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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01 十月 2010 12:23

揭開「紀錄片」九大迷思

如果你不常看紀錄片,那麼你對「紀錄片」所擁有的印象和知識,大概就如下述九點所述。不過,《人籟》要告訴你,你錯了,錯很大!



週四, 24 六月 2010 18:03

世界,就在你的腳下

遠處傳來啪噠啪噠、節奏分明的清脆聲響:走近一看,原來是位身穿連身衣裙,綁著紅圍巾的短髮女孩,正忘我地跳著踢踏舞。她從碼頭跳到大街,又從大街舞到公園,臉上始終掛著微笑,腳下舞步也未曾停歇。最後街上滿是與她共舞的人群,旁邊則傳來另一個聲音:「身體聽妳的,世界也會聽妳的。」



週四, 24 五 2007 09:22

巴別塔的奧秘與祝福

馬蒂接受人籟編輯部的專訪,探向語言的根源,解析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重要貢獻。打從單一語言的時代告終,人類便開始了不斷嘗試彼此理解與翻譯的工程。這項永無休止的工程需要極大耐心,人的奧祕也在此逐漸顯現…



.何謂語言?是否可以藉著和「語彙」對照比較,為語言下定義?

儘管我們討論的是非常熟悉普及之事,但是從語言的定義著手,其實並非全然無用。語言是一個聲音記號的體系,可以表情達意,溝通傳遞思維,後者要從廣義角度來看(思維包含了認知、欲念、情感)。「語彙」一詞非常接近語言(在德文中只有一個字來表示這兩者:Sprache),兩者之間微妙的區別在於語言涵蓋多元用途,所以才有這些說法:「學術語彙」、「通俗語彙」、「宗教虔敬語彙」…索緒爾 對語彙的定義是「語言加上字詞」。因此「語言」被喻為一種社會制度,具有恆常穩定性,對所有使用該語言的說話者是一致的。「字詞」是「個人在某一個過渡階段性的時空中,對語言的使用,並在語言中灌注其個別獨特性」。語言學成為科學的一支,是以語言為基礎,而非字詞。


.語言是人類所專有的…這句話究竟是無關緊要亦或是真正的哲學洞見?

