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按標籤顯示項目: 文化
週三, 31 三月 2010 14:41

有名為萬物之母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到底希到什麼程度?一直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物種原始論》(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出版後,科學界想解答的問題。


週日, 14 三月 2010 13:12

災難社會啟示錄

救災、安置、重建是災難發生後的三個處理階段,但目前政府對八八水災的災後處置,似乎將重建與安置視為一體,並將蓋「永久屋」當作重建;這樣的災後處置顯示政府只注重硬體工程的建設。然而,安置與重建並不相同,安置是「中繼屋」的概念,歷時一到八年都有可能;重建則是整體性的概念,牽涉到生計問題、社群關係、經濟文化、物質生態等層面,需要進一步整合規畫。


週三, 10 三月 2010 03:03

台灣的法國戀曲

剛拿到法文小說的時候,作者提到這是一本偵探小說,故事發生在台灣。相信大家和我一樣,讀到第三回時,會找到兩位熟悉的人物──里松與羅嵐。里松冷靜,羅嵐如火,兩位都是法國督察,也都是工作狂。

他們兩人更早出現在杜睿的第一本創作集《聖徒節與謀殺案》:兩人在遙遠的科西嘉辦案,本來水火不容,因為偵查案意外成為一對情侶。現在這對情侶從科西嘉來到近距離的台北度假,卻意外需要出勤。不過,兩人墜入文化差異的深淵中,戀情因案情而遭受考驗……

這道深淵可能是不同的藝術觀、歷史鴻溝、家族祕辛所構築,也可能是人們與過去的連結方式。在杜睿的筆下,台灣交織著傳統文化與摩登面向,辦案氣氛就在古老中國的象徵符號與現代化台灣中穿梭進行。

適應良好的里松和適應不良的羅嵐在台灣漸行漸遠,但作者不忘送給我們一個浪漫的情節:兩位戀人最後再次相擁重新認識對方。我們相信在閱讀的過程中,杜睿的小說能幫助台灣重新發現自己。


攝影/沈秀臻
本文亦見於2010年3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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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02 十二月 2009 00:00

書評:以小說為距離,思考真實

這是一本故事簡單、文字清澈,卻不容易讀的小說。不容易讀,主要原因在於,剛開始閱讀時找不到它的定位:因為,儘管有人說這是一部論及自己身世的小說,甚至連小說敘述者都以疑似作者的口吻,直接提到這是寫他母親在無意間成為女英雄的故事。但是,考諸勒.克萊喬的生平,會發現書中多項敘述和事實有出入(譬如,女主角艾蝶兒懷孕的時間和作者誕生的年代相差許多年,羅宏也不是作者的父親等)。而且老實說,從書裡並看不出艾蝶兒或他母親具體成就了什麼事蹟,可被頌為英雄。

所以,讀這本書,不如直接回歸到讀「小說」這種虛構創作的文體本身吧。也就是說,讀它的主題、布局和結構……。將它視為有機的整體,試著解析它互相串勾的內在肌理(並且,接受那些不可解的神祕片段從自己的解讀中漏失而去)。

只是,就算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小說還是不容易讀。原因在於,我們對書中描繪的二次大戰前後(三、四○年代)法國的政經情勢、巴黎的社會氛圍,不免陌生與隔閡。尤其,這個歷史底蘊在勒.克萊喬筆下,是以隱筆淡淡帶過,像透明的、迷濛的、不為人所知的壞空氣。


歷史關鍵庶民生活
不過,從他輕描淡寫的這個線索,正可以讓我們窺見作者的用心:

在國家大歷史的觀點下,二次大戰前的法國,總是被形容為文化昌盛、軍事強大,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盛國家。但作者刻意撇開這個視角,只以簡單而銳利的幾筆,勾勒當時法國人自詡傲人的心態――他借布杭家的沙龍作為歷史現場,讓讀者從其中幾段往來對話,看見時人對英國人的輕鄙,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恨意,並揶揄德國人、義大利莫索里尼不敢再冒戰敗之險攻打法國,甚至對殖民地不懷感情(「為什麼不回模里西斯呢?」「死都不幹,都嘗過住在巴黎的滋味了。」〔頁67〕)……,以及,為後來帶來更大災難的:對猶太人的仇視、對希特勒的頌揚等等。這些負面的徵兆像將要出鞘的利刃,惶惶然帶著威脅。

作者這樣的取材角度,一來表現了他以一個法國人的身分對歷史的深切反省,另一方面也傳達了他在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講稿上所陳述的歷史觀:只有從一般人怎麼過日子,才能見到真正的歷史。所謂歷史的關鍵時刻,是要從這些小處去考察。

