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民族主義

by Jinyuan on Tuesday, 03 October 2006 Comments
【何思慎 陳舜仁 作】

日本是不是「亞洲的英國」?日本新民族主義不肯正視歷史真相,是否讓軍國主義從戰敗的廢墟中再度甦醒?遭受日本二次大戰侵略荼毒的亞洲國家又該如何因應?本文以歷史觀點解析日本的外交現況。

戰後的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靠美國在安全上的支持與人民的勤奮,在短短幾十年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並以雄厚的經濟實力擠身G7,成為七大工業國中的唯一非白人國家。日本藉著其傲人的經濟力重新躍上國際舞台,並積極摸索著成為政治大國之道。此種發展趨勢,引發國際間關於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甦的爭議與討論,尤其是在二次大戰中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之中、韓等國。為何將屆一甲子的戰爭記憶,仍舊是許多亞洲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何中、韓等亞洲鄰國憂心日本強化其在國際間的政治、軍事角色?

戰後日本國際角色的轉變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由盟軍最高統帥部(GHQ)進行佔領,對其施以「去軍國主義」的改造,首要之務即制頒「和平憲法」,明白宣示日本將永遠放棄以戰爭及武力解決爭端,並將日本的安全置於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架構下,因而日本的外交政策皆以維繫「美日同盟」為依歸。由於美國對日本提供安全上的保障,使其能全心投入經濟發展,冷戰期間,自民黨政府即以「經濟安全保障」為最高施政指導原則。
但隨著國際情勢丕變,日本在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角色亦出現變化,美國期待日本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性角色。而日本主觀上也想突破戰後「和平憲法」在防衛上的限制,積極參與聯合國架構下的國際維和行動,在國際政治上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尋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地位,邁向所謂的「正常國家」。在美伊戰爭中相挺美國,即是日本積極邁向「正常國家」的具體行動。然而,對此卻有分析指出,小泉純一郎首相已揭開日本重歸右翼軍國主義的序幕,而其繼任者也必將承繼此路線。事實是否如此?

戰後美日同盟

從日本的地理位置來看,日本是個海島國家,沒有任何陸地接壤之鄰國,使其自絕於亞洲大陸之外。從歷史上來看,周圍海洋的天然屏障,也使日本幾乎未受到任何外患入侵,故有人認為日本的外交經驗不足,甚至所謂的「島國劣根性」也影響了日本的外交風格,導致缺乏自信,常受到外在因素的操弄與影響。不僅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因素,局限日本外交格局,戰後囿於「美日同盟」的外交現實亦為因素之一。
戰後,在「美日同盟」架構下,日本缺乏以獨立自主的態度參與國際事務,造成了日本外交意識的虛幻膨脹。換言之,日本常常不是以單獨的「日本」為身分從事外交,而是以「日本加上美國」的意識行事。由於戰後日本對於美國的絕對依附性,在美國考慮冷戰東西對立意識形態上,強化了日本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故戰後的「道德性重建日本」被忽略,取而代之的「工具性重建日本」則是以對抗冷戰中的敵人為目的。再者,日本民族性中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取向,使得日本缺乏自我覺醒的能力,所以日本與東亞鄰國間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迴避與混淆,美國實在難辭其咎。美國芝加哥大學諾瑪.菲爾德(Norma Field)曾針對日本在戰後對戰爭歷史缺乏反省提出解釋認為:「美國利益與重建的日本領導階層的新利益契合,加強戰敗反省的豁免。記憶日本曾在廣島、長崎原爆之前進行侵略戰爭,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

