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非常」,如何有理?

by on Tuesday, 30 July 2013 Comments

從協力農場、收容機構到尋常人家,

三段關於精神病患與攝影的故事,或許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反省,
關於創作者、被攝者與觀看者之間的多重關係……


口述|郭力昕
整理|林佳禾


 

(攝影/World Within 人文攝影工作室)

 

在西方,攝影做為一種科學資料、檔案證據甚至是鑑定或管理的方式,很早就發生。其中關於精神病的攝影,劉瑞琪老師的研究已將較早期的發展和應用梳理得很清楚。這種情況下,攝影是一種科學,而不是藝術創作,主要目的當然就像傅柯(Michel Foucault)所闡述的,是要透過分辨「正常」與「異常」來達到進一步的控制。

相較之下,我不確定台灣的醫學界是否曾經做過類似的影像蒐集,但一般在敘寫台灣攝影發展的時候,關於精神病或精神病患比較分析性科學性的描寫,基本上幾乎是空白的。我們所熟悉的,主要都是攝影創作。

 

不同鏡頭下的龍發堂

在已知的範圍,龍發堂大概是台灣精神病相關攝影題材中最常被拍攝的對象。幾位較常被提到曾前往龍發堂拍照的攝影家,例如1980年代拍攝的侯聰慧、周本驥和1990年代拍攝的張乾琦,呈現出來的作品也都有很大差異。

周本驥是因為雜誌刊物的報導,以記者的身分前往龍發堂採訪,但我覺她的照片只是相對比較有報導攝影的味道,嚴格來說並不是在做記錄,而是在展現一種個人的人文攝影風格。她影像表現的語法和概念,跟後來周慶輝拍攝樂生療養院是比較類似的。

張乾琦則很明顯是在從事藝術創作,他的《鍊》(Chain, 1998)系列應該是目前關於龍發堂的影像最廣為人知的一組,不但得過國際獎項,而且還登上威尼斯雙年展。他把龍發堂的「感情鍊」當成一種象徵或隱喻,嘗試去講述一種更普遍性的人與人的關係。雖然他拍攝的是龍發堂的精神病患,但想論述的對象可能不特定是鏡頭下的這些人,甚至未必只是精神病患,還包括你我在內。

至於《人籟》這次介紹的侯聰慧,他的作品則是一種比較個人的、印象的、高度風格化的影像。

 

敏銳直觀,成就獨特

侯聰慧跟葉清芳、潘小俠等幾位台灣八年代開始露頭角的攝影家,我覺得有一些相近的特質。他們都擁有敏銳的「影像感」,但相對地不那麼擅長或重視「自我分析」,所以觀看他們的作品,我往往感覺到創作者的「直觀」多於「理性」。他們拍東西通常並非事先計畫、設定明確的問題意識,然後才開始執行;而是機遇式的,剛好在那裡,拍到什麼,就有什麼。或許因為他們都有一種藝術家的天氣質,總是能夠捕捉到一些我們後設地看起來覺得很有影像感、藝術感的畫面這種隨性、渾然天成的狀態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創作的風格。

關於這點,從侯聰慧的自述裡也可看出他這個人可愛的地方。他完全沒有膨脹自己,把別人後設地投射在他身上的藝術語言當成了自己;他甚至後來也沒有什麼創作,繼續維持隨性和懶散。他因為那些影像的風格太獨特,而被擺在攝影家的殿堂裡,但他很誠實,甚至一直在抗拒別人賦予那些他自認為超過自己實際狀態的東西。我認為,這是很可敬的。

 

因為受過苦,所以更真實?

若要探討無麼通過攝影看待精神病患,首先就攝影來說,不論是機遇的或有計畫的,任何關於精神病患的影像,我們在觀看時都不能後設地拿來比較哪個比較接近精神病患的某種狀態,那必然是我們自己的想像。

侯聰慧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他曾經在一個比較接近的狀態裡,我們某種程度好像給了他的照片更多一點的詮釋權,或者說正當化了我們對精神病患進行攝影閱讀的一種角度──彷彿,透過侯聰慧的眼睛,讓我們更接近了精神病患的某種狀態。然而,就好像以自殺結束自己生命的知名女攝影家安.阿斯(Diane Arbus),因為她當時顯然處在一個特別的精神狀態中,所以當我們回頭看她把一些正常人拍成乍似異常的樣子,我們可能覺得有說服力,但這終究只想像。

當然我並沒有任何立場說:「所以,這些也只是侯聰慧個人風格化的影像想像,與精神病患的實際狀態無涉。」畢竟他確實曾經體驗過憂鬱症的精神狀態,也因此可能有更好的理解,使得他的影像看起來更可以解釋某些東西。只不過面對我們對這些影像的解讀,我總會有一些懷疑。

 

精神病實像,可能顯影嗎?

