由風氣與實驗性的創意平台,給年輕人一個盡情揮灑的空間!

 


週五, 01 十月 2010 15:51

台灣紀錄片導演列傳:賀照緹

《我愛高跟鞋》的第一場及最後一場的鏡頭畫面都是甫出生即等待被宰殺剝皮的胎牛──何其殘酷,這無助孱弱的幼小生命為了滿足人類追求時尚的美麗慾望,成了獻禮的活祭品!消費者在購買胎牛皮高跟鞋時,應該是從未想過幼小胎牛被剝皮時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折磨,試問,當消費者看了賀照緹導演的《我愛高跟鞋》之後,還會有想要購買胎牛皮高跟鞋的慾望嗎?

賀照緹說:「我邀了幾個朋友看試片,燈亮之後,我發現每個人都是臉色蒼白,驚愕不已。一個朋友終於擠出話來:『我的廚房剛熬了一鍋牛肉,不知道回家以後是不是還能吃得下去!』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太殘酷了,讓觀眾看見如此真實殘酷的一面。」

紀錄片工作者也有自己的倫理價值判斷,賀照緹在剪接最終的殘酷畫面時,一直處於慎重考慮的心情。她也想過「必須要安撫觀眾」,使用動畫來隔絕真實,讓觀眾聽見宛如安魂曲般的配樂。而且,這部紀錄片總是出現長鏡頭,刻意與人物保持距離,企圖呈現作者的客觀性,這般冷靜的調性是作者理性思維的結果。


Renlai_DocuDirectors24賀照緹表示:「我拍片的動機主要是希望改變,希望人間有所改變。我和某些始終堅持自己觀點的作者不同,我十分重視觀眾的感受,因為沒有觀眾,作品就不存在。我也會盡全力保護被攝者,這是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必要倫理。」

九月十五日,賀照緹在自己的部落格貼了文:「《我愛高跟鞋》快要在公視播出了,播出前接到通知,部分畫面過於血腥,要求噴霧處理。」

當紀錄片工作者的倫理判斷與公視的倫理判斷發生歧義時,紀錄片工作者往往成為獻禮的活祭品。

賀照緹笑著說:「我被公視倫理了!一開始我會感到憤怒,現在不會了。因為公視是普級電視台,為了顧及兒童可能受到殘酷畫面的不良影響,為了尊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我選擇讓步。」

紀錄片工作者必須擁有一顆開闊的心,賀照緹如是說。


照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本文亦見於2010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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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18 五 2009 20:00

手腕

吃冰淇淋的順序
她吃冰淇淋的順序總是不變:先是香草,然後巧克力。她會先將香草完全殲滅,然後才開始攻擊巧克力。她真的做得很徹底──當她把注意力轉移到巧克力上,盤中或杯裡必然已經連一抹白色的痕跡都沒有。

他對冰淇淋的選擇就沒有那麼容易預測,不過最後通常會點綠茶和草莓。他每吃一匙綠茶,之後一定會去舀粉紅色的草莓,彷彿這當中有什麼微妙的平衡非得保持到最後不可。如果他大膽連吃兩匙綠茶,接下來一定也會連吃兩匙草莓。

不用說,他們兩人真是絕配。


冰淇淋與手腕的關係
她的左腕有一道傷口,很深的一道切痕,但她對此絕口不提。她也會抱怨右腕很緊,那是輸血所造成的。而他想,那大概是左腕不知出了什麼事之後緊接著進行的輸血。他得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去握到她的手腕。

他們開始在冰淇淋攤碰面。而他每次看著她,便隱約覺得她對香草決不寬貸的處置,應該與手腕上那既深又長的傷口、那失去的生命和實質有關。而她隨後對巧克力所展開的攻擊,就彷彿是在補充血液和生命力,雖然疼痛,卻又不得不然。



