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妳的「性」名是弱者?

by on Friday, 25 February 2011 Comments

2010年8月,台灣發生數起「法官輕判性侵女童者」的事件,引發社會一連串針對司法改革與兒童人權議題的抗議聲浪。然而若要真正暸解問題所在,或許應先仔細驗檢驗這些聲音背後隱含的道德觀。

學不會逼視惡的存在,惡就不可能被馴服。或許,惡就是藏植於人的腦海中,沒被發現、未遭根除,才如此難以使它離開。

所謂「恐龍法官輕判性侵女童色狼」的新聞,正是這樣一張讓邪惡無所遁形的鏡子,不僅照出司法與犯罪的醜態,更反射出人心黑暗骯髒、不被注意的角落,突顯許多深層的問題。


一場歇斯底里的社會運動

該事件引爆輿論譁然,掀起台灣社會一股難平的憤恨情緒,實體與網路撻伐的聲浪節節升高,包括以「臉書」連署該法官下台、要求司法改革、或號召數千人至總統府前靜坐抗議的「白玫瑰運動」等。一時之間,沉痾已久、向來缺乏廣泛討論與有效預防對策的兒童性侵問題,彷彿成了「片刻都不能忍受」、「馬上就必須被消滅」的全民「公」敵。

為了「表達」對司法的強烈不滿,網路言論塞爆、充斥許多不堪入目/耳的髒話。最常見的是辱罵審判的女法官「X」、「不然妳去給人XX看」、或「妳的女兒如果也給人X,妳會這樣判嗎?」發起網路連署的標題,更是毫不忌諱地用了「X」字,連發起人的網路虛擬名稱,也故意使用容易令人聯想到男性性器官的水果名詞。而在靜坐現場,許多人(多數是女性,其中幾位宣稱童年曾經受害)忘情哭泣,錯過上床睡覺時間的無辜小孩,夜裡被爸媽拖著在街頭吹風打瞌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至於在媒體鏡頭前大鳴大放的,則是經常喜歡以「爆乳正妹」、「AV女優」等「美照」揪眾的網路宅男;一個自稱「香蕉」及「人父」的男人,以及一名事後被質疑向民眾募捐的女子……在這場集體的歇斯底里中,被害族群——也就是孩童——徹底的缺席,徹底的無聲無言,更是徹底的從主體變成了客體。

社會運動由於揪結了群眾,某種程度必然反映出該社會的成見,且有最大公約數的偏向,無可苛責。但如果對抗的事物反在運動過程中被負面增強,而倡言要療癒、恢復的對象卻被傷害得更深,那麼運動本身就有被檢討與修正的必要——這次的熱潮正是如此。


vulnerable_girl03不許冒犯兒童,卻准蘿莉當道?

首先面臨的挑戰是「兒童」二字的定義。事實上所謂兒童的年齡層,比這次義憤填膺的群眾所想像的要更為寬廣。根據幾乎全球各國都已加入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定義,「兒童」是指所有未滿十八歲的人。問題來了:在我們的社會,到底有多少越界、刻意忽略此一年齡線的思想與行為,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驚人的答案是:不勝枚舉。換言之,人們過去認為並不冒犯兒童的「小事」,很多早已一點一滴地侵蝕了成人與兒童間的界限。

比方曾經寫出戀童、亂倫禁忌作品《蘿莉塔》(Lolita)的俄國小說家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迄今仍是國際文學界公開推崇的「大師」,唯西方文學理論馬首是瞻的台灣文壇當然也不例外,對這樣的「人性」作品並無嚴厲批評。另外也有不少本土作家祭出如《寂寞的十七歲》、《窗外》、《虛擬的十七歲》等描述未成年人性心理與生活的作品。

