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你同航,因為我曾經迷航

by A PLEINES on Wednesday, 23 May 2007 Comments
庫海洋,王麗的先生,在上海市長寧區殘聯工作。他說他會幫助殘疾人,因為自身是殘疾人,更因為自己有過一段艱辛的求職歲月。

王麗與我

我和王麗是在1990年全國殘疾人田徑游泳邀請賽上認識的,運動會當年在昆明舉行。下飛機以後,大家就一起把東西放好,在雲南昆明高原的草地上暖身、適應氣候。當時我和隊友正在練習,無意之中我感覺到對面有一個小女孩,看上去文文靜靜的,穿著緊身褲正在活動。
我過去和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四川人。我覺得她很隨和,給我的印象很好。我們的宿舍是雲南省政府招待所,湊巧王麗就住在我的對門。我們互留了通訊地址,那是五月時的事,那時我二十九歲。
回去後我想了很多,十五年前大家通訊並不用電腦,於是我試探性地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中談了許多有關上海市殘聯的客氣話,後面才寫我對王麗的印象以及真心話,同時邀請王麗來上海裝義肢,因為上海義肢的質量在全國來說算是首屈一指的。除了這些,我還寄了兩包上海城隍廟特產的五香豆。
後來我等到了她的回信。信中有很多客氣話,還有四張照片,其中有一張是1988年她在傷殘奧運會上拍的四張休閒照。之前也有人介紹健全的女孩子給我,可是我總覺得不喜歡,不然就是不怎麼認真。我很高興收到王麗的回信,因為我感覺王麗沒有拒絕我。
後來我們兩個人書信往來了快一年。我母親去世之後,我就向她表白心意,看她是不是能和她父母談一談我們的婚事。很可惜我母親無緣見到王麗,不過我和母親談過王麗的事。

體驗生活兩人一起來

王麗失去了整隻右手。我自己八歲的時候玩鞭炮,兩隻手臂都只剩上臂的上半截。我的母親知道我們倆的手都有殘疾的問題,擔心會不會沒有辦法一起生活。不過,那時我說我們可以靠毅力過日子,甚至過得比正常人好。我父親整個參與了我與王麗的婚禮。
結婚後我發現生活的確有很多不方便。真正問題出現了,需要兩個人一起克服。一開始就連切一塊肉都要切老半天,因為肉比較滑,動來動去不好切。有時候我的手扶著她,她用一隻手切,有時候她的手穩著我的手切,兩個人要一起合作才能完成。
我很不會做家務,洗碗多少會一點,但結婚前都是家人幫我準備吃的,自己沒有燒過菜。結婚後,連燒菜的順序都要問鄰居,後來才知道油差不多開了再放菜,鹽要等菜快熟了才放,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一點一點累積生活的經驗。

服務因殘疾而無業的人

我一直在上海市長寧區殘聯工作,這是一個半官半民的單位。區殘聯服務的對象是因殘疾而無業的人,分有盲人、聾啞人、肢體殘疾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弱智者五類,當然綜合殘疾的也包括在內。
常有許多殘疾人對我陳情,但因為正常管道全都試遍了,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有些人對我說他們要自己來,這時我就知道他們要做什麼了。社會上有許多需要作為的事沒人管,就會出現非組織的手段。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我能幫的忙我都幫了,他們只好集結殘疾車群起抗爭。有時候幾十輛車子,有時候甚至五百輛車子抗爭,事情才得到解決。

動遷的故事

就拿五六年前的動遷來說,「動遷」就是政府要改造舊房,把居民從市中心安置到新的居住環境,那次就出現過殘疾人抗爭事件。很多健全人活得都很困難,更何況是殘疾人。動遷對殘疾人來說是一件大事,有的殘疾人被迫搬到外環線那麼遠的地方去(現在那裡發展得不錯,當時還是郊區,生活很不方便),而政府最初同意給的是二十七萬的房子。
如果住到外環線去,殘疾朋友必須開殘疾車跑很遠的路才能上下班,而且新的住處相關的配套措施如看病、買菜都做得不夠完善,住在那裡一定會帶給殘疾人很多困擾。有一戶殘疾人家,一家四口,先生雙下肢嚴重殘疾,妻子患有紅斑性狼瘡:他們本來以為不能生孩子,領養了一個女孩,後來知道可以生育,於是生了一個男孩。這麼貧寒的家庭搬到那麼遠的地方實在不知道怎麼生活。我從人道這方面動之以情,對負責動遷令的王總說是不是能夠對特殊疾病的人再照顧一點,結果吃了閉門羹,我想我已經無計可施。
星期一要強遷,星期五殘疾抗爭車就集結起來圍堵市政府。後來市政府法制辦、民政部門、區殘聯大家談了一個星期,終於談出了結果,把遷移的房價定在三十八萬等級的房子,這樣殘疾人終於能夠得到較好的照料。

