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Social Changes and Challenges 變動中的華人社會
Social Changes and Challenges 變動中的華人社會

Social Changes and Challenges 變動中的華人社會

Here are materials that examine and assess the current issues that are influencing the Pacific-Asian culture and society.

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變動已經全面衝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與觀念。

 

 

 

Wednesday, 15 November 2006

School for migrant kids

Wang Yi comes from Xinjiang . Over the past years, he has been caring about the migrant works’ kids. So finally, he established a private school for these kids. Look at the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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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03 October 2006

台灣農村的變與不變

一輛輛的遊覽車駛入山林,帶來了人潮與觀光收入,
卻也帶來了垃圾、噪音、與粗俗的消費文化。
這樣的農村轉型,真是我們所要的嗎?

去年十月退休後,我在法鼓山做義工,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兼職,也繼續從事心愛的詩創作。今年二月,我到阿里山鄉的茶山國小,教小朋友寫童詩。這是我第二次到茶山村,對當地的發展與變動有很深的感觸。

來到茶山村

茶山村有三個族群:鄒族人佔百分之六十,漢人佔百分之三十,布農族則佔百分之十,三族相處得非常融洽。全村約有一百四十戶人家,四百多位村民,都是從外地遷來的,不是當地的原住民。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教會活動是村民的精神生活重心。這次到茶山村一個禮拜,我感覺回到小時候所住的農村情境。在這偏遠的原住民部落,村民以農耕為主,過著傳統的農村生活。村子裡聚落散布,每個聚落沒有幾戶人家,整個村子都是小朋友的遊戲場,東邊這家人認識西邊那家人,南邊這家人認識北邊那家人。
在茶山村,我每天為小朋友上一小時半的新詩課,下課後和他們一起打排球。雖然只有短短五天,小朋友的進步出乎我意料之外,第二天就寫出很好的作品,他們的詩展現了純真的童趣和豐富的想像力,一點也不輸給平地擁有多樣教學資源的兒童。請看以下三首詩:

蚊子就像超小型的護士一樣,帶著注射針,到處亂飛。[許庭皓]
紅原子筆每天都流著血,幫我們改考卷,真是要命。[方育翔]
月亮就像我們的媽媽,它穿著黑色裙子,衣服上還穿掛著一閃一閃的珠子,
真漂亮,它還會唱搖籃曲哄我們睡覺呢! [李妙微]

李妙微的月亮是平地小朋友寫不出來的:山上沒有光害,天空全是暗的,所以月亮媽媽穿著黑色的裙子,這時的星星在天空更顯得明亮,變成黑裙子上一閃一閃的珠子。平地的夜晚因為有光害,天空灰濛濛的,小朋友看不到黑裙子。

農業式微 狩獵禁絕

茶山村非常偏遠。這裡的朋友告訴我,公路未通以前,他們要走一整天才能到嘉義市,在那裡過夜、辦完事回來已是第二天半夜了。村子裡的傳統作物是小米、竹筍和梅子。小米是以前的主要作物,如今賣不出去,只能自己吃;竹筍和梅子過去有廠商收購加工外銷,最近幾年銷路不好,除了送到附近幾家餐廳,也運到一、二小時路程的地方賣,價格也比其他產地便宜。他們還生產一些茶葉,頂著阿里山茶的名號,價格還好。最近發展苦茶油,做得不錯,價格很好,一瓶大概可賣(台幣)八百元,但有些廠商從大陸進口苦茶油,只賣五百元,打擊當地苦茶油的銷路。由於無法靠農業收入養家,很多村民到平地打工,造成社區很多田園荒廢,至為可惜。
除了生產環境的改變,整個社經環境也改變了,和台灣其他農村一樣。過去,村民除農耕外還打獵,他們打獵是夠吃就好,不像現在非法獵人濫殺圖利,造成野生動物滅絕。當時他們出外身上隨時帶著獵刀,如今獵場被政府收回保護,沒獵可打。開村的老先生身上佩掛著一把摺疊式鋸子,茫然的眼神讓人看了心酸……

