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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3 一月 2011 10:28

太平洋群島的文化視界

以遼闊的海洋定義世界,從緊密的社會網絡詮釋物我關係,太平洋島民獨特的文化視野,是人類最珍貴的禮物。

 


週二, 07 十二月 2010 11:22

人籟七年:關鍵報告

七年中,《人籟》累積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和聲音。這一次,我們以「弱勢」、「國際、「心靈」和「社會」四個主題作為關鍵字,將其分門別類,從中精選數篇佳文加以濃縮、編輯,與讀者一起分享。

 


週四, 30 四月 2009 08:39

面對真相之後,挑戰才要開始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5月號《人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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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過去十五年內,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率名列世界之冠。面對如此「真相」,台灣如何減量?北縣誓言成為「全國第一座低碳城市」,此刻我們以北縣為座標,以全球為視野,審視台灣在面對真相之後必須迎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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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20%」、「每人每年6.37」…

這些數字所指為何?是投資獲利預測?經濟成長數據?還是國民平均所得?

以上皆非。正確答案是:台北縣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與減量承諾!


全球趨勢,環境殺手成為減碳先鋒

台灣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名列前茅,過去十五年的增加比例更位居世界第一。北縣提出「20年減碳20%」的具體目標,並推出各項減碳行動方案,值得肯定。

因此,台灣若能以北縣為座標,進一步審視「城市減碳」的策略與執行方向,不僅可提供其他縣市參考,且在台灣目前於國際溫減跑道急起直追的狀況下,亦有助於建立具體的執行指標,並指出台灣現今所面對的挑戰。


綠色城市,減碳不是漂綠,實質重於形式
首先,民眾的正確認知與行為改變,可說是減碳行動的重要關鍵,但其推廣卻也容易流於形式。一項常引起爭議的減碳手段是「種樹」。種樹當然沒錯,但其減碳效果涉及樹種、樹齡等諸多變因,無法被簡化換算,許多企業或政府卻一窩蜂大量種樹並以此號稱減碳成果,似有「漂綠」之嫌。

相較於以上作法,「低碳旅遊」顯然較具實質意義與擴延性。近年來單車風潮興盛,根據觀察,許多民眾購買了單車,卻因憂慮安全問題而甚少上路。再者,北縣目前的自行車道以休閒為主,以單車作為通勤工具的人口並未顯著增加,減碳效果仍屬有限。

因此,如何建置安全、完備的單車「通勤」路網,並同時將低碳旅遊的推廣範圍由「點」連成「線」甚至拓展為「面」,不只是縣民的期待,也是當務之急。


社區扎根,結合社造團體持續深耕
除了綠色交通,住商部門亦為城市減碳的重點。北縣成立「低碳診斷服務團」,為住宅、商辦、學校等提供低碳診斷,並開辦「社區節能減碳示範實做計畫」。

誠然,將減碳落實到社區,是最實際也最扎根的作法。不過,北縣社區型態相當多元。除了集合式住宅或大樓社區,北縣的市區裡更多的是無組織、住商混雜的公寓或傳統社區。在此狀況下,朝向結合既有社區團體來進行後續推廣是一可行的方向。

此外,社區減碳工程亦不應只著重於硬體設施(如省電燈具)或短期節電數據,更應多著力於啟動社區自主性的討論,以及居民觀念的改變。

從北縣看台灣,低碳城市需要高標政策
減碳是全球性的課題,既與國家產業走向、能源政策息息相關,同時又須落實到每一社區、家戶乃至個人的行為之上。因此對台灣而言,它同時考驗著各級政府的統籌執行與治理能力、民間社會的思辨與動員力,以及企業家的遠見與應變力。

面對真相之後,挑戰才要開始。打造低碳城市、低碳台灣,我們需要高品質政策、高水準人民,以及高標準的論辨與監督。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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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29 三月 2009 23:17

大人依舊需要的童話

美麗的童話是你我童年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無論它來自床邊故事、書籍影視作品,或來自孤寂時刻的個人幻想天地。
儘管在日復一日充滿競爭、偽裝、防衛的社會中,
或許我們早已忘卻彼時望向世界的單純心思,及人與人的真誠相待,
然而,《崖上的波妞》卻將已然邁入成年的我們,不著痕跡帶回那段歲月…