要分析這句話之前,首先要看人何以為人,考量其本質,而人類所「專有的」,便是他所具有的特質中,能夠解釋其他一切特質的關鍵。「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有名的定義可以上溯至古希臘思想,諸如亞里斯多德。既然身為動物,人在「質」這方面,由一個身體所構成,同時這個身體要由一個「形」來決定,也就是一個「理性的靈魂」。「靈魂」的有無決定人是否活著,「理性」則使人在眾生物中獨樹一幟。此等二元論所造成的危險,藉著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在現代思潮中有增無減。理性的崇高地位,特別是在剛萌芽的現代科學中,讓十八世紀起飛,也給十八世紀一個名字:啟蒙時期。「語言是人類所專有的」這句話要從這個觀點才有完整的意義,而且要從兩處著手。語言是一種想法的表達與溝通,這個想法則是群居於社會的人所具有的;然而笛卡兒的「我思」首先是有主體就夠了。另一方面,語言既是聲音記號的體系,便需要身體。
將語彙視為人類的特性並不會使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失效,但是卻引申出一項反證:語彙難道在動物界不存在嗎 ?然而我們可以在某些物種身上看到一些行為表現,似乎是要互通訊息,由此可以代表某種語彙。像這樣的例子有蜜蜂的語彙,還有海豚、猩猩,且名單不僅於此。關於大猩猩,我們可以說有思想分析的行為表現。在此要提出兩點觀察。第一點是這個生物界語彙的問題和人類文明一樣久遠。動物在神話故事中都會說話,神話就是有關世界起源的語言,同時牠們在人類童年時期的想像中也會說話,漫畫繪本的畫家都知道。第二點是如果我們要討論,也應該討論動物界的語彙,要注意這種語彙沒有達到專屬於人類字詞的程度。
.二十世紀有時被稱為語言哲學的世紀(而十九世紀就是歷史哲學的世紀)。但是首先您是否可以跟我們回溯較古老的語言哲學,之後十八世紀的轉折(盧梭的《論語言之起始》),以及二十世紀的前衛思想,特別是社會科學,是如何對語言與語彙的了解帶來貢獻?
這又是一個範圍廣大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逃避。這個問題可以上溯到極為久遠,從古希臘哲學的開端,logos這個字就同時意味著理性與字詞。在基督信仰的核心則是傳報「天主聖言取了血肉,降生成人」,拉丁文的verbum就是言、語詞。但是您提到十八世紀的轉折是正確的,因為當我們提到西方語言哲學時,這個轉折是很重要的。講盧梭(Rousseau)之前,應該先提萊布尼茲(Leibniz)(1646-1716)。萊布尼茲提出了一個「普遍符號」的概念,可以做為「科學的語言」,這種語言可以毫不含糊地表達了萬事萬物的特性。我們要一直等到十九世紀末,萊布尼茲的想法才得以實現,但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弗雷格(Frege),現代邏輯的創始者來完成。
盧梭(1712-1778)屬於另一種觀點,他論文的題目正好可以說明(此外,這篇論文是在他身後出版的):論語言之起始。他討論的核心是對《聖經》的分析,也就是神的語言。《聖經》最初所書寫的語言是希伯來文,對西歐文化界而言,這個語言不正是神所用的語言嗎?獨一無二,凌駕其他語言之上。在啟蒙時期對這個看法的回應是「語言的歷史性」,這自然也包括了《聖經》的語言。「語言的歷史性」自認為對於「神的語言」這種宣稱做出徹底的批判。在十九世紀初期,特別有賴於洪堡(Humboldt),這種歷史性開始系統化;並藉由博普(F. Bopp)開啟了歷史語言學的途徑:發現印歐語言,就是多數歐洲語言的始祖。這個語言演進的模式後來被達爾文運用在生物的歷史上。這個歷史層面同時也是十九世紀末人文科學發展的基礎,將人視為歷史中可以觀察的進步過程之一。
索緒爾在他研究生涯中將最多的精力投注於歷史語言學。他最後所達到的論點是將語言視為眾多可以在時間中觀察到演進的事物之一,正如同宇宙的生成與不同物種的形成一樣。但是這完全沒有說出構成一個語言的專有條件為何,就是溝通思想。自此之後,討論的中心成了「記號」的概念,所謂記號就是一個事件指出另外一件非自身之事。煙是火的記號,路上擺的石頭是要指出該遵循的線索。索緒爾提出了一個單純但是影響深遠的問題:記號所具有的價值從何而來,記號是如何指出,暗示其他的事?由此衍伸出語言學記號的分析,由兩部分所組成,一個是符徵(signifiant/signifier/伴有聲音的影像),另一個是為符旨(signifié/signified/概念),這兩者密不可分,就像是一張紙的正反兩面 。
.語言是如此不同多元,令人驚奇,這會是哲學家思考的題目嗎?又,對於哲學家,或是對於神學家,要如何來詮釋巴別塔(Babel)的故事?
我首先要毫不遲疑地說,哲學家的秉性帶領他去做整合統一的工作。如果說語言是思想的表達與溝通,那麼語言就是屬於理性,而理性只有可能是整合統一的,前提是理性能夠確保它所表達言論之必要性。語言之間的不同與多元是歷史所造成的,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帶過。語言是容器,而容器的外形並不重要,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內容物:思想、理性的表達。我們只有在拒絕接受容器決定內容物這項關係時,才能達到真正的語言哲學。人具有身體的特性之前都被忽略了。