生態庭園處處可見

八年前政府(主要是農委會)推動農村再造,協助村民發展休閒農業,修築道路、蓋茅草涼亭、獎勵生態景觀,逐漸將茶山村建設成一個有特色的休閒農村。在前任村長李玉燕女士的堅持下,更帶動了庭園生態化。現在走在村子裡,隨處可見生態化的庭園,不像花木排列得整整齊齊的傳統花園,而像一座迷你的自然公園,這邊一簇花,那邊一圍樹,步道曲蜿,一眼見不到底,感覺非常自然,沒有工匠化的景觀。
李村長說,小時候院子都是菜圃,後來為了居家方便都鋪上水泥。八年前想打掉水泥地,還它一個小小的生態環境,但可真不容易。她自己以身作則做出一個生態花園,才慢慢有人跟進。現在連面臨小路的房子,就算只有一點空地,村民也會加以美化。這種社區轉型非常成功,在偏遠的原住民部落尤其難得,也引來很多遊客。
村子裡有十二家民宿,經營者都有生態景觀的概念,因此,我們看不到大型的民宿招牌,經詢問才知道哪家可住宿。村子裡也有政府輔導的「田媽媽班」(註1),田媽媽要考上丙級餐飲執照才能夠辦桌。她們平常種田做家事,只接受外面的預約供應餐點。她們的餐點也非常具有地方特色,使用的野菜食材得前一天上山採集(他們稱為打獵),很受旅客的稱讚。

劣質商業文化的入侵

觀光客進來了,錢進來了,村子裡的文化也起了變化。慢慢地,外面的生意人用速食的經營手法進入了這個村落,逐漸改變了村子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早上六點公雞開始啼,之後八點鐘,賣菜的小卡車從山下開到山上,用大喇叭播放流行音樂,赤剌剌的,村子裡每家都聽得到。KTV像癌症般,也在這寧靜的山村蔓延開來,這當然是應遊客的索求,真不知道不懂享受寧靜的人為何老遠來這裡喧嘩。為了迎接遊客,兩層樓的鋼架餐廳蓋起來了,巨大的招牌豎起來了,與山村景致完全不對稱,這些外來的劣質商業文化正在衝擊、吞齟著原本脆弱的部落文化。

「分享文化」無以傳承

我之所以那麼喜歡茶山村,主要是一句「我心喜悅」。這是前任村長李玉燕女士教我的。當我問她鄒族人的「謝謝」怎麼說,她說鄒族沒有「謝謝」這個詞,只有「我心喜悅」。她說:鄒族的傳承是分享的文化,例如打了山豬回來,不是自己家人獨享,而是與族人一起分享,分享的時候大家內心都非常喜悅,所以只有一句「我心喜悅」就夠了,不必說謝謝。這麼美的分享文化,現在仍在某些地方維持著。在鄒族人家的涼亭下,他們會掛串芭蕉請客,客人只要說聲「我心喜悅」,就可以享用芭蕉。
但是現在從山下到這裡來的遊客,是來消費,而不是來分享。遊覽車小姐會告訴他們:看到芭蕉可以盡量吃,那是不用錢的。於是遊客吃不夠還多拔幾根帶回去。最讓村人傷心的是,路旁他們種的一整排芭蕉,旅客竟一整串割下來放上車子帶回家。我的朋友說:我們的芭蕉是要分享的,但是遊客這樣做,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制止他。我心有所感,寫了這首詩:

掛起獵槍和獸囊,失去的獵場
刻在阿里山茶山村的村路旁
族人狩獵的原野
消失在時間的列車上
阿里山鄒族的勇士
成為無座位的乘客

六十年前我們的祖先來到珈雅瑪
承接一千六百年前滅族的TAKUPUYAN人的土地
十年前族人還常看到英俊漂亮的幽靈
幽靈只希望我們不要改變地貌
他們才認得路回家
現在看不到原始森林,村子裡蓋了鋼架的房子
我們看不到幽靈

茅草亭簷下一串串的芭蕉
從青掛到黃,不是賣的
掛著要與客人分享
台北來的遊客,幻想浪漫的夜生活
還將種在路旁的芭蕉用車載走

僅存的第一批移民,AMOTIBUSUNGU
肩上斜佩著一把短鋸子
茫然的眼神哼著古老的歌
遠望玉山神聖KUBA祭典所
種著雀榕神樹石槲蘭神花
敬奉小米酒,合唱著祭神歌
擔任口譯的李村長
不喜歡參加時間表格化的祭典
帶領著族人敲掉每家院子裡的水泥
還給蝴蝶和蝸牛一個個小生態
赤腳在草地上,用心靈的觸覺走向休閒農村
搖動泥土和空氣串成的竹節,喚醒遊客
分享的文化
讓族人的生活自然豐富