在我幼年的一九七○年代,「卡通」是偶然才會在黑白電視上播映的短片。儘管它的劇情、畫面都非常單純,但它總是能吸引住我童稚的心,讓我看得目不轉睛、瞠目結舌,邊吃飯邊傻笑,飯粒灑得滿地。那,幾乎是童年最高級的視聽娛樂。
同樣的情境在日前進影院看《崖上的波妞》重現了!一邊喝著可樂、一邊與女兒分享爆米花,雙眼卻從未離開銀幕。時間倏乎而過,直至映罷戛然而止之際,方知自己吃得滿身爆米花碎屑。兒時情境重現,中年之心不禁啞然。
這部動畫電影的單純,連繫了數十年間的時空與感受,想來是深獲我心的重要因素。


憶及童年寂寞孤獨


多年以來,我個人觀看戲劇的行為模式,似乎總是採「對決」方式:試圖在繽紛多彩的畫面中尋求暗藏的符號,從轉折離奇的情節中搶先破解伏筆,猶如觀眾與編導的對決。這種「想太多」的態度,也許反映出成人世界的用心良「苦」,無怪乎看完電影或影集,總是困頓異常。但是,《崖上的波妞》似乎舉重若輕地解除我精神上的武裝,將我融入那海洋與陸地交界、水族及人類之間的童話世界。
去基督教化的人魚故事?父親虧欠兒子的償還?還是對於環境污染的再次控訴?這些觀看之前便知的先見之明,似乎未影響它引導我進入情境之中。我所得見的,一如每個孩子都曾歷經探索外界及結交玩伴的過程,其中總有無盡的驚奇與喜悅。可以共度時光的玩伴,究竟是人類或是動物?似乎未必是孩子考量的必要因素。
記得嗎?兒時寂寞孤獨之際,偶然相值的蟲魚鳥獸,無不可以成為傾訴對象;尚未完成「教化」的中樞神經系統,總是能超越諸多規範限制,描繪出雖不存在但幾乎接近真實的小宇宙,並且流連忘返直到錯過晚餐,父母持鞭召喚而來,才又一次回到「人類世界」。在波妞與宗介的二人天地中,不也是如此?

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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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到底是喜歡?還是愛?對於他們這樣的五歲孩子而言,似乎不構成困擾。因為心裡想的,無非就是能跟那個漂亮小女生(或是調皮小男生,我猜)一起上課、一起畫畫、一起玩遊戲。至於日後種種,乃至於對未來的許諾,則根本不在思考範圍中。
其實,相愛的本質,不就是想與對方常常在一起嗎?即令是大人的世界,不也這樣?宗介的媽媽理紗聽聞丈夫耕一又過家門不入,賭氣不已的心情正是如此!弄潮之兒尚且歸期不定,能夠跟相合意的人在一起,益發顯得可貴。
宗介保護波妞的決心,以及波妞想變成人類的希望,不就只是想要彼此為伴?親歷波妞變態過程,宗介卻依舊能夠接受真實的她,除了有真誠的心意,他似乎也不像成人一般,如此在意波妞是魚?是半人魚?還是人類?相較於型態差異或分界,宗介與波妞在乎的,只不過是「兩人能不能繼續在一起」。

真誠相對維繫初衷

這相遇時的初衷,正是他們能夠個別及共同度過各種難關,最後有「情」人終成玩伴的緣由。那種人與人純粹的契合,我想是《崖上的波妞》最值得珍惜的觀點。許多人將本片與《龍貓》(となりのトトロ)相提並論,原因除了兩者都以兒童為主角、敘事方式皆如童話,以及片中跨越人與自然(或超自然)的境界之外,它們的共通之處,正是這種單純心靈,讓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無法謁見的龍貓,也讓孩子能夠摒除人、魚界線,義無反顧地追求並承諾彼此共度的未來。
這樣單純地解讀,或許只是個人管見,未必是宮崎駿創作本意。但我認為,在愛情、親情或是友情的更前端,有一種人與人真誠相對的可貴情感。這種真誠相對的能力,或許正是我們隨著社會化過程久已忘懷,在競爭、合作及利益交換中,慣以偽裝、閃避、掩飾、防衛等等取而代之而喪失的能力。
最好的例子便是波妞之父藤本與曼瑪蓮夫妻相見前的焦慮。同樣也是人類與海族相隔兩界的戀情,為什麼讓他那麼惴惴不安?想來應該是看待彼此的態度不同,失去了雙方理應平等相待的初衷吧!

