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認同的方向

by Xingxing on 週五, 30 十一月 2007 評論
唯有當我們開始分享對彼此的了解,
亞洲共同體才有出現的可能。

【蕭新煌教授 主述】
【柯蕾莉 採訪 撰文】【Nakao Eki 翻譯】

人籟:當您於一九七○年代末在美國求學時,是否認為經濟發展蓬勃的的亞洲將可能繼而建立聯盟(union)?

蕭:我在紐約求學的時候,美國以超級強權之姿鶴立國際舞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正在尋找世上其他地區的發展可能,且視亞洲的發展為「亞洲奇蹟」。首先是日本,隨後「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經濟起飛,隱然預示著亞洲其他地區將是全球發展的希望。
一九六○年代的西方視儒家學說為很糟糕的東西,阻礙了所有華人社會在資本主義和民主方面的發展。但若是看看台灣,現在的台灣是個臻於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也有充滿活力的民主政治。所謂的中華儒家文化依然存在,但文化和發展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阻礙性的因果關係。我於一九八○年代開始教授「發展社會學」,並開始思考「亞洲為何得以發展」的課題,自那時起,亞洲一直在成長,但是整體而言,亞洲並未發展成任何形式的地區性共同體或聯盟。換言之,單純的經濟發展不能帶來地區性的政治整合。亞太經合會(APEC)的確是個正式的經濟合作組織,重組了亞洲國家,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聯盟。

人籟:一個更為統整的亞洲,勢必將政治與經濟上各有差異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印度)都包括在內。您認為這些國家合作的基礎為何?

蕭:亞洲國家必須轉換思維模式,由雙邊合作改為多邊合作。
東協成立已有四十年,但其所堅持之非干預主義,卻是處理衝突或侵害(如緬甸當前的危機)的阻礙。除非在亞洲內能凝聚更廣更深的共識,否則我不認為亞洲國家能建立超國家的組織。從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亞洲仍未出現建立共同體的需求。
一個「聯盟」需要有獲得會員國信任的強力領導。亞洲有三個國家有潛力扮演此一角色,就是日本、中國和印度,但是在這三個國家中,無一獲得國際間的信任能夠領導這項任務。在東協內也沒有值得信任的強大領導國。有些東協成員國在國內實行極權政治,東協也無計可施。亞洲國家目前必須建立共識,一如荷蘭、法國、德國在歐盟概念建構之初所做的。東協的領導國需要著手在這個議題上統合大家的意見。
最近十到十五年,東北亞國家彼此間的合作比過去為多,但大多數都是雙邊合作。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說,亞洲國家還需要更多時間來彼此學習、了解和合作,然後才有可能產生地區性的整合。

人籟:亞洲主要權力之間的平衡是否提供了組成聯盟的基礎,或是增強了亞洲共同體(Asian Unity)的感覺?

蕭:建構亞洲聯盟有一些先決條件。中國、印度和日本是亞洲的三大強權,但基於各自不同的因素,它們均被質疑能否領導這個聯盟的過程,而且三國之間也時有相互爭鬥的情況。這三個國家必須重新檢視對其他國家的態度及影響,並且學習對彼此有更多的信賴。
日本人背負著二戰的包袱,東南亞國家很難相信他們,若是他們不處理這個戰爭問題,韓國人更是永遠都不會原諒他們,北京政府也會在政治賽局當中利用反日的仇恨情緒。不過,中國的崛起亦引起其他亞洲人對局勢不安的焦慮。東協由於互不信賴,仍處於分裂的狀態,東亞人民缺乏與南亞的溝通,再者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與其鄰居印度之間的衝突也時有所聞。
我只看到一種亞洲共同體出現的可能,那就是我們開始分享對彼此的了解。東北亞有必要增進對東南亞的了解、印度必須增進對亞洲其他地區的了解、佛教徒必須對穆斯林有更多的認識…反之亦然。此外,我們也必須密切注意中國,目前看來一切表現良好,因為中國要全力辦好二○○八年奧運,唯其奧運後之表現,才能為全界測試出中國真正的勢態。

人籟:越來越多亞洲人從貧困的國家移居至經濟力較強的國家。您認為這些變動會進一步使亞洲人有所連結嗎?