但是在索緒爾式分析中的符徵又是另外一回事。它既然是「伴有聲音的影像」,便是由耳朵所協調制定的聲音,原因是這個象徵記號是在聆聽中獲得的,不論是用母語聆聽,還是用另一種學習來的語言。這是完全屬於身體的。人類發聲的器官(喉頭、口腔、鼻腔)不自滿於稍縱即逝的吼叫,或是連續如波濤起伏的聲音,後者像是鳥兒婉轉啼鳴的歌唱。人的發聲器官產生一系列清晰可辨的聲音,也就是聲音之間彼此可以區別,也可以相互組合成對比。依照索緒爾的說法,這些聲音具有差異系統(système de différences)的價值,可以用來表達思想。它們是聲音的影像,是代表事物的象徵符號,是語言學記號一體的兩面。語言的祕密就是從沒有意義中創造出意義。此系統第一個特點就是沒有固定規則(arbitraire),標示了語言的多元性。
如果我們將「伴有聲音的影像」理解成形式決定既有的材質,一如一件衣服是從一塊布料上剪裁下來的(材質接受了一個形式),那麼誤會就大了。伴有聲音的影像只有和一個概念相結合時,才是一項具有實體的真實存在。反之亦為真,沒有溝通的可能,就沒有任何人類思想。由此衍伸而來的還有人類語言的「同步」特性,這是因為語言是差異系統;語言中任一個層面只有和它所屬的整體產生關係時才有其真正價值。這個模式和「層次階段」模式正好相反;後者是從時間的交接遞嬗,因果關係的邏輯層次來理解。
《舊約聖經》創世紀中關於巴別塔的故事,神學家要面對的是語言的多元與不同,而語言的多元不同在此被視為一種懲罰,處罰那些想要蓋一座通天塔的人他們的狂妄自大。混亂的語言是一項處罰,甚至帶來厄運。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故事,就會發現這是人類進程的一個階段:在大洪水之後,人類要重新散居於大地之上。但是當他們來到一塊平坦開闊的地時,計畫突然改變了,他們決定要停下來定居。從故事一開始就提到他們有唯一共通的語言,這一點使他們很快就可以下令:模製烘烤磚塊,用瀝青替代灰泥,而目標是蓋一座城,興建一座直通天上的塔。當故事提到天主降臨來看他們所做的事時,問題的癥結還是語言。語言的統一並沒有受到天主的責備,而是用統一語言所做的事受處罰:他們心甘情願成為機器工具,此外人還想要給自己一個名號,來紀念他們的工程;這就偏離了正道,因為這個名號是今後萬代的人要給他們的。名號本是自由關係的擔保,因為沒有人是另外一個人的工具或財產。因此天主降臨正是時候,幫助人類重新走上正途,展開漫長的旅程,和陌生人相遇,發現自己要接納善待他人的角色身分。
這樣的詮釋是藉著和亞巴郎(Abraham)被天主召喚的故事做嚴謹的交叉對照:亞巴郎的事蹟是接在巴別塔之後,同時和巴別塔的故事源出同一文獻傳統。亞巴郎沒有按照自己的意願停下來,反而接受天主的邀請上路,前往一個他不認識的國度。他的名字是天主所賜,不單是為了他自己而已,而是為了萬世萬代都可以因他的名接受天主的降福。天主所賜給亞巴郎的許諾是天主願意賜給萬民之祝福的記號。當亞巴郎抵達客那罕(Canaan),這塊將要賜給他的後裔的土地,亞巴郎不是去蓋一座塔,而是在向他許諾的天主顯現之處建了一座祭壇。在巴別塔事件之後所開始的漫長旅程首先要將唯一語言的時代終結,讓位給眾多語言的世代,這許許多多的語言是天主眾多子民歷史的見證。人類開始了一項工程,需要極大的耐心:彼此相互了解,不斷重新更正的翻譯;在這項工作中,人的奧祕逐漸展現出來:人是獨一無二的那一位(天主)唯一的形象。因為巴別塔所造成的語言混亂變成了祝福,因為在這眾多語言中將要流傳迴響亞巴郎的名號,也就是受天主撿選者的名號。
.科技的進步是否會影響我們和語言的關係 ? 譬如說,隨著數位化,一個影像可以被解讀成包含許多資訊單位的複雜體系,所以可以在系統中某處做調整修改。這樣是否會對語言哲學帶來挑戰?
沒錯,科技的進步正在影響我們和語言的關係,而影像的數位化和網際網絡的發展很有可能是本世紀初最重要的進步。但是要從整體來看這份進步究竟占有什麼地位,以及資訊科技是什麼。資訊科技是一門處理資訊的科學,它和語言有關,這也就是之所以在任何有語言之處它都得以立足。換句話說,在一切人類活動中。我們可以從資訊科技的起源之一「人工腦」來說明這一點。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空防安全署」所設計研發出來的,目的是為了以最快的方法傳達一架飛機航程的變數,藉以調整火砲射擊的計畫。一個計畫就是一項提議,是來自數學的語言。
這個例子只是要指出資訊處理的一個概念,就是藉由一項科技工具成功地溝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後十五年,「電腦」才問世。決定性的一步是電子學:能夠在原子層面掌握電子,利用電子傳遞資訊。電腦的微晶片可以被視為一篇文字,用二進位的語言所書寫,數學的語言成了運作的語言,這一切都有賴於電子學的雙重特性:電子能夠處理大量的數據,而且速度極快,能夠在同一時間對這些數據做處理。電腦就如同機器一樣,不再依靠前述所言的邏輯因果關係之先後順序。電腦是以「差異系統」來運作。這也就是何以電腦是第一台「符合語言架構的機器」,甚至是資訊科技唯一需要的機器,因為它唯一對象就是語言。