不存在的傷口
他常感到好奇,不知自己何以總是選擇顏色清淡柔弱的冰淇淋,又為何在鏟光最後一匙之前,總要在盤中維持著等量的綠色和粉紅色。在目睹那慘烈的香草巧克力戲碼之前,他從來沒有注意到自己奇特的舉止——他總是設法維持平衡,總是想要讓所有可能選項都保持開放,直到實際上再也沒有時間做出什麼選擇為止。

這樣的發現令他深感困擾。他也會偷偷檢視自己的手腕,彷彿在尋找一道從來不曾存在的切口。那不存在的傷痕反而好像隱藏著一道更深的、看不見的傷口,一道除非先切開了宛若新生的肌膚,否則永遠不會治癒的傷口。

他沒有打算切開自己的手腕,只是試著要挑戰自己吃冰淇淋的順序,比方說,先吃掉整球焦糖或開心果,然後才轉而吃第二球。但改變習慣讓他不太自在,覺得不再以外交風範處置兩種對比的口味,味覺上的精巧平衡也就隨之失去。而對於這種有心沒意地改變人格特質的行為,她並不怎麼讚許。於是他很快又再回復到原先的老樣子。

冬天來臨時,她穿起長袖衣服,遮住了手腕,而天氣也已經變得太冷,不再適合去冰淇淋攤了。



翻譯/那瓜 插畫/小舞


本文亦見於2009年6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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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6 十一月 2006 20:24

傾聽照片裡傳來的聲音

自1999年起,姿吟就負責籌劃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World Press Photo)世界新聞攝影展的台灣巡展。她希望對國際事務甚為疏離的台灣,能藉由展覽這種不同的媒介來看看過去一年在世界上發生的事。衷心盼望這些照片能讓我們學習謙卑,開闊心胸,並有勇氣走出自我的牢籠…

照片,指引了一條路徑,通往很多故事發生的地方。有些故事闡揚生命的奮鬥,有些故事訴說無奈的苦難;還有些,傳達人文的柔美與幽默的情境。當然,也有些講的是不可拒的天災為人間帶來的重創,以及因私慾、理念或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連連爭戰。留下這些照片的新聞攝影師,穿梭在驚險重重或熱血沸騰的場景中,各有不同的動機與心境,但其中有些人渴望的是終有一日能讓人們聽見照片裡傳來的聲音…