其實,整部小說寫的無非是這樣的庶民生活:寫承平時期的生活,或是寫在影響集體命運的戰爭中,人作為一個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個體,是怎麼生活、怎麼愛、怎麼夢想,與追求。


反覆間奏揭示題旨
書中以拉威爾的《波麗露》作為音樂主調,一點都不是偶然,它和整部小說的安排若合符節:以結構來看,這個惶惶然的歷史底蘊,便恍如《波麗露》中營造的那個潛伏在樂曲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之間的反覆間奏(Ritournelle)。它頑強、執拗地隱藏在樂曲底層,像遠處令人不安的烏黑雲層,緩緩推進,伺機而動,終而引導出最後大爆發的力量──戰爭,以及在戰爭之後隨之而來的靜默。

這靜默,或是抹除歷史記憶的自私靜默,或是受到大震動之後凝神靜思,每個人面對此事件,都必須為未來做出抉擇。

就這一點對照於勒.克萊喬描繪的戰前人心景象來看,更容易理解他為什麼會將《波麗露》這個在二次大戰歐戰爆發前幾年首演,並首度在歐洲音樂引進非洲達姆達姆鼓(Tam-tam)為樂器,還引發喜愛者和厭惡者激烈對立的樂曲,稱為一則先知的預言。

有趣的是,以主題表現的方式來看,勒.克萊喬彷彿也採用了《波麗露》的手法,在反覆間奏之上,有突出的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來表現「飢餓」這個題旨:我們或許可以把對夢想的追求、對友誼愛情的嚮往、對自由和平的渴望……,看作是第一主題的飢餓;把對財富的飢渴、對永遠填不飽的人性貪婪、對虛幻夢想的執持……,看作是第二主題的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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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 餓間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
勒.克萊喬(J. M. G. Le Clézio)著‧尉遲秀譯
皇 冠出版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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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1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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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30 十月 2009 00:07

異響音樂實驗室(三):當琵琶女子遇上土耳其樂者

學音樂,與世界接壤
一開始我學的是中國古典音樂,像是琵琶,因為它很適合做聲音的實驗。後來藉由一些機會,我得以接觸到世界各地的音樂,比如世界音樂跟電子樂,並觀察到各種作曲與演奏的方式。於是我開始自己寫曲、即興創作,來表達我直觀的感受。我曾經跟美國音樂家Audrey Chen一起玩實驗音樂;她玩大提琴以及電音。這個實驗很好玩,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聽眾都沒有學過音樂,也不會演奏樂器,但他們甚至比受過古典音樂訓練的人還更享受這次的合作。


LabPolyphony_Luo2邂逅伊斯坦堡
當音樂家最快樂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到處旅行,接觸不同的人跟文化。我最近參與的一個計畫,就是跟峇里島、雅加達和日惹的在地舞者和音樂家合作。我跟土耳其音樂家艾德姆(Erdem Helvacioglu)在2008年認識;當時我剛好旅經伊斯坦堡。有一位哥斯大黎加的音樂家朋友介紹我們見面,稍後便立刻決定要一起錄製專輯。我們在艾德姆伊斯坦堡的工作室裡僅僅花了三天,便作出這張帶有新世紀音樂風的作品,並搭配上較為詩意的曲目名稱,像是〈奔向香格里拉〉、〈靈幻之屋〉等。最後等到艾德姆完成專輯的後製工作,一次意想不到的驚艷之作就這樣誕生了。


翻譯/張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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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昭勻小檔案:
1974年出生於台灣,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協奏曲院民族器樂系,獲琵琶演奏碩士學位,副修阮琴。曾發表過獨奏、協奏、多媒體演奏和即興演奏會,在亞洲(包括台灣、北京跟新加坡)還有美國、歐洲和南非等地開過高級音樂講習的課程、也辦過演講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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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lai Articles

週一, 26 十月 2009 00:00

書評:離散情事

剛翻開《陌生的土地》,柔緩的節奏加上細膩的陳述,會讓人錯以為這是一部長篇小說――這是鍾芭‧拉希莉的獨到之處,短短的幾行文字,她已經為印度移民第二代鋪排出退卻至遠方的故國印度,以及橫亙在前方的「陌生的土地」,還有主角們不得不面對的人情與世事。這一大片看不見的風景,讓一則則短篇小說得以流暢而自然地成立,讓人讀完紙上的文字之後,心緒依然在主角面對的情境裡遊走。

對於第一代印度移民來說,歲月的漫長足已讓他們將他鄉作故鄉。當年他們來美國生根,生活在陌生的土地上,並在文化與認同的衝突中尋求和解。這是鍾芭‧拉希莉前兩部作品《醫生的翻譯員》(Interpreter of Maladies)和《同名之人》(The Namesake)主要探索的主題。

