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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25 二月 2011 11:49

千變萬變總是春

提到「春天」這個詞,大家的腦中會浮現何種意象呢?是鮮花、初生之犢,還是數之不盡的蓬勃生機?其實除了這些典型的春之意象外,春天還有許多不同的面貌,映照出我們在自然觀與人生觀上的各種轉變,且聽作者娓娓道來!



週一, 28 五 2007 11:11

台灣與歐洲:過去的互動與未來的追尋

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以及對世界的認知,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學校教育。在台灣,我們從小就知道人類有四大古文明,分別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後來又認識希臘、羅馬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接下來就是歐洲的興起。首先是文藝復興的風潮,帶動藝術、文學、科學等方面的躍升;密集的創造活動先在義大利萌芽,很快就傳遍歐洲各地,逐漸導致空前的全面革新;歐洲自此步上康莊大道,以強盛的力量稱霸世界數百年。從這個時期開始,歐洲人入主整個亞洲,挾著排山倒海的威勢,改變了亞洲人集體的命運,所造成的影響既深且遠。
我們對歐洲的認知雖然基本上是由事實出發,但其中難免摻雜想像的成分。對我而言,而且我相信這個印象也是一般人普遍接受的,那就是歐洲人在科技方面,無庸置疑的以優越性作為基礎,在武力、權勢、財富各方面都凌駕各國。歐洲人運用科技發展出強大的武力,曾經以「殖民」的方式,佔領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區,也迫使其他國家遵循他們的指揮,接受他們的政治霸權和文化影響,甚至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台灣和歐洲的首度接觸,正是在人類文明史上堪稱一大里程碑的大航海時期。1544年,自歐洲往東航向中國東南沿海的葡萄牙船隊,在經過台灣海峽時來到台灣,望著連綿翠綠的崇山峻嶺大喊著:「Ilha Formosa!」不久之後,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靠岸登陸,在台灣建立政權,後來,英國和法國軍隊也來到台灣。而伴隨武力和貿易勢力來到的,是歐洲的傳教士和探險家、博物學家,西方的建築、宗教開始出現在台灣,也使得台灣的風土民情開始被歐洲人所認識。
台灣雖然不像亞洲其他地區歷經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長久統治,卻未能倖免的被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日本結束幕府時代所展開的明治維新,不僅向歐洲學習如何船堅砲利,也積極擷取民主制度、議會政治、甚至包括都市整建、藝術文化等各方面的新知識、新價值觀。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期間,不僅使台灣徹底改觀,在台灣人身上也留下非常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透過日本人的媒介,我們在很多層面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就像日本人接受西洋文化一樣。我父親是畫家,他於1928年考進東京美術學校,受到印象派繪畫很大的啟發,他非常喜愛西洋畫,尤其是法國的繪畫藝術。由於自小耳濡目染,我也開始了解歐洲另一個重要的面向,也就是藝術創作,以及狹義所稱的文化。
歐洲文化吸引人去崇拜、學習,影響巨大。我們對歐洲的文學名著大都耳熟能詳,這些名著也幾乎都有中文譯本;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也都有中文畫冊出版(雖然印刷的品質良莠不齊);我自己也深愛歐洲的古典音樂,並全心深入鑽研。我們在各方面都想追隨歐洲的流行風尚,我們覺得它是華麗、名貴、現代的極致表現。這種主流文化主宰著我們的品味,經常讓我們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
無論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台灣和歐洲曾經有過長達三、四百年的淵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國的實際治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確立下來,同時因為法國於196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隨後歐洲各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骨牌效應,讓台灣隨著國民黨政府轉身迎向美國,同時在絕對的「親美」政策下,逐漸對歐洲產生隔閡,美國文化開始大舉進入台灣,在困難的國際孤立處境下,台灣青年學子絕大多數選擇到美國留學,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到歐洲去深造。
