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天主.面向時代.面向人 ── 教宗方濟各訪談錄

by on Wednesday, 04 December 2013 Comments
 
撰文|安東尼奧.斯巴達洛(Antonio Spadaro, S.J.)
翻譯|張靚
審訂|張令憙
 
 
編者按:
2013年8月,義大利耶穌會季刊《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的主編安東尼奧.斯巴達洛神父(Antonio Spadaro, S.J.)在羅馬與教宗方濟各進行了三次訪談,訪談內容經整理後於九月公布於耶穌會相關期刊。訪談中,斯巴達洛神父代表《公教文明》、《美國》(America)和世界其他主要耶穌會雜誌向教宗提問。這些問題由各雜誌的編輯團隊準備,再由斯巴達洛神父歸納整合。
 
 
2013年8月19日,週一,上午十點,我與教宗方濟各約見於聖瑪爾大之家(編按:教宗上任後,並未入住「教宗寓所」,而是住在聖伯多祿大教堂近旁的「聖瑪爾大之家」)。不過,我繼承了父親早到的習慣,提前到來。接待人員讓我在一間會客室稍事歇息,未等多時,幾分鐘後我被引至電梯。這片刻等待讓我有機會回憶耶穌會雜誌的幾位主編在里斯本會議上,提出聯合發表教宗訪談的構想。我們一起討論,提出每一位感興趣的問題。我從電梯裡出來,看見教宗已經在門口等待。
 
我走進教宗的房間,他請我坐在他那舒適的椅子上,自己則因背部問題就座於高腳硬椅。他的房間陳設簡樸,擺放著書桌的工作區域狹小。給我留下印象的不僅是樸實的傢俱,還有房間裡不多的物品,包括聖方濟的聖像、阿根廷的主保聖人盧漢聖母像、耶穌受難像,以及聖若瑟睡眠像,很像我在他的聖米格爾神學院(the Colegio Máximo de San Miguel)辦公室看到的那尊,當時他在那裡擔任院長和省會長。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編按:Jorge Mario Bergoglio,為教宗本名)的精神並非由他所稱作的「和諧力量」所構成,而是由人的多面性構成,包括:基督、聖方濟各、聖若瑟和聖母瑪利亞。
 
教宗帶著笑容歡迎我,那笑容已遊歷世界,開啟人心。我們開始閒聊許多事情,特別是他的巴西之行,他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恩寵。我詢問他是否有時間休息,他肯定地答道:休息得很好。關於「世界青年日」,於他而言就是一個「奧祕」。他說他並不習慣於眾人面前講話:「我能夠接受個人,一次一位,在我面前以個人方式進行溝通。我不習慣大眾。」我對他說,的確如此,人們注意到了這點,這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你可以發現每當教宗身處人群,他的目光總落在某個人身上,然後電視攝影機播出這些畫面,使所有人都能看見。這令他至少可以藉由眼神,自在地與面前的人直接接觸。在我看來教宗似乎喜歡這麼做:能夠保持自我,不必改變他一般交流的方式,即便面對如在科帕卡巴納海灘(the beach at Copacabana)的百萬民眾也是如此。
 
在我開始錄音前,我們還談了其他事。教宗評論了我發表的一篇文章,告訴我他喜愛的兩位當代法國思想家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和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我聊了些相當個人的事,他也談到他自己,特別是關於被選為教宗的事。他說,3月13日週三午餐時,他感到一股無法言喻的深刻寧靜與內在的安恬,伴隨著巨大的黑暗與深沉的混沌向他襲來。這感覺一直伴隨著他,直到他當日晚些時候被選為教宗。
 
我很願意以非常個人化的方式繼續這樣談下去,可是我仍然拿起了之前寫下問題的紙張開始錄音。首先,我以全體耶穌會相關期刊主編的名義,向教宗致謝,這些期刊亦將刊登此次訪談。
 
6月14日,教宗在接見《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穌會士之前,曾向我提及他參與訪談時的巨大困難。他說,在訪談中他更願意去思考而不是就某一點給出答案。他覺得在最初答覆之後,才可想到正確的答案。他對我說:「從里約熱內盧返程的航班上,我回應了記者們的提問,一時間,我都不認識自己了。」事實如此:此次訪談中,教宗在回應一個問題時數次中斷,補充對前一問題的回應。與教宗方濟各談話,想法如同火山流動,每一個都緊密相連,以至於連做紀錄都令我不甚自在,我試圖抑制那湧出的對話之泉。顯然教宗方濟各更習慣於交談,而非授課。

 
誰是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
 
我已經有了第一個問題,但決意不按照事先準備的大綱進行,我直白地詢問教宗方濟各:「誰是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他沉默地注視我。我詢問他我是否可以對此提問,他點頭並回應道:「我不知道怎樣的描述最為恰當……我是個罪人,這是最準確的定義。這不是言談上的比喻或一種文學類型,我是個罪人。」
 
教宗繼續思索,全神貫注,他似乎沒預料到會有這個問題,他似乎被迫進行深刻反思。「是的,或許我可以說自己尚屬精明,能夠適應環境,但同時我的確有些天真。是的,但是總括來說,發自內心地,我覺得最真實的論斷是:我是個主所注視的罪人。」他又重複道:「我是個為主所注視的人。我覺得我的座右銘『因為仁愛而被揀選(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於我十分貼切。」
 
這座右銘來自聖比得的講道(Bede the Venerable, 673-735),他在評述瑪竇被召喚的福音故事時寫道:「耶穌看見一位稅吏,以喜愛之情注視他,揀選了他,對他說:『跟隨我。』」教宗補充道:「我認為拉丁語的副動詞miserando無法在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中得到翻譯。我想以另一個並不存在的副動詞:misericordidando(「mercy-ing」正仁愛著)來翻譯它。」
 
教宗方濟各繼續思考和講述,接著跳躍到另一個我當下沒能馬上明白的話題:「我並不瞭解羅馬,知道的很少,我知道有聖母大殿,我常去那兒。我認識聖母大殿、聖伯多祿大殿……,當我不得不來羅馬時,我總是住在斯科洛法大街(via della Scrofa)。我常從那去法王聖路易教堂(La 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去那兒瞻仰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畫作『聖瑪竇蒙召』。」
 
「耶穌的手指指向瑪竇,指向我,我覺得我就像他,就像瑪竇。」教宗此時變得堅決,似乎終於找到了他在尋找的形象:「正是瑪竇的姿態觸動了我:他緊緊握住錢似乎說:『不,不是我!不,這些錢是我的。』看,這就是我,一個主所注視到的罪人,而這也正是他們詢問我是否願意接受被選為教宗時我所說的話。」接著,教宗以拉丁語輕聲說:「我是一個罪人,但我信靠我主耶穌基督無限的仁慈與耐心,在補贖的精神中,我承受。」

 
為何成為一名耶穌會士?
 