農村轉型的矛盾

村子裡大家都在討論,在外地帶來的衝擊下,如何把這個村子永續經營下去?在遊覽車業者主導的旅遊模式下,遊客來此進行快速消費,整車開進來、下車進餐廳、逛禮品店、上廁所、然後上遊覽車。遊客根本沒時間體會生態美化的社區,更不會欣賞分享的文化。
大家圍在火爐旁,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該如何讓遊客明白分享的意義?有人建議要教育遊覽車導遊,請他們向客人說清楚,雖然不用付錢,但要心存感謝,只能吃不能帶,要學點文化回家,也讓遊客吃得心安理得。也有人主張如今小朋友都說國語,快速學到外面的文化,慢慢會忘掉自己的文化,故維持特色文化來吸引旅客其實很難,因此他們主張把村子蓋漂亮一點,以自然工法將景觀弄好,把入山的道路拓寬,讓更多遊客進來。我在村子裡也觀察到,小朋友幾乎很少用母語交談。如果朝這方向發展,慢慢地部落寶貴的文化都喪失了,那旅客來看什麼?茶山村在阿里山半山腰,沒有好山好水,遊客來這裡做什麼?難道住在這裡看電視、喝酒、唱卡拉OK?
我不禁要問:這樣的農村轉型,得到的價值是什麼?往三級產業發展很好,但寧靜山區部落能永續存在嗎?台灣僅存的分享文化要任其絕跡嗎?以前政府強迫大家說國語,現在的市場價值卻引誘他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到底原住民文化價值是什麼?政府的價值觀又在哪裡?難道只是鼓勵更多的遊客去消費?還是虛心學習,把原住民的文化當作台灣寶貝的資產,愛護它、發展它?
失去獵場的原住民勇士雕塑站在路旁,仰望著天空,他們還得失去和親人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態嗎?我們在茅草亭子裡討論了很久,討論得頭都痛起來…

【人籟論辨月刊第17期,2005年6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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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農委會透過培訓等方式,輔導全國農村婦女經營副業的計劃,如田園特色料理、民宿、手工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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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03 October 2006

城市新移民︰中國「農民工」

現代化與都市化,促使許多中國農村人口流入城市。
相應政策的闕如,使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夾縫中掙扎求存。
他們的處境攸關社會未來,更是政府與民間的共同責任。

城市化與流動人口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步入高潮,但對於城市化的理性認知,卻未能與建設速度同步,不少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在規劃發展時,僅僅注意到硬體建設,而忽視了人口及文化的轉變。城市化並不僅僅是城市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歸根究柢是「人」的發展,是「人」的城市化──意即城市人口的職業構成、生存狀況、城市文化特徵,以及城市精神等等。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農業大國來說,人的城市化——即從農民轉變為市民——過程是非常艱鉅和痛苦的。因為對個人和家庭來說,這不僅是職業的轉換、文化的轉換、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還要面臨來自制度排斥的壓力和文化的歧視。而對於國家來說,這種轉變不僅涉及規模龐大的數億人口,還涉及整個國家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國家發展重點的轉移、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政策的調整等等。
由於中國城市化來得太快,國家至今還沒做出「農民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同時建國以來,城鄉二元化體制對農村人口的制度性排斥和源自傳統的文化性歧視也未能得到糾正,因此在城市化進程的社會轉型時期中,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城市中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不流動的「流動人口」和既非農民、也不全是工人的「農民工」。

非農非工的「邊緣人」

二○○四年十一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宣布:中國城市中已有一‧四億流動人口。這意味著城市裡幾乎每五人中就有一人不是本市戶口。這些流動人口中,來自農村的人口占了絕大多數,他們被通稱為「農民工」,或簡稱「民工」。其實,這些流動人口中有相當多數是「不流動」的,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籍,哪怕他們已在城市生活、務工經商多年、甚至已在城市成家立業,卻仍然被視為「流動人口」。事實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早已不是農民,但也並不全是工人。他們中有企業工人、事業機構和公司職員、小業主和私營業主、做買賣的商人、自由職業者、流動打工者、從事家政、餐飲、美容理髮、修理、勞務、教育文化等各種服務行業的打工者,以及在各種機構公司裡的臨時工、保安…等。他們雖然有「農民」的戶籍,卻不從事農業生產,絕大多數也沒有農業勞動的技能和經驗,一旦回到農村,他們同樣面臨著「下崗再就業」的困境。雖然他們的職業、崗位不同、獲取報酬的途徑不同,但他們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基本「城市化」或「邊緣城市化」。僅僅是因為沒有城市戶籍,他們不能稱為「居民」,但也絕對不再是「農民」。

