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Renlai Issues 人籟論辨月刊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五線譜有詩人出沒 ─華語歌詞與現代詩的越界書寫

在文藝沙龍裡吟詩,在酒水包廂裡唱歌,

詩與歌詞之間,刻板印象說穿了便是一種雅俗之別。

然而,兩者界限從來沒有一種主宰似的說法可以清明,

作詩又寫詞,當跨界的執筆之手越來越多,詩歌的演化也越來越精采了。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台語歌的美與痛 ─在抗爭、鄉愁與文學中攀越

八音七調的台語歌,光是念來就頗有韻味,

不過,詩意盎然卻也難敵時代的壓抑。

台語歌歷經了一連串的變形、淬鍊與再生,

未來,我們又將吟唱什麼樣的歌曲?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打造專屬養生法,讓你更長壽

人人都想追求健康,然而,沒有一種方法能夠適合所有人。根據自己的需求,訂立專屬的養生方案,並且持之以恆地實踐,才是踏上健康之道的第一步。

 

「養生」別相信名醫、名人或道聽塗說,一堆健康食品、補方、補藥讓人莫衷一是,要有自己的主見,那就是每個人的「健康生活模式」,其中包括養生八要:

 

1.健康的人生觀。

2.飲食管理。

3.休息和睡眠管理。

4.規律運動。

5.戒除不良的嗜好。

6.和諧家庭或兩性關係。

7.在團體中與人良性互動或積極的社會參與。

8.經常評估自己的健康,並修正養生觀或生活模式。

 

這「養生八要」包含了五大健康需求,即每個人的身體、心理、靈性、特異體質和群居生活。在生活中要如何增進和調適五大健康需求,我個人提出了中國古典健康哲學中的「陰陽調和」、「有補有泄」的「十全大補」帖;所以有飲食就有運動、有工作就有休閒、戒除不良嗜好也要紓壓增強免疫、追尋快樂幸福之後更要有健康的人生觀,在圓滿和諧家庭兩性關係之後,從積極參與社會得到最大的滿足。

 

每個人在這些需求中有著不同的優先順序,所以要依自己的順序來設計養生方案。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執行,並且經常評估健康狀態,同時也做適時的修正,以達到更長壽、更快樂幸福的人生指標。

 

找出最大的健康危機

首先,要確定什麼是你現在最大的健康危機、什麼又是你現在要解決的健康問題。這可以透過健康檢查得知,也許檢查結果顯現出體重過重、血糖偏高的「代謝症候群」;而在日常生活中你也經常感到腰痠背痛,把這些綜合起來,便可得知「養生八要」中有那些是要去面對的。此時,你可能需要聽聽醫生、營養專家、運動顧問的意見,和伴侶、家人、同事商量,為「養生方案」的設計做配合。

 

譬如,在「養生八要」中出現了下列問題,而又根據嚴重性排列成:

 

1.工作壓力大、休息時間不夠,長期失眠。

2.體重過重,運動時間不夠。

3.飲食不正常,應酬太多,經常喝過量的酒。

4.覺得沒有人可以親近對話,情緒不穩定。

 

這四項問題都和代謝症候群、腰痠背痛習習相關,所以在設計「養生方案」時,或許可以根據「十全大補」的精神,做出這樣的設計:

 

1.調整工作時間;或每工作一小時,就必須有10分鐘的休息、體操、打坐或冥想。

2.在治療腰痠背痛的各種方法中加入睡眠管理,嚴格執行夜間11點上床,6點

起床。

3.每星期至少運動3次,每次30分鐘,運動至心跳130下為準 (所謂333原則);

不管如何吃,每天攝取的熱量不超過兩千卡為原則。

4.限制應酬的次數或食量合乎每天的熱量標準,喝酒以不超過一杯為原則。

5.每周固定和父母、伴侶兒女相處,每月參加一次同事或社會的團體。

 

這應是再普遍不過的中年人養生方案,它的特點是:一、依照重要性來排列;二、每項都是在生活中對照調適(即所謂陰陽、補泄),像工作和休閒、治療和睡眠、運動和飲食、享受和限制、家庭和社會;三、簡明扼要,執行才不會困難。

 

邊做邊學時時微調

在設計養生方案時要考慮如何執行,所以必須向醫師、營養師或其他專家顧問請教,如果是自己查閱參考書或和朋友閒聊,往往會有許多矛盾。譬如說,坊間許多書談到那些是會增加體重、毒害健康的垃圾食物,那些又是有益的健康補品?看來好像大部分東西都不能吃、又不知要選用那些補品;運動也是一樣,是否會造成長期的傷害?是否需要做睡眠測試?冥想又要怎麼做?應把整個方案的原則、做法都準備好,覺得自己可以做,然後才開始執行。

 

另一方面,生活中相關的人也要配合;尤其是工作場域的同仁、家中的父母、伴侶和子女,都欣然同意你的養生方案,鼓勵、配合你來執行,才會事半功倍。經過溝通和諒解,大家要幫你養生、解決健康的問題,才是一個成功的健康養生方案。

 

此外,在設計養生方案時要訂定目標以評估執行的成效,例如體重減到合乎國人的BMI標準、腰圍小於國人標準、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在標準值內,不再腰痠背痛、每周失眠不超過一天、心情快樂指數提升到正常值以上,預定在半年內每項目標都達成,而在每個月每項都評估一次。

 

俗話說得好:「說得容易,做得難。」的確,為什麼會有這些健康問題,那是因為行之有年的生活模式是你所偏好的習慣,改變必然會經歷痛苦的過程。為了執行成功,也有人先試行一到三個月,試行期間,發現了執行上的困難,再做進一步修正,然後才開始正式評估成效。

 

