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也?命也!--- 從「擇日」看時間觀

by on Monday, 28 March 2011 Comments

傳統的擇日行事並非是迷信或保守的象徵。當我們選擇時間的同時,也決定了自己的人生。


擇日,在中國古典書籍上也稱為擇吉、諏吉、涓吉、諏日、剋擇或選擇,民間對此則習稱為「看日子」、「撿日子」、「選日子」,它是一種選擇「黃道吉日」或「良辰吉時」的方術。而所謂「擇日的行為」,則意指主事者逕據《通書》或《農民曆》的用事宜忌,到擇日堂、算命館請教專家,來決定什麼時候適合舉行如結婚、搬家、破土、出殯、店舖開張等事。

雖然漢人有擇吉慣習,但是選擇特別時間做某事,並非漢人的專利。以現代美國為例,每年年底,總會有許多出版社發行次一年的農民曆(Farmer's Almanac)、園藝曆(Gardening Calendar)和占星曆(Astrology Calendar),除了一般書店外,幾乎在每個超市的書報雜誌部門都能買到。其中內容有許多參考資料極類似我們的《農民曆》(尤其是占星曆),包括每日宜忌,例如何日適合出遊、購物、置產或找異性朋友等,與漢人透過擇日趨吉避凶的意義相似。


「擇日」之慣性與普遍性

台灣民眾相信擇日或按照擇日宜忌行事的不在少數,只要看看婚、喪兩事的舉行就能窺見一二。像是結婚喜帖常在某些月份流行,而在「鬼月」(農曆七月)幾乎絕跡;許多新人在某些日子紛紛湧入風景優美的公園進行婚紗攝影,或搶著訂婚宴酒席。在另外一些日子,則是趕著出殯的人特別多,不同的靈車及親屬隊伍一同塞在道路上,甚至讓縣市政府不得不呼籲民眾不要集中在某些日子辦理出殯。

今日社會的一般行事也通常照著某種行事曆:上班的人周一至周五工作,周六與周日休假;學校定期開學、考試、放寒暑假;新官在職位生效日期走馬上任;而出遠門者則依事情的要求,準備好才出發。這些事情何時該做,多依賴標準化的日曆,或為不同機關依其工作需要而決定,少有「擇日」的要求。但在擇日傳統中,不僅是「入學」、「上官」、「出行」,甚至「會親友」、「求醫療病」、「伐木」、「栽種」等,都要挑日子。當今社會雖然對於上述事件多不擇日辦理,但婚、喪典禮與搬家、開工、開市等,依然是許多人必須擇日而行的重要事項。

著名人類學者李亦園與莊英章所同著的《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一書中亦指出,台灣家庭擁有《農民曆》的比率高達83.6%,而問卷調查《農民曆》內容被使用的情形,則發現「擇吉日良辰」一項的受選次數占全樣本的60.3%,說明了「擇日」行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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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觀反映生活節奏

為何這些人遇上人生重要事件時,會選擇以《農民曆》進行擇日?《農民曆》對他們的意義為何?其實,這種時間感的切換牽涉到人們認知時間的方式。

人類有兩種認知時間的方法:一是客觀的,一是主觀的。前者意指運用數學方式,把時間當做連續線,既可無限延長,也可無限切割;而後者則指涉個人對時間產生的主觀感受。

從行動者(actor)的立場來看,時間並非如桌椅一般客觀存在的東西,而是主觀的產物,由人類思想所創造,可用情感去經驗。因此,時間本身包含了人的信仰與價值,而且可以當成某一事件或狀況的特質,以及社會生活的建設趨向。甚至可以說,時間是人類所創造最重要的產物。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人類不以生活環境為時間依據,而採取機械界定的時間標準,實為近代之事。俄籍社會學家Pitirim Sorokin便指出:「錶是時間的具體化與物質化」。根據他的說法,每個社會有其生活節奏;在此節奏內,有所謂的地方時鐘(local clock),例如「燒飯的時間」、「下午」、「雞鳴時」、「放牛吃草時」或「節慶時」,但在國際社會間,這些地方時鐘無法與另一社會成員形成令人滿意的互動。Sorokin認為,十四、五世紀左右,在都市聚集與交通網絡擴大的情況下,由於純粹的地方時間不再可靠,因此準確與絕對統一的時間計算便顯得極為必要,從而產生了「機械時鐘」。