台灣原本是人類大航海時代東亞重要的據點,自身與外來文化的交互激盪下,有著豐富且多元的發展底蘊,這原是創造「台灣新文明」的一大契機,然而國際現實和國民黨專制統治,不僅影響了台灣和歐洲的第二波對話,更因為獨尊中原道統、壓抑在地母語和文化,使得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竟不知自己家鄉的事物,對世界和台灣這塊土地的認知,可謂窄化到了極點。
因為受到父親影響,我在十六歲時就選擇到歐洲學音樂,考進法國巴黎音樂院,在我的偶像德布西、白遼士等偉大音樂家曾經駐足學習的地方,完成童年以來對音樂的夢想,但是這種對所謂的音樂的想像,竟然在第一次上課時,被老師很狠的戳破。
班上同學絕大部分是法國人,老師問我對自己國家的音樂有沒有足夠的認識,還要我唱幾首代表歌曲,記得當時我就楞在那裡,腦中除了台灣人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這首歌謠,其他則一片空白。那真是一記當頭棒喝,也逐漸讓我明白,學習別人的東西再怎麼出色,還是贏不了別人;對於祖國台灣,我也因為無法像別的同學那樣瞭解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羞恥。這段深刻的經驗,促使我1975年後回到台灣,展開了一段尋根台灣文化的歷程。
接下來,又在許多年之後,因為職務關係,以及年輕時候的歐洲經驗與印象的連結,在文化藝術以外,能夠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歐洲。昔日眾人腦海中輝煌燦爛的歐洲,以及後來因為美國崛起而比較黯淡模糊的歐洲,在歐盟積極整合運作下,再度於世界舞台展現再造文明的企圖心,而這一點,台灣注意到了。
2007年3月25日,歐盟成立屆滿五十週年。五十多年來,歐洲從共同市場發展為異中求同的聯盟組織,想要實現歐洲人民共同的願望:自由、和平、永無戰爭,同時也在政治、經濟、國防、環保各方面,逐步成為一個發展共同體。鞏固了所謂的「剛性議題」合作關係後,最近二十多年,它又慢慢涉入教育、文化的「柔性力量」領域,到了1992年,馬斯垂克(Maastricht)公約充分賦予歐盟許多新的權力,其中包括「文化領域」,並且為「文化」量身制訂法條(128條),讓各國在文化藝術的合作,成為有法源依據、以及被認同和遵循的共同目標。
於是我們看到在形塑「歐洲品牌」下的歐盟文化合作,首先是確立年度「文化首都」的方案。歐洲理事會自1985年起,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每年推選一或二個具有文化觀光特色的城市,舉辦演藝展覽等文化活動,後來由歐盟支持接辦,配合整體觀光宣導,讓這些城市藉著文化藝術重現生機,多采多姿的各種藝文活動,也成為年度旅遊的最佳賣點。
其次,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公約」中,重新紀錄歐盟第128法條,並修改為151條,其中強調歐盟應該支持所有基於尊重和倡導歐洲文化的多元活動,這也是一項法律上的義務,從此,「文化」成為歐盟的重要議題。根據這個151法條,系列引導性的文化計畫次第展開,包括1996-1999年鼓舞藝術文化創作與合作的「萬花筒計畫(Kaleidoscope)」、1997-1999年支持書籍出版與閱讀翻譯的「亞里安(Ariane)」計畫,以及1997-1999年推動世界人類遺產及歐洲獨特性相關政策的「拉菲爾(Raphael)」計畫等。這所有的活動在千禧年時達到目標的頂峰,那就是為了為期七年、預算達到2.3億歐元的「文化2000」大計劃,它提供贊助經費給所有的藝文合作專案,以提倡多元文化分享、建構大歐洲共同文化圈。
而在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建構上,最受重視也是企圖心最強的,就是所謂的「布隆尼亞宣言」。它首先在1998年,由法、德、英、義四國教育部長簽署巴黎大學宣言,決定推動「學歷文憑一致化」;接著1999年,29國教育部門的首長於義大利發表布隆尼亞宣言,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共識;然後2000年,歐盟各國元首有鑑於全球化和知識社會帶來的挑戰,於高峰會中共同宣示將於2010年完成布隆尼亞宣言中的構想;2001年,歐盟教育界的領袖於西班牙商討推動策略,隨後由教育部長在捷克集會,決議各項討論,包括進行高等教育的體制統合、文憑學歷相互承認,以及特別強調「歐洲品牌」(European label)和歐洲面向(European dimension),希望在課程內涵及校園文化方面,既能保留並發揚各國的教育學習強項,又能彰顯整體歐洲的文化特色。
