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New Ethical Challenges 全球化之下的倫理重建
New Ethical Challenges 全球化之下的倫理重建

New Ethical Challenges 全球化之下的倫理重建

Here are testimonies and analyses that explore business ethics, life technology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 all fields that determine the way we conceive our nature, monitor our social conducts and foresee our future.

全球化的浪潮也捲起一波波對倫理重建的討論。從跨國企業到生命科學,從教育體系到宗教與社會倫理,我們窺見不同區域中的反省力量可能帶來的轉變與啟示!

 

週六, 19 九月 2009

謊言中的自我危機──說謊的心理機制

攝影/Emilio Labrador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10月號《人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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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何說謊?說謊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
擺盪於謊言與事實之間,真與假的界線也益發模糊,此時又該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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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是自我保護的捷徑
每個人都說過或大或小的謊言。隨著原因不同,每個說謊者內心面對說謊產生的壓力也不盡相同,而最極致的謊言是連說謊者自己都信以為真。

說謊就像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它能輕鬆化解困境,但同時卻也帶來宛如毒藥一般的罪惡感。在第一個謊言即將說出口的當下,人的內心會去分析說謊與誠實的成本與代價;一個小小的謊言就能輕易解決眼前的困境,讓我們短暫地從尷尬的矛盾中逃脫。但是謊言不僅有被拆穿的可能性,更令人擔憂的是被戳破後那赤裸裸的窘境、眾人鄙夷的眼光,令我們極端難堪。於是,當人不斷擺盪在誠實與說謊之間,內心的掙扎變成了所謂的罪惡感。可是,倘若第一個謊言順利過關,第二個、第三個謊言就會悄然成形,甚至逐漸變成一種習慣;一旦謊言到達潛意識,那麼說謊者就不會再感受到任何罪惡感。

大部分人說謊的原因是為了保護自己、逃避責難,只有少部分是侵害別人,甚或透過說謊獲得私利。保護自己是人的本性,從孩童階段起,我們就已經開始透過說謊來爭取生存的空間。最常見的是對長輩說謊以逃避被責難的壓力。此外有些小孩生活在兄弟姊妹眾多的家庭中,或是父母特別忙碌的家庭裡;他們自幼便非常會察言觀色,以避免在錯誤的時間點惹父母生氣,甚至必須要透過說謊才能獲得更多的關
心。


孩童說謊以掌握世界
其實小孩子說謊是很普遍的行為,約莫七成的學齡兒童都曾經有說謊、偷竊的經驗,但幼年時期的說謊並非全然罪不可赦,有時也是成長必經的過程之一,所以其實不必過度擔憂會發生「小時偷摘瓠,長大偷牽牛」的情況。過去曾有研究從較抽象的心理層面解釋,發現小孩子之所以說謊,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曾經以為媽媽的懷抱就是全世界,他不需要擔憂太多;但是隨著與外界的接觸越來越多,他發現世界原來並非如同自己想像,於是開始撒謊偷竊,試圖藉此掌握外在世界。這時如果他察覺撒謊偷竊的代價很大(譬如被父母師長責罵),他便會逐漸轉向另一個擁有世界的方法,例如認真讀書去贏得想要的東西。相對的,倘若一個小孩從小就循規蹈矩、從不說謊,他可能反而喪失了想要懷抱世界的欲望,害怕被孤立、不敢要這個世界。太容易滿足於自己現有的事物,某方面來說可能會抑制小孩子的成長。


在網路上操演謊言
然而,當我們成熟懂事、能分辨是非後,偶爾還是會面臨該不該說謊的煎熬時刻,尤其是在目前這個說謊變得越來越容易的社會中,謊言不僅被重新定義,真實與虛假的界線更是模糊地令人感慨。在過去的社會,由於人際關係的重疊性很高,所以說話的內容很容易被驗證,謊言也因此容易被拆穿。但是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離,加上缺乏傳統人際網路驗證的狀況下,說謊變得輕而易舉,甚至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練習」說謊的內容。由於網路的虛擬身份缺乏重複確認的機制,使得許多人可以在網路上說謊而不必負責,即使謊言被戳破,網路的匿名特性也降低了說謊的成本,只要在網路上重新註冊、換個身分,立即又可以開始一段新的人生,跟過去的自己疏離。



想知道王浩威如何探討謊言背後的心理機制,請看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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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19 九月 2009

解讀謠言──假作真時真亦假

攝影/Redvers, via flickr.com - CC-BY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10月號《人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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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途中腎臟竟然被偷走!」「喝下重複煮沸的水會致癌?」
謠言瀰漫於生活之中,在真實與虛假間流動,然而隱藏在曖昧言語的背後,卻是人們對真實訊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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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或許都有這樣的經驗:在打開電子郵件信箱時,看到一些頗為聳動的信件標題,例如:「喝下重複煮沸的水會致癌?」「旅行途中腎臟竟然被偷走!」「吃蝦子同時喝柳橙汁等於自殺!」「海洋深層水不能喝,裡面有萬年前的浮游生物。」這種信誓旦旦的語氣看來不容置疑,也常促使讀者忍不住好奇而一窺究竟,並在看完之後半信半疑地想:「裡面的內容是真的嗎?」


