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媒體公共性:一個新的全球公民運動

by on 週三, 30 一月 2013 評論

反媒體壟斷的聲浪,從2012延燒到2013,從台灣擴及到中國。不論壟斷是源於政治勢力或市場經濟,捍衛媒體的核心價值——公共性,已成人們的共同追求。

撰文│顧爾德(專欄作家)



言論已開放,自由待爭取

  想像一下這些情境:手中的外國雜誌與報紙內頁,最吸引你的是那些被黑色奇異筆塗掉的圖文;不是色情刊物,書店老闆卻要偷偷摸摸地塞給你;才在報上看到反對黨組黨的消息,隔幾天就聽說那家報紙的採訪主任下台了;當強人領袖向國外媒體透露將解除戒嚴的訊息,民間新媒體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這些是上個世紀的故事。若曾走過同一遭、參與見證過台灣爭取言論自由的歷程,大概會以為艱辛路途已走過,柳暗花明,前面應該就是坦途大道。很難教自己相信:從上個世紀解除報禁至今已四分之一世紀,而今天台灣最火紅的社會抗爭議題居然還是媒體與言論自由!

  25年間,台灣媒體從黨國巨靈的爪掌中解放,又經歷了市場大潮沖刷,以及傳播通訊科技「破壞性創新」的洗禮。每一場考驗都嚴厲,但半個世紀的考驗似乎都不如2012年那麼劇戲性,對台灣民主社會體制可能產生的衝擊那麼大。

 

台媒走向,受市場及政治左右

  半個世紀以來,政治與市場兩大力量左右著台灣新聞媒體發展。1990年代之前,政治居主導地位;之後市場為王,但政治爪掌並未遠離。然而,政治與市場力量,在過去近十年間又面臨一個新的轉化:全球化。和台灣產業經濟一樣,「全球化」三個字對台灣媒體最重要內涵是「中國化」──中國挾其政治、經濟雙重力量,直接、間接影響台灣媒體。

  「市場為王」的代表是壹傳媒,而當旺旺中時取得壹傳媒主導權,代表著「中國模式」成為台灣傳媒主流。「中國模式」就是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只是這個「國家」不是指台灣的國家機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媒體市場影響力可能更大。政治與經濟力量結合共同操控傳媒,新的傳媒老闆們,關心的不只是所投資的媒體賺不賺錢,更關心手中傳媒能否為他們的其他經濟事業帶來更大利潤──這些利潤往往都和欣榮的中國市場息息相關。

 

媒體公共性,「大傳」的真諦

  「有那麼嚴重嗎?」也許有人質疑,台灣媒體環境的惡化不是始於「旺中案」,壹傳媒的「裸體加屍體」,商業行銷廣泛置入媒體內容,這些帶來的負面效應會比較少嗎?

  毋庸置疑,壹傳媒十餘年來加劇台灣傳媒羶色腥風潮,對社會帶來傷害;不過,壹傳媒對台灣有不小貢獻:在嚴肅重要的公共議題上,它不被政治勢力以及經濟利益左右──而這就是媒體最根本的公共價值。

  媒體傳播的資訊有軟硬之分。一般閱聽大眾平常關心的是哪裡有好吃好玩的,最新時尚趨勢、名人八卦以及吸睛的美女俊男等軟性新聞,至於政經議題與全球大事這些硬新聞,一般閱聽人多是把標題瞄一眼就放過。

  不過,這些硬新聞卻是維持民主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元素。媒體是「看門狗」,記者扮演「吹哨人」,但不是每天會有水門案發生。一個民主社會需要有開放的輿論平台,也不是平台上每一則言論都是讜言嘉論;媒體最重要的價值在於:民主社會遇到重大議題事件,公眾有一個可以信賴的機制,可以提出警示、剖析事實,同時讓公民參與這些資訊與意見的生產與傳播,進而形成社會共識。這就是「大眾傳播」的真諦,也是媒體公共性所在。近一個世紀前,美國兩位重要知識分子杜威(John Dewey)與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辯論中就已凸顯「公共」這個重要價值,不論是否為法律定義下的「公共媒體」,做為大眾傳播媒體就必須體現這個價值。

 

反寡頭壟斷,兩岸同問題

  民主國家的憲政要保障新聞媒體的原因是基於此。今天,批判媒體壟斷、鼓吹媒體獨立的重點也在此。過去一年來,寡頭媒體一再為了自己集團的利益恩怨,浮濫批評人與事、戴帽子,逾越媒體公共性規範。過去戒嚴時代,執政者辯稱:「我們只實施了千分之三的戒嚴。」今天在批判媒體被跨海峽的政商勢力壟斷,並不是批評媒體每則新聞訊息都偏頗不實,而是在那攸關公民社會與民主制度基本價值「千分之三」上無法堅持原則。八卦羶色腥侮辱了閱聽人的美感品味;媒體喪失公共性則是刨挖民主體制的根基。

  最近中國《南方周末》新年賀辭遭撤稿,不只媒體人火大,中國各地都出現抗議之聲,國際媒體也把「南周風波」看成習近平上台後首要考驗。這個風波也有機會把兩岸民間社會抗爭連結在一起──兩邊有一致的抗爭對象(中共政權),以及共同的訴求(獨立的輿論空間)。

  政經壟斷力是台海兩岸媒體面對的宰制力量,但包括兩岸媒體在內,全球媒體都面臨另一挑戰:因應數位資訊大潮的轉型之痛。

 

數位轉型,獨媒指日可期

  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研所出版的〈後工業新聞〉(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的研究報告指出,網際網路改變了新聞生態,新聞媒體的組織、制度與生態必須重新建構才能生存。媒體若想捍衛新聞的公共價值,必須改變。

  為因應市場的考驗,媒體必須轉型;同時也需要更多非商業力量來扶持媒體的公共性。例如美國的奈特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支持許多媒體創新的計畫,富豪桑德(Sandler)夫婦每年捐一千萬美金支助成立從事調查採訪的新聞網站ProPublica。ProPublica於2007年成立,2010、2011年就連續獲普立茲獎,成為第一個獲此榮譽的網路媒體。「新聞做為慈善事業」是與市場並行不悖、建構獨立媒體的出路。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在數位時代,媒體本身必須更開放,讓閱聽者參與內容建構,專業新聞工作者結合公眾力量,共同建構、定義並捍衛媒體的公共性。數位科技促進全球化,也製造了跨海峽政商聯盟指染台灣媒體的機會;但同樣的,當網路上出現美國重量級公眾知識分子杭士基(Noam Chomsky)支持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照片,當台灣民眾與社團聲援《南方周末》,也說明了捍衛媒體公共性已成了全球化的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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