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十平米的家 ─ 在城市邊緣長大

十平米的家 ─ 在城市邊緣長大

by on Thursday, 03 October 2013 Comments

 

在中國,流動人口是灰色的。
當城市一圈圈向外擴張、一片片自體更新,每一次拆遷都伴隨大量租戶流徙。
從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他們其實一直努力生存,不曾遠離。
 

撰文、攝影|林佳禾

 

隨遷女孩在城市漂泊

56-10656-10756-203、……牆上四處可見相似的長串編號,乍看有些神祕,轉了一圈之後,大致不難推想:那是門牌號碼。56-106,也就是56號、1樓、第6戶。

雖然沒有老北京正牌大雜院那種四合院的格局,但以粗糙的磚造平房為主體,圍出一個院落,再多一些簡易搭建的板房,上上下下住得下十來戶人家。看上去,每戶大約就是只有一個房間,做飯、盥洗的空間則是共用。出入口一旁牆上漆著「出租房」字樣,另外還多了個大大的「拆」字,不過居民的生活貌似沒什麼異狀,打量我這個「外人」的眼光也算友善;倒是巷弄外的馬路兩旁,磚垣處處、塵土揚揚,不是剛拆遷,就是正要開始建新房。

什麼樣的人住在這裡?不消說,基本上全都是外來的務工家庭。

這裡是上海楊浦區江灣鎮的一處「雜院」,而我並非獨自一人就能熟門熟路地來此探訪,身邊其實有個嚮導──她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十九歲女孩,叫做曉眉(化名)。

我們是透過中介安排,先以電話聯絡,約定好時間地點。見面之前,我一直以為她八成是個年輕的NGO工作者,要不就是大學生志願者;見面之後才知道,生在上海,長在江灣鎮,但老家卻在外地的曉眉,其實正是所謂農民工家庭的「隨遷子女」。她的父母很早就離婚,跟著爸爸在上海相依為命,家鄉雖有個已成家的哥哥,但平常很少聯繫。

曉眉從小到大的生活範圍差不多都在同一地區,但問起搬家的經驗,她淡淡地笑說:「多得數不清了!」她告訴我,這裡的農民工家庭每個月住房支出約在五百到八百元人民幣(含水電)之間。這個價錢能租到的房,比我想像的要多樣化一些,但居住品質好壞是一回事,對外來人口來說,這座城市變化太快,從工作到生活沒有什麼能保障長久:即使看似已在一個地區安定下來,搬家──不論原因是拆遷、漲租或其他──仍是稀鬆平常的事。

然而,在數不清的搬家經驗中,有一個地方對曉眉來說別具意義,那也是我們這場午後約會主要想走訪的地點──江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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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曾是她的家園

江灣機場最初是日本在侵華戰爭占領上海期間所興建的軍用機場;戰後,它轉由中共解放軍管理使用,直到1994年正式停飛關閉,才逐漸廢棄。一大片空曠的閒置土地,自然發展出了外來務工人口的聚居區。在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二年級這段期間,曉眉就住在這個人們仍慣稱「機場」的違建社區裡。

然而,像機場這樣的地方是政府亟欲「清理」的目標。機場舊址另有大片區域長成了草澤溼地,長年以來呼籲設置保護區的聲音一直沒斷過。後來,上海市政府做出相當積極的介入:以興闢生態公園為基礎,完成了全區開發計畫,除了讓復旦大學在這裡建了一個新校區,更在2010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之際借力使力,大舉引進國內外開發商,啟動了名為「新江灣城」的豪宅造鎮計畫。在這樣的進程下,從2006年開始,被納入開發範圍的機場聚居區便陸續遭到拆遷,如今已不復見,數千家庭、近萬居民,也因此四散。

曉眉帶我走到了原本聚居區的邊緣,放眼所及,雖然明顯連道路建設都還沒到位,當初騰出的土地上已錯落地長出許多地產開發的新建案──那地景,完全看不出曾有許多家庭在此蝸居,倒是像極了台灣炒房最熱烈的都市重劃區。



