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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18:02

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照片提供:香港學民思潮)

東亞地區的教科書爭議,經常跟中國扯上關係。多年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日戰爭的種種歷史書寫,引發中國政府嚴重抗議。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內地化持續加溫,港人則以本土化回應之。近年來中港兩地爭執的事例愈來愈多,最新一樁是,港府預訂在中小學實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必修課,背後的推力是擔心日漸流失民心的北京政府。根據一份最近民意調查,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6%。2011年,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向香港訪問團說:要做好80後青年工作,引導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新生力量」。很多香港人擔心,「國民教育」將成為「洗腦」的工具。而香港中聯辦的官員,也曾在微博上說:國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腦」。台灣的變化,發生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之後。馬政府的親北京姿態,伴隨著去本土化的政策傾向。修改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正在台灣延燒。馬政府指摘說,現有的歷史課綱有「皇民化」、「台獨化」的問題。

日台港三地的教科書爭議起源於不同的政治脈絡,但背後都有中國的巨大身影。東亞的教科書問題,其實與中國的崛起與擴張政策息息相關。

本文把焦點放在台灣的教科書修改爭議。台灣從1986年進入政治自由化的階段,1990年代推動民主制度,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獲選總統,台灣正式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這一段民主化的歷史,伴隨著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的退潮,以及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的高漲。台灣的歷史地理教科書在戒嚴時代充斥著擁護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神話,從歷史敘事、地圖編制中清晰可見。例如,統治中國的政黨叫做「共匪」、蒙古國仍然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史課程相對於中國史不成比例的稀薄、避談國家(國民黨)犯下的暴力罪行。1990年代之後,教科書的修改,是民主化的一項重要課題,社會從此有機會步向正常化的過程;教科書改正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點。

 

不正常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是雙重標準。日本殖民者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在其屬地徵召「慰安婦」,是一件必須被揭露、批判的劣行。國民黨與統派人士對此極力批判。然而,在戒嚴時代,國民黨也在金門馬祖設置「軍中特約茶室」,從台灣徵召「軍妓」送往前線服務中華民國官兵。但是,國民黨對於這個由軍隊管理的「軍中樂園」卻諱莫如深。

馬英九政府的主權觀,是冷戰威權時代不正常社會的遺緒。二戰後釣魚台的歸屬,牽涉到日台中三國。台灣曾經在1970年代初期爆發過保衛釣魚台主權的學生運動。馬英九即屬保釣世代。據說馬英九本人曾研究釣魚台的問題。近年來,釣魚台歸屬爭議再起,台灣又被捲入其中,而一部分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人士,要求政府強硬保護「釣魚台主權」,並將釣魚台問題列入教科書中。專攻台灣史的周婉窈教授指出:

在近代國家興起之前,沒有世界上每塊土地、每座島嶼都要屬於某個國家的假設。十九世紀八○年代以前,東亞海域有若干島嶼是無所屬,或是多重隸屬,但是近代國家不允許這種情況,今天東亞國家之間的爭執有部分來自於近代國家的這種假設,而且,伴隨著近代國家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是「寸土必爭」。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東亞近代國家陸續興起之前的海洋世界,有些島嶼從來就不屬於哪一國,例如釣魚台,既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在琉球成為日本的領土之前,釣魚台也並不屬於琉球國。海洋史的研究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歷史事實。

稍有海洋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帆船時代,釣魚台群島、黃尾嶼、赤尾嶼都是無人島,沒有港口,船隻無法停靠──除非撞島擱淺。根據葉高華等學者的研究,1971年以前中華民國軍方的地圖都沒包括釣魚台,更不要說地理課本了。保釣運動之後,釣魚台才在地圖上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周婉窈的文章指出,釣魚台並非任何國家的「固有領土」。根據最新研究,顯然是保釣運動創造了釣魚台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神話。教科書的編纂對於這一類議題本來就應該採取小心求證的謹慎態度。「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建立在『非歷史的主張』,也就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宣稱。例如,中國宣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那是遠離歷史的說法。」

但是,國民黨現在卻要扭轉教科書正常化的潮流,其動力是馬英九一向秉持的中華民族史觀。他在2008年的就職典禮上就曾經提過「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2010年教育部公佈新高中國文課綱,將全部是文言文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從「選修」改為「必選」。這一次,根據報導:

馬主席提到,辦公桌上現正放著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看了覺得很荒謬… 目前他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有關內容違反《憲法》的一些台獨化、皇民化的內容,應該要刪除;台灣史、中國史應該要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旺報》2012.07.13)

數日後,國民黨發言人再次強調,「課綱編寫必須不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文字及精神,修訂時也應以憲法為標準」。(《聯合報》2012.07.16)

教科書課綱修改由總統直接下令執行,並祭出憲法大旗,乍看令人驚訝,但這牽涉到國民黨文化霸權的保衛戰,並且藉之再一次貶抑本土價值。過去幾年來,馬英九政府總是用這樣的公式,來辯護他的政策:(A)遵守憲法 +(B) 該政策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即採行 +(C)以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備受爭議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區」,馬英九採取的都是同一套修辭策略。「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區」,向「一中原則」靠攏。教科書修改則向「中國文化」與「中華道統」靠攏。兩者都在抵制本土化的潮流,或是民進黨立委所說的「去台灣化」。然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雖然讓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但台灣人身分認同卻愈加高漲;馬英九的聲望也滑落到歷史低點。在此民意背景下,馬英九的逆勢操作顯得極為突兀。是什麼樣的力量催化了這些「反動政策」?而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在台灣選民與反對黨的壓力下,又呈現了哪些擺盪?