如果我們無法確知看到了精神病患的實際狀態,那麼,那種狀態究竟有沒有可能被翻轉成具體的影像呢?

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精神科醫師可能會宣稱從某些表情或肢體動作可以找到線索,那是一種「專業」知識;但考慮到現代精神醫學往往傾向把「異常」的定義絕對化,我們對這種判準恐怕還是得抱持懷疑。那精神病患本身呢?我對精神疾病的認知非常粗淺,很可能有誤;但就我的理解,精神分裂者有些認知是沒辦法自我控制的,換句話說,他們可能無法自我分析。所以,我們也不太可能找來一位精神病患,然後問他:「這像不像你?」

到頭來,我們可能會反過來詰問自己:「什麼叫做異常?」對現代精神醫學的某些批判曾指出每個所謂「正常」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壓抑,甚至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壓抑,通過這樣的狀態,我們才可能進行自我分析。所謂的精神分裂,反而是更純粹的原始、自然狀態。就像李權哲拍攝風信子農場這一系列照片時,不斷透過「思考」和「觀看」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反省,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反思,但我們平常太少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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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


讓「他們」拿起相機吧!

除了前面談到的,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假如是精神病患自己拿起相機來拍攝影像呢?

風信子協會實際上做過這樣的行動,我覺得非常有意思。關於這個問題,我立即的反應是:「有可能。」但這種主體的建立,不能通過我們這些理性分析的人對照片做詮釋,並宣稱這是他們有意識的自我再現來達到。它必然是無意識的、直觀的,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在觀看世界。

就像李權哲在自己網站中的一組照片,曾經提到昌哥一定要買藥(其實是沙士)給自己父親的故事。很顯然,昌哥還是會意識到一些身而為人的關切和價值,而且會很執著地要去做,這就是他自身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當他拿起相機看東西的時候,自然而然,會看到對他而言有意義的事情,如此拍下的影像絕對不會只是看起來可愛、溫馨,而會具有形成一種政治性話語的潛力。

當精神病患本身掌握了觀看世界的權力和方式,反過來就變成是我們要試圖去理解他們怎麼再現世界。我認為這會是一種更好的接近他們狀態的方式。

 

放鬆「我們」的邊界

談到政治性,李權哲和Simona Pampallona的照片有一個類似的訊息:希望精神病患者能在「正常」的社會場域裡被接納。因此,他們都不會刻意想把精神病患拍成「我們想像中的精神病患」的樣子,也就是不將拍攝對象奇觀化──不是將這些人推開成為他者,而是試圖將「他們」變成「我們」。

這當然是一個相對進步的態度,但如果嚴苛一點,再進一步可以延伸的問題是:他們是不是有可能完全變成我們?若否,此類宣稱是否僅只能是拍攝者的一廂情願的鼓吹?或用意良善的呼籲?

我認為,他們的確「不完全」是我們。他們的身心狀態在一個理性的、邏輯的世界裡常常不能夠運作得很好,因此才會有不被接受、被排除、被邊緣化的問題。因此,基於希望這個社會能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貢獻自已、取得自己的獨立性,做為一個政治性的訴求,我覺得攝影在此確實應該有階段性的功能──透過影像,讓我們看見他們的「正常」,而不歧視他們、接納他們。

儘管從一個所謂「影像評論」的角度來說,這樣談這些事情可能有些簡化。但誠實地,李權哲和Simona非是透過如此拍攝消費人道主義,而是真的為了改善精神病患處境在努力。雖然我自己對這些影像實踐帶動改變的可能性會比較悲觀,但無論如何都要給予肯定,畢竟這個群體的影像要被社會看見,甚至在乎,都已經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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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 ─ 攝影「非常」

 

Jiahe Lin (林佳禾)

撰述/Writer at 經典雜誌
人籟論辯月刊 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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