人助自助,學習不斷

我們沿著人車川流的國權北路步行,左邊是空曠待開發的土地,右邊則是整齊的公寓式住宅小區。據說,當初這條路就形同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的領域分界線──兩邊居民儘管距離這麼近,卻會上不同的菜市場買菜、不同的館子吃飯──筆直一刀,切出了兩個世界。走了一小段路,右邊出現一所校舍看起來很漂亮的學校,叫做高境三中,曉眉轉過頭對我說:「那就是我讀初中的地方。」

十多年前,沒有上海戶口的流動兒童只能就讀體制外的民辦中小學,也就是俗稱的「打工子弟學校」。像機場這等規模的外來人口聚居區,學齡兒童動輒有數千人,「市場」不小,社區裡通常會有好幾所學校,但它們當時完全無法獲得政府補助,因此不論環境、設備或師資往往都很差。

2001年,一位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張軼超發動身邊的同學好友,不僅募集物資捐贈給機場裡的學校,還義務擔任支援教師;畢業之後,張軼超持續組織這支取名「久牽」的支教隊伍,為機場的孩子提供課業輔導、才藝課程與團體活動;到後來,他甚至辭掉了令人稱羨的私校教職,全心投入農民工子女的陪伴工作。

當年還只是小學生的曉眉,就是張軼超最早接觸到的隨遷子女之一。2006年,有二十多位支教隊服務的孩子即將從小學畢業,但機場裡的民辦學校卻因拆遷和取締面臨關閉的危機;為了讓這些孩子能在上海繼續就學,張軼超努力奔走,終於與高境三中談妥:只要能通過學力考試,這些學生就可以入學從預備年(相當於公立小學的六年級)讀起。

就這樣,人助加上自助,曉眉成為當年極少數成功轉入公校就讀的學生之一。「以前只能從外面望著它,我從來沒想過能進這個學校讀書……」站在高境三中的校門口,曉眉對我說:「久牽,改變了我的人生。」

這麼說並不誇張。初中還沒讀完,曉眉家就因為拆遷不得不搬離機場;當時如果沒有久牽,她很可能還盼不到政策開放,就會面臨失學的危機。如今當我們踏行在過去聚居區的土地上,曉眉已無法辨識曾經住過的家大致在什麼方位,不過那段幸運的際遇,卻還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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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居上海,如何出頭?

機場消失了,但曾居住在那裡的家庭,其實並未走遠。現今江灣鎮一帶的建設量很大,但大大小小的農民工聚居區,總是能找到不同土地利用之間留下的縫隙,有機地發展出來。

曉眉帶著我在附近區域繼續探險,一會兒左右穿梭在令人眼花撩亂的街道巷弄,一會兒搭車直闖到前後不著村店的工貿廠區。我們接連去了三、四個地方──有的是殘存未拆的舊式磚瓦房,有的是明顯曾經增改建的連棟出租房,甚至有的是簡易搭建的窳陋棚戶──物質環境的確都不理想,但室內空間的侷促使得家家戶戶必須共享公共空間,飯在屋前做、衣在路旁晒、娃兒也在外頭玩,社區感和生活感倒是挺強的。而在每一個地點,曉眉幾乎都能指得出其中有一、兩戶是朋友的家。

曉眉身邊的朋友,回老家的和留在上海的大概一半一半,但有些人回鄉待不了多久,就又回來。其中,環境適應與否是一個變數,除此之外,最大的問題在於書不是人人讀得來,如果要早早開始討生活,對這些早已離了根、回鄉反而像是異鄉人的年輕孩子來說,在大城市的機會還是多一些。

她提到一位朋友的例子:初中讀到一半就回老家,但畢業後沒有升學,回到上海當製作西點麵包的學徒;現在出了師,順利被大酒店的餐廳聘用,每個月能掙個兩、三千塊錢,收入算是不錯,如果能穩定工作幾年,或許就能幫家裡換好一點的居住環境。

當然,放棄學業卻能在上海找到一方立足之地,恐怕需要難得的境遇與運氣。如今中國比台灣還更看重文憑,大城市裡的謀職競爭太過激烈,買學歷、造假學歷之事時有所聞;顯然若要與人比拚能力,學位證書拿出來,一寸長,仍是一寸強。因此,對外來務工家庭的隨遷子女而言,在上海如果十五、六歲以後還想靠讀書出人頭地,往往得同時扛起多種負擔。

 

讀書就業,怎麼選擇?