最古老的傳媒
雖然中國有句俗諺說「謠言止於智者」,其實謠言始終沒有從生活中消失,甚至可以說跟人類歷史一樣悠久。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教授Jean-Noël Kpaferer就曾經說過:「謠言是世界最古老的傳媒」,認為謠言並非隨意出現,而是有特定的社會脈絡可循。「謠言」一詞有兩個意義:一是指民間流傳的歌謠,另一則是指虛構不實的傳聞。當我們聽到「謠言」這兩個字時,多半都會想到後者。然而在過去沒有任何傳播媒介,僅以口耳相傳消息的年代裡,所謂的「謠言」卻是主要的資訊來源,而傳播這些謠言的人甚至是重要的社會工具。所以人類學家Gluckman才會說,人們每天生活大部分的時間都和謠言有關。

不過對人類學家而言,謠言的功用可不只限於傳遞生活中的訊息。在傳統社會中謠言的意義與傳說類似,提供一套信仰的價值體系,並透過流傳的故事與歌謠在人際間傳唱,產生約束人心的作用並提供生活的規範。至於社會學家則視謠言為直接溝通的模式,他們認為謠言除了提供人們生活的規範與價值,也會提醒在位者民意所趨。人們以歌謠的方式傳唱自己真實的生活景況與不假掩飾的情感。在傳播工具不發達的時代,也無如今日的申訴管道時,在位者透過採集「謠言」,才能夠得知人民的聲音,所以古代中國上位者為了解民風,甚至會指派官員至民間採集歌謠。而在現代科學尚未發展,啟蒙的鐘聲尚未敲響前,人們無從驗證這些謠言的真實性。

不過時至今日,「謠言」一詞多含貶義,泛指未經證實的傳言。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許多廣泛流傳的謠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其內容多半與生活息息相關,而且看起來似是而非,缺乏具體的來源。正是這種曖昧不明的特性,使得謠言能夠反覆出現、不斷流傳。


謠言的心理學公式
心理學者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公式「R (Rumor)= i(importance)× a(ambiguity)說明謠言流傳的強度。「i」代表個人認為該謠言與自己相關的重要程度,「a」則是謠言缺乏確切證據的曖昧性。由此可見「相關性」與「曖昧性」決定了謠言的影響力。好比說常見的謠言有「某家速食店的雞肉其實沒有腳也沒有羽毛,只是一種單純的有機體」、「蟑螂會溶解在可樂裡」或是「烤一次肉相當於吸入兩百根香煙」。這些驚悚的故事因為關乎食衣住行等基本需求,很容易引發大眾的共鳴與恐慌。其中有的情節雖然略顯荒誕,但好像又存在某種可能性;而在一切尚未經過科學的驗證前,誰都不好妄下定論。因此大家只好抱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將消息迅速傳播出去,造成謠言滿天飛的情況。



想知道李怡慧如何分析謠言流傳的機制,請看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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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7 九月 2009

說謊者:戴上面具的日子──不能說的頭銜

採訪/張茵惠 攝影/Scott Robinson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10月號《人籟》月刊

受訪者
小毛,非訟律師,二十六歲的女性。

訪談內容
我是某知名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受雇律師,屬於M&A(mergers and acquisitions,亦即企業併購)部門,負責「非訟」的業務。「非訟」顧名思義就是無關訴訟的意思,因此我跟一般人刻板印象中的律師不一樣,自從執業開始,一張狀子都沒寫過。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與各個政府單位周旋,假扮成各種身分、旁敲側擊試圖取得客戶需要的資訊。

進入企業併購部門並不是我的選擇,只是當初錄取進入事務所之後被分發的結果。工作內容其實跟一開始想像的不太一樣,跟在學校裡讀到的幾乎毫不相關。我每天必須打很多的電話,想盡辦法在期限內收集到上司要求的資料,內容千奇百怪,從某種類型的外商投資是否非法,到化妝品成分、濃度的相關法律規定都有。這些關鍵的情報大多掌握在政府機關手裡,但就經驗看來,承辦相關事宜的公務人員通常並不樂意跟律師講話,若透露自己的職業,對話很快就會不了了之,因此我會視情形假裝成寫報告的研究生、會計師、投資顧問、外商公司人員等各種身分去討資料。

不能洩露自己身分似乎是這一行心照不宣的規矩。當我一進事務所,就被上司諄諄教誨,在蒐集情報時千萬不要傻傻的洩漏自己的身分,不只不能說自己是律師,更不能洩露事務所的名字。公務人員抗拒提供資訊給律師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我的工作內容有些真的很敏感,遊走於白領犯罪的邊緣,諸如陸資進入台灣市場、外國資金轉投資項目與上限的問題等等,一不小心就會涉及違法而被罰錢。
我曾想過為什麼公務人員寧可提供資料給學生和會計師,卻對律師防備森嚴。我認為這跟律師給人的社會觀感有關,有些公務人員會有一種排斥權威的態度:「哦!你是律師,那你很厲害嘛!還來問我幹嘛!」然後就什麼都不告訴你。律師拿掉執照其實也只是一般人,對於各種法規的細節不見得比起其他人懂到那裡去,所以他們不肯提供分明應該是公開的政府資訊給我,我也很無奈呀!

