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歐洲:過去的互動與未來的追尋

by on 週一, 28 五 2007 評論
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以及對世界的認知,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學校教育。在台灣,我們從小就知道人類有四大古文明,分別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後來又認識希臘、羅馬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接下來就是歐洲的興起。首先是文藝復興的風潮,帶動藝術、文學、科學等方面的躍升;密集的創造活動先在義大利萌芽,很快就傳遍歐洲各地,逐漸導致空前的全面革新;歐洲自此步上康莊大道,以強盛的力量稱霸世界數百年。從這個時期開始,歐洲人入主整個亞洲,挾著排山倒海的威勢,改變了亞洲人集體的命運,所造成的影響既深且遠。
我們對歐洲的認知雖然基本上是由事實出發,但其中難免摻雜想像的成分。對我而言,而且我相信這個印象也是一般人普遍接受的,那就是歐洲人在科技方面,無庸置疑的以優越性作為基礎,在武力、權勢、財富各方面都凌駕各國。歐洲人運用科技發展出強大的武力,曾經以「殖民」的方式,佔領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區,也迫使其他國家遵循他們的指揮,接受他們的政治霸權和文化影響,甚至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台灣和歐洲的首度接觸,正是在人類文明史上堪稱一大里程碑的大航海時期。1544年,自歐洲往東航向中國東南沿海的葡萄牙船隊,在經過台灣海峽時來到台灣,望著連綿翠綠的崇山峻嶺大喊著:「Ilha Formosa!」不久之後,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靠岸登陸,在台灣建立政權,後來,英國和法國軍隊也來到台灣。而伴隨武力和貿易勢力來到的,是歐洲的傳教士和探險家、博物學家,西方的建築、宗教開始出現在台灣,也使得台灣的風土民情開始被歐洲人所認識。
台灣雖然不像亞洲其他地區歷經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長久統治,卻未能倖免的被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日本結束幕府時代所展開的明治維新,不僅向歐洲學習如何船堅砲利,也積極擷取民主制度、議會政治、甚至包括都市整建、藝術文化等各方面的新知識、新價值觀。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期間,不僅使台灣徹底改觀,在台灣人身上也留下非常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透過日本人的媒介,我們在很多層面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就像日本人接受西洋文化一樣。我父親是畫家,他於1928年考進東京美術學校,受到印象派繪畫很大的啟發,他非常喜愛西洋畫,尤其是法國的繪畫藝術。由於自小耳濡目染,我也開始了解歐洲另一個重要的面向,也就是藝術創作,以及狹義所稱的文化。
歐洲文化吸引人去崇拜、學習,影響巨大。我們對歐洲的文學名著大都耳熟能詳,這些名著也幾乎都有中文譯本;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也都有中文畫冊出版(雖然印刷的品質良莠不齊);我自己也深愛歐洲的古典音樂,並全心深入鑽研。我們在各方面都想追隨歐洲的流行風尚,我們覺得它是華麗、名貴、現代的極致表現。這種主流文化主宰著我們的品味,經常讓我們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
無論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台灣和歐洲曾經有過長達三、四百年的淵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國的實際治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確立下來,同時因為法國於196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隨後歐洲各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骨牌效應,讓台灣隨著國民黨政府轉身迎向美國,同時在絕對的「親美」政策下,逐漸對歐洲產生隔閡,美國文化開始大舉進入台灣,在困難的國際孤立處境下,台灣青年學子絕大多數選擇到美國留學,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到歐洲去深造。
台灣原本是人類大航海時代東亞重要的據點,自身與外來文化的交互激盪下,有著豐富且多元的發展底蘊,這原是創造「台灣新文明」的一大契機,然而國際現實和國民黨專制統治,不僅影響了台灣和歐洲的第二波對話,更因為獨尊中原道統、壓抑在地母語和文化,使得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竟不知自己家鄉的事物,對世界和台灣這塊土地的認知,可謂窄化到了極點。
因為受到父親影響,我在十六歲時就選擇到歐洲學音樂,考進法國巴黎音樂院,在我的偶像德布西、白遼士等偉大音樂家曾經駐足學習的地方,完成童年以來對音樂的夢想,但是這種對所謂的音樂的想像,竟然在第一次上課時,被老師很狠的戳破。
班上同學絕大部分是法國人,老師問我對自己國家的音樂有沒有足夠的認識,還要我唱幾首代表歌曲,記得當時我就楞在那裡,腦中除了台灣人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這首歌謠,其他則一片空白。那真是一記當頭棒喝,也逐漸讓我明白,學習別人的東西再怎麼出色,還是贏不了別人;對於祖國台灣,我也因為無法像別的同學那樣瞭解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羞恥。這段深刻的經驗,促使我1975年後回到台灣,展開了一段尋根台灣文化的歷程。