就拿曉眉來說,她從小學到初中學習成績其實都挺好的;但身為外地人,在上海不能報考普通高中,想升學只能選擇中等專業學校、職業中學或技術學校。曉眉後來念了中專,主修化學檢驗,如今已經是三年級。我覺得這個專業很不錯,應該有不少工作可找;但她不置可否,只說還打算往高等職業教育讀上去。

若只考慮文憑的價值,在職業教育體系下繼續升學對曉眉來說的確重要,因為中專與普通高中的教學內容有不小差距,曉眉幾乎不可能一畢業就有能力直接參加「普通高考」,來與一般高中生競爭大學本科的名額;但進入高等職業教育之後,能夠輾轉銜接到一般大學的管道就比較多了。換句話說,農民工家庭的隨遷子女在城市裡雖無法循主流管道升學,但若挺得住辛苦,多迂迴一點,還是有機會跟別人跑到同一個終點。

當然,像曉眉這個年紀、已經有些許世故的隨遷子女,大多數也都明白:難處並不在於能不能往同一個終點線衝刺,而是不同賽道上可以取得的資源補給──不論來自家庭或國家──差距實在太大。因此,即使這些孩子仍相信讀書是出人頭地、階級翻身的最有效辦法;但面對現實,雞蛋終究不能全放在一個籃子裡,他們很早就明白:必須隨時打算多種出路。

在久牽有計畫的安排下,曉眉滿十六歲以後,生命中多了一位「導師」。這位身為「社會成功人士」的導師不僅給她人生建議,還安排她到自己開設的公司實習──儘管做的多半只是簡單的庶務活兒。曉眉說,導師夫婦甚至承諾,等她中專畢業之後,如果有意願,可以直接留下來上班。只不過,「我還是想念書,沒下決心……」她幽幽地對我吐出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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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雖小,安定就好

轉了一下午,東聊西聊,天色已漸昏暗。算算時間,儘管曉眉直說不礙事,我覺得也該是時候謝謝她,讓她早點回家陪父親了;但一聽她說家就在附近,忍不住又厚顏地開口問:「那……能不能讓我去家裡看看?」她倒是沒多想,直爽地答應了。

初春,上海還有點冷,我們當時的位置已經很靠近黃浦江邊,風特別強,吹過來甚至有些刺骨。這附近有處海關,因此周遭大多是航運貿易物流的倉儲廠房,路上走的也多是載貨車輛;馬路雖然寬闊,但沒什麼人跡,天一黑,四處就黑壓壓的,只剩街燈還亮著。曉眉的腳步很快,我們穿過一處很大的車行地下道,但步行的人只能走側道與車共行,車輛在身旁頻頻呼嘯而過。

我問:「每天回家都這麼走,會不會覺得危險?」曉眉頭也沒回,只答:「不會,早習慣了!」

出了地下道,我看到不遠處有亮光。走近,才發現熱鬧。那地方看上去也是一處舊時代農村在城市化過程中沒拆清的一小區房子,小路上雖然很暗,但進出的人卻不少。我們轉進兩排屋子之間的窄巷,仍是暗的,只有兩旁人家室內的燈光透出;走著走著,還遇上一段白天剛新舖上水泥的地面,得踩著木板條,一邊與人相讓,一邊跳著通過。

曉眉的家,就在巷裡深處,也是一幢上下兩層的樓裡分租的一間房。打開門,她父親正在吃飯,但一見我們就立刻把碗擱下,直嚷著說要到外頭轉一轉,就出去了,讓我頓時手足無措,覺得很不好意思。曉眉看我在房裡站得彆扭,就帶著我裡裡外外走了一圈。那是個「口」字形的樓,中間是一片不很大的公共天井,站在那裡,望向四周,家家戶戶的聲音都能聽見一些,彷彿是個小世界的中心。