對於移民第二代來說,父母親的故鄉才是真正陌生的。對他們來說,遷徙是幼時的記憶。在成長的過程中,影響他們更深的是無所不在的美國文化價值與生活習慣,只有在家庭裡,父母親的傳統價值和記憶迴盪不去。


世情種種引人思索
鍾芭‧拉希莉的寫作素材經常來自身邊親人、朋友的故事以及自身遷徙的生命經驗。作為印度移民的第二代,她置身於絕佳的觀察點,得以細細剝解印度移民幽微的心理。她筆下的人物始終不離印度的移民和移民後裔,故事背景大多以美國為主,偶爾回到故國(例如她的短篇成名作〈醫生的翻譯員〉)。

《陌生的土地》是她的第三部小說作品,五個短篇加上一個中篇,構成這部動人的傑作。在這本小說集裡,不再有賽恩太太的鄉愁,也不再有〈第三暨最後一個大陸〉中的認同問題(《醫生的翻譯員》),它探索的不再是父母親面對的新故鄉,而是每個人(不論是不是移民)在生命中都會面對的新變動、新局面,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情世事:如〈陌生的土地〉以母親過世,父親退休,帶出三代之間的情感;〈地獄—天堂〉觸及因媒妁成婚而離鄉的母親的暗戀回憶;〈權宜之選〉談到婚姻倦怠;〈只是好意〉中出現優秀的姊姊與酗酒的弟弟;〈別管閒事〉訴說的則是室友的情傷。

於是移民的命運這個巨大命題向後退去,成了一幅遙遠卻又時時待命出現的背景。主角們多是與非印度裔結婚或相戀的第二代印度移民,甚至有時會看到第三代的出現。遷徙的記憶依然迴盪著,但是從這個巨大的命題當中浮現的,是我們更熟悉的家庭、夫妻、手足、情人、朋友、外遇……

這些故事讀來親切熟悉,原因有幾層:首先這是所有文化之中都會發生的問題;其次是華人社會的移民經驗並不亞於印度,那種若有似無的鄉愁,也不時飄浮在台灣外省家庭的空氣,讀著讀著,我們會發現華人的家庭關係、人際關係跟印度人還真是接近。


機緣宿命淡然無奈
鍾芭‧拉希莉對人情世事細膩的掌握,頗有幾分張愛玲的味道,但她的文字比較平實。她要訴說的不是蒼涼,而是在離散的身世裡淡然的現實與無奈。我們讀著一個個短篇,幾乎就要忘記貼在她身上的後殖民作家標籤了,但她卻在這本書的第二部,以一個中篇小說把讀者拉出來,逼我們重新省視:遷徙是否真的只是幼時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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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土地》(Unaccustomed Earth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施清真譯
天培出版
2009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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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週六, 19 九月 2009 02:56

影評:只需要點滴良善──《幸福來訪時》

常常我在公車或捷運上,看到許多人主動讓位給別人。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面就會有一股敬佩感。對我來說,攤坐在交通工具的位置上,是一種小小幸福感的來源,我不太想放棄,因此我都會選角落的位置落座,那樣的位置是再怎麼讓座也難以輪到的位置。這是一種小小的自我安慰,對自己不體貼的想法和舉動所做的免疫措施。因此每次看到別人義無反顧地讓座,我心裡面總會覺得這個社會還有的一些美好,是這些人做到的。然而我很少做到。


真是協助?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蘭嶼,同行的朋友負有蒐集研究材料的任務,但大部分時間我們是在玩耍。那是一趟看來很恣意的行程,可是在整段旅途中,卻有一股抑鬱之感在我心裡面盤繞。事情從第二天的早餐開始。

那天早上醒來,離開民宿尋覓早餐店,看到民宿附近有一家賣漢堡、三明治的小店,我們坐了進去。店裡除漢堡、奶茶之外,還賣豬血湯。我們點了這東西合壁的菜單,但我卻想起昨晚吃的蘭嶼風味餐。看看眼前的食物,我開始感到疑惑:原先屬於當地的食物,被當作特殊的風味餐,外移進來的食物,卻彷彿成為日常,怎麼會這樣?