到了今年2007年3月,歐盟最新的「文化計畫:2007-2013」已經正式啟動,它以「跨越疆界、連接文化」為口號,同時撥付4億歐元的預算積極運作,讓歐洲主義下的歐洲公民團結一致,建構彼此間的文化認同,又能共享多元的發展果實。
歐盟在文化上的推動和作為,以及2006年6月揭幕的法國布利碼頭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帶給我和許多台灣民眾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尊重並發揚多元文化的價值」。文化其實並無優劣之分,我以前常說,面對文化事務和相關建設,要用「加法」、「乘法」來思考,唯有這樣,文化的土讓才不會貧瘠,文化的花朵才能百花齊放、各展嬌妍。
台灣在1987年結束世界上最長的38年戒嚴統治時,承接了始自70年代鄉土認同運動和80年代民主人權運動所醞釀的能量,台灣社會及文化發展掀起大騷動,似乎想把過去長久積壓的種種一切盡情的釋放出來,這固然造成不少矛盾和衝突,但我始終深信,只要方向對了,核心價值掌握住了,台灣終究會得到正面力量的引領。
對台灣文化發展而言,2000年是一個重要分水嶺。民主進步黨獲得人民託付,終結國民黨五十年統治,也因此使得多元文化的價值被凸顯,一般所稱的四大族群,開始有了較公平的對待。對照於歐洲最近十多年來尋求多元分享和整合認同的歷程,我看見台灣也有類似的變化和行動,不禁覺得激動起來。
許多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從各方面去挖掘、整理、重建過去所失落的珍貴的東西,政府也在母語教育、國民教育、族群發展、文化振興等各方面,去填補以前執政黨所造成的遺憾。以我於2000年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為例,服務四年期間,總共輔導了將近200個社區,協助設立了大約200個分佈在各縣市的地方文化館,出版了包括歷史、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史料和人物的書籍達600種,以及興建台灣國家文學館、傳統藝術中心、台灣歷史博物館等,讓台灣珍貴的文物及檔案不再四處流浪,可以用國家的力量予以保存、維護、研究、以及發揚。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是,能夠有機會從過去談「台灣」是絕對禁忌、走到今天「台灣學」成為台灣的顯學、以及國際研究議題的時代。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台灣首先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學術界的台灣史料研究者展開一連串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台灣研究」的基礎,之後,國小教育加入母語教學和鄉土教材,到了今天,高等教育機構裡約有17所與台灣研究相關的系所。而我自己則在1995年編寫出版了《台灣音樂一百年1895-1995》,又在2004年卸下繁重的文建會主委工作後,逐年發展「鑽石台灣」的論述。
台灣的土地僅僅佔全球陸地面積的0.023 %,物種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卻佔全世界的十分之ㄧ。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造就了台灣多樣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不僅植物相涵蓋各種氣候帶,棲地和物種的多樣性,也成為世界之冠。另外,在這塊土地上,台灣擁有與南島民族同源的原住民族群,發展出屬於台灣特有的山海文化,晚近數百年來,源於歷史的偶然因素,則發展出中國漢族為主的平原文化、歐美西洋文化、日本東洋文化交融的必然現象。這些讓台灣就像一顆鑽石,小而美、小而晶亮,不容忽視。
2006年5月底,目前我所任職的國家文化總會參與主辦了一場名為「世界都在哈台灣」的歷史國際研討會,三百多年前與台灣互為領主國和殖民地關係的荷蘭,這時成了座上嘉賓,和其他國際學者共同分享他們的「台灣研究」。
另外,我還有一位法國友人,她是相當熱愛台灣的人類學學者,二十年前在指導教授提示下來到台灣,展開經年累月對於台灣南部地區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行為的田野研究。她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台灣宗教習俗和儀典,讓我汗顏之餘,決心要好好瞭解自己生長的地方,於是,由國家文化總會策劃出版的「新活水雜誌」,在2007年1月和3月,分別推出「台灣十大民俗祭典」、「台灣原住民十大祭典」,讓我從過去由精緻文化的面向,進入更細微且精彩的庶民文化層面,去更進一步深入瞭解與欣賞台灣的文化之美。