新聞攝影工作者的交流平台

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成立於1955年,半世紀以來所扮演的就是串連國際新聞攝影工作者的角色。這個位在阿姆斯特丹的非營利機構透過獨立的國際評審團,在每一年舉辦一次全球比賽,獎勵各地傑出的新聞攝影師。比賽結果揭曉 後,作品會在全球五大洲巡迴展出。多年來,這個基金會也努力地舉辦教育講座、工作坊、研討會,以培養新一代的新聞攝影記者。值得一提的是,它曾多次在發展中國家籌辦講座,希望能在這些資訊落後的地區培養出為人民發聲的攝影記者。整體而言,它不只是為全球的新聞攝影工作者架起了無國界的交流橋樑,也使每年已發生的全球新聞事件有了一個以影像為主體的回顧展。
這個巡展剛開始在台北展出的前幾年,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台灣人對國際社會變遷的陌生與冷漠,所有在照片中出現的場域都好像事不關己,尤其是關於戰爭的議題。由於一般新聞跟突發新聞在世界新聞攝影比賽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每年只要這世界上有人在打仗,我們幾乎就會在展場中看見當地戰事所造成的血腥場面。這些照片各有不同的解讀,它讓某些人作嘔,卻也激起某些人的悲憫。有些人說它煽情,有些人說它寫實。
sarina_02_ct經過多年的觀察,我在台灣的展場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改變。那就是911事件之後,台灣人的國際社會意識有了較明顯的提升。也許是這個事件的震撼力大到讓多數人了解到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說是絕對安全的淨土,國際衝突的延燒力突破了我們過去所知的界限,這個世界的每個地方好像都一起捲入了一場混戰。911之後的伊拉克戰爭,無論人們是站在那一邊,它都引起了激烈的辯論。而這場有美國強大媒體系統跟著操刀的戰事,使許多台灣展場當中的觀眾意識到國際社會的「牽一髮、動全身」。也就是從911事件的那年起,我發現展場的觀眾明顯變多了,而且年輕觀眾的比例升高了。有些人甚至會在我的導覽後,跑來問我他們能為戰地的遺孤做些什麼。
我記得前兩年,荷蘭的策展人曾在台灣的開幕式裡說到:「很多新聞攝影記者都曾暗暗希望他們的照片能改變這個世界,後來他們發現每一年都還是有爭戰、屠殺與人禍,而且全球的失衡狀態越來越嚴重,於是他們知道自己的照片也許是不可能很快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的。但為什麼這些人都還再繼續他們的工作呢?因為即使他們什麼都改變不了,但他們仍希望人們知道這世上發生了什麼。如果沒有這些『知』的基礎,有一天就算我們真的想做什麼,也會不知道何去何從。就像伊拉克的重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非洲剛果的街童、蘇丹的飢荒與蒙古的毒品問題,如果你壓根不知道事情怎麼了,如何能有任何的思索跟反應呢?」我必須說,很多照片從來沒有改變政權或利益擁有者的決策,但它們在人民心中發芽,在草根團體中形成行動的基礎與力量。所以我才會在展場中遇見那些年輕的孩子,興奮地跑來告訴我他對衣索比亞多元文化的了解與觀點,或他如何以一己之力推動愛滋病的防治…這些人,都在對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孟加拉的社運攝影記者夏伊都爾.阿蘭姆

這麼多年籌辦世界新聞攝影展的過程中,當然有一些我個人很難忘的新聞攝影工作者,其中一位就是孟加拉的夏伊都爾.阿蘭姆(Shahidul Alam)。他曾擔任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年度大賽的評審團主席。而他除了是一個新聞攝影工作者之外,也是孟加拉非常活躍的社運份子。三年前,我曾經訪問過他,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他當時的一席話:
「為什麼我會變成一個攝影記者呢?我想部分的原因事出偶然。當年我帶著一台朋友託買但他卻無法付款的相機,結果我就接收了它。但這並不能說明我最初從觀景窗中望出去時的喜悅跟激動。我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新聞攝影記者。正如很多剛進這崇高行業的人一樣,我也相信我將透過我的影像改變這個世界。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弄清了現實是怎麼回事,也才知道光是拍出好的照片是不夠的。因為在報章雜誌上有些守門員,他們決定用哪些照片,以及要怎麼用它們。
我必須說建構了我的視覺世界的是孩子們。最早我在倫敦做攝影師時,我會四處尋找帶著孩子們的大人,我會問他們是否可以讓我為他們的小孩拍照。有些人會同意,然後我就到他們家去,舖好我的合成羊皮毯,讓孩子對著我的相機微笑,拍下幸福快樂的照片。如果事情進展順利,他們會買下這些照片,這可謂皆大歡喜。因為這樣,我存下了一些錢,重返我的家園——孟加拉。
在孟加拉,我什麼都拍。後來我手上的相機終於知道它要的是什麼了,我與我的攝影一起加入了推翻獨裁者的行列。當我們在催淚瓦斯中行進時,我的相機愛上了街道與人民的氣味。我們無畏宵禁,拍下人們的勇氣與覺醒,還有專政的惡行惡狀。那一段期間我的照片沒有一張被國際媒體發表過,因為民主運動在世界上的多數國家都不是新聞了。孟加拉的水患或暴風還比我們的民主發展更具吸引力。最後當我們終於成功迫使獨裁者下臺時,我拍下了人民的喜悅,還有那好不容易盼到的民主選舉。我,拍下了一個女人投下了她的那一票。當我們後來在孟加拉一個臨時的展覽中呈現這些照片時,有超過四十萬人來看那個為期三天的展覽。
不過,國際媒體對我的這些照片還是不感興趣。一直到1991年重創孟加拉的暴風來襲,他們才開始向我邀稿。有些熟面孔的西方攝影師當然也來到災區,帶著幾張顯著無助臉孔的照片回去,將這裡克服困境的驕傲人民降級成貧窮的圖騰。攝影,這個我以為強有力的工具,在面對以煽情為主的媒體時突然變得鈍拙了。但也就在挫折的同時,我與我所教的一群工人階級的孩子們之間的談話,徹底震撼了我。」

