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Renlai Issues 人籟論辨月刊

Monday, 07 December 2009

在城市,打造綠洲──古巴農業改革

不是因為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不是因為卡斯楚,當年遠道跑到古巴,吸引我們的是這個加勒比島國的農業。正確的說,應該是那裡的生態農業和城市農莊。朋友總愛訕笑我們小資情結。五穀不分,一天到晚跟電腦打交道的城市人,怎麼個迷上了農耕,談什麼個農業、農村、農民,還扯上古巴。

 

總愛跟朋友從頭說起。這段歷史由59年開始,當年來自地主家庭的卡斯楚在革了美國霸權、革了弗漢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傀儡政府(註1)的命後,就馬上革那一陌又一陌本來高度集中在大莊園主手上的土地的命。革命前,古巴73%的可耕地由不到10%的地主擁有。新政府一上台連番推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國有化,終止那長期在土地上人與人的掠奪關係;直到九○年代初,75%的可耕地是國家所有。

 

 

富足與公義的課題

革命前,人口約七百萬的古巴,有一半以上的人住在城市裡,是中南美洲相對富裕的工業國家。富裕,但貧富懸殊。新政府宣稱農業是國家的基石,要發展農耕,好好供養古巴人民。六○年代中期,政府開始向國民特別是一些邊緣社群提供食品津貼。農耕,不純粹是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切‧格瓦拉在1965年2月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的「亞非團結組織」(Afro-Asian Solidarity Organisation)第二屆經濟會議上代表古巴政府發言,說古巴的農業發展是要:「改變農業結構、回應新科技開拓的可能性、以及消除對人的剝削」,「農業生產力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達到一個難以置信的水準,失卻方向,造成過度生產、糧食和工業原材料過剩的危機;可是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卻在挨餓,儘管那裡的土地和人力,足以生產滿足好幾個地球的需要。」古巴的農業除了要讓古巴人得到溫飽以外,還希望回應資本經濟運作的失衡,要改變不斷惡化的貧富不均,要建立一個除了富足(plenty),還有公義(justice)的新社會。

 

富足加上了公義,農業就有一個不一樣的面向。土地擁有權再分配、食品津貼,處理了部分人與人之間的公義問題;而調整農業結構、改善農耕科技知識,則有助促進農業生產能力。但新政府沒有好好處理另一種公義,六○年代到八○年代,古巴農業還是沿著常規農業或者是現代化農業的路前行,繼續肆意剝削環境和生態:地裡主要是單一化的外銷甘蔗、煙草和咖啡等作物;農耕高度機械化,大量使用農藥化肥,使用量是拉美甚至是美洲的兩倍。糧食則差不多完全進口:當時古巴人消耗的90%麥類、100%穀類、43%米、97%家畜飼料、甚至種子,全靠別人的土地供養。「全國660萬畝可耕地中,70%缺乏有機物,11%的土壤被侵蝕,14%發生鹽化現象,還有24%,因為過去使用大型拖拉機,而使得土壤呈現硬化(註2)。」靠現代農業所經營的富足背後,是日漸貧瘠的土地和幾乎完全喪失糧食的獨立自主性。支撐輝煌的所謂進步和發展背後,是對貿易國的極度依賴:革命以前是美國,革命以後則是前蘇聯集團。九○年代以前的古巴農業,可以說是既不富足,也不公義

 

 

意外走出康莊大道

 

fangzimeiling_cuba02古巴開始回應公義,走上富足之路,是在前蘇聯集團瓦解,進入漫長的「和平時代的特殊時期」之後。很弔詭,很多時候,只有當我們回到零點,當我們一無所有,當我們心懷謙卑的時刻,我們才能夠真正明白。前蘇聯集團一夜間消失,古巴喪失了所有依託。往後發生的事,關心農耕的人,都能夠娓娓道來。沒有了貿易夥伴,甘蔗沒有市場;賺不了外匯,買不了石油、大米、麵包,就連簡單的零件都一下子從缺。沒有化肥、農藥、種子、汽油,地裡長不出莊稼,肚子很餓。二十來歲的阿蒂安娜(Adriana)在八○年代初出生,記不起那些日子怎樣度過,但父親那時用橡膠熬湯的故事她聽得很多。要存活,古巴別無選擇,開始用心看土地,真正回應環境和生態的呼喊。

 

