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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0 October 2009 00:07

異響音樂實驗室(三):當琵琶女子遇上土耳其樂者

學音樂,與世界接壤
一開始我學的是中國古典音樂,像是琵琶,因為它很適合做聲音的實驗。後來藉由一些機會,我得以接觸到世界各地的音樂,比如世界音樂跟電子樂,並觀察到各種作曲與演奏的方式。於是我開始自己寫曲、即興創作,來表達我直觀的感受。我曾經跟美國音樂家Audrey Chen一起玩實驗音樂;她玩大提琴以及電音。這個實驗很好玩,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聽眾都沒有學過音樂,也不會演奏樂器,但他們甚至比受過古典音樂訓練的人還更享受這次的合作。


LabPolyphony_Luo2邂逅伊斯坦堡
當音樂家最快樂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到處旅行,接觸不同的人跟文化。我最近參與的一個計畫,就是跟峇里島、雅加達和日惹的在地舞者和音樂家合作。我跟土耳其音樂家艾德姆(Erdem Helvacioglu)在2008年認識;當時我剛好旅經伊斯坦堡。有一位哥斯大黎加的音樂家朋友介紹我們見面,稍後便立刻決定要一起錄製專輯。我們在艾德姆伊斯坦堡的工作室裡僅僅花了三天,便作出這張帶有新世紀音樂風的作品,並搭配上較為詩意的曲目名稱,像是〈奔向香格里拉〉、〈靈幻之屋〉等。最後等到艾德姆完成專輯的後製工作,一次意想不到的驚艷之作就這樣誕生了。


翻譯/張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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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昭勻小檔案:
1974年出生於台灣,畢業於北京中央音樂學協奏曲院民族器樂系,獲琵琶演奏碩士學位,副修阮琴。曾發表過獨奏、協奏、多媒體演奏和即興演奏會,在亞洲(包括台灣、北京跟新加坡)還有美國、歐洲和南非等地開過高級音樂講習的課程、也辦過演講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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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6 October 2009 00:00

書評:離散情事

剛翻開《陌生的土地》,柔緩的節奏加上細膩的陳述,會讓人錯以為這是一部長篇小說――這是鍾芭‧拉希莉的獨到之處,短短的幾行文字,她已經為印度移民第二代鋪排出退卻至遠方的故國印度,以及橫亙在前方的「陌生的土地」,還有主角們不得不面對的人情與世事。這一大片看不見的風景,讓一則則短篇小說得以流暢而自然地成立,讓人讀完紙上的文字之後,心緒依然在主角面對的情境裡遊走。

對於第一代印度移民來說,歲月的漫長足已讓他們將他鄉作故鄉。當年他們來美國生根,生活在陌生的土地上,並在文化與認同的衝突中尋求和解。這是鍾芭‧拉希莉前兩部作品《醫生的翻譯員》(Interpreter of Maladies)和《同名之人》(The Namesake)主要探索的主題。

對於移民第二代來說,父母親的故鄉才是真正陌生的。對他們來說,遷徙是幼時的記憶。在成長的過程中,影響他們更深的是無所不在的美國文化價值與生活習慣,只有在家庭裡,父母親的傳統價值和記憶迴盪不去。


世情種種引人思索
鍾芭‧拉希莉的寫作素材經常來自身邊親人、朋友的故事以及自身遷徙的生命經驗。作為印度移民的第二代,她置身於絕佳的觀察點,得以細細剝解印度移民幽微的心理。她筆下的人物始終不離印度的移民和移民後裔,故事背景大多以美國為主,偶爾回到故國(例如她的短篇成名作〈醫生的翻譯員〉)。

《陌生的土地》是她的第三部小說作品,五個短篇加上一個中篇,構成這部動人的傑作。在這本小說集裡,不再有賽恩太太的鄉愁,也不再有〈第三暨最後一個大陸〉中的認同問題(《醫生的翻譯員》),它探索的不再是父母親面對的新故鄉,而是每個人(不論是不是移民)在生命中都會面對的新變動、新局面,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情世事:如〈陌生的土地〉以母親過世,父親退休,帶出三代之間的情感;〈地獄—天堂〉觸及因媒妁成婚而離鄉的母親的暗戀回憶;〈權宜之選〉談到婚姻倦怠;〈只是好意〉中出現優秀的姊姊與酗酒的弟弟;〈別管閒事〉訴說的則是室友的情傷。

於是移民的命運這個巨大命題向後退去,成了一幅遙遠卻又時時待命出現的背景。主角們多是與非印度裔結婚或相戀的第二代印度移民,甚至有時會看到第三代的出現。遷徙的記憶依然迴盪著,但是從這個巨大的命題當中浮現的,是我們更熟悉的家庭、夫妻、手足、情人、朋友、外遇……

這些故事讀來親切熟悉,原因有幾層:首先這是所有文化之中都會發生的問題;其次是華人社會的移民經驗並不亞於印度,那種若有似無的鄉愁,也不時飄浮在台灣外省家庭的空氣,讀著讀著,我們會發現華人的家庭關係、人際關係跟印度人還真是接近。


機緣宿命淡然無奈
鍾芭‧拉希莉對人情世事細膩的掌握,頗有幾分張愛玲的味道,但她的文字比較平實。她要訴說的不是蒼涼,而是在離散的身世裡淡然的現實與無奈。我們讀著一個個短篇,幾乎就要忘記貼在她身上的後殖民作家標籤了,但她卻在這本書的第二部,以一個中篇小說把讀者拉出來,逼我們重新省視:遷徙是否真的只是幼時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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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土地》(Unaccustomed Earth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施清真譯
天培出版
2009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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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Saturday, 19 September 2009 02:56

影評:只需要點滴良善──《幸福來訪時》

常常我在公車或捷運上,看到許多人主動讓位給別人。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面就會有一股敬佩感。對我來說,攤坐在交通工具的位置上,是一種小小幸福感的來源,我不太想放棄,因此我都會選角落的位置落座,那樣的位置是再怎麼讓座也難以輪到的位置。這是一種小小的自我安慰,對自己不體貼的想法和舉動所做的免疫措施。因此每次看到別人義無反顧地讓座,我心裡面總會覺得這個社會還有的一些美好,是這些人做到的。然而我很少做到。


真是協助?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蘭嶼,同行的朋友負有蒐集研究材料的任務,但大部分時間我們是在玩耍。那是一趟看來很恣意的行程,可是在整段旅途中,卻有一股抑鬱之感在我心裡面盤繞。事情從第二天的早餐開始。

那天早上醒來,離開民宿尋覓早餐店,看到民宿附近有一家賣漢堡、三明治的小店,我們坐了進去。店裡除漢堡、奶茶之外,還賣豬血湯。我們點了這東西合壁的菜單,但我卻想起昨晚吃的蘭嶼風味餐。看看眼前的食物,我開始感到疑惑:原先屬於當地的食物,被當作特殊的風味餐,外移進來的食物,卻彷彿成為日常,怎麼會這樣?