為世界的弱者發聲吶喊

夏伊都爾還記得有一天他跟這些工人的孩子們坐在一起,他回憶如下:

十歲的莫莉(Molli)看著一張孩童屍體被拖行的照片說:「喔,那是在十號發生的縱火。」我問她:「你怎麼知道?」她說:「每個人都知道啊!」然後她停了一會兒說:「如果當時我有一台相機,我會拍下照片,也許這樣一來我就有機會把那個壞蛋送進牢裡。」

就是那個十歲小女孩的信念再次激勵了夏伊都爾——這個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培養孟加拉新聞攝影記者的攝影師。夏伊都爾在談到改變他的孩子們時,他還提起了十年前的一場水患。當時一群被送到倉庫避難的孩子們堅持要他幫他們拍一張照片。當他們站在那扇打開的大窗戶旁,一付驕傲又聚精會神的模樣時,夏伊都爾注意到站在中間的那個男孩原來是個盲人。這個男孩挺胸站著,並設法站在其他孩子前面,他專注地凝視著他看不見的相機,為了讓人拍下一張他永遠也看不到的照片。夏伊都爾說:「我開始了解到照片是多麼的重要,它遠勝過單單作為一個改變世界的武器。照片代表了希望與信念,而且還可以給許多人自尊感。」
於是,這位攝影師拍的照片因這些孩子而慢慢地改變了。他開始看見從前不存在的事物,那曾經無關緊要的人在某方面都變得有所相干了。他家附近收垃圾的男人在雨中推著他的車,收集每一張廢紙片的影像在他心中日日盤旋不去。最後他發現他手中的相機強烈地呼喚著他走過去跟那個拾荒的男人做朋友。
夏伊都爾說:「這麼多年來,我的照片想要做的是去挑戰一大堆在我們周圍竄生出來的不合法跟荒謬。我想要幫助那些想要改善生活的人去追求他們的夢想,去挑戰壓迫他們的不公不義;我想要拍下莫莉那個小女孩的夢想跟盲眼男孩的夢想,還有那個每天在我家附近拾荒男人的夢想…我想要知道社會的底層有那些從未被聽見的人民的聲音。所以我開始思索為什麼不讓人民來說自己的故事?」