 

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急速推動與北京簽署一系列包括ECFA的協議。近年來,台灣的公民團體(例如守護民主平台、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組織)一再要求政府將人權列入兩岸協議項目。2012年6-7月間,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取消。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台北會談主辦者的「破局說」,破的是誰的局?

長久以來,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做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台灣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更加「巧合」的是:推動教科書修改的團體除了夏潮等統左團體之外,還包括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要角還在最近被馬政府任命為「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這一系列台灣內外的事件,指向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

讓我們複習一下揭開國共合作序幕的2005年「胡連公報」:

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反獨,讓相互鬥爭仇恨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國共兩黨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從冷戰時代的反共、恐共,忽然跳躍到國共合作。為什麼有這樣的歷史斷裂?原因再明白不過了。

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適當而生根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然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透過蠶食本土的價值,進而毀壞民主的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人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觀察最近的事例,馬政府在兩岸後續協商談判上呈現擺盪。搖擺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在保障台灣人在中國的人權議題上不肯讓步(最近甚至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逮捕了造訪中國的台灣人),另一方面北京對馬政府的「宗主姿態」,也讓民選的總統馬英九倍感壓力。然而,馬政府執行「大中華文化復興」是意志堅定的,因為這攸關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享有的文化霸權地位。

如果只從短期的政權輪替看問題,教科書的反覆修改,乃是受到政治力的牽引:藍--> 綠 --> 藍。當人們陷在這個層次思考時,很容易被主流媒體的烏賊戰術所迷惑,藍綠各打五十大板,而卡在藍綠惡鬥的思維。其實教科書的問題本質不是藍綠政黨之爭,而是更深遠的問題。

 

類殖民的文化政策

拉長歷史的深度,放寬地緣政治的視野,教科書問題其實「本土民主+轉型正義」vs.「CCP+KMT大中華霸權」的拉鋸戰,在這個歷史性的戰場上,本土派本來就處於劣勢,何況現在又是國民黨執政。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年),任何傾向本土化、社會正常化的政策,經常被主流媒體塗抹成「民粹」、「鎖國」。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機構的大腦,始終烙印著大中華思想:訴諸草根民主就有被指責為「民粹」的危險;對中國政策保持謹慎以對的態度就是「鎖國」。

教科書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尚未徹底處理解除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作為一個「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 1945年,國民黨從日本手中取得台灣之後,進行了它自己規劃的「解殖」,把日人資產全數收編為黨國企業;大量原先使用日文的台灣知識階層失去了公職與工作,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下遭受污名化。知識分子突然成為「文盲」,重新學習「祖國」的語言、歷史、地理、文化經典。一整套黨國意識形態透過教育體制灌輸到各個階層,透過廣播、電視、與報紙的壟斷進行「系統性洗腦」。

民主化勢必會解除這些殖民式的文化政策,也會損及既得利益與既有思維(例如主張中學國文教科書應該放入大量古文文本者)。因此,國民黨在拿回政權之後,諸種去本土化的施政,性質上是「反動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政治學者赫敘曼(Albert Hirschman)在《反動的修辭》這部名著中指出:那些試圖推翻「進步」思想或政策的人,經常會動用反動論述的策略,他們會在口頭上贊同進步價值,然後再試圖翻案說,這種進步政策經常會導致一些非意圖的結果,而且通常是惡果。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有人緬懷起蔣經國,美化了他對台灣的「貢獻」。這種論述所動用的話語策略就是赫敘曼筆下典型的反動修辭:民主雖然是好的,但是民主導致了黑金派系和政府無能。對比之下,蔣經國時代就成為「效率」與「廉潔」的美好回憶。威權的遺緒,這樣一寸寸爬了回來。人們淡忘了:蔣經國為了控制台灣社會,培育地方派系,施予這些派系經營特定壟斷產業的特權,並鼓勵派系之間競爭而達成分而治之的效果。

 

愛國主義侵蝕文明發展

香港此刻面對實施「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背後仍是中國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霸權文化擴張等問題。1980年代初期中英開啟談判時,鄧小平的一句香港主權回歸之後「馬照跑、舞照跳」,已經揭露了香港將來命運的不祥之兆。中共將延續香港物質主義的生活邏輯,但是並不允諾任何解殖之後的草根民主化要求。諷刺的是,香港公民社會之所以茁壯,正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共的諸種作為導致了港人的反感與反抗。一部試圖強化控制社會的國家機器,引起了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成長。香港公民的反國民教育洗腦,其意義就是在抗拒財大氣粗的「祖國殖民主義」,在抵抗大中華文化霸權對地方社會文化的侵蝕破壞。

中國大陸社會本身,長期以來也深受惡質的愛國主義教育之苦。民族主義的重擔,已經把幾個世代以來的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一直以來,中南海的統治精英都以廣大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力擴張的說辭。這種愛國主義民粹的本源正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顯示:一旦國家宣傳機器不得不放鬆意識形態控制,愛國主義的情緒就會急速緩解,社會才有機會走向正常化、文明化的道路。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弊害,不止台灣人受害,今天的中國人受害尤烈。海峽和平論,應該是兩個社會的永久和平,而不是兩個不義政權之間的私相授受。

 