著墨親子幽默自嘲

親子關係顯然是劇中著墨甚深的另一點。宮崎駿是否藉此片修補他與兒子的關係?我無法從劇情中看出。但是藤本與波妞之間,卻像每一對父女的相處,總是亙古不變地令人莞爾。
例如父親費盡心力、引經據典為女兒取了「女武神」的名字——布倫希爾蒂(Brynhildr),女兒卻堅持使用宗介脫口而出為她取的名號——「波妞」。又如為了尋找女兒上岸後的蹤跡,藤本一路屏氣凝神尾隨理莎的汽車,卻不斷被沿岸垃圾弄得灰頭土臉,如同丑角一般,不得不令人覺得導演有藉機修理父親的意圖。不過這種「吾家有女」的情結既無法捨棄,也彌足珍貴,只有兩個兒子的宮崎駿想必無法體會。
即令是數十年來一向關注的環保議題,宮崎駿也透過神經兮兮、反應過度的藤本做了些微嘲諷。例如為了怕上岸的波妞過於乾燥,而四處噴灑的海洋深層水,竟被懷疑成為農藥(明明用的就是噴藥器,無怪乎啟人疑竇)。此外,對於世界因波妞魔力失去平衡,甚至造成月球近地,母親曼瑪蓮總是平靜以待;但父親藤本卻憂心忡忡,覺得世界將就此潰解(其實不過是女兒即將離開身邊而已嘛)!宮崎駿在此幽了一默,是否不再對環保議題嚴肅以對呢?微妙的表現手法留下許多想像空間。

聲音情感豐富畫面

選擇實力派演員擔任聲音演員(而不只是配音員),則是《崖上的波妞》另一個值得稱道的重點。除了兩位主角分別由童星擔任聲音演出,以聲音演出雙方家長的演員,更是陣容堅強:母親分別由演出日劇《長假》(LONG VACATION/ロングバケーション)的山口智子,及演出《女王的教室》(女王の教室)的天海祐希擔綱,各自鮮活地表現劇中人物個性;父親則分別由棒球明星轉戰演藝界的長嶋一茂及諧星所喬治(所ジョージ)演出,也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父親典型。原汁原味的對白緊扣著情節發展,確實令我感受到超越語言限制的豐富表情。
吉卜力工作室起用明星擔任「聲優」,應屬《霍爾的移動城堡》(ハウルの動く城)中木村拓哉的演出最為著名。更早則可追溯至《兒時的點點滴滴》(おもひでぽろぽろ)的今井美樹及柳葉敏郎。這些成功的表演工作者藉由聲音表演搭配畫面,頓時讓動畫的表現更加立體。當然這並非絕無僅有的例子,如美國動畫也常由演員擔任聲音演出。但《崖上的波妞》的聲音演員,搭配得的確恰如其分(尤其是所喬治),讓觀眾得以享受更豐富的演出。

心馳神往童年質地

捨棄電腦動畫回歸手工的繪製方式,是本片為人注目與稱道的另一點,但個人獨鍾粉蠟筆構成的背景與設色。使用粉蠟筆畫畫,是我國小中低年級難忘的經驗之一。粉蠟筆比蠟筆更加繽紛多彩,也比水彩容易掌握;適當地使用粉蠟筆,更具有油畫般的效果。那是我唯一能夠享受繪畫的工具,也是足以代表童年的色彩與質地。它跟它的情節一樣,都具有良好的「還童」效果。
是的!這種讓成人回到童年的效果,就是波妞最大的魔力。它讓距離童話已然遙遠的我們,可以回想自己孩提時候的單純想法。或許它們在成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但循著《崖上的波妞》留下的一些痕跡,或許可探尋出一些雖然遺忘但依舊存在的價值,讓我們重新檢視自己及這個世界。
一如《崖上的波妞》日文正式網站(official website)所言,本片是為了這個「精神病與不安的年代」(神経症と不安の時代)而製作。那麼就讓我們在這個混沌不清的世界裡,先設法看清自己,才有辦法面對一切。
宮崎駿想講的可能更多,但是對我而言,如此便已足夠。波妞讓我享受到回歸童年的快樂,尤其在如此不安的中年時代。