之後所有的行程,變成是我不斷在檢視「漢人的生活方式怎麼取代達悟族的生活方式」的過程,儘管許多人確實認為這是在協助當地人過更好的生活,面對這樣有點奇怪的狀況,我想不出能做什麼,也沒立場去做什麼――也許是我也懶得在「想」之外去做什麼。


誰是他者?TheVisitor2
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會談到教育和閱讀的問題。台灣的社會一向不把閱讀當一回事,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明明是橫在眼前的困境,卻一點也不知道緊急。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語文能力下降,站出來高呼搶救的名人,卻還是著眼在寫作文或國文考試這些事上。可是不會讀怎會寫,要搶救也救錯了目標。

在此同時,每年台灣新生兒的出生人數不斷下降,而新生兒中出生於外籍配偶家庭的比率,則逐漸增加。現在已經是每七個新生兒中,便有一位來自新移民家庭。可預見的未來,是每六個新生兒便有一位是這種情況,然後是每五位、每四位……。

談論閱讀率下降的問題時,不免接觸到新移民家庭在幼童語文能力掌握上的資源匱乏。我們明知道這其間有哪裡不對,卻又不得不將其當作「問題」。而且在討論這「問題」時,我們彷彿將新移民家庭當作排除於外的「他者」,去討論「他們」怎樣怎樣,「我們」該怎麼做怎麼解決。我心裡面有種不安,但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解決。

我們的社會便在這種小小的疑惑、小小的歧視、小小的善良、小小的美好、小小的逃避當中,進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久了,可能麻痺;久了,可能就漸漸看不見、聽不到,也無力去做什麼,甚至後來連想都不想了。

《幸福來訪時》這部迷人的電影,包含了非常多的議題。這些議題事關重大,當然也可能無足輕重,就像上述那些事情一樣,可大可小。但你完全忽略時,就像電影中的老教授華特一樣,表面上工作與生活忙碌充實、令人羨慕,但實際上就是全然麻木了。


(段落標)蛻變之作!
編導這部令人驚豔且深思的電影的人,是原本在滿多好萊塢電影演出配角的演員湯瑪斯‧麥卡錫。他在2003年推出首部編導作品《下一站,幸福》(The Station Agent),有滿不錯的口碑,在日舞影展勇奪三項大獎,也橫掃美國和國際各影展,並被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十大影片。可是我沒想到他的第二部自編自導作品,會有如此大的蛻變――它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傑作。

《幸福來訪時》的主角,是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教授華特,研究方向是全球化經濟。有一天系上要求他去紐約代同事發表論文,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父母留下來、位於紐約的那幢公寓。一回到這幢老公寓,他卻發現公寓裡面住了一對移民情侶。這對情侶分別從中東和非洲來,由於被黑心仲介欺騙,而住進華特的公寓裡。


劇照提供/雷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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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演:湯瑪斯‧麥卡錫(Thomas McCarthy)
片名:《幸福來訪時》(The Visitor
出品年 分:2007年
台灣上映時間:2009年9月(雷公電影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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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電影與本文作者
安傑樓的個人部落格「斯人讀舒適」


Saturday, 05 September 2009 00:00

謊言文化中的誠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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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隱藏的事都會被揭發;秘密的事也會被洩露。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話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聽到;你們在密室中的耳語也會在屋頂上給宣佈出來。」
~ 《聖經.路加福音十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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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30年前,我曾前往瑞士的蘇黎士,有天接待我的神父有事情,便讓我自己在市區四處參觀。我本來想撘公車到某處,卻發現一張公車票居然要一瑞士法郎。當時,一瑞士法郎等於台幣二十元,而在台灣搭乘公車不過要三元,二十元已經足夠我吃兩餐。因為在此之前,我都是和神父一起行動,公車票錢都由神父支付,我完全沒想到坐公車居然要花那麼多錢。

瑞士的公車並未配備查票員,司機也不會檢查乘客是否買票。上車購票,全憑良心。為此我十分掙扎,一方面覺得票價實在太過昂貴,不想買票。一方面我也在想:「我身為一個牧師,不買票交待得過去嗎?」就這樣,我在公車站前反覆思量,這中間早已不知過了幾班公車,等車的民眾甚至忍不住問我,是否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不知道,我的內心正陷入天人交戰。

就在我足足考慮了兩個鐘頭後,我做了決定:我不要買票。於是下一班公車到來時,我馬上跑了上去。沒想到才剛站好,就發現眼前標示寫著,未買票的人被抓到,要罰一百倍票價。我嚇了一跳,立刻匆匆下車。後來我跟神父提起這件事,神父告訴我:「還好你下車,你要是沒買票被抓到,隔天蘇黎士報紙頭版新聞就會是『台灣來的牧師坐車不付錢被抓』」

後在我在維也納台灣同鄉會的聚會中,與旅奧的台灣朋友說起這個故事,沒想到幾乎所有人都笑了起來,他們告訴我:「牧師,我們也是來了大約半年,才學會買票。」原來,奧地利坐車買票的方式也與瑞士相同,多數台灣人初到此地時,都坐覇王車,直到半年後「才感到羞恥」。
回想起這件事,我覺得這種不誠實的文化和我們的教育、生活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從小教你騙到大
在台灣,我們稱工作為「騙吃(台語)」,如果有人稱讚對方:「你這份工作不錯喔!」時常會聽到對方回答:「沒啦,不過就是騙吃騙吃」。此外,我們常聽到父母一談起教養孩子的方法,便說:「囝仔嘛,就是要給他騙一下!」如果孩子哭了,也很少有父母願意瞭解孩子哭鬧的真正原因,反而時常會恐嚇欺騙孩子:「再哭,警察就來囉!」甚至更誇張地還會說:「虎來了,別哭!」可是台灣哪來的虎呢?這不僅是恐嚇孩子,用得還是虛假的謊言。

而孩童上學後,課本中同樣充斥我們的國土不僅及於中國還擴大到外蒙古等不實內容。加上不論是家庭教育或是學校教育,整個台灣社會都是以功利為導向,注重成績和競爭,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點誠實教育。於是多數的孩童在被欺騙的不安中成長,而後逐漸將欺騙、說謊視為理所當然。欺騙在文化中生根,人們就很難聽到實話,人與人之間也會缺乏互信。