我想教宗方濟各這句接受的答話,亦是他對身分的確認,無需補充了。我繼續問道:「教宗,是什麼令您選擇進入耶穌會?耶穌會在哪方面打動了您?」 
「那時,我渴望更多,卻不知道要什麼。我進入教區修院,我喜歡道明會士,有一些道明會的朋友。但是我選擇了熟悉的耶穌會,因為那時修院是委託耶穌會士管理的。耶穌會有三件事特別令我印象深刻:傳教精神、團體和紀律。這非常奇特,因為我是一個相當相當不守紀律的人。但是他們的紀律,他們管理時間的方式,讓我印象深刻。」
 
「接下來對我十分重要的是:團體。我曾經總在尋找一個團體。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位可以自行修道的神父,我需要一個團體。從我現在身處聖瑪爾大之家這一事實,你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在祕密會議期間,我住在207號房(房間分配由抽籤決定)。我們現在所在的房間曾是客房,我選擇住在201號房,因為當我要接管教宗寓所時,我清楚地聽到我內心說:「不。」宗徒大樓的教宗寓所很古老,裝修有品味又寬敞,但不奢華。然而它終究像個倒轉的漏斗,內部大而寬敞,入口卻十分局促。人們只能三三兩兩地來,而離開人我無法生活。我必須與他人一起生活。」
 
當教宗談論傳教和團體時,我回憶起耶穌會論《傳教的團體》的所有文獻,並從他的話語中發現這些文獻的精神。 

 
對於一名耶穌會士而言,成為教宗意味著什麼?
 
我就他成為第一位出身耶穌會士的羅馬主教這一事實,詢問教宗方濟各:「您是如何理解您被召喚,秉承依納爵(編按:即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為耶穌會創建者)的精神服務於普世教會?對於一名耶穌會士而言,被選為教宗意味著什麼?依納爵精神中的哪些要素幫助你踐行事工?」
「分辨,」他答道。「分辨是聖依納爵內在修行之一。對他而言,這是為了明瞭主且更緊緊跟隨祂的一項戰鬥武器。我時常被一句描繪依納爵觀點的話語所打動:『不要局限於最大的,也要能被最微小的包容——這就是神性。』我思考這句話與管理教會中承擔不同角色的關連,包括成為他人長上這件事:不因空間變大反受囿限非常重要,能持守受限的範圍也同樣重要。這種能屈能伸的德行即是寬宏的雅量。由於寬宏的雅量,我們總是能夠從我們所處的位置看到地平線。這意味著,每一天都能夠懷著向天主和他人敞開的寬廣心胸,做微不足道的事。這意味著,能夠在大視野內體會欣賞細微的事物,天主之國的事物。」
 
教宗繼續說道:「這箴言為如何分辨身處正確的立場提供了參照點,以便從天主的角度聆聽天主之言。依照聖依納爵,最好的原則必須體現在空間、時間和人的處境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治理教會時,以他自己的方式展現了這種態度。當他重複這一箴言:『去看全部,對許多事視而不見,糾正一點點。』若望二十三世以最廣大的面向來理解一切事物,但是他選擇在最小的範圍去糾正少許。你可以有大計畫並通過許多最微小的事物來實現它。或者如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所言:你可以使用最軟弱的方式,卻比強大的更為有效。」 
 
「分辨需要時間。例如,許多人認為變化和改革瞬間發生,我則認為我們需要時間為真正的變化奠定基礎,這即是分辨的時間。有時分辨反而敦促你立即去做原本打算之後才要去做的事。這正是近幾個月我所經歷的,分辨總是在主面前進行,察看跡象,聆聽發生的事情和人們的感受,特別是窮人的感受。我的選擇,包括使用一輛不起眼的車之類的日常生活事務,都與心靈分辨有關,這個分辨會回應我們由觀看事物、觀看人以及解讀時代訊號而生的需要。在主內分辨,引導我治理的方式。」 
 
「不過,我總是謹慎對待倉促做下的決定。我永遠對最初的決定小心翼翼,在我不得不制定決策時,我最先想到的時常是錯誤的。我必須等待和評估,反思自我,花上必要的時間。分辨的智慧在挽救生活中無可避免的不明確狀態,並幫助我們找到最恰當的應對方式,而這方式看起來並不總是強而有力。」

 
耶穌會
 
因此,分辨是教宗方濟各的靈修支柱。它以一種特有的方式體現出他耶穌會士的身分。我接著詢問道,耶穌會如何服務今日的教會,它的獨特性是什麼,以及耶穌會的做法可能面臨什麼樣的風險?
 
「耶穌會是一個處於張力之中的機構,」教宗回應道,「基本上一直處於張力之中。一位耶穌會士是一個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修會是倚靠在它本身之外的中心,這中心就是基督與祂的教會。所以,如果修會把自身的重心放置在基督與教會上,它就有兩個基準點來維持平衡,並能生活於邊緣與前線位置。如果它太過注意自己,就會把自己當作一個堅實的、『全副武裝』的組織,放置在中心,但這會冒著自以為安枕無憂和自負的風險。耶穌會須時常把『天主永遠更大(Deus semper maior)』和追求天主最大的榮耀放在自己之前,同時也將我主基督真正的淨配教會,和征服我們的基督君王放在眼前,即便我們是粗陋不堪的陶土罐,也要獻上我們整個人和艱辛的勞作。這一張力持續拽拉我們脫離自我。正是表述良知(the account of conscience)令耶穌會不以自我為中心,堅強有力,同時又如父親又如兄弟般幫助修會更能履行使命。」
 
教宗所談及的是《耶穌會會憲》中的要求,耶穌會士必須「表露他的良心」,(編按:指耶穌會士定期與長上晤談,表達吐露心聲,亦稱「訴心」)也就是他內在的心靈狀態,如此一來,長上才能更清楚且更有認識地派遣給一個人使命。
 
「但是,談論耶穌會很難,」教宗繼續說道。「如果你表述過多,會有遭受誤解的風險。我們只能以敘述的方式來描述耶穌會。只有藉著敘述的方式,而非哲學或神學的解釋,才能分辨,因為哲學或神學的解釋只是在討論。修會的風格不是藉由討論形成的,而是通過分辨,當然,這是預設分辨的過程已包含討論在內。分辨的神祕之處在於從不會界定邊際,不會結束思考。耶穌會士必須是一個思考不止,亦即開放思考的人。曾經有一段時期,耶穌會士封閉且思想僵硬,偏重研究型的苦修(instructive-ascetic)而非神祕思想(mystical),如此扭曲的會士生活產生了《耶穌會綱領》(Eptiome Instituti)。」
教宗提及的是一份制訂於二十世紀的行為綱領,這份綱領被視為《耶穌會會憲》的替代品。曾經有一段時間,耶穌會士依此綱領來培育,以致有些會士從未讀過《會憲》。在教宗看來,那段時期中規則險些壓垮了精神,修會屈從於這誘惑——過於狹隘地去解釋及定義修會的神恩。
 
教宗方濟各繼續道:「不,耶穌會士一直在思索,一次又一次地,在展望必須邁進的願景時,將基督置於中心。這是他真正的力量,這促使修會進行研究、有創造力,並慷慨奉獻。所以,現在耶穌會比以往更須在行動中進行默觀,更須在具體生活中深切貼近整個教會,她既是『天主子民』的教會,又是『慈母聖統教會』。這需要謙遜、犧牲和勇氣,尤其是當你遭誤解,或你成為誤解和誹謗中傷的對象,那將會是最能產生好結果的態度。讓我們回顧歷史中的幾次緊張情勢:幾個世紀前中國的禮儀之爭、馬拉巴禮儀,和巴拉圭傳教村的緊張情勢,皆已證明如此。」
 