與友同行持之以恆

多數人都會下定決心去執行自己的養生方案,但只有少數人能持之以恆,而可達到預期目標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許多人往往缺乏持續的動力,也有人經常「放自己幾天假」,更有人在成功了之後,又回復到原來不健康的生活模式,這都說明了執行養生方案的困難。

 

如何增強執行的動力?最好是有人同行,和伴侶一齊來做是再好不過的;也有人是三兩好友結伴一齊來比賽,打賭六個月後是誰達成了目標;在評估成效時可以互相檢討、互相打氣。顯而易見地,一齊運動不會寂寞;一齊烹調,食更有味。

 

在養生八要中,本來就包括和諧的兩性關係、團體的良性互動,以此來執行養生方案,更是陰陽調和,成功率也就大大提高。

 

當然,還是有人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或始終無法改善健康問題而懷憂喪志,這時候就要向醫師、專家顧問尋求幫忙。譬如說,雖然努力控制生活,血糖還是無法下降,那麼開始用少量降血糖藥是更好的選擇,也可試試無害的另類療法;同樣地,失眠無法解決,形成了疲倦、壓力增加、血壓血糖上升、免疫力下降,先短期使用安眠藥物也是個選擇。從醫學的角度來看,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同一個健康問題,不可能用同一養生方案來解決;有些人可能相對簡單,生活稍稍改變就回復正常;有些人不容易改變生活,可能需要另類療法;有些人則需要別人從旁協助、支持;有些人一定要醫療介入,才能解決問題。在設計或執行養生方案時一定要有這樣的認知,不是每個人執行都會有成效,遇到困難或沒有成效時,應如何尋求幫忙做進一步的解決,也應包含在養生方案內。

 

破除迷思不患得患失

坊間有許多書籍告訴大家那些東西不能吃、那些另類療法可以除病痛,這表示有太多人想要養生。然而,這麼多的資訊容易帶給大家兩個迷思:

 

1. 這些東西是否一點都不能吃,這些療法是否對每個人都有效?事實上不是。很多報導都沒有實證根據,只是以兩組人對照的商業化研究來推斷結論;很多療法也沒有嚴謹的臨床試驗。因此,一般人親身體驗後,除了少數人會產生安慰劑效果之外,更多人是陷入飲食恐慌和無效焦慮。

 

2. 這些養生書讓民眾誤以為可以永保健康、病痛消除、停留年輕不老化,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每天的身體、情緒、生活都會變化,怎麼可能處變不驚,簡簡單單就不病不老?

 

所以本文所提的個人「養生方案」就是要破除以上兩個迷思。設計一套客製化的「養生方案」,決心執行,就不要再有顧此失彼、有效或沒效的焦慮。「養生方案」不是專為無病痛的健康人設計的,即使身體有病痛,更應設計配合醫療的「養生方案」。不管這養生方案能不能達成原來的目標,也許它最後還是需要醫療協助,然而在整個執行過程中,養生方案對每個人的健康都有一定幫助,它的確是客製化的「健康促進方案」。

 

客製化養生法最有效

由於每個人每天都可能產生新的病痛,也隨時面臨器官的老化和死亡,在「養生方案」中包含了身、心、靈、個人體質、群居生活等面面俱到的健康需求策略,在健康情況改變時就要修正「養生方案」。「養生方案」不保證一個人因此能不病痛、不老化、不死亡,但它使每個人在人生過程中更健康;當然,也比缺少「養生方案」的人更長壽,所以它應該也是個「延長壽命方案」。

 

當一個人為自己設計並努力執行養生方案時,就表示他關心自己的健康、熱愛自己的生活;也因著自己年齡增長、器官老化,而讓自己調適生活,以滿足各種健康需求。這也顯示出現代人在醫療上的新觀念:由最早人類順從生老病死的自然過程,到產生「抗病式醫療」;而後,試圖延長壽命而有「防病式醫療」;如今,壽命延長,要提升生命品質而有「養生式醫療」,客製化的「養生方案」事實上就是「養生式醫療」中重要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會使你更健康、更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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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以詩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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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媽媽蘇走進現實政治

- 翁山蘇姬如何面對緬甸新局勢?

經歷二十多年的漫長苦難,被緬甸人民暱稱為「媽媽蘇」的翁山蘇姬,

終於順利成為國會議員,進一步扛起緬甸民主改革的未盡使命。

當她正式站上政治舞台,並在國際間刮起一陣明星似的旋風,

現實政治中複雜算計與利害矛盾的嚴苛試煉,才正要開始。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現實,造就了浪漫:談《女朋友。男朋友》

愛是純真而巨大的,但它們不得不被約束在某種先驗的框架裡,該邊界,終究會反過來嘲弄或羞辱了一切。

 

片名:《女朋友。男朋友》(GF*BF)
導演:楊雅喆
出品年份:2012年
上映時間:2012年08月

 

《女朋友。男朋友》是《囧男孩》導演楊雅喆的第二部長片,不同於《囧男孩》,《女朋友。男朋友》是處理更大議題與時空脈絡的故事,從桂綸鎂、張孝全、鳳小岳三人之間的戀情,寫80年代起的台灣社會史,有著台灣電影中少見的格局與企圖心。

電影開場是2012年的女中校園操場,女孩們為了爭取穿短褲在朝會時集體抗議,主要發起運動的雙胞胎的家長被請到學校來,接著時空切換回1985年操場,那是這名家長的中學時代,他與兩位好友,以及一群同學,如何在校園中引起風暴,爭取發言權、對抗教官與後面的體制、在高壓管教與不合理處罰下,綻放美好的青春。

然後,來到了1990年的學運年代,運動夥伴們將性與政治融合成生活的全部;然後,是1997年一場同志婚禮,昔日戰友的眼神依然閃著年輕時火炬一般的光芒,但身體與身體的距離遠了,派對結束的時間也提早了……;再然後……