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歷史心結

自明治維新展開擴張政策後,日本皇軍橫掃整個東亞地區,從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台灣、菲律賓至中南半島,亦或受日本殖民統治,亦或遭到日本旋風式的襲擊,而日軍所到之處,非但燒殺擄掠,甚至進行人體生物試驗、強徵慰安婦上戰場等不人道的作為,帶給受害國家人民極大的痛苦,造成永遠無法抹平的傷痛。
但是,與戰後的德國相較,日本顯然幸運許多。正當戰後的德國遭受到國土被分割為東、西德,且面對鉅額戰爭賠償時,這些事情從未加諸在日本身上。日本本土雖遭盟軍轟炸,卻未發生「本土決戰」,日本國民的精神象徵與神道信仰中的「現人神」天皇並未受到戰犯審判或處罰,日本領土於戰後未遭盟國分割,戰爭中受傷害最深的中華民國放棄戰爭賠償,甚至在美國的冷戰全球戰略佈局中,位居戰略要衝之日本成為圍堵中、蘇共政權的美國重要盟邦,乃至於韓戰與越戰的特殊事態讓戰後的日本經濟有急速重建的機會。這一連串幸運的機會,看在那些戰時被戰火摧殘殆盡,在窮苦潦倒的環境中重建家園的東亞鄰國眼裡,心中不平之感油然而生。尤其,最讓這些國家忿恨難平的是,日本從未對其在二次大戰中的種種侵略行為,正式的表達謝罪之意。

對戰爭歷史責任反省:日、德兩國的對照

相信許多人求學時讀到日本侵華歷史時,一定對於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和課堂播放的日本侵華歷史紀錄片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整部中國近代史,幾乎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史。
因此,歷史問題即成為中國與日本關係發展上,難以消除的芥蒂。從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起「歷史教科書事件」發生以來,即常因某些日本政界人士的行為或發言,導致二次大戰的東亞受害國家同聲抗議譴責,例如,一九八五年發生日本中曾根首相正式參拜日本靖國神社;一九八六年發生第二次「歷史教科書」事件;文部大臣發言不當導致中國抗議;一九八八年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否定侵略戰爭談話;一九八九年竹下登首相指稱,「太平洋戰爭」是否為侵略戰爭,有待後世歷史評斷等。為何類似事件不斷發生,追根究底與日本政府對於這段歷史的態度,以及在近代史教育上的偏差有關。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在歷史教育中,極力淡化二次大戰史實的學習,日本高中近代史教科書整體而言內容貧弱,其篇幅平均三十五頁,僅達法國的二十分之一、德國的十分之一而已,甚至還不時發生篡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因此,二次大戰的受害國認為,一般日本民眾對於歷史的瞭解程度是不夠周全且不深入的。同時,日本民眾在處理中、日、韓間所發生歷史認識問題的摩擦時,對受害國民眾的憤怒情緒為何而起也無法完全理解,甚至感到不以為然。
反之,德國在戰後不僅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承擔責任,誠懇向受害國和受害者道歉,甚至先後兩位總統,對猶太受難者墓碑下跪賠罪。其次,在歷史教育上,忠實地向年輕世代講述戰爭歷史,並勇於承認納粹黨在大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培養下一代正確的歷史觀。除了官方的戰爭賠償外,更向各大企業財團集資設立民間基金對受害者提供賠償。透過不斷的教育的方式告誡她的人民,絕不可再犯下相同的歷史錯誤,因為忽略歷史真相與對於歷史責任的反省,將導致國家再次步上滅亡之路。德國對於兩次大戰真誠反省的態度,甚至超過歐洲鄰國的要求,也因此贏得彼等的信任與和解,迅速的回歸並被接納為歐洲的一員。其實,德國對於戰爭歷史的態度,並未對德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任何不利的影響,反而,由於與鄰國間歷史性的和解,讓她與過去的「世仇」法國密切合作,催生歐盟,也因而大幅提高德國的國際地位與聲望。
歷史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記憶,而國家與民族的存在是依據這些資料來辨識自己的身分,所以不管發生過多大的苦難、罪行或屈辱,皆不容篡改,否則即如同否定自身的存在。因此,在教科書上企圖掩飾其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罪行,意味者把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存在的記錄抹去,這是一種傷害本質的反人道行為。如果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能像德國般的誠實與虛心,或許日本與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東亞國家間,也能如德國與歐洲鄰國般地實現歷史的和解。在致力於區域安全保障合作的過程中推動歷史的和解,透過這兩者良性循環,加強區域各國間的信賴關係,始能真正解除亞洲國家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疑慮。