這些年來於公於私的努力,使我因為過去政治禁錮的關係而無法在教室及生活中必修的「台灣學分」,有了彌補遺憾的良機,也讓我對於台灣得天獨厚的多樣性地理生態和多元的歷史文化所累積的瑰寶,更加珍惜。
我在一開始就表示,歐洲對於人類文明的躍升,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從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致於影響近代史發展的民主思潮,歐洲一直是改寫歷史的先鋒,如今在歐盟大力推波助瀾下,藉由尊重多元文化價值、並創造新文明的宏大視野與行動力,企圖再一次展開建構歐洲價值的新紀元。
然而在此同時,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歐洲對亞洲乃至於台灣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夠。年輕時在法國求學時,許多同輩的歐洲同學告訴我,他們讀中學的時候,從來沒有上過有關亞洲歷史、思想、宗教、藝術、古文明的課程,他們如果想知道,必須自己設法獲取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知道全世界的人口有一半以上住在亞洲,歐洲的學校教材裡對亞洲的忽視,表示當年的教育當局忽略了對其他文明和文化間的對話。另外,2004年10月,我隨著台灣外交部的國政宣達團前往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拜會政府及國會議員,發現許多人對台灣的印象很模糊,非常不了解台灣,但我也發現,如果用文化藝術的話題進行溝通或分享,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同時也很快讓他們對台灣產生印象和興趣。
就在歐洲以教育和文化凝聚歐洲公民共識、建立大歐洲認同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雖然是世界最大洋與世界最大陸地之間的小小島國,則同樣也在歷經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後,展開異中求同、整合認同的國族建構大工程,同樣也企圖以豐富瑰麗的文化藝術對內形塑人民共同的發展遠景,對外向世界展顏,這點,值得向來強調自由民主和文化優先的歐洲給予更大、更多的關注。
2008年台灣又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想藉此機會誠懇表達心中深切的盼望,就是台灣未來的發展必須以文化作為核心價值,連同教育紮根的重要工程,一起創造台灣新遠景。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由早年跟隨美國的腳步,轉而建立自己發展的主體性,同時更應該重視並參考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歐盟的做法,尤其要仔細檢視他們一個大計劃、大工程背後的哲學層次和思維的深度,以及整體實踐的邏輯和步驟,並且體認到其中的永恆價值。
當然,我同樣深切盼望,作為全球華人社會中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建構這兩大核心價值上已經建立典範的台灣,能與歐洲有更積極的對話和更實質的互動往來,並且在世界的文化圖譜中相互締造更亮眼的成就!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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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4 五 2007 09:22

巴別塔的奧秘與祝福

馬蒂接受人籟編輯部的專訪,探向語言的根源,解析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重要貢獻。打從單一語言的時代告終,人類便開始了不斷嘗試彼此理解與翻譯的工程。這項永無休止的工程需要極大耐心,人的奧祕也在此逐漸顯現…



.何謂語言?是否可以藉著和「語彙」對照比較,為語言下定義?

儘管我們討論的是非常熟悉普及之事,但是從語言的定義著手,其實並非全然無用。語言是一個聲音記號的體系,可以表情達意,溝通傳遞思維,後者要從廣義角度來看(思維包含了認知、欲念、情感)。「語彙」一詞非常接近語言(在德文中只有一個字來表示這兩者:Sprache),兩者之間微妙的區別在於語言涵蓋多元用途,所以才有這些說法:「學術語彙」、「通俗語彙」、「宗教虔敬語彙」…索緒爾 對語彙的定義是「語言加上字詞」。因此「語言」被喻為一種社會制度,具有恆常穩定性,對所有使用該語言的說話者是一致的。「字詞」是「個人在某一個過渡階段性的時空中,對語言的使用,並在語言中灌注其個別獨特性」。語言學成為科學的一支,是以語言為基礎,而非字詞。


.語言是人類所專有的…這句話究竟是無關緊要亦或是真正的哲學洞見?