難以欺瞞上帝
西方文化卻不同,自從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國教化後,基督教信仰和歐洲文化及生活已密不可分。雖然這並不表示西方社會就不存在欺騙。但大體上他們比較重視誠實的價值。這是因為在基督教教誨中,誠實是相當重要的德目。

由於基督徒相信上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所以認為人的心思與所作所為都無法隱瞞上帝。記得有次我受瑞士白冷差會邀請前去訪問,那時正值寒冷的雪季,某晚我和神父前往觀賞歌劇,歌劇結束後神父開車載我回修院休息。我急著上洗手間,因此不斷催促神父開快一點,可是即使經過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神父也必定停車再繼續前進。我實在受不了了,忍不住抱怨:「根本沒警察也沒有人,為什麼不直接開過去?」神父聽完後居然生氣了,他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來,轉頭問我:「盧牧師,你是否相信上帝?」我當然回答是,他接著說:「那你怎麼說沒有人在看?上帝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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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5 July 2009 09:56

台灣印象對照記──放輕鬆,作菜可以更隨性

受訪者
Fernando‧秘魯‧男
業務專員
2005年來台

訪談內容

我在秘魯時,因為工作的關係,認識了一位台灣朋友,聽他說過一些台灣的事情,所以覺得台灣的生活很不錯。後來,我決定到海外讀書,剛好我父親看到台灣駐秘魯代表處正招募外國學生來台念MBA,便問我:「Fernando,這機會看來不錯,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來說,亞洲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地方,我也覺得台灣是通往中國或其他亞洲地區的跳板,可以在這裡尋求更多事業上的機會。當時我另外申請到法國及西班牙學校的入學許可,不過都沒有拿到全額獎學金,雖然台灣也沒給我獎學金,不過和法國、西班牙比較,這裡的生活費便宜許多。考慮到經濟、未來發展性,加上朋友之前給我的印象,我便決定來台灣求學。


為了先了解台灣,我翻閱了一些資料,知道了高雄、台南、台北101。我的日裔朋友知道我的決定後警告我:「小心喔,Fernando,台灣跟很多亞洲人一樣,很規矩、很用功,你確定去那裡念書沒問題嗎?」可是我喜歡接受挑戰,加上我高中時成績非常好,總是第一名,打敗了另一位老是與我競爭成績的華裔同學,所以我一點也不害怕。真要說有什麼顧慮的話,大概就是有點擔心不適應「很規矩」這件事。後來,果然因為對「規矩」的認知不同,讓我在離校工作後跟老闆有一些不愉快,也因而感受到文化差異帶來的衝突。

在公司,我負責拓展美洲方面的業務,為配合當地的時差,我會將上班時間往後順延兩個鐘頭。然而老闆認為我應該和其他員工一樣時間上班,並自動加班應付我工作上實際的需求,我認為這種作法並不合理而且缺乏彈性。

我覺得台灣人在很在意工作要有一定的規矩,凡事都一步一步照規矩來,害怕不依步驟就會出錯。在某一個時刻上班,就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如果一套舊有的方法或步驟可行,縱使得到的利益不大,台灣人也不太願意嘗試可能帶來更高效益的新方法,因為擔心不同的作法可能失敗並帶來損失。不過現在我和老闆已經取得共識,他知道我並不會因為比較晚上班而影響工作,就不再管我上班的時間。不過台灣人守規矩、缺乏彈性這件事,還反映在各種生活細節上。

例如當我做飯時,往往比較隨性,我的台灣女友常常念我:「Fernando,你怎麼可以沒有先洗這個菜?」「Fernando,你怎麼沒有把菜切好?」怎麼沒這樣、怎麼沒那樣。不只是她,我也聽過其他朋友抱怨女友嫌他們做菜方式不對,只要沒按照特定步驟做菜就很緊張。

可是做菜為什麼要有一定的方法?嘗試變化不同的方式,說不定能試出更好的口味。但是我的女友擔心,只要其中一個步驟沒照預設的規矩來,菜就可能變難吃,變得不像她原先期待的味道,她不希望冒味道可能變糟的風險。其實就算菜的口味不如預期,又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喝酒的習慣上,也可以看出台灣人對脫離秩序的顧慮,關於這方面,我覺得台灣人比日本人或韓國人更保守。在秘魯,我們很習慣飯後來杯小酒,有時是啤酒,有時是其他的酒。我認識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多半也愛喝啤酒,不過台灣人飯後比較習慣喝茶,往往會拒絕喝酒。我猜這是因為台灣人害怕酒後失態,總是擔心不小心喝醉後,會出現丟臉的行為;又或者擔心會影響到第二天的工作,妨礙原先的計劃,所以沒辦法放鬆享受。

又例如吃午飯,我常覺得我的同事吃飯非常趕,常常在十五鐘內解決掉一餐,然後急急忙忙回去工作。在秘魯時,即使在上班,我們也會花一到兩個鐘頭吃午餐,讓自己放鬆一下。但是我的同事,好像總是擔心事情做不完,怕他們無法完成預訂的計畫。

以上這些事情,都讓我感到台灣人很認真、很規矩,但也很怕冒險或承擔創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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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3 May 2009 01:14

影評:亞美尼的記憶-《雲雀山莊的情人》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同文化、信仰和習俗的人群與團體之間,經常透過文化散播來往互動。這樣的接觸有時以通婚或交易的和平方式進行,有時卻以暴力野蠻的手法發動戰爭侵略。此中以「genocide/extermination」(滅種/撲殺)最為激烈,其目的就是有計畫地消滅非我族類的異議份子。

《雲雀山莊的情人》以阿瓦奇安家族的生離死別,牽引出一個民族經歷腥風血雨的滅絕過程:鄂圖曼土耳其官方由於與俄國戰爭長期挫敗,亟欲找到出口宣洩怒氣,便把矛頭指向社會弱勢團體──亞美尼亞人,認為他們是控制國內經濟、與敵國私通的反叛族群,非得立刻殲滅,以絕後患。

於是,土耳其官方操作族群對立,轉移土耳其人民對戰敗的注意力。而該國基本教義派也塑造「必得嚴厲懲罰異族,以維護國族純粹與尊嚴」的集體意識,使亞美尼亞人瞬間成為「鄂俄戰爭」失敗的代罪羔羊。