接下來,又在許多年之後,因為職務關係,以及年輕時候的歐洲經驗與印象的連結,在文化藝術以外,能夠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歐洲。昔日眾人腦海中輝煌燦爛的歐洲,以及後來因為美國崛起而比較黯淡模糊的歐洲,在歐盟積極整合運作下,再度於世界舞台展現再造文明的企圖心,而這一點,台灣注意到了。
2007年3月25日,歐盟成立屆滿五十週年。五十多年來,歐洲從共同市場發展為異中求同的聯盟組織,想要實現歐洲人民共同的願望:自由、和平、永無戰爭,同時也在政治、經濟、國防、環保各方面,逐步成為一個發展共同體。鞏固了所謂的「剛性議題」合作關係後,最近二十多年,它又慢慢涉入教育、文化的「柔性力量」領域,到了1992年,馬斯垂克(Maastricht)公約充分賦予歐盟許多新的權力,其中包括「文化領域」,並且為「文化」量身制訂法條(128條),讓各國在文化藝術的合作,成為有法源依據、以及被認同和遵循的共同目標。
於是我們看到在形塑「歐洲品牌」下的歐盟文化合作,首先是確立年度「文化首都」的方案。歐洲理事會自1985年起,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每年推選一或二個具有文化觀光特色的城市,舉辦演藝展覽等文化活動,後來由歐盟支持接辦,配合整體觀光宣導,讓這些城市藉著文化藝術重現生機,多采多姿的各種藝文活動,也成為年度旅遊的最佳賣點。
其次,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公約」中,重新紀錄歐盟第128法條,並修改為151條,其中強調歐盟應該支持所有基於尊重和倡導歐洲文化的多元活動,這也是一項法律上的義務,從此,「文化」成為歐盟的重要議題。根據這個151法條,系列引導性的文化計畫次第展開,包括1996-1999年鼓舞藝術文化創作與合作的「萬花筒計畫(Kaleidoscope)」、1997-1999年支持書籍出版與閱讀翻譯的「亞里安(Ariane)」計畫,以及1997-1999年推動世界人類遺產及歐洲獨特性相關政策的「拉菲爾(Raphael)」計畫等。這所有的活動在千禧年時達到目標的頂峰,那就是為了為期七年、預算達到2.3億歐元的「文化2000」大計劃,它提供贊助經費給所有的藝文合作專案,以提倡多元文化分享、建構大歐洲共同文化圈。
而在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建構上,最受重視也是企圖心最強的,就是所謂的「布隆尼亞宣言」。它首先在1998年,由法、德、英、義四國教育部長簽署巴黎大學宣言,決定推動「學歷文憑一致化」;接著1999年,29國教育部門的首長於義大利發表布隆尼亞宣言,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共識;然後2000年,歐盟各國元首有鑑於全球化和知識社會帶來的挑戰,於高峰會中共同宣示將於2010年完成布隆尼亞宣言中的構想;2001年,歐盟教育界的領袖於西班牙商討推動策略,隨後由教育部長在捷克集會,決議各項討論,包括進行高等教育的體制統合、文憑學歷相互承認,以及特別強調「歐洲品牌」(European label)和歐洲面向(European dimension),希望在課程內涵及校園文化方面,既能保留並發揚各國的教育學習強項,又能彰顯整體歐洲的文化特色。
到了今年2007年3月,歐盟最新的「文化計畫:2007-2013」已經正式啟動,它以「跨越疆界、連接文化」為口號,同時撥付4億歐元的預算積極運作,讓歐洲主義下的歐洲公民團結一致,建構彼此間的文化認同,又能共享多元的發展果實。
歐盟在文化上的推動和作為,以及2006年6月揭幕的法國布利碼頭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帶給我和許多台灣民眾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尊重並發揚多元文化的價值」。文化其實並無優劣之分,我以前常說,面對文化事務和相關建設,要用「加法」、「乘法」來思考,唯有這樣,文化的土讓才不會貧瘠,文化的花朵才能百花齊放、各展嬌妍。
台灣在1987年結束世界上最長的38年戒嚴統治時,承接了始自70年代鄉土認同運動和80年代民主人權運動所醞釀的能量,台灣社會及文化發展掀起大騷動,似乎想把過去長久積壓的種種一切盡情的釋放出來,這固然造成不少矛盾和衝突,但我始終深信,只要方向對了,核心價值掌握住了,台灣終究會得到正面力量的引領。
對台灣文化發展而言,2000年是一個重要分水嶺。民主進步黨獲得人民託付,終結國民黨五十年統治,也因此使得多元文化的價值被凸顯,一般所稱的四大族群,開始有了較公平的對待。對照於歐洲最近十多年來尋求多元分享和整合認同的歷程,我看見台灣也有類似的變化和行動,不禁覺得激動起來。
許多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從各方面去挖掘、整理、重建過去所失落的珍貴的東西,政府也在母語教育、國民教育、族群發展、文化振興等各方面,去填補以前執政黨所造成的遺憾。以我於2000年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為例,服務四年期間,總共輔導了將近200個社區,協助設立了大約200個分佈在各縣市的地方文化館,出版了包括歷史、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史料和人物的書籍達600種,以及興建台灣國家文學館、傳統藝術中心、台灣歷史博物館等,讓台灣珍貴的文物及檔案不再四處流浪,可以用國家的力量予以保存、維護、研究、以及發揚。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是,能夠有機會從過去談「台灣」是絕對禁忌、走到今天「台灣學」成為台灣的顯學、以及國際研究議題的時代。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台灣首先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學術界的台灣史料研究者展開一連串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台灣研究」的基礎,之後,國小教育加入母語教學和鄉土教材,到了今天,高等教育機構裡約有17所與台灣研究相關的系所。而我自己則在1995年編寫出版了《台灣音樂一百年1895-1995》,又在2004年卸下繁重的文建會主委工作後,逐年發展「鑽石台灣」的論述。