直到現在都工作好久了,要騙對方自己不是律師還是會緊張。記得有一次我向某個政府單位要資料,謊稱是台北大學的學生,對方問我是什麼系的,我隨便說了一個,沒想到他又追問:「你的指導教授是誰?」我真的嚇得半死,只好亂編一個名字搪塞過去。經歷這次教訓之後,我一定會先查好偽裝身分的細節才打電話。

有時對方信以為真,說謊的人心裡反而不見得好過。像是有次為了任務需求,我跟同事偽裝成想要融資的客戶,向各個銀行索取表單。其中有個小銀行的業務不僅很熱心的把相關文件傳給我們,還一直打電話來,真的把我們當成客戶在經營,這就讓我感覺到有點難過,覺得糟蹋了別人。然而,比起說謊的罪惡感,無法完成工作的壓力恐怕更大一些,只要想到不能在時限內取得資料的下場,就硬著頭皮什麼都願意講了!



想知道更多謊言面具底下的告白,請看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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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06 九月 2009

片刻真實——電視機為何對你說謊?

攝影/Dean Leu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10月號《人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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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新聞節目僅僅是一場實境秀,或許言過其實,但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你眼前看見的事物。你看見的很可能是一個劇場:虛擬的剪刀穿梭,由細線操縱的人物演出預先決定的腳本。最糟糕的是,這場戲的導演不知道自己想呈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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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略具懷疑精神的觀眾,可能都曾經對新聞報導的可信度感到不安。但我們卻生活在這樣堪稱奇幻的景象裡:接近百分之一百的電視覆蓋率、七家新聞電視台、一百個有線電視頻道、兩百個廣播電台、兩千多份報紙、和四千份以上的雜誌(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資訊網),擠在只有兩千三百萬人的小島上。這意味著我們正在經歷一些不可思議的世界之最: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新聞頻道,以及全世界密度最高的SNG車。

或許台灣人很難想像,遠比台灣幅員更為廣大的美國只有三個純新聞電視台,英國也是三個,日本則是一個也沒有。必須負擔高額衛星轉播費用的SNG車無論在哪都是稀有的資源,但對台灣來說則不然:兩千三百萬的人口便擁有八十二台SNG轉播車,遠遠超過日本1.2億人/71輛、香港700萬人/1輛、韓國4800萬人/40輛、印度10億人/300輛。

「資訊爆炸」這個詞套用在台灣現今的景況上,或許根本不是一個誇飾的說法;但令人失望的是,極度的競爭並沒有帶來更好的品質。新聞造假時有所聞,腳尾飯事件、總統大選轉播灌票等前例使人們質疑自己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東西。在這樣的氣氛下,批評媒體似乎是一件輕鬆容易而且政治正確的事情。然而到底是什麼讓我們陷入如今的處境?


謊言製造者
「為了收視率」,傳播媒體堂而皇之地生產謊言,而且很快就原諒了自己。某些媒體從業者認為,說謊是生存的必要之惡。我曾親耳聽到某新聞台某位組長在一堂擠滿新聞所學生的演講課上,滔滔不絕地解釋,2004總統大選轉播時灌票灌到爆表不是他們的錯。「因為跟其他電視台比起來,我們灌得不算最多」、「收視率很現實,你數字跳得不夠快,觀眾就轉台了。」

「我們沒有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我們沒有錯,因為觀眾愛看,我們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這樣的邏輯是傳播媒體界最常使用的辯護,而這背後的潛台詞便是:「為什麼我們媒體說謊?因為你們消費者喜歡被騙」。這基本上是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論證,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究竟是媒體內容決定了觀眾的品味,還是觀眾的品味決定了媒體內容。這樣的觀點或許落實了某些學術理論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市場性」與「商業化」對任何文化而言都是一場悲劇;因為普羅大眾(也就是消費者)傾向於接受庸俗的產品和訊息,如此最終將導致高雅文化的式微。

或許我們應該先拋開悲觀又高傲的理論家,先來看看為何媒體工作者會如此輕易原諒自己的謊言:跟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許多媒體工作者剛從學校畢業時都充滿理想,但進入職場後卻要處理各種不得不妥協的情況。起初他們很惶恐,但日子一久便逐漸麻痺,一點一點撕去自己理想的表皮,學會面對最不願意接受的真相。