 

遲疑在愛的曖昧裡

電影從一開始,主角們就處在某種愛的曖昧之中,影片文案寫著:「每個人都應該有兩個情人,一個我愛的,一個愛我的。」但耐人尋味的其實是,人們的遲疑往往來自,我們總在時間裡不斷試圖釐清心意,難以辨認自己此刻比較愛誰,誰又比較愛我。

那是一些不可能由情節大綱透露給觀眾的愛情圖式,我們在約略知道「這是關於三人的愛情故事」的情況下進場,但隨著他們的故事一路展開,我們也經歷了那種不斷流轉變化的心動。

導演把鏡頭貼得很近,近到讓三個人的愛情已不再是從一個階段往下個階段遞移的線性情節,而是一齣齣有著飽滿內容的戲劇;我們獲得足夠甚至超量的線索,無論是探索關於其中任兩人之間的幽微,或是特定一人之於這段關係的處境,或者由三人作為單一一組關係之「失衡─重建平衡─再度失衡」的模式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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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青春絞進了曖昧的情感。而時光真能釐清關於理想、關於現實,以及關於彼此之間的一切嗎?

當關係界線不明時

例如,表面上,美寶喜歡阿良,因為阿良從沒回應,美寶才接受阿仁。然而,從未開始的戀情與展開戀情中的愛,這兩種愛的類型真能相提並論嗎?單戀式的想像、寄情、投射,把自己某個基於生存的不確定繫交到一個人身上,跟熱戀的不斷磨合、挖掘、發現對方也發現自己,那種更具有創造力但也有毀滅力的情誼,兩者的差別,會如何註寫在我們的記憶中?

例如,表面上,阿良喜歡阿仁,對阿仁好,但阿仁接受對方的好意,卻不見他認真看待。好友的終極界線到底在哪裡?同性好友卻不是同性戀人的最後邊界到底怎麼畫?這條線,是否只有分得清楚兩者差異的人才能辨識並在意的?

又或者,阿仁真的知道這種曖昧其實對阿良是一種本質性的傷害嗎?(因為這不再是「你到底有沒有可能愛我?」,而是「你到底有沒有可能愛男生?」)然後在阿良這邊,表面上他是委屈而弱勢的,但他不終究也占了這種曖昧的便宜,得以擁有一段或許事實上根本不曾存在的快樂時光?自我催眠若能成功,在幻覺中的幸福,難道不能算數嗎?而我們清醒之後,真有資格對共謀或意外促成這份幻覺的彼方,做出怎樣的追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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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始終無法確定感情的邊界,因此我們也總難瞭解,同性的革命情誼究竟是愛情還是友情。

感情複雜了個人

《女朋友。男朋友》並沒有一個全面的預設框架去對待人物之間的關係,因此成功還原給每段感情其高度複雜性,這樣由各種起心動念與歲月轉折所織就的千絲萬縷,也重新定義了其中人物。也就是說,人物各自的性格與際遇,連動地成立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但當感情本身也活出自己的生命,原先催生它的人們,則反過來在裡面被全新寫定,被改變。

例如美寶本來可能是一個外表強悍,內心柔軟的女孩,但在糾葛20年的三人感情中,她儘管骨子裡仍是年輕時那個真實率性的女孩,卻慢慢學會用一種更現實性、更殘酷、更冰冷的方式,去面對她所處的感情狀態。

例如阿良本來可能是個溫和、內斂、執著的男孩,但當「忍耐是有限度的」,在歲月的風霜中,在異性戀之於同性戀根本是個像外星球之無可穿透的終於挫敗後,混合了自我認同的不安、各種情誼的難以釐清、勉強自己想適應更為安全關係的落敗……等等之後,阿良成為了一個像深水炸彈般危險的人物。這並非主動造成他人危害的危險,而是你在他身旁會充滿不安全感、不知所措。

阿仁呢?阿仁是活潑有魅力的人,善良又能主動照顧人,他不一定自覺自己的可愛,但他總習慣於這份感染力所帶給他的好人緣、溫暖、熱鬧。年輕時,這是多麼美好的情人與朋友特質,熱情的、義無反顧的、毫不保留的,但當現實的崎嶇來臨,這樣的性格讓阿仁難以感受和體貼友人或情人的難題與他們的陰影。阿仁始終是年輕的那個男孩,但長大的殘酷是,你不可能做好每件事、討好每個人,一旦你還是用單向的方式與人來往,他人眼中,你就會變成自私、逃避、可悲的人。

 

棋盤上當局者迷

在《女朋友。男朋友》中,我們很難對一場戲、一個轉折,做出簡易的歸因或解釋,某個角度而言,美寶、阿良、阿仁都不是心思太複雜的人,但如同所有的關係,當人遇上了另一個人,深深地絞了進去,就會折射出無數種複雜的可能性。電影中的許多時刻,我們根本無法判斷他們當下「真正的」心思,如同他們自己也無法判斷。

我們也都是那樣的。在直覺地愛上的同時,幾乎是瞬間,就納入不停切換到對方立場、心思的揣度,然後任其作為我們後續情感的依據。我們猜測他可能還需要多一點時間、猜測他可能要的是些沒說出口的、猜測他心底深處永遠念舊永遠不變心、猜測一切善意只是施捨、猜測彼此都在遊戲誰也別覺罪疚……。

然而事實是,沒有東西可以穿透愛情的形上學。《女朋友。男朋友》呈現了這樣的悲傷,以及無論如何痛與矛盾,我們也無法否認自己真實地感到幸福。……無論是來自於感情開心的時刻,或來自可以這樣耽溺於感情的青春。

 