社會應回歸正常化

香港政府擬定「國民教育」、台灣國民黨政府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修改教科書課綱,背後可見中華文化霸權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義議題,有其各自的政治脈絡,也都有著共同的歷史地緣背景,亦即,中國崛起帶給東亞地區的衝擊。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陸續展開跨海峽公共領域的溝通,拋除「國家之眼」,改以社會的角度看待問題。回到社會正常化的路途,讓社會與社會之間能夠互相讀懂對方,對民族主義霸權加諸社會的破壞,提出深刻的理解與批判。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原文刊載於2012.07.26《陽光時務》http://www.isunaffairs.com/?p=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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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以詩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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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May 2011 15:34

點燃獨裁者樂園的黑暗之光

東南亞,所有世人嚮往的度假天堂。在這片熱帶風情的綺麗背後,卻隱藏著唱不完的人權悲歌;但無畏壓迫的勇者們,卻也奮力不懈,企圖於此點燃一片光亮……


Tuesday, 03 May 2011 11:52

俄羅斯大洋洲研究浮沉錄

那些個遙遠又陌生的熱帶小島嶼啊,要雄踞一方的俄羅斯拿它們如何是好?

胸懷壯志的俄國有時磨刀霍霍,有時又棄之不理,就這樣被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跑。


Tuesday, 03 May 2011 11:52

俄羅斯大洋洲研究浮沉錄

那些個遙遠又陌生的熱帶小島嶼啊,要雄踞一方的俄羅斯拿它們如何是好?

胸懷壯志的俄國有時磨刀霍霍,有時又棄之不理,就這樣被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跑。


Monday, 03 January 2011 00:00

台灣太平洋研究發展芻議

台灣身為太平洋島嶼的一員,應如何發展自己的太平洋思想,建立獨樹一格的太平洋研究?或許應先從構築相關認同開始做起。

 

 


Friday, 28 May 2010 00:00

歐巴馬新外交,告別帝國

2009年美國大選揭曉,歐巴馬上台,布希主義壽終正寢,華盛頓的對外方略從一意冒進的牛仔風格,轉向溫文爾雅的教授派頭。歐巴馬溫和、謙虛的姿態尤其引人注目。出席倫敦金融峰會避站首位,開羅演講時向伊斯蘭世界公開「認錯」,主動承諾限制使用核武;這一連串令人多少出乎意料的舉動,刻畫出一個有些「非典型」的美國總統,同時也恰當地詮釋了新總統所謂「巧力」(Smart Power)外交的內涵。

 

歐巴馬的懷柔贏得一片喝彩,美國的保守派卻並不買賬。小布希時代的國策顧問,艾瑞克‧科恩近來便猛攻總統對外的「軟弱」。他揪住華盛頓對外運籌之實效尚未彰顯的軟肋,厲聲警告倘若明年今日,全世界都覺得總統是條「弱漢」,那美利堅的麻煩可就大了。

 

他對歐巴馬政府的評論,雖與世界輿論大相徑庭,卻能讓人一窺美國政治菁英在國際戰略上的分歧。而這種分裂,根植於一幅龐大漫長的歷史圖景之中。

 

 

 

在帝國與共和國之間

 

窮美國國家建構之歷史,其由偏居西半球一隅的英屬殖民地,成長為全球強國之首的過程,貫穿著「帝國」與「共和國」這兩種相互矛盾又兼容並蓄的意象之間,從不間斷的衝突與交融。似乎只有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的形容「Empire for Liberty」(為自由而生的帝國),才能最好地詮釋這種複雜的「雙頭鷹」性格——一面是兩百餘年持續不斷的對外擴張,另一面卻是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近乎頑固的堅持。

 

第二次大戰終期的美國,已兼大陸與海洋帝國之利,一躍而成影響力跨越世界的「第三帝國」。可是,令從柏林到東京的泰半世界服膺其「帝國霸權」的,除了美國龐大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更關鍵的因素恰恰是它「共和國」的一面所秉持的意識形態高屋建瓴,可以使西方社會團結在抵抗專制主義擴張,捍衛自由與和平的感召之下。

 

西方政治傳統的脈絡中,「霸權」並非「霸道」,反而接近東方理想中的「王道」。霸主若無力增進服從國家的「共益」(Common Good),則亦喪失號令天下的合法性。美利堅帝國所以能夠持續穩固,正是因為華盛頓有效維護了這樣一種共益機制。冷戰以來,德日徹底改造,西歐整體復興,遠東經濟崛起,乃至多邊國際合作秩序日益成型,無不是在分享美國霸權良性運作下產生的紅利。因此,有人便讚其為「霸權和平」(Hegemonic Peace)。

 

但是戰後美利堅帝國的外向性,也深植於二十世紀早期的歷史經驗積累而生的政治「情結」當中。脫胎於大戰的「意象」與「認知」,對華盛頓決策圈的影響尤其深刻。人類文明在不斷前進,美國的霸權卻與1945年前的歷史記憶牢牢相連。他們視國際政治為正邪決戰的舞台,且似乎認為「邪惡之源」一旦消失,山姆大叔與他的朋友們就能夠永享和平與安寧。也因此,「正義」站在美國一邊,成了「真理」;干涉主義也就變得天經地義。

 

 

 

後冷戰時期,新外交挑戰

 

可以看到,冷戰落幕的一刻,籠罩華盛頓的仍然是這樣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因而,在一個史達林、毛澤東、胡志明們紛紛逝去的時代,美利堅帝國又開始尋找下一個「邪惡軸心」,而當911驚雷驟起之時,美國反而從「珍珠港綜合症」在後蘇聯時代引發的落寞與神經質中部分地解放了出來。真不愧為一種諷刺!