沒有汽油啓動拖拉機,就請牛馬代勞;沒有化肥,就用有機廢料做堆肥,由蚯蚓把牛糞變「黃金」;沒有農藥,就種植天然的抗蟲花草,生產生物菌,改善土壤,增強作物的抵抗力。從1991年開始,古巴政府在全國設立了近三百個實驗室,因應各地獨特的情況,生產自然除蟲劑和分解有機物的生物菌;採用輪耕控制雜草;間種和栽種多種顔色的作物,擾亂蟲鳥的認知規律。從大規模機械密集使用化學農藥肥料的單一經濟作物耕種模式,古巴迫於現實需要,進入小農合作社、人畜勞動密集、多元化種植、使用生物有機農藥肥料、綜合改善土壤品質的生態農耕。這些年下來,農田裡的物種豐富了,而最重要的,是人和人、人和土地的距離和關係都變得越來越親密。

 

古巴被迫跟自然和解,逆世界剝奪性現代農業發展而行,發覺面前是一條康莊大道。在短短兩三年間,就成功打破很多對生態農業的錯誤觀念:拖拉機停工、化學農藥肥料大量減少後,一些合作農場的產量居然可以達到原來的90%。幾種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在1998年竟比十年前翻了一倍以上。

 

水泥叢林中闢建綠色奇蹟

 

要回應物資短缺,食無糧,行無車等問題,除了扣問自然外,古巴還打開城鄉界限,在城市的水泥地上,在現代建築的森林裡,開闢園圃耕種。2002年有緣看到《綠化古巴》(The Greening of Cuba)這部紀錄片:古巴人在小陽台、在後院在屋子前後的空地上,用他們能夠找到的容器:報廢的汽車輪胎、破鍋、甚至浴缸,種出各式各樣的蔬菜,叫人羡慕不已。叫我們感動的不光是那些肥大鮮嫩的蔬菜,克勤刻苦的人;還有那種親近泥土,伴著生命成長的勞心勞力、的擔驚、的喜悅,知道人的侷限,學習自然的奧妙,懂得謙卑和敬畏。

芳子就是沖著這些城市「綠洲」(又名城市農莊)幾度往訪古巴。我們在古巴生活的一段日子裡,因緣際遇,跑到哈瓦那西邊一個城市農莊當義工。農莊在大路邊,七、八○年代曾經是垃圾收集站,寸草不生。後來由政府糧食部門接管,水泥地搖身一變,成為古巴城市農莊一個先驅,吸引了大批國內外觀光學習的人。農場用田間腐植物和飯堂廚餘堆肥,又用加利福尼亞紅蚯蚓分解牛糞,更自設實驗室,用生物技術培植一種通過處理泥土來防治作物疾病的真菌(trichoderma)。整個過程非常簡單,效果顯著,已經成為一個品牌。我們在那樸實簡陋的實驗室幫忙,跟技術員一起擦地、洗膠盒、製作包裝袋、消毒、育苗等,什麼都做,深深體會無中生有,創意無界限的樂趣。

這是一個為勢所逼,自上而下的全民運動。為了填飽肚子,古巴政府鼓勵城市人開墾住所附近的廢置空地,儘量循環利用就地的有機廢料,開始進行關顧環境,直接銷售的有機耕作。首都哈瓦那有很多城市農莊,即使只有幾平方公尺的泥地上,也可以見到一行行用石頭堆起整整齊齊的菜圃,種上高腳白菜、菠菜、萵苣、蔥等等。菜地旁會有小小的銷售亭;出售菜圃出產的新鮮蔬菜,名副其實是左鄰右里的菜籃子。現在,哈瓦那人知道餐桌上的菜是怎樣從小苗長成肥壯的鮮綠、知道什麼時候收什麼菜、知道家裡的廚餘、馬廄裡的糞便,原來都可以變成肥料、知道颶風季節的雨水可以對蔬菜造成怎樣的破壞、知道曝曬在白熱太陽下幹活有多辛苦。