不過,雖然現代社會採用標準時間,人對時間的感覺仍然是質的、主觀的。也就是說,人類並不純然認為時間是分秒的累積,他們也感受到經驗事件的性質。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發現時鐘的時間並非充滿生活中的每一部分。美籍日裔歷史人類學家Emiko Ohnuki-Tierney就曾指出:「美國人仍把一星期以質的方式分開為『工作天』與宗教或遊樂的『週末』。一週並不包含七個相等的單位」。所以美國仍保留許多與時間有關的質的名詞,而新詞(如足球季、旅遊季)以及有關質的時間的概念,隨著社會進展仍繼續被發明和使用。

所以,我們的時間觀念仍被生活情況左右,反映出社會活動的節奏。由此可證明,現代社會雖以「量的時間」計算運作,「質的時間」也仍與之並存;時間不只是事情的丈量工具,也是事情的面向指標。


對時間的認知:重「質」不重量

回到擇日一事來看,擇日所用的曆書,並非對時間孤立的登記,而是對生命重大事件的記載;其時間觀亦蘊含空間觀——即「神煞」也存在於此的世界觀,因此與人的諸多行事關係密切。這個時間觀念指導人何時何地適合或不適合做某事,以此趨吉避凶。《通書》與《農民曆》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眾多的時間表之一,如同眾多公私行業在官方的、正式的量的日曆之外,擁有適合自己活動使用的質的行事曆。

從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來看,時間可視為個人安排秩序與組織事件的架構。若僅以《農民曆》所記載的自然變化與「種植」、「漁撈」資料為例,則《農民曆》可視為一個經驗豐富的農夫將農事與自然環境配合的活動表。這就是為何陽曆雖行之有年,而載有節氣、月盈月虧、日出日落時刻的《農民曆》仍被使用之故。同理,《農民曆》所記載的神煞所值之時、方位與行事宜忌,也是人們以事情的需要去思考時間,而不去計算抽象的月日時分秒數字之證明。因此,擇日時間兼具自然、超自然現象與社會活動的指標。

具備「質」的意義的時間,應用在世俗社會生活層面時,Sorokin稱之為「社會文化時間」(sociocultural time)。他認為社會文化時間的基本功能是將一件社會文化現象與其他社會文化現象,特別是和那些做為參考點的現象加以並時(synchronization)、配合(co-ordination)和序列(sequential timing)。就此而言,當我們看一件事,如果只站在「量的時間」的觀點,很難完全瞭解它對人的意義。舉例來說,一般人常提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如何如何,而不說「1945年以後」,或以「他父親過世後」取代「1973年11月27日後」。這個道理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以下要討論的「神聖時間」,同時也將說明擇日實則具有神聖時間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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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神同在之界趨吉避凶

若依照Sorokin對「社會文化時間」的解釋來定義,「神聖時間」可謂人類活動與超自然活動配合的時間。神聖時間之於巫術或宗教信仰者,有如社會文化時間之於一般社會大眾,但不同處在於,神聖時間在應用上有劃分或界定世俗與神聖世界的功能。

當一個特別時間被選出來,即劃分出「神聖」與「世俗」、「非日常」與「日常」的兩個世界。參考《通書》或《農民曆》從事的活動,其「神聖」的意義除了社會賦與此一活動的集體價值,使當事人在主觀上具有「神聖」(重要)的價值感受外,在客觀上亦包含一個實際的或想像的超自然世界。換言之,擇日時間所劃分出的「神聖世界」,不只是事件本身主觀的神聖性(例如結婚是人生中一件「神聖」)的事),還包括客觀上一個神明與鬼靈存在的世界——或以擇日術語來說,「神煞」的世界。

