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Items filtered by date: 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Thursday, 03 December 2009 02:38

印尼行為藝術節中的台灣經驗

每年的Perfurbance行為藝術節中,總是可以看到一個皮膚白皙、高挑頎長的亞洲女性身影——她就是來自台灣的藝術家黃敏琪。自從在2005年的台灣國際行為藝術節中遇到威悠諾後,她便與Perfurbance行為藝術節結下不解之緣。

Thursday, 03 December 2009 02:37

喚醒心中的游擊精神

獨立製片人陳建軒以家樂福事件為例,向我們解釋游擊電影的精神,以及這種運動所展現的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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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03 December 2009 02:36

回想在寶藏巖發生的事

寶藏巖公社的成員楊子頡談論藝術工作者進駐寶藏巖社區所遇到的問題。

 

寶藏巖位於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是福和橋以及自來水園區之間依山而建的小型社區。附近的公館商圈形成後,這裡的兩百多戶違建住宅因為軍方限建與地狹人稠等因素,社區成長逐步停滯,外貌也與旁邊的城市景觀漸行漸遠。

1980年代開始,台北市政府以整頓市容與水利維持等理由,開始計劃全面拆除寶藏巖社區,但拆除過程遭到居民陳情與抗議,而當地擁有的眷村等人文特殊景觀,也在這個時期開始受到學者專家與民眾的注意。

2006年9月,寶藏巖公社成立,以臺大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楊子頡為首,成員包括各校大學生、藝術家、文化觀察者及部分居民,以「保護文化資產免於遭市政府破壞與侵占」為主要宗旨。一個月後,楊子頡等人在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寶藏巖開園典禮中演出行動劇,遭警方阻止,因而引發一連串衝突,也再度喚起大眾對寶藏巖的關注,以及社區保護等相關議題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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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11:57

麥子落地以後:走出傷痛傳播愛

我出身於新莊的天主教家庭,當我還是個小嬰兒,就被抱去聖堂領洗。

這件事讓我有些感慨:從小接受信仰的人,對信仰通常沒有太多了解,只知道跟家人去望彌撒,因此有些年輕教徒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信仰,甚至會離開教會。我認識一些比較晚才追求信仰的人,發現他們比較虔誠,大概是曾經付出努力,才更懂得珍惜。

小時候父母離異,讓我覺得很無助,甚至變得退縮。好在一路走來受到不少神父與修女的照顧。這種被愛的感覺很溫暖,讓我想把這種經驗分享出去。例如我在教會帶小朋友的營隊時,會主動幫助有家庭問題的孩子,給他們更多肯定。我也因此培養出比較敏銳的觀察力和反省力——我想我會唸社會學就是因為這樣:對問題若沒有一定的敏銳度,很難有獨到的想法。


信仰並非保守象徵
我唸社會學時,也會讀到很多思想家的看法。這些論點常常和信仰有衝突。有些教授知道我是教徒,如果談到保守思想,就要我分享自己的見解,好像把我當成保守派代表,但我覺得這是對教徒的刻板印象。記得有次談到同性戀的話題,教授要我們投票表態。我當時想,姑且不論信仰,只要不做出危害別人或自己的行為,兩人相愛又有何妨?何況愛也是天主給人的重要能力。

可是我表態贊同後,教授就說:「欸,我發現有人好像改變態度了喔!」我當時便懷疑:他該不會是講我吧?不料隔天那位教授又問我一些類似的問題,好像希望我回答保守一點,讓我不太開心。我覺得把教會的立場套在所有教徒身上很不理智,所以當下就跟教授反應,請他不要用信仰判斷我的思想。

走出去福傳的年輕力量
不過我覺得台灣天主教會的保守,在於年輕人少了一種走出去的力量:很多教會的成員都是固定的,少有新人加入,也不太有人主動向外傳福音。有的年輕教徒參加比較宗教性的活動,會拉教會朋友一起去,但不會想到要拉教會以外的人進來看看。這樣一來,每個教會活動的性質都變得差不多,久了也會讓人感到疲累。我認為舉辦活動時,主辦者對活動的主題和方向都要小心,因為這很容易變成單純的與人互動,而不是認識天主與信仰;這樣跟救國團活動又有什麼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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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雯羚,女,19歲,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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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11:54