我有一位朋友在電視台擔任外電新聞編譯剪輯的工作。她的主管不停退掉關於戰爭跟國際情勢的稿件,「給我刺激的畫面!給我有趣的東西!」她被要求搜尋關於中國生出三隻腳的雞、或者落雷擊斃伊朗的一群羊這樣的新聞,更不斷被要求剪輯出造假的精彩刺激畫面。有些新聞僅僅來自一則簡短的外電,要是沒有畫面怎麼辦?主管告訴她:「去捏造它。」最後,觀眾看見的是波灣戰爭的爆炸畫面,配上內蒙草原的羊群,但旁白朗朗訴說著:「今天伊朗某處高原的羊群意外遭落雷擊斃」。這就是一個記者如何變成謊言製造者的過程;她知道「應該」報導更重要或更有意義的事情,但是她的主管認為那不夠「有趣」,不足以吸引觀眾的目光。



想知道張茵惠對電視媒體生態的進一步分析,請看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更多關於作者
張茵惠的部落格【星光詠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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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05 九月 2009

數字與真實

翻譯/沈秀臻、謝靜雯 攝影/becosky
本文亦見於2009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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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數據與統計資料,究竟呈顯了事實,亦或蒙蔽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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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復一日,媒體與政府提供我們數據與統計資料,期待我們依此理解世界。「中國去年的經濟成長率是11%,但在法國卻只有2%」、「物價指數在上一季漲了1.2%,通貨膨脹又回來了」、「證券市場資本總額下降52%」、「G20會員國通過一兆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等等。數字在我們的腦海中飛舞,稍縱即逝,卻留下一種這個世界完全無法被我們掌握的感覺。數字與統計資料操控一切,我們恐懼它的力量、敬畏它的權威。

其實,多數的統計資料可以被其他的數據制衡。舉例來說,中國高達11%的經濟成長率,僅為每位國民額外增添150美元的收入,但法國2%的成長率則讓該國居民的收入多了650美元。換句話說,相對的數據與絕對的數據會給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另外,G20峰會後各國領袖宣布將投入一兆美元振興經濟的說法也值得懷疑,因為這筆錢有些出於早已宣布的金融方案,有些顯然來自永遠不會實現的承諾,貸款與補助也被計算在內,彷彿兩者是同一回事。凡此種種,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更重要的是,數字本身並非價值中立。有人可能會哀嘆歐洲的公共支出很高,卻沒注意到,美國的公共支出之所以低,是因為公民直接承擔了醫療與教育的高昂費用。通貨膨脹本應是壞事,可是因具污染性的稀有能源價格提高導致的通貨膨脹,反而可能使世人更妥善地照顧環境,並且減少資源上的浪費。

獨厚數字的態度使人們看待議題時往往「重量不重質」。統計數據讓我們忘了,在觀察現象之餘,還應該追問它的成因。我們採取宿命論的角度看待周遭現實,卻忘記自己有能力感知世界、傳遞價值判斷,最終改變世界。統計資料「告訴」我們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就像新聞報導跟其他資訊及分析來源一樣——不多不少,僅止於此。但統計資料必須被放置在脈絡中思考,必須與真實世界建立關連。數據理應反映其所關連的真實世界,我們必須保持正確判斷的能力。追根究柢,統計數據可能真的事關重大,因此更不能容許領導者和統計學者壟斷詮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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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1 九月 2009

The Good and Bad of Securitization

 

The media is still debating ov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was triggered by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lack of regulation. Some people point out to the underlying ethical issue. Given that human beings are prone to mainly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re must be some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ensuring that self-interest is controlled and used for the effective creation of wealth.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consider that economic theory did not predict the 2008 crisis. There was a clear problem of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described by the theory, as well as conflicting incentives for banks and for investors on securitized assets. Some banks were heavily exposed to the badly regulated, and very risky securitized assets. There were no clear rules governing these new markets.

The intertwined markets that together compose today’s economies are all subject to the trends governing globalized financial markets. When giant institutions began to fail, investors lost confidence and migrated to more liquid assets. Banks, afraid of runs on their deposits, which started to happen in several places, wanted to keep liquid assets, and did not want to take on more debt nor issue new credits. Finally, companies going to their banks for normal financial needs had their credit applications denied and often fell into deep troubles, with dire consequences on the job market.

As a consequence, many people might have already forgotten of the benefits of securitization and of the fact that access to housing has been greatly increased thanks to its use, which started 20 years ago. How do securitization benefits work? First, it comes from diversification: Financial theory argues that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the probability to fail in one investment is higher than the chance of failing in two investments at the same time, given that both are not completely correlated. Popular knowledge has its own way of labeling this phenomenon: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the same basket”. Moreover, risk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sold in the market and it also can be shared among a greater number of investors who will share the losses, thus diluting them.

If I have a mortgage transaction and I am the only possible investor, the risk of default is very high: if I lose my job; the whole security of my loan is in default. But if there are one thousand people in the same security then the chance of having all of them jobless is very small, even in today’s situation.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s with banks: if they can share the risk of issuing a loan among a greater number of investors through securitization and the sale of grouped mortgages, they will charge a lower interest rate, as the risk perceptions is lower. Everybody is a winner.

But responsibilities need to be clearly delimited, and penalties in case of misinformation should be specified as well as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When banks started to lend money to very risky people, because they knew they could get rid of the loan selling it to an investor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away, they were undermining th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as a whole.

