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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究竟為了什麼讀大學?是為了取得基本學歷、訓練職業能力、追求高深的學問,抑或培養獨立思考?本文訪問了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郭文華,請他從教學現場剖析大學教育的本質;同時也訪問兩位正在就讀大學的青年學子,請他們談自己在大學的所思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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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更多可能性

(採訪‧撰文/林佳禾)

高等教育擴張是台灣社會近20年來最大的變遷之一。90年代初期,大學聯考錄取率還在40%以下;如今,人人都有大學念,對這個世代的台灣青年,是再自然不過的現實。然而,不確定要在大學裡學到什麼,卻也是許多青年正在面臨的茫然。

大學課程越開越多,越調整越複雜,卻沒有投入相對足夠的教育資源。教課的人無法用適合的方式教學;聽課的人也難以從中得到啟發。教育品質參差,卻難以有效改善。

郭文華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台北榮總家醫科住院醫師。
高中時埋頭猛衝拚醫科,上大學後懵懵懂懂,只知道醫學不該只有生理與病理,還有社會與人情。機緣之下,得以進入不同領域淬煉琢磨。對他來說,「大學之道」沒有終點,因為它是專業與人生的永恆追尋,而風光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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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佳禾

走出巨塔的人生實驗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郭文華,20年前從人人稱羨的醫學系畢業,沒有成為執業醫師,反而一頭栽進醫學史與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學術修煉,當起大學教授;現在,為人師數年之後,他卻回到醫院重新穿上白袍,成為住院醫師。一手執教,一手問診,20年的跨領域實驗人生,未完待續。對於「大學之道」,郭文華頗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90年代初,台灣醫界正開始思考醫學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如何提升「人文素養」是關鍵課題之一。郭文華當時是陽明醫學系的公費生,按規定畢業後必須分發服務。不過「一般認為醫師是個賺錢的行業,所以從培養人才的角度,留在學校發展也被視為一種『服務』。」他回憶道:「各種研究都有人做,但幾乎沒有人把人文社會研究,也當成一個方向。因為當時長官的寬容與視野,才讓我變成『第一個』這樣做的陽明人。」

「我在這方面從來沒有特殊的才華或表現,當時對醫學人文的理解也很淺薄,只是覺得醫療需要人文專業,所以就想試試看。」於是,背負著公費服務的使命,郭文華先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爾後又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博士學位。「醫學教育正在摸索怎麼在醫學院裡教人文,也缺乏人才……」他說:「所以學校把我當成一個實驗品,我也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個實驗去做。」


培育多樣化人才

近年來,在教育改革主事者的鼓吹下,從通識教育、品格教育到全人教育,大學青年得接受越來越多的「套裝」教育,有越來越多的抽象「素養」和「能力」要培養。「棄醫從文」轉眼十多年,郭文華又回到母校執教,教的正是這些被看做「專業之外」的課程。由此位置出發,他開始有更多的反省。

「台灣的醫學院,實質上就是職業教育。」細想,對一個修業七年有近半時間都在醫院度過的科系,這麼說並不為過;只是擺在台灣社會輕忽技職教育體系的脈絡下,郭文華把滿是績優「秀才」的醫學院比為職業教育,還是不免讓人感到訝異。一般總是批判大學不該成為職業訓練所,他卻不以為意,反而強調:「問題不在於是職業教育有什麼不好?而是就算是職業教育,大學能不能培育出多樣化的人才?」

學習欣賞不同專業

對郭文華來說,只要是需要有系統地學習的知識,就是專業。社科、文史絲毫不比醫學、工程來得「不專」。專業與職業從來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更不該混為一談;甚至,「好的大學職業教育」理所當然應該包含多重專業的整合。

當我們說醫師、科學家或工程師需要人文素養,並非指他們要懂得舞文弄墨、欣賞藝文、關懷社會就好;而是他們除了醫學、科學、工程的專業知識,還需要運用人文社會專業的思考,甚至方法,來把自己的職業做得更好,更接近社會的實際需求。

「我總是告訴學生,如果你相信專業的醫學教育;那麼你也應該相信專業的人文教育。」郭文華主張大學最重要的任務是教導學生「如何去欣賞不同專業的思維」;並且培養學生「接觸不同專業的能力」。

技術與社會互為表裡

過去幾年,郭文華參與教育部一項跨領域教學計畫,核心任務就是協助大學建立適宜的「科技與社會」整合課程。舉例來說,過去談到醫學或工程的倫理教育,很容易出現兩種狀況:其一是教師本身是有熱情有理想的醫師或工程教授,但在課堂上僅能空談社會責任和道德精神,卻顯得空洞不紮實;其二是教師就是研究倫理課題的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但教學內容卻偏離學生的經驗範圍太遠,引不起學習動機。