麥子落地以後:拿香默念天主經

我時常想,如果當初沒有去立德中心讀書,我的人生應該會走向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我生在高雄,也在高雄長大。我們家就如同多數一般台灣家庭,父母都信奉民間信仰,可是我的爸爸媽媽又有點不一樣。他們雖然會祭祖、拜拜,卻不會在遇到困難時四處求神問卜,一個廟拜過一個,尋求神明的解釋。

說起來小時候的我,比家人更迷信,國小時如果不是媽媽攔阻,差點就加入八家將之類的陣頭。高中畢業後,我考上台中的逢甲大學,就在那幾年離家讀書的時間,我成了天主教徒。


立德中心:信仰的原點

和多數離鄉的人一樣,我時常感到孤單,想交朋友。當時我本想找一個地方念書,高中校友會的學姊便領我到學校的立德中心;去了我才知道,原來立德中心是隸屬天主教耶穌會的教堂。

我在立德中心認識很多好朋友。一開始我只是去讀書聚餐,後來學長姊便邀我參加彌撒。那時主持彌撒的是馮允文神父,我好喜歡聽他講道理,覺得神父說道很生動很生活化,不像有些人說起大道理都像在講教條。

最初我覺得天主教的信仰不過是勸人為善,漸漸地,耶穌捨命及神父講述的幾段福音深深感動了我,在馬桂枝修女的闡明與馮神父的引領下,我決定領洗,開始聽道理,之後成為教徒。


信仰天主與民間習俗可以並存
對於我的決定,我的父母並非沒有疑惑;他們擔心我是否不能拿香拜祖先?但關於信仰和傳統習俗的衝突,我最終也找到解決之道。譬如祭祖時,我會跟著拿香,可是拿香的我,心中默唸的是「天主經」、「聖母經」,然後我會跟天主說,希望天主保祐我的祖先在天上也能享福。

我覺得民間信仰就是台灣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無法也不需要完全抹殺。我讀過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西方人在傳播基督信仰時,常將殖民地的原有文化徹底消滅,讀到時我很震撼,為什麼改變他人的信仰要拔除別人的文化?我相信某些傳統民間習俗信仰可以在排除信仰內容後被保存下來,就像現在有些學校會教宋江陣,可是這個宋江陣已無宗教意義,只被當成一種文化紀念儀式。

從大學至今,我接受信仰已有十多年,雖然我已不像學生時代對教會活動充滿熱情。當然,在我信仰的道路上仍有許多需要學習與成長的地方,可是其實信仰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成為我的日常習慣,並在我困惑時引領我走向正路,成為我心中最大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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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國賢,男,34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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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11:54

麥子落地以後:展現信仰真力量

接觸天主教的經過
我接觸天主教是在民國76年。當時有個熱情的同事,在聖功修女會的職工青年團辦活動,一直叫我去幫忙,我才加入這個團體。進去後,發現那裡成員都很年輕,修女也很和善,就留下來參加他們的自我認識課程。

我是在地的高雄人,母親什麼神都拜,是虔誠的民間信仰者。我擔心她會反對我去職工青年團,就跟她說我去上課,而且課程內容很不錯,還教人如何經營婚姻。她本來怕我會去當修女,聽我這樣說就安心了。

結婚時我還不是教徒,但我跟我先生一直在聽和為貴神父講道理,得到很多啟發。有小孩以後,也希望他們能受到好的影響。民國85年,我去參加避靜(註:指在安靜之處進行靈修),當時心中湧起一股對天主的渴望,很想成為教友,於是我們全家就在當年一起領洗。

我們這裡每逢農曆十六都會拜好兄弟,有人看我們不拜,就好奇地詢問原因。我說因為我們信天主教,不會拿香,他們都表示理解。到了聖誕節,我家會為迎接聖嬰的活動特別布置,左鄰右舍也會聚在一旁觀看。


信仰對我的影響
信仰對我家的影響真的很大。做生意時,信仰會告訴我要講公道、守誠信。在家庭關係上,那更是我的支柱。其實我曾有過困惑的時刻——小兒子上高中以後,變得不愛上聖堂,加上他那陣子經常闖禍,讓我很擔憂。為此我一度質疑天主:這就是祢要給我的嗎?