據統計,古巴城市農莊在2008年達到12,589平方公尺,占全國面積14.6%,儘管裡面有部分還沒有開墾,但對比全國約60%的耕地面積,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經過這許多年,城市農莊的概念不斷改變;最近,革命政府把城市的界線擴大,覆蓋市中心周圍方圓二十公里的鄉郊。城市農莊,不光指水泥叢林中的小後院農圃,還包括幅員一百多畝的大農場,城鄉分野越來越模糊。個中最重要的,是它們體現了本地生產、多元化、不靠外來投入(循環利用在地肥料)、就近銷售(減少運輸)、促進社區(消費者與生產者)教育、溝通和融合等原則。現時,人口超過兩百萬的哈瓦那,七成蔬菜就是由市內的農莊供應。2005年,古巴入口食品已經遞減到大概56%。城市農莊除了讓古巴人嚐到食物的鮮美,更體現人對美好社會社區和環境生態的嚮往,裡面包括了落實社會平等,以及反思粗暴的兩極化城鄉分野;也許,這就是切‧格瓦拉所說的公義。

 

城市農莊顛覆主流概念

為了鼓勵生產,古巴政府讓願意務農的人有地可耕。但每個農戶都要向幼兒院、婦產院、老人院和小學等公共設施,提供新鮮蔬菜,最多是總產量的三成,確保勞動力相對弱小的社群得到足夠的營養。政府的收購價格低,而且有時會拖欠付款;但大部分古巴農民還是樂於履行這個社會責任;言談間,農民常常會為此而充滿自豪。

農活不出頭,中國農民都往城市跑。但古巴的農莊工人,收入卻可以比一般工作優勝。生產好生意火旺的話,員工每個月可以分到底薪一倍或更多花紅。在小實驗室工作的佐治(Jorge),月薪只是320比索,但平均每月可以分紅300比索,最多曾分過900比索。我們在東部海灘區認識了本來是航空機械工程師的日古混血兒山本,「(現在)辛苦呀,但農場收入好一點。」人人只管他叫日本人。山本曬得黝黑的臉上,總是笑容燦爛。幾年前他決定放棄本職,來到哈瓦那經營農場。不到兩畝的小農地,養活山本一家和一個同工,休息的時候,他們就在田邊小小的銷售點賣菜,優哉游哉。能夠有效經營的城市農莊,直接衝擊所謂城鄉分工的主流發展趨勢,巧妙地、靜悄悄地糾正城優鄉劣的偏頗觀念。

被摧毀的農村

古巴很遠,從香港出發至少要花上二十多個小時,轉兩三趟飛機才到。下筆之際,一直縈繫心頭的是位於中港邊陲一個小小村落 ── 菜園村。2008年以前,完全不知道這個由中國來港移民一手一腳打做,落地生根五十多年的農村。最近,大都會設計師在紙上畫一條直線,一條可以為旅客節省十幾分鐘交通的高速鐵道就要在菜園村穿過;如是,這個社區這些田地就被迫消失。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鐵路公路多的是;經年營造的耕地、社區和人文文化,卻因這些欲望無盡的所謂發展,一個接一個被犧牲。在推土機還沒有鏟平菜園村前,走在村中小道上,左右是充滿生活痕跡的屋舍,眼前是村民阿竹、黎叔、高老太太、村長珍......感動的是她們對家園對土地的深情;土地養活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人,這個社區,這種生活文化,是很多人的過去和現在,也可以是將來......只是,當城市遇上農村!

我想起遠方的哈瓦那,想起格瓦拉的富足與公義。

攝影/Mikel Marotta

請見2010年1月號《人籟》論辨月刊-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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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9 October 2010

防災意識該覺醒了!—從五都縣市重畫看台灣水災防治

每年台灣總要遇上幾個颱風,而颱風過後,總要留下一些災難。隨著近年氣候反差加劇,颱風愈見強大,水患的危害範圍也愈來愈難防備。尤其是北迴歸線以南,屬於乾雨分明的氣候,無法再以平均雨量來測度水患的範圍。其次,目前台灣的縣市版圖,對於水患防治基本上也是有害的。以下便就時間、空間兩個觀念,來重新構思台灣的防災視野。

 

Tuesday, 03 May 2011

靈修力量與全球挑戰

1610年5月,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利瑪竇(Matteo Ricci)病逝於北京,他與徐光啟等中國士大夫交流過程中展現的友誼及他對異文化的尊重,奠基於深厚的靈修力量。2010年5月,上海復旦大學宣布成立「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簡稱「利徐學社」),並舉辦「文明對話與全球挑戰」國際論壇。會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主席米榭.康得緒,以〈在懸空的希望中懷抱希望〉為題發表演說,透過利瑪竇留下的智慧遺產,提出他對靈修力量在人道事業扮演角色的看法。《人籟》特別節錄其中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Tuesday, 03 May 2011