(本文劇照皆由開眼電影網提供)


週一, 28 一月 2008 20:08

靈魂的缺角

在大台北某個地方,我遇過一個離異的現象,那發生在某個十字路口。我站在斑馬線前,行人穿越燈亮起綠燈,秒數是三十秒,但車輛一輛接著一輛過去。等到剩下十五秒,我還是過不去,看來這次過不去。我不禁想,如果電腦螢光幕出現一個按鍵是隱形人的話,我一定按Enter,這樣我應該可以很快地飛過去…

當我迷失在快速度的時候,有人出來呼喊台灣需要用「走」的。二○○六年,攝影家徐仁修、作家小野、數學家黃武雄三人邀請大家探查、開闢、串出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走。路──給我一條千里步道》就在「大地運動」的視野下出版,但這本書並不吶喊疾呼,而從感覺能力探索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一篇篇文章詩意而感性,訴說行走、體驗的必要,最終探向社會的人文價值觀。正如黃武雄說:「討論種種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創造一種不同的場域,發展新價值。」(黃武雄,頁19)
我讀到作者對土地的感情:「(…)用這種櫻花來代表古老的台灣精神:『情感濃烈,耐寒又耐熱,等不到春天就爭先恐後的怒放。』」(小野,頁30)我還讀到作者對環境的感覺:「本來,我只是隱約地感覺,這三棵榕樹很漂亮。當我停下來仔細觀看後,才驚喜地看到它們真正的美。」(李丁讚,頁40)於是,人與環境在對話:「當我們的身體與外在世界建立內在的連結之後,我們才開始真正地存在這個世界上。存在,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李丁讚,頁48)
走路是深刻的體會:「你得溫柔地對待大地,大地才會溫柔地對待你。」(吳文翠,頁58)其中,我們不斷在轉變:「在行路中慢慢蛻變,是一種美妙的經驗。」(阿寶,頁74)沿途的風光反映我們內心的景色:「(…)雷貝嘉.索爾尼提到:『行走的步調可以激發思想的韻律,而行經的景觀會反應思緒的內容,顯現心靈的風景』。正是這樣的心靈風景,讓我們重新審視自我,並一再地產生反省思考。」(蔡建福,頁150)這一切都教我們學會發現問題、反省自己。
我是個常找東找西的人。手套少一隻,襪子多一隻,耳環剩一個。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的靈魂是複數的話,它們可能不成雙。我常用不當的方式填補靈魂的缺口,在工作中逃避自我,消費而不願意用雙手創作,關在自己的世界而找不到與他人的聯繫點。
許多文化觀察家都認為,台灣人似乎有某種能力,能隨時背起家當,遷移。或許因為如此,我們變得彈性有變化,各種生命現象活絡地更新。但也許我們要多注意前進時主導或伴隨的「精神現象」,小心不陷在水泥叢林中。這本書教我們當原形人,找回完整的自我與完整的原音,找回完整的發展。
我想,這是一本值得放下一切閱讀的書。《走。路──給我一條千里步道》



小野、石計生、李丁讚等著作
吳寧馨主編
左岸文化出版
2007年11月



週五, 26 十月 2007 04:24

假期與現代人的虛無

何謂假期?「度假」的觀念又從何而來?
作者在「放假」與「放逐」的佇思中凝視本世紀的虛無,
並窺探現代社會中人與環境之對立與切割。

假期是個什麼東西?

早先我曾聽聞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生的傳奇故事。這位聰明的女生選擇了「五星級觀光度假飯店」做為她的博士論文題目,並且獲得教授們的廣泛支持。於是,她每年都帶著從各個機構撥來的summer money快樂地周遊列國,住進全球各地的五星級觀光度假飯店,在吃大餐喝飲料看風景的過程裡,「披荊斬棘」地從事她的博士研究。
這聽起來好像是個笑話,其實卻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度假的觀念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以目前這種樣貌深入人心的呢?如果說,「假期」這兩個字總是使人想起穿著T-shirt、涼鞋、臉上掛著墨鏡和笑容踏進觀光飯店的一行人,那麼「假期」絕對已經是在時間裡慢慢定型的某種概念。問題是: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概念?
據說那位聰明的女生尚未完成她的博士研究,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不清楚「度假的歷史」竟究有何內情。我所知道的是:對一般人來說,度假的意思就是拋開日常的營生,走出原本的生活,訂一張機票或是車票,然後帶著自己的背包滾到某個遠遠的地方去。