不獨文學領域,普羅文化的推波助瀾更是不遑多讓。像是近年來動漫與電玩圈標榜的東洋「蘿莉風」,也瀰漫至服飾造型、日常用品、閒聊話題及美食餐廳,捲起「蘿莉控」、「美少女」、「公主」的時尚流行,甚至還以此為主軸來設計電腦遊戲虛擬角色。而談話性電視節目、平面或電子媒體,則全部淪陷在相關的描述詞彙內無法自拔:從「嫩」、「幼齒」、「娃娃音」到「童顏巨乳」、「正妹」、「辣妹」等,幾乎成了人人津津樂道、琅琅上口的超夯用語;見怪不怪,不講才是老派。

此外,一批批強調年紀小、賣弄年輕吸引力的偶像團體接續出籠,風靡全台與亞洲,包括日本的早安少女、韓國的少女時代、WONDER GIRLS、台灣的黑澀會美眉等,出道時間可以提前到十一歲至十五歲以下。如此極為詭異、價值錯亂的氛圍,卻可以與性侵兒童的討論完全切割開來。這些主張雖然免疫免責,邏輯上其實已出現嚴重的矛盾。


沒有性自主,只有性歧視

難道未滿十八歲的人,不能決定自己要走「蘿莉風」的裝扮嗎?未滿十八歲的人,不能喜歡另一個未滿十八歲的「蘿莉」嗎?當然不是!重點在於成年人應如何對待他/她們。好比一群小孩在玩家家酒,大人必須清楚,即使是受邀,事實上在遊戲裡並沒有適合大人的角色和位置。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種種不恰當的越界,而且沒有被釐清或立刻提出。

其次,兒童的性自主也是一項被社會各界主動避開、諱莫如深的爭議話題。未滿十八歲的人是否擁有性的自主權?相信稍有理智的人都會承認,探索身體與性的關聯,以及表現性感或感覺性的吸引力,絕非成年人的專利。如果文明世界的「性」活動和「性」概念啟蒙應具有社會化的特質,那麼就不可以、也不可能阻絕未成年人學習與熟悉「性」的過程;這也是性教育被列入教育重點內容的原因。

然而近日有關性侵兒童案的社會行動,卻見不到上述脈絡的自我反省,反而一再出現嚴重的歧視女性字眼,不但無益於解決問題,也在無形中更助紂為虐了「女性是可以被侵害的客體」這樣傳統的性暴力概念。人們把複雜糾結的犯罪型態過於簡單的化約為:主要保護者等於男性/已婚有女兒的男性,主要受害者等於幼年女童的概念,但這根本是不正確的謊言,因為許多性侵兒童案的加害人,正是家庭組織中肩負「保護義務」的男性。另外,依據全球與台灣犯罪的實證調查,性侵兒童案件的受害人中,男孩的比例並不比女孩來得低,但男性受害人卻在這種運動論述下,成了看不見的黑數;而大部分犯罪學、精神醫學、心理學與實際案件的研究更顯示,男性受害者後來成為加害人的比例甚高。因此忽視他們的受害,很可能會讓性侵兒童案成為不斷輪迴、無法終止的可怕夢魘。


vulnerable_girl01要保護不要弱化,需尊重而非污衊

在這樣不知究竟是麻醉、催眠或是安慰了哪些保守價值觀的群眾討論下,女性也被去權利/力化,被刻意削弱成「擔心受怕的母親」、「無力解決自己童年受害經驗」或「無法援救自己女兒」的荒謬軟弱形象。至於被排除在外的女人——包括女法官(不只是本案的女法官),以及認為性侵犯需要治療的醫療或教育專業女性,則因為對刑罰與犯罪預防的認知與思考不同,竟成為性別暴力語言的受害者,落入「只有讓她們或她們的女兒被強暴,才能夠讓她們遵從我們」的惡意攻訐中。

最倒楣的,莫過於未婚、不婚與未生育的女性,因為這些人居然被歸為「沒有結婚生小孩,不懂得被強暴的痛苦,也不懂得害怕女兒被強暴」的一群!如果冷靜的仔細檢驗,就不難看出如此深化性別暴力、廣受「認同」的言論文字以及網路語彙,說穿了根本是讓女性在本已大有可議的年齡、婚姻狀況劃分基礎下,再被更粗鄙的區分為「被強暴過」、「可以被強暴」、「有父兄丈夫,所以絕對不可以被強暴」三種。這些分類使得所有的性——即使是婚姻裡的性——都被認為具有和「強暴」一樣標籤化女性的功能。試問這樣將「性」與「強暴」綁樁的語言文字,對於突顯強制性交、性侵害的罪質與惡性,真的會有任何幫助嗎?