喪親失貞失去生命
土耳其軍方對所有亞美尼亞男性,不論老少,一律當場刺殺。屠殺中倖存的亞美尼亞女性則在土耳其軍方安排下,流放到荒原之境。在遷徙過程中,土耳其軍方除不讓這些女性進食與飲水,以「適者生存」法則淘汰身體羸弱者;沿途若有人脫逃,抓到則先施以火刑,後以斷頸處置。

儘管途中許多女性為圖溫飽,提供土耳其軍人性服務,最終這些抵達目的地的女性,還是慘遭集體屠殺。由此觀之,亞美尼亞女性先遭喪親之痛,而後經歷長途跋涉、貞操失守,最後被集體殲滅,命運比同族男性更為悽慘。


自大偏執釀成悲劇
每一個團體或社會,都有某種程度的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這種傾向往往造成對他人文化的偏見(prejudice)或歧視(discrimination)。

回溯上個世紀人類歷史三大滅族慘案: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滅族、納粹對猶太人的殺戮,以及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都是由於人類的自大與偏執,導致良知被民族主義專橫信念遮掩,才造成這些永難抹滅的傷痛與悲劇。

以亞美尼亞屠殺為主題的電影,除了《雲雀山莊的情人》,尚有父母親是亞美尼亞人、祖父母是屠殺事件受害者的加拿大導演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作品《A級控訴》(Ararat)。

該片以冷靜客觀的角度,跨越種族和世代追溯過往種種,對選擇「承認」還是「逃避」作一論辨;而《雲》片導演塔維安兄弟則運用豐厚的戲劇元素,讓我們以一顆沉痛的心面對這段被遺忘的歷史,並哀悼這些受難者。

艾騰‧伊格言曾說:「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土耳其當局仍在否認。不承認,就等於延長仇恨,成為永遠的痛……」唯有勇於承認過去的所做所為,才能避免再犯同樣的錯,也才得以讓受難的族群走出民族滅絕的傷痛。


劇照提供/聯影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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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雀山莊的情人》(The Lark Farm)
導演:塔維安尼兄弟(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
出品年 份:2007年
台灣上映:2009年5月(聯影/聯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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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4 March 2009 05:43

在大國神話的年代--

幸好還有一個劃地自限的小地方

大國崛起之外,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並不太久以前的場景。
20世紀最後十年,高達3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中國,一股樂觀預估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國熱逐漸成形,人們似乎相信,在西方已呈現疲態的當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即將在亞洲得到延續。關於這整起事件的想像高潮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大國崛起」中定調,這系列耗資鉅大的12集紀錄片論述自葡萄牙、西班牙以降的大國興衰史,順理成章的,中國就是下一個現代盟主的接班人。
2006年11月,央視在電視台夜間黃金時段播出這部影集,中國以傲人之姿正式向各方暗示自己即將接續美國的地位成為現代史上第十大世界超級強國,影片播出之後的確也引起各國對於該片熱烈討論。但就在與此同時,蘇打綠樂團啼聲初試的歌聲在台灣全島爆紅開來,歌詞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其實:
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
唱著人們心腸的曲折。(註1)
我們應當這樣觀察,較早經歷現代資本市場洗禮的台灣社會已經隱約凝聚一股另類的「小勢力」。當對岸的大國神話醞釀之時,標誌著台灣現代領域公共性的「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已經信心十足地以小為志業:
(字體與本文不同)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為了更瞭解彼此,所以希望有一個新聞平台,交換大家在各自的小地方發生的重要事情,因此我們在2004年底成立了「小地方新聞網」。(註2)
「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簡單不過的句子,將新聞之眼拉到了更遠的地方,生活在每個小地方的你我更是值得被關注的主體:古法醃製的阿嬤蘿蔔、農曆年大肆張揚的么三六賭攤、辭去教職薪水縮減十倍的有機農業推廣者……,還有數不完的小事件、小人物。這種以小博大的創站宗旨,誠懇慈悲地重新界定現代人的生存感。在這個宗旨下,這時期的「小地方新聞網」主要由「上下游文化工場」擔任主要的編輯工作,旗美社大協助彙集並整理稿件,由生活在島嶼各地的寫手們擔任觀察員,每個月定期提供稿件在網站上交換分享。
2004年開站以來,小地方的文章寫山寫海、寫城市寫鄉村、寫舊居戶寫新移民、寫自然生態寫人文環境……
寫著島嶼上人們心腸的曲折。

什麼才是真實的?

我們不會忘記台灣電子媒體無時無刻標榜著第一手、及時、現場的SNG車帶來的噩夢。作為小眾傳媒,小地方沒有高科技機器製造出來的live新聞,但有時候,我們觀看一個事件需要更多現象之外的東西。也許不是戲劇性的英雄悲劇以及和樂大團圓,卻是起源於很久以前、正在發生,以及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未來應該怎麼辦的事實。
原住民議題一直是小地方網站關注的領域,不論是親自採訪或是轉載文章,這部分基本稱得上耕耘有成,從溪州部落拆遷抗爭、山海文學獎文化傳承到原住民部落大學建立部落主體事件,小地方補充了原住民從部落流浪至都市邊緣的生存史、跨界漢語創作的文學內部難題、回歸部落文化的多重考驗掙扎。
但有時候,很多事情是在更早以前就發生了,能幫助我們懷想傳統的還有祖靈的歌聲,2007年,小地方網站詳細報導了陸森寶紀念音樂會與原住民民歌發展的淵源。在招待天皇之弟的音樂會上,這個偉大的卑南族音樂靈魂曾被公開介紹:「他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漢人,是真正的臺灣人!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強,他的名字叫 baliwakes (巴利瓦克斯)!」
當我們今天在主流媒體上看著胡德夫搭配著流行樂團在海邊舉辦露天搖滾演唱會,我們似乎忘記了在很久以前,陸森寶就這樣傳唱著台灣的海洋。
同樣身處於這個「國家」的我們,是不是也該了解或感同身受這些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每天賴以生存的土地與家園,為什麼被剝奪走了呢?(註3)

台灣社會對於「小」的承認與追求,其實是可以有多層次的價值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小」的追求,就是人們轉換視角「以管窺天」,把野心放小,具體的在可親可愛的範圍內刻劃生活,細膩的一筆又一筆,生命於是因為乘載更豐富的歷史記憶而趨向真實有意義。從這個角度,小作為一種可親可愛的真實,其實也就是最適合台灣優勢的精緻生活。
在資源不豐、主流價值強勢的挑戰、工具理性無限擴大的年代,幸好還有一個畫地自限的小地方。
註1:蘇打綠〈小情歌〉專輯歌詞,2006。
註2:小地方新聞網改版宣言,2008年。
註3:小地方〈都原,都市邊緣〉一文引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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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02 February 2009 19:34