與日常營生對立

換句話說,度假的意思就是「離家出走」,只不過出走者很清楚自己何時要回家,也很清楚出走的目的是要讓之後的自己能夠保有繼續住在家裡的耐心。這種論斷在另一方面突顯了現代人生活的內在問題。
人本來是在地的產物,與自己的環境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現代人的生活裡普遍存在著的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在精神上無法與自己的環境「發生關係」。生活在城市文明裡的現代人為了逃脫自己內在的虛無,於是短暫地自我放逐到陌生的環境裡。放逐之地必須與自己習於生活的環境有著巨大的差異,這種精神治療才能產生效果。可是鮮少有人注意過:內在的虛無是一種真正的病,不管走到哪裡,那種病始終都在自己的血液中竄流。於是度假回來之後,在短暫回流的耐心終於耗盡之前,下一次度假的計畫總是在心頭蠢蠢欲動。

「生態假期」流行風

約兩年前,我的朋友李永展教授告訴我,現在國際上流行一種新的度假方法,稱為「生態工作假期」。這種假期會安排參與者到一個一般稱之為「荒野」或「大自然」的環境,讓參與者在這個環境當中從事一些「生態活動」,例如建個樹屋,或是以生態工法構築一座具有淨水作用的池塘等等。據說在這種假期裡,參與者可以學到何謂「生態」,也能夠學到與生態環境和平共存的方法。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種「假期」是對不斷建構內在虛無的人生的反動。不可否認的是,去到一個地方、付出自己的體力而體認到的生態和自然,通常遠比從書本或演講中能夠體會到的多。對於想要了解「生態」的人來說,從口袋中掏出一點小錢,以便自己能夠到以前聞所未聞之地,從事天外掉下來的工作,確實是一條便宜的捷徑。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多的錢,可以慷慨地參加某種傳說中的旅行社行程──據稱這傳說中的旅行社會向富有的參與者收取相當昂貴的費用,然後讓他們搭飛機到遙遠的南美洲,將他們毫不留情地棄置在亞馬遜叢林的某處,讓這些人體會一下什麼叫做自然,什麼叫做生態。

強化人與環境的區隔

我們可以想像這些人再度回到城市裡的時候,多少都會產生「恍如隔世」的觀感。我們比較難於確認的是,被金蒼蠅或黑蜘蛛追趕的經驗,或是夜裡不幸從吊床上摔下的經驗,是否真的能夠醫好他們的虛無病。
不過,也許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揣測:就算醫不好他們的虛無病,身在蠻荒野地裡,必須為自己赤裸裸的生存而奮鬥不懈時,人或多或少都會意識到自己原先或許生了某種病。
換句話說,只有當圍繞著人的外在,不被人視為自己的一部分時,「生態」這個詞彙才會在腦中浮現,進而使人感到有必要去理解什麼是「生態」。這一點,被我視為「生態工作假期」最奧爛的概念基礎:
「生態環境」這個概念的學術定義,本來是對「環境主義」所做的修正。古典的環境主義觀點將人與環境視為二元對立的存在,生態環境的觀點則強調人是環境的一部分。結果,以生態學界為主流倡導者的「生態工作假期」,到頭來還是將人與生態當作二元對立的存在,其間的對立性,大概跟「北美都市文明人」與「南美叢林金蒼蠅」的對比差不了多少。