因為寫實所以寬容

但《女朋友。男朋友》遠遠不止於此。電影有著更大的力量,那來自它領我們回到80年代,回到衝撞權威、追求台灣社會更好明天的那個具有理想性格的年代。

電影中的孩子們,從高中的一路叛逆、獨立、對自由與民主更敏感、對總體生活有抱負,在他們上大學時,趕上/創造了整個學運時代,然後,再隨著現實的必然持續進展與沖刷,他們有人漂浮著離開了自己的夢、有人遺忘了曾經的諾言,以及幾乎每個人都成為年輕時矢志絕對不想成為的那種大人。

對我來說,《女朋友。男朋友》的力量並不來自它的尖銳和殘酷,而恰恰是以這整路的鋪陳,最終寫就了關於如此現實性與近乎必然的尖銳和殘酷,最大可能的諒解與寬容。

《女朋友。男朋友》並不是誠實,而是寫實,誠實帶有一種「此為真、另為假」的先驗意味,而寫實只是一雙不懈怠的眼睛,認真地要看進更多,就算它們在乍看之下有其矛盾或無解。忠於寫實的作品將一切納入眼下,讓歲月或後來的命運,去詮釋或理解更多。

能夠用這樣的視角去看愛情,去看青春,去看我們社會所捱歷過的某一時代,我以為是作者給了我們非常珍貴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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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相遇,往往折射出無數種複雜的可能性。美寶與阿仁,阿良與美寶,他們的關係已不只是誰愛誰那樣單純的問題了。

不可為而為的浪漫

因為對現實本身近乎固執的誠懇,決定了《女朋友。男朋友》的浪漫。什麼是浪漫?浪漫是,承諾你根本無法承諾的東西。也就是說,儘管那個某個東西你根本就無法承諾,但你在此刻,卻被籠罩在一種強大的愛裡頭,於是你真心認為你有能力做出承諾、你也非這樣承諾不可。

《女朋友。男朋友》的動人,在於其呈現的並非愛本身,而是,「愛是純真而巨大的,但它們不得不被約束在某種先驗的框架裡,該邊界,終究會反過來嘲弄或羞辱了一切。」

現實給每個成年人的啟發是,曾經我們期待皆大歡喜的圓滿結局,但現在我們更相信有限的幸福(即,曾經夢想的完美世界有所破漏),才確認了當初的承諾。就算傻,那也是把整個生命都賭進去的真實。

人們很容易自以為認清現實,但這份自認為的實際,恰恰是浪漫的源頭。當那麼篤定地認為任何一種情緒、情感、價值,可以輕易且當然地凌駕、重造現實,我們於是投入了所有,在裡頭傾心與忙碌。但走得越深,之於「眾人的現實」卻可能越偏斜。

可是,對個人而言,人生中因為那些時刻,變得再也不一樣。對總體生活而言,這些時刻,也在此或彼時,經由現實本身總是存在的縫隙,動搖甚至改變了世界。

 

是天真也是純粹

說永遠愛你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永遠是什麼;說要為正義、自由奮鬥時,我們通常並不擁有正義或自由,因此我們也無法確定我們要來的正義與自由,是否等於心目中的美好世界。

如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是由「當初不懂你、無法追到你」的前提,打開那段青春歲月,故事因此籠罩在一種全面的後設視角裡;而《女朋友,男朋友》也由「革命沒有成功,承諾沒有實現」的前提,重回時代與青春的第一現場,故事也被後設框架切割出面向與層次。

我一直都更相信這樣的形式。當現實洶湧著吞噬性的瑣碎與平庸,一個百分之百成功的故事,無法不更像是某種有如神助的注定式的必然;但一個帶有遺憾、缺角,直到許久之後都還依然熱烈地心動或心痛的故事,反而確認了對壘與整個粗暴現實的愛的本身。

當人們承認,愛無法是原以為的純粹與永恆,反而確認了最初的承諾是那樣的真心;當人們承認,曾擁抱的理念,原來是些不曾掌握全貌也無法眺望現實未來的天真,反而確認了當年的熱情,連一絲雜質都沒有。

 

愛讓人義無反顧

我們曾以為無法活在沒有你、沒有正義的世界,最後我們難堪地承認,沒有你、不是那個某個正義,現在這個世界或許還比較好。

我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太少了,對歲月知道得太少了。我們對我們自己,知道得太少了。但我們從來、從來都沒有後悔過。如果重來一次,重來一百次,就算預知會失敗、預知終將清醒認清,我們還是願意走一模一樣的路。

因為儘管這個世界,或我們,有各種定義或發展路徑,但關於我,我的人生,卻只有一種,那就是當我遇見你,我愛上你,我會努力留住你,我會為你爭取整個地球。這唯一地決定了我。所以,再來一次,我還會這麼做。

《女朋友。男朋友》是一部好浪漫的電影,而且提醒了我們,台灣社會曾經是這麼浪漫。

 

撰文∣黃以曦 劇照提供∣原子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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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以詩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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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回到過往,窺探未來:《潛行者》

數千年以來,人類一直竭力追求幸福。但他並不幸福。為什麼?因為他做不到,因為他不知道方法──兩者都是原因。
然而,首先,我們在現世的生活,必然沒有最終的幸福,只能抱著期待,祈求幸福在未來降臨。
因而必得受苦,唯有在善惡的掙扎中受苦,方能鍊鑄靈魂。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片名:《潛行者》(Stalker)
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出品年份:1979年
上映時間:2012年10月(2012高雄電影節)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無神論者的宗教使用指南:《宗教的慰藉》

《宗教的慰藉》(Religion for Atheists: A non-believer’s guide to the uses of religion)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
陳信宏譯
先覺出版社
2012年04月

 

人人皆渴望建立網絡

鄧約翰(John Donne)的詩:「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全然只是他自己。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塊,海洋的一部分。」精準地點出了艾倫.狄波頓《宗教的慰藉》一書的意圖。