面對這種困境,郭文華主張「從不同職業的實際工作過程中去探索,究竟倫理判斷和抉擇的爭點何在,而不是空談抽象的原則或理論」。事實上,近來已有許多跨專業的合作與研究,能夠深入說明「技術」與「社會」實為互為表裡的一體兩面。因此,郭文華認為只要把握「技術細節的實證性」,無需另闢蹊徑,傳統的專業科系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教學內容。

以醫師的養成來說,郭文華認為有太多醫療場域的實作經驗中正在發生的問題,值得從醫學專業的門牆之外帶進其他專業的觀點,做更有啟發性的探討。他說:「學生現在看到的就是零零雜雜的機會,卻沒有人告訴他,只要再多做一步,未來就可能有不同的發展。」

兩種能力激盪新境界

「醫學界有兩個知名的美國人,一個叫保羅.法默(Paul Farmer);另一個是韓裔的金勇(Jim Yong Kim)。兩位都有醫學背景,同時又接受人類學的訓練。他們在80年代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海地共同創立了『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這個組織,一邊執業當內科醫生;一邊從事公共衛生議題的研究與倡議……」

郭文華說:「法默因為醫師身分而能在不同場域深入觀察,他探討過海地的愛滋病、秘魯的瘧疾,甚至西伯利亞監獄裡的結核病,不但著作等身,更是世界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先鋒;金勇則曾經被世界衛生組織聘為愛滋病防治的首席顧問。」

以此為理型,正是郭文華「教授」為什麼決定在40歲之後重新當起郭文華「醫師」的原因。法默和金勇,如果只是把人類學當成業餘的消遣,可能無法對醫療公衛做出批判性的貢獻;反過來說,如果他們沒有繼續執業,沒有臨床經驗,能夠觀察到的問題,恐怕也有限。

認真把不同專業都當成一回事,是必須要鼓勵的基本態度。在此之上,如果學校和職場都能夠提供足夠的彈性,郭文華很有信心地說:「在很多人之中,你就可能創造出一些這樣有趣的人,把兩者都帶到一個新的境界。」

高中化的大學教育

可惜,在郭文華的眼中,台灣的大學教育要達到這樣的理想,恐怕還有不小距離。

首要的問題,郭文華認為是「擁擠的學習」。「以大一來說,學生平均每周要上22學分、超過40小時的課,還不包括3小時1學分的實驗,以及沒有學分的體育和軍訓。」大學生的課表變得和高中生沒兩樣,空餘時間非常少,而且隨時可能為了一個新的政策口號,又長出更多的課來。

「把時間還給學生,學生能夠自己學的事物,學校就不應該教了。」在麻省理工學院,大學部一學期只有13周,期間學生通常只有4門課,依台灣標準僅有8到12學分,但在那裡卻是36學分。平均每門課9學分,其中3小時上課;6小時做作業,但每個鐘點都用得紮實。反觀台灣,授課時數堆得非常高,但實際上課的狀況卻不見得理想。


資源不足仍是關鍵

「以職場為導向,卻欠缺啟發性的大學教育,當然不適當,」郭文華說:「但是硬把學生扭到教室,加了一堆名目好看但內容卻不頂充實的課程,問題恐怕也不小!」身為一個教課的人,他認為:「如果課程的品質都能夠拉高,學生會覺得負擔變重,自然得考慮減少修課,專心把幾門課學好。」

大學課程之所以浮濫,跟教育資源的分配不足當然有直接的關係。具體來說,就是投注的人力不夠。大學教師動輒面對五、六十人以上「我講你聽」的課堂,是普遍的現象。郭文華直言:「好的教育要花很多人力,如果互動方式沒辦法改變,大學教育就很難改變。」


釋放空間以舒展創意

只要能讓青年人用心學好一種專業,並樂於擁抱其他專業,郭文華認為「大學裡並沒有什麼非教不可的課」。能夠讓青年人學習到邏輯推理、表達溝通,並且有機會充實外語能力,就已足夠。學習自主權,終究應該下放給學生自己。

「大學是一個提供可能性的地方,而不是效率機器。」對於這個世代的台灣青年,郭文華仍有信心,他笑說:「現在的年輕人,很懂得怎麼去『算』自己的未來……」只要給予足夠空間,「你永遠不會知道,未來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學生,去做怎樣的人生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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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走邊找方向

採訪.整理/ 陳雨君

侯昱堂/19歲/
陽明大學醫學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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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學時就已意識到「大學」這個地方,因為師長總耳提面命地說:「要認真念書才能考到好大學!」因此,我儘管沒有實質認知,仍逐漸意識到這是自己未來會去的地方。我身為嘉義人,小時候也去過嘉義大學,印象中寬廣的校園、大草皮,似乎就是大學的樣子。到了高中階段,我才真正產生想讀大學的念頭。當時覺得整天被困在教室裡,淨是學一些沒有意義、對自己沒有幫助的瑣碎知識,因此非常想離開這個地方,希望自己上大學之後,能認真思考自己要做什麼、也更認識這個社會。我沒有考慮過「不念大學」這個選項,我在不錯的私立高中就讀、成績也不差,對我來說,念大學是一條阻力最小的路。