後來他無照駕駛出車禍,受傷嚴重,幸好沒有太大後遺症。我感謝天主一直保守他,也覺得這場意外對他是個警惕,是天主要他好好珍重自己。而且因為這件事,我相信孩子終究會回到信仰裡。在此之前,他本來不太願意祈禱,後來我跟他說,要不我們改個方式:於是我握住他的手,一邊低聲唸誦,就這樣過了五、六分鐘。其間他沒有明顯的抗拒,讓我很安心。我也持續向天主禱告,希望祂的全能可以一直掌握他的生命。

我認為人在脆弱的時候,便是天主做工的時刻。有時親戚朋友遇到困難,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們,就把他們帶到教堂祈禱,希望天主幫忙。因為這種機緣,今年我先生的哥哥,還有我二姊和她的女兒,都在復活節時領洗成為教友。身為教徒,我覺得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周邊的人;他們會看到信仰的力量在我們身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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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珍,女,45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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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11:32

福爾摩莎的美麗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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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粒麥子落地,它並不確定自己未來能否結成纍纍的麥穗。
但它必須先勇敢地死去,以換取一次生根、發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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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台灣,如入敵境

150前的1859年,當郭德剛(Fernando Sainz)和洪保律(Angel Bofurull)兩位道明會神父由打狗港上岸時,他們並不知道,這座海島上的光景,和兩百年前他們的前輩所經歷的有多大的不同。當時在台灣,械鬥事件有如家常便飯,官員只知貪污不思治理,人們在恐懼中但求自保,謠言與暴力有如雙生的惡魔,時時威脅著傳教士與教友們。1863年,就在他們歡喜慶祝第一座聖堂──前金天主堂落成的幾個月後,郭神父便遭盜匪搶劫;隔年,另一處溝仔墘教堂被嚴重破壞,傳教員險遭殺害……

翻開台灣天主教傳教史,在它曾經擁有的輝煌成果背後,處處可見以血淚和挫折鑲嵌而成的茨冠。因此,與其將天主教的「本地化」或「本土化」定義成一種禮儀上、文化上的趨勢,不如細細思索每一粒麥種「致之死地」的勇氣與必然:當一粒麥子落地,它其實並不確定這塊土地未來是否真會長出麥穗,但它必須先死去,以換取一次生根、發芽的機會。


身著僧服的耶穌會士
FormosanFootsteps2不同的時空,相同的麥種。早在四百多年前的中國,幾位耶穌會士懷抱著東方傳教先鋒沙勿略的未竟之志,由義大利途經非洲好望角、印度、麻六甲,最後抵達澳門,進入中國。其中一位就是後來首位進京的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話說1582年(明朝萬曆十年),懷抱著傳教熱忱的利瑪竇歷經萬難進入中國,他和其他弟兄先抵達澳門,1583年終於獲准入居廣東肇慶。在那裡,他們漸漸克服了中文的隔閡、適應了內地的氣候,也習慣了中國人的嘲笑和輕蔑,開始在知府所給予的土地上建造中國第一座天主堂。知府贈予他們兩塊親題的匾額,一塊題著「僊花寺」,意即為教堂賜名,另一塊則題「西來淨土」──原來,先前其他弟兄在日本傳教的經驗使他們相信,穿著佛教僧服較容易獲取人民的信任。所以,許多中國人便把他們當成了和尚!

當時,耶穌會士從西方帶來的稜鏡、畫像等物品,著實吸引了許多中國人的好奇;但好奇的果實不必然是友善。他們所居住的城市雖然沒有層出不窮的械鬥,但是,由恐懼與猜疑所引發的仇恨,卻也在他們的傳教之路上製造了數不清的災禍。

當利瑪竇在肇慶居住時,有天夜裡,一個惡作劇的孩子用石頭打爛了天主堂的屋瓦,被扣留了幾小時,利瑪竇竟被誣為「番僧綁架孩童,打算把孩子賣到澳門做奴隸」,遭人一狀告到官府。衙門裡,幾位收受賄賂的證人已經準備好以假供詞陷害利瑪竇,所幸後來有幾位公正人士出面,才洗清了他的罪名,而誣告者則被當庭杖笞三十。次日早晨,知府送來一紙布告,貼在利瑪竇的屋外:

「查番僧前來肇慶,曾奉兩廣總督批准。其中一人無端被誣,殊乖禮義之道。今後軍民人等不得再予騷擾。倘有故違,即著該印籍製鐘匠遞解人犯前來本府衙門,定予嚴懲不貸。」(註3)