橫在邁向政治大國路上的巨石

二○○○年十月,阿米塔吉(Richard Lee Armitage)在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提出所謂的「阿米塔吉報告」(Armitage Report),闡述後來美國小布希政府的對日外交政策。報告指出,美國期待日本自過去的「專守防衛」走上「集體防衛」,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務上協助美國,建立如美英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的美、日關係。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中,美國更是明白要求日本積極參與,借用阿米塔吉的形容,即日本將不再只是出錢買票進場的觀眾,而是下場比賽的選手。因應美國的期待,日本首相小泉排除朝野的反對意見,在二○○三年十二月九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上,依據《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通過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概要的基本計畫。二○○四年二月三日,日本自衛隊本隊繼先遺隊之後,啟程赴伊拉克,實現日本自衛隊首度在仍屬戰鬥地區執行任務。
雖然日本派兵伊拉克,顯示日本戰後以來所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鬆動,並往「集體防衛」的方向挪移,但基本上這項改變仍是在「美日同盟」的安全架構下進行。從美國要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初,日本即扮演積極支持的角色。除了派兵之外,小泉內閣還決定二○○四年度向伊拉克提供十五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在二○○五至二○○七年再提供三十五億美元的貸款。迄今世界上表示要向伊提供經濟援助的國家與國際組織僅有美國、日本、歐盟、英國、韓國、西班牙和世界銀行等。其中,日本許諾將要提供的援助金額僅次於美國,是英國的5.35倍,是歐盟十五國的21.15倍。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第二大對伊援助國。此表示日本有意扮演「亞洲之英國」的角色,在安全與外交政策上,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堅實盟友。
對於日本調整防衛政策的步伐,美國學者尤金·馬修斯(Eugene A. Matthews)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三年十一~十二月號發表題為「日本的新民族主義」(Japan’s New Nationalism)之文章,提醒我們注意,「民族主義在日本將極可能繼續強化。日本憲法第九條亦將被束之高閣,日本將藉美伊戰爭和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佔領來規避對其自衛隊的限制」。而亦有人相信日本正利用參與國際反恐戰爭,著手進行新一波的再武裝。
雖然冷戰後日本逐漸興起的新民族主義,在國內外現實環境的制約下,不至於發展成「軍國主義」,我們應審慎並務實地回應日本在美日同盟關係下,在區域乃至於全球的安全事務上扮演更具建設性的軍事角色。但倘若日本對歷史是健忘的,未能反省,則貿然地讓其擁有獨立、強大的武力,對日本、東亞甚至全球而言,仍是具危險性的。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確立「脫亞入歐」、「開疆拓土,布國威於四方」的發展方向,最後並形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此種思想類似納粹德國「生存圈」(lebensraum),其理論是以法西斯主義為原理,不滿當時英、美、法各國所支配的世界,主張再瓜分全球。日本應當學習戰後德國對納粹黨人及政權引為差恥而深惡痛絕的態度。德國人主動揭發所有納粹暴行的紀錄、工具,並公開展示。在展示場中,德國人並以大型標語提醒世人:「當人們忘記這種罪惡行為的時候,這種罪行就可能再度出現」。
因此,當日本積極思索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之際,如何取得東亞鄰國的信任,避免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日本應該作出以下努力:
--重新省思對於「大東亞戰爭」之態度,並誠心與東亞鄰國化解歷史認識上的歧異。
--積極與亞洲各國溝通,以其經濟實力為後盾,協助亞洲其他國家發展,盡其身為亞洲一員之義務,莫以「經濟殖民」的方式與亞洲鄰國往來,以建立互信機制。
--以共同價值體系為為基礎,促進彼此間的文化理解,形成亞洲一體感。東亞擁有儒家文化、漢字文化、佛教文化等東方文明所共有的價值觀和文化符碼,藉此形塑亞洲人的共同身份認同,形成亞洲一體感。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台灣大學日文系兼任副教授。

陳舜仁 中華歐亞基金會資訊部副主任,輔仁大學兼任講師。

【人籟論辨月刊第5期,2004年5月】

相關連結
輔仁大學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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