阿啄仔學台語

民國五十七年,阿啄仔(註)第一次住在台灣,只學了一句台語──「我m̄知影」。那時候,阿啄仔在台大「史丹福中心」學國語,和所有外國人一樣,住在小中國所在的台北──話說當時的台北,彷彿是國民黨經由想像建立的小中國。我的老師多半是北平人,一直說北平如何比台灣好。房東則是上海來的商人,家裡講的是帶很重上海口音的國語,阿啄仔和老師們總是模仿他們,笑他們「不標準」的國語。
和今天的中國一樣,當時一聽到美國人講國語(那時候在台北,「美國人」和「外國人」是同義詞),台灣人立刻會有所反應。記得有一次,阿啄仔在碧潭橋頭逆流游泳,順流來了三個年輕男人,划著獨木舟。阿啄仔有點擔心他們沒注意到自己,就從水面下大聲喊:「小心!」船划過去的時候,阿啄仔聽到他們對自己說:「你的國語講得很標準!」
我們那時雖然一直笑國民黨的口號,如「消滅萬惡毛賊,實現三民主義」、「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當然沒說「解放」),又笑他們反對匪諜的宣傳(二十年後忽然想到,民國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一定有了匪諜),但我們還是只把台灣當成小中國,沒觀察到有台灣這個地方的存在。
台語是一種非常難學,甚至是外人學不到的方言,連言語中所指的是男是女,都不能分辨。除了「我m̄知影」以外,當時要聽到台語,簡直像是洋人看京戲──在那時候的台灣,可能得說是「洋人看平劇」,因為「京」字是共匪的話,意指中國北方最大的城市。
儘管阿啄仔有這樣的背景,但當時誰想得到,沒幾年以後,竟出現了一個學台語、會台語、愛台語的阿啄仔?可是,這個變化不久就形成了。

覓得良師事半功倍

阿啄仔在民國五十八年夏天決定攻讀人類學博士,而且,要跟著老師選擇台北縣三峽為田野工作的地點。所以民國六十年夏天,阿啄仔回到台灣做第一次田野工作。那時阿啄仔還不會說任何台語,訪問鄉下人只能說國語,再請台灣福佬助手翻譯成台語。不過呢,因為每次訪問的內容都差不多,阿啄仔逐漸能說幾句台語,如「恁兜拜祖先,拜幾代?」或「恁老爸(或老母、阿公、阿嬤)叫做啥仔名?」奇怪的是,一般日常會話阿啄仔幾乎都不會說,學術方面的用語更不會,只會說這些。
之後,阿啄仔知道自己要長期在台灣做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那時在史丹福中心,有一位很著名的台灣歷史學家──王世慶先生,他同意教阿啄仔講一點台語,於是阿啄仔每個禮拜去他家上兩次課。
但是,到底怎樣學台語最好呢?阿啄仔沒有任何教材,所以自己想辦法:每次上課前,阿啄仔都先用中文寫詞彙單給王先生,讓王先生可以用台語單字核對。而且,王先生kā guá教台語,kap別ê老師無仝款。比如說,阿啄仔寫「地方」,一般的老師會給阿啄仔念「tē-hng」,讓阿啄仔以為用台語說「place」要講「tē-hng」。但是王先生給阿啄仔說,台灣人不說「地方」,攏講「所在」。聽了王先生的解釋,阿啄仔就會用自己發明的拼音法,在單子上寫「suotsai」(sóo-tsāi)。過了幾個禮拜,阿啄仔開始和王先生進行簡單的對話。民國六十一年,阿啄仔帶牽手ka查某囝仔轉來台灣,台語已經有一點基礎。

常聽常說進步長足

可是,開始做田野,阿啄仔訪問人,還需要請人翻譯。而且,莊腳人彼古,大部分不識華語,如果是會曉台語以外e語言,大概是日語,ma認為外國人e日語一定比台語卡好。有一次,有一e庄內的老酒鬼,一聽到阿啄仔學人類學,就說:
「人類学を勉強して?山の中に住んでいて人を『生番仔』と言わない。」(你學人類學?不要把住在山裡的人叫做「生番仔」。)
阿啄仔足客氣kā問:「何と言うて良いですか?」(要叫什麼才好呢?)酒鬼講:「高山同胞。」每天講,每天聽,阿啄仔開始有進步。
後來發生兩件大代誌,攏幫助阿啄仔學擱khah緊。第一是翻譯e少年家去讀大學,找別人找無,只好自己做訪問。第二,查某囝仔破病足濟擺,驚寒天會khah嚴重,牽手kā伊娶轉美國,阿啄仔足稀微,愛人作伴,所以就愛去找住ti庄內ê人,台語越學越緊。
阿啄仔記ka足清楚,六十一年正月時仔,有一陣仔天足寒,暗時仔阿啄仔住ti厝內寫筆記無伴,想beh出外口找人作伴。看隔壁間ê門ti開,內底有幾落ê老歲仔坐ti hia te講話。阿啄仔坐落去,開始惦惦仔聽,過一陣仔開始插嘴。Buē記li講外久。想起來,老歲仔講ê大代誌,攏是這ê所在ê古早ê大代誌,講ê人攏是已經過身e人,但是阿啄仔竟然全部攏聽有,阿啄仔ê台語會凍講是已經出業。但是可能kan-na高中出業,因為布袋戲猶原無啥會曉聽。Khah無采e是,後來阿啄仔轉去美國,這方面就khah無進步,布袋戲kan-na會曉聽一半。

鼓起勇氣克服自卑

那麼學語言的藝術在哪裡?阿啄仔認為,學語言的關鍵並不在藝術,而在其他幾方面──其中一項無疑是天賦。阿啄仔認識很多人,雖然他們的腦筋都很聰明,學習的態度也都很認真,但他們卻都特別不擅於學外語。阿啄仔年輕的時候,很瞧不起這些人,以為他們可能在態度或能力方面有弱點。但是,後來阿啄仔逐漸發現,缺乏學外語的天賦是無奈、永遠改進不了的事;而且我們有學習外語天賦的人,應該同情那些沒有外語學習天賦的人。
不過,說實話,養成這樣同情的態度很難,因為學外語那麼好玩,那麼容易,那麼有用,你真的學不會嗎?或者只是不敢學?或其實是因為必須透過精神分析才能發掘的理由,而不願意學外語?阿啄仔應該坦白,對沒有語言天賦的人缺乏耐心與同情,是阿啄仔自己的倫理弱點。
除天賦之外,阿啄仔認為成功學習外語,有一些自己可以控制的原則。第一項原則對任何人學任何外語都有效:千萬不要怕講錯。學外語一定會犯錯,如果犯了錯,最殘忍的後果會是甚麼?別人會笑他們嗎?笑是表示快樂的行為,學外語的人講錯,通曉這種語言的人笑,並不代表他們看不起學外語的人。別人會誤解學外語的人言語中的含義嗎?這還比學外語的人像啞巴,不給通曉這種語言的人可瞭解或可誤解的意思來得好呢!最殘忍的事可能不在通曉這種語言的人的反應,而在於學外語的人內心的自卑感。但這樣的自卑感不僅完全能夠控制,而且是一定要克服的事。願意學好外語的人一定要控制它,克服它,不然一步都不能進。