What was needed? An efficient and clear set of rules and a regulator capable of making the parties commit to their contracts. But the aforementioned does not mean heavy bureaucracies. The regulation has to be set by a group of specialists explaining to the parties the extent of their commit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each of them.

Right now, I am involved in a research project for an institution called Lumni present in Chile, Colombia, Mexico and the US, which is helping peopl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finance their studies by the means of grouping and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through securitization. Lumni, which has been chosen as one of the Top 25 Most Promising Social Initiatives, has already financed more than 200 students that probably, otherwise, would have abandoned their studies. It means that securitization can be a tool for promoting humane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provided mechanisms and objectives are clearly defin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s and the social advantages of securitization might be a valuable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the crisis.

 

Photo by C. Phiv

週二, 01 九月 2009

'White Tras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title literally: I am talking about trash of a white colour. As I was leaving my castle the other day, I just found myself in front of a very strange postcard: two mounds of printers and computer screens. White trash, digital trash, but certainly not virtual trash. This was real, tangible trash and although it wasn’t smelly, it was contamination.

They say that, just like the shallow man who entirely changes his wardrobe because it’s gone out of fashion, Asian people throw away their computer every six months as if it is a obsolete gadget, smoky and noisy junk. But if this was so, with all the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region, the quantity of abandoned computers in the street would already be unbearable, they would be just like stray dogs leaving us no place to buy a box of cookies or arrange a secret meeting with a mysterious woman. It would pollute everyone’s sight, scattered all over the space now so scarce. It would be a white world of pale shadows.

But creativity is the clean combustible which emits flames of recycling. So, who knows? A lady might decide to use the old printer machine as a flower pot, filled with soil and with geranium flowers sprouting from the slit of the paper. The dead, black screens could be used as small kitchen boards to cut red meat or vegetables; or as mirrors for those with low self-esteem. If piled up and well cemented, all this abandoned hardware could even be used for building walls and erecting columns; for making roads, cities and empires of white bricks.

Lifeless as they are, the cold, silent, resting machines seem like pieces ripped off a robotic body. Like Frankenstein, they would only need a spark of electricity to turn their lights on again and to start their racket anew. Yet there are others which cannot be resurrected as they are dead and condemned to oblivion which is maybe worse than death itself. Anyway, it would be terrific if the new technology could be based on the old one, that the obsolete could recover its utility by converting itself into something new; this could be a new kind of donation: a donation of technological organs and a commitment towards what is simply thrown away.

Producers, distributors and users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ir possessions. To throw something away does not make it disappear. On the contrary, it is an action which provokes a reaction, a consequence… Trash, whether white or black, is a living entity even if it is abiotic. Thus, the scrap could transcend its condition as trash and reincarnate itself into new machines,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live the Buddhist reality of a circular time. Is recycling a Buddhist concept then? Is the human body a form of recycling souls? Or are we only printers, keyboards, screens, hardware of the spirit? And now...I return to my castle.

(Photos by Marcos G. G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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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28 八月 2009

A reading of Caritas in Veritate

Bankers and economists are not avid readers of papal encyclical letters. And they might not need to be. Still, the one delivered by Benedict XVI at the very end of June is worth them making an exception. Caritas in Veritate (Charity in truth) is a rich and insightful document, the first one coming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that deals with glob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such explicit and detailed a fashion.

Problem is…the document is very long - as long as a book in fact. Furthermore, it ventures in several directions, developing th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ocial analysis,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a blueprint for the reform of world governance. There are many ways of approaching Caritas in Veritate. The reading I offer here is one among others. It aims at focusing on the way this document may help the world community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resent crisis and the building-up of a common framework of action. It remains very partial and incomplete, but tries to enlighten one direction of the analysis.

(...)
Click here to read the entire article

Attached m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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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01 八月 2009

流動之人、流動之物、流動之疫

口述/陳建仁 整理/林思慧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近二、三十年來新興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大量增加,與全球化的趨勢密不可分。首先,國際旅遊的便捷及交通工具的發達,使世界成為小小的地球村,人們在各地穿梭往來,傳染病的散播變得更為容易。2003年SARS的傳染由香港迅速擴及到世界各地,不過是因為一位染病的廣州大學教授,在搭乘電梯時,將疾病傳給了同乘的旅客。這些旅客來自世界各國,他們將SARS帶回自己的國家,於是新加坡、河內、多倫多等地都爆發感染。


動物的帶來的威脅
此外,全球化的國際貿易,造成世界畜產不平衡,農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牛、羊、雞、鴨等家禽數量遽增,提高了人類感染動物病毒的可能性。龐大的牲畜群也使病毒更容易動物在身上進行基因重組,產生新的變種病毒。例如禽流感即起源於全世界最重要的雞、鴨輸出地──東南亞及中國南方。歐美各國為大量生產牛肉,將牛的內臟混雜牧草、五穀雜糧以餵食牛隻,也導致狂牛症的散播流行。

而人類在未經規劃下,大量開發熱帶雨林或非洲草原,不僅侵入野生動物棲息地,連帶增加人與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原本在動物身上的病毒,遂轉移到人類的身上,成為人畜共通的疾病。包括愛滋病、在馬來西亞發現的尼帕病毒、在非洲發現的伊波拉病毒、馬爾堡病毒都是廣為人知的案例。