新聞攝影記者全民化

攝影是一種創作的媒介、表達的管道跟溝通的工具。而在今年四月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五十週年的研討會上,以夏伊都爾.阿蘭姆這位孟加拉新聞攝影之父的演講最能引起我的共鳴。他的講題是「將力量給予人民」。他認為非專業攝影者的公民其實都有能力闡述自己的觀點並發表自己拍下的照片。這種現象的發展跟成熟度在網站或部落格上最為明顯。
以他個人的經驗而言,科技帶來的新興媒體,正在加速地改變整個新聞工業。就像他多年來在孟加拉鼓吹的論調,他深信新聞記者的全民化對社會改革有其正面的意義,也對迎合特權的壟斷式媒體產業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所以這麼多年來,夏伊都爾把很多時間花在孟加拉的街童、勞工跟年輕人身上,為的就是訓練他們成為公民記者,以影像來訴說自己的故事。他認為網路等的電子媒體將使最無力發聲的個人顛覆他們長久以來的「無聲角色」,而這種大幅度的角色翻轉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其實更為明顯與重要。
事實上,「公民記者」這種說詞或許新鮮,但這種概念卻已有數十年的發展歷程。只是過去較為人知的型態可能是所謂的民意調查或是call in的廣播節目而已。為了要讓人民相信自己就能說自己的故事,甚至成為一個事件報導的發聲站,夏伊都爾經常逢人就提到他的信念,那就是老百姓的想法跟反應一定要讓大眾聽見。所以過去十年來,教育人民或刺激人民思考就變成是他最大的課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做了一件多年來世界新聞攝影展很想要做的事。
夏伊都爾將攝影展帶入了老百姓的生活裡。這些老百姓指的是那些不可能專程走進任何藝廊、美術館、博物管或展覽廳的人民。他把有關某一村落生活樣貌的攝影展帶到那個村落裡,然後在露天環境中展出,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讓老百姓從與切身相關的議題開始接觸「攝影」這個工具。而後來他也發現當村民在展覽中看見自己拍的照片也在展覽板上或甚至印在報紙上時,那油然而生的感受就是「哇!原來我不只是存在我生活的這個小村落裡!」
拜網際網路之賜,公民記者的活躍力將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但它還是一件需要被鼓勵跟推動的人民運動。雖然在發展中國家的硬體資源遠遠不如已開發國家的蓬勃,但夏伊都爾也說了:「公民記者終歸不是一個科技或硬體資源的議題,它要講的是人民在社會中究竟是處在什麼位置;它講的是此時此刻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所有人與社會的關係。無論你是一個專業新聞攝影工作者或一個公民,這都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我們在一個資訊內容跟來源失衡的狀態裡,人民可以肩負的新任務,難道不讓你覺得興奮嗎?」

只要你願意俯身傾聽

多年來站在世界新聞攝影展的展場中,我經常思索著:「人選擇看見什麼?不看見什麼?如何面對那些看見的事?以及為什麼迴避那不想看見的事?」當然我也經常想著,為了不讓一年要巡迴幾十個城市的照片在台灣受損,我要如何把根本不會專程來看展覽的人帶進誠品書店?」所以我開始以主動出擊的方式為不同的團體導覽,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來自拉拉山的一群泰雅族小孩。去年,他們穿著一片布的傳統服裝,活像山上跑出來的泰山一樣,充滿活力地跟我坐在世界新聞攝影展的展場中看那些得獎的作品。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水蜜桃農,而就在桃子滯銷的時候,他們遇上了中原大學資訊系的學生,這些學生為山上的果農架起了網站,還為孩子們募集了人手一台的數位相機。最後這個網站變成了水蜜桃的成長日記,而記錄的人則是每天看父母辛勤務農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從來沒受過專業的攝影訓練,但我希望有一天他們也能以自己的觀點在山上做一個自己的攝影展。
每一年,透過世界新聞攝影展,我看著人類的荒唐與反省摻伴著人性的光輝跟醜陋,層層交織成眼前這個時而歡喜、時而悲傷的人世。而我們身在其中,如何以一己之力,帶給窮人安慰,帶給恐懼受苦的人快樂,帶給被遺棄的人希望呢?我們究竟要如何為縮短這世上幸與不幸的距離而努力呢?
達賴喇嘛說過:「當我們在世間看到那些境況很悲慘的人時,其實正是鍛鍊我們關懷、看顧與慈愛的大好機會。若你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你最少可以這樣想——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渴望快樂多一點,苦難少一點。如果你能對人這種共同的希望有同理心,你就應該立志培養一顆善良的心。因為只要我們是人類社會廣大脈絡裡的一部分,那擁有一顆溫暖、熱情的心將是最重要的事了。」這些話,經常在我的心中浮現,它成為我生命的信念與活著的態度,也讓我學會俯身傾聽每一張照片裡傳來的聲音,並看見需要的所在。

【人籟論辨月刊第28期,2006年6月】

【延伸閱覽】
2006參展照片請見世界攝影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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