迫於輿論壓力,最高法院最後決議做出「七歲以下之人,無行為能力,亦無意思能力」的結論,認為這樣才可以使用較重的刑度懲罰性侵幼童的惡狼。但是,就如同弱化與污蔑女性對兒童性侵犯罪率的下降無濟於事一樣,想要保護幼童,卻朝剝奪幼童自主權利和自主意思的方向去解釋,也會讓社會通念朝向更偏差的方向發展。以上述的決議來說,社會群體要如何從其中學習「尊重兒童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以及「兒童的意思與行為需要被認真對待」呢?很難。


實踐婦幼的人權正義

法律只是一種實現正義的神話,真正與最後的正義,其實存於人們內心。長期擔任勸善義工的藝人應曉薇,曾經描述性侵女童致死、已被執行槍決的罪犯曹阿明:「他認為女人對他不好……或許是有一種報復的心態……所以專挑他欺負得起的來欺負……」顯見仇視女性、認為兒童無權力的成見,助長也催化了惡念邪行。為了消弭這樣的悲劇,人們應該要瞭解:歧視與弱化兒童、女性的文字語言和思考模式,絕不能當做短期的運動策略;以此為本的訴求,也必然導致失敗,無法實現目的與初衷。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明白指出:「簽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免於因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族成員之地位、行為、主張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各種差別待遇或處罰。」我們當然同意兒童因為年齡、體能以及社會資源的因素,必須受到特別的保護;但保護的前提是不能設下有違兒童人性尊嚴、自主性與主體性的差別待遇,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否認兒童的行為與意思能力,很顯然就是侵犯了兒童的人格界線,是不恰當的法律解釋,即使「孚眾望」也不能這樣做,必須從執法與審判的實務去著手,而不是全面否定兒童的應有權利。

台灣的教育習慣總是言教大於身教,在兒童性侵案的討論裡,更是看到絲毫不願自我反省的言教有如猛虎出柙。在距今二十年前台灣性別運動「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論辯中,不少保守人士訕笑女性主義者「沒有性騷擾,哪有性高潮?」沒想到悠悠數十年過去,台灣社會關於性別以及性暴力的思維不僅沒有進步,還出現大幅倒退的跡象。提醒關心兒童權益者,建立兒童的尊嚴意識、實現兒童真正的自主權才是當務之急,請不要用錯力氣打錯方向,以保護之名,行剝奪或削弱兒童人權之實。若想為預防兒童性侵害盡一份心力,恐怕要謹慎節制言行,才可能消除各種歧視,達到理想的公平境界,也才可能產生提升社會安全的效果。


繪圖|笨篤


丁文玲

從事新聞工作近廿年,曾任職於全景廣播電台、自立報系、中國時報開卷周報等媒體,目前除在華人地區平面及電子傳媒發表評論與撰寫專欄,也經常於中時電子報部落格或臉書等網路平台與閱聽大眾互動,現擔任法律顧問工作。



本文亦見於2011年3月號《人籟論辨月刊》---變奏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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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玲從事新聞工作近廿年,曾任職於全景廣播電台、寶島新聲電台、自立報系、自由時報、中國時報開卷周報、中國時報文化版…等媒體,亦曾擔任版權公司版權顧問。目前除在中國大陸、星馬與台灣各華人地區平面及電子傳媒發表評論與撰寫專欄,並經常性於中時電子報部落格或臉書等網路平台與閱聽大眾互動,現擔任法律顧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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