這些病毒在動物身上,原已存在數百或數千年,對動物並無影響,人類卻屬於未曾染患此類疾病的處女族群,一旦發病便十分嚴重。例如有二十一世紀黑死病之稱的愛滋病,其起源的說法之一,即是人類侵入猿猴棲息地後,在與猿猴的接觸過程中感染了原本在猿猴身上的病毒。加上性交易全球化的推波助瀾,更加速愛滋病的擴散。

再者,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也使得病媒蚊領域擴大。過去包括登革熱、黃熱病等由蚊子為傳染媒介的疾病,多局限於熱帶和亞熱帶。如今登革熱的病媒蚊已擴及溫帶,登革熱再也不是熱帶地區的專利。


抗藥性問題的挑戰
至於治療過程中,產生的抗藥性問題,則是目前傳染病防治中另一個挑戰。現今全球製藥工業掌握在少數二三十家大藥廠,世界各國的病患,皆需向這些藥廠購買藥品。由於藥物昂貴,貧窮國家的病患難以負擔,許多人為了省錢未按處方箋或醫生的指示服藥,在症狀減輕後自行停藥。這種狀況和濫用藥物一樣,都將使病毒產生抗藥性,增加防治傳染病的難度。而現代社會醫療大量集中在醫院的傾向,則使抗藥性問題更趨複雜。

一般狀況下,人類很難同時感染兩三種抗藥性病毒,但假設某天醫院來了三個病人,分別感染有抗藥性的病原A、病原B和病原C,醫院中的其他患者,便有可能同時感染到三種抗藥性病原,三種病原在人體內進行基因重組,便會產生多重抗藥性的病原。拯救性命的醫院,反而變成病原的集散地。原本已漸漸被抑制,近來卻有大舉捲土重來之勢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想知道陳建仁對全球化下的傳染病防治的完整分析,請看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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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29 七月 2009

疫病與社會衝突的歷史─尋找傳染的代罪羔羊

圖片說明:黑死病期間,無辜被殺害的猶太人。(《紐倫堡紀事》Die Schedelsche Weltchronik)。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09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傳染病帶來社會的緊張與不安,致死率高的嚴重疫病或是未知數高的新型疾病更是如此。流行病會衝擊人際關係、社會運作與經濟活動。疫病帶來的感染與死亡似乎是隨機任意的、沒有規律或合理的緣由。這種隨機、混亂與不確定的狀態,往往造成人群很大的心理不安。傳染的威脅以及對傳染的恐懼容易引發人際緊張和群體之間的不信任,也會減少經濟活動與人際交流,而防疫措施通常會打亂社會生活常規,也容易對個人與特定團體的權益、生計和利益造成傷害。

從歷史來看,疫病的發生以及防疫決策無可避免地會和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因素糾結在一起,這點在新興而嚴重的傳染病流行時更是明顯。除了尋找預防與治療的方法之外,要如何避免社會衝突的發生,並且在防疫、人權保護和減少經濟損失等不同考量之間取得適切的平衡,是疫病流行所帶來的重大挑戰。

有時也被稱為黑死病的瘟疫,是在歷史上衝擊最大、引起最大恐懼和最多討論的疫病之一。瘟疫在歐洲乃至全球數度流行,不只導致許多人罹病甚至死亡,其帶來的震撼與恐懼更造成社會的動盪衝突,也留下許多以此為題的文學、藝術作品。


襲擊歐洲的致命疾病
關於瘟疫的起源目前歷史學者有各種不同看法。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在《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書中,根據中國在1330與1340年代大批死於疫病的歷史記載,以及十九世紀末鼠疫來自雲南的紀錄,推論中世紀橫掃歐洲的瘟疫源自中國,而隨著曾經征討雲南的蒙古帝國大軍傳播到歐洲的。然而,也有歷史學者認為瘟疫在歐洲傳播的模式,和鼠疫的流行病學傳播模式並不完全吻合,而推論其實瘟疫可能是炭疽熱傳染或是類似依波拉病毒這樣的新種病毒所引起的。

也許,瘟疫是由幾種不同的病毒與細菌所引起的,鼠疫只是其中之一。其實歐洲中世紀的社會與經濟,在鼠疫來臨的前夕已經到達臨界點。這時歐洲人口成長所導致的糧食需求,已超過當時可耕地與農業技術所能提供的數量。越來越多的人因為營養不良而導致疾病抵抗力減弱。人口聚集的城市興起以及商業帶來的人群來往,為疾病傳播提供了適合的環境。這個問題重重的社會已經很難抵禦疫病的來襲。據估計,歐洲在這場瘟疫死去了約兩千萬人,大約是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尋找代罪羔羊
今天我們很難想像如此重大的疾病災難,而瘟疫更對當時歐洲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不只封建制度自此走向瓦解,人心的震撼更是難以言喻。當時不少人把疫病的發生歸咎於人們的道德疏失與信仰不虔誠。於是有不少人衷心懺悔,甚至在贖罪的宗教遊行中鞭打自己,以祈求上帝的原諒。然而,也有人將瘟疫的發生怪罪到他人身上。