Wednesday, 08 August 2012

長期照顧,照不到的所在

邁入老年化的台灣社會,因公共福利不受重視,過度依賴外勞及女性家屬扛起照護責任。推動已五年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看來效果不彰,未來若要重燃長照,甚至推動長照保險,不能不傾聽各方需求。

 

照顧產業化,貧富有別

近年台灣的人口老化速度快得嚇人,老年照顧政策的擬定也益顯迫切。人口越來越老,意謂失能者也隨之增加。內政部統計,目前台灣老年人口已超過240萬,約占總人口10%,其中需要長期照顧者有七十多萬人。推估未來台灣失能人口,將以每五年約成長20%的速度急遽增加。

Wednesday, 08 August 2012

記錄生命之「殤」─ 攝影者何經泰 X 拍/被拍者張榮隆

何經泰 工殤顯影I 1996

攝影是一種單向的觀看。

透過鏡頭看人,是權力,更可能是暴力。

面對生命的幽暗,按不按快門,永遠是橫亙在咫尺之間的巨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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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經泰

紀實攝影家,資深媒體攝影工作者,曾任職於《天下》、《時報周刊》等各大媒體,現為《明報周刊》副總編輯。個人作品《都市底層》(1990),《白色檔案》(1991)、《工殤顯影I》(1996)和《工殤顯影II》(2003),皆以安靜、沉穩的人像攝影,記錄受傷者/家庭的真實面貌。(攝影/林佳禾)

張榮隆

因職業災害而導致截掉右手右腳的工人,曾任「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理事長。工傷後自習繪畫、寫作、攝影,近年專注於社會運動的街頭攝影,並長期記錄受困勞資糾紛、工傷爭議在台外籍移工。2008年曾獲台北市政府「工人藝術家」殊榮。(攝影/林佳禾)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紀實攝影家Lewis Hine曾說:「攝影不應當僅僅為了美,而應有一個社會目的。要表現那些應予讚美的東西,也要表現那些應予糾正的東西。」

 

鏡頭後的攝影者,總似主動地以觀景窗格框定人事景物,表達意義和隱喻;但鏡頭前的被攝者,卻似僅能默默被觀看、擺布,承受被曝光再現的壓力。某種程度,鏡頭確實是「權力之眼」──看,與被看;言說,與被言說,清楚地畫分出強弱兩端。

 

然而,當被拍攝的弱勢者,有一天拿起了相機,帶著明確目的,要為自己和他者發聲;想像,甚至宣稱自己,以再現人間真實為職志的紀實攝影家,會如何看待?

 

紀實攝影家何經泰,多年前數度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簡稱「工傷協會」)合作。他曾拍下受傷工人張榮隆的手,並成為該協會出版繪本的封面;但他不知道,張榮隆後來開始也學習攝影,並成為穿梭在各種社運場合的影像記錄者。

 

時過境遷,兩人在《人籟》安排下重逢。把酒言歡之間,他們暢談彼此的攝影經驗,也分享對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種種看法。

 

 


先談談兩位怎麼開始接觸攝影吧?

 

張:對我來說,接觸攝影是個機緣,要不然右手受傷的我,大概是沒辦法玩攝影的。

 

工傷協會舉辦過一些團體性或藝文性的活動,用意是硬梆梆的抗爭之外,也能利用文化活動,讓社會大眾看見我們是誰、想說什麼。那時候開了一個DV攝影班,我參與了前面一兩次,第一次接觸到影像器材,也才意識到要控制那些機器,會有些限制。我開始好奇,自己到底可不可以玩這些東西?剛好朋友有台相機,就借來自己摸索,慢慢拼裝出一個把手,結果發現:欸,左手居然也可以按快門了!

 

於是,我開始拿起相機。因為協會常上街頭抗爭或辦活動,我一開始就跟著協會的議題拍,沒有自己設定主題。直到現在,我的題材就是社運組織者和他們的服務對象,非常明確。

 

何:我拍照的時間就長了,大學畢業就當攝影,到現在都56歲了。我是在韓國出生,來台灣念大學才喜歡上攝影,要畢業的時候,曾經辦過一個展覽,內容是很意境式的那種,色塊啦、線條啦……

 

不過,那時候心裡嚮往的還是新聞攝影。80年代初有很多老師帶了新的思想進來,所以我就想當個攝影記者。1982年畢業後,我進到媒體工作,先是在《天下》雜誌,後來又到《時報周刊》。

 

當時報導攝影盛行,其中又首推《人間》雜誌。我沒有在《人間》發表過任何作品;不過,那年頭專職的攝影師就只有幾個,大家都很熟,跑街頭拍完照,常常一起去喝酒。總之,我也受到左派思想的啟發,所以後來才會開始拍《都市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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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經泰 都市底層 1990

在報導光鮮的主流媒體工作,怎麼會想去拍攝社會底層的人物?

 

何:在《天下》都是去採訪大老闆,當時「台灣錢淹腳目」,正是股票最高點的時候。後來到了《時報周刊》,因為跑社會新聞,我到了許多沒去過的角落,這才發現:哦!原來台北還有一批人是不一樣的。

 

我和榮隆不一樣。我是從攝影創作出發,在那個時代氛圍下,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對社會有意義,讓大家看見台灣有這個狀態。「都市底層」系列就是呈現台北的貧窮現象,在那時大家也許看不見,或刻意迴避;但我看到了,覺得該呈現出來。

 

當然,我是以攝影為生的人。工作上的題材常受人支配,很難有完整的作品。大學畢業到現在30年,我都在上班,就算有感興趣的議題,也只能擠出一點時間來拍。

 

 

《都市底層》非常罕見地用人像來呈現貧民和街友,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何:我想涵蓋一個面向,樣本要多,所以選擇用人像的方式來拍。一般拍街友,如果用側拍、抓拍,快速偷按個幾張,非常容易;但我不想這樣呈現他們,而是想直接面對。我總是告訴他們:「你要明確地看著鏡頭,知道我在拍。」

 

為什麼看鏡頭很重要?因為對方必須「同意」才會看著鏡頭。我做人像,想強調的正是「面對」:他面對鏡頭,我面對他,甚至到了展覽,觀眾也得面對!當我要拍的時候,有些街友還會整理一下頭髮,弄一弄衣服。相機,跟我,跟他,直接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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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經泰 都市底層 1990

拍攝這樣的照片,通常如何與被拍攝者建立關係?