要分析這句話之前,首先要看人何以為人,考量其本質,而人類所「專有的」,便是他所具有的特質中,能夠解釋其他一切特質的關鍵。「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有名的定義可以上溯至古希臘思想,諸如亞里斯多德。既然身為動物,人在「質」這方面,由一個身體所構成,同時這個身體要由一個「形」來決定,也就是一個「理性的靈魂」。「靈魂」的有無決定人是否活著,「理性」則使人在眾生物中獨樹一幟。此等二元論所造成的危險,藉著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在現代思潮中有增無減。理性的崇高地位,特別是在剛萌芽的現代科學中,讓十八世紀起飛,也給十八世紀一個名字:啟蒙時期。「語言是人類所專有的」這句話要從這個觀點才有完整的意義,而且要從兩處著手。語言是一種想法的表達與溝通,這個想法則是群居於社會的人所具有的;然而笛卡兒的「我思」首先是有主體就夠了。另一方面,語言既是聲音記號的體系,便需要身體。
將語彙視為人類的特性並不會使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失效,但是卻引申出一項反證:語彙難道在動物界不存在嗎 ?然而我們可以在某些物種身上看到一些行為表現,似乎是要互通訊息,由此可以代表某種語彙。像這樣的例子有蜜蜂的語彙,還有海豚、猩猩,且名單不僅於此。關於大猩猩,我們可以說有思想分析的行為表現。在此要提出兩點觀察。第一點是這個生物界語彙的問題和人類文明一樣久遠。動物在神話故事中都會說話,神話就是有關世界起源的語言,同時牠們在人類童年時期的想像中也會說話,漫畫繪本的畫家都知道。第二點是如果我們要討論,也應該討論動物界的語彙,要注意這種語彙沒有達到專屬於人類字詞的程度。
.二十世紀有時被稱為語言哲學的世紀(而十九世紀就是歷史哲學的世紀)。但是首先您是否可以跟我們回溯較古老的語言哲學,之後十八世紀的轉折(盧梭的《論語言之起始》),以及二十世紀的前衛思想,特別是社會科學,是如何對語言與語彙的了解帶來貢獻?
這又是一個範圍廣大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逃避。這個問題可以上溯到極為久遠,從古希臘哲學的開端,logos這個字就同時意味著理性與字詞。在基督信仰的核心則是傳報「天主聖言取了血肉,降生成人」,拉丁文的verbum就是言、語詞。但是您提到十八世紀的轉折是正確的,因為當我們提到西方語言哲學時,這個轉折是很重要的。講盧梭(Rousseau)之前,應該先提萊布尼茲(Leibniz)(1646-1716)。萊布尼茲提出了一個「普遍符號」的概念,可以做為「科學的語言」,這種語言可以毫不含糊地表達了萬事萬物的特性。我們要一直等到十九世紀末,萊布尼茲的想法才得以實現,但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弗雷格(Frege),現代邏輯的創始者來完成。
盧梭(1712-1778)屬於另一種觀點,他論文的題目正好可以說明(此外,這篇論文是在他身後出版的):論語言之起始。他討論的核心是對《聖經》的分析,也就是神的語言。《聖經》最初所書寫的語言是希伯來文,對西歐文化界而言,這個語言不正是神所用的語言嗎?獨一無二,凌駕其他語言之上。在啟蒙時期對這個看法的回應是「語言的歷史性」,這自然也包括了《聖經》的語言。「語言的歷史性」自認為對於「神的語言」這種宣稱做出徹底的批判。在十九世紀初期,特別有賴於洪堡(Humboldt),這種歷史性開始系統化;並藉由博普(F. Bopp)開啟了歷史語言學的途徑:發現印歐語言,就是多數歐洲語言的始祖。這個語言演進的模式後來被達爾文運用在生物的歷史上。這個歷史層面同時也是十九世紀末人文科學發展的基礎,將人視為歷史中可以觀察的進步過程之一。
索緒爾在他研究生涯中將最多的精力投注於歷史語言學。他最後所達到的論點是將語言視為眾多可以在時間中觀察到演進的事物之一,正如同宇宙的生成與不同物種的形成一樣。但是這完全沒有說出構成一個語言的專有條件為何,就是溝通思想。自此之後,討論的中心成了「記號」的概念,所謂記號就是一個事件指出另外一件非自身之事。煙是火的記號,路上擺的石頭是要指出該遵循的線索。索緒爾提出了一個單純但是影響深遠的問題:記號所具有的價值從何而來,記號是如何指出,暗示其他的事?由此衍伸出語言學記號的分析,由兩部分所組成,一個是符徵(signifiant/signifier/伴有聲音的影像),另一個是為符旨(signifié/signified/概念),這兩者密不可分,就像是一張紙的正反兩面 。
.語言是如此不同多元,令人驚奇,這會是哲學家思考的題目嗎?又,對於哲學家,或是對於神學家,要如何來詮釋巴別塔(Babel)的故事?