以文字和知識敲開中國大門
如此的災殃,在他們往後的傳教生涯中,其實只算小事一樁。諸如施行妖術、和女子姦淫、誘拐孩童等種種謠言與罪名,總是很容易地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流傳著。他們發現,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裡,「威權」與「文字」總是有著一種難以超越的力量。在街頭疾呼宣傳的傳教方式,會被中國人視為葡萄牙人再度入侵中國的前奏曲;但若將教義寫出或印成書冊,反而可以突破他們傳教區域受限的困境。因此,他們若想在中國久居傳教,勢必需要透過文字的力量,並且得進入政治威權的核心──京城與宮廷。


攝影&圖片提供/廖學藝、利氏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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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11:28

萬方語言,說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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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翻譯本土化的過程中,本地人和外國人不分教派攜手合作,不僅讓更多人得以親天主話語,聖經中豐富的詞彙也讓原住民族語更加活化,發展出足以和口語文學相互輝映的書面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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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當今世界上擁有最多語言譯本的書籍,也是歷來最能展現民族語言特性的文學作品。根據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2008年〈聖經語言報告(Scripture Language Report),聖經已經被譯成2,479種語言,在全球6,900種語言當中占36%。令人振奮的是,台灣原住民族語言亦躋身其中,共有七種語言。這應歸功於基督宗教所推行的「信仰的本土化」,其中一項影響台灣語言活力的重要工程,即是「聖經翻譯的本土化」,將聖經從遙遠的希伯來語和希臘語,譯為平易近人的本民族語。這項工程實踐了以在地民族語言為本位的傳統精神,而這種精神可以追溯至十六世紀歐洲各民族語言(例如德語、英語、西班牙語、法語、義大利語、丹麥語、瑞典語)紛紛離開拉丁語而崛起的譯經歷程。


四方合作譯聖經
隨著原住民族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口持續增加,聖經的族語翻譯版本相繼出現。目前台灣原住民族十四族當中,已有七族(阿美、布農、排灣、泰雅、太魯閣、魯凱、達悟)具備聖經(新約全書或舊約全書)的族語譯本。聖經翻譯的本土化不僅帶動族語的文字化,也為民族語言的推動注入強大的力量。

在聖經翻譯的本土化過程中,有兩項特色必須提及,其一是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合作;其二是外國傳道者(或平地傳道者)和本族人的相互配合與相互成長。

例如,布農語新約聖經的翻譯,是由基督長老教會胡文池牧師(平地人)和天主教白冷會貝惠德神父(Fr. Titus Benz)的合作開始的,貝惠德神父還請其妹妹從瑞士專程來台協助打字及排版。在此之前,胡文池牧師就與當地警員學習布農族語,並曾與布農族人張玉發傳道師合作翻譯了〈瑪竇(馬太)福音〉。而1987年,基督長老教會布農中會與聖經公會合譯部分舊約和修訂新約,即是由布農族牧師負責翻譯與審閱。


聖經翻譯有助於族語復興
阿美語的聖經翻譯也是如此。透過天主教白冷會池作基神父(Fr. Meinrad Tschirky)與美籍基督教女傳道師方敏英(Miss Virginia A. Fey)長期合作,阿美語的新約在1972年出版。後來聖經公會為了協助完成阿美語舊約部分尚未翻譯的經卷,邀請阿美族的顏武德牧師和林茂德牧師全心投入翻譯工作,並得到加拿大的麥煜道牧師(Rev. Paul McLean)在電腦方面的協助,新舊約全書終於在十二年前完成出版,這也是原住民族第一部全譯本聖經。另外,七○年代初期,天主教白冷會彭海曼神父(Fr. Hermann Brun),與六名阿美族本族傳道師,聯手翻譯了南部阿美語彌撒經本,為日後的北部阿美語和中部阿美語彌撒經本紮下根基,也帶動了天主教在阿美族地區的發展。

進入原住民地區傳道的天主教神父或基督教牧師,都十分致力於信仰的本土化。為了能更有力地宣傳福音,對於在地的民族語言大多用心學習與鑽研,編寫出許多的族語彌撒經本、聖歌本、族語詞典和語法書,其中族語詞典更包括法語、英語、德語、漢語的對照版本,留下不少珍貴的參考文獻。