「我自己就是修會近來經歷誤解,遭遇問題的見證人,其間不乏艱難時刻,特別當修會要將「第四願」——順從教宗,推及至所有會士時。當時給我信心的是時任總會長的雅魯培神父(Father Arrupe,1965-1983年任耶穌會總會長),他是位祈禱者,大多數時間都在祈禱。我記得他在祈禱時如日本人般席地而坐。由此,他以正確的態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典範:「改革的神父」伯多祿.法伯爾
 
我好奇耶穌會創立至今是否有哪位耶穌會士對教宗產生特別的影響,為此我詢問教宗並請教其理由。他首先提到了依納爵.羅耀拉和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接著談及一位耶穌會士必然認識但一般人較不熟悉的伯多祿.法伯爾(Pierre Favre,1506-46),他來自薩伏依(編按:今法國東南部及義大利西北部地區)。他是聖依納爵最早的同伴之一,事實上是第一位同伴,當他們在巴黎大學讀書時共用一個房間,而第三位室友正是方濟各‧沙勿略。1872年9月5日,教宗庇護九世宣布法伯爾為真福,列聖品案現在仍在進行中。
 
教宗提及法伯爾回憶錄的一個版本,那是他在阿根廷擔任耶穌會省會長時,邀請耶穌會學者米格爾.費奧利托(Miguel A. Fiorito)和傑米.阿馬德奧(Jaime H. Amadeo)編輯出版的,他尤為喜歡的版本是由米歇爾.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編訂的。我詢問教宗為何會對法伯爾如此印象深刻,法伯爾的何種特點特別觸動了他。
 
教宗說道:「他與所有人對話,即使是關係最疏遠或反對他的人;帶著單純的虔誠,或許還有些天真,隨傳隨到且注意內在的分辨。事實上,他是一位擁有巨大決斷力,卻又如此溫柔充滿愛的人。」
 
當教宗方濟各歷數他所欣賞的這位耶穌會士的個人品質時,我體悟到法伯爾在很大程度上已真正成為教宗生活中的典範。塞爾托簡單地將法伯爾描述為「改革的神父」,於他而言,內在經驗、表達信理和改革結構彼此不可分離。談話到此,我開始瞭解教宗方濟各確實受到此一改革的激勵,接著,教宗講述他對修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真實一面的反思。
 
他說:「依納爵不是一位苦行僧,而是位神祕主義者(a mystic)。當我聽到只有在靜默中修行的神操(編按:「神操」為依納爵設計的一種靈修方式,原意為「心靈的練習」)才是『依納爵的』,我很生氣。事實上神操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且非靜默的狀態下進行得非常『依納爵』。認為神操注重苦修、靜默和補贖是種曲解,但卻曾在修會內,特別是西班牙的耶穌會相當普遍。我則接近路易.拉勒蒙特(Louis Lalellment)和讓約瑟夫.蘇林(Jean-Joseph Surin)所倡導的神祕主義運動,法伯爾就是位神祕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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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Don McCullough

 
教會治理的經驗
 
曾做為耶穌會的會院院長、省會長,怎樣的教會治理經驗造就了貝爾格里奧神父?耶穌會的治理方式既包括長上的決定,也廣泛徵詢參議者(official advisers)的意見,所以我問道:「您認為您過去的治理經驗有助於您治理大公教會嗎?」思考片刻後,他十分嚴肅但仍很平和地答道:「坦白說,做為修會的會院院長,我並不總是那樣做——就是我並不總是進行必要的諮詢。這並不好,做為會士之初,我的治理方式有許多錯誤。那是修會的困難時刻:一整代會士消失。因此,在我還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了省會長。那時我不過36歲,這真是瘋狂。我不得不應對困難的局面,貿然地自行決定。是的,但我需要補充一點:當我交付某事於某人時,我全然信任此人。只有他或她鑄成大錯時,我才會予以訓斥。儘管如此,人們終究會對獨裁的作風感到厭惡。」
  
「我獨裁而快速制定決策的方式導致嚴重的問題,並令我被指責為極端保守主義。當我在科爾多瓦時,內心經歷了十分嚴重的危機。說真的,我從來就不像真福伊梅爾達(Blessed Imelda Lambertini,一位信仰上的乖孩子模範生),但也絕不是一個右翼分子,是我獨裁專斷的決策方式製造了麻煩。」
 
「這些是生活經驗之談,而且這麼說也是因為我希望弄清楚什麼是危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學會很多。藉由犯錯和罪,主使我的治理知識獲得增長。所以當我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主教時,每兩周我與六位輔理主教舉行一次會議,每年與司鐸諮議會(the council of priests)舉行數次會議。他們提出問題,而我們自由討論,這樣的做法大大地幫助我做出最佳決定。不過,現在卻有人對我說:『不要諮詢過多,您自己決定。』恰恰相反,我認為諮詢是頗為重要的。」 
 
「例如樞密會議、主教會議就是確切有效的諮詢場合。不過我們應不拘泥於諮詢的形式,我不需要象徵性的諮詢,而是要真正的諮詢。這個由八位樞機組成的『局外人』諮詢小組,不只是出於我的決定,更是樞機們的意願,這意願在選舉教宗祕密會議之前的樞機全體會議上就已表達了。我希望看到一個真正的,而非儀式性的商議。」
 

與教會一起思索
 
我繼續將問題聚焦在教會的議題,詢問教宗:依納爵在《神操》一書中提到的「與教會一起思索」的概念,對他來說真正的意義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以一個形象做為回應。 
 
「我所喜歡的教會形象是天主那聖潔忠實的子民。我常以此定義,這形象源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會憲章》(第12節)。隸屬這群子民具有強烈的神學價值。在救贖的歷史中,天主已經拯救了一群子民,若不隸屬這群子民,人就沒有完整的身分。沒有人可以做為分離的個體而單獨得到拯救,天主吸引我們審視人類群體中複雜的關係網,天主並成為人類關係網絡中的一股動力,一位參與者。」
 
「子民自身即成一個主體,而教會就是帶著歡樂與悲哀行進在歷史中的天主的子民。所以對我來說『與教會一起思索』即是成為這群子民中的一員。所有的教友做為一個整體,在信仰上是不可能錯誤的(infallible),而透過所有並肩而行的子民在超性(supernatural,指因為天主的恩寵而超乎了人類本性)層面上的信仰,人們展示出這種在信仰上的不可錯誤性(infallibilitas in credendo, infallibility in believing)。這就是今天我對聖依納爵所說的『與教會一起思索』的理解。當人與主教、教宗的對話走上這樣的路徑,這對話即是真誠的,受聖神的眷顧。所以如此與教會一起思索,並不只關涉神學家。」
「關於聖母瑪利亞就是如此:如果你想知道她是誰,就去問神學家;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去愛她,就應該去問人。相應的,瑪利亞以人的心去愛耶穌,正如同我們在《聖母讚主頌》中所念。我們不應該認為『與教會一起思索』僅僅意味著與教會的聖統制度一起思考。」
 
短暫停頓後,為避免誤解,教宗方濟各直接說:「當然,我們須謹慎。不要認為我依據梵二會議所談論的全體教友的信仰無誤性是某種民粹主義。不,這是指聖依納爵所稱的『慈母聖統教會』的經驗,做為天主子民的教會,是由牧者和子民一起組成。教會即全體天主子民。」
 