之後所有的行程,變成是我不斷在檢視「漢人的生活方式怎麼取代達悟族的生活方式」的過程,儘管許多人確實認為這是在協助當地人過更好的生活,面對這樣有點奇怪的狀況,我想不出能做什麼,也沒立場去做什麼――也許是我也懶得在「想」之外去做什麼。


誰是他者?TheVisitor2
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談到教育和閱讀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一向不把閱讀當一回事,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明明是橫在眼前的困境,卻一點也不知道緊急。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語文能力下降,站出來高呼搶救的名人,卻還是著眼在寫作文或國文考試這些事上。可是不會讀怎會寫,要搶救也救錯了目標。

在此同時,每年台灣新生兒的出生人數不斷下降,而新生兒中出生於外籍配偶家庭的比率,則逐漸增加。現在已經是每七個新生兒中,便有一位來自新移民家庭。可預見的未來,是每六個新生兒便有一位是這種情況,然後是每五位、每四位……。

談論閱讀率下降的問題時,不免接觸到新移民家庭在幼童語文能力掌握上的資源匱乏。我們明知道這其間有哪裡不對,卻又不得不將其當作「問題」。而且在討論這「問題」時,我們彷彿將新移民家庭當作排除於外的「他者」,去討論「他們」怎樣怎樣,「我們」該怎麼做怎麼解決。我心裡面有種不安,但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解決。

我們的社會便在這種小小的疑惑、小小的歧視、小小的善良、小小的美好、小小的逃避當中,進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久了,可能麻痺;久了,可能就漸漸看不見、聽不到,也無力去做什麼,甚至後來連想都不想了。

《幸福來訪時》這部迷人的電影,包含了非常多的議題。這些議題事關重大,當然也可能無足輕重,就像上述那些事情一樣,可大可小。但你完全忽略時,就像電影中的老教授華特一樣,表面上工作與生活忙碌充實、令人羨慕,但實際上就是全然麻木了。


(段落標)蛻變之作!
編導這部令人驚豔且深思的電影的人,是原本在滿多好萊塢電影演出配角的演員湯瑪斯‧麥卡錫。他在2003年推出首部編導作品《下一站,幸福》(The Station Agent),有滿不錯的口碑,在日舞影展勇奪三項大獎,也橫掃美國和國際各影展,並被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十大影片。可是我沒想到他的第二部自編自導作品,會有如此大的蛻變――它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傑作。

《幸福來訪時》的主角,是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教授華特,研究方向是全球化經濟。有一天系上要求他去紐約代同事發表論文,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父母留下來、位於紐約的那幢公寓。一回到這幢老公寓,他卻發現公寓裡面住了一對移民情侶。這對情侶分別從中東和非洲來,由於被黑心仲介欺騙,而住進華特的公寓裡。


劇照提供/雷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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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演:湯瑪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
片名:《幸福來訪時》(The Visitor
出品年 分:2007年
台灣上映時間:2009年9月(雷公電影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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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電影與本文作者
安傑樓的個人部落格「斯人讀舒適」


週六, 05 九月 2009 00:00

謊言文化中的誠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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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隱藏的事都會被揭發;秘密的事也會被洩露。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話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聽到;你們在密室中的耳語也會在屋頂上給宣佈出來。」
~ 《聖經.路加福音十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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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30年前,我曾前往瑞士的蘇黎士,有天接待我的神父有事情,便讓我自己在市區四處參觀。我本來想撘公車到某處,卻發現一張公車票居然要一瑞士法郎。當時,一瑞士法郎等於台幣二十元,而在台灣搭乘公車不過要三元,二十元已經足夠我吃兩餐。因為在此之前,我都是和神父一起行動,公車票錢都由神父支付,我完全沒想到坐公車居然要花那麼多錢。

瑞士的公車並未配備查票員,司機也不會檢查乘客是否買票。上車購票,全憑良心。為此我十分掙扎,一方面覺得票價實在太過昂貴,不想買票。一方面我也在想:「我身為一個牧師,不買票交待得過去嗎?」就這樣,我在公車站前反覆思量,這中間早已不知過了幾班公車,等車的民眾甚至忍不住問我,是否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不知道,我的內心正陷入天人交戰。

就在我足足考慮了兩個鐘頭後,我做了決定:我不要買票。於是下一班公車到來時,我馬上跑了上去。沒想到才剛站好,就發現眼前標示寫著,未買票的人被抓到,要罰一百倍票價。我嚇了一跳,立刻匆匆下車。後來我跟神父提起這件事,神父告訴我:「還好你下車,你要是沒買票被抓到,隔天蘇黎士報紙頭版新聞就會是『台灣來的牧師坐車不付錢被抓』」