獨門絕活打開世界

第二項原則是專業性的原則,只對非語言學家的外國人學台語才有效:最好不要看課本,而且不要學台語聲調制度,因為這種制度太複雜。阿啄仔有一個朋友,也是美國的人類學家,他花費了很多心力學台語,最後還是失敗,只能說:「我聽無。」這位朋友說國語還可以,阿啄仔認為他的錯誤在於把台語讀成一門課,用課本背台語有幾個聲調(六個或七個,阿啄仔buē記e,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福佬人也不清楚):他努力背哪種聲調在那種上下文變成哪種聲調,講起話來像樂團指揮,兩隻手揮來揮去,但幾乎說不出任何能讓人聽懂的聲音。
第三項原則是最廣泛的原則,也是學任何外語的所有人都應該注意的原則:多說!多看!多聽!多寫!外語是打開另一個世界大門的鑰匙。但是這柄鑰匙要是不用,鎖很容易卡住,導致大門不好開;鑰匙放久不用,鎖更會生鏽,讓那扇門更難開。
可惜的是,一般人無法學阿啄仔學台語的方法。阿啄仔的學習方法是個人的、獨一無二的,很難轉給別人用。阿啄仔認為,學外語並不是藝術,而是工具,是技術,是歡樂,也應該算是義務。阿啄仔只希望每個人都能培養自己的學習方法,都能夠像阿啄仔一樣,體驗學外語的歡樂,使用外語為工具,並培養學習外語的技術,讓自己能夠打開不只一個世界的大門。

註:根據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阿啄仔」讀音為「a-tok-á」,意指「老外、洋人」。因洋人鼻子高挺,故以「啄」(tok)代稱洋人。通常寫成「阿兜仔」或「阿斗仔」。



本文亦見於2009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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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0 January 2009 21:59

學外語是一種遊戲

在陌生的音節語調裡,我想像自己被注進了新的靈魂。
翻越那重重的人際與文化之牆,
我聽見那屬於全體人類、抑揚交錯的美妙交響曲。



Friday, 30 January 2009 07:18

辭典的時光隧道

在語言多樣的今日,我們需要辭典,更需要完備的辭典。《利氏漢法辭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最大型的漢法辭典。這部辭典宛如一棵樹,樹根的一端伸向法文的沃土,另一端探進中文的沃土,同吸取雙方的養份。我們越吸收這部辭典的語言養份,我們將越懂得創造人類維度中文化、精神與藝術的高峰。

魏明德 撰文

如果世上只存在一個語言,或者說,面對語言的多樣性,我們拒絕聆聽他人的語言,我們不需要辭典。這般兩極的情況,在巴別塔的神話中,有著一致的闡明。
相反地,辭典的出現,是進入語言演進所做的一種賭注,同時證明了一個重要的體驗:溝通並不代表放棄母語,更不是棄絕滋養雙方思想的智慧。相反地,雙方在語言與語言間做出一種賭注,因為思想的引入、豐厚,方能在彼此的交流、推進中,品味真理的味道,就像品嚐美味的果實一般。

曲折路上結碩果

回想《利氏漢法辭典》(Dictionnaire Ricci, Le Grand Ricci)委員會最後召開的日子,似乎無法為工作列車踩煞車。那時的會議室在一間屋子裡,正對著一座園子。整個會議過程進行得相當困難。大辭典的工程在動工四十五年後,整個計畫近乎難產,甚至面臨無法結束的地步。最後我們要做的決定,全是最具爭議的議題。
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到園子走走,面對所有種種的複雜問題,不禁心生氣餒。園子的中央長著一棵雪松,我在這棵樹前面駐足片刻。我欣賞著它樹身的伸展,枝葉的多采,品味著和諧的味道:它一筆線垂直地伸展,同時伴隨著組成一體無數豐富的細部。那時我想,這般的工程如此豐繁、完美、自然,直達頂峰;而我們可憐的大辭典,儘管也是相當豐饒,卻歷經苦痛,在極為曲折的情況下成長。
仔細想想,這番體驗令我稍感寬慰,因為若要形容辭典工程的推動過程,我找到一個貼切的比喻:這部雙語大辭典宛如一棵樹。它像兩股巨型的根,一端深入法語的沃土,一端探進中文的沃土,同吸取雙方的養份。這份沃土是語言、源流的沃土;它是中文字義的多樣性,隨著幾世紀光陰的沉澱菁華;它是法文敏銳與精準的高度展現,網羅住中文用語最細膩的表達。如此,大辭典立於高峰之巔。所謂高峰,說明了人類思潮在語言地平線的開拓,藉由字彙與用法的獨特性,顯示出人性的普遍性。大辭典的枝枒垂著人類文化智慧結成的美味果實,等待讀者採收與品味。

文化交流歷史見證

利氏學社是為了紀念利瑪竇(Matteo Ricci)成立的機構,寄望延續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西元一九九九年,利氏學社先推出《利氏漢法大字典》(Dictionnaire Ricci de Caractères Chinois)。
這本字典以大型開本問世,透過三千六百頁呈現漢語中「字」的演變:從甲骨文、金文到最新的演變,共收錄一萬三千五百個單字。凡是好奇翻閱這本辭典的人士,不難發現內文中發音為「ㄊㄤ」者,最為常用的是「湯」,本是做青銅的合金,後做「熬」;一開始先是被引用作為動詞,意為「用滾水洗」,再被引用為「晃盪」,而後出現「放蕩」之意。這一個字同樣還能用來表示醫學的湯藥,或是碉堡的護城河。因此,這部辭典雖然表面上看來頗為嚴肅,實際上可找出一連串的字謎遊戲、古怪的詩,以及智慧的諺語。這本大字典可說集合漢語字、中華精神面貌以及中國觀的百科全書。
《利氏漢法大字典》是《利氏漢法辭典》的序曲。《利氏漢法辭典》計有七冊,不僅僅匯集了漢語單字,更收錄三十萬組漢語字詞,達一萬兩千頁,重十五多公斤。《利氏漢法辭典》正好是一段文化交流的見證,這段歷程要回溯到四百多年前。
從「簡短的歷史」來看,《利氏漢法辭典》是耶穌會傳教士與所屬研究員,花費五十多年的心血所完成的成果。從「長遠的歷史」來看,耶穌會傳教士從一開始即表現了對中華文化、語言與文學的愛好,這般熱情很快就藉由辭典的編纂傳達出來。早自西元十六世紀末,利瑪竇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早已開始用心地比較中葡語言用法的異同。第一本漢法辭典是西元一六二六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神父研究的成果。而最有名的法漢辭典是西元一八八四年由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神父所出版的《法漢辭典:漢語最常用的慣用語》(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共計一千二十六頁。顧賽芬神父另外又出了兩部辭典,同是今日漢學家研究的參考資料。