九○年代以後,隨著本土意識的覺醒,教會對族語的維護不遺餘力,尤其是基督長老教會所設的「原住民宣道委員會」,大力提倡原住民族語言復振運動。當今族語教育的推動上,教會人員因而成為有力的師資奧援,甚至在族語能力認證及族語教材的編纂工作中,各族教會人士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教會是原住民族語最重要的展現場域,而且離開了教會,還有家庭和學校。聖經的族語譯本遂成為各種教育空間的實用語料庫。


圖片提供/李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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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2 December 2009 11:27

懷抱主愛,做醫療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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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披荊斬棘,深入窮鄉僻壤照顧病人的傳教士,
到今日力求顧及病患與家屬需要的各式療護病房。
台灣天主教醫療事業的獨特之處,就是想辦法在各方面都多用一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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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耶穌經常一邊講道,一邊替人治療。因為身體與心靈兩方的痛苦息息相關,而傳播福音不能只靠空談道理,也必須接觸大眾現實的生活。因此,醫療和教育便自然成為天主教主要的宣教方式。


外籍傳教員:早期的開路先鋒
回顧台灣醫療史,早在日本殖民時代以前,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便來台設立西式醫院,例如台南的新樓醫院、台北的馬偕醫院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天主教的醫療體系則成立較晚,大約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陸續在台創建醫療事業。1950年代到60年代間,逐漸站穩腳步的外籍神父與修女,紛紛在各地興建小型診所服務當地民眾,開啟了天主教醫療事業的繁盛期。雖然醫療並非每個修士修女的專業,但此類深入窮鄉僻壤、照顧弱勢需求的手法,對天主教醫療機構日後的發展影響很大。

早期的天主教醫療事業中,外籍傳教人員占有關鍵的先驅地位:他們冒著水土不服、容易染病的風險,在艱困克難的物質條件下,盡心竭力照料窮苦病弱者的各種需求,如此偉大的奉獻精神,當時的確感動不少台灣人民。後來他們人數日漸凋零,兼以政府規定,外籍醫療專業人士來台執業,必須先拿到這裡的開業執照,但考試以中文為主,對他們來說有困難。而且如果沒有先受過相當程度的語言訓練,連問診都不可能做好。既然如此,好好培養本地人才,便成了首要之務。


顧及治療後的需求

然而從早期天主教醫療事業在台發展的情形,也可看出天主教醫療事業除了深入偏遠地區,最重要的是充滿愛心的全方位關懷——既關注病的人身心問題,也照顧家屬的需求。

以耕莘醫院的護理之家(nursing home)為例,許多老人在出院後,沒有接受任何後續療護。有人跌斷腿,術後自行返家,卻爬不了樓梯;或是中風老人由家屬帶回家裡,在搬運上會有一定的困難。全民健保尚未設立以前,這都是常見的問題。於是耕莘醫院便成立了台灣第一個有執照的護理之家,索取低廉費用,讓病後的老人可以在這裡多住一些時間,並用最精簡的人力照顧他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患者比較需要生活上的幫助,所以不用太多醫生護士,但負責看護工作的人要能吃苦、有耐心,願意應付各種瑣碎的要求。幸運的是,耕莘成立護理之家時,政府正想實行類似的理念。於是官方便派人出國學習,回來後免費做耕莘的督導,而耕莘在1991年成立護理之家後,也開放給其他醫院觀摩,期望大家一起努力。記得當時耕莘曾去日韓等國考察,發現一個護理之家至少要有50個床位才能夠本,而耕莘剛好只有52床。慶幸不會虧本之餘,不免覺得冥冥之中天主一直在保佑。

此外,耕莘還成立護理之家的家屬聯誼會,讓家屬可以彼此分享經驗。因為許多家屬白天需要上班,無法全天照顧病後的長者,只得送到這裡,卻被指責為不孝,讓他們相當煩惱。在聯誼會裡,家屬可以學習與老人溝通的技巧,並說服他們,護理之家的服務會比自行看顧要來得更為周全。這就是我之前提過的:除了照顧病人,也要注意家屬的需要。