殘疾人幫助殘疾人

有一位殘疾人因脈管炎引起全身淋巴循環障礙,兩隻腿粗得像象腿,需要人攙扶才能起身,皮膚壞死已經擴張到下腹部。他本來在家門口搭了一個違章建築,做起珍珠奶茶亭的生意,後來因為地鐵要施工,他的茶亭被迫收起來。我們必須為他同時考量生活費以及醫療費的問題。目前生活費我們已經幫他解決,至於看病目前有些醫院不願意收他,等過一陣子我們再繼續幫他找醫院。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幫助殘疾人,我想我會幫助殘疾人,因為自身是殘疾人,因為自己在社會上受過挫折。高中畢業後我很想升學,所以我跑去做體檢。醫生問我為什麼要體檢,他說身體有殘疾不能考大學,做了體檢也沒用。同樣讀書畢業,卻不能和其他人一樣升學,工作也找不著,只能待在家裡。有一陣子,我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求職考驗工作能力

後來我開始在港務局船舶修理廠工作,那時我的負荷比一般的搬運工還重,一天的工作時數大概都超過八小時。我管油漆倉庫,油漆料一來往往就幾百桶,我必須用兩隻膀子提起油漆桶,沒稀釋過的厚白漆一桶是五十公斤。有時要搬六尺長的鋼材,從船上推下來再推到倉庫貨架上。搬氧氣桶時要先抱著,慢慢拖下來,再扛在肩膀上,稍不留神就會整個滾落黃浦江。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寫了一封信給長寧區民政局長。正局長和兩個副局長答應與我見一次面。他們看到我,第一句話就問信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我寫的。他們當場要求我寫一篇文章,題目是「職業道德」,我用兩隻膀子夾住沾水鋼筆,認真而快速地寫給他們看。
後來他們又問我,如果報紙掉到地板上我要怎麼辦。我想他們要考驗我的工作能力,我就把辦公桌上的大頭針整盒扔到地上,然後我對他們說我可以把這些大頭針全部撿起來。我用兩隻膀子很快地把大頭針一把一把地撿起來,剩下的一根一根地夾起來放回桌上。
我又把墨水瓶的蓋子打開,然後再把墨水瓶的蓋子轉回去。那時電話是轉盤式的,並不是按鍵式的,我撥了一通電話,我記得我撥的電話號碼是上海氣象預報台228779,結果都正確無誤。我想是老天幫忙,他們要求我做的,我都順利完成了。

額頭碰到天花板

面試完畢,我下樓的時候,我聽到年輕的副局長說:「喔,這個人不容易。很多人當了兵回來以後就在機關裡面混日子,寫也不會寫,做也不會做。這個人很刻苦,很不容易。」後來,過了快兩個星期,他們給我消息說要用我,我覺得很感動。
從小到大我都知道這個社會很講關係,我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有一句俗語說:「額頭碰到天花板」,意思就是命裡遇到好運,我想是我遇到好的機運。如果沒有這個機會,我大概永遠無法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能力。以前那個單位船舶修理廠已經關閉,我如果當時繼續在那裡工作的話,現在也是待在家裡。
有一次我值班的時候遇到老局長,他買了兩瓶啤酒,我們坐下來喝,就聊了起來。我問他說有人謠傳說我是他的親戚才能在這裡工作,他說反正你清楚,我也清楚,他們要說就他們去說吧。
於是,1986年元月,我進了民政局,今年是第21年了。

體會人間冷暖

殘疾人的確有身體上的殘缺,但是殘疾人也很好強,他們其實不需要人憐憫。若用憐憫的眼光看他們或是把他們當乞丐,他們反而會受到傷害。
很久以前待業在家的時候,我找過某位科長,我的父母還透過關係請人求他幫我安插一個工作,他的職責就是安排殘疾人工作。我那時想就算看大門我也可以做,不過這位科長回答說如果我看守工廠的話,強盜來了我一定無法應付。他說福利工廠需要人繡花,可是我沒有手指頭我怎麼繡花呢?後來,我才輾轉得知人間的冷暖一點都無法打動這位科長。
現在有殘疾人的福利工廠,健全人就會反駁說是我們健全人養活你們殘疾人。很多殘疾人也很無辜,他們並不想變成這個樣子。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了解,不要充滿歧視和偏見。

做一個勇敢的水手

退休以後,我還是希望為殘疾人服務。我很喜歡台灣歌手鄭智化,他唱過一首「水手歌」,我很喜歡一段歌詞:「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擦乾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淚。」在生活的海洋中,我希望像他一樣做一個勇敢的水手。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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