 

 

何:我花了三年做《都市底層》,拍下照片的有上百人,接觸過的就更多了。我不是個很外向的人,要建立關係,其實很難。一開始,我在那邊晃半天,不敢講話;但他們以為我也要睡,反而主動指點。就這樣,可以開始聊天,慢慢認識幾位固定的朋友,熟了才敢提拍照的事。

 

張:我的位置不同,不是因為喜歡攝影才去找題目拍。我是工傷協會、社運圈的一分子,不需要太多溝通,大部分的人都認識我。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問題是:拍這個要幹嘛?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常常無法說服自己。

 

社運團體的合作關很複雜,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處理,拍照就會很「退」,常要考慮不同單位的想法。我透過相機所拍下的影像,可能會被更多人看見,那它造成的效應,符不符合這些組織的需求,就變得很重要。

 

何:我想拍《工殤顯影》的時候,工傷協會很正式地把我找去開會,要我報告為什麼想拍。我說先前的《都市底層》和《白色檔案》這兩個作品都跟受到傷害的人有關;也談到我覺得怎麼有這麼多的人,受了傷卻被不平等對待,所以想記錄他們。協會內部討論同意了,我才開始拍。

 

 


「工殤」系列有協會的支援,拍攝過程會比較容易嗎?

 

何:《工殤顯影I》其實是最痛苦的一次拍攝經驗。每天下班七、八點以後,才跟著協會工作人員去採訪,一個晚上回來,第二天又去採訪下一個。除了工作的壓力,還要面對工傷者所承受的壓力……

 

張:很重(笑)。

 

何:對,每個人的故事都讓我覺得很強烈。要呈現傷處,必須直接拍攝傷者的身體,但是這太直接了,效果不好,必須改用一些手法。一個人受傷後,要把自己的缺陷直接露出來,並不容易;有些人是為了組織,為了大家可以爭取權益,才勉強面對鏡頭。

 

張:當初答應的人,後來想法也可能改變。拍完之後幾年,我當理事長的時候,就有個朋友打電話來,表示當初的影像不想再被公開,因為他已經走過傷痛的那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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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隆 「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 2007

 

 

把缺陷、私密曝露出來,甚至留下影像,怎麼說情緒都會很糾結吧?

 

張:我也是個受傷的人,以前不敢面對自己,就算在協會裡也不曾把義肢拿下來。我曾有過不好的被拍經驗,在一次記者會上,記者為了拍出張力比較強的照片,叫我把義肢拿下來。當時我還沒辦法接受自己的殘缺,卻在那種情境下被迫這麼做,感覺很不爽!

 

何:攝影記者總會叫你擺姿勢,很有入侵的感覺……

 

張:一直到現在,我還不大敢用相機去正視拍攝對象。常有人建議我,拍人應該更近一點,把張力呈現出來,但我還是沒辦法。

 

我曾看過有個記者為了拍到當事人的眼淚,把鏡頭貼近到只有三十公分的距離,問題是戴著口罩的當事人根本不想曝光。我當時心想:「這種照片拍下來,張力一定很強!」不過,這必須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所以,就算心裡也想拍出張力,我就是拍不下來。

 

 


身為攝影者,恐怕永遠在「入侵」別人,該怎麼自處?

 

張:我不是記者,拍了照也沒辦法報導,或直接幫上什麼忙。不管是拍工傷者,或是外籍移工,都是為組織做紀錄,透過影像和他們建立關係。所以,我常把照片送給拍攝對象,除非組織有需求,否則我非常不想消費別人。

 

我認識一群身心障礙者,曾經想要拍,想了很久,還是不太敢,後來變成教他們攝影。不過,其中有一位比較熟的朋友,我真的開口問了,而他也爽快答應。他的雙腿有先天性肌肉萎縮。有一次在外面過夜,他洗完澡,穿著小短褲跑到我房間說:「榮隆,快點!你幫我拍兩張!」當時我傻住了,考慮了一下才動手拍。如果當時要主動,我還是會膽怯。他的照片,後來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乾脆全部送他,也沒發表。

 

何:我覺得只拍些紀錄照、送照片,有點可惜。

 

以前門檻比較高,現在幾乎人手一台相機,攝影也在改變。人文攝影以前是「外求」,去拍外面的對象;現在很多人則是「內求」,拍自己或身邊的東西。外求需要溝通、認識,有很多困難;但內求,可以捕捉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國外有個攝影師,專拍他父母吵架,他有張有名的照片就是他爸爸拿酒瓶丟他媽媽,而那個酒瓶正飛在空中。這樣的畫面,一般攝影師絕對拍不到。你只有進入他們生命的核心,才有可能。

 

榮隆是「在裡面的人」,可以好好拍身邊的人事物,手法上可以更有意識一點,或帶著想法去做一些創意。攝影這東西,就算現在看沒有意義;但20、30年以後,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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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隆 暫停之家 2010

所以,當每個攝影者都是「巷內的人」,拍「巷內的事」,情況就不同了嗎?

