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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29 七月 2009 20:06

穿越和平─集體恐懼下的災難

口述/朱賢哲 整理/林思慧 攝影/林勝發
本文亦見於2009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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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名:《穿越和平》
導演:朱賢哲
得獎紀錄:2007 南方影展最佳紀錄片
2008 入圍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獎
2008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國際競賽短片】優等獎
播放日期:2007/5(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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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從新聞得知SARS期間被媒體封為「落跑醫師」的周經凱醫師(註) 的一件官司在法院獲得勝訴。這個消息引起了我的興趣,透過管道我拜訪到周醫師,才知道原來在那個時候,周醫師是SARS期間和平醫院封院過程中受到最重懲處的人。我感到荒謬,和平封院是何等大事,如果必須追究責任,怎麼會是如周醫師這樣層級的人來負擔?這個疑惑,激起了我拍攝《穿越和平》的念頭。接下來的一年半,我開始走訪和平封院時期的相關當事人,為拍片作準備。

為釐清和平封院的責任,我採訪了當時中央政府、地方主管機關的主事者、事件相關人員及醫學、法律專家。從訪談中我們可以知道,造成和平封院時多名醫護人員及病人死亡的悲劇是一連串錯誤的累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和平醫院公然隱匿疫情、台北市衛生局決策及處理失當,及和平封院後缺乏相關配套措施。但這場悲劇也是台灣社會利益取向的結果,更是人性對未知疾病恐懼的反映。

如同片子裡公共衛生學者詹長權教授指出的,現在台灣的醫院為了競爭與生存都要拚業績,這也造成整個醫療體系過度重醫療而輕公衛。和平醫院高層當初之所以隱瞞院內存在疑似病歷,無非是害怕一旦消息傳出,醫院將會難以營運。但如果早在疫情初期,就讓院內工作同仁瞭解情況,大家的警覺性就會提升,結果可能不會如此慘重。

當時中央政府一再排除可能病例,和掌管地方的台北市政府的鴕鳥心態,也反映了政府重視表面成績的心態。就中央政府而言,雖然疾病管制局早已接到和平醫院通報三名疑似病例,但當時台灣尚未傳出確定病例,而政府正召開全球首場SARS國際研討會,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因此政府有意塑造出一種形象──台灣的防疫工作比中國先進。只要維持三零化(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這個漂亮的成績,台灣在國際上就很容易與中國區隔。因此,我們很難不懷疑疾管局的專家們排除病例的決定,沒有受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而對台北市政府而言,他們也害怕自己管轄的地區出現病例,成為媒體打擊的目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醫院的心態,間接導致了事件擴大。

此外,SARS期間民眾的集體恐懼及焦慮,也在封院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封鎖醫院是一種集體恐懼的表現。還記得和平醫院封院時,社會大眾在媒體的引導下,多數覺得封院是唯一的選擇。「我們把這些人全部關起來,不關起來大家都會受害。」這個邏輯清楚明白,方法又簡單方便──把可能染病的人全關起來,其他人就能安全。

但這顯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翻閱當時的報章媒體,就能發現有很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可是面對SARS這樣嚴重的流行病,政府也有很大的社會壓力,官員也很焦慮,社會大眾的恐懼帶給政府的壓力淹沒了專業意見。

SARS造成整個社會的恐懼,透過媒體恐懼被放大、加深。而那些因此被封鎖在和平醫院的人,面對不明的狀況,其實更為驚惶。這種種的恐懼,主要來自我們對疾病的無知。回想當年,我也與一般民眾的看法相同,在訪問周醫師時,我就曾對他說,「如果你當初住我隔壁,我大概會找警察來把你抓進去。」因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傳染給我,要是他真的住我隔壁,我大概會嚇死。行政體系犯的錯,除了執行決策者個人專業能力不足,背後其實也是一般民眾集體恐懼的反映。


註:和平封院後,醫院全體員工被召回醫院進行集中隔離。周經凱醫師根據自身專業判斷,認為和平醫院無法妥善做好隔離措施,強制員工返院只會造成更多感染,因此拒絕返院自行居家隔離,後迫於警察要強制拘提,周醫師於5月1日返回和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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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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