我首先要毫不遲疑地說,哲學家的秉性帶領他去做整合統一的工作。如果說語言是思想的表達與溝通,那麼語言就是屬於理性,而理性只有可能是整合統一的,前提是理性能夠確保它所表達言論之必要性。語言之間的不同與多元是歷史所造成的,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帶過。語言是容器,而容器的外形並不重要,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內容物:思想、理性的表達。我們只有在拒絕接受容器決定內容物這項關係時,才能達到真正的語言哲學。人具有身體的特性之前都被忽略了。
但是在索緒爾式分析中的符徵又是另外一回事。它既然是「伴有聲音的影像」,便是由耳朵所協調制定的聲音,原因是這個象徵記號是在聆聽中獲得的,不論是用母語聆聽,還是用另一種學習來的語言。這是完全屬於身體的。人類發聲的器官(喉頭、口腔、鼻腔)不自滿於稍縱即逝的吼叫,或是連續如波濤起伏的聲音,後者像是鳥兒婉轉啼鳴的歌唱。人的發聲器官產生一系列清晰可辨的聲音,也就是聲音之間彼此可以區別,也可以相互組合成對比。依照索緒爾的說法,這些聲音具有差異系統(système de différences)的價值,可以用來表達思想。它們是聲音的影像,是代表事物的象徵符號,是語言學記號一體的兩面。語言的祕密就是從沒有意義中創造出意義。此系統第一個特點就是沒有固定規則(arbitraire),標示了語言的多元性。
如果我們將「伴有聲音的影像」理解成形式決定既有的材質,一如一件衣服是從一塊布料上剪裁下來的(材質接受了一個形式),那麼誤會就大了。伴有聲音的影像只有和一個概念相結合時,才是一項具有實體的真實存在。反之亦為真,沒有溝通的可能,就沒有任何人類思想。由此衍伸而來的還有人類語言的「同步」特性,這是因為語言是差異系統;語言中任一個層面只有和它所屬的整體產生關係時才有其真正價值。這個模式和「層次階段」模式正好相反;後者是從時間的交接遞嬗,因果關係的邏輯層次來理解。
《舊約聖經》創世紀中關於巴別塔的故事,神學家要面對的是語言的多元與不同,而語言的多元不同在此被視為一種懲罰,處罰那些想要蓋一座通天塔的人他們的狂妄自大。混亂的語言是一項處罰,甚至帶來厄運。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故事,就會發現這是人類進程的一個階段:在大洪水之後,人類要重新散居於大地之上。但是當他們來到一塊平坦開闊的地時,計畫突然改變了,他們決定要停下來定居。從故事一開始就提到他們有唯一共通的語言,這一點使他們很快就可以下令:模製烘烤磚塊,用瀝青替代灰泥,而目標是蓋一座城,興建一座直通天上的塔。當故事提到天主降臨來看他們所做的事時,問題的癥結還是語言。語言的統一並沒有受到天主的責備,而是用統一語言所做的事受處罰:他們心甘情願成為機器工具,此外人還想要給自己一個名號,來紀念他們的工程;這就偏離了正道,因為這個名號是今後萬代的人要給他們的。名號本是自由關係的擔保,因為沒有人是另外一個人的工具或財產。因此天主降臨正是時候,幫助人類重新走上正途,展開漫長的旅程,和陌生人相遇,發現自己要接納善待他人的角色身分。
這樣的詮釋是藉著和亞巴郎(Abraham)被天主召喚的故事做嚴謹的交叉對照:亞巴郎的事蹟是接在巴別塔之後,同時和巴別塔的故事源出同一文獻傳統。亞巴郎沒有按照自己的意願停下來,反而接受天主的邀請上路,前往一個他不認識的國度。他的名字是天主所賜,不單是為了他自己而已,而是為了萬世萬代都可以因他的名接受天主的降福。天主所賜給亞巴郎的許諾是天主願意賜給萬民之祝福的記號。當亞巴郎抵達客那罕(Canaan),這塊將要賜給他的後裔的土地,亞巴郎不是去蓋一座塔,而是在向他許諾的天主顯現之處建了一座祭壇。在巴別塔事件之後所開始的漫長旅程首先要將唯一語言的時代終結,讓位給眾多語言的世代,這許許多多的語言是天主眾多子民歷史的見證。人類開始了一項工程,需要極大的耐心:彼此相互了解,不斷重新更正的翻譯;在這項工作中,人的奧祕逐漸展現出來:人是獨一無二的那一位(天主)唯一的形象。因為巴別塔所造成的語言混亂變成了祝福,因為在這眾多語言中將要流傳迴響亞巴郎的名號,也就是受天主撿選者的名號。
.科技的進步是否會影響我們和語言的關係 ? 譬如說,隨著數位化,一個影像可以被解讀成包含許多資訊單位的複雜體系,所以可以在系統中某處做調整修改。這樣是否會對語言哲學帶來挑戰?