神聖時間其實類似於羅馬尼亞宗教學家Mircea Eliade所說的「夢的時間」(dream time)。他認為「在夢中,才得以進入純粹的神聖生活世界,與神明、精靈,與祖先靈魂重新建立起直接的關係。」這裡的「夢」字可改為「神聖世界」,也適用於擇日知識。因此擇日這種選擇特殊時間趨吉避凶的行為,具備一種象徵作用,就像巫人使用特殊技巧而觸及Eliade所謂的「世界中心」(Center of the World)。Eliade指出「世界中心」的象徵與太初神話相關,當時「天與地,神與仙之交通,既可能又容易,而且都在人可觸及的範圍裡。」

擇日固然是表達天與地、人與神是在同一世界的想法;但無法擇日而實施的變通行為,也是這類思考的反應。基於人神同處一界的認知,如果某個時辰的神是不吉的,則人不宜行觸犯祂的事或與祂相逢。例如父母、翁姑暫避新娘,離開凶煞所在的現場,則凶煞便失去可以施力的對象。至於選擇大寒與立春間這種眾神交班的時日修造與安葬,則是趁其神煞職責未明之時,躲過祂們的監視與權力的實施。最有趣的是「四縱五橫」法,其儀式所畫的「四縱五橫」就像柵欄,具有阻絕的作用;而壓在「四縱五橫」上的土,則加強了人與神之間的阻隔。至於「制煞」與「化煞」,仍是把神煞視作實有來因應對付。擇日用在有良辰可擇的狀態,到了無良辰可擇而又須行事之時則加以變通,兩者所呈現的都是人神相通的思想。時間在此被當成被操弄的工具,在人神同處的世界上用來迎福躲禍。


從聽天由命到擇日造命

中國以農立國,先民觀察天地自然的變化,累積農事經驗制訂曆法,由被動的靠天吃飯轉為主動的觀象授時,使農事活動配合自然界變化。同樣的,在擇日思想中,人也是配合神的。但是人配合天不是聽天由命,而是利用自然的節氣與風雨日月之照臨,做最小的冒險,有效利用自然資源以創造豐盛的農漁收獲。至於人配合神,也不是對其吉凶威權逆來順受,而是加以移轉、制化與趨避。在人神關係裡,如果人是全然被動的,那麼就不必擇日,只能任憑值日神煞降福降禍了。

人生活在這個世界,雖有許多災害令人畏懼且無力抵抗,但「選擇」(擇日)卻代表人的意志。為了迎福避災,人由尊敬配合到防衛抗爭,因而有「權變」之法,以至於「制」、「化」的種種措施。擇日術中的「造命」之說,正可以代表此一主動而又順勢的策略。

因此,擇日這件事——包括正常的「選擇」與非常的「權變」——可以視為人在一個人神相通的世界裡,在人力不及神力的現實中,以一種自然順勢的方式掌握個人的利益。這樣看來,擇日實可視為人類對時間的策略性操弄,使時間所代表的現實對自己有利。

編案:本文刪節自原作者〈中國擇日行為之象徵意義〉一文【2002年,《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創刊號,頁1-30】,並獲得原作者同意刊登。


參考文獻

李亦園、莊英章,1984,《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左丘明,1983,《國語》。台北:漢京出版社。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iade, Mircea, 1964,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hnuki-Tierney, Emiko, 1984, Illness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Japa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rokin, Pitirim, 1964 , Sociocultural Causality, Space, Tim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Wagner, Roy, 1981, The Invention of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整理|陳雨君



圖片來源(順序由上至下)

1. 攝影/Michael McCarty

2. 攝影/張俐紫

3. 攝影/Clarence



本文亦見於2011年4月號《人籟論辨月刊》-時間.夢境.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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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Xin Luo (羅正心)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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