 

然而,畢竟世界已生巨變。種種跡象表明,後冷戰時代,美國的相對實力雖然上升,可是絕對霸權卻在縮水。面臨新世紀,美利堅帝國感到前所未有的不適。2001年小布希政府就職,保守勢力按照單邊主義的迷夢構建「Pax Americana」(美國強權維持下的世界和平)的試驗,反而使得身處新天地的「美帝」更加水土不服。

 

攝影/J E Theriot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10年6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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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8 May 2007 11:11

台灣與歐洲:過去的互動與未來的追尋

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以及對世界的認知,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學校教育。在台灣,我們從小就知道人類有四大古文明,分別是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後來又認識希臘、羅馬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接下來就是歐洲的興起。首先是文藝復興的風潮,帶動藝術、文學、科學等方面的躍升;密集的創造活動先在義大利萌芽,很快就傳遍歐洲各地,逐漸導致空前的全面革新;歐洲自此步上康莊大道,以強盛的力量稱霸世界數百年。從這個時期開始,歐洲人入主整個亞洲,挾著排山倒海的威勢,改變了亞洲人集體的命運,所造成的影響既深且遠。
我們對歐洲的認知雖然基本上是由事實出發,但其中難免摻雜想像的成分。對我而言,而且我相信這個印象也是一般人普遍接受的,那就是歐洲人在科技方面,無庸置疑的以優越性作為基礎,在武力、權勢、財富各方面都凌駕各國。歐洲人運用科技發展出強大的武力,曾經以「殖民」的方式,佔領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區,也迫使其他國家遵循他們的指揮,接受他們的政治霸權和文化影響,甚至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台灣和歐洲的首度接觸,正是在人類文明史上堪稱一大里程碑的大航海時期。1544年,自歐洲往東航向中國東南沿海的葡萄牙船隊,在經過台灣海峽時來到台灣,望著連綿翠綠的崇山峻嶺大喊著:「Ilha Formosa!」不久之後,西班牙人、荷蘭人先後靠岸登陸,在台灣建立政權,後來,英國和法國軍隊也來到台灣。而伴隨武力和貿易勢力來到的,是歐洲的傳教士和探險家、博物學家,西方的建築、宗教開始出現在台灣,也使得台灣的風土民情開始被歐洲人所認識。
台灣雖然不像亞洲其他地區歷經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長久統治,卻未能倖免的被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日本結束幕府時代所展開的明治維新,不僅向歐洲學習如何船堅砲利,也積極擷取民主制度、議會政治、甚至包括都市整建、藝術文化等各方面的新知識、新價值觀。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期間,不僅使台灣徹底改觀,在台灣人身上也留下非常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透過日本人的媒介,我們在很多層面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就像日本人接受西洋文化一樣。我父親是畫家,他於1928年考進東京美術學校,受到印象派繪畫很大的啟發,他非常喜愛西洋畫,尤其是法國的繪畫藝術。由於自小耳濡目染,我也開始了解歐洲另一個重要的面向,也就是藝術創作,以及狹義所稱的文化。
歐洲文化吸引人去崇拜、學習,影響巨大。我們對歐洲的文學名著大都耳熟能詳,這些名著也幾乎都有中文譯本;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也都有中文畫冊出版(雖然印刷的品質良莠不齊);我自己也深愛歐洲的古典音樂,並全心深入鑽研。我們在各方面都想追隨歐洲的流行風尚,我們覺得它是華麗、名貴、現代的極致表現。這種主流文化主宰著我們的品味,經常讓我們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
無論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台灣和歐洲曾經有過長達三、四百年的淵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國的實際治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確立下來,同時因為法國於196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隨後歐洲各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骨牌效應,讓台灣隨著國民黨政府轉身迎向美國,同時在絕對的「親美」政策下,逐漸對歐洲產生隔閡,美國文化開始大舉進入台灣,在困難的國際孤立處境下,台灣青年學子絕大多數選擇到美國留學,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到歐洲去深造。
台灣原本是人類大航海時代東亞重要的據點,自身與外來文化的交互激盪下,有著豐富且多元的發展底蘊,這原是創造「台灣新文明」的一大契機,然而國際現實和國民黨專制統治,不僅影響了台灣和歐洲的第二波對話,更因為獨尊中原道統、壓抑在地母語和文化,使得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竟不知自己家鄉的事物,對世界和台灣這塊土地的認知,可謂窄化到了極點。
因為受到父親影響,我在十六歲時就選擇到歐洲學音樂,考進法國巴黎音樂院,在我的偶像德布西、白遼士等偉大音樂家曾經駐足學習的地方,完成童年以來對音樂的夢想,但是這種對所謂的音樂的想像,竟然在第一次上課時,被老師很狠的戳破。