煙硝戰火不眠不休

西元一八九九年,戴遂良(Léon Wieger)神父出版《中國字:字源、字形與辭彙》(Caractères chinois: étymologie, graphies, lexiques),可說是《利氏漢法辭典》的祖先。傳教士對辭彙的研究熱誠似乎無法遏抑,西元一九○四年,德貝斯(Debesse)神父出版《漢法小辭典》(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即使在中國史上最混亂的時期,陶德明(Charles Taranzano)神父還是在西元一九三六年出版《數學、物理與自然科學字彙》(Vocabulaire des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physiques et naturelles),以兩大本問世。
漢語持續演進,加上考古上的新發現增進人們對古字的瞭解,使得耶穌會傳教士在編纂辭典的路上不斷往前推展。中日戰爭期間,杜隱之(André Deltour)神父以及巴志永(Henri Pattyn)神父進行中法對照辭典的編輯工作。在同一個時期,匈牙利馬峻聲(Eugene Zsamar)神父構思了更驚人的計畫,他預計把辭彙的資料庫用百科全書的方式,編輯漢語和五種外語辭典:計有匈牙利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以及拉丁語。西元一九四九年後,這樣的計畫若沒有耶穌會士不眠不休的投入,實在難以持續。同年,馬峻聲神父與杜隱之神父在澳門會合,帶著兩百本烽火中搶救回來的辭典。

漢法團隊綻放異采

五組的語言研究團隊先在澳門動工,繼而移到台灣。三十幾位耶穌會士,和二十幾位以中文為母語的合作研究員圍在轉動的圓桌前工作,桌上堆滿了各種參考用的字典。他們先從漢語辭典著手,格外具耐心地切割、整理漢語的定義,並依照翻譯成的語言,重新編排各種外語的詞彙。他們匯集兩百萬張字卡,分門別類放在紙盒裡。修改的過程透過不同的團隊交錯進行,同時組織得法。然而,這樣的工程還是比原先預期來得浩大。期間,有的神父過世,遇到財源匱乏的困境,還有不少耶穌會士轉向牧靈工作。
在甘易逢(Yves Raguin)神父沉著的領導下,漢法辭典團隊是最為穩定的團隊;一九九八年,甘易逢神父八十六歲在台北的隆冬過世,但仍有五、六位耶穌會士忠誠地留守職位。其中最有名氣的,莫過於雷煥章神父(Jean Lefeuvre),他是世界級的甲骨文研究專家,一直在甲骨文研究領域扮演活躍的角色。
儘管辭典的工作拖延不斷,也歷經低潮時期,七○年代還是出現初步的成果。一九六六年,台北利氏學社在甘易逢神父的領導下創立,他更新漢學研究的團隊,繼續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出版了兩本中型規格的辭典:《漢法辭典》與《漢西辭典》,油印版的《漢匈辭典》後來也如期完成。
八○年代末期,我們將《利氏漢法辭典》轉到電腦,我們得以編輯越來越龐大的資料庫。在趙儀文(Yves Camus)神父的推動下,我們將匯集的索引與字彙分為兩百個專門學科,分別為太空學、佛教、物理、動物學等等;巴黎利氏學社主任顧從義(Claude Larre)神父為這些專門學科邀請漢學家組成團隊,一步步進行校對工作。電腦檔案的資料在十年期間,不斷在巴黎與台北兩地往返,我們動員了兩百位專家與漢學家,一直修改到最完美的境地。西元二○○一年,正是利瑪竇定居北京的第四百週年,《利氏漢法辭典》終於問世。

發現差異尋找意義

辭典從無到有過程中,我們深深體會到根源與高峰是最重要的事。文化根源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普遍性的思潮或是創作不是來自語言用法與歷史兩者的獨特性。就高峰這個問題,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繼詩人賀德琳(Hölderlin)之後表示,雙方必須立於高峰與高峰才能做出最好的交往,因為在一定的距離之下,比起凝聚雙方共同的高度,空間阻隔雙方的因素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沒錯,辭典是我們進行的「基礎」,從獨特性的長期整理出發。然而,辭典是一部能夠提出一個哲學視角的作品,因為它證明了「追求真理」並沒有與「追求溝通」相背離,而首要之務在於語言間的溝通。
一旦我們願意溝通,我們必須觸及不同文化的字彙中所隱藏了不同的智慧與世界觀,我們必須知道不論是生活用語、社會結構、人與自然的關係、邏輯思維等等皆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對於同一個字彙,漢語、法語或是匈牙利語的表達都不一樣。因此,我們必須從不同文化再次檢視並欣賞雙方所擁有的資源,並且「發現」雙方文化的差異,以及不同文化資源的多元面貌。當我們從字彙去思索彼此的差異時,這個過程中自然產生「意義」。
運用辭典的過程中,我們更將發現當代與傳統的不同,並透過他方文化的語言與眼光,我們投入對自身的傳統資源「質疑」、「詮釋」與「再發現」的過程。在這般一重塑的過程中,我們得以重新建立個人的歸屬與價值觀,朝向高峰發展。

沃土深處樹端滋味

辭典是活的,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演進,辭典也隨著時代有了新的面貌。《利氏漢法辭典》簡體版如今在北京商務印書館與世人相見。未來,利氏漢法辭典的出版所匯集的資料,將因應新的技術,調整轉換介面到新系統,往後十年將朝向光碟版或是網路版的發行。