影像的數位化其實不過就是用資訊語言來「書寫」,這可以有「運算」以及「掌握」。而影像在感官本質上是屬於「接收」的層面。它的基礎是「感覺」,甚至成為真實的記號;我們卻無法統馭掌管真實。但是我們首先應該指出這項科技會帶來的暈眩。數據是我們所無法利用的,但是在作為數學的對象時卻成了可以架構的。這份觀點強化了網路對感官知覺的影響,也就是對時間與空間的影響。虛擬讓空間消逝了,無所不在的可能等於是到處都不在,但是時間本是用來衡量稍縱即逝,不可捉摸的虛擬,卻莫名其妙在「及時通」中瓦解了。另一方面,也該強調,從類比進入數位時影像傳遞的極大價值。一個文化的表現成果可以在此發掘到力量,使接受它的人感受到歷史在個別事件中的痕跡。和索緒爾一同,在符徵(伴有聲音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語言,發現它沒有規則的特性,這對所有單一語言都是徹底的阻撓障礙。
.您是否可以為我們解釋有關「元語言(métalangage)」和「泛語言(langue universelle)」的概念?這兩個概念之間彼此是否有關?它們所代表的是單純的烏托邦亦或是促成運作的概念?
是的,這兩者之間有部分相聯,因為兩者都是針對語言的多元化所造成的不便提出的解決之道。元語言的發展基礎是俗稱的「人工語言」,它和「自然語言」有所區隔,後者就是「母語」。元語言是要事先決定字詞的定義,指定語言系統的基礎原則,最後要定下使用該語言的規則。由此可以看出,元語言傾向於在定義與規則上「一言堂」(只有一種詮釋);這樣組成的語言在發展完成後可以有一個絕對的成果。這就是語言學的形式主義。但是在元語言概念中有一個問題:如果說這樣形成的語言源於單一解釋的框架,那麼它自己也屬於自然語言,也會有它自己的不精準性。那麼就需要一個元語言的元語言,一直無限延伸下去。泛語言和元語言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一個異語言(非母語)能夠為世界上大多數,甚至是全部的人所使用。它的地位很不穩定,可能會消逝:例如法文曾經多多少少取代了拉丁文,具有這項地位,但是法文也已經讓位給英文和西班牙文,繼續和其他語言並存。我只做出兩項診斷,兩者有關而且診斷結果很嚴厲:一個經常被稱做「溝通的語言」,它被簡化成一項工具,比起人工語言的清晰度小很多,但是我們會適應它。另一個是喪失了歷史語言文化身分的層面,而且損失可大了。
我願意用問題的第二部分做一個總結:學術使用的元語言以及「泛語言」這兩個概念是烏托邦嗎?還是相反的,具有實踐,促成運作的價值?我不討論烏托邦的部分,只專心講實際運作的價值,而且首先要討論一切和泛語言有關的問題。我只能建議一些論辯的重心,它們還需要加以發展。首先我要指出人能操多語的現象並非是什麼新鮮事。法國的諸多方言長久以來維持了多語的文化,但是在第三共和取消了這個現象。我們該斬釘截鐵拒絕各種「世界語」( espérantos),因為它們累積了學者知識分子的語彙和普世性語言兩者的缺點。至於有關於向普世開放的世界性語言,我堅決反對只有一種,我認為該有若干的世界性語言:幾種語言可以在世界各地廣泛使用。就我看來,世界性語言不會獨尊一家的好處,就是歷史的遺澤得以保存,這份遺澤可以維繫文化身分。一項特別重要的因素是書寫方式,這是不同語言系統所專有的。一方面有蘇美文化傳統,從而衍生出拼音字母標記,各種各樣的形式。另一方面有中華文化傳統和它所特有的象形文字,特別適合毛筆書寫。由文化身分觀之,中文書法不可能存在於蘇美的線型文字中。我想至少要有三種世界性的語言:英文、西班牙文、中文。
我先前提到一個具體實踐的價值。這個稱謂在語義學上,提醒我們注意事件,特別是事件週遭的情況。在語言學上對它的使用是和溝通相連的,這是值得慶幸的事。但是殘酷的事實是:一個語言的目的不是為了字正腔圓,談吐高雅,而是為了溝通。對全球化的曲解就是英文縱橫天下,無往不利,它可以帶來多少好處,還有它讓我們相信今天至少要會三種語言。語言的多元與不同使得翻譯的重要愈發明顯。我要毫不遲疑地說,一種語言如果不能進入雙向的翻譯(將其他語言引進,也將自身翻譯成其他語言),就是日薄西山,逐漸式微了。我也要在此指出翻譯有多重型式,從同步口譯到經典名著漫長耐心的推敲翻譯都有。
最後我要提面對語言多元的問題,以及對單一語言的懷念:這是日常生活溝通條件使然。一切語言詞彙本質上都是在一個環境中所發生,我們可以稱之為「語言的世界」,這也是語言「同時同步」層面的記號。但是,談話中不同的講者的世界絕不可能完全吻合,原因無法在此贅述。我們只能滿足於兩個世界有「足夠的交集」,使溝通成為可能。這份足夠的交集是如此微薄,成了語言的工具面:說話/聆聽者有足夠的資訊來找到合適的道路。但是交集的薄弱也使說話雙方彼此相互體諒尊重,對方的人格也逐漸顯露出來。不可避免的判斷比較像是里程碑而不是終點。如果我見到的是不好的事,我要說(這是里克爾Ricœur的話):「你的人要比你的行為更好。」如果見到的是好事,我會想到笛卡兒在論及慷慨時所說的話:「在你前面,還有更好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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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籟編輯部 提問 馬蒂 François Marty 回應 吳龍麟 翻譯
Kim圖片創作 引自www.sx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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