瘟疫出現不久,就有傳言說這是有人在井內下毒引起的。最早被責怪的對象是遊民和乞丐,但接著矛頭就指向信仰異教的猶太人;在法國、德國、瑞士與義大利都出現多起攻擊猶太人的事件,許多猶太人遭殺死或送上火刑台,財產則被沒收。這些暴行大都是民眾自發的隨機事件,當時教宗也公開譴責這樣的行為,並公開宣示猶太人是被冤枉的。然而,這些攻擊行為也有其前因。

就在幾年前,法國好幾個地方就有人指控痲瘋病患在水井中下毒,要讓所有基督徒都染上痲瘋病。下毒的痲瘋病患是受到猶太人的指使,而猶太人則又是被北非與格拉那達的伊斯蘭君主所收買。歷史研究指出,這些指控與謠言基本上是某些法國官員與貴族所捏造出來,目的是要藉機沒收痲瘋病院的產業以及強奪猶太人的財產。這樣的誣告與謠言導致許多猶太人和痲瘋病患遭到殺害,還有不少猶太人被驅逐。在此種情況下,類似的謠言與行為會在瘟疫期間出現,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從歐洲瘟疫期間社會弱勢者與少數族群遭到慘烈迫害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和宗教的緊張與敵意,如何被疫病激化為暴力事件。資源不足已經導致社會緊張,長期的宗教戰爭更使得許多人相信所謂穆斯林下毒的陰謀。處在疫病帶來的危機感和懷疑氣氛當中,導致多數族群尋找社會中的代罪羔羊。在迫害行動中,多數族群除了透過宣洩憤怒來消除恐懼不安,別有用心的貪婪份子更藉機謀取暴利。這段慘痛的歷史提醒了我們,在傳染病來襲時,必須時時考慮到要如何調解社會的緊張與敵意,保護弱勢與少數族群的安全與權益。



想知道李尚仁對疫病與社會衝突的完整分析,請看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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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29 七月 2009

咫尺間,恐懼蔓延─瘟疫的心理效應

攝影/Sarihu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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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瘟疫的陰影籠罩全球:「你知道又產生新的傳染病了嗎?」「這次是什麼呢?」「不是鼠疫不是禽流感也不是豬流感不是狂牛症也不是登革熱,是名牌包!」各類時尚流行皆如瘟疫般深入人心;電腦病毒,失業病毒,憂鬱病毒,肥胖病毒,統獨病毒──病毒之前,眾生平等。

瘟疫使死亡焦慮提早來臨,每天都擔心著「成為下一名感染者」這樣沒有個性的事情發生,誰都會感到挫敗,而墮入抑鬱吧。自幾個世紀前,培根(Francis Bacon)認為人類可以操弄自然,科學將改變世界以來;我們越來越自信文明無所不能。各類肉眼看不見難以控制的瘟疫,彷彿「微物之神」,一再展現大自然反撲力量的強勢殘酷,難免使每個現代「我」的自戀心態受挫(narcissistic injury)。

生活上要憂慮的事情本就有許多。從公車誤點這樣的小事到外遇被抓包這樣的災難不等。再遇上麻煩的瘟疫,更是火上加油。試想,如果因為瘟疫,交通癱瘓,不敢與咳嗽的美貌陌生人搭訕,不是嚴重影響了生活品質嗎?這是所以歷史上重大傳染病的威脅,總導致極度不安,《說文解字》所謂:「疫,民皆疾也」。那像是日常生活的存在焦慮原本浮動游移,遍布各種壓力苦痛之中;一朝突然出現具體明確的恐懼對象,整個社會的深層焦慮便有了集體投射的目標。無人知道自己是否是這種龐然的過濾機制中想要淘汰的對象;每次大疫症之後的倖存者,皆像被傳染病創造出來的新物種。


最深的恐懼乃是被愛流放
防疫措施,一旦牽涉到人身自由與經濟收入等權益,往往進一步成為社會衝突的導火線。「什麼!○○雞全數下架!」「什麼!XXX演唱會取消!」「什麼!牧師被感染,參加婚禮者全部必須隔離!」若真要預防瘟疫的話,從各種角度來看這都是最好的時代:網路,手機,極進步的醫療,普及的教育。可卻也是最壞的時代:動不動就帶菌飛越半個地球,不一致的媒體訊息太多;深陷於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之中,更難滿足的貪婪投機等等,將使得防疫工作更顯艱難。

瘟疫改變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美好事物,我們因須配合那些限制重重的措施又想維持原本的生活態度而痛苦──連帶口罩都煩惱著什麼樣式才能迎合時尚;居家隔離無情地揭露出大多數人空寂無聊的精神生活。