班上同學絕大部分是法國人,老師問我對自己國家的音樂有沒有足夠的認識,還要我唱幾首代表歌曲,記得當時我就楞在那裡,腦中除了台灣人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這首歌謠,其他則一片空白。那真是一記當頭棒喝,也逐漸讓我明白,學習別人的東西再怎麼出色,還是贏不了別人;對於祖國台灣,我也因為無法像別的同學那樣瞭解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羞恥。這段深刻的經驗,促使我1975年後回到台灣,展開了一段尋根台灣文化的歷程。
接下來,又在許多年之後,因為職務關係,以及年輕時候的歐洲經驗與印象的連結,在文化藝術以外,能夠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歐洲。昔日眾人腦海中輝煌燦爛的歐洲,以及後來因為美國崛起而比較黯淡模糊的歐洲,在歐盟積極整合運作下,再度於世界舞台展現再造文明的企圖心,而這一點,台灣注意到了。
2007年3月25日,歐盟成立屆滿五十週年。五十多年來,歐洲從共同市場發展為異中求同的聯盟組織,想要實現歐洲人民共同的願望:自由、和平、永無戰爭,同時也在政治、經濟、國防、環保各方面,逐步成為一個發展共同體。鞏固了所謂的「剛性議題」合作關係後,最近二十多年,它又慢慢涉入教育、文化的「柔性力量」領域,到了1992年,馬斯垂克(Maastricht)公約充分賦予歐盟許多新的權力,其中包括「文化領域」,並且為「文化」量身制訂法條(128條),讓各國在文化藝術的合作,成為有法源依據、以及被認同和遵循的共同目標。
於是我們看到在形塑「歐洲品牌」下的歐盟文化合作,首先是確立年度「文化首都」的方案。歐洲理事會自1985年起,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每年推選一或二個具有文化觀光特色的城市,舉辦演藝展覽等文化活動,後來由歐盟支持接辦,配合整體觀光宣導,讓這些城市藉著文化藝術重現生機,多采多姿的各種藝文活動,也成為年度旅遊的最佳賣點。
其次,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公約」中,重新紀錄歐盟第128法條,並修改為151條,其中強調歐盟應該支持所有基於尊重和倡導歐洲文化的多元活動,這也是一項法律上的義務,從此,「文化」成為歐盟的重要議題。根據這個151法條,系列引導性的文化計畫次第展開,包括1996-1999年鼓舞藝術文化創作與合作的「萬花筒計畫(Kaleidoscope)」、1997-1999年支持書籍出版與閱讀翻譯的「亞里安(Ariane)」計畫,以及1997-1999年推動世界人類遺產及歐洲獨特性相關政策的「拉菲爾(Raphael)」計畫等。這所有的活動在千禧年時達到目標的頂峰,那就是為了為期七年、預算達到2.3億歐元的「文化2000」大計劃,它提供贊助經費給所有的藝文合作專案,以提倡多元文化分享、建構大歐洲共同文化圈。
而在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建構上,最受重視也是企圖心最強的,就是所謂的「布隆尼亞宣言」。它首先在1998年,由法、德、英、義四國教育部長簽署巴黎大學宣言,決定推動「學歷文憑一致化」;接著1999年,29國教育部門的首長於義大利發表布隆尼亞宣言,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的共識;然後2000年,歐盟各國元首有鑑於全球化和知識社會帶來的挑戰,於高峰會中共同宣示將於2010年完成布隆尼亞宣言中的構想;2001年,歐盟教育界的領袖於西班牙商討推動策略,隨後由教育部長在捷克集會,決議各項討論,包括進行高等教育的體制統合、文憑學歷相互承認,以及特別強調「歐洲品牌」(European label)和歐洲面向(European dimension),希望在課程內涵及校園文化方面,既能保留並發揚各國的教育學習強項,又能彰顯整體歐洲的文化特色。
到了今年2007年3月,歐盟最新的「文化計畫:2007-2013」已經正式啟動,它以「跨越疆界、連接文化」為口號,同時撥付4億歐元的預算積極運作,讓歐洲主義下的歐洲公民團結一致,建構彼此間的文化認同,又能共享多元的發展果實。
歐盟在文化上的推動和作為,以及2006年6月揭幕的法國布利碼頭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帶給我和許多台灣民眾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尊重並發揚多元文化的價值」。文化其實並無優劣之分,我以前常說,面對文化事務和相關建設,要用「加法」、「乘法」來思考,唯有這樣,文化的土讓才不會貧瘠,文化的花朵才能百花齊放、各展嬌妍。
台灣在1987年結束世界上最長的38年戒嚴統治時,承接了始自70年代鄉土認同運動和80年代民主人權運動所醞釀的能量,台灣社會及文化發展掀起大騷動,似乎想把過去長久積壓的種種一切盡情的釋放出來,這固然造成不少矛盾和衝突,但我始終深信,只要方向對了,核心價值掌握住了,台灣終究會得到正面力量的引領。
對台灣文化發展而言,2000年是一個重要分水嶺。民主進步黨獲得人民託付,終結國民黨五十年統治,也因此使得多元文化的價值被凸顯,一般所稱的四大族群,開始有了較公平的對待。對照於歐洲最近十多年來尋求多元分享和整合認同的歷程,我看見台灣也有類似的變化和行動,不禁覺得激動起來。
許多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從各方面去挖掘、整理、重建過去所失落的珍貴的東西,政府也在母語教育、國民教育、族群發展、文化振興等各方面,去填補以前執政黨所造成的遺憾。以我於2000年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為例,服務四年期間,總共輔導了將近200個社區,協助設立了大約200個分佈在各縣市的地方文化館,出版了包括歷史、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史料和人物的書籍達600種,以及興建台灣國家文學館、傳統藝術中心、台灣歷史博物館等,讓台灣珍貴的文物及檔案不再四處流浪,可以用國家的力量予以保存、維護、研究、以及發揚。