體制外的城市居民

由於缺乏「市民化」的制度安排,「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目前仍然處於國家社會管理體制的邊緣,億萬的「農民工」已經造成中國公民中的隔閡和分裂。一‧四億人口在城市裡生活和勞動,卻不被承認是「城市居民」;由於沒有城市戶籍,他們被排斥於體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之外,使得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他們很難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務,也未被納入城市管理體制內。從長遠角度來看,城市發展規劃中若沒有對人口城市化的安排,將預示他們今後的生存狀況很難隨著城市發展而得到改善。
缺乏對人口城市化的規劃,反映了「農民工」將面臨制度的排斥。按照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理論,社會排斥是指「個體有可能中斷全面參與社會的方式」。由於我國的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工因為離開農村而中斷原有(在農村時)的社會參與,而制度又沒有為他們進入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提供合法而正式的參與途徑,他們只能利用體制和政策的空缺尋找生存空間,因此他們的生存空間被學術界稱為「體制外社會」。雖然他們也在城市裡生活勞動,為城市發展提供不可替代的貢獻,卻在各方面受到制度的排斥。

政治參與的孤兒

在政治方面,他們沒有在居住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進入政府公務員序列的機會,因而在政治舞台上沒有代表他們利益的聲音。他們的訴求無法得到當地政府的回應,就連一些涉及他們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也無法參與。以目前頗受關注的「民工子女學校」為例,雖然溫家寶總理也做出「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的指示,但是現有的教育體制卻剝奪了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一些城市近年也推出「接納外來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學」的政策,但決策過程卻完全沒有當事人的參與,甚至沒有調查或聽取當事人的訴求。經常有招收流動人口子女的「非法學校」被停辦和強制拆除的事件發生,但是「非法學校」為什麼能夠存在?為什麼有這麼多學生?為什麼屢拆屢建?有關部門很少聽取當事人的訴求。農民工和子女渴望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呼聲,很難從政府得到積極的回應,更無從得知來自政府部門的資訊。很多家長都是在學校被關閉或拆除以後,才知道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上「非法學校」。因為缺乏政治參與機制和途徑的制度安排,類似這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往往也無法真正解決實際的問題。

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排斥

經濟方面的制度排斥,表現在農民工及其家庭不能全面參與城市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例如在就業市場上,農民工無法獲得與市民平等的就業機會,多數人只能從事一些高勞力低報酬的勞動、缺少職業培訓和保護的服務工作、自謀生路的自由職業等。他們的工作往往不穩定,收入也不穩定,一旦發生勞資糾紛,也難以獲得法律保護。受到經濟收入的制約,農民工也遭到消費市場排斥,他們中的多數人只能住在城郊結合部的簡易房,購買廉價商品,維持低水平的消費。在購房、購車、借貸等消費活動中,也會受到歧視。
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制度排斥,最典型的還是農民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城市不能保證農民工都能享有《憲法》賦予每個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以及《義務教育法》賦予其子女接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權利,使農民工及其子女失去今後發展的平等機會。另外,農民工也無法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或救助如「低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養老、扶貧、濟困等等,他們在城市裡遭遇的一切困難,只能靠自己解決。
至於文化方面的排斥,則表現在農民工沒有參與社會文化活動與社區生活的機制和途徑,與城市社區成員的聯繫很少,很難參與文化的交流、分享城市文明,進而無法向城市主流社會所認可且占主導地位的行為、生活發展方向靠攏。