台灣的土地僅僅佔全球陸地面積的0.023 %,物種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卻佔全世界的十分之ㄧ。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造就了台灣多樣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不僅植物相涵蓋各種氣候帶,棲地和物種的多樣性,也成為世界之冠。另外,在這塊土地上,台灣擁有與南島民族同源的原住民族群,發展出屬於台灣特有的山海文化,晚近數百年來,源於歷史的偶然因素,則發展出中國漢族為主的平原文化、歐美西洋文化、日本東洋文化交融的必然現象。這些讓台灣就像一顆鑽石,小而美、小而晶亮,不容忽視。
2006年5月底,目前我所任職的國家文化總會參與主辦了一場名為「世界都在哈台灣」的歷史國際研討會,三百多年前與台灣互為領主國和殖民地關係的荷蘭,這時成了座上嘉賓,和其他國際學者共同分享他們的「台灣研究」。
另外,我還有一位法國友人,她是相當熱愛台灣的人類學學者,二十年前在指導教授提示下來到台灣,展開經年累月對於台灣南部地區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行為的田野研究。她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台灣宗教習俗和儀典,讓我汗顏之餘,決心要好好瞭解自己生長的地方,於是,由國家文化總會策劃出版的「新活水雜誌」,在2007年1月和3月,分別推出「台灣十大民俗祭典」、「台灣原住民十大祭典」,讓我從過去由精緻文化的面向,進入更細微且精彩的庶民文化層面,去更進一步深入瞭解與欣賞台灣的文化之美。
這些年來於公於私的努力,使我因為過去政治禁錮的關係而無法在教室及生活中必修的「台灣學分」,有了彌補遺憾的良機,也讓我對於台灣得天獨厚的多樣性地理生態和多元的歷史文化所累積的瑰寶,更加珍惜。
我在一開始就表示,歐洲對於人類文明的躍升,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從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致於影響近代史發展的民主思潮,歐洲一直是改寫歷史的先鋒,如今在歐盟大力推波助瀾下,藉由尊重多元文化價值、並創造新文明的宏大視野與行動力,企圖再一次展開建構歐洲價值的新紀元。
然而在此同時,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歐洲對亞洲乃至於台灣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夠。年輕時在法國求學時,許多同輩的歐洲同學告訴我,他們讀中學的時候,從來沒有上過有關亞洲歷史、思想、宗教、藝術、古文明的課程,他們如果想知道,必須自己設法獲取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知道全世界的人口有一半以上住在亞洲,歐洲的學校教材裡對亞洲的忽視,表示當年的教育當局忽略了對其他文明和文化間的對話。另外,2004年10月,我隨著台灣外交部的國政宣達團前往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拜會政府及國會議員,發現許多人對台灣的印象很模糊,非常不了解台灣,但我也發現,如果用文化藝術的話題進行溝通或分享,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同時也很快讓他們對台灣產生印象和興趣。
就在歐洲以教育和文化凝聚歐洲公民共識、建立大歐洲認同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雖然是世界最大洋與世界最大陸地之間的小小島國,則同樣也在歷經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後,展開異中求同、整合認同的國族建構大工程,同樣也企圖以豐富瑰麗的文化藝術對內形塑人民共同的發展遠景,對外向世界展顏,這點,值得向來強調自由民主和文化優先的歐洲給予更大、更多的關注。
2008年台灣又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想藉此機會誠懇表達心中深切的盼望,就是台灣未來的發展必須以文化作為核心價值,連同教育紮根的重要工程,一起創造台灣新遠景。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由早年跟隨美國的腳步,轉而建立自己發展的主體性,同時更應該重視並參考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歐盟的做法,尤其要仔細檢視他們一個大計劃、大工程背後的哲學層次和思維的深度,以及整體實踐的邏輯和步驟,並且體認到其中的永恆價值。
當然,我同樣深切盼望,作為全球華人社會中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建構這兩大核心價值上已經建立典範的台灣,能與歐洲有更積極的對話和更實質的互動往來,並且在世界的文化圖譜中相互締造更亮眼的成就!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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