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是,能夠有機會從過去談「台灣」是絕對禁忌、走到今天「台灣學」成為台灣的顯學、以及國際研究議題的時代。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台灣首先由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學術界的台灣史料研究者展開一連串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台灣研究」的基礎,之後,國小教育加入母語教學和鄉土教材,到了今天,高等教育機構裡約有17所與台灣研究相關的系所。而我自己則在1995年編寫出版了《台灣音樂一百年1895-1995》,又在2004年卸下繁重的文建會主委工作後,逐年發展「鑽石台灣」的論述。
台灣的土地僅僅佔全球陸地面積的0.023 %,物種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卻佔全世界的十分之ㄧ。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造就了台灣多樣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不僅植物相涵蓋各種氣候帶,棲地和物種的多樣性,也成為世界之冠。另外,在這塊土地上,台灣擁有與南島民族同源的原住民族群,發展出屬於台灣特有的山海文化,晚近數百年來,源於歷史的偶然因素,則發展出中國漢族為主的平原文化、歐美西洋文化、日本東洋文化交融的必然現象。這些讓台灣就像一顆鑽石,小而美、小而晶亮,不容忽視。
2006年5月底,目前我所任職的國家文化總會參與主辦了一場名為「世界都在哈台灣」的歷史國際研討會,三百多年前與台灣互為領主國和殖民地關係的荷蘭,這時成了座上嘉賓,和其他國際學者共同分享他們的「台灣研究」。
另外,我還有一位法國友人,她是相當熱愛台灣的人類學學者,二十年前在指導教授提示下來到台灣,展開經年累月對於台灣南部地區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行為的田野研究。她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台灣宗教習俗和儀典,讓我汗顏之餘,決心要好好瞭解自己生長的地方,於是,由國家文化總會策劃出版的「新活水雜誌」,在2007年1月和3月,分別推出「台灣十大民俗祭典」、「台灣原住民十大祭典」,讓我從過去由精緻文化的面向,進入更細微且精彩的庶民文化層面,去更進一步深入瞭解與欣賞台灣的文化之美。
這些年來於公於私的努力,使我因為過去政治禁錮的關係而無法在教室及生活中必修的「台灣學分」,有了彌補遺憾的良機,也讓我對於台灣得天獨厚的多樣性地理生態和多元的歷史文化所累積的瑰寶,更加珍惜。
我在一開始就表示,歐洲對於人類文明的躍升,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從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致於影響近代史發展的民主思潮,歐洲一直是改寫歷史的先鋒,如今在歐盟大力推波助瀾下,藉由尊重多元文化價值、並創造新文明的宏大視野與行動力,企圖再一次展開建構歐洲價值的新紀元。
然而在此同時,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歐洲對亞洲乃至於台灣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夠。年輕時在法國求學時,許多同輩的歐洲同學告訴我,他們讀中學的時候,從來沒有上過有關亞洲歷史、思想、宗教、藝術、古文明的課程,他們如果想知道,必須自己設法獲取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知道全世界的人口有一半以上住在亞洲,歐洲的學校教材裡對亞洲的忽視,表示當年的教育當局忽略了對其他文明和文化間的對話。另外,2004年10月,我隨著台灣外交部的國政宣達團前往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拜會政府及國會議員,發現許多人對台灣的印象很模糊,非常不了解台灣,但我也發現,如果用文化藝術的話題進行溝通或分享,很快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同時也很快讓他們對台灣產生印象和興趣。
就在歐洲以教育和文化凝聚歐洲公民共識、建立大歐洲認同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雖然是世界最大洋與世界最大陸地之間的小小島國,則同樣也在歷經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後,展開異中求同、整合認同的國族建構大工程,同樣也企圖以豐富瑰麗的文化藝術對內形塑人民共同的發展遠景,對外向世界展顏,這點,值得向來強調自由民主和文化優先的歐洲給予更大、更多的關注。
2008年台灣又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想藉此機會誠懇表達心中深切的盼望,就是台灣未來的發展必須以文化作為核心價值,連同教育紮根的重要工程,一起創造台灣新遠景。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由早年跟隨美國的腳步,轉而建立自己發展的主體性,同時更應該重視並參考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歐盟的做法,尤其要仔細檢視他們一個大計劃、大工程背後的哲學層次和思維的深度,以及整體實踐的邏輯和步驟,並且體認到其中的永恆價值。
當然,我同樣深切盼望,作為全球華人社會中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建構這兩大核心價值上已經建立典範的台灣,能與歐洲有更積極的對話和更實質的互動往來,並且在世界的文化圖譜中相互締造更亮眼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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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03 October 2006 18:47