教宗繼續說道:「我看見天主子民的神聖性,在日常中的神聖性。這就是馬勒蓋(Joseph Malègue, 1876-1940)所寫的神聖性:即存在一個『神聖的中產階層』,我們皆可成為其中一部分。」教宗此處提及的是法國作家約瑟.馬勒蓋,特別是他未完成的三部曲《黑石:中產階級的救贖》(Black Stones: The Middle Class of Salvation),一些法國文學評論家稱馬勒蓋為「天主教的普魯斯特」。
 
教宗繼續說道:「我在天主子民的忍耐中看見聖德:一位正在養育孩子的婦人、一位為了給家庭帶回麵包而勞作的男人、患病的人、傷痕累累,卻因侍奉上主臉上含著笑容的老神父們、辛勤勞作且默默過著聖潔生活的修女,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平凡的聖潔。我時常把聖潔與忍耐聯繫起來:這忍耐不僅是新約希臘文hypomoné一字表達的意思,即負擔生活所遇的事件和處境,也是對日復一日朝前邁進的堅持。這也是聖依納爵曾說過的:鬥志昂揚的教會的聖德。這曾是我父母的聖德:我父親的、母親的、祖母羅莎的,她是如此愛我。我把祖母羅莎的遺願收錄在我的祈禱書中,並時常讀起,如同祈禱一般。她就像是聖人,即使遭受過包括精神上的許多苦難,仍然永遠懷著勇氣向前。」
 
「這個我們必須一起思索的教會是所有人的家,而不只是容納一小群被揀選的人的小禮拜堂。我們決不能把普世教會的懷抱貶抑成保護我們的平庸的窩巢。教會是母親,結實纍纍,必須如此。你看,當我覺察到有教會司鐸,或者男、女神職人員行為不佳時,我首先想到的是:『這兒有位不結果實的光棍兒』或者『這兒有位不孕育的老處女』。他們無法給予靈性(spiritual)的生命,就此而言,他們既不是父親也不會是母親。相反的情況是,比如當我閱讀在巴塔哥尼亞的鮑思高慈幼會士們的生平故事時,我讀到的是充實的、結實纍纍的生命。」
 
「近來我看到我的另一件事引起了報紙的關注:我向一位給我寫信的年輕人打了電話。我聯繫他是因為他的信是如此美麗、樸實。於我而言,這就是孕育的行為(an act of generativity)。我意識到他是位正在成長的青年,視我為父親,他寫信向父親講述他的生活,父親不能說:『我不在乎。』孕育這樣的果實於我是多麼的美好。」

 
年輕的教會與古老的教會
 
持續以教會為主題,我詢問教宗有關最近「世界青年日」(World Youth Day)的事。這一盛事不僅把聚光燈轉向青年人,也轉向了「信仰的肺葉」(spiritual lungs),亦即近期成立的教會。我問道:「您對由這些教會形成的普世教會抱有什麼希望?」
 
教宗答道:「年輕的教會成長,其所形成的信仰、文化和生活的結合,是不同於由古老教會形成的那種。在我看來,古老教會與年輕教會之間的關係類似於社會中年輕人與年長者之間的關係。他們一起建設未來,年輕的以其氣力,年長的以其智慧。你當然會承擔風險,年輕的教會可能自以為是,古老的教會可能想把他們的文化模式加諸於年輕的教會,但是我們在共創未來。」 

 
教會是野戰醫院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的退位宣言中稱,當今世界變化急速,必須努力去處理信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問題,這需要身體和靈魂的力量。我詢問教宗方濟各:「在這一歷史時刻,教會最需要的是什麼?我們需要改革嗎?接下來的幾年,您對教會的希望是什麼?您夢想的教會又是怎樣的?」
 
教宗方濟各以對其前任深深的愛戴和無限的尊敬談起:「教宗本篤的操行是神聖、偉大和謙卑的。他是天主的人。」
 
教宗繼續說道:「我很清楚,教會目前最需要的是治癒傷口和溫暖教友心靈的能力,要能與他們親密、對他們親切。我視教會為一座戰鬥後的野戰醫院。詢問一位身負重傷的人是否有高膽固醇或高血糖是沒有用的!你必須醫治他的傷口,然後才能顧及其他。治癒傷口,治癒傷口……你必須從最基本的做起。」
「教會有時把自己約束在瑣碎之事和狹隘的規則中,而最為重要的其實是第一個宣講的訊息:耶穌基督救贖了你。教會的司鐸首先必須是仁慈的司鐸。舉例來說:告解神父總是處於兩難境地,要麼太過嚴苛,要麼過於寬鬆。這兩種情況都不算仁慈,因為兩者都沒有對人真正地擔負起責任。嚴苛的,撇開雙手,把責任留給了戒律;寬鬆的,撇開雙手,輕描淡寫地說『這不是罪』或諸如此類。我們做為牧者,必須陪伴人,必須醫治他們的傷口。」
 
「我們如何對待天主的子民?我夢想中的教會是位母親和牧羊女。教會的司鐸必須仁慈,為人擔負起責任,與人為伴,如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清洗潔淨並照應他的鄰人。這是純淨的福音,天主比罪強大。結構和組織的改革在其次——也就是說,是在之後做的。首先要改革的是態度。福音的司鐸應能溫暖人心、伴人穿越黑夜、知曉如何與人交談、讓自己陷入他人的黑夜卻不迷失。天主的子民需要牧者,而非行為如同官僚或政府官員的神職人員。主教尤其需能以耐心支持天主在子民中的行動,不使一人被遺落,但他們也要能與那些擁有『發現新路徑』天分的人為伴。」
 
「教會不再只是敞開大門歡迎並接納人,讓我們也試著成為發現新路徑的教會,能夠朝外走向那些不參加彌撒的人、走向那些已經離開或者漠不關心的人。人有時出於某種原因離開教會,如果能恰當地理解和重視這些原因,就能夠使他們回歸。這需要膽量和勇氣。」
 
我接續教宗的話題談到,有些基督徒的生活,就教會的眼光來看是不守規則的或是狀況有點複雜的,不管是哪一種,這些人身上都帶著敞開的傷口。我提及了離婚、再婚、同性伴侶及其它困難的情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進行怎樣的牧靈工作?可以使用怎樣的方法?教宗表示他瞭解我的意思並且做出回應:
「我們要在每個街角宣揚福音,」教宗說道,「宣講天國的喜訊,並以我們的宣講去醫治每一種疾病和傷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時常收到同性戀者的信件,他們是『社會傷者』(socially wounded),因為他們告訴我,他們覺得教會總在譴責他們。但是教會無意如此。從里約熱內盧返回的航班上,我說,如果一位同性戀者有善意且正在尋求天主,我就沒有資格去評斷。我如此說乃是依照教理之言。宗教有權利在服侍人的過程中表達觀點,但天主在創造時給予我們自由:從精神上干涉一個人的生活是不可行的。」
 
「有人曾挑釁地問我是否支持同性戀,我以另一個問題回應他:『告訴我,當天主看著一位同性戀時,是會帶著愛認可這人的存在,還是拒絕或譴責這個人?』我們應該時時考慮到人。於此,我們進入人類的奧祕中。天主在生活中陪伴人,我們也須與人相伴,就從他們所處的狀況開始陪伴他們,且須懷抱慈愛的心來陪伴他們。當我們能做到這點,聖神就會激發司鐸言說正確之事。」  
 