後在我在維也納台灣同鄉會的聚會中,與旅奧的台灣朋友說起這個故事,沒想到幾乎所有人都笑了起來,他們告訴我:「牧師,我們也是來了大約半年,才學會買票。」原來,奧地利坐車買票的方式也與瑞士相同,多數台灣人初到此地時,都坐覇王車,直到半年後「才感到羞恥」。
回想起這件事,我覺得這種不誠實的文化和我們的教育、生活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從小教你騙到大
在台灣,我們稱工作為「騙吃(台語)」,如果有人稱讚對方:「你這份工作不錯喔!」時常會聽到對方回答:「沒啦,不過就是騙吃騙吃」。此外,我們常聽到父母一談起教養孩子的方法,便說:「囝仔嘛,就是要給他騙一下!」如果孩子哭了,也很少有父母願意瞭解孩子哭鬧的真正原因,反而時常會恐嚇欺騙孩子:「再哭,警察就來囉!」甚至更誇張地還會說:「虎來了,別哭!」可是台灣哪來的虎呢?這不僅是恐嚇孩子,用得還是虛假的謊言。

而孩童上學後,課本中同樣充斥我們的國土不僅及於中國還擴大到外蒙古等不實內容。加上不論是家庭教育或是學校教育,整個台灣社會都是以功利為導向,注重成績和競爭,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點誠實教育。於是多數的孩童在被欺騙的不安中成長,而後逐漸將欺騙、說謊視為理所當然。欺騙在文化中生根,人們就很難聽到實話,人與人之間也會缺乏互信。

難以欺瞞上帝
西方文化卻不同,自從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國教化後,基督教信仰和歐洲文化及生活已密不可分。雖然這並不表示西方社會就不存在欺騙。但大體上他們比較重視誠實的價值。這是因為在基督教教誨中,誠實是相當重要的德目。

由於基督徒相信上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所以認為人的心思與所作所為都無法隱瞞上帝。記得有次我受瑞士白冷差會邀請前去訪問,那時正值寒冷的雪季,某晚我和神父前往觀賞歌劇,歌劇結束後神父開車載我回修院休息。我急著上洗手間,因此不斷催促神父開快一點,可是即使經過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神父也必定停車再繼續前進。我實在受不了了,忍不住抱怨:「根本沒警察也沒有人,為什麼不直接開過去?」神父聽完後居然生氣了,他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來,轉頭問我:「盧牧師,你是否相信上帝?」我當然回答是,他接著說:「那你怎麼說沒有人在看?上帝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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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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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25 七月 2009 09:56

台灣印象對照記──放輕鬆,作菜可以更隨性

受訪者
Fernando‧秘魯‧男
業務專員
2005年來台

訪談內容

我在秘魯時,因為工作的關係,認識了一位台灣朋友,聽他說過一些台灣的事情,所以覺得台灣的生活很不錯。後來,我決定到海外讀書,剛好我父親看到台灣駐秘魯代表處正招募外國學生來台念MBA,便問我:「Fernando,這機會看來不錯,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來說,亞洲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地方,我也覺得台灣是通往中國或其他亞洲地區的跳板,可以在這裡尋求更多事業上的機會。當時我另外申請到法國及西班牙學校的入學許可,不過都沒有拿到全額獎學金,雖然台灣也沒給我獎學金,不過和法國、西班牙比較,這裡的生活費便宜許多。考慮到經濟、未來發展性,加上朋友之前給我的印象,我便決定來台灣求學。


為了先了解台灣,我翻閱了一些資料,知道了高雄、台南、台北101。我的日裔朋友知道我的決定後警告我:「小心喔,Fernando,台灣跟很多亞洲人一樣,很規矩、很用功,你確定去那裡念書沒問題嗎?」可是我喜歡接受挑戰,加上我高中時成績非常好,總是第一名,打敗了另一位老是與我競爭成績的華裔同學,所以我一點也不害怕。真要說有什麼顧慮的話,大概就是有點擔心不適應「很規矩」這件事。後來,果然因為對「規矩」的認知不同,讓我在離校工作後跟老闆有一些不愉快,也因而感受到文化差異帶來的衝突。

在公司,我負責拓展美洲方面的業務,為配合當地的時差,我會將上班時間往後順延兩個鐘頭。然而老闆認為我應該和其他員工一樣時間上班,並自動加班應付我工作上實際的需求,我認為這種作法並不合理而且缺乏彈性。

我覺得台灣人在很在意工作要有一定的規矩,凡事都一步一步照規矩來,害怕不依步驟就會出錯。在某一個時刻上班,就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如果一套舊有的方法或步驟可行,縱使得到的利益不大,台灣人也不太願意嘗試可能帶來更高效益的新方法,因為擔心不同的作法可能失敗並帶來損失。不過現在我和老闆已經取得共識,他知道我並不會因為比較晚上班而影響工作,就不再管我上班的時間。不過台灣人守規矩、缺乏彈性這件事,還反映在各種生活細節上。