在世紀初的覺悟中面對虛無

地理學者大胃胡椒(David Pepper)曾經說過,當代「綠色意識型態」的核心,其實是一種對文藝復興時代思想家的強烈不信任感。綠色主義者拒絕以文藝復興時代以來那種「無所不能」的機械觀點來看待世界,從而選取一種有類於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者的姿態,「拒絕了此種想像自然世界的方式。」大胃胡椒說,這是一種非常「後現代」的觀點。也就是說,他認為「現代」是一種病。
如果「現代」是一種病,那麼法國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的斷言就值得我們參考。拉圖在二十世紀的尾巴年代說道,所謂現代,不過是個空洞的指涉,將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與更早之前的人區隔開的東西,只不過是「區隔」這個概念而已。
然而一腳踩在二十一世紀的頭顱年代之後,我們還是執著地迷戀「區隔」的概念。我們想著近代是近代,現代是現代,人是人,生態是生態。於是我們在認知的地圖上把自己從生態裡毫不留情地抹去。隨著時間經過,我們全都得了虛無病。我們很容易就忘記了人活在時空裡的事實。我們更容易就忘記了,人的內在和外在,兩者本來緊密聯繫著,但是我們任由各種東西將這兩者斬斷,終於成就了我們的虛無病。

尋溯內外整合之鑰

三天醫不好虛無病。假期醫不好虛無病。抱定「內在是內在,外在是外在」的心態而活,永遠也醫不好虛無病。
所以,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流行作風,「假期」就不可能醫治我們的虛無病。要醫治這種虛無病,唯一的方法不是放逐自己的身體到某片原始的海灘或某座蜘蛛環伺的森林,而是在心裡解開那道虛無的枷鎖。這世界上並沒有非與環境對立不可的人類,也沒有非與日常營生對立不可的假期。這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與所有東西最終必然形成對立,那就是懷抱著內在的虛無病,苦悶地踏入任何地方的人類。

週四, 29 三月 2007 04:04

志願精神拷問社會性格

志願精神的活力源自社會制度、公民意識、同情心,以及對於環境的責任。
我們可曾捫心自問:一年之中參與志願服務的時間有多少?

據去年四月的《新京報》報導,中國已經擁有了兩千七百多個民間環保組織,但其中有76.1%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有四成的全職人員不領薪酬,超過一半的全職人員沒有任何福利保障。
我看到這項報導後,除了希望我國對待環保和公益事業的態度及做法有所改進,也還有一份欣喜,那就是志願精神的成長。這種精神對公民捐贈積極與參與公益事業的熱情至關重要。
在國外,民間組織的經費來源多為社會捐贈。今天,有75%的美國人向慈善事業捐獻,二○○二年的民間捐贈占美國GDP的2.1%,而我國同年人均捐贈僅占我國GDP的萬分之一。是什麼造成這個差距?一般人都將之歸結到稅收。在美國,個人向公益事業捐贈可以扣免個人所得稅,扣免的比例最多可達當年應納稅收入的50%;也有人認為,在我國捐贈後的「黑洞」也影響了人們的積極性。
國外公益性組織的財產,只能用於符合該組織宗旨的公益目的。高度透明的運作機制,以及政府監督、自我監督、法律監督等系統,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確保捐贈用於公益事業。而我國由於不存在遺產稅,所以很多富豪更願意積累財富留給子孫。
這些年來,在荒山上種樹、保護野生動物、回收再生能源等領域中,無不活躍著志願者的身影。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志願者」於一九九六年成立,十年來參加志願活動的人數超過五萬;資助了近二百名貧困地區的孩子上學;靠捐贈和義賣圖書,已在世界自然遺產地「三江併流」中的怒江沿江小學建立了三十個閱覽室。
隨著志願者投入這一參與性的公益活動中,每一個志願者也不斷更新對自己基本智力和能力的信念,體會公民參與的好處,這好處中還包括了這些服務帶來的個人滿足。這些信念和滿足,鼓勵眾多無固定經費來源的環保民間組織裡的志願者,堅定地為保護地球的安康和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辛勤地工作著。
我從自身和周圍的人中看到,這一事業可以不斷增強我們的創造力,啟動我們的社區,培養個人責任感,激勵社會基層的生活,並提醒大家為這個世界的美好,而不僅僅是為自己活著。
曾獲普利茲獎的歷史學家默爾‧科蒂說:志願主動性有助於塑造美國國民性格。可是,我們的志願精神仍然缺乏。我們自己和身邊的人,一年之中參與志願服務的時間有多少?對此,我們問過自己嗎?
志願事業的活力源自良好的土壤。良好的土壤,包括制度、規則、公民自豪感、同情心、慈善傳統和解決問題的慾望,以及對改進我們的生活無法抑制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思考,上述所提的經費問題,不僅是另類思考,更是對一個國家社會性格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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