「這也是把告解做為聖事的好處:可以逐一評估並分辨對於一個正在尋找上帝和上帝的恩典的人什麼是最好的。告解室不是酷刑房,而是主的慈愛能激發我們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也想到一位女性的狀況,她曾有過失敗的婚姻,墮過胎,之後再婚,現在有五個孩子,幸福地生活。那次墮胎成為她良心的沉重負擔,她真誠地悔過。她願意在她的基督信仰中繼續前進。告解神父該做什麼?」 
 
「我們不能永遠只糾纏於墮胎、同性婚姻和使用避孕工具之類的話題,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談論太多這些事,因而受到譴責。但是當我們談論這些問題時,必須放到一定的背景下討論。關於這些問題,教會的教理已經闡述得很清楚了,何況我是教會之子,沒有必要一直談論這些問題。」
 
「教會的訓導在教理和道德上不總是同等的。教會的教牧不能執迷於傳達大量不連貫的教理,強令人接受。傳教的宣講關注本質、必須的事物,這也正是這件事引人著迷,令人心火熱的原因,猶如門徒在厄瑪烏的經歷。我們必須找到新的平衡點;否則教會的道德體系也會如紙牌屋般傾塌,失去福音的馨香。對福音的宣講必須更為簡單、深刻、充滿感染力。道德果實由這宣講流淌而出。」 
 
「我這樣說也考慮了佈道和佈道的內容。一場美麗、真誠的講道必須以第一宣言,即救恩的宣言開始,沒有比此更牢靠、深刻的了。接著,你需要口授教義,才能夠導引到道德,但是宣講天主的救贖之愛應在道德和宗教戒律之前,而今盛行的似乎是相反的情況。講道是檢驗一位牧者親近力,以及與他人相遇能力的試金石,因為傳道之人必須能覺察團體的心意,必須能看出哪裡對天主有著鮮活殷切的渴望。因此,福音的訊息不能被簡化為幾個方面,即便它們重要,也不能單憑此來顯示耶穌基督訊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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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Charles Clegg
 
一位出身於修會的教宗
 
自1831年出身嘉瑪道理隱修會(Camaldolese)的額我略十六世被選為教宗後,教宗方濟各是首位來自修會的教宗。因此我問他:「男女修會會士在當今教會中具有何種特殊地位?」
 
教宗說道:「男女修會會士是先知。他們選擇跟隨耶穌,效仿其生活、服從聖父、安貧、過團體生活並且守貞。就此而言,他們的誓願不應最終成為諷刺漫畫,否則團體生活就成了地獄,守貞就成為不結果實的單身漢的生活方式。守貞的誓言必須是有孕育能力的聖願。修會會士特別藉由表證耶穌如何活於世上,和宣講完美的天主之國如何來臨,而在教會中被稱為先知。會士必不能放棄預言,儘管先知的作用和教統制度並不一致,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對教會的聖統制度。我所說的是一個永遠有效的建議,這建議不應令人膽怯。讓我們思考一下聖安當院長(St. Anthony the Abbot)以來的眾多聖人、隱修士及男女會士的作為:成為先知,有時也就意味著製造風浪。我不知道怎會如此……稱預言就是產生噪音、喧囂,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混亂』。但事實上會士的神恩如同酵母:預言宣告了福音的精神。」 
 

羅馬教廷、眾議精神、教會合一運動
 
接著,關於教宗所提及的聖統制(the hierarchy),我詢問教宗:「您對羅馬教廷中樞機構,這些協助教宗履行職務的各個部門有何看法?」
 
「羅馬教廷的中樞機構旨在服務教宗和主教,」他說道。「它們應既能幫助地方教會,也能幫助主教團。它們是有用的工具。不過有時當它們運行不佳,它們就有成為審查機構的風險。看到有失正統教義的指責告發傳到羅馬(編按:譬如在明清時期耶穌會士通融中國人祭拜祖先,但有些其他修會的傳教士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這完全違反教會中只能崇拜天主的誡令,於是向羅馬教廷提出報告。),很令人吃驚。我想這些個案應交由地方主教團來調查,同時羅馬會給予極大的支援。事實上,這些事件最好在當地解決。羅馬教會是調解人,而非中間人或經理人。」 
 
6月29日,在感恩祭和授予34位教省總主教白羊毛肩帶的儀式上,教宗方濟各提及「團體決議的途徑」(the path of collegiality)能夠引導教會「與教宗首席權的制度和諧發展」。所以我問道:「我們如何才能在和諧中協調伯多祿宗座首席權與團體決議?從教會合一運動的角度,哪些道路是可行的?」 
教宗答道:「子民、主教和教宗必須一起行進。眾議精神(Synodality,編按:早期教會的共融,是通過各地主教的共融來實現,他們一起討論關於教會治理的重大事情,這種聚會稱為Synod,即主教會議,而這種會議的精神或作用便稱為Synodality)應該體現於不同層面。或許現在是時候改變主教會議的方式了,因為在我看來目前的方式毫無活力。這條路也具有教會合一的價值,特別是有東正教會弟兄們的參與。通過他們,我們能夠更瞭解主教團的意義和眾議精神的傳統。藉由一起深思及回顧東西方教會(編按:此處指羅馬公教〔天主教〕與東正教)分裂前如何治理早期教會,最終將產生果實。在教會合一運動的關係中,重要的不僅僅是彼此更加互相瞭解,還應承認聖神在對方種下的,亦是給我們的禮物。我希望繼續那次始於2007年,由『天主教—東正教』聯合委員會展開關於如何實踐伯多祿宗座制的討論,當時完成了《拉文納文件》(Ravenna Document)的簽署。我們應繼續這一道路。」 
我問教宗方濟各,據此,他對未來教會的合一有何想法?他答道:「我們要與和我們不同的一起前行,別無他路。這是耶穌的路。」

 
女性在教會中的角色
 
女性在教會中應扮演何種角色?教宗在數個場合提及此一主題。在一次訪談中,他申明在教會中女性的臨在並未充分地彰顯,視男性角色為主的傳統看法未賦予女性空間去顯現女性在團體內應有的角色。從里約熱內盧的返程途中,他再度談論這一個問題,認為目前仍然缺乏深刻的女性神學。於是我問:「女性在教會應扮演怎樣的角色?今日,我們能做什麼使她們的角色更為人所見?」  
 
他回答:「必須想辦法為女性拓展空間,使女性在教會成為更有力的存在。我擔心這方法會被簡化成『讓女性做男性的事』,因為女人有其不同於男人的天性。但是,我聽到的有關女性角色的談話,卻往往受男性意識形態的啟發。女性正在深刻談論的問題必須回應。沒有女性及其角色,教會就無法成為她自己。女性是教會所必需的。聖母瑪利亞即是女人,但她比主教們更為重要。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們必不能把職責和尊嚴混淆,所以我們要深入研究女性在教會的角色,努力發展深刻的女性神學,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思考她們在教會中的作用。無論在何處,制定重要決策都需要女性的才能。現今的挑戰是:要思考女性在教會權力運作的各個領域的特殊位置。」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實現了什麼?其意義為何?」我問道。依據教宗此前的言說,我料想他的回應應該又長又清楚。然而,我卻覺得教宗只是視大公會議為無可爭論的事實,它的重要性亦無需由過多的言論去肯定。 
 