例如當我做飯時,往往比較隨性,我的台灣女友常常念我:「Fernando,你怎麼可以沒有先洗這個菜?」「Fernando,你怎麼沒有把菜切好?」怎麼沒這樣、怎麼沒那樣。不只是她,我也聽過其他朋友抱怨女友嫌他們做菜方式不對,只要沒按照特定步驟做菜就很緊張。

可是做菜為什麼要有一定的方法?嘗試變化不同的方式,說不定能試出更好的口味。但是我的女友擔心,只要其中一個步驟沒照預設的規矩來,菜就可能變難吃,變得不像她原先期待的味道,她不希望冒味道可能變糟的風險。其實就算菜的口味不如預期,又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喝酒的習慣上,也可以看出台灣人對脫離秩序的顧慮,關於這方面,我覺得台灣人比日本人或韓國人更保守。在秘魯,我們很習慣飯後來杯小酒,有時是啤酒,有時是其他的酒。我認識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多半也愛喝啤酒,不過台灣人飯後比較習慣喝茶,往往會拒絕喝酒。我猜這是因為台灣人害怕酒後失態,總是擔心不小心喝醉後,會出現丟臉的行為;又或者擔心會影響到第二天的工作,妨礙原先的計劃,所以沒辦法放鬆享受。

又例如吃午飯,我常覺得我的同事吃飯非常趕,常常在十五鐘內解決掉一餐,然後急急忙忙回去工作。在秘魯時,即使在上班,我們也會花一到兩個鐘頭吃午餐,讓自己放鬆一下。但是我的同事,好像總是擔心事情做不完,怕他們無法完成預訂的計畫。

以上這些事情,都讓我感到台灣人很認真、很規矩,但也很怕冒險或承擔創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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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23 五 2009 01:14

影評:亞美尼的記憶-《雲雀山莊的情人》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同文化、信仰和習俗的人群與團體之間,經常透過文化散播來往互動。這樣的接觸有時以通婚或交易的和平方式進行,有時卻以暴力野蠻的手法發動戰爭侵略。此中以「genocide/extermination」(滅種/撲殺)最為激烈,其目的就是有計畫地消滅非我族類的異議份子。

《雲雀山莊的情人》以阿瓦奇安家族的生離死別,牽引出一個民族經歷腥風血雨的滅絕過程:鄂圖曼土耳其官方由於與俄國戰爭長期挫敗,亟欲找到出口宣洩怒氣,便把矛頭指向社會弱勢團體──亞美尼亞人,認為他們是控制國內經濟、與敵國私通的反叛族群,非得立刻殲滅,以絕後患。

於是,土耳其官方操作族群對立,轉移土耳其人民對戰敗的注意力。而該國基本教義派也塑造「必得嚴厲懲罰異族,以維護國族純粹與尊嚴」的集體意識,使亞美尼亞人瞬間成為「鄂俄戰爭」失敗的代罪羔羊。


喪親失貞失去生命
土耳其軍方對所有亞美尼亞男性,不論老少,一律當場刺殺。屠殺中倖存的亞美尼亞女性則在土耳其軍方安排下,流放到荒原之境。在遷徙過程中,土耳其軍方除不讓這些女性進食與飲水,以「適者生存」法則淘汰身體羸弱者;沿途若有人脫逃,抓到則先施以火刑,後以斷頸處置。

儘管途中許多女性為圖溫飽,提供土耳其軍人性服務,最終這些抵達目的地的女性,還是慘遭集體屠殺。由此觀之,亞美尼亞女性先遭喪親之痛,而後經歷長途跋涉、貞操失守,最後被集體殲滅,命運比同族男性更為悽慘。


自大偏執釀成悲劇
每一個團體或社會,都有某種程度的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這種傾向往往造成對他人文化的偏見(prejudice)或歧視(discrimination)。

回溯上個世紀人類歷史三大滅族慘案: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滅族、納粹對猶太人的殺戮,以及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都是由於人類的自大與偏執,導致良知被民族主義專橫信念遮掩,才造成這些永難抹滅的傷痛與悲劇。

以亞美尼亞屠殺為主題的電影,除了《雲雀山莊的情人》,尚有父母親是亞美尼亞人、祖父母是屠殺事件受害者的加拿大導演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作品《A級控訴》(Ararat)。

該片以冷靜客觀的角度,跨越種族和世代追溯過往種種,對選擇「承認」還是「逃避」作一論辨;而《雲》片導演塔維安兄弟則運用豐厚的戲劇元素,讓我們以一顆沉痛的心面對這段被遺忘的歷史,並哀悼這些受難者。