日本新民族主義

【何思慎 陳舜仁 作】

日本是不是「亞洲的英國」?日本新民族主義不肯正視歷史真相,是否讓軍國主義從戰敗的廢墟中再度甦醒?遭受日本二次大戰侵略荼毒的亞洲國家又該如何因應?本文以歷史觀點解析日本的外交現況。

戰後的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靠美國在安全上的支持與人民的勤奮,在短短幾十年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並以雄厚的經濟實力擠身G7,成為七大工業國中的唯一非白人國家。日本藉著其傲人的經濟力重新躍上國際舞台,並積極摸索著成為政治大國之道。此種發展趨勢,引發國際間關於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甦的爭議與討論,尤其是在二次大戰中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之中、韓等國。為何將屆一甲子的戰爭記憶,仍舊是許多亞洲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何中、韓等亞洲鄰國憂心日本強化其在國際間的政治、軍事角色?

戰後日本國際角色的轉變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由盟軍最高統帥部(GHQ)進行佔領,對其施以「去軍國主義」的改造,首要之務即制頒「和平憲法」,明白宣示日本將永遠放棄以戰爭及武力解決爭端,並將日本的安全置於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架構下,因而日本的外交政策皆以維繫「美日同盟」為依歸。由於美國對日本提供安全上的保障,使其能全心投入經濟發展,冷戰期間,自民黨政府即以「經濟安全保障」為最高施政指導原則。
但隨著國際情勢丕變,日本在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角色亦出現變化,美國期待日本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性角色。而日本主觀上也想突破戰後「和平憲法」在防衛上的限制,積極參與聯合國架構下的國際維和行動,在國際政治上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尋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地位,邁向所謂的「正常國家」。在美伊戰爭中相挺美國,即是日本積極邁向「正常國家」的具體行動。然而,對此卻有分析指出,小泉純一郎首相已揭開日本重歸右翼軍國主義的序幕,而其繼任者也必將承繼此路線。事實是否如此?

戰後美日同盟

從日本的地理位置來看,日本是個海島國家,沒有任何陸地接壤之鄰國,使其自絕於亞洲大陸之外。從歷史上來看,周圍海洋的天然屏障,也使日本幾乎未受到任何外患入侵,故有人認為日本的外交經驗不足,甚至所謂的「島國劣根性」也影響了日本的外交風格,導致缺乏自信,常受到外在因素的操弄與影響。不僅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因素,局限日本外交格局,戰後囿於「美日同盟」的外交現實亦為因素之一。
戰後,在「美日同盟」架構下,日本缺乏以獨立自主的態度參與國際事務,造成了日本外交意識的虛幻膨脹。換言之,日本常常不是以單獨的「日本」為身分從事外交,而是以「日本加上美國」的意識行事。由於戰後日本對於美國的絕對依附性,在美國考慮冷戰東西對立意識形態上,強化了日本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故戰後的「道德性重建日本」被忽略,取而代之的「工具性重建日本」則是以對抗冷戰中的敵人為目的。再者,日本民族性中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取向,使得日本缺乏自我覺醒的能力,所以日本與東亞鄰國間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迴避與混淆,美國實在難辭其咎。美國芝加哥大學諾瑪.菲爾德(Norma Field)曾針對日本在戰後對戰爭歷史缺乏反省提出解釋認為:「美國利益與重建的日本領導階層的新利益契合,加強戰敗反省的豁免。記憶日本曾在廣島、長崎原爆之前進行侵略戰爭,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

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歷史心結

自明治維新展開擴張政策後,日本皇軍橫掃整個東亞地區,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台灣、菲律賓至中南半島,亦或受日本殖民統治,亦或遭到日本旋風式的襲擊,而日軍所到之處,非但燒殺擄掠,甚至進行人體生物試驗、強徵慰安婦上戰場等不人道的作為,帶給受害國家人民極大的痛苦,造成永遠無法抹平的傷痛。
但是,與戰後的德國相較,日本顯然幸運許多。正當戰後的德國遭受到國土被分割為東、西德,且面對鉅額戰爭賠償時,這些事情從未加諸在日本身上。日本本土雖遭盟軍轟炸,卻未發生「本土決戰」,日本國民的精神象徵與神道信仰中的「現人神」天皇並未受到戰犯審判或處罰,日本領土於戰後未遭盟國分割,戰爭中受傷害最深的中華民國放棄戰爭賠償,甚至在美國的冷戰全球戰略佈局中,位居戰略要衝之日本成為圍堵中、蘇共政權的美國重要盟邦,乃至於韓戰與越戰的特殊事態讓戰後的日本經濟有急速重建的機會。這一連串幸運的機會,看在那些戰時被戰火摧殘殆盡,在窮苦潦倒的環境中重建家園的東亞鄰國眼裡,心中不平之感油然而生。尤其,最讓這些國家忿恨難平的是,日本從未對其在二次大戰中的種種侵略行為,正式的表達謝罪之意。

對戰爭歷史責任反省:日、德兩國的對照

相信許多人求學時讀到日本侵華歷史時,一定對於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和課堂播放的日本侵華歷史紀錄片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整部中國近代史,幾乎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史。
因此,歷史問題即成為中國與日本關係發展上,難以消除的芥蒂。從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起「歷史教科書事件」發生以來,即常因某些日本政界人士的行為或發言,導致二次大戰的東亞受害國家同聲抗議譴責,例如,一九八五年發生日本中曾根首相正式參拜日本靖國神社;一九八六年發生第二次「歷史教科書」事件;文部大臣發言不當導致中國抗議;一九八八年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否定侵略戰爭談話;一九八九年竹下登首相指稱,「太平洋戰爭」是否為侵略戰爭,有待後世歷史評斷等。為何類似事件不斷發生,追根究底與日本政府對於這段歷史的態度,以及在近代史教育上的偏差有關。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在歷史教育中,極力淡化二次大戰史實的學習,日本高中近代史教科書整體而言內容貧弱,其篇幅平均三十五頁,僅達法國的二十分之一、德國的十分之一而已,甚至還不時發生篡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因此,二次大戰的受害國認為,一般日本民眾對於歷史的瞭解程度是不夠周全且不深入的。同時,日本民眾在處理中、日、韓間所發生歷史認識問題的摩擦時,對受害國民眾的憤怒情緒為何而起也無法完全理解,甚至感到不以為然。
反之,德國在戰後不僅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承擔責任,誠懇向受害國和受害者道歉,甚至先後兩位總統,對猶太受難者墓碑下跪賠罪。其次,在歷史教育上,忠實地向年輕世代講述戰爭歷史,並勇於承認納粹黨在大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培養下一代正確的歷史觀。除了官方的戰爭賠償外,更向各大企業財團集資設立民間基金對受害者提供賠償。透過不斷的教育的方式告誡她的人民,絕不可再犯下相同的歷史錯誤,因為忽略歷史真相與對於歷史責任的反省,將導致國家再次步上滅亡之路。德國對於兩次大戰真誠反省的態度,甚至超過歐洲鄰國的要求,也因此贏得彼等的信任與和解,迅速的回歸並被接納為歐洲的一員。其實,德國對於戰爭歷史的態度,並未對德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任何不利的影響,反而,由於與鄰國間歷史性的和解,讓她與過去的「世仇」法國密切合作,催生歐盟,也因而大幅提高德國的國際地位與聲望。
歷史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記憶,而國家與民族的存在是依據這些資料來辨識自己的身分,所以不管發生過多大的苦難、罪行或屈辱,皆不容篡改,否則即如同否定自身的存在。因此,在教科書上企圖掩飾其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罪行,意味者把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存在的記錄抹去,這是一種傷害本質的反人道行為。如果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能像德國般的誠實與虛心,或許日本與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東亞國家間,也能如德國與歐洲鄰國般地實現歷史的和解。在致力於區域安全保障合作的過程中推動歷史的和解,透過這兩者良性循環,加強區域各國間的信賴關係,始能真正解除亞洲國家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疑慮。