培育團隊的活石

克服自我的限度,讓自己成為創造團隊的活石。

我們常自然而然地把「建立團隊」與「領導」畫上等號。這可能是個誤解。在建立團隊的過程中,每個團隊成員都是建立團隊者,倘若缺少所有相關人們的積極參與,便無法成就任何事情。團隊精神與團隊努力工作計畫的成果,屬於所有參與的人。你可以說,在每個集體計畫中,以下這兩樣是同時創生的:工作的成品(一艘火箭太空船、一本雜誌、一座建築、一種新藥)和產生成品的團隊。

 

Wednesday, 28 April 2010

死刑之議,人權之辨:廢除死刑是世界潮流?

廢除死刑的爭議在台灣會延燒不止,一部分的原因要歸功於國際特赦組織。

1977年,這個組織作出了推動廢除死刑的決定,從此浩浩蕩蕩地在國際上展開反對死刑的運動。死刑無法嚇阻犯罪、死刑可能誤判、死刑是野蠻的報復行為,這些都是它的理由。信者有之,不信者也所在都有,因為事涉主觀的價值爭議。

 

Tuesday, 08 December 2009

電子書興起,紙本書再見?

沉寂已久的電子書話題,最近又有捲土重來的趨勢。

 

 

 

Friday, 28 May 2010

歐巴馬新外交,告別帝國

2009年美國大選揭曉,歐巴馬上台,布希主義壽終正寢,華盛頓的對外方略從一意冒進的牛仔風格,轉向溫文爾雅的教授派頭。歐巴馬溫和、謙虛的姿態尤其引人注目。出席倫敦金融峰會避站首位,開羅演講時向伊斯蘭世界公開「認錯」,主動承諾限制使用核武;這一連串令人多少出乎意料的舉動,刻畫出一個有些「非典型」的美國總統,同時也恰當地詮釋了新總統所謂「巧力」(Smart Power)外交的內涵。

 

歐巴馬的懷柔贏得一片喝彩,美國的保守派卻並不買賬。小布希時代的國策顧問,艾瑞克‧科恩近來便猛攻總統對外的「軟弱」。他揪住華盛頓對外運籌之實效尚未彰顯的軟肋,厲聲警告倘若明年今日,全世界都覺得總統是條「弱漢」,那美利堅的麻煩可就大了。

 

他對歐巴馬政府的評論,雖與世界輿論大相徑庭,卻能讓人一窺美國政治菁英在國際戰略上的分歧。而這種分裂,根植於一幅龐大漫長的歷史圖景之中。

 

 

 

在帝國與共和國之間

 

窮美國國家建構之歷史,其由偏居西半球一隅的英屬殖民地,成長為全球強國之首的過程,貫穿著「帝國」與「共和國」這兩種相互矛盾又兼容並蓄的意象之間,從不間斷的衝突與交融。似乎只有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的形容「Empire for Liberty」(為自由而生的帝國),才能最好地詮釋這種複雜的「雙頭鷹」性格——一面是兩百餘年持續不斷的對外擴張,另一面卻是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近乎頑固的堅持。

 

第二次大戰終期的美國,已兼大陸與海洋帝國之利,一躍而成影響力跨越世界的「第三帝國」。可是,令從柏林到東京的泰半世界服膺其「帝國霸權」的,除了美國龐大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更關鍵的因素恰恰是它「共和國」的一面所秉持的意識形態高屋建瓴,可以使西方社會團結在抵抗專制主義擴張,捍衛自由與和平的感召之下。

 

西方政治傳統的脈絡中,「霸權」並非「霸道」,反而接近東方理想中的「王道」。霸主若無力增進服從國家的「共益」(Common Good),則亦喪失號令天下的合法性。美利堅帝國所以能夠持續穩固,正是因為華盛頓有效維護了這樣一種共益機制。冷戰以來,德日徹底改造,西歐整體復興,遠東經濟崛起,乃至多邊國際合作秩序日益成型,無不是在分享美國霸權良性運作下產生的紅利。因此,有人便讚其為「霸權和平」(Hegemonic Peace)。

 