艾騰‧伊格言曾說:「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土耳其當局仍在否認。不承認,就等於延長仇恨,成為永遠的痛……」唯有勇於承認過去的所做所為,才能避免再犯同樣的錯,也才得以讓受難的族群走出民族滅絕的傷痛。


劇照提供/聯影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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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雀山莊的情人》(The Lark Farm)
導演:塔維安尼兄弟(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
出品年 份:2007年
台灣上映:2009年5月(聯影/聯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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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6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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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05 四月 2009 00:00

台巴子看上海--自行車篇

我希望儘早進入上海人的生活頻率。

根據幾次外地居住的經驗,我很清楚,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早一些融入當地的習慣、語言,這樣的過程中不免會有些抗拒,但是這一段可長可短的適應期卻也是旅居外地期間最有趣、收穫最多並令人驚喜不斷(也有可能是驚嚇)的部分,日後回憶起來特別感受深刻。

於是,我寫下了篇篇“掙扎”過程,畢竟我也不是第一位來上海的臺灣人,故或許稱不上新鮮,也不算嘔心瀝血之作,但真人體驗,好奇觀察,多少也帶有某種程度的趣味與意義……


上海阿姨給了我這個台巴子一份禮物----一輛二手自行車。阿姨送我的同時不斷提到這部破自行車很舊很髒,「看了很不舒服」她說。
為了彌補這點,她利用週末時間幫我刷了擋泥板,最後強烈建議我在坐墊包上塑膠袋比較美觀。(筆者按:套上塑膠袋是否更加美觀在此不予評論,但筆者觀察到在這裡塑膠袋的用途超多,除可用來套自行車坐墊,也常有人套在頭上擋雨。)然而,我收到這份禮物的快樂程度恐怕是阿姨想像不到的。
到自行車店買了個可能比車子本身更有價值的鎖,開始了我的自行車上海之旅。
前往辦公室的路上,我與所有上海人一樣騎著自行車(特別是擁有與大部分人破爛程度相當的自行車), 驕傲之情不禁浮現臉上;在共同吸入了廢氣,一起在機動車大軍中衝鋒陷陣的同時,我感覺像是在同一個軍隊中與隊友們並肩作戰,膽戰心驚,卻也頭一回讓我深深覺得正在融入上海,不禁給了迎面而來的“戰友們”會心一笑…
從南京西路到威海路這段,我追隨者不知名戰友的步伐,穿越重重汽車公車牆,沒有紅燈,不需斑馬線,從最繁華的南京西路直接穿進了一處名為「靜安別墅」的弄堂中。所謂「弄堂」,就是上海人的里弄,是由連排的石庫門(註)建築所構成的。多少年來,大多數上海人就是在這些狹窄的弄堂裡度過了日久天長的生活,也創造了許多風情獨具的弄堂文化。建于1929年的靜安別墅是屬於上海的新式里弄,是上海弄堂住宅所演變出的形式之一,跟老式的石庫門住宅形式相比,新式里弄封閉的天井變成了開敞或半開敞的綠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了西方建築式樣而較少採用中國傳統建築式樣,各種建築設備也較為齊全。
就在自行車騎進弄堂的這一瞬間,我感覺進入了完全不同的時空,像是走進了上海人的歷史,耳邊似乎也傳來了夜上海的旋律;這裡的建築紅磚木窗,沒有一家人緊閉著門戶,也不知是否感覺太過強烈,總覺得弄堂裡的人穿著打扮也不一樣,大多數人甚至是穿著睡衣(成套的),悠閒地走來走去,就好像從家裡的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那樣自然與輕鬆;這裡自成天地,有人在家門口放個小桌賣水果蔬菜,也有收購舊傢俱的,街坊鄰居聚集閒聊……幾分鐘後,眼花繚亂的我騎到了弄堂盡頭,甚囂塵上的汽機車喇叭聲又倏地把我帶回到現代戰場……
道地的上海阿姨不會想到,她心目中這份有點抱歉的禮物,卻是讓我這個台巴子緩緩騎進上海風情的最佳工具。自行車通過條條時光隧道,讓我腦海中出現了上海的風光,繁華,衰退以及轉變,多少外地人來到這大城市奮鬥,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的特色風俗,上海,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一般,成為各種文化的大熔爐,而我也將成為其中之一。
(註)1987年後上海租界內開始出現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牆承重的方式建造起來的新式住宅,它基本保持了中國傳統住宅建築對外較為封閉的特徵,雖身居鬧市,但關起門來卻可以自成一統。於是這“門”也就變得愈加重要起來。它總是有一圈石頭的門框,門扇為烏漆實心厚木,上有銅環一副。這種式樣的建築被上海人稱為“石庫門”。