「梵二會議是根據當代文化對福音的重新解讀,」教宗說道。「它產生了一場僅僅源自福音的革新運動,其效果是巨大的。回想一下關於禮儀,禮儀改革是依據具體的歷史環境對福音的重新解讀,這場改革的成果已經用來服務天主的子民。的確,釋經原則有連貫與不連貫,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確的:以動態的方式解讀福音,實現福音對今日的啟示——這是梵二會議特殊之處——是絕對不能走回頭路的。也有一些特殊的議題,如依據舊彌撒規程(Vetus Ordo)舉行的禮拜儀式。我認為教宗本篤的決定(2007年7月7日,他決定允許廣泛進行特倫特彌撒Tridentine Mass)是慎重的,初衷是為了幫助對這禮儀有情感需求的人。不過,我擔心會有利用及將舊彌撒規程意識形態化的風險。」 

 
在一切事上尋覓並找到天主
 
教宗方濟各對於現下挑戰的言論舉足輕重。多年前他寫過,要以信仰的目光去關注現實,否則只能看見破裂現實的殘片碎瓦。這也是通諭《信德之光》的主題思想之一。我也憶起了教宗方濟各在里約熱內盧「世界青年日」演說的幾個片段,我向他引述道:「天主若於此處此刻顯明,祂就是真實的。」「天主無所不在。」這些話語呼應了依納爵「在一切事上尋覓並找到天主。」於是,我問教宗:「您如何在一切事上尋覓並找到天主?」
  
「在里約,我談到的是我們在時間中探尋天主,」他答道。「事實上,存在一種誘因,促使我們在過去及可能的未來中探尋天主。天主當然存在於過去,因為我們能看到足跡。天主也會做為承諾,存在於未來。但是說道『具體』的天主,就是指在現在,因此抱怨永遠無助於我們找尋天主。如今抱怨現在的世界是如何的『野蠻』——有時會令教會意圖以純然保守的意識建立秩序,做為一種防衛。不,應在現今的世界,與天主相遇。」
 
「天主在歷史啟示中,在歷史中顯明自身。時間開啟了過程,空間則把過程具體化。天主存在於歷史中,在時間的過程中。」 
 
「我們不必專注於占領施行權力的空間,而應去開啟長遠的歷史進程。我們要開啟過程,而非占領空間。天主在時間中顯明自身,臨在於歷史進程中。這賦予那些產生新歷史動力的行動以優先地位,而這需要耐心等待。」
 
在一切事上發現天主,並非某種『經驗性的eureka(希臘語,意為:我發現了)』。當我們渴望遇見天主,我們總想要透過經驗直接去證明,但你不可能藉此遇見天主。在微風中,厄里亞(編按:聖經中的先知,另譯「以利亞」)覺察到天主。聖依納爵稱發現天主的感覺為心靈感官意識(spiritual senses)。依納爵讓我們超越純粹的經驗方式,打開心靈的感官與天主相遇。這需要默觀的態度:感覺你正走在一條對事物周遭致以理解與愛的美好路徑上。深邃的平靜、神慰、愛天主、愛天主中的萬物——這就是表明你在正確道路上的跡象。」

 
確信與錯謬
 
我問:「如果與天主相遇不是『我在經驗中察覺(eureka)』,並且如果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待這段旅程,那麼我們也會犯錯嗎?」 
 
教宗回應道:「是的,在一切事上尋覓並發現天主,仍然會有不確定。必然如此。如果一個人言辭鑿鑿地說他遇見天主而沒有些許疑問,這並不好。對我而言,這十分關鍵。若一個人對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這只能證明天主未與他同在。這意味著他是位假先知,為自身的緣故利用宗教。天主子民的偉大領袖,如梅瑟(編按:以色列人的領袖,帶領族人逃離埃及前往應許之地,另譯「摩西」),總是為懷疑留有餘地。你必須為天主留下空間,而不是確信,我們必須謙卑。不確信是切實的分辨,在神慰中開啟對確信的探尋。」
 
「在一切事物上尋覓並找到天主的風險在於會過度解釋,以人類的確信與自負言說:『天主在這兒。』如此我們只能找到符合我們心意的天主。聖奧古斯丁的態度是正確的:探尋天主以求找到天主,找到天主以求永遠持續地尋找天主。如聖經中所言,我們常常如盲人般探尋。這是我們信仰上的偉大先輩的經驗,他們是我們的典範。我們應該反覆閱讀《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亞巴郎(編按:另譯「亞伯拉罕」)因著信,離開家園,並不知他將去哪兒。我們的祖先在信仰中死去,看到那被應許的美好之物,但那美好之物仍在遠處……我們的生活並不如已完全寫定的歌劇唱詞;而是處於前往中、行走中、行動中、尋找中、發現中……我們必須進入尋覓天主的探險中,我們必須讓天主找尋並遇見我們。」 
 
「因為天主在先;天主永遠在先,並首先採取行動。安東尼奧,我們從先知書中讀到天主有些像你們西西里島上的杏樹花,總是最先開花。沿著小路,在行走中遇見天主。於此,有人可能會說這是相對主義。這是相對主義嗎?是吧,如果把這誤解為某種模糊的泛神論,但如果從聖經的角度理解,這並非相對主義,天主永遠都是驚喜,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在哪兒如何遇見天主,你永不可能為遇見祂設置時間和地點。所以你必須去分辨那相遇,分辨是必須的。」
 
「如果這基督徒是復古主義者(restorationist),是形式主義者(legalist),要求所有的事物都要清楚且穩當,那麼他將一無所獲。傳統和對過去的記憶應幫助我們有勇氣去開闢天主的新領域。那些今日仍然尋求清規戒律式的解決方式、仍尋求超出教條意義上的『安全』,執拗地試圖恢復不存在的過去的人——他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靜止不變且封閉的。由此,信仰成為眾多意識形態中的一個。我堅信:天主存在於每個人的生活中,天主存在所有人的生活中。即使這人的生活如陷災難,即使這人的生活被惡習、毒品或者其他所毀——天主存在於這人的生活中。你能,也必須試著在所有人的生活中尋找天主。儘管一個人的生活滿布荊棘和雜草,但總有一片空間能夠讓好的種子在那裡生長。你必須相信天主。」 

 
我們必須樂觀?
 
教宗的話令我想起一些他的一些反省,他還是樞機主教時曾經寫道:天主已經生活於這城中,存在於所有人中並一一聯結他們。在我看來,這是對聖依納爵在《神操》中所言,天主在我們的世界「勞作」的另一種表達。所以,我問:「我們應該樂觀嗎?當今世界,什麼是希望的跡象?在一個處於危機的世界中,我如何才能樂觀?」
 
「我不喜歡使用『樂觀主義』一詞,因為它所意味的是心理傾向,」教宗說道。「如我之前所提及的《希伯來書》的第十一章所言,我反而喜歡使用『希望』一詞。又如我們在《羅馬書》中所讀,信仰的先輩面對困苦繼續前行,希望未曾消失。或者想想普契尼的歌劇《杜蘭朵》的第一個謎語吧。」教宗建議道。 
 
此時,我憑記憶多少回想起歌劇中公主之謎的唱詞,而答案就是希望:「陰鬱夜裡飄來燦爛幻影,在無際的晦暗人群上空,騰升展開雙翼,全世界皆召喚著它,全世界皆乞求它來,幻影卻隨破曉消逝,又於心中重生。每夜如是復生,每天如是消逝。」這幾句唱詞顯露了對希望的渴望。而在唱詞中,這希望卻是拂曉時消逝的幻影。
 
「看,」教宗方濟各說道:「基督徒的希望不是幻影,不會欺騙。它是神學的德性,所以根本是天主賜予的禮物,不能簡化為人的樂觀主義。天主不會把希望引入歧途,天主不會否認自己。天主是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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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Charles Clegg
 
藝術和創造力
 
在談論希望的奧祕時,教宗提及了普契尼的《杜蘭朵》,這觸動了我,令我想要更瞭解他對藝術和文學的看法。我提醒他,2006年他曾說偉大的藝術家知道如何以美來展現生活中的悲慘現實。於是我問他喜歡哪些藝術家和作家,他們之間是否有共通性? 
 