橫在邁向政治大國路上的巨石

二○○○年十月,阿米塔吉(Richard Lee Armitage)在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提出所謂的「阿米塔吉報告」(Armitage Report),闡述後來美國小布希政府的對日外交政策。報告指出,美國期待日本自過去的「專守防衛」走上「集體防衛」,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協助美國,建立如美英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的美、日關係。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中,美國更是明白要求日本積極參與,借用阿米塔吉的形容,即日本將不再只是出錢買票進場的觀眾,而是下場比賽的選手。因應美國的期待,日本首相小泉排除朝野的反對意見,在二○○三年十二月九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上,依據《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通過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概要的基本計畫。二○○四年二月三日,日本自衛隊本隊繼先遺隊之後,啟程赴伊拉克,實現日本自衛隊首度在仍屬戰鬥地區執行任務。
雖然日本派兵伊拉克,顯示日本戰後以來所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鬆動,並往「集體防衛」的方向挪移,但基本上這項改變仍是在「美日同盟」的安全架構下進行。從美國要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初,日本即扮演積極支持的角色。除了派兵之外,小泉內閣還決定二○○四年度向伊拉克提供十五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在二○○五至二○○七年再提供三十五億美元的貸款。迄今世界上表示要向伊提供經濟援助的國家與國際組織僅有美國、日本、歐盟、英國、韓國、西班牙和世界銀行等。其中,日本許諾將要提供的援助金額僅次於美國,是英國的5.35倍,是歐盟十五國的21.15倍。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第二大對伊援助國。此表示日本有意扮演「亞洲之英國」的角色,在安全與外交政策上,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堅實盟友。
對於日本調整防衛政策的步伐,美國學者尤金·馬修斯(Eugene A. Matthews)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三年十一~十二月號發表題為「日本的新民族主義」(Japan’s New Nationalism)之文章,提醒我們注意,「民族主義在日本將極可能繼續強化。日本憲法第九條亦將被束之高閣,日本將藉美伊戰爭和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佔領來規避對其自衛隊的限制」。而亦有人相信日本正利用參與國際反恐戰爭,著手進行新一波的再武裝。
雖然冷戰後日本逐漸興起的新民族主義,在國內外現實環境的制約下,不至於發展成「軍國主義」,我們應審慎並務實地回應日本在美日同盟關係下,在區域乃至於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扮演更具建設性的軍事角色。但倘若日本對歷史是健忘的,未能反省,則貿然地讓其擁有獨立、強大的武力,對日本、東亞甚至全球而言,仍是具危險性的。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確立「脫亞入歐」、「開疆拓土,布國威於四方」的發展方向,最後並形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此種思想類似納粹德國「生存圈」(lebensraum),其理論是以法西斯主義為原理,不滿當時英、美、法各國所支配的世界,主張再瓜分全球。日本應當學習戰後德國對納粹黨人及政權引為差恥而深惡痛絕的態度。德國人主動揭發所有納粹暴行的紀錄、工具,並公開展示。在展示場中,德國人並以大型標語提醒世人:「當人們忘記這種罪惡行為的時候,這種罪行就可能再度出現」。
因此,當日本積極思索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之際,如何取得東亞鄰國的信任,避免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日本應該作出以下努力:
--重新省思對於「大東亞戰爭」之態度,並誠心與東亞鄰國化解歷史認識上的歧異。
--積極與亞洲各國溝通,以其經濟實力為後盾,協助亞洲其他國家發展,盡其身為亞洲一員之義務,莫以「經濟殖民」的方式與亞洲鄰國往來,以建立互信機制。
--以共同價值體系為為基礎,促進彼此間的文化理解,形成亞洲一體感。東亞擁有儒家文化、漢字文化、佛教文化等東方文明所共有的價值觀和文化符碼,藉此形塑亞洲人的共同身份認同,形成亞洲一體感。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台灣大學日文系兼任副教授。

陳舜仁 中華歐亞基金會資訊部副主任,輔仁大學兼任講師。

【人籟論辨月刊第5期,2004年5月】

相關連結
輔仁大學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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