跨文化交流的目標,在於讓人更有人味。熱愛語言的人,想必能夠因為這份熱愛而說出自己的困頓、夢想、疑慮、欲求,並做出決斷。我們必須從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刻板印象中脫身而出,我們必須注意「全球化」是否簡化語彙與影像,無視於耐心的本質,抑制了根的生長。樹根探入沃土深處,樹梢才能生長至頂端。我們堅持將《利氏漢法辭典》出版工作進行到最後,顯示出翻譯是一項非做不可的工作。真正的翻譯是真正地喜愛與瞭解,這是跨文化交流的胸襟與生命。《利氏漢法辭典》所見證的不僅僅是一個已完成的工作,更是一個未來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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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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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0 January 2009 07:12

現代巴別塔

現代巴別塔--學外語的藝術

根據舊約《創世紀》記載,人類為傳揚自己的名,「免得被分散在全地上,」開始燒磚砌石,準備建一座通天高塔。上帝遂變亂人類的口音,使他們無法溝通,高塔於是停工。「多語言」因此成為神對人的懲罰,「巴別塔」象徵人類的狂妄自大。

2009年,全世界約有六千八百種語言(註)。但根據目前語言消失的速度來估計,到21世紀末,全世界的語言種類將只剩不到一半──現今語言消亡的速度是鳥類瀕絕速度的四倍。看來,要捍衛語言多樣性,可比維護生物多樣性更加困難。或許這正是巴別塔的奧祕──過去,上帝藉著多語言破壞了人類的計劃;今日,以千百種語言之磚搭建而成的「現代巴別塔」卻成了人們學習的天堂,與致力保存的對象。

於是,巴別塔不再是咒詛,而是祝福:多樣的語言,使我們得以透過不同的方式述說自己的故事,使各種文化、藝術與精神思想皆擁有獨特的表達面貌。語言的差異確實使得溝通變得困難,但即使是與那些和我們說著相同語言的人們,溝通又何嘗無礙?

新年的第二個月,《人籟》願與您共同展開「現代巴別塔」的探索旅程,並邀集各路旅伴,分享不同語境中的學習體驗以及翻譯文學家楊牧和林水福為不同語界的文學作品架設匯通之橋。而大型辭典的編纂者,為了人類彼此理解而付出最大努力,做出了最佳歷史見證。

對很多人來說,語言如同一項工具,但它的功能不應使我們忽視它的藝術性與美學意涵。語言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個殊異而美麗的文化,過程中充滿愉悅、挫折,更有數不盡的挑戰與驚奇──因為當我們進入一種文化,就像掉入一段戀情,任自己在其中轉化、改變、成長…

我們仍在建造的,至今尚未停歇。但它不是通天高塔,而是一座座色彩繽紛的橋。

圖作 Slavomir Valigursky (www.stockxpert.com)
圖作 Kriss Szkurlatowski (www.sxc.hu)


關於世界上共有多少種語言,說法紛歧。1979年德國語言學家的統計是5651種,根據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的評判標準來計算,約有六千八百種,其中有一千六百多種語言目前正面臨滅絕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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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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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October 2008 20:31

正確的冒險‧正確的時機‧正確的心態

十月份,我參與了一場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下屬的歐中企業領導力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ECCLAR)所舉辦的兩場研討會。第一場研討會主題爲「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真能提升中國企業業績嗎?」第二場研討會則是將焦點放在「領導力、心靈及共同利益」上。今天,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相信所有在場的與會者皆在心中提出一些早已預知但如今卻顯得更為急迫的基本問題,那就是:

什麼樣的價值觀與觀點可使企業領導者的風格更趨於重視社會福祉、更具負責任的態度並使自我更加圓滿?什麼是企業領導者的最根本責任及最佳特質?東西雙方世界是否可以透過互相學習來促進對企業倫理及經濟模式上更「心靈」層次上的實際做法?

當然,這種種問題雖無法立即得到一個明確答案,然而,無形中卻已塑造了幾點共識:(a)過去,經濟目的及利益的定義似乎都太過狹隘,只看經濟活動及其對自然界或公共領域的影響,卻忽略了對社會及個人真正幸福來源的評估及重視;(b)企業一向都缺乏一種使領導者能夠真正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展現同理心、洞察力及道德勇氣的「心靈」培訓;(c)若是能提出具創造力的詮釋,東方與西方在心靈方面的傳統必能加速轉變現有的領導階層模式。

在參與這些會議的同時,我也記得這些年來由利氏學社/人籟月刊所舉辦的幾次活動所帶來的意義,其中包括日前與臺北縣政府共同舉辦的文化對抗暖化研討會,以及今年在上海、去年高雄所討論類似主題的會議。透過這些活動,我的確看到了一條明顯的脈絡正在浮現: 這些年來,與來自世界各地、生活型態迥異的朋友們密切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地強調幾個重要信念。在這裡我回顧這四年來我們努力的過程,對我來說,某些理念實已透過這些重要行動完全被確認了。

--我們不斷地強調現今的世界經濟模式僅僅運用統計分析或只將焦點放在自然資源的運用,這的確是無法朝向永續發展的一項事實;並使人們的經濟認知受到挑戰;也提醒我們世界上多數的財富是由少數人所累積,然而卻有一半全球人口的最基本需求仍無法得到滿足,這之間的鴻溝亦日漸擴大。因此,我們必須重新以更人文與跨領域的方式來看待經濟活動。

--把永續發展與文化兩者結合起來將會對永續概念有更全面性的認識,且增添其豐富內容。這不僅表現出公民社會在重新塑造社會消費與生產典範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也展現出對生態及社會的擔憂並非是「保守派」態度,反而是一種提升創造力的方法,亦是試圖從我們的文化資源中尋找出創新的解決問題方式。

--一直以來,「心靈的力量」已被視為永續發展與文化多樣性的基石,如今更是迫切所需。因此,為了尋求並專注此研究方向,從2009年起,E人籟會將重點放在探討「心靈的力量」相關議題,特別對於在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各方面決策者,試圖提供一系列資源以協助發揮更敏銳的分辨力,引導他們走進內在生命,運用足以滋養個人與群體成長的方式去聆聽並做出正確決定。「心靈的力量」並非只提供少數者利益的高級品,而是一種達到「精神民主」的方式─也就是為建立完善、平衡及永續社群為前提,共同分享並持續累積有用的資源。

期待以E人籟做為溝通平臺的各地友人所連結起來的網絡,能匯集起更多文化與心靈資源的強化、分享及運用,並將之視為中心使命,這也是面對現今危機所急切需要的。

2008年11月

註: 上述兩場中歐企業領導力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ECCLAR)的研討會,皆與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CIBE)、歐洲SPES論壇(European SPES Forum, 比利時魯汶)攜手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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