我待了一下子,試圖平緩心裡的尷尬,想了想,跟曉眉說:「能不能幫妳和父親在家裡拍張照?」她說好,這才讓到外頭去把父親給喚回來。

又回到那家裡,我也才看清楚了:那房約十平米大,兩張鐵床、一張桌子、幾張椅凳、一座衣櫥、一排邊櫃、櫃上有一台小電視、角落有一台立式涼空調……沒了,其他全是父女倆的隨身家當。坐在床邊就能靠上桌子做事,想拿什麼起個身就能取到,床的正上方掛列著成排衣物,空間真的很小,但每一處都利用得透徹。他們父女倆坐在床邊,讓我拍下了一張照片,21mm的視角,整個「家」就幾乎盡入眼簾。

曉眉的父親個頭不大、身形甚至有些清瘦,我很難想像他一個人怎麼在這城市裡靠著勞力活兒,就把一個女娃兒拉拔到這麼大;但他是個客氣又樸實的人,這點倒是無庸置疑。雖然才出去轉了一會兒,他回來就給我帶上一瓶礦泉水,說是家裡喝的水不夠乾淨──這舉動太過窩心,讓我又覺得自己活生生就是個可惡的獵奇者。到頭來,他們父女倆其實沒什麼扭捏,反而是我自己很介意格格不入、大大打擾,只坐了一小會兒,就趕緊說要告辭。

曉眉陪我走出去,路上她談起離開機場之後又搬過三、四次家,而現在這地方住了兩年多。我問:「這房比起妳之前住過的地方,算是大?還是小?」她想了想,篤定地說:「小,但安定,有家的感覺。」

 

沒有富身家,就靠自己吧!

過了兩天,周日,我拜訪久牽位於復旦大學旁的服務據點,又見到了來上武術課的曉眉。那班只有七、八個學生,她和另一個大女孩混在一群弟弟妹妹之間,跟著老師做拉筋、踢腿的動作。同樣是沒有底子,這些動作十八、九歲做起來就是比七、八歲要吃力一些,但她們一路都玩得很開心,看上去無憂無慮,那些伴隨這個身世、年齡而來的世故與焦慮,此刻不見痕跡。

下了課,走回久牽辦公室的路上,我趁機問曉眉:「我要寫篇報導說說江灣鎮的故事,可以把妳當做主角嗎?」她眉頭一下子緊了,只說:「你讓我先想一想。」過了一會兒,她慎重地問:「能不能不要寫出我的名字、登出我的照片?」我說好,女孩這才笑開了,直說:「那就沒問題!」

但我自己反而不安了,畢竟該怎麼寫她的故事,當時心裡還沒個譜。回到久牽,滿屋子都是年輕孩子的喧嘩聲。我在牆上看到一張照片,那是年輕的張軼超與一大群孩子的合照,搜尋了一會兒,我確定自己找到當年的曉眉,轉頭想叫她,但卻遍尋不著她的蹤影。

這下子,我的不安更強烈,想想找個藉口發了短訊給她,說是要留下她的電子郵箱,以便日後需要再詢問細節。沒多久,收到回訊,除了把郵箱位址給我,她還寫道:「不好意思,我正在附近的市場幫忙賣衣服。」

我怔了,想起我們的另一段對話。當時我半開玩笑地問:「妳有沒有想過嫁個上海人,也許現在這些困難就全解決了?」沒想到,她竟然回答:「我跟爸爸討論過,但我不想嫁上海人。」我又問:「為什麼?」她轉過身直視著我,堅定地說:「出身,是父母那代給的,沒什麼了不起。」

生活再辛苦,靠自己努力。在城市邊緣長大,這個女孩,竟是如此地充滿志氣。

 

 

 

 

 

 

 

Jiahe Lin (林佳禾)

撰述/Writer at 經典雜誌
人籟論辯月刊 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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