 

 

張:我不認為反觀、內求,就會比較容易拍。我拿起相機一段時間之後,曾經想說幹嘛老是拿鏡頭對著人家?有一次,我就把鏡頭反過來對著自己,快門一按,看了照片嚇一跳。原來自己看起來是這副德性,看了會怕,但怕完才能真正去面對自己。

 

我帶身心障礙者的攝影班,曾經出過「自己的一天」這種內省題材。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精神分裂的朋友,在發病的狀態下,拍三更半夜的街頭、自己的冰箱與藥罐。原來,他發病時有強迫症狀,會一直去開冰箱。

 

我也想過,這些故事如果能寫下來就太棒了!但討論後,大家覺得只有彼此信任的學員才能看。所以,就算是內求也很不簡單,在自我揭露與認知上,要達到某個程度才能做到。

 

何:任何拍攝在執行上一定要尊重當事者,這是前提。但想太多消費的問題,也沒必要。講句不好聽的話,參加街頭運動需要媒體報導,這也是在消費嗎?我認為這是相互的,出發點是否尊重、誠懇,比較重要。

 

再舉個國外的例子,有一個愛滋病末期的人,請一位朋友來為他拍照,結果造成轟動,很多人開始對愛滋有正向的看法,甚至影響了政策。像這種情況,你不能夠只想:「這個人要死了,你怎麼還在拍,這樣不是很殘忍嗎?」

 

作品一出來,就不只是作者的了。這作品以後會怎麼講話,有怎樣的社會性,不是作者所能要求的。當然,自己心裡,總希望能帶來改變。

 

採訪、整理|楊子頡、林佳禾

攝影|何經泰、張榮隆

 

 

 

 

Tuesday, 07 August 2012

鏡頭下,靜守我的故鄉─海島女兒張詠捷的攝影路

相機捕捉一瞬世界,是掌鏡人朝思暮想的一段情緣。張詠捷透過鏡頭,對家鄉澎湖輕聲道出無盡愛慕。家鄉人、家鄉事、家鄉景,以及這些共織的美好,就如同海上燈塔般,引領著她的目光。

張詠捷

1963年生,澎湖山水人。曾任《人間》、《張老師月刊》攝影編輯。三度榮獲攝影金鼎獎;辦過個展「海島的呼喚」、「早安!尼泊爾」,並於紐約、巴黎、阿姆斯特丹展出攝影作品。返鄉後以祖父與外公之名,成立「河溪文化工作室」。著有海島飲食文化著作《食物戀》,獲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美好生活書」等十多餘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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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之初,決心一生凝視

高中畢業後,我家開了澎湖第一間相片快速沖印店,因為開店的機緣讓我學會了攝影。澎湖是攝影取景的熱門地點,每年夏天有很多攝影師前來拍攝,時常到我們家走動,我也會趁機向他們請教。其中有位日本二科會會員—攝影家蜂須賀秀夫先生很熱心地指導我,並教我正確的底片沖洗法。他回日本之後,我仍與他通信,老師還會寄攝影書和雜誌給我。雖然我沒有受過正規訓練,但在自學期間,我的暗房處理已達到相當的水平。

 

在澎湖隨拍的兩、三年間,我拿起相機深入村落,這才發現澎湖的樣貌太豐富。二十多年前的澎湖還很淳樸,保有許多漁村和農村時代的景致,生活中也隨處可見溫馨的場景。那是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是一個單純與美好的年代。

 

其中最讓我著迷的始終是「人的生活」。透過攝影,我看到澎湖人純真的生活面貌,還有結識與我心靈契合的人,他們強烈吸引著我。在攝影路上的起點,我已決心要為澎湖拍一輩子。

 

當時雖然拍得很起勁,但也不算投入,因為剛好遇到了生計問題。沒考上大學,我心裡很挫折;夢想還不能當飯吃,又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與家人起了很大的衝突,尤其長輩認為從事藝術不是正途。終究,離開澎湖是我們海島孩子的宿命。我這麼愛自己的故鄉,可是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我,心想一定要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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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伯補網 花嶼 1999

離開,汲取外頭晴雨

二十歲出頭我在澎湖,過著到處打工的生活,但是我告訴自己攝影這條路還是要堅持走下去,那才是我的理想。來到台北後我巧遇一個進展機會。26歲那年,我參加了《人間》雜誌舉辦的攝影研習營,我的黑白和彩色創作都獲得最高名次,老師們認為我的表現很不錯,這成了我進入《人間》的工作的機緣。

 

《人間》堅信要為人民服務,因此把攝影這件事看得很崇高,同時也很辛苦。我們時常要跑社會運動與事件,看了很多不公平,這對一個單純的孩子來說相當沉重。工作半年之後,我也因為它的停刊而離開。

 

所幸那半年的磨練,讓我明白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黑與白,還有灰色地帶,可是那時我整個心靈有點失衡。直到被網羅到《張老師月刊》工作後,我才慢慢釋放自我,因為它是一本探討心靈成長的雜誌,同時也關懷台灣的多元族群、文化和社會面,屬性比起《人間》更寬闊而柔軟。在《張老師月刊》工作六年期間,我的眼界延伸到台灣豐富的環境與族群,走向探索人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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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陳乖十五拜城隍公 暗澳 1999

回來,釋放心頭想望

某次深入採訪原民部落,讓我下定決心離職返鄉。當時我認識了一位泰雅頭目和卑南長老。部落長老都很會講故事,精采的原民文化和生活讓我異常心動。邊聽故事的當下,那一字一句都在隱隱勾勒我所懷念的澎湖。長老口中的母語既優美又典雅,無奈世代斷層來得很快,我聽得出來長老們的失落。這才提醒了自己,我的故鄉也有許多傳統文化需要傳承,現在我若不趕快回頭追求自己的母土文化,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既然我在起步時就已立志成為攝影家,但這條路不能光靠想像,必須去實踐,必須不斷創作、不斷磨練。在這段期間我得過四次大獎,也舉辦過兩次個展,一次是以故鄉澎湖為主的黑白影像,另一則是以尼泊爾旅行的影像為主。當我的影像受到肯定之後,我覺得該是時候回家了。