蕭:亞洲區域內的移民,的確能夠提高亞洲人的集體意識和身分認同,透過每個國家內不同文化的匯聚,能對「亞洲身分」有所體驗,試著去了解這些文化,便是踏出體驗亞洲過程的第一步。
舉例而言,台灣的移工和外籍配偶共計有七十萬人,這比原住民人口還多出許多,形成台灣的「第五族群」。韓國歡迎更多外籍配偶和勞工;日本也有許多東南亞移民,但卻難於對這些異文化敞開大門;泰國也雇用許多緬甸勞工。這些例子都顯示出大量的區域性遷徙,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每一個亞洲國家確實變得越來越具多元文化性質。
不過,這還是一個相當新的現象,亞洲才剛開始體會這在社會上所造成的衝擊。並且,亞洲人一直以來傾向於尊重白人,卻輕視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人士。亞洲人必須超越成見,糾正面對西方人時所產生的自卑情結,以促進國內的異國文化整合。

人籟:您認為亞洲青年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何種位置有助於提高他們身為亞洲人的自覺,並連結亞洲不同的文化?

蕭:亞洲年輕人對本國以外的亞洲人越來越具好奇心,也有興趣更深地認識他們。就文化的角度而言,他們的互動定會進一步發展出共同的連結。如今他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多機會認識彼此。
對青年人來說,流行文化是可以匯集不同文化的中介,MTV、戲劇、報章、旅遊節目都是他們增進彼此認識的機會。比方說,目前台灣就有一股看韓劇、聽日本歌曲的狂熱;東南亞和東北亞的文化融合也可以在台灣的泡湯文化中體驗到,如日式的溫泉度假旅館、印尼或泰式的SPA等等。由此日常生活促使他們更常思考身為亞洲人的意義,也開啟他們的心胸。
不過,青年人之間較有彼此分享和攝取新知的精神,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想要形成一個聯盟;藉由與更多亞洲人的談話和會面,亞洲青年會慢慢增加共識,未來他們或許會嚮往建構一個共同體。

人籟:您與另一位香港學者將在《日本政治科學期刊》共同發表一篇論文,其中討論到「亞洲的國家/超國家認同」。您對此議題的觀察為何?

蕭:當我們開始討論哪些因素使得亞洲聯盟有可能(或不可能)建構起來,會面對一大堆關於此種結構的難題;但如果去想亞洲認同正在提高,那我們仍會看到許多光明的面向。
亞洲人的亞洲歸屬感確實越來越強。我們的案例研究檢視了二○○六年時七個不同地區的情形:中國、越南、香港、日本、南韓、新加坡及台灣。研究的目的是要度量受訪者的國家認同及超國家認同,也包括他們對亞洲廣義上的認同感。
越南人的亞洲認同最高,有87.2%。台灣人有60.6%,也具有高度的亞洲認同。台灣位處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交界,因此島上人民具有一種雙重的亞洲認同。相比之下,只有21.3%的日本人和32%的韓國人對於亞洲歸屬感有正面的回應。此種低比率,尤其是日本,顯示出他們面對其他亞洲國家所抱有的國家保護主義。
不過,這篇論文並不能代表全亞洲的情況。如果在東南亞國家進行類似的調查,我想那些國家的人民一定對東南亞地區有很深的認同感,但我懷疑他們對整體而言的亞洲身分是否也有同樣的高度認同。

人籟:您認為亞洲國家的國家政策是否應透過各種方式(如教育),使亞洲青年更深切地了解,他們與其他亞洲國家除了經濟上的關聯外,還有更多可以共同分享的面向?

蕭:我認為,向亞洲年輕人提供更多關於鄰國背景的教育是一種基本需要,因為在短期內,我看不到政治人物就亞洲共同體議題達成協議的可能,資本家也沒有這樣的理念。我想,要靠著NGO、文化團體和知識份子來啟動。
例如,應該鼓勵年輕人加入NGO,比方說擁有國際網絡的環保團體。亞洲的年輕人也應該多注意、多關心他們的「亞洲表親」;在台灣,如果年輕人喜歡看越南電影,那何不多與在此生活的越南人有所互動?亞洲年輕人也可以參加和平運動,關注宗教交流和族群對話。
不論是在族群、文化還是宗教方面,亞洲都是個很豐富的大陸,因此亞洲人也要花較多的時間才能了解彼此。此種複雜性可能是建立政治經濟聯盟的障礙,但也同時讓整個過程變得更有意思、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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