「瘟疫正在某地區流行,已進入高度警戒!」「感染者已經高達幾千人!」即使大部分的人不會成為瘟疫的感染者,按時守在電視機前網路上接受規訓教誨,二十四小時輪番轟炸的報導將左右疫情;那種即將被病菌感染的受害者氛圍,比瘟疫本身更容易壯大增殖──我走那條街安不安全?如果我轉錯彎,會不會就被感染?難以同心抵抗的無數看不見的敵人,這是新形態的世界大戰,隨機的暴力犯罪、恐怖主義。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阿德勒(Alfred Adler)說過,原始人最初的焦慮體驗,是來自野生動物尖齒厲爪的威脅警示。那些瘟疫的警示都成了尖齒厲爪的象徵;任何風吹草動的咳嗽或發燒吐痰拉肚子,都搖撼我們的心旌。羅洛‧梅(Rollo May)說:「我們不再是老虎與乳齒象的獵物,但是卻受害於自己的自尊,被自己的族群孤立,或在競爭中受到失利的威脅。」例如,若是平日嚴格的老師染上瘟疫,就可以被合法孤立,想必打混的學生們都很高興,家長們將很傷腦筋吧。若是強盜染上瘟疫,隨便咳嗽幾聲就可以使人喪膽比開槍還有效,也實在太方便了。若是情人感染到瘟疫,那到底該如何是好呢,大概只好穿著防護衣擁抱在一起──除了身體病痛之外,瘟疫還能使我們無依無靠,變成被愛流放之人,這往往是最深處的恐懼;如卡繆《瘟疫》(Albert Camus, L’Étranger)中描述的那些瘋狂尋歡的亂象,連信仰也將失去。



想知道鯨向海對瘟疫的心理效應的完整分析,請看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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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13 七月 2009

Power comes from the lens of the surveillance camera.

Photo Source: nolifebeforecoffee(flickr)
Published in Renlai July-August 2009 (Translated by Nicholas Cou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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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investing 1.6bn NTD to build Taiwan’s ’electronic wall’ of security cameras yet. Furthermore the Police plan to extend this to an unbroken network of security cameras covering the whole of Taiwan within five years. Although this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for criminals to disappear, there remains suspicion that the acquiring and circulating of this material could infringe upon human rights. Will the great electronic wall be an efficient weapon against crime or the secret eye allowing big brother to further encroach on personal free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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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 web uncontrollable by the law. The spider of control never stops spinning his web.

After 9/11 the UK and US implemented a zero tolerance system of police control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The extensive installation of security cameras became a key policy. Taiwan is also vigorously increasing its security cameras,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society and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Taipei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putting 1.6 billion NT$ into the installation of 13600 new cameras while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plans to use over 2 billion NT$ to make the cameras an unbroken national network, an ’electric wall’ within 5 years.

Can the monitors really improve public order? In London, for example, with the world’s densest CCTV coverage, half a million cameras couldn’t prevent the death of fifty people in the London bombings. Differ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rime rates have fallen, remained the same and even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installation of surveillance, i.e. there is as yet no proof that security cameras benefit public order. Essentially, the monitors can only reenact the crime scene bit by bit while the benefits to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re, so far, very limited.

Although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onitors in place, the legislation on usage of the video data has been un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advances, to the extent that most surveillance systems are in fact unusable, unmanageable and uncontrollable by the law. For example if the monitors could detect car license plates, they could trace the whereabouts of stolen cars. However, currently we often see the media go with the police to the scenes of debauchery and dens of pornography. If the cameras had this ability of car detection, could we guarantee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use this technology to reveal the whereabouts of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dissidents to the media? And will the people have a clear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channels of complaint?

Furthermore, has this costly policy with far reaching effects gone through sufficient appraisal? If we use Taipei’s estimate of 1.6billion NT$ (not including the annual cost of upkeep and maintenance) and asume one police has a monthly income of 50,000 NT$, then the projects 1.6billion NT$ could keep 2600 police officers on duty for a whole year. So which strategy is more beneficial to public order? Police patrols or security cameras? ’Bobbies on the beat’ or CCTV?


Who decides what is wrong? ’Sin’ is in the lens of the beholder.

What makes cities great is that a plethora of different people and minds can interact and exchange opinions directly in public spaces. More CCTV could reduce the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strangers and even add a layer of mistrust between people.

But, despite this suspicion of infringement of human rights, everyone (besides specifically concerned human rights groups) seems totally unconcerned about the universalisation of security cameras, even thinking "If you’ve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why should you be scared of others watching you." The problem here lies in who decides what is ’wrong’? For teachers, reading comics and online computer gaming is wrong. To parents, students having boyfriends or girlfriends is wrong. In the eyes of the government, protesting government policy is wrong. If you’re a single man, a woman dazing in the park alone could be wrong. To heterosexuals lovers, two men holding hands in the street might be wrong. Essentially security cameras will always be a tool of social control for the holders of power and innocents will always find themselves caught in the web.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llation of cameras really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ublic order merits further discussion. However questions such as the potential violation of privacy and the further control over individual actions by the centres of power with their extra eyes, cannot be left without clarification and rigorous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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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about the new surveillance plans
電子城牆守護台灣?──非萬靈丹,但有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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