但是戰後美利堅帝國的外向性,也深植於二十世紀早期的歷史經驗積累而生的政治「情結」當中。脫胎於大戰的「意象」與「認知」,對華盛頓決策圈的影響尤其深刻。人類文明在不斷前進,美國的霸權卻與1945年前的歷史記憶牢牢相連。他們視國際政治為正邪決戰的舞台,且似乎認為「邪惡之源」一旦消失,山姆大叔與他的朋友們就能夠永享和平與安寧。也因此,「正義」站在美國一邊,成了「真理」;干涉主義也就變得天經地義。

 

 

 

後冷戰時期,新外交挑戰

 

可以看到,冷戰落幕的一刻,籠罩華盛頓的仍然是這樣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因而,在一個史達林、毛澤東、胡志明們紛紛逝去的時代,美利堅帝國又開始尋找下一個「邪惡軸心」,而當911驚雷驟起之時,美國反而從「珍珠港綜合症」在後蘇聯時代引發的落寞與神經質中部分地解放了出來。真不愧為一種諷刺!

 

然而,畢竟世界已生巨變。種種跡象表明,後冷戰時代,美國的相對實力雖然上升,可是絕對霸權卻在縮水。面臨新世紀,美利堅帝國感到前所未有的不適。2001年小布希政府就職,保守勢力按照單邊主義的迷夢構建「Pax Americana」(美國強權維持下的世界和平)的試驗,反而使得身處新天地的「美帝」更加水土不服。

 

攝影/J E Theriot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10年6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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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6 May 2010

讓生活更簡單

現在可能沒有比過簡單生活更困難的事了,我們生活在錯綜複雜、不斷演進的社會與科技體系內,預設自己應能理解、順應這個環境,並遵從裡面各色各樣加諸己身的要求。當然,新科技與其衍生的社會網絡可謂易於使用、甚至頗富「樂趣」。我們能在其中如魚得水,確實大多依靠對新事物的喜好與創新帶來的刺激;然而創新的「樂趣」常常變質為新的束縛、不斷累計的開銷與更趨繁雜的事物。複雜管理成為生活的主要特色,恐怕也會消弭了可供自由創意思考的時間。

 

Wednesday, 28 April 2010

那天,我從公園經過

在這雙異國的眼睛裡,台灣生活中的樂趣與啟發俯拾即是……

遺忘之物

 
獨自走過一座台北的公園時,我發現某棵樹的樹幹分叉處,卡著一本像是屬於作家的筆記本;我只能猜測這是某個詩人不注意時從口袋滑落出來的,有人怕它在路上遭到踐踏而毀損,因此撿起來塞在樹上。這位作家會記得回來此處尋找嗎?我根本沒想去窺看其中隱私,但還是拍了張照片寄給一名美籍詩人;我知道他旅居台北而且使用同樣的筆記本。他回信說這不是他的失物。隔天我就前往台中了。
 

多年前的某天深夜,我獨自坐在紐約公寓中看著租來的電影,該片記述一名偉大英國作家的生平。電影演到一半時,這位作家對他的學生說了幾句充滿真與美的話,讓我受到極大的打擊。我拿起遙控器關掉電影,坐在黑暗中悲傷了一陣子:多年來我每天早起寫日記,但聽見那位偉人說出如此深刻的話語,讓我瞭解到自己不是當作家的料。我發現沒有天賦的自己花了那麼多年孜孜不倦地寫作是有多可悲,無法想像當初究竟是基於什麼因素讓我覺得自己能投入這行。於是我起身上洗手間,回來打開電視看完剩下的部份,之後就去睡了。

 

隔天早上醒來,我坐在書桌前記下那段話語和自己的體悟,然後照著早晨寫作後的習慣,回頭讀一年前同一天的日記。想想看我有多震驚:我發現去年那天的經歷帶給我的啟發,與影片中作家所言完全不謀而合——只不過我當時在日記中表達得更好。

 

該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其偉大之處而驚訝嗎?還是該訝異於這種偉大就像公園裡的筆記本,如此輕易就丟失遺忘呢?在感動於作家話語內的深刻真理時,我們看見了偉大,從而自覺渺小;因為我們已經忘記這種偉大其實正存於自身當中。

 

 

 

移樹之道

 