「我喜歡許多風格不同的作家。我十分喜愛杜思妥也夫斯基(Fëdor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和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我記得荷爾德林為他的祖母生日所作的詩,非常優美,豐富了我的精神。詩的結尾:『讓這男人堅守孩提時的承諾。』感動我,這也是因為我愛我的祖母羅莎。荷爾德林在詩中把他的祖母比作聖母瑪利亞,她生下耶穌,耶穌是這世界的朋友,祂從不視任何人為外人。」
 
「亞歷山卓.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約婚夫婦》(The Betrothed)我已讀過三遍,現今仍將它放在我的案頭,因為我想再次閱讀。曼佐尼給了我許多,當我還是個孩子,我的祖母用心地教我《約婚夫婦》的開篇:『科莫湖的支流在兩條綿延不絕的山脈之間蜿蜒南下……』我也相當喜歡吉羅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偉大的畫家中,我仰慕卡拉瓦喬,他的畫能夠向我訴說。當然,還有夏卡爾及他的〈白色受難十字架〉。音樂家中我當然喜愛莫札特,他的C小調彌撒〈降生成人〉(Et Incarnatus est)無與倫比;將你舉高至天主前!我喜愛克拉拉.哈斯基爾(Clara Haskil)演奏的莫札特,莫札特充盈著我,但我無法思考他的音樂,我只能聆聽它。我喜歡聽貝多芬,因為他的獨創性,對我而言,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最能表現貝多芬的獨創性。還有巴哈的熱情,他根據瑪竇福音中耶穌受難,伯多祿哭泣而譜寫的〈請垂憐我〉(Erbarme Dich)是我非常喜愛的曲目,絕頂卓越!在不同的程度上,我還喜愛華格納,我喜歡聽,但不總是如此。在我看來,1950年福特萬格勒在米蘭史卡拉劇院指揮演出的華格納的《尼布龍根的指環》是最好的版本。不過,1962年卡納佩茨布希(Knappertsbusch)詮釋的《帕西法爾》(Parsifal)也很棒。」
 
我們也應談談電影。「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執導的《大路》(La strada)或許是我最喜歡的影片。我對這部電影產生共鳴,片中隱含聖方濟各的影子。我認為我在十至十二歲之間看遍了所有安娜.瑪格納尼(Anna Magnani)和阿爾多.法布裡茨(Aldo Fabrizi)演出的義大利電影。另一部我喜歡的電影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我的電影文化承襲自父母,他們時常帶我們去看影片。」 
 
「總之,大體上我喜歡悲劇型的藝術家,尤其是經典的。賽萬提斯借卡拉斯科學士之口,讚美《唐吉訶德》的故事:『孩子們將它拿在手上,年輕人閱讀它,成年人理解它,老年人讚美它。』在我看來,這給經典下了個好定義。」 
 
我意識到我被教宗的這些藝術見解徹底迷住了。我渴望藉由穿越他選擇的藝術門庭來進入他的生命。我想像這會是一段漫長但卻值得的旅程。它也會包括電影,從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到《芭比的盛宴》(Babette’s Feast)。我想起教宗在其他場合提及的其他作家和作品,或許不那麼主流、出名,甚至有些地方性,如:何塞.埃爾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詩《馬丁‧菲耶羅》(Martín Fierro)、尼諾.科斯塔(Nino Costa)的詩篇、路易吉.奧爾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The Great Exodus)。我也想到約瑟夫.馬萊格(Joseph  Malègue )和何塞.瑪利亞.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當然還有但丁(Dante)和波赫斯(Borges),以及阿根廷作家萊奧波爾多.馬雷夏爾(Leopoldo Marechal),他是《亞當.布宜諾賽勒斯》(Adán Buenosayres)、《嚴厲總領天使的宴席》(The Banquet of Severo Arcángelo)和《戰爭》(Megafón o la guerra)的作者。我特別想到波赫斯,因為廿八歲的貝爾格里奧在聖達菲(Santa Fé)「聖母始胎無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書時與他有過直接交往。貝爾格里奧神父為這所高中最高兩個年級的學生授課,鼓勵他們進行創意寫作。我年輕時也有過類似經驗,我在羅馬的馬西莫中學(the Istituto Massimo of Rome)教書,還創立了「炸彈卡」小組(BombaCarta)。我告訴教宗這件事,最後我問教宗他過去的教學經驗。
 
 「這有些冒險,」他答道。「我不得不確保我的學生們讀過《熙德之歌》(El Cid),但是男孩們並不喜歡,他們希望閱讀加西亞‧洛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後來,我決定他們可以在家裡閱讀《熙德之歌》,課堂上,我教授男孩子們最喜歡的作者。當然,年輕人想要閱讀更多『刺激火辣』的作品,比如當代的《不忠誠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者經典的費爾南多.德.洛亞(Fernando de Rojas)的《塞萊斯蒂娜》(La Celestina)。不過,閱讀這些作品時,他們需要具備對文學、詩歌的品味,接著我們進而認識其他作者的作品。對我來說,這是極好的經驗,我完成了這個計畫,但不是以結構化的方式進行——也就是不是依照最初期待的規畫進行,而是在閱讀這些作者作品時自然地形成一種秩序。這種方式適合我,我不喜歡死板板的計畫,只想要知道我們大概應朝何種方向進行。接著我也開始讓他們寫作,最後我決定把兩位男孩所寫的故事交給波赫斯。我認識他的祕書,那是我的鋼琴教師。波赫斯非常喜歡這些故事,後來還預備為這些作品的合輯寫導言。」  
 
「那麼聖父,創造力對於一個人的生活來說是重要的嗎?」我問道。他笑著回答:「對於一位耶穌會士來說極為重要!一位耶穌會士必須是有創造力的。」

 
邊緣地區和實驗室
 
由此,創意對耶穌會士相當重要。教宗方濟各接見耶穌會士及《公教文明》的成員期間,明確地指出耶穌會士文化事業的三個重要特性。我的思緒回到2013年6月14日那天,我記得會晤全體人員之前,他已在同我的談話中預先提到「對話、洞察、邊緣地區」這三個特性的重要性。他特別強調了最後一點,並引用教宗保祿六世一次著名的涉及耶穌會士的講詞:「無論在教會的何處——甚或在最艱苦極端的境域,在意識形態的十字路口,在社會裂痕中——人類最深切的願望與福音永恆的訊息之間的對話一直存在,耶穌會士一直以來就在那裡。」
 
我請教宗方濟各進一步解釋:「您要我們小心不陷入『馴化邊緣地區的誘惑:我們必須走向邊緣,而非讓邊緣地區變成我們,給它塗上點油漆,馴化它。』您指的是什麼?確切地說,您想告訴我們什麼?如您所知,這篇訪談是耶穌會負責的各份期刊彼此商定的:您願意向他們提出什麼要求?他們的首要之務應該為何?」
 