讓少奶奶不再尷尬
天主教醫療事業對於台灣的乳癌防治與術後照顧,也有一定的影響。我記得二十幾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婦女對於乳癌的認知還是相當保守,因為羞於就醫而耽誤病情的例子相當常見。當然,這類情形跟當時醫療從業者的態度有關。我就曾在某家大型醫院看到乳癌病人來做術後診察,醫生卻沒有給予任何關於復健運動的詳細指示。我問醫生為何不說,他表示沒有這個必要。我步出診間,忽然聽到一個親切的聲音:「奶奶!我教你做的運動你做了沒?」原來醫生沒講,護士還是有教的。這讓我覺得很欣慰。但在國外,乳癌患者的術後復健有專門復健師負責教導,還能監督復健情形,可是這裡光靠護士的力量還是過於薄弱,而且不夠專業。


攝影/吳思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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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沉浸於文化事業的魏明德神父,筆下常透露出哲人特有的深思熟慮。
從他眼中看到的台灣天主教會,又會是什麼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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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七年的歲月裡,我經歷到台灣天主教會的許多面向:首先,我安身於輔仁大學的翼蔭下,有很多神父、修士、修女在那裡工作。稍後,我帶著豐富的喜樂與感激,多次體驗了原住民堂區的殷勤款待,特別是在新竹和花蓮教區。那裡,信仰在充滿苦難與軟弱的社會環境中成長,他們對信仰的表達卻富於活力和新意;這些苦難與軟弱、活力與新意,同樣地讓我感動。


不同角度觀察教會
我在台北市區的一所小教堂主禮彌撒八年之久,同時也熟悉耕莘文教院與聖家堂這兩個相當有力的堂區。我遇到在新竹的菲律賓教友團體,台中和高雄的本地小團體,同時也接觸校園輔導和社運人士、醫生和工人,家庭好幾代都是天主教徒的老教友,以及才皈依信仰不久的青年。不過,與我工作更相關的是文化與知識方面的使徒事業、與社會大眾晤談,在文化市場面對的各種情境中出版、寫作、研究、論辯;這使我對台灣教會的認識,不如許多神父那樣親近。然而,我相信這樣的雙重經驗——由內觀察教會,同時也由我工作於其中的社會這向度來思考它——帶給我一些洞察,而這便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第一,我見到台灣的天主教會若非在量上,至少在質上有所成長。1992年以來,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平信徒跟進接受神學與靈修培育,充實祈禱生活,探討社會議題的挑戰;我看到一個在文化與政治意見上,以及領導者的族裔根源上都更為多樣的教會。我也看到它對全球性挑戰和亞洲其他教會更具敏感度。

第二,我有此印象:教會仍過於倚賴神職人員,神職人員也仍不太願意捨棄權力,而且基督徒小團體在創造力和多元性上沒有得到足夠的發展空間。若教會想要成長——或單純只想活得更快樂些——就必須要有更多的創意與自由。

第三,那些感受到聖召而勇於投身其中盡力實現的人,他們扮演的角色深深地撼動了我。例如當某個人決定為促進台灣教友和菲籍教友間的更多互動而努力,或者去關懷受刑人,或發展屬於原住民的宗教禮儀,無論這人是一般信徒或修道人,他或她很快便能留下一個標記,而且往往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們首先最需要的便是負責、果斷的個人,以祈禱生活作為穩定的支柱,對自身的天賦才能有清楚自覺,執著無畏地工作,去實現他們認為有意義的目標。

第四,教會的缺陷常常是一般社會的缺陷。例如,對於財務和所謂「管理」(往往做得很差)以及階層式決策結構的偏執,這些缺點原與教會不甚相宜,卻反映出教會雖受召向社會大眾傳福音,在很大程度上仍嵌在她所處身社會的價值中。教會對文化的反省挑戰仍不夠……。


最好的解藥:更多的愛
對於諸如此類的限度,可有什麼解藥?一句話,更多的愛——因而便有更多自由。「去愛,且行你所願之事。」聖奧思定曾如是說。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個準備好施展自己愛的力量的人,能夠看到她∕他所投身情境,或所面對人們的問題,但看得比這些限度更深,而在眾人心靈中辨認出一種覺醒的可能,看見火焰,或許是非常微弱的火苗,但卻從沒熄滅過——所以她∕他在當下的晦暗不明中,藉這微弱的焰光引導,做自己認為最好的事。聰明的人清楚看到自己周遭的缺失和短處。有愛的人目光卻超越這些短處,雖然他們可能認得它們,也因之受苦。


圖片提供/魏明德 翻譯/張令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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