BillStimsonTree_s某天清晨在台灣的一座公園裡,我遇到一位從市場返家的人;他在途中停步,套上背帶後把自己和樹繫在一起。起初看來,他好像試著把樹移到另一個地方,或許是想將樹拖回自家前院;後來我發現這狂想還真可笑。那棵樹絲毫不為所動——這人顯然是在做某種運動,很可能他每天早上都帶著背帶出門,進行同樣的鍛鍊。我曾在一本東方哲學的書中讀到:如果你在池塘中養了一隻魚,想讓牠長得又大又壯的話,就在池塘中央擺塊石頭。魚會不斷繞著石頭游,想游到石頭的另一邊去。但不管牠在石頭的哪一邊,永遠都會發現石頭還有另一邊;於是牠就不斷地游,終究會比池中沒有石頭的魚來得更為碩大且強壯。

 

明知不可為而為的舉動看似瘋狂,卻能帶給我們其他事情無法給予的力量。這人永遠無法移動那棵樹,但他會變得非常強壯;我或許不會成為年輕時立志要當的那種作家,但我付出的努力確實已經改變我的生活,也覺得自己因此有所成長。那隻魚不管到了石頭的哪一邊,都永遠無法抵達石頭的「另一邊」,因為牠永遠在自己所在的那邊;然而另一邊的存在,最後卻讓牠成為出類拔萃的魚。

 

一個人、一棵樹,一隻魚、一塊石頭;一頁白紙、一位作家——不論我們多努力,總有永遠無法企及的地方。然而有天我們會發現:不知怎地,那個目標就在面前出現——於是在驚喜與訝異中,發現自己已經抵達另一邊。

 

 

 

 

 

富足生活

 

BillStimson_BallroomDancing_s清晨時分,在我台灣住家附近的空曠停車場上,有一群人正打著太極拳。當我用相機捕捉他們的身影時,卻發現鄰近另一處也無人使用的停車場上,有對男女正翩翩起舞;交際舞音樂則從人行道上的手提式放音機中流洩而出。

 

於是我拍下一張照片,並繼續往下走過一座又一座的公園,替一群群打太極拳的人留影。當我帶著相機滿載而歸時,早上在空曠停車場上打太極的人群早已離去,但一旁有人跳舞的停車場,現在則滿是一對對的男女。他們臂挽著臂優雅旋轉,彷彿正在參加一場盛大的舞會。

 

要是我能從台灣文化中萃取出什麼精髓的話(至少就我的觀點而言——也就是說,我覺得最特別的部分),那就是毫不浪費的特質。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台灣人幾乎無所不吃——在這裡,就連響尾蛇、海參與兩頭尖尖的小海螺也成了桌上佳餚。後來我瞭解到:這是因為台灣人從過往艱苦的歲月中,學會如何利用每一樣小東西;他們分毫都不浪費。

 

在我離開紐約搬往台灣的前一週,曼哈坦區、皇后區、布隆克斯區與史坦頓島的回收計畫宣告中止。官方給的理由是:計畫耗資甚鉅,難以執行;但台灣就不會發生這種事。台灣人靠回收賺大錢,而且全心全意投入這項工作。不僅是餐廳,甚至連尋常家庭都會回收廚餘,或是製成肥料、或是用來餵豬。所以對台灣人而言,即便將清晨時分閒置的停車場變成有用之物,也是不足為奇。

 


攝影/William R. Sti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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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7 December 2010

「蚊子館」在台灣:姚瑞中專訪

台灣藝術家姚瑞中先生接受e人籟專訪,談及他對廢棄建築,也就是一般稱為「蚊子館」之處的興趣。他也談及這些年開始被當作藝術創意場所的廢棄空間,如華山藝文特區,如何從一個廢棄的生活舞台轉變為另類藝術展區,最後再成為中產階級消費的商業戰線。

Monday, 01 November 2010

災難後的心理重建

災難(disaster)對人類而言是諸多傷害的集結,給我的印象就如同一幅幅令人生憐的特寫──孤兒茫然的眼神、傷殘者滿臉扭曲的哀痛、無家可歸的群眾無助的吶喊──在無法避免的傷害之後,重建的困難就寫在這些人的肢體語言中。

 

Wednesday, 28 April 2010

天籟、人籟

真的有「萬籟俱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嗎?在《聆聽心靈的聲音》這本書中提到,當萬籟俱寂時候如果用心聆聽,還是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因為靠著想像,可以聽到大自然的聲音,再編織成心靈的幻想曲;那麼就是別人聽不到、自己聽得到的「天籟」了!事實上自己聽得懂、樂在其中,別人卻茫然無知,對自己而言,那也是一種「天籟」,如古詩中所言「此曲只應天上有」、或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們感受到的,應該就是所謂的「天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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