由於中學時期我的數學、物理、化學成績不錯,順理成章便選了自然組,加上嘉義人普遍推崇「當醫生」的氛圍,於是高三時我透過學校推薦的管道考上陽明大學醫學系。近年來雖然有很多說法都強調年輕人要留在故鄉,但某種離鄉到都市打拚、唸書的嚮往仍一直存在,這種心情在早期的歌謠或電影裡尤其明顯。儘管我們離那個年代有點久遠,但對於「去台北」這件事還是有一點憧憬。

初次見到陽明大學,覺得這個學校不太好看,可能因為是醫學院轉型的學校,比較缺乏人文氣息。進去之後,發現大學生活不如電視演得那麼輕鬆,雖然上的課沒有高中多,但讀的東西卻需要投入更多心力。高中只需要把指定的內容照單全收,但大學不是,你必須要自己撈更多東西進來,不然會不夠。高中像走在一條路上,不管這條路是彎是直;大學卻像走到一片草原上,要往哪裡走必須要自己決定。

在大學裡,我很期待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大一時,我加入在陽明具有悠遠傳統的「服務隊」一年,從中學到很多未知的事物,但後來覺得這不是我最想要的,就沒有再繼續。我逐漸發現自己對社會科學很有興趣,便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人社院的研究生一起組讀書會,讀一些人文方面、思想性的書,像是政治哲學、純粹哲學這類的。我們這學期看的書是一位義大利哲學家Norberto Bobbio寫的《左與右》(Left and Right)。

目前我也算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可能是因為到大二仍未進入醫學課程的緣故,系上的一些共同科目(普通生物、微積分等等)我讀得很不來勁,而對社會科學的熱情也讓我進一步思考自己是否真的要當醫生?我覺得決定是否要繼續走這條路,可能是畢業之前最重要的事。對我而言,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念大學最重要的意義。(採訪‧整理/陳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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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後更精采

採訪.整理/ 陳雨君

羅俐欣/20歲/
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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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的時候,因為姊姊準備考大學,我才開始意識到有「大學」這個地方。在那之前我幾乎沒想過這件事,都在參加學校活動。姊姊在準備考試期間,我彷彿也變成高三生,會跟著她緊張;那段時間上課便特別認真。

我在高三之前,並沒有仔細想過未來可能想念什麼科系,只知道自己英文還不錯,是自己擅長的領域;另一方面,從國中開始,我的理科成績相對比較差,從來沒想過要念理組,也不可能選這方面的科系。到了高三,我很希望在學測、推甄申請這個階段就考上大學,但考前發現外文系的分數都很高,此時再努力應該是來不及,果然有填都沒有上。還好生涯規畫測驗讓我更瞭解自己的志趣,我也另外填了政大哲學系、師大圖文傳播系和師大教育系,其中圖文傳播和哲學系都有錄取。最後我選擇了圖文傳播系,因為我喜歡拍照,且看了此系的相關課程,覺得很吸引我。

我在還沒進來之前,對學校充滿了外國大學的想像,覺得好像可以拍電影、攝影棚會很高檔之類的,但進去之後發現完全不如預期。本來以為會有很多攝影課程,結果攝影學光介紹相機構造就上了一學期,我覺得很無聊。實作課程的設備也不完整,我們的攝影棚上方有一堆劇場的燈,那些燈竟然老到不能用,要修繕有經費的困難,線路也無法更新,這些硬體設備不良的問題頗令人失望。不過,攝影課讓我學到進暗房沖洗「底片機」拍出來的照片,我感到很開心。

在課堂外,我並沒有參加社團,光是系上活動就占去很多時間。我從大一就參加系上的創意啦啦隊,一跳就是三年。另外像系烤、大一的闖關遊戲、迎新宿營、大二的圖傳之夜、大三的送舊等等活動,籌備時間都至少有三個月之久,我也熱衷地參與其中。其實我從高中的時候就不太愛念書,上大學後也一樣;相較於課業,我喜歡和家人、朋友聯絡維繫感情。這幾年的大學生活,我認識很多來自台灣各地、生活模式差異甚大的同學,這讓我大開眼界。

不過,回過頭來看,我仍覺得最好在這段時期多讀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書。例如我以前修過「計算機概論」,因為內容無聊、也不知道它的用處,所以並沒有很用心。後來發現畢業的學長姊在工作時竟然會使用到這些技能,當下覺得很後悔。有機會學習,還是應該要多學一點東西,不要因為太難而卻步。

到目前為止,我對自己的人生還算滿意,畢業後我可能會去國外讀藝術類或攝影相關的研究所。但我打算一切慢慢準備,人生不需要一直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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