「我給《公教文明》的三個建議詞,可以推及耶穌會的所有雜誌,或由它們的性質和目標,予以不同側重。當我強調邊緣地區時,我是以特殊的方式說明,那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須深入理解他們工作的地方,並在其中進行反思。生活在實驗室的風險一直存在。我們的信仰不是一個『實驗室的信仰』,而是『旅程的信仰』,歷史性的信仰。天主已經把自身顯現為歷史,而非一段抽象真理的綱要。我懼怕實驗室,因為在實驗室,你提出問題,把它們帶回家,馴化它們,做作地描繪它們。但你不能把邊緣帶回家,而必須大膽無畏地生活在邊緣地區上。」
我請求他舉出個人的經驗事例。
 
「關於社會話題,舉辦一場會議去研究貧民區的毒品問題是一回事,而進入那裡,在那裡生活,從內部去理解這問題並研究它則是另一回事。雅魯培神父致『社會研究和行動中心』的一封論及貧窮的信中展現了真知灼見,他清楚地說道,除非一個人經歷貧窮,直接置身於貧窮之處,否則他無法談論貧窮。『置身』(insertion)一詞是危險的,因為某些會士視此為一時的流行,並因缺乏分辨而造成災難,但它確實重要。」
 
「邊緣地區眾多。讓我們想想生活在醫院中的修女,她們就生活在邊緣地區。我現在能活著,即要感謝她們其中的一位。當我因肺病住院時,醫生對我開出一定劑量的盤尼西林和鏈黴素。當班的修女則給了我三倍的劑量,因為她相當地聰慧,整日和病患相處的她知道該做什麼。我的醫生的確很好,但生活在他的實驗室,修女則生活在邊緣地區,每天與邊緣地區的情況交流。馴化(domesticating)邊緣地區意味著把自己鎖在實驗室裡,在遠處談論著。實驗室是有用的,但是我們永遠必須從經驗中展開反思。」  

 
人的自我理解
 
我問教宗,這個原則是否也適用於另一個重要而尚待開拓的文化領域,即人類學的挑戰。對人類生存的理解,教會歷來有所闡釋,言語中保留了堅實的參照點,也是數個世紀以來經驗和智慧的結晶。然而,現在人類面對教會的宣揚,似乎不再理解這些觀念,也不再認為這些闡釋是充分的。我進而論及一個想法,我們現在以不同以往的方式、不同的面向詮釋我們自己,這也是源於社會的巨大變遷,以及對於身為人類意義為何更為廣泛的理解。
 
此時教宗起身走向書桌,拿起日課經本,一本因反覆使用而陳舊的拉丁文日課。他翻到常年期第廿七周瞻禮六,即星期五的誦讀日課,向我讀了一段引自萊蘭的聖味增爵(St. Vincent of Lerins)的《第一提示》(Commonitórium Primum):「甚至基督宗教的教理也應符合以下規則,年復一年逐漸鞏固,順著時間發展,隨著時代深化。」 
 
教宗評論道:「萊蘭的聖味增爵將人的生理發展與在一代一代間積累並隨著時間成長越來越有力的信仰相比照,據此,人的自我理解隨著時間變化,人的意識也隨之深化。讓我們想一下允許奴隸和死刑存在無可非議的時代,我們對真理的理解趨向成熟。解經者和神學家幫助教會的判斷力更形成熟,甚至其他領域的科學及其發展也幫助教會在理解中成長。有些教會的規則和戒律曾經有效,但是如今它們失去了價值和意義。將教會的教義視為鐵板一塊去捍衛,認為教義不會有差別或不同理解是錯誤的觀點。」   
 
「畢竟在歷史的每一時期,人們都試著更理解及表達自己,因此人類認識自己的方式也隨著時代變化。以『薩莫特拉斯勝利女神像』(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來表達自己是一回事,對於卡拉瓦喬、夏卡爾表達自己是另一回事,對於達利更是另一回事。表達真理的形式也可以是多元的,對於傳遞具有永恆意義的福音這甚至是必須的。」  
 
「人在尋找自我,當然,在尋找過程中也會犯錯。教會經歷過輝煌時期,比如在多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時代。但教會也經歷過思維能力退化的階段,例如切勿將衰退的多瑪斯主義評注時代(Thomist commentaries)與多瑪斯‧阿奎納的創造精神相混淆。不幸的是,我學習哲學時,所使用的課本就是來自多瑪斯主義衰退或崩解時期。所以,在思索人類的存有時,教會應該著重於創造發揮,而非衰退腐朽。」
 
「一種思維的模式何時失效?當它失去人性的視野,甚或懼怕人或自我欺騙之時。自欺的思想可以被描繪為尤里西斯聽到海妖塞壬的歌聲(編按:尤里西斯的故事出自希臘荷馬史詩),或者如唐懷瑟(Tannhäuser)身處酒神狂歡宴會,被薩堤爾與巴古斯的女祭司所圍(編按:出自華格納歌劇《唐懷瑟》),或者如華格納的歌劇《帕西法爾》第二幕中,帕西法爾在克林索爾的宮殿。為了發展深化教會的教義,教會的思想應該恢復創造力,並對現今人類如何理解自己更為理解。」 

 
祈禱
 
我詢問教宗方濟各偏愛的祈禱方式。
 
「我每天早晨用日課祈禱。我喜歡以《聖詠》祈禱。隨後,我祭行彌撒禮。我以《玫瑰經》祈禱。我真正偏愛的是晚間朝拜,即便我分心或思考其他事務,甚或在祈禱中睡著。晚上7至8點,我在聖體前朝拜一個小時。不過,即便我在等牙醫或者日間的其他時候,我都會在心裡禱告。」 
 
「於我而言,祈禱是充滿記憶與回憶的,有我自己的歷史記憶,或者主在其教會或某一教區所行的記憶。對我來說,這記憶就像是聖依納爵在《神操》第一周,遇見被釘十字架的仁慈的基督所講的那樣。我問自己:『我為基督做了什麼?我正在為基督做什麼?我應該為基督做什麼?』這記憶是依納爵在『獲得愛情的默觀』(Contemplatio ad amorem)中,要我們喚回所獲得的禮物時提及的。不過最重要的是我還知道主記著我,我可以忘記祂,但我知道祂不曾也永遠不會忘記我。記憶是耶穌會會士心靈的基本能力:對恩典的記憶,《申命記》中提及的記憶,對天主所行的記憶,那是天主與人立約的基礎。也正是這記憶,讓我成為祂的兒子,成為一位父親(神父)。」
 
我意識到我們還可以繼續交談,但正如教宗所說,我知道我不該「濫用限度」。總的說來,我們分別於8月19日、23日和29日會面三次,共談了六個多小時。為了連貫性,我決定將我們的談話寫成一篇文章,不標明各次會面的時間。事實上,我們的相處更像是談話而非訪談。我的問題不過是在整體上牽引著討論,但並未把討論局限在預先設定的僵硬框架內。我們時常不自覺地在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間來回轉換,談話沒有半點機械形式,回應是在對話的延伸和推理中產生。我盡力而為,設法將它們扼要地表達出來。
 
 
(封面照片:攝影/Edgar Jiméne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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