週二, 24 三月 2009 05:43

在大國神話的年代--

幸好還有一個劃地自限的小地方

大國崛起之外,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並不太久以前的場景。
20世紀最後十年,高達3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中國,一股樂觀預估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國熱逐漸成形,人們似乎相信,在西方已呈現疲態的當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即將在亞洲得到延續。關於這整起事件的想像高潮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大國崛起」中定調,這系列耗資鉅大的12集紀錄片論述自葡萄牙、西班牙以降的大國興衰史,順理成章的,中國就是下一個現代盟主的接班人。
2006年11月,央視在電視台夜間黃金時段播出這部影集,中國以傲人之姿正式向各方暗示自己即將接續美國的地位成為現代史上第十大世界超級強國,影片播出之後的確也引起各國對於該片熱烈討論。但就在與此同時,蘇打綠樂團啼聲初試的歌聲在台灣全島爆紅開來,歌詞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其實:
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人們心腸的曲折。(註1)
我們應當這樣觀察,較早經歷現代資本市場洗禮的台灣社會已經隱約凝聚一股另類的「小勢力」。當對岸的大國神話醞釀之時,標誌著台灣現代領域公共性的「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已經信心十足地以小為志業:
(字體與本文不同)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為了更瞭解彼此,所以希望有一個新聞平台,交換大家在各自的小地方發生的重要事情,因此我們在2004年底成立了「小地方新聞網」。(註2)
「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簡單不過的句子,將新聞之眼拉到了更遠的地方,生活在每個小地方的你我更是值得被關注的主體:古法醃製的阿嬤蘿蔔、農曆年大肆張揚的么三六賭攤、辭去教職薪水縮減十倍的有機農業推廣者……,還有數不完的小事件、小人物。這種以小博大的創站宗旨,誠懇慈悲地重新界定現代人的生存感。在這個宗旨下,這時期的「小地方新聞網」主要由「上下游文化工場」擔任主要的編輯工作,旗美社大協助彙集並整理稿件,由生活在島嶼各地的寫手們擔任觀察員,每個月定期提供稿件在網站上交換分享。
2004年開站以來,小地方的文章寫山寫海、寫城市寫鄉村、寫舊居戶寫新移民、寫自然生態寫人文環境……
寫著島嶼上人們心腸的曲折。

什麼才是真實的?

我們不會忘記台灣電子媒體無時無刻標榜著第一手、及時、現場的SNG車帶來的噩夢。作為小眾傳媒,小地方沒有高科技機器製造出來的live新聞,但有時候,我們觀看一個事件需要更多現象之外的東西。也許不是戲劇性的英雄悲劇以及和樂大團圓,卻是起源於很久以前、正在發生,以及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未來應該怎麼辦的事實。
原住民議題一直是小地方網站關注的領域,不論是親自採訪或是轉載文章,這部分基本稱得上耕耘有成,從溪州部落拆遷抗爭、山海文學獎文化傳承到原住民部落大學建立部落主體事件,小地方補充了原住民從部落流浪至都市邊緣的生存史、跨界漢語創作的文學內部難題、回歸部落文化的多重考驗掙扎。
但有時候,很多事情是在更早以前就發生了,能幫助我們懷想傳統的還有祖靈的歌聲,2007年,小地方網站詳細報導了陸森寶紀念音樂會與原住民民歌發展的淵源。在招待天皇之弟的音樂會上,這個偉大的卑南族音樂靈魂曾被公開介紹:「他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漢人,是真正的臺灣人!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強,他的名字叫 baliwakes (巴利瓦克斯)!」
當我們今天在主流媒體上看著胡德夫搭配著流行樂團在海邊舉辦露天搖滾演唱會,我們似乎忘記了在很久以前,陸森寶就這樣傳唱著台灣的海洋。
同樣身處於這個「國家」的我們,是不是也該了解或感同身受這些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每天賴以生存的土地與家園,為什麼被剝奪走了呢?(註3)

台灣社會對於「小」的承認與追求,其實是可以有多層次的價值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小」的追求,就是人們轉換視角「以管窺天」,把野心放小,具體的在可親可愛的範圍內刻劃生活,細膩的一筆又一筆,生命於是因為乘載更豐富的歷史記憶而趨向真實有意義。從這個角度,小作為一種可親可愛的真實,其實也就是最適合台灣優勢的精緻生活。
在資源不豐、主流價值強勢的挑戰、工具理性無限擴大的年代,幸好還有一個畫地自限的小地方。
註1:蘇打綠〈小情歌〉專輯歌詞,2006。
註2:小地方新聞網改版宣言,2008年。
註3:小地方〈都原,都市邊緣〉一文引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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