縫中求存的法外之民

城市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使他們成為邊緣人,即使憑著自己的努力勞動在城市裡落腳、謀生,發展多年且具一定資產,只要未擁有(通過購買或獲得)城市戶口,他們就無法改變身分,也無法獲得和城市居民同樣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另外,由於農村戶籍的緣故,他們還得多承擔稅費,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兩處納稅(農業稅、工商稅),三處交費(村、市場、住地)」。儘管他們為國家繳了稅,為社會提供了服務,為城市創造了就業崗位…但這些貢獻有相當部分沒有進入國家的統計範疇,因此他們的經濟活動基本屬於「非正規經濟」。他們的聲音很微弱,他們的貢獻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的處境也很難被關注。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是弱勢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種社會管理缺失,給了他們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空間,使他們憑藉自己的社會資本,利用轉型時期的體制和政策空隙,在社會排斥下仍然開拓出自己的生存空間。然而,也正因這個生存空間是社會管理缺失的產物,國家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乃至社會控制在此也同樣缺失,目前城市發展中的社會問題,如製假售假、不法交易、違法建築、非法經營等等多發源於此。特別在進城的農村人口聚居地區,由於缺乏管理和監督,居住於此的居民行為遠離主流控制,造成賭博、吸販毒、嫖娼賣淫、非法同居、不法經營、不按規定及時辦理暫住證、「超生」(違法生育第二胎)、亂倒垃圾、違章搭建、偷盜等等現象比比皆是。
按規定,生活在這些社區的人們應該接受社區與派出所的雙重管理,如:暫住登記、治安、糾紛等由派出所管理;清潔衛生,計劃生育、房屋出租等則由社區行政(街道或村、組)管理。但事實上,社區管理只是針對擁有本地戶籍的房屋出租者,而對沒有本地戶籍的租住者沒有管轄職責,自然無法直接聯繫。長期以來,城市未把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納入管理範圍,因此無法對他們進行統計調查,導致對這些已在城市生活、近兩億公民的實際情況,幾乎沒有任何官方的統計資料。

何日能成為「新市民」?

儘管農民工進入城市只是為了謀生,然而國家的發展也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已經在城市生活的農村人口,事實上已經成為城市的新成員,按照國際慣例,他們是「城市移民」,城市的發展有必要把他們納入規劃。把人口城市化納入城市的發展規劃、由城市政府為新移民提供參與社會的途徑、從制度上消除對他們的排斥、保證他們能夠全面參與社會,進而保障他們的公民權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政府已開始著手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從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工資,到北京市取消限制外來人口的規定…諸多跡象顯示,農民工的問題已經開始列入政府的辦事日程。某些城市已經把定居城市的農民工稱為「新市民」(例如無錫的『新無錫人』),開始給予他們市民待遇。雖然這樣的城市還不多,但隨著政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我們相信,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將在近期內獲得突破性進展。城市裡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將逐步轉變成「新市民」,而「農民工」最終將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名詞。

【人籟論辨月刊第17期,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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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8 August 2006

Towards Social Harmony?...

The National Popular Assembly session that took place in March 2006 has illustrated a trend tha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pparent since a few months: China is entering a debate on its social model. Journalists and experts all agree on the fact that social discontent and movements have increased on a much larger scale than previously reported, not only in the countryside but also on the poorer parts of the cities (notably in Beijing). The main reasons for discontentare well identified:
- land expropriation
- extent of pollution due to dissemination of polluting industries, especially of water pollution, with health effects beyond control
- anxieties of poor people about costs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This increase in social problems, exemplified by consecutive grave occurrences of rivers’ accidental pollution, coincides with a much more active role of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general. This increased role has been prepared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in so far as it has relied in the last years on NGOs for the care of some portions of society (sick people in poorer parts of the country for instance). In the last year, membership in associations caring for women, orphans, AIDS patient 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s grown very markedly. Also, information is disseminated more rapidly and quickly than before.

After an initial stage of anxious ocntrol of the debate on these issues (September-October 2005),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risk to open up the discussion in order to show its concern for peasantry. The government also tries to reassert its grasp on civil society, especially through the revival of mass organizations (women or youth organizations) which allow it to reach out to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t is in danger to lose. This governmental concern also has gone with quicker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 debate on the 11th plan having taken place during the NPA session has been more open and lively than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in the last months. However, the tur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roves to be very hard to take place. Topics for discussion include:
- What does the shift towards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imply?
- Who is going to pay for the large investments to be done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as well a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the richer provinces really accept to pay for the poorer ones?
- Did economic reforms go to far? Many observers point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left” geared by a younger generation. Older people, still remembering the sufferings of the Maoist past, stick to a liberal, capitalist-like reform agenda.
- Can the shift towards a more “harmonious society” occur while the Party is still resisting political reform?

The debate is still going on...
See Renlai’s Observer article on China’s path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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