沒錯,科技的進步正在影響我們和語言的關係,而影像的數位化和網際網絡的發展很有可能是本世紀初最重要的進步。但是要從整體來看這份進步究竟占有什麼地位,以及資訊科技是什麼。資訊科技是一門處理資訊的科學,它和語言有關,這也就是之所以在任何有語言之處它都得以立足。換句話說,在一切人類活動中。我們可以從資訊科技的起源之一「人工腦」來說明這一點。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空防安全署」所設計研發出來的,目的是為了以最快的方法傳達一架飛機航程的變數,藉以調整火砲射擊的計畫。一個計畫就是一項提議,是來自數學的語言。
這個例子只是要指出資訊處理的一個概念,就是藉由一項科技工具成功地溝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後十五年,「電腦」才問世。決定性的一步是電子學:能夠在原子層面掌握電子,利用電子傳遞資訊。電腦的微晶片可以被視為一篇文字,用二進位的語言所書寫,數學的語言成了運作的語言,這一切都有賴於電子學的雙重特性:電子能夠處理大量的數據,而且速度極快,能夠在同一時間對這些數據做處理。電腦就如同機器一樣,不再依靠前述所言的邏輯因果關係之先後順序。電腦是以「差異系統」來運作。這也就是何以電腦是第一台「符合語言架構的機器」,甚至是資訊科技唯一需要的機器,因為它唯一對象就是語言。
影像的數位化其實不過就是用資訊語言來「書寫」,這可以有「運算」以及「掌握」。而影像在感官本質上是屬於「接收」的層面。它的基礎是「感覺」,甚至成為真實的記號;我們卻無法統馭掌管真實。但是我們首先應該指出這項科技會帶來的暈眩。數據是我們所無法利用的,但是在作為數學的對象時卻成了可以架構的。這份觀點強化了網路對感官知覺的影響,也就是對時間與空間的影響。虛擬讓空間消逝了,無所不在的可能等於是到處都不在,但是時間本是用來衡量稍縱即逝,不可捉摸的虛擬,卻莫名其妙在「及時通」中瓦解了。另一方面,也該強調,從類比進入數位時影像傳遞的極大價值。一個文化的表現成果可以在此發掘到力量,使接受它的人感受到歷史在個別事件中的痕跡。和索緒爾一同,在符徵(伴有聲音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語言,發現它沒有規則的特性,這對所有單一語言都是徹底的阻撓障礙。
.您是否可以為我們解釋有關「元語言(métalangage)」和「泛語言(langue universelle)」的概念?這兩個概念之間彼此是否有關?它們所代表的是單純的烏托邦亦或是促成運作的概念?