 

慶幸的是,我想回家的信念始終沒有被現實磨損,尤其當我看到許多攝影同行紛紛被優渥的工作綁死。反觀自己,我是還有理想的人。在台灣工作的期間,只要我有休假,哪怕一兩天也好,我就會把握時間飛回澎湖拍照,那都與工作無關,完全出於我對故鄉單純的愛。返鄉後我才逐漸意會到,這份愛與我童年的成長經驗密不可分,對我日後的攝影路與地方文化探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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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親 山水 1999

溯著根源,耕耘母土文化

1996年,我終於回家了。返鄉初期,我專注於集結澎湖文史的調查工作。當時選擇回家的時間點很恰當,因為我的兩個阿公都還在,他們是澎湖典型的討海人,使用的生活語彙非常古典,再加上外公也是南管琵琶的師傅,但同樣面臨嚴重的文化斷層。起初我花了很多時間重新學習語言和音樂,並透過文字記錄我兩個阿公的口述歷史,講述他們一生的海上生活。

 

近年我大量使用影音記錄澎湖的傳統歌謠——「褒歌」。會唱褒歌的老人家大多近百歲,我知道自己很容易跟老人家相處,我不但可以和熟識的老人家睡在一起,還能目睹他們早起坐在床邊梳頭髮的模樣,這份親近也讓我捕捉到更深刻的影像。

 

風景死去,鏡頭來不及留下

老實說,剛回來的時候我仍在持續攝影,但是拍得很痛苦。我以為回家會看到全然美好的一面,可是家鄉變得太快。垃圾漫布、道路拓寬、老古厝一間間被剷平,海邊也出現好多消波塊,童年時舉目皆是的自然沙灘已不復見。在我離開澎湖以前,拍攝時我可以自然地融合人物和風景。但是當我回來了,我發現人物生活的背景卻變成鐵皮屋、電線桿、垃圾堆,這與催促我返鄉的初衷起了很大的衝突。

 

面對家鄉環境巨大的變化,我才發現自己曾犯下一個錯誤:我以為只有人的生命稍縱即逝,應該要即時捕捉,可是沒想到風景也會一寸寸死去。1988年我曾站在東吉嶼上,眺望美好的海岸聚落,當時我並沒有按下快門,我以為那片美好會永遠存在;返鄉之後再回首,美麗的海岸卻早已變成消波塊與海堤。

 

風景改變了,人也跟著改變。聚落被馬路穿通之後,三合院也變成了嵌上鋁門窗的樓房。因為有了隔閡,人的臉孔變得不再相互信任,我才驚覺環境對人的劇烈影響。不過我仍然堅持拍下去,心想一定還有遺留的美好等著我學習。現在,我的攝影創作更關注於澎湖的環境。

 

平凡面前,凝結初衷

對環境的擔憂也促使我很早就接受數位影像,2003年世界第一部500萬畫素相機Nikon Collpix500上市後,我漸漸不再使用底片機,2005年即全面數位化。因為我無法再把化學藥劑倒進我的生活環境裡,所以很樂意使用數位機,這對環境是一大好處。更何況現在數位相機已有相當的水準,對我來說沒有差別,重點是掌鏡人想表達什麼,而並非在意用什麼工具。即使當我拿到普通工具,我想也不成問題。畢竟在攝影路上磨了二十幾年,已經內化為一種專業能力。

 

如今我也不再受到色彩的拘束。起初我選擇黑白影像作為主要表現,因為黑白灰比較能表達我的心靈層面。當時我認為色彩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表面色調而拍;但拍攝越到後來,我也不再受限,彩色同樣也能表達內在。對我來說,攝影只要是自自然然,我就能快快樂樂,不必把它變成概念上的負擔。

 

隨著自己心靈的成長,當我背著相機在村落行走時,我腦海中會不斷出現和身邊人事物的對話,然後我再根據這些對話來取景。過去我容易先注意光影和構圖上的趣味,如今看到任何景象還會與之交談,自己知道拍照不再只是浮光掠影。拍照對我來說是活生生的,不是寂寞的。

 

雖然一路走來有點辛苦,但是幸運還是常相左右,我是因為藉由攝影才把我拉回澎湖。透過鏡頭,我不斷深掘自己文化的根,並將之細心保存,這是很美好的過程。如今我很高興讓我的相機面對平凡的人家與土地,舉手投足間是自然又踏實。我單純是一個愛拍照的人,至於現在是不是身為一個攝影家,早已無關緊要。

 

採訪、整理∣蕭如君

攝影∣張詠捷

 

 

Tuesday, 07 August 2012

台灣.香港.浮移之境 ─八十後與七年級留學生的望鄉筆談

台灣和香港的時代經驗,像一對離散兄弟,既親近又陌生。兩位遠赴英倫的異鄉學子,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相遇。他們照見彼此,談家鄉、論中國,會迸出什麼火花?

Tuesday, 07 August 2012

「你們去醫治病人,宣講福音」─天主教靈醫會的白袍天使

《聖經》〈路加福音〉中的一句話,在台灣社會真實上演。六十幾年前的羅東,曾是全台最低度發展的地方之一,人們貧窮,也普遍缺乏醫療資源。當時,靈醫會的神職人員們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幫忙醫治病患、建立醫療系統,功不可沒。透過呂若瑟神父的訪談,以及蔡桂蓮護士對馬仁光修士的追憶,我們看見了兩位醫療神職人員在台灣的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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