是的,這兩者之間有部分相聯,因為兩者都是針對語言的多元化所造成的不便提出的解決之道。元語言的發展基礎是俗稱的「人工語言」,它和「自然語言」有所區隔,後者就是「母語」。元語言是要事先決定字詞的定義,指定語言系統的基礎原則,最後要定下使用該語言的規則。由此可以看出,元語言傾向於在定義與規則上「一言堂」(只有一種詮釋);這樣組成的語言在發展完成後可以有一個絕對的成果。這就是語言學的形式主義。但是在元語言概念中有一個問題:如果說這樣形成的語言源於單一解釋的框架,那麼它自己也屬於自然語言,也會有它自己的不精準性。那麼就需要一個元語言的元語言,一直無限延伸下去。泛語言和元語言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一個異語言(非母語)能夠為世界上大多數,甚至是全部的人所使用。它的地位很不穩定,可能會消逝:例如法文曾經多多少少取代了拉丁文,具有這項地位,但是法文也已經讓位給英文和西班牙文,繼續和其他語言並存。我只做出兩項診斷,兩者有關而且診斷結果很嚴厲:一個經常被稱做「溝通的語言」,它被簡化成一項工具,比起人工語言的清晰度小很多,但是我們會適應它。另一個是喪失了歷史語言文化身分的層面,而且損失可大了。
我願意用問題的第二部分做一個總結:學術使用的元語言以及「泛語言」這兩個概念是烏托邦嗎?還是相反的,具有實踐,促成運作的價值?我不討論烏托邦的部分,只專心講實際運作的價值,而且首先要討論一切和泛語言有關的問題。我只能建議一些論辯的重心,它們還需要加以發展。首先我要指出人能操多語的現象並非是什麼新鮮事。法國的諸多方言長久以來維持了多語的文化,但是在第三共和取消了這個現象。我們該斬釘截鐵拒絕各種「世界語」( espérantos),因為它們累積了學者知識分子的語彙和普世性語言兩者的缺點。至於有關於向普世開放的世界性語言,我堅決反對只有一種,我認為該有若干的世界性語言:幾種語言可以在世界各地廣泛使用。就我看來,世界性語言不會獨尊一家的好處,就是歷史的遺澤得以保存,這份遺澤可以維繫文化身分。一項特別重要的因素是書寫方式,這是不同語言系統所專有的。一方面有蘇美文化傳統,從而衍生出拼音字母標記,各種各樣的形式。另一方面有中華文化傳統和它所特有的象形文字,特別適合毛筆書寫。由文化身分觀之,中文書法不可能存在於蘇美的線型文字中。我想至少要有三種世界性的語言:英文、西班牙文、中文。
我先前提到一個具體實踐的價值。這個稱謂在語義學上,提醒我們注意事件,特別是事件週遭的情況。在語言學上對它的使用是和溝通相連的,這是值得慶幸的事。但是殘酷的事實是:一個語言的目的不是為了字正腔圓,談吐高雅,而是為了溝通。對全球化的曲解就是英文縱橫天下,無往不利,它可以帶來多少好處,還有它讓我們相信今天至少要會三種語言。語言的多元與不同使得翻譯的重要愈發明顯。我要毫不遲疑地說,一種語言如果不能進入雙向的翻譯(將其他語言引進,也將自身翻譯成其他語言),就是日薄西山,逐漸式微了。我也要在此指出翻譯有多重型式,從同步口譯到經典名著漫長耐心的推敲翻譯都有。
最後我要提面對語言多元的問題,以及對單一語言的懷念:這是日常生活溝通條件使然。一切語言詞彙本質上都是在一個環境中所發生,我們可以稱之為「語言的世界」,這也是語言「同時同步」層面的記號。但是,談話中不同的講者的世界絕不可能完全吻合,原因無法在此贅述。我們只能滿足於兩個世界有「足夠的交集」,使溝通成為可能。這份足夠的交集是如此微薄,成了語言的工具面:說話/聆聽者有足夠的資訊來找到合適的道路。但是交集的薄弱也使說話雙方彼此相互體諒尊重,對方的人格也逐漸顯露出來。不可避免的判斷比較像是里程碑而不是終點。如果我見到的是不好的事,我要說(這是里克爾Ricœur的話):「你的人要比你的行為更好。」如果見到的是好事,我會想到笛卡兒在論及慷慨時所說的話:「在你前面,還有更好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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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籟編輯部 提問 馬蒂 François Marty 回應 吳龍麟 